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胜选在很多人眼中是一次保守派的“复辟”，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特朗普同第一任期班子的大部分人早已反目，在过去四年被两党建制派共同排挤，身上还有众多没了结的司法官司。
实际上保守阵营在过去四年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内部分崩离析状态，无论是麦肯锡的争端还是初选时候的龌龊。二周目的特朗普绝不只属于保守主义，他是共和党和MAGA在妥协和重组中被重新推出来的民众“偶像“，本次选举也是中间派和摇摆州直接把他送回了白宫。
显然当下美国人甚至全世界面临的叙事可能并不是特朗普的“复辟”，或者保守派的返潮，而是一次全新的政治叙事。我们姑且把这种叙事叫做创伤性怀旧。
怀旧(nostalgia)在批判理论中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集体记忆再造和构建虚拟历史文本的行为，在这种视角中，过去和现存历史出现断裂，不再是当代史的前置，而是一个完美的历史“记忆”切片。当人们普遍感到现世的衰颓需要被修复，对完美的切片的怀旧就会占据人们的头脑，让人们呼唤回到那段“鼎盛时期”。
万斯的《乡下人的悲歌》就是这种典型的“创伤性怀旧”。在有社会学视角，以及对美国历史与社会有所了解的人看来，万斯这本书质量恐怕说不上好，不如同类题材的《故土的陌生人》，而且看完也没让人觉得万斯对书中的“乡下人”有多少共情，反而一股美国梦的味道。这本书能走红，与万斯金主彼得蒂尔的支持不无关系。
然而在21-24民主党周期后，无论这本书质量和价值取向本身如何，它确实成为所有“乡下人”的创伤性怀旧情绪的载体。这个群体属于被美国的晚期现代性和进步主义神话所抛弃的群体，有着深层的失落感和群体性怨恨。
一种群体性的怀旧风潮，总是会存在着诸多的选择性记忆。比如伍迪艾伦就在《午夜巴黎》里戏仿过文学界对所谓“黄金时代”的选择性记忆类。“乡下人”们的创伤性怀旧在选择性记忆上与此类似，不过底层逻辑并不完全相同。知识分子对于怀旧的追溯，是给自己对于现实或者说建制机器的批判找寻话语合法性。而“乡下人”的怀旧更多来自于存在意义上的不安、被剥夺感和价值无力感的融合，变成了“故土的陌生人”，这也是“悲歌”的源头。
当这种深植于内心的集体性情绪遭遇美国自奥巴马以来成为主流的反建制公共政治，就无可避免的会发生激烈的对抗冲突，整个现代性反建制政治通常是依赖于新媒介、新市民空间的布尔乔亚阶级，相对于“乡下人”这种“本土性阶级”，他们是属于“全球性阶级”，在后者为主导的话语空间中，男性政治、传统思潮、白人文化、美国价值及其伴随的价值观体系在话语塑形运动中被解构、批判，慢慢变成一种新进步主义新政的对立面。
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民主党建制派和中间派“男权”—或者说男性、白人、中高产以上受教育阶级，在这种话语秩序中往往选择有意或者无意的妥协和让位，以及采取否定性认同(在承认价值共识的承诺中实质性去扭曲和摊薄批判建制话语中女性及其他新政群体的主体性，变成一个体面的共情者、劝导者)。
于是，“乡下人”惊奇的发现，传统社会变革到新世纪的“男权”和新政群体事实性媾和了，而“乡下人”倒成了这种布尔乔亚审美体验、话语叙事和政治批判的最恶劣小丑。这也是之前万斯那句“无孩养猫女”能引起两方强烈反应的原因。
过往对一般怀旧文化的研究，专注于现代性进程的快速变革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现在通过对“乡下人”们的观察则可以更进一步，怀旧不再只是现代性进程的落后者执着于虚幻的政治想象。
事实上晚期现代性公共生活中的话语煽动、媒介塑形和市民行动构成的政治网络，无论何种立场，无论保守壬还是进步壬，无论“乡下人”还是“全球性阶级”，本质都是一种政治想象，只是最后兑现的方式因各国建制体系的不同变成市民政治VS体制机器，广场政治VS传统秩序或者选举政治的代表性断裂等等类型。
“乡下人”群体这种创伤性怀旧引发的政治行动，起源是政治反建制主义进程和保守政治的交织裂变，他们遵从了保守政治对家园想象的偏执和被迫害想象，但是他们也不接受过去三十年来占据共和党主流的新保守主义对于消极自由和本地化政治的观念。所以和新保守主义不是一路人的特朗普成为他们眼中的救星。
