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萍事件闹剧至此，可以一览其本质：所谓“寒门出天才”，不过是官媒们热衷炒作、甚至不惜屡屡用力过猛违背事物发展规律也要哄抬流量的惯常戏码，真正的逻辑内核也不过是以“胡锡进式维稳话术”用来遮蔽阶层固化和贫富差距下普通家庭的竞争困境。
昨天今天明天，依旧会有千千万万个被搬上热搜又神不知鬼不觉得被撤去热度的“姜萍”们……因而“姜萍事件”，并无多少稀奇。
但是，抛却闻风驶舵的一众官媒和利益熏心的参赛师生，这桩闹剧还有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主角：主办方阿里巴巴集团。
阿里——准确的说是阿里全球数学竞赛的创办人马云，为什么自2018年开始（他宣布“退休”的节点）以400万天价的“奖金”为诱饵，搞这么一个数学人才选拔大赛？
1
阿里数赛的最大“魅力”在于其零基础的功能，使得参赛选手的背景丰富多彩。不仅有数学专业的学生，还有外卖小哥、公务员、医生等各行各业的数学爱好者。
之所以如此“接地气”，是因为阿里急需数学相关人才。
与人们熟悉的国内与外主流数学竞赛相比，阿里数赛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开放性，面向所有权开放，这使得它成为了一场锻炼的数学盛事。
且该竞赛的成绩不与升学等功利目的挂钩，命题限制较小，为参赛者提供了一个所谓“纯粹的数学交流平台”。
而谈及阿里数赛背后的推手——达摩院，就更能让人一窥其中奥妙。
2017年10月11日，阿里巴巴云栖大会在杭州开幕，阿里宣布成立全球研究院阿里巴巴达摩院，三年计划投资千亿元。
目前，达摩院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在人工智能芯片方面，达摩院推出了全球首款RISC-V神经架构网络处理器芯片“含光800”；在量子计算领域，与浙江大学合作实现了全球首个超越百量子比特的超导量子模拟器；此外，达摩院还成功实现了基于DNA存储的压缩图像系统、多语种互译的机器翻译系统“阿里小蜜”、城市治理平台“城市大脑”、数字农业平台“阿里云农场”以及山谷系统等。
这背后，均是广阔又“饥渴”的人才需求。
同时，在这次姜萍事件中，浙江大学的身影非常突出。
事后来看，或许是一出“狐狸尾巴没藏住”。
在杭州，几乎不会有人对浙大与阿里这对“学商双巨头”的合作能量感到陌生，关于学阀与财阀之间的特权勾连、利益助推、政商交织也算是在本次舆论闹剧中浮出水面。
阿里数赛评委
以竞赛之名网罗全球人才，通过商学合作勾兑“镀金”，进而将广泛的人才群体投送进封闭的资本圈层中，这可能应当是姜萍事件背后最值得去挖掘的财阀故事。
为什么会质疑资本对教育领域的渗透？
因为就事实而论，马云和他的商业帝国早已将触手沾染进教育版图，这种对冲国家人才储备的“竞争局面”早非一朝一夕……
2
一年半前，在境外活动近一年的马云回国，舆论一片沸腾；该动向两天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3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宣布：
国家网信办准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 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专项行动，聚焦网上破坏营商环境的典型问题、突出问题，开展集中专项治理，完善长效工作机制。
历经三年峰回路转，风向变动不言自明。
这是自2022年5月以来马云首次在国内公开亮相，在此期间，马云在境外去了欧洲、亚洲、澳洲共计八个国家和地区。
从其活动迹象来看，农业似乎将是他接下来重点发力的领域，在西班牙、荷兰和日本，农业和养殖业都是其花费大量时间考察的行业。
这是一个微妙的信号：继支付、信贷、物流和新闻传媒之后，马云要进军又一个关乎国计民生安全的大业，其回国后的投资动向值得关注。
也正是马云回国落定后，阿里巴巴集团立刻启动了史上最大规模组织架构改革，宣布设立六大业务集团，子业务未来可以独立融资乃至上市募股，诸子公司不再对张勇进行汇报而对各自董事会汇报。
这是继去年年初阿里与马云进行金融切割之后做出的又一风险规避改革，在确保集团不被拆分的前提下稳定各子业务的现金流与独立性——同时，也是给马云的“再创业”上了一份保险。
无论马云日后如何，阿里巴巴集团不会受其所累、为其波及，在去年1月杭州市委班子视察阿里的过程中也传递表达了“稳阿里”的保证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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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等于是给马云回国后的动作松开了枷锁。
农业暂且不谈，候其此后举动；我今天主要想谈一个已经被马云染指多年的、同样为国之大业的领域：教育。
去年春天马云回国的消息首先由网友在路上拍摄到，但真正的官宣是由公众号“云谷教育”发表的文章《马云来云谷学校，和校园长讨论了未来教育》向国内宣布，该文章还配了马云在校园内的照片和视频。
这家“云谷学校”，被人们忽视了，但实则大有文章。
