今年以来，台湾和香港地区先后出现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非法占领活动，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和损失。发生在台湾地区的非法占领活动被称为“太阳花学运”或者“318学运”，指2014年3月18日后以台湾在校大学生为主体的群体发起占领台湾 “立法院”所引起的社会事件。“太阳花学运”核心组织者有：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简称“黑岛青”)的成员，包括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研究生林飞帆，台湾清华大学社会研究所研究生陈为廷、魏扬、台湾世新大学社发所研究生陈廷豪等人;外围的支持群众则由“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公民1985行动联盟”与各个社会运动团体进行组织。受此影响，充分展现大陆方面极大诚意的各项两岸协商于2014年6月9日全面暂停。
发生于香港地区的非法占领活动被称“占中”或者“占领中环”，是由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及基督教牧师朱耀明于2014年9月28日起在香港发动的一场名为“争取真普选”的活动。当前，香港的这场非法活动还在进行中，如何收场成为当前讨论和关注的焦点。
可以肯定的是，港台地区的这两次乱象绝对会“消停”。但是可能会留下“后患”。以“占中”为例：“占中”的主体是小年青，其中的组织者已经获取聊巨大的社会资源和政治成本，日后他们将是绝对的“反对派”，到时他们可能就是“人物”了，说孙逸仙在他们其中也绝非危言耸听。如何和他们交流应该认真研究，让他们理解我们的价值观接受我们的发展模式，显得异常重要。
在港台地区的这两次乱象中，90后青年学生是主体参与者，而其核心组织人员多具有社会学背景，这就必须引发我们关注和思考，比如： “太阳花运动”的陈为廷生于1990年12月11日，目前是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社会所硕士班学生;“占中”的黄之锋，生于1996年10月13日，现在就读于香港公开大学社会科学荣誉学士班(政治及公共行政)。对于他们这批人，通过组织和运作与政府对抗的活动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可能在今后一段较长的时间里面会长期存在。如此，我们该如何与他们打交道使之理解我们的价值观，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第一问题。表面看来，这些活动所主张的观点主要针对地方政府，而背后的更多的反中国政府、反中国共产党，而指向性非常明确而清晰，根本原因是这些90后青年学生多是在西方民主思潮和八九民运记忆的熏陶中长大，对于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并无太多好感和认同感。那么，我们该如何向他们施加影响使之接受我们的发展模式，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第二问题。
对这两问题思考和回答的关键是，这些组织、参与活动的青年学生们到底要什么?整体上讲，对比他们父辈他们并不太在乎过去，而是关心自己的未来，是否可以享受与发达西方国家同样的民主，即便此种诉求并不现实。这种情况的出现，有三个方面的原因：表面看是西方民主思潮泛化导致港台地区青年学生世界观收到干扰式的影响，进而催动资产阶级民主与港台地区之间不匹配的破坏式出现(这里“不匹配”最明显的特征就一种关键的社会共识的缺失，即分歧出现后社会阶层不会出现撕裂同时能够采用协议或者妥协的办法解决分歧);深层原因是我们的话语权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导致我们的观点我们的意见不能及时的表达出来，我们在港台的地区青年学生心中的形象是西方国家根据自己需要拼接出来，而非他们认真研究或者思考后得到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战略需要通过各种手段搞乱中国，在大陆内部得不到成功的情况下将必然注意转移到港台地区，但经济形式出现恶化或者经济增长速率下降的时候这种“操作”就显得更加有必要了，埃及就是这样例子。
今天这样这种情况就好比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在我们身上施加的一个魔咒，慢慢等带其变大，然后在有需要的时候挑破释放出各种小鬼。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破解这一魔咒呢?魔咒的存在以及作乱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寒”就是这一道理。而我们也能简单粗暴的以为只要与他们交流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要知道的是，沟通交流是治疗天下一些误解的良药，但是如何用才能把其药效发挥到恰到好处，如同“春风化雨”，就显得比较重要了。这里有三条用药技巧，仅供参考：
认真研究港台地区的法律法规，谨慎在港台地区的媒体中发声，说明我们的情况、宣传我们的理念。