选择性记忆在这其中十分明显。万斯们大概不愿想起实际上新保守主义成为主流，本身就是为了解决当年70年代左右因为同苏联竞争而导致的滞胀危机，而金融化也是在为了解决滞胀问题时，甚至更早，早在美国进入冷战时就已无法停止。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大成以及资本全球化进程不过是上诉种种的结果。有多少”乡下人“在当年自觉或不自觉的认同了这种进程，亲手打碎了”黄金年代“，本质上是没法细究的。
在逻辑上不是”来了一群华尔街金融大鳄，硅谷精英和LGBT把我们的社会搞成了这样，只要把他们都赶跑就能好起来“，而是美国对经济霸权的不断维持，让当年的人们做出了某种选择，催生出了金融大鳄，硅谷精英和全球性阶级。
可以说今天”乡下人“们的行动是一种报复性情绪和集体记忆重构的文化进程。但是本土边缘化、制造业和产业工人衰退、政治生存空间减少、传统行业凋零、硅谷技术封建主义和新政文化政治主义的冲击对”乡下人“们确实是真实深切的。”性别政治”、“身份政治”、“新进步主义新政”、“偏向于市民阶级的文化中间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斗争”等等这些争端只是表象，本质是在美国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乡下人“们首先被从经济结构中甩了出去。
在之后霸权衰落的过程中，不只”乡下人“们，越来越多的人被甩了出去。然后特朗普出现了，他告诉人们问题的本质是”我们的制造业被抢走了“，人们开始愈发怀念那个很难说存在了多久的”黄金年代“（毕竟日本和德国工业一恢复就开始冲击美国了）。
所以特朗普成了“乡下人”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中保持存在稳定性的最好偶像，他让人们确信真的存在一个回到过去就能MAGA的”鼎盛时期“，他指出了问题的”本质“以及斗争的”方向。特朗普的出现是“乡下人”的创伤性怀旧，更是美国现有阶级现状的政治性怀旧，这也是摇摆州和中间选民在经历所谓的“拜登MMT繁荣”后反而走向沉默和MAGA化的原因，因为民主党四年下来只让人觉得离他们怀旧的东西越来越远。
在八年前特朗普第一次上台之后，我在《川普的雾月十八一文中》讨论了那次大选背后美国存在的“代表性断裂”现象，这一次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分析两次任期的区别。我们要关注三条线索，特朗普和保守阵营建制派的妥协、美国衰落背景下，自身的去全球化防御机制，以及美国阶级结构的相对变化。
特朗普在第一次任期是完全作为共和党和民主党两派建制反叛者和闯入政治舞台的素人出现的。他的声势除了是美国“代表性断裂”中的一支慢慢发育壮大，也来自于民主党内部青年行动派和社民主义情绪对民主党建制派的掏空。
在这种雾月十八的运动浪潮中特朗普被送入了白宫，在整个执政期间和幕僚、共和党建制派一直处于一种脆弱的恐怖平衡状态。但是在过去四年，共和党建制派内部青黄不接加上人口结构、文化塑形运动，慢慢掏空了共和党建制派在价值取向和组织结构上的底层基础，特朗普在应对民主党长期的司法侵扰的同时抓住这个机遇期，和共和党建制派、尤其是少壮派达成了某种形式妥协，最后甚至演变成了不是共和党容不容“特朗普”，而是特朗普吞噬了共和党建制派，变成了其唯一公众代表。
从这次选举中摇摆州全红就可以看出，特朗普不仅是MAGA这个民粹性行动共同体抬出来的偶像，还是整个已经陷入极度衰退和颓唐的底层重新整合发育再造出来的共生体。
其次，美国衰落的大背景伴随了很多全球性机制的变化，包括不限于供应链安全和国家政治团体对原有全球化规则的冲击、地区大国主导的经济互惠主义冲击西方式的政治价值观同盟政治、新地缘政治的突起和美国干涉能力的衰退，最重要的其实是跨国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结构出现了自反性矛盾。
宏观上来说，传统跨国资本主义通过资金、技术优势和产品稀缺性对新兴市场国家在政策导向、经济结构、文化取向上的“殖民性”建构，以及通过攫取廉价人力、能源等要素配置的资本增殖模式，已经慢慢被新兴市场越来越强大的自主发展能力给倒置了。
