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6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反党”和指人“反党”者都需敢当》。红歌会网友高天流水评论说：“看不懂这个‘评论’到底想表达什么”。我在《必须注意互联网和青年工作上的问题》文中，也感觉环球时报也如它自己所说：“面临了表述时词不达意的大量困难。”如这篇社评，一方面把《红旗文稿》无特定人指的普遍性的批判，点名道姓地落在三个人身上，构成指控，另一方面又说《红旗文稿》“不能代表党组织”，说“由于《红旗文稿》是《求是》杂志的子刊，常被定义为‘官方媒体’，一些人认为这是该杂志为上述三人戴上‘反党’帽子，有人惊呼‘文革再现’”，模模糊糊，观点不鲜明，这也许就是评论说的：“中国舆论场严重分裂，主流社会对这种分裂的态度既明确又模糊”，“中国无法是你和周围人都尽情任性，而它却处处委曲求全的国家。”“很多人主张社会应当是宽容的，这同样是我们的希望。”
社评说这三个人“他们希望看到的。比如他们因此而变得更加有名，受到特定人群和力量、有时包括西方力量的更多关注和支持。……这种获益大概也是其中有些人刻意充当‘舆论反对派’的动因之一。”我看，就三人中的茅于轼来说，他早已是有名的大右派，拿着外国的钱，其动因决不是社评所说的，他是从骨子里反党，定汉奸国贼(在抗日战争期间，移居马来西亚的商人陈嘉庚向重庆国民政府提议：“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这个提议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被邹韬奋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都是货真价实，已曾有5万网民联名举报，要他“面临舆论场之外的某些后果”。
我这么说，绝不是提倡以言定罪，不要言论自由。我的文章标题说的很清楚：我同意社评的“无论什么人和力量来舆论场上‘举自己的旗帜’，他们都需‘敢作敢当’”主张，同时我提出，要人敢作敢当，中国应先“须让人敢说敢当”，允许人说负责任的话。
我没有“自己的旗帜”，只鲜明地举着马列毛主义旗帜;我80岁了，无力实际有所作为，谈不上“敢作敢当”;但是敢言，也敢说敢当，“坦然面对由此引来的其他后果”，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我所苦的，是说话不畅。不仅文章经常被封，博客账户也被几家网站取消，其中就有环球网，它对不同意见并不宽容。
不能说现在没有言论自由，试看攻击中国共产党，污蔑毁谤党和国家缔造者，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卖国言论，败坏风尚，不仅可以自由发表，还可以做报告，入庙堂;但要说有言论自由，又且看坚持毛泽东思想，对改革开放持不同意见的左翼网站，齐刷刷地非法封闭了;我的搜狐博客、环球博客都被封过，在毛泽东诞辰那天发表的《纪念人民导师毛泽东诞辰121周年》，有官方网不发表，新华网发表后大约半小时又撤掉了……言论自由并不是普世价值。但封资修思想和资本主义泛滥，马列毛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能张扬，不能不说是今天中国社会主义舆论场乱象。
2014年快过去了，两天后新年就来了，希望新年有新气象。就言论而言，只要动口不动手，只要摆事实讲道理，不造谣毁谤，就应当给予自由。这不是我个人要求，是宪法赋予的人民言论自由权利。社会、官方媒体要有所担当。“让人说话，天不会垮下来”，应当象毛主席说的，即使是有错误思想的人，也“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评判。”对于错误的东西，不批判不行。对意识形态中的、理论上的斗争，采取禁止的办法，相当于闭眼不看外界，外界绝不会因此就不存在;历史上，由于简单粗暴的方式，不知道有多少新生力量，合理的意见受到压抑。
明年，我将着重谈经济问题，经济是我最担心的，相信也是人民、国家和党最忧心的。这关系于中国的兴衰，人民的生活，希望能够有一个自由讨论的宽松环境，希望能如毛主席说的，在科学问题上持慎重的态度，不要轻率地压制不让不同意见发表。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就是：要多商量。用改革的语言，就是要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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