该校是八年前由马云本人倡导、阿里合伙人出资创建的民办国际学校，设有上百个班级，覆盖从幼儿、小学到初高中的学习阶段，学制为十五年，2017年开始招收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学生。
看起来这只是一家普通的私立国际学校，但实际上这所云谷学校的收费极为昂贵，入学门槛不低。
根据该校2021年发布的招生简章显示，初中部学费为每学期7.4万元，高中部为10万元；寄宿费为每学期1.5万元。其内部装修条件也远胜许多知名国际学校，宿舍为四人间，均配有独立卫生间、淋浴间。
这样的价码标准已经劝退了八成以上的中国普通家庭，并且想入学云谷学校的孩子，英语程度需达到CEFR B1及以上水平，这更是筛去了国内绝大部分的孩子。
马云创办的这家妥妥的“精英贵族学校”，与其说在教育孩子，不如说他其实是在对「家庭」进行精挑细选。
云谷学校采用自主招生，通过“家庭面谈”，校方会关注“家庭教育理念与云谷学校理念是否一致”，云谷幼儿园的园长和老师还会对希望入园的家庭进行一户户的调研走访，要求父母双方必须参加。
根据云谷自己的宣传，调研会侧重“家庭的教育模式、亲子关系及未来的家庭规划”。
不难看出，云谷学校对入学的家庭——主要就是家长，有着严苛的要求。其校内甚至开设了一所“家长学堂”，每个月几乎都开课，所谓“读书会、专家讲座、线下沙龙”均很高频。
云谷学校自己的口号是“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但是很显然，这些所谓的“读书会”等家长活动，与其名曰“活动”，不如说是一群占有相当体量社会资源、在各领域颇有建树的成年夫妻，借助马云云谷学校的平台而进行的人脉联谊会。
这里全部都是精英家庭，如果家庭与家庭之间能够在马云打造的这个贵族伊甸园内再结一个“娃娃亲”，则更确保了下一代的资源共享、利益置换以及阶级的永不降级。
更重要的是，他们全部被笼络吸纳到马云的棋盘中，以教育的名义，披着亲子的外皮，为马云所掌控。
这很难不让人想起《狂飙》中高启强创办的幼儿园。
而就在同一时期，马云通过视频连线，密切“关注”着去年的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
3
马云曾有表示：
云谷学校希望做一所创新型和探索型的学校，立足中国、着眼全球，探索培养面向未来的孩子。
而他的云谷学校也确实践行着他的理念，公然地宣城“培养地球公民”：
地球公民，即世界公民，一群没有祖国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全球化精英，我曾在微博就高考问题有过简单评述：
事实也确实如此，当大多数普通中国家庭的孩子还在拼命内卷的刷题、一天只能睡五个小时的戴着“小镇做题家”的重帽渴望改变命运时，在马云的云谷学校里，精英们的子女早已操着一口流利的英文，时而探讨哲学，时而评论政治，时而享受音乐，时而练习马术，时而品鉴各种口味的红酒，时而研磨不同构图的摄影……
他们早已、也必然永远在上游。
来看看马云的原话：
在云谷，课程上，音乐、美术和体育是必修课。
音乐是通灵魂的，开启智慧的，我们不仅教孩子唱歌，还要让孩子懂得欣赏音乐的魅力；美术是培养想象力的，画得多好不重要，关键要培养孩子对于画画的兴趣；体育是培养孩子们竞争意识和团队精神的，竞争说的是在赛场上，你总有一天比不过人家，你将面对失败，失败以后再来调整自己、提高自己。什么叫团队？打篮球的时候，我的球永远不传给别人，人家以后还会跟你玩吗？这时孩子就会明白“我必须要跟人家分享”。
所以团队活动、群体运动很重要，我希望这个学校培养孩子的是“团队意识、个人价值”，我们要培养孩子懂得去做最好的自己，成为真正的自己，这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让孩子实现个人价值，让孩子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价值。
通俗来说，马云的云谷学校，正是一所培养“谷爱凌们”的贵族学校，他们生来就是「世界公民」。
什么是「谷爱凌」，她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家庭产物？
谷爱凌的滑雪运动员生涯金光满满，9岁时已经横扫全美少年组冠军，13岁第一次参加成人项目就拿了第一，15岁时登上国际雪联年度积分榜榜首，17岁时已拥有超过六十枚奖牌，仅在2021-2022赛季世界杯上就获得6金2银1铜共9枚奖牌的辉煌战绩。
如云谷学子一般，她爱好广泛，除了滑雪，还会钢琴、马术、芭蕾，早年因为喜欢跑步差点跑成田径运动员（参加越野跑曾拿到了旧金山第二名的好成绩）。
同时，她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霸，以1580分的SAT（美国高中生大学入学考试，满分1600分）成绩被斯坦福大学录取。
同时之同时，她还涉足时尚界，早已成为众多时尚品牌和刊物的宠儿（蒂芙尼、IWC万国表、雅诗兰黛均是她的金主）。
那么，她的成功密码在哪里？
我不是为了拿奥运奖牌而滑雪，也不是为了考上斯坦福而学习，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喜欢，顺便赢几场，而赢又让我更喜欢去做。
试问，这样的天生“赢家任性”，世间几位普罗大众能够拥有？
