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3年初戴耀廷教授提出“公民抗命”的倡议后，筹备历时1年半的“占领中环”抗议行动，被9月26日开始的“占领金钟”的群众运动所打乱，“占中”运动的设计者不得不于28日宣布“占领运动”提早开始，但已经失去对这场群众运动的主导权。“占中运动”组织者在准备过程中的一贯立场是希望通过规模有限的占领运动迫使中央政府接受反对派的特首选举方案，从而避免真正实行非法的抗争活动。然而这种不现实的政治理想，在8月31日人大决定正式公布后正式宣告破产。2014年10月30日，在“占领运动”开始一个月后，就连“占中”的组织者也承认“和平占中”已经不复存在。至此，在彻底剥离了“公民抗命”的道德光环后，香港的“占领运动”将会进一步失去控制，对香港的经济、政治、社会秩序造成更加严重的破坏。
经济性的损失将分为两个部分，首当其冲的是短期内对于旅游、餐饮等行业的直接影响。截止10月24日，旺角、金钟、湾仔部分地区的旅游、餐饮、交通、商业活动仍然受到“占领运动”的严重影响。因为被占领区域均为主要购物区，有机构估计因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日超过1亿港元;金钟及中环酒店入住率同比下跌约30%，金钟、旺角及铜锣湾餐饮生意额每日损失逾5000万港元，这些地区酒店餐饮业直接经济损失每天大约7000万港元;“占领运动”以来，运动已导致出租车、巴士、货柜车等交通运输业直接经济损失每天大约2.5亿港元。简单相加，仅零售、餐饮、交通三项，“占领运动”一天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4.2亿港元，到24日“占领运动”已经超过25天，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超过100亿港元。同时，根据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雷鼎鸣估计，根据“占领运动”以来港股市值下跌指数折算，在10月初就已经造成3500亿港元的经济损失。股市的下跌直接影响到了普通市民的投资收益，比如强积金就大受影响，令许多白领阶级叫苦不迭。
其次，“占领运动”还会造成香港间接的长期性的经济损失，其更多集中在影响香港长远的经济增长和中央对香港政策的倾斜上。根据雷鼎鸣的预计，香港经济增长放缓将会进一步造成11000亿到55000亿不确定的经济损失。更加不确定的是机遇，而且一旦失去不会再来。香港近几年的发展已经受到内地许多省市的威胁，航运方面有比邻的深圳、广州;金融方面有上海;就连自由港的优势也会随着保税区的建立和内地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消失殆尽。就不要说香港的产业转型雷声大雨点小，高科技产业已经远远落在比邻的深圳身后，影视文化产业也大规模北移进驻内地。回归17年，中央为了兑现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承诺，在诸多政策上都有所倾斜，并且在香港遭遇危机时轮番出手援助。从经融危机时期出手救市，到后非典时期开放自由行提振香港基础性第三产业，再到前期签署《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后期积极筹备建立沪港股票交易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沪港通”)。“占领运动”必然会导致中央政府重新审视对于香港的经济政策，一旦一系列原本将被授予香港的优惠政策被给予其他城市，香港经济的进一步边缘化将不可避免。
“占领运动”带来的损失并不仅仅停留在经济方面，如果解决得不好，香港将会因为这次事件丧失更加宝贵的政治机遇和资源。首先，“占领运动”开始的一系列行动将会彻底毁灭中央对反对派的信任。民主是一种伟大的妥协，这个道理世人皆知。然而反对派选择这种激进的手段去表达诉求反而只能给政治上的讨价还价带来更大的障碍，从而进一步让香港的政治发展蒙上阴霾。由于“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只能对香港行使极其有限的治权。除了外交和国防，中央政府唯一能够直接作用于香港政治体制的只有特首的任命权。这个权力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是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而反对派的举动无异于火上浇油，可能将香港几十年来争取普选的历史机遇毁于一旦。另一方面，如果“占领运动”进一步加剧，除了上文提到的可能调整的政策倾斜，中央政府很可能重新检视“繁荣稳定”承诺的不可持续性，从而从根本上改变对于香港的态度。香港将从一个中国的“一线城市”，变成“二线”乃至“三线城市”。
最后，“占领运动”将会给大陆和香港两个方面带来不可逆转的社会性损失。首先，它将进一步加剧香港社会阶层内部的裂痕。反对派的一贯策略是不断突出“香港本土意识”来获得更加广泛的选票，导致在推行普选的过程中，香港本地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矛盾变得越发尖锐。目前，香港的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处在撕裂的状态而很难达成社会共识，“占领运动”只会使这样的矛盾越来越激化。随着“占领运动”运动的“和平”外衣被彻底脱下，“沉默的大多数”将会被迫做出回应，将会激化现在已经存在的暴力冲突问题，严重影响香港的公共秩序。
其次，“占领运动”进一步加剧大陆和香港民众之间的裂痕。从“双非产子风波”到“内地人蝗虫论”，香港与内地普通民众之间的矛盾在越来越多的交往中也产生发展。不能否认，“占领运动”运动背后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这是对于原本已经破损的两地关系的进一步践踏。这对于两地人民来说，不管是从情感还是到切身的利益都是极其严重的伤害。
最后，“占领运动”还将会导致香港的教育地位的下降和人才的流失。香港学校中，尤其是高等学府，大部分的留学生均来自于大陆，这些高素质人才有很大一部分会留在香港发展。“占领运动”开始后，香港的社会秩序受到强烈的冲击，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不便。这不仅让考虑来港就读的同学和家长产生疑虑，也让试图植根于香港的“港漂”们心生去意。出于对香港前景的悲观，许多留港同学已经再重新考虑未来的生活和发展的地点。如果任凭“占领运动”继续发展，可能将会让本已暗淡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香港的整体发展也会随着教育地位的下降和人才的流失而放缓甚至停滞。
毋庸讳言，香港存在极其严重的金融和地产霸权压迫民生的问题，许多市民参与“占领运动”，实则出于民生困境。对中央政府而言，民众如果就事论事地提出民生问题，在意识形态上将具有天然的正当性。然而，普通民众能够感知到问题所在，却难以在这个复杂世界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一部分政治幼稚的精英人士被“选举万能论”所惑，以为选举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另外一些别有用心的外部势力的代理人则将选举制度议题作为扰乱香港乃至中国政治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之下，选举制度议题骑劫了普通民众的民生诉求，也使得中央政府难以将民生诉求难以分离出来单独处理。
一个沦为中国“二三线城市”，但又保持着强大的地产和金融霸权的香港，究竟是对哪些人最不利，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精英阶层可以随时拔腿开溜，到别的地方挣钱去，而贫困阶层却仍然要“蜗居”下去，而且生活将更加窘迫。不幸的是，这一暗淡的前景距离香港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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