美国的传统盟友，比如德国的工业在能源上大量依赖于俄罗斯，人力资源、市场空间甚至于整个供应链体系都依赖于我国，这导致在我国慢慢培育自主企业的过程中，德国企业既离不开我国供应链体系无法适配，也无法阻止慢慢被产业政策驱动的国产替代，更无法适应新兴国家和老牌大国国际政治争端带来的供应链转移成本。
于是在曾经主导全球化秩序的美国看来，政治上大量的外交成本和军事开支维持的盟友体系不仅各怀鬼胎，而且很难形成实质性合力，经济上实体产业移出，掏空美国本土性结构赖以生存的制造业就业结构和80年代的“产业工人神话”，而高价值产业也在面临新的挑战。
社会上城市和郊区的士绅化、文化空间的布尔乔亚化、市民阶级的离散化和传统社区、家庭的组织结构之间，两套系统隔离又嵌合，形成一种对抗性张力（比如大选时家庭内按性别和年龄投票）。文化上“乡下人”开始变成“陌生人”，在公共政治叙事中变成价值反派。
从国家层面来看，特朗普推动的孤立主义和本土性叙事崛起来源于某种联邦政治秩序的主动防御机制，而MAGA的诞生和乡下人的暴怒则来自于这套主动防御机制和怀旧主义合并后形成的本土性复仇。
最后是关于美国阶级结构的相对变化。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世界城市或者区域性国际中心中带来了全球化的市民阶级和社会结构，
他们生活方式上是消费主义媒介灌输下形成的“体面”的审美趣味，
文化取向是全球化新兴媒介带来的复杂文本和象征符号，
生活方式来源于互联网媒介生态提供的身份认同，
政治立场和公共议程统摄到了加州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新政中，由互联网媒介和跨区域的政治行动团体(NGO等)交织生成。社会交互网络开始与传统社区、家庭割裂开，形成独立的布尔乔亚社群。
本土性阶级未必都和美国叙事一样诞生于红脖子，但大多都根植于本土社会关系、社会习俗、价值网络和传统社会结构、权力秩序成长起来的本土性群体。三十多年来，不只美国，各个地区都出现了全球性阶级和本土性阶级的对立冲突，我们姑且就把本土性阶级用万斯的“乡下人”称呼。
“乡下人”的怀旧，本质是对于这种冲突的受迫害性反应和实质性话语权下滑共谋的产物，是在这种政治性怀旧和集体性记忆重构中产生的一种文化创伤。在这种创伤中，集体记忆被全球性叙事所打碎，需要回溯到一个想象的“家园”中被修复——一个80、90年代美国“极盛时期”的回溯性想象。
想象中的“极盛时期”已经被美国的深层政府篡夺、被外部的敌人所攻陷。所以需要的政治口号就是“修复”(re-staure)性政治，特朗普就成了直面这种多重裂痕，高吼“修复美国的一切”，这和之前“让美国再次伟大”既有连续性，也存在着微妙的矛盾。
于是我们看到，这两次美国大选的对比中，代表性断裂的机制或者说社会群体极化的机制长期存在，但在八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能简单地说美国甚至世界回到了保守主义周期。
全球化本身的重构、演变，自反矛盾和自我修复过程中带来的种种变化，让各国和曾经作为全球化引领者的美国同样，共同走入了一个本土主义叙事的生长期。把这种趋势称之为“保守主义的回潮”无非又是一种进步主义者的傲慢。
的确，就像本文一直提到的“创伤性怀旧”，美国人对极盛时期的怀旧记忆既不准确，对其衰落的原因也不真正理解或不愿承认。但放眼全球，各个地区其实都存在自身的“创伤性怀旧”的需求，无论这些怀旧是真实的，还是被美化过的甚至虚假的，过往它们被霸权秩序和全球化话语所遮蔽，如今在美国的调头下，各个地区本土主义叙事的生长也无可避免。
特朗普二周目对我们的影响，不仅限于他上台后的关税政策和退场主义外交会造成什么影响，或者说美国国内生态变化带来什么样的政治行为。更深层的意义在于，虽然全球化还是历史性潮流，但是其结构、形态和机理已经慢慢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理解，把握和适应这种变化对我们这个过去几十年来被全球化影响至深的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也许能够看到本土主义和全球文化空间的奇妙组合，也可能看到地区主义政治和大国协调体系的微妙张力，更可以看到新地缘政治和全球供应链配置重构之间的共生状态，如何抓住新一轮历史机遇，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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