“一代涉政，二代经商，三代从艺”，这句话放置在谷爱凌家族身上可谓信哉斯言。
如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话：
我们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那么我的儿子们也许才会拥有研究哲学、地理学、商业、农业的自由，以便再给他们的孩子研究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的权利。
谷爱凌的外婆冯国珍，1955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力工程系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
之后从政，最高官职曾任新中国交通运输部体改司高级工程师，外公同样是名校毕业。
而谷爱凌的母亲谷燕，更是在国际资本界能量磅礴，堪称女儿人生最重要的风投人。
马云创办云谷学校，正是要吸纳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家长、这样的孩子。
这里不会教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不会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里的孩子属于这个世界——如谷爱凌所语：
我在中国我就是中国人，我在美国我就是美国人。
谷爱凌们以及云谷学校的孩子们，包括他们的家庭，都代表着这个世界的一种「真相」：在这个星球上，特别是在西方经历过两次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与一次苏东剧变之后，早已孕育出一个阵线严明、实力卓群的「前1%人口」。
这个世界的所有权力、资源、声音、秘密，都被掌握在这「1%」的人手中，剩下的99%的人——比如我们，才是真正的普通人。
看到这篇文章的大多数人，你们此生、包括你们的孩子都不可能成为下一个谷爱凌，也都大概率很难进入云谷学校等贵族学校。
作为一群80%以上老师都能够对孩子进行双语教学的精英学堂，云谷学校曾有宣称：
拒绝以传统填鸭式教学把孩子培养成“考试机器”， 希望每个孩子都有一辈子想干的事，有想一直努力下去的方向，有健康的身心和体魄，放大自己独一无二的特质，放眼世界，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路——所以它致力于实践「素养导向」的教育。
然而，这样的愿景毫无疑问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孩子是遥不可及的梦，谁也不想拥抱“填鸭式教学”，但小镇做题家的命运谁也逃不开。
马云从前有过一段演讲：
有一所美国中学，这个学校的毕业生都挺厉害。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养一匹马，学校里面两百多个学生就有两百多匹马。
我很奇怪学校为什么要学生养马，因此在洛杉矶的时候，我专门去拜访这所学校，我问校长：“为什么学生都要去养马？”校长说：“Jack，你知道狗和马的区别是什么？狗是来讨好人的，而马是你要讨好它的，你不喂它，你不带它溜步，你不给它刷身体，马是不会顺从你的。”
校长用这样的方式培养孩子的服务意识，培养孩子改变自己、适应社会环境的意识，让孩子懂得如何和外界、和各种各样的人交流。
我想告诉现在报名云谷的家长，我们这儿没有高考指挥棒和升学率，我们的孩子估计很难考国内的重点初中，也很难考重点高中。但是，我希望云谷的孩子升入高中以后，经过三年的学习和积淀，在选择大学的时候不是为了升学、就业去选择大学，而是遵循自己的内心、按自身的兴趣和专长，放眼世界去挑选大学。当然，我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能进入哈佛、斯坦福、牛津这样的世界名校深造。
于濆有吟《古宴曲》，恰如其味：
雉扇合蓬莱，朝车回紫陌。
重门集嘶马，言宴金张宅。
燕娥奉卮酒，低鬟若无力。
十户手胼胝，凤凰钗一只。
高楼齐下视，日照罗衣色。
笑指负薪人，不信生中国。
4
资本涉足教育的唯一目的，只能是为资本的统治与增值服务。
1980年，美国驻华大使馆联合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大使馆，共同建立了北京顺义国际学校。
这也是中国第一所完全采用国外教学体系和管理体系的国际学校，当时该校只接收使馆人员子女。
国际学校并非是改开的产物，1969年就有北京巴基斯坦使馆学校，之后还有1973年成立的北京芳草地国际学校和1975年成立的北京第五十五中学国际学生部。
但是这三所国际学校采用的均是我国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方式，增加了在语言教学上的比重和本民族的教学内容。这和后来的国际学校从本质定义上有很大差别。
整个80年代，我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节奏下悄咪咪诞生了6所国际学校，其中5所为外籍子女学校，以及1个公立学校国际部。
