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中央台的《社会记录》栏目播放了一个节目“念无名氏”，展示了抗战期间的一些惨烈画面，其中一幅照片，是一个牺牲在徐州会战中的年轻国军川军士兵的照片，衣着褴褛，脚穿草鞋，令人肃然起敬，可以说，牺牲在抗战前线的每一个先烈，都值得我们纪念，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牺牲，尽管他们的姓名已经无从考证。
由此，草民联想到近来某些精英人物借“纪念抗战”引发的一种思潮或者说鼓噪，就是要“正名”，为谁“正名”呢，为“抗战领袖”蒋介石先生，意思说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抗战史”是“埋没”甚至“歪曲”了蒋领袖的作用与形象，所以要“正名”，其中，以发表马立诚先生的“对日新思维”文章而闻名的《战略与管理》杂志主笔黄钟的一篇讨伐式的“檄文”最为轰动，标题是“中国应该重写抗战史”，当中就为蒋“领袖”颇为不平。
记得小时候看电影、课本、书籍的时候，就曾经奇怪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什么顶着国民党的“十二角星”帽徽，稍通历史后，就懂得了当时共产党为民族大义，摒弃前嫌，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包括接受国民党政府的统一整编，拥戴蒋介石为国家抗战的共同领袖，所以才有了八路军(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军)、新四军(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番号，共产党执政以后，并没有对这些历史真实有丝毫避讳。但是，从抗战历史来看，蒋介石先生“内外有别”、“派系亲疏”、对“党外”外反共灭共、对“党内”铲除异己的思维却是一贯的，没有丝毫动摇的。
如果说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新四军停发军饷，甚至反动三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等属于国共两党斗争的历史其本质使然的话，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察蒋领袖对待“党内”国军抗战将士的情况，看历史有没有“冤枉”了蒋“领袖”。蒋介石把国军分为嫡系中央军和非嫡系杂牌军，因为共同抗日的理念，国民党新军阀们也停止内斗，拥蒋抗日。然而，嫡系部队获蒋特别照顾，武器、弹药、被服、粮饷各方面都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军的军需粮饷则常被克扣。在使用方针上采取驱遣收编，派往剿共、抗日前线，俟其伤亡殆尽后乘机裁撤其番号，或将余部遣散、改编归并其它部队，空出的番号则由嫡系补充。(据香港南粤出版社《李宗仁回忆录》)。
比如，退入关内的东北军，吴克仁部第67军在沪战中英勇作战，作出重大牺牲，不但不获补充，反被取消番号消灭。在抗战期中被取消了番号的还有何柱国的第15集团军，第51军郭希鹏部骑兵第3军，徐良部骑兵第2军;骑10师师长檀自新于抗战初期以贻误戎机被枪决。东北军入关的4个军10个师一个独立旅两个骑兵师，到1947年2月只剩下周福成的第53军残部，第53军在平汉线撤退时留下了吕正操一个团，和八路军创造了冀中解放区。
东北军一团上尉营长高竞荣说：“我们进关后，中央不惜用种种毒辣手段排挤我们，抗战前把我们放在剿共内战的第一线上;抗战中不给我们补充，编来编去我们都成了有职无权，连个正规番号都没有。”少尉副官丘长明说：“编来编去，把我上尉降为少尉，还要开除我。今天把我弄到内战火线上当炮灰。”(《陆军新编11旅曹旅长痛陈国民党消灭杂牌罪行》)
比如，抗战中四川是全国服兵役人数最多的省份，杂牌军部队参加抗战的也以四川为最多，至1940年统计为6个集团军，12个军36个师。计为孙震第22集团军，;杨森第27集团军，建制部队为第20军;李家钰第36集团军;王瓒绪第29集团军;王陵基第30集团军;留在川康后方的有潘文华的第28集团军和刘文辉的第5军团。川军在抗战中伤亡迨尽，国民党政府不予补充，或取消其番号，或把长官替换为中央嫡系，达五个军之 多。抗战后，国民党政府以整编为名，借机大量裁减川军。
