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查理周刊》恐袭案，没有疑团，袭击者以“为真主复仇”的名义开枪杀死了他们心目中的仇人。事实清楚，动因也清楚。
为死难者默哀之余，很多人心里也明白，这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杀人者认为杀掉仇人是早晚的事，那些记者和漫画家们何曾未想到过?虽然奥朗德总统在第一时间就将此案定性为恐怖袭击，但毕竟还是与发生在集市、车站等大众公共场所的恐怖袭击大有不同。
世人见证，一方高喊为真主复仇，另一方高喊言论自由，这是个老剧本了。同样的场景一再反复，说明其中有着复杂的因果关系。对于恐袭这一方，袭击者何种理念、何种诉求、何种目标和手段，人们已经有了很多的认识，一般人也都能列出个ABCD;相比之下，西方媒体的这个言论自由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东西，却不是那么清楚，其中的玄机奥秘，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
杂志出版商史蒂芬·查波涅尔称漫画中没有讽刺内容
既然老剧本又上演了，那就借此机会好好再好好论述一下这个问题。
言论自由，被标榜为西方的主要价值观之一。在西方社会，民众可以公开批评任何政党、政府和政治人物，也可以公开讽刺、谩骂任何权势人物，甚至包括宗教领袖，这被视为是西方言论自由最典型的体现。非西方国家很多人对此羡慕不已，联想到自己国家曾经发生的众多因言获罪事例，以及仍在实行的种种言论钳制政策，便凭此一点就义无反顾地认定西方是好的，本国是坏的，西方是对的，本国是错的，西方是天堂，本国是地狱。
表面上看，这种认知和判断没什么不对，若将今天的西方和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作对比，无论如何都要承认前者代表了先进和开明，后者代表了落后和黑暗。
然而，人类社会的事物都是复杂的，天底下并无绝对的真理。即使是言论自由这个似乎怎么看都像是肯定的、天然正确的好事，其实也有否定性的另一面。特别是当言论自由被某些人拿来当成工具和武器时，这个原则甚至还会暴露出其黑暗、险恶、野蛮的一面。
对于那些深受西方言论自由迷惑的人们来说，了解到这一面非常有必要，否则早晚会受到沉重的打击和伤害。
一、先发国家的独有优势
首先要了解的是，言论自由，特别是政治议题上的言论自由，在西方国家有着独有的意义，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
简单说，西方国家是现代化的先发国家，在其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其社会事务先后完成了两个重大的分离切割。第一个是政治与宗教的分割，第二个是政治与经济的分割。所以，在今天的西方国家，政治不再至高无上，也不再统领一切，实际上成了一种“小政治”，相对独立，局限在特定的领域，而且受到重重制约。
美国政府陷入财政危机，说关门就关门了;日本首相更替速度世界第一，说更换就更换了;法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则越来越像些小人物，但说当选也就当选了;无论怎么样都不影响整个国家的全局。因为最重大的社会事务，如金融、经贸、宗教、文化、舆论、科技等等，已经和民主政治切割开了，都在寡头和财团的掌握之中，属于私权力集团的金权政治，不在民选政府这个“小政治”领域之内。
这两个重大分割，只在西方国家中完成了，所有刚刚开始现代化转型或正处在转型过程中的非西方国家，都没有完成。伊斯兰国家实行政教合一，而儒教文明圈的东亚各国，政治和儒家道德也从未彻底分离;在经济领域，尽管也进行了很多体制改革，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但资本权力仍处在政治权力管治之下，不是独立的力量。也就是说，在非西方国家中，还都是“大政治”，政治高于一切，统摄一切。
那么，“小政治”和“大政治”之别，和言论自由有什么关系呢?答案是：大有关系。
“小政治”中人，一方面摆脱了道德和信仰的观念束缚，一方面疏离了和社会经济重大事务之间的联动关系，久而久之，成了一种职业化的政客。语言上花言巧语、滔滔不绝，但与实际行动并不保持一致，对言论的后果也可以不负责，很多内容就是自说自话，为说而说。
又加上竞争性选举的需要，不说不行，不胡说不行，不乱说不行。无论什么场合，面对媒体和公众的质询，政客们必须随时能够回答出从自己的私生活直到国家外交政策甚至人类前途命运的任何问题，不回答或回答失误，都可能成为政治生涯的灾难。这也逼迫政客们不得不学会为说而说。
然而，当政治言论发展到了为说而说的地步，也就和商业广告是一个性质了。早已熟悉商业广告的人们，决不会把那些天花乱坠的广告语当真，同理，早已熟悉了“小政治”政治言论的人们，也逐渐习惯了并不把那些天花乱坠的提议、许诺、辩护等言语当真。