客观说，那个时期中国教育的国际化、差异化还不算太过明显，国际学校主要是解决使馆工作人员子女以及在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工作的外籍人员子女的学习问题。
但是进入90年代，随着国门进一步洞开、外企涌入，同时某些“先富起来的人”走上前台，国际学校的数量与性质开始出现了根本性的巨变。
类似上海中学国际部、北师大附中、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中、广州碧桂园学校、大连枫叶国际学校等学校，其“贵族”“奢华”的味道逐渐浓郁。
后进入21世纪，就更不必说了，以人大附中国际班、北京四中国际部、北京十一中学国际班、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学校、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天津惠灵顿国际学校等为桥头堡，“贵族学校”已经不再成为讳莫如深的词汇，而是一种堂而皇之的广告语、品牌形象。
网络上曾有一段子：
某些省份的省委书记，也不如北京的一个街道办主任牛掰。看看人家抽屉里多少张贵族幼儿园、贵族中小学的条子吧。
80年代“学区分”、“就近上学”的概念出现，这是对1978年《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和1983年《关于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的指导精神的呼应。
尤为有趣的是，1978年的《方案》中明确提出：
以后要在重点中小学建设长期规划上，形成‘小金字塔’结构……
步入21世纪，「学区房」横空出世，小金字塔陡然形成了。
恩格斯有这样一段话：
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
将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驱逐出课堂真的是很容易的，容易得就如同把一个阶级驱逐出越来越聚合化的水泥大都市、钢筋大城市……
正如我们看到的，以上海华二初中、兰生复旦中学等为标志的飘散着金钱味道的学校，更是被爆出曾明目张胆地“劝退”上不起贵族学校的“低质量家庭”……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伟宜在2016年时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得的阶层差异状况分析：1982-2010-基于我国7所重点大学的实证调查》，其中鲜明指出：
2000年之前，阶层间辈出率的最大差距逐步扩大，在2000年达到了43.6倍，即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入读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农民阶层子女的43.6倍。
到2010年，阶层间辈出率的最大差距有所下降，为30.1倍，即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入读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工人阶层子女的30.1倍。
而重点大学中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比例的减少，一定程度上不过是因为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出国，而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公平有很大改善。
1975年第11期《红旗》杂志曾刊文章《请看苏修的新玩意》，我摘录部分如下：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
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
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
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
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
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学校”之类。
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
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不就露了底？
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
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
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