在抗战后的军队复员裁编中，编余复员国军官兵的命运最为悲惨，“编余的282名四川军人‘5月1日起发给旅费一万元，薪饷两月，二等兵得二万七千元，自扬州购船票(每人五百元)至南京搭船还乡，至沙市宣告断坎，宜昌县政府捐助每名二千，25日抵渝，……至此已身无半文，无力还乡。’”(1946年5月31日天津《益世报》);“各部队中之湘籍子弟以及来自田间籍隶冀、鲁、豫、鄂、赣、苏、皖等之编余士兵，今日彼等之家乡大部都因受兵灾匪祸，发生严重之粮荒。据可信估计，若干部队中之农家子弟，为数至少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已成‘有甲可解，无田可归’之难兵。”(1946年3月27日上海《申报》);“欲从商，无资本;欲从工，工厂已关门。且八年打仗，家破人亡，田园荒芜，亦无力重建家园，当前大部分已沦为乞丐，沿途讨饭，少数以挑水担柴擦皮鞋为生，夜间露宿街头。”(1946年6月1日天津《大公报》)。
与此同时，一些在抗战中投降日军，蹂躏同胞、无恶不作的伪军，却被蒋领袖收编为嫡系，参加进攻解放区的内战，国民党收编加委的伪军共有68股之多，50万人之众。如庞炳勋、孙良诚、张岚峰、孙殿英、吴化文(后来起义投降解放军)、门致中、李守信等十大股伪军被收编加委为第一路至第十路军。阎锡山在山西将所有伪军、伪绥靖军、伪保安队改编为六个“省防军”。以温怀光、赵瑞、杨诚、王干元、韩步洲为分任军长。任援道、程道生、李雨霖、李英、王自全、蒋希圣、郭任民、郭清、侯殿卿、侯如墉、厉文礼、赵维藩、曹凯、秦润普、李瑞章、孙文明、何连顺等27股伪军加委为“先遣军”。原伪军将领吴化文坦白地说：“我是1943年1月5日奉蒋委员长手令加入伪军的，专门对付‘奸党’”。据不完全统计，停战命令生效后，由1946年1月13日至3月31日止，伪军向中共解放区进攻458次，侵占195个村镇。国民党军联合伪军向解放区进攻126次，侵占50个村镇。(1946年4月24日《新华社记者评论何应钦谈话》)。
蒋领袖的作为，当然令抗战后被抛弃的国军将士心寒，1947年5月13日，一些失业，而且无法过活的退役军官，包括退役军官中央训练团的将官级团员一千四百余人，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前痛哭，他们哭诉：“如果我们的中央要我们活，他们应该赏给我们一碗饭。如果他们要我们死，他们应该给我们一口棺材。”(1947年5月14日香港《华商报》)，这种卸磨杀驴，只顾内战，不管抗战将士死活的倒行逆施，当然激起了众多前国军官兵的义愤，其结果就是参加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队伍，蒋介石之子蒋纬国说：“当时国军被编余之各地军官总队，曾经流传一些顺口溜：‘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当八路!’;‘老蒋不要，老毛要;欢迎你们整批来投效!’”;“当年由于这批庞大数目的编遣官兵一时未及加以妥善安排处理，亦无法还乡复员，结果都投向共军。”(蒋纬国：《军事调停问题之经过与概要》)。
周恩来曾经说过，“我们的战士有很大部分是俘虏(投共)过来的，称为解放战士，有的部队，解放战士竟占百分之八十，少的也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平均约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对于俘虏，我们实行即俘、即查、即补、即训、即打的办法，就是说士兵一俘过来就补充到部队，经过诉苦教育，就参加作战。”(周恩来：《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这些参加了解放军的前国军，当然也受到了应有的尊重，草民原先呆过的国企的一位领导，就是如是的“解放”战士出身。
历史是公正的，当年共产党和国民党内众多的派系顾及抗战大局，拥戴蒋为代表国家的领袖，无论国军、共军，一致 对外，奋勇杀敌。然抗战后蒋继续其排除异己、消灭共产党的政策，正是导致其政权崩溃的原因，也是历史潮流不可阻挡的真实写照。
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是人心向背的真实反映，是历史的必然，合理合法。然而，有人却借纪念抗战之名，大肆鼓吹所谓“历史真相”，要“重写历史”，目的何在，无非是想借为蒋领袖“正名”的由头，质疑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合法性，现在有人就在所谓“外战”、“内战”上大做文章，将中国革命历史上多达300万以上的革命烈士称为“伪烈士”，这是这些年来一些所谓文化“精英”们思想战略的一个部分，其作用与危害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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