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毛主席整我们姐弟吗？谁整我们难道我们心里没数吗？毛主席是爱护尊重广大文艺工的！这个我比你清楚啊！
杨子荣经典形象永存心间，童祥苓老同志，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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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9月，八大召开。
主席会上致《开幕词》，少奇同志作《政治报告》，恩来同志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的报告》，而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小平同志则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在八召开的四年之前，主席就有过判断：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自1953年斯大林同志后、苏联国内国外出现了一丝混乱开始，毛主席有了“退居二线”的想法，中央一线工作也逐步依靠他想培养的两位接班人主持，国务院工作则由总理负责。
八大期间，主席在接见外国友人时还说：
这次开会我是跑龙套，唱戏的是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
在大会上，时年53岁、正值政治生命壮年的小平同志严正指出：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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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
二中全会上，主席向同志们发言：
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
上层建筑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
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
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是好事。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次年4月27日，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
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建设的正常步骤，也得到了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的积极响应，开始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支持用心良苦的毛主席…
根据戚本禹的回忆：
一个讲话，造成这样一个宽松的气候，出现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本是好事。可是，党内高层一些人本来就怕这怕那，这个时候都在底下说‘毛主席不好‘。
据我当时在办公室听到的情况，………他们就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没有经过讨论就出去了，以往什么事情都是先党内后党外，毛主席这次是先党外后党内了，一样的内容，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然后才在党内宣传工作上讲……’ 他们攻击毛主席违反程序，把党弄得岌岌可危，把国家也搞乱了。
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跟着他们这样看、这样说，埋怨主席不该放开，不该让什么人都出来提意见。
有人甚至说，主席刚刚讲完‘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自己就不谦虚了。这些人都要求主席改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那个方针…
随着部分民主党派人士的建议与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民主产生了极大矛盾（比如储安平之流），1957年5月15日，主席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
注意右派的进攻。
6月8日，中央发出《 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那年夏天，中央召开青岛会议，江同志陪同主席一同前往。
青岛海景风光好，主席本该心情愉悦……
然而，根据江同志后来对戚本禹的回忆，主席那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
还不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
我在现场听过主席的那次讲话，也看到了那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非常理解主席为什么心情不好。
一方面，正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等这个气候出来了，党又要把它消灭，还要毛主席用自己的原始报告来做成枪炮把它消灭。这不等于是让毛主席自食其言吗？何况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还没有解决！
另一方面，他那个时候也派人下去看了一些事情，也了解到在自己的讲话出来后，社会上的确是出来各种言论，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在中国的确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
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这是一种党内外夹击的复杂局面。群众意见、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意见以及右派的攻击，其实还是好处理的，难的是党内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还有大批同志跟在他们后面，也一样对毛主席的讲话有这样那样的埋怨。这些能都不管吗？这样一来，主席自然就没有心思游览青岛的风光了。
由此，在主席“全国有约五千右派”的正确指示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右斗争。
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这是正确且必要的。
从政治层面，这对于分清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与人民政权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只不过，一切伴随着“扩大化”的发生，正向性戛然而止。
主席点明“约五千名右派”，后来却打出了五十五万人之多……
还是在他的亲自指挥下，超过二十万“右派知识分子”被成功摘帽、恢复了名誉。
同时，吸收党员的标准也开始侧向技术性人才。
1980年3月19日，小平同志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就指出：
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
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是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
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
……我们是积极分子，扩大化我就有责任。
在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小平同志的回忆显然是极为客观又真实的。