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
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
5
马云打教育领域的主意不是一天两天了。
一方面教育是最能掩人耳目、看似人畜无害的绿色产业，另一方面教育又确实是最能笼络资源的磁吸大旗。
不论是商优则仕还是商优则文，中国的资本家总是爱千方百计地给自己涂抹各种人体彩绘，粉饰和藏匿起刺鼻的铜臭，以期能够摆脱某些注视和关怀。
正像马云总是给自己冠以“马老师”，丁磊不喜欢别人喊自己“丁老板”，许家印同样不爱人称“许总”而更钟情别人叫自己“许教授”……
早在2006年初，马云捐资一百万，依托母校杭州师范大学，启动了“杭师大中国新农村教师专业发展计划”。
2015年4月，马云又向母校捐献一亿元，设立了“杭州师范大学马云教育基金”。
半年后，马云公益基金会正式启动“马云乡村教师奖”，每年选拔出百名老师，给予每位获奖老师十万元的奖金和培训发展机会。
次年6月，马云宣布拿出两亿，成立乡村校长奖，以此表彰那些“躬耕于乡野的教育者”。
此后马云还在学生时代就造访过的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设立两千万美元奖学金，协助该校学生掌握全球化发展所需的领导才能。
最令人侧目的，无疑是2015年马云联手柳传志等泰山会成员创立了湖畔大学，专注于培养“拥有新商业文明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新一代企业家”。
我为什么反对资本涌入教育，因为资本的涉足必然会导致教育的两极分化，恰如资本主义必须要求保有一部分「失业人口」、以给予有工作机会的人以“压迫感”、从而达到剥削的目的那般，资本控制下的教育产业也必然会要求必须保有一部分「差等生」。
有了「差等生」的存在，才能让陷入恐惧和焦虑的学生们为了成为所谓「优等生」而纷纷戴上防弹玻璃一样厚的眼睛、吃饭上厕所时都要看书背书、个个成为做题家——甚至，成为做题家的他们还要在根本不可能依靠做题来改变人生的困境里，因“做题家”的身份还遭到四字男孩们、官媒们的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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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以苏俄为例。
在1917年之前 ，俄国的学校是地主豪绅和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具有鲜明的等级性、阶级性、宗教性 ，国民教育管理体制松散混乱。
是十月革命 、准确的说是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部和苏维埃国家教育委员会通过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关于国民教育的宣言》和《教育人民委员部关于将教育和教养事业从宗教部门移交移交给教育人民委员部管理的决定》，第一次将受教育的权力下放到底层的工农阶级。
包括《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教育事业组织条例 》、《俄罗斯各民族人民的权利宣言》这些法令，清除了宗教教会和地主们对学校的影响 ，快速推动了面向普通人民的普及教育。
然而，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教育开始了“改革”，尤其受到西方“精英教育”思维的冲击。
如1964年8月，苏联通过了《改变兼施生产教学 的劳动综合技术普通中学的学习期限的决定》，把建立在八年制学校基础上的中学的学习年限，由三年改为两年；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又强调“要把提高专家培养质量当做头等任务”。
教育部门的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执行什么样的路线，就会决定了学校成为哪个阶级专政的工具。
苏联后期，在“以二十大精神彻底改造苏联教育”的理念趋势下，大批资本疯狂涌入原本属于苏维埃国家机器管辖的教育领域。
资本家们鼓吹“全民教育”、“智育第一”、“全面发展”这些从字面上看合理先进、但实际上是在强化苏联新生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教育改革方案”。
列宁早在1917年揭露资产阶级教育的实质时就曾指出：
整个旧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只让资产阶级的子女学到知识……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
可是在“改革”的春风吹拂下，连《真理报》也开始对资本趋炎附势，专门以《深刻的知识是进入高等院校的通行证》为题发表文章，声称：
招收生产工人的结果不仅大大降低了教学质量，造成惊人的淘汰率，而且实际上等于拒绝有才能的青年入学。
可见利益集团鼓吹的“知识仲裁”，正是以“知识”、“分数”的自由竞争为幌子，给特权阶层子女大开方便之门，而把底层劳动人民的子女排斥在高等学校之外。