说者为说而说，没有后果;听者听完就完，并不认真;所论及的事务无论大小，从神圣信仰，到鸡毛蒜皮，一律是这种“广告文化”态度，伟大的言论自由文化，就这样横空出世了。所以，归根结底，言论自由是西方特有的产物，源于其先发优势和“小政治”格局。
但后发国家却做不到这一点。后发国家为了国家的独立和社会的转型，必须坚持“大政治”，保持政治的自主性。由于政治仍处于国家和社会各项重大事务的中心位置，牵一发动全身，那些真正的政治家们必须做到“为政以德”，必须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必须言必行、行必果。而且按君子标准，还应该讷于言而敏于行，决不可像西方政客那样把语言当儿戏，天天信口开河。同时，人民也在密切观察着政治领导人的一言一行，时刻检查着他们言行是否一致，承诺是否兑现。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语言就必须保持严肃认真，政治家也必须谨言慎行，整个政治文化没有可能向“广告文化”方向发展。
毕竟，国家和社会的事大，个人的口舌之快事小，政治的威权和自主性，不能轻易被文人墨客的妄言和清谈所动摇。而自古以来“瞽师不知白黑而善闻音，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议”，面对这种形势，政府采取措施控制舆论，对不负责任的言论进行钳制，也就在所难免了。
由此可见，言论自由归根结底是西方国家的一个特别优势。当然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先进，后发国家也不妨朝着这个目标迈进。但是，毕竟现在各国还分处不同的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对此必须要给予尊重，不可强行套用同一标准。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坚持政治与道德的统一、与信仰的统一，完全无意走上世俗化、末世化、西方化道路的国家，也必须要给予尊重，也不可强行套用同一标准。
对于这个道理，西方政客和媒体其实心知肚明，但他们还是喋喋不休地高喊言论自由，强行推动同一标准，故意用过分和敏感的言论冲击其他国家的言论禁区。这就完全是另外性质的问题了，言论自由作为一种政治武器的黑暗面，就充分暴露出来了。
二、西方媒体的独有优势
故意无视发展阶段之别、发展道路之别、“小政治”和“大政治”之别、信仰和文化之别，恶意利用其独有优势，将言论自由作为一种斗争武器，打击对手国家，抹黑其他文化;这个恶劣行径，在西方媒体上表现得最为充分。
确切说，所谓“西方主流媒体”，表面上好像代表了西方社会公众，其实也是一个属于1%的小圈子。最显要的主编、主播、记者、评论人，就是“舆论权贵”，他们人数不多，而且互相熟悉，很容易形成一种特殊的心照不宣的“圈子文化”。而高举言论自由大旗，以此为掩护，利用其地位恶意打击他们心目中的对手和敌人，就是他们“圈子文化”里最主要的游戏。
“喂，看到新闻了吗?XX国的XX人又冒出来了，我们今天组织炮火，请你们那边也配合一下，给他点厉害看看。”类似这样的通话，在他们当中可能每天都在进行。
在发动攻击时，西方媒体其实故意抹杀了一个重大区别，就是言论自由作为一种权利，和作为一种权力，这两者的区别。
媒体的言论自由，最初是作为对于政治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以一种以下抗上的姿态出现的，这时的言论自由是一种合理合法的权利，值得尊重。但是，当这些获得了至高地位的媒体，转而将它们的说三道四指向非西方国家、少数族群、弱势文化时，其性质就完全变了。这时它们的放肆言论就变成了一种居高临下的肆意扫射，言论自由变质为一种不受制约的权力滥用。
权利的争取，和权力的滥用，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个事情。当政府滥权时，媒体挺身而出实施监督和制约，但当“主流媒体”利用自身权力针对“边缘人群”而滥用权力时，谁来制约它们?!
借用它们自己最常用的一句话，绝对权力一定导致绝对腐败。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西方主流媒体相对于所有非西方国家和文化，就是一个绝对权力。当它们用言论自由来为其攻击和抹黑行为辩护时，就是一种绝对的腐败。
这就是西方媒体言论自由的另一面，在自由光环背后的黑暗面、险恶面、野蛮面。看到这一面，就可以明白，在所有针对西方媒体言论而发生的冲突中，它们并不完全无辜。
屠杀生命的恐怖袭击当然要受到谴责，但在一次次血腥事件之后，是时候将西方媒体言论自由当做一个问题拿出来讨论讨论了。为了死者的安息，也为了生者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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