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佔中”行动已经持续四十多天，尽管佔领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一直在强词夺理地说这是一次“公民抗命”运动，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无论从其外在表现和内在实质讲，“佔中”均不符合西方原本意义上的“公民抗命”宗旨;相反，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港版“颜色革命”。
首先，香港的“佔中”运动有统一的革命“LOGO”，革命意味昭然若揭。所谓颜色革命，其最直观的表现是要有统一的行动标识即所谓革命“LOGO”，歷史上发生的在不同地方的“颜色革命”，其外衣可谓五彩纷呈，如原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乌克兰的“栗子花革命”。香港“佔中”从一开始就使用雨伞和黄丝带作为本次街头运动的统一标誌，并很快被西方传媒有意冠之以“雨伞革命”、“香港之春”称号。而且，香港“佔中”用上的黄丝带，早在1986年菲律宾的“黄色革命”中就已广为使用。此后的歷次颜色革命中，类似“黄丝带”、“红衫军”的手法屡见不鲜，屡屡见效。“佔中”运动发生以来，香港街头和学校随处可见的雨伞、黄丝带统一标识，非常明显地反映出英美势力有意促使“佔中”变成一场“革命”的企图。
其次，西方传媒配合香港“佔中”做足了煽风点火的文宣战。纵观歷史上的歷次颜色革命，为配合英、美政府颠覆他国政权之目的，西方传媒一定是打头阵，一方面塑造出争民主、保自由的勇敢“斗士”形象，另一方面则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极尽污名化他国政府及其领导人之能事。香港“佔中”行动开始不久，美国《时代》周刊就特意将“颜色革命”的主角之一、“学民思潮”的带头人黄之锋抬举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而美国之音、BBC、德国之声等西方主流传媒也极尽吹捧能事，对黎智英、戴耀廷、周永康等大肆吹捧，宣扬其所谓的民主、自由理念等，与此同时却大肆抹黑行政长官梁振英和香港特区政府。这种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舆论文宣战，暴露出西方反华势力的一贯丑陋嘴脸。
再次，香港“佔中”行动出现了大量暴力行为，在手段上属于“暴民抗命”而非“公民抗命”。事实上，各地的“颜色革命”在具体手法上大体类似：一群狂热青年带头冲散警方防线，继而佔领市中心广场甚至政府部门，瘫痪施政，迫使政府下台。香港“佔中”运动在手法上与其他地区“颜色革命”几乎一模一样，示威者不但多番冲击警方防线，更不断挑衅前线警员，极尽羞辱之能事;同时，以冲击政府机构、长期堵塞交通要道等方式胁迫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从手段来说，香港“佔中”参与者不断冲击警方，就连警车及救护车进入特首办也要检查，严重侵害私人权利和更大数人的社会经济权利，与真正“公民抗命”的理念，例如不会否定法律、被捕时不反抗等背道而驰，凸显出“暴民抗命”的特质。
第四，香港“佔中”是内外势力精心策划、组织严密、训练有素的一场街头政治运动。据媒体披露，受美国政府资助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ED)自1995年起就开始资助香港的反对派组织，多年来资助逾395万美元(逾3000万港元)。NED旗下的“美国国际民主研究院”(NDI)早在2006年已在港为推动“佔中”做准备，并于2007年启动青年公共参与计划。2012年NED投放46万美元(逾350万港元)给NDI，推动香港学生参与街头政治。香港中文大学的“香港美国中心”，垄断了香港八所大学的通识教材，并于今年三月份举行了两天一夜的“工作坊”，名正言顺地培训大学生作为“佔中”骨干。“佔中”行动前夕，美国邀请香港反对派头面人物访问，高规格接待并面授机宜;而且，台湾“红衫军”运动领袖施明德亲自赴港为黎智英传授经验，“佔中”的组织策划者们多次赴台湾取经，研究如何才能把事情搞大，把香港搞乱。
最后，香港“佔中”行动的目标，暴露其本质是要挑战国家主权和夺取香港管治权。香港“佔中”行动从起初鼓吹所谓以“爱与和平”方式争取“真普选”目标，到后来的“倒梁”行动，及至目前酝酿的“变相公投”解散立法会，表面看来目标多变，前后不一。但究其本质，反对派及学生激进势力是要推翻人大就本港政改的决定，挑战中央权力。他们把矛头指向中央，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回关于香港普选的框架决定，要求特区政府行政长官下台。因此，“佔中”运动的“颜色革命”本质已暴露无遗，人们已清楚看穿反对派挑战基本法，非法要挟特区政府和挑战中央政府，进而夺取香港管治权的政治企图。
：杨爱平，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协同发展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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