恩格斯过往在谈英国工人阶级的教育状况时指出：
资本打造的所谓“自由竞争”，实际是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
在苏联后期，既得利益阶层的子女有强势的父母作为后盾，不仅可以上收费昂贵的“补习班”，还可以聘请家庭教师。
据《文学报》透露，在列宁格勒的调查表明，高等学校的入学新生中有三分之二上过这种“补习班”，许多高年级学生还在物理和数学等方面找“私人教师”补课。
这种私人授课，一小时要索取5～10个卢布——对这种靠金钱上大学的办法，每月工资只有几十个卢布的工农群众只能望洋兴叹。
至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中央委员中仅具有院士、博士、工程师、教授等学位学衔的，就占到了46%。
这正表明：高等学校已经变成了进入特权阶层和攫取更高权力的阶梯，“知识”，变成了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
这一点，连西方都看得很清楚，英国《苏联教育中的政治》一书就指出：
这种“设立特权阶级的学校”，是苏联“特殊阶级明显地企图把富裕家庭孩子和一般群众孩子分开”，“把有特权目的的学校转变为社会分化的学校”。
到了1988年，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已经诞生了第一批由寡头投资的私立学校，这完全违背了苏联部长会议颁布的第1468号法令。
但是在苏联当时的社会中，没有任何人或媒体，对其提出异议。
苏联解体前夕，俄罗斯更是直接“摊牌了、不装了”：1991年初通过了《企业活动法》，声称“开办公司、股份公司和私营企业的任务之一是为满足社会需要提供服务，而教育活动是为国民服务的重要形式之一，理应包括其中，可以和私营商业机构一样注册。”
1991年5月，苏联中央政府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政府，几乎同时收到了各自教育部门递交的有关私人办学的议案。
苏联部长会议做出的《私立学校组织程序与功能》，尚带有一丝苏维埃的味道，比如私人办学必须在当地政府监管下开办等严格条款。
但是俄罗斯方面制作的《关于俄罗斯私立教育机构组织程序及功能临时条例》，则完全是另一个立场。它允许资本自由办学，还规定各级党委严禁干预学校的班子搭建和教学内容设计。
两个月后，叶利钦当选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其发布的第一号总统令就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发展的紧急措施》，紧随而来的，就是一大批非国立教育机构的拔地而起……
跋
大卫·哈维曾经批判过顶层富人普遍乐于大量捐款给名校、将资本投入到教育这个“一本万利、包赚不赔”的领域中，然后再促使这些名校在招生时设置“精英化壁垒”。
为此，哈维发明了一个词：“慈善殖民主义”。
恩格斯更是直言了当地批判过：
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
1958年，毛主席提出：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同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亦有指示，可做本文的收尾：
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为了实现这一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没有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教育是不能设想的。
教育是改造旧社会和建设新社会的强有力的工具之一。教育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的残余服务，为建设消灭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和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服务。
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新人，就是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的、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而不是旧社会的只专不红，脱离生产劳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党所提出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口号，就正确地解释了“全面发展”的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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