自“冷战”以来，西方国家将传统的偏激宗教思想转化为强烈的意识形态，并以此为基础看待世界，坚信西方民主是唯一的民主形式，将全球各国政权划分为“民主政府”或者“独裁政府”。这一观点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深入西方政治人物骨髓里面。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子，她就曾称赞蒙古国是亚洲民主典范。这一论断估计连菲律宾马尼拉的贫民都不认可。张维为教授认为世界各种政权的划分应该是以“良政”或者“劣政”为标准进行划分，而“民主”或“非民主”只是实现世间良政的一种手段，以民主形式达到“劣政”的国家在今天俯首皆是，比如：海地、利比亚、阿富汗、伊拉克、埃及等。理论上讲，张维为教授的这一观点是直接受到邓小平理论影响而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但同时对今天世界各国更好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全球政治格局更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胡锡进的“复杂中国论”、胡鞍钢的“集体总统制”等等，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一方面是总结中国“良政”背后关键因素的结果，有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自己，让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做到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另一方面是向外界解释我们发展模式不可辩驳的观点，有利于我们更好的说明情况，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公正客观理性的看待中国的发展以及其中的现实问题。将这些优秀的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成果传播到港台地区，就好比在黑幕中投射一丝光亮，可能是微弱的，但是绝对能够做到“触目惊心”，能够让港台地区同胞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大陆地区取得成果的背后因素，这就好比为港台地区同胞划出思考方向或者提供辩论论据，保证逐步瓦解西方媒体包装出来的那个负面的形象。
在港台地区投资成立公司，聘用港台地区的年轻毕业生，使他们成为我们建设事业的成员。
归根结蒂，港台地区乱象背后指向大陆的根本原因是交流的缺乏，在有效双向交流缺乏之下导致双方认识的误差：我们充分了解港台地区的需求并表现极大的诚意，而在外界的挑拨、历史原因等因素作用下港台地区“习惯性”地抗拒我们的诚意。说到“交流”，有一个现象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港台地区有些人总是打着交流的旗号以获取政治资本，谋求在大陆地区走一圈之后在回到家乡坐地起价再仍然我行我素，比如：那位曾经在天安门前留影纪念的陈水扁。这类人的危害在于，他们一方面挤占了大陆与港台地区交流所需的紧俏资源，让真正有需要的港台地区同胞得不到与大陆交流的机会;另一方面又提供了负面示范效应，让世人以为我们与港台地区的交流是没有效果的。
有鉴于此，与此次参加港台地区参加非法活动的青年人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这一代年轻人交流，应该切记“长期性”和“有效性”。不可否认，在暑假或者其他假期里面，将港台地区的青年学生邀请到大陆参加活动，可以取到一定效果，但毕竟时间有效、主题受限、无关利益，因此总体上讲可以取到的战略效果有限。那该如何应对?可以预计的是，全球经济形式还处于缓慢恢复阶段，各经济体总体上仍然处于艰难时期。自然地，港台地区也不例外。2到3年之后，此次参加非法活动的港台青年学生面临就业的现实问题。
不管这些人是否承认，吃饭问题是摆在民主之前的!这就是化解他们对我们发展模式、价值观误解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应该用好此机遇期，鼓励大陆地区企业到港台地区投资成立分公司或者研发中心，或者鼓励大陆企业到港台地区高校招聘毕业生，将港台地区人才纳入到我们事业中，此举的优势在于：既充分利用了港台地区的人才优势，又将我们的诚意直接送达的普通民众手中，而非假借他人之手;既在港台地区展现了影响力，又建立了与港台地区交流最直接的交流渠道。将这些年青人的利益与我们的事业紧密的连接起来，他们自然会让主动了解和认识我们的工作方式、思维模式，而这些都是我们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的具体表现;在工作过程中，这些受聘于大陆企业的港台青年自然会有较多机会到大陆地区出差，他们的周边的同事自然会有较多的来自大陆地区的才俊，这些都为他们切身体会我们的价值观、发展模式提供无比有效的交流沟通机会。如此，纵有太多的误解、偏见都会慢慢的化解。大家可以统计下富士康“台干”中有多少人支持“台独”，即可知此条“用药技巧”的价值所在。
聘用港台地区高级人才成立研究机构/智库，专门研究中国国情，通过他们向外界说明中国现实。
对比之下，“用药技巧一”好比是把我们的观点送到港台地区，有点“思想启蒙”的意思，其核心作用是在港台地区对我们的偏见/误解当中开一道口子，让公平客观的声音能够存留和传播;“用药技巧二”好比与港台地区未来的绝大数群体提前建立联系，有点“抢占先机”的意味，其核心作用是把更多的港台地区同胞纳入到我们的事业中形成统一利益共同体，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以及伟大的中国梦。那么，“用药技巧三”的作用使什么呢?“用药技巧三”的作用在于让港台地区的才俊用港台地区的语言向当地人民群众解释我们的价值观、发展模式，这样的内容更容易为人所接受、更容易影响港台同胞、更容易发挥实际效果。如果说“用药技巧二”是对普通大众直接施加影响，那么“用药技巧三”就是对港台地区的思想领域发挥作用，着手与长期以来将西方思想作为金科玉律的港台思想理论界中的乱象斗争和共处，将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转化为中国人的自信，让港台同胞慢慢的认可我们的价值观接受我们的发展模式。只有这样，双方的误解会逐渐的降低到最低，而我们的诚意传播过去的时候才不会被误解、曲解，进而才能实现大陆与港台地区共同发展、通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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