江同志在日后还曾告诉过戚本禹一件事，说主席在青岛的时候对她还说过这样的一番话：
别人说我引蛇出洞。我没有引蛇出洞，我搞的是阳谋。毒草出来了不要紧，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总会有些问题，不要紧。我都说了，农民种地也有毒草的嘛。花点药，除了就是了。我不是阴谋，我是阳谋。
主席这个意思很明确，就是批判许多人强加给他的、实际上是莫须有的所谓“引蛇出洞”。
这也就是戚本禹后来曾愤怒驳斥的
……可是，后来写历史的人，竟然就说是主席自己都承认搞什么‘引蛇出洞’……实际上，主席是真要群众民主的……群众讲话了才能稳定，才能避免出现‘匈牙利事件’，当时要不是主席的讲话出来，让群众的情绪有一个发出的地方，那群众就可能因为对官僚主义的不满上街去，真出现‘匈牙利事件’也是难说的。
哪知主席讲话，是在苏联二十大以后，他一讲，群众动了，右派也动了，党内还就是利用这些事说‘主席把国家搞乱了‘……
主席真是好心啊，……却不像话，不检讨，还把屎盆子扣给主席头上……
主席不同意打成右派的，他们也打了很多……不愿意给错划右派平反的阻力不在主席这里。
主席是实事求是，从来不离开这个方针的。右派错划了，就该平反。我们秘书室是一直给主席送信，反映错划右派要求改正的事。主席看到了就叫我们调查处理，但是我们当时没有看到中央给错划右派改正的文件。
文革中才知道，统战部收到我们转去的一些申诉信以后，原准备搞一个给右派平反的文件提交中央，但…告诉统战部的部长：“右派一律不能平反！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现在不宜平反！”
……这个右派不能平反的指示违背了中共中央1962年8月对于搞错右派应于改正的指示，也违背了毛主席的认真处理右派申诉的意见。
……把不平反的屎盆子、罪名往主席头上盖。要么是乱批、乱斗，按主观臆想的比例乱划右派，制造大批冤案；要么是统统一风吹，全国除了保留几个象征性的右派，其他右派全部平反，把大量疯狂攻击社会主义的、坚决不改的铁杆右派也当成好人。
现在有些人把反右扩大化的错误都归到主席身上，这是不对的。就是反右派，主席也没有想那么大规模，‘按指标打右派’不是毛主席说的！
历史是极为清晰的，1957年6月29日，正是主席在审改《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时，曾改写和加写了一条极其重要的政策界限：
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分子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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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及的主席曾说的“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主席后来在1964年6月27日对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所作的批示中再度谈到：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
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回想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首要考虑的就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如何巩固和建设新中国、稳定工农阶级统治的问题。
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都使党在经济、政治以及军事上得到了极大巩固。
然而，毛主席也深知文化建设巩固的重要性，以及作为有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与半个世纪现代资本主义侵蚀的国家，国内思想文化的毒瘤仍然有待铲除。
应当说，如何让马克思主义文化成为新中国社会的指导文化思想，是主席和那一代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主席本人就非常注重思想文化的改造，在延安，他的文艺思想和政治思想曾广泛影响了一代边区人。
但那毕竟只是在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域，而现在则是整个中国呈现在自己的面前，这让主席十分忧虑。
在这个巨大的文化教育工程中，执行的主体大多是文艺界与思想界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世界观往往已经形成，对工农阶级的“天然排斥”是主席对这部分“创作家”们格外注意的地方。
在主席看来，知识分子本身面对社会主义制度下新资产阶级分子的腐败影响，会更加脆弱、更容易丧失好不容易才建立起的革命信仰。
1950年6月23日，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次会议的闭幕词中，主席明确指出了今后的一项工作：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当年度，《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批评胡风“七月派”作家阿垅的文章，《光明日报》和《文艺报》也相继批评胡风的新诗作《时间开始了》以及路翎、冀方的作品。
特别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引起了文艺界的强烈震动。
在“清除文艺工作中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主旨下，文艺界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整风序幕，其主要内容为重新学习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领导地位。
随后从1951年10月开始，对知识分子和文艺从业者的思想改造逐步由北京扩大到全国整个知识界和文艺界，并形成高潮。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即将胜利完成，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加快经济和科学文化建设，但是文化艺术领域的状况却相对复杂。
一方面，刚刚经过大规模思想改造运动和一系列文化领域批判肃反，不少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心有余悸”，他们从思想深处难以理解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也对自己固有的文艺认知较为固守；
另一方面，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国内各界出现了严重的教条主义——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苏共二十大极不合理地批判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斯大林同志，进一步引发社会主义阵营理论界的动荡。
当时，苏联有位名作家叫格罗斯曼，他曾于1952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把斯大林时代歌颂为“没有矛盾的天堂”。
然而就在斯大林去世后，根据新的领导集体的风向转变，格罗斯曼的画风开始跑偏。
后来仅仅不到十年，经受了苏共二十大洗礼的他就于1961年写成《生存与命运》，书中宣称卫国战争是“两个极权主义之间的斗争”、“苏联不但称不上正义，甚至极权主义的程度较之希特勒更胜一筹”……
对于正准备在1956年召开八大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很显然需要再一次破除教条主义。
因为突破教条的目的正是为了保卫所谓“教条”中有益的东西，防止后世的反攻倒算盲目毁灭一切。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做的《论十大关系》报告就论述了这个问题，也正是在探讨《论十大关系》时主席提出了“双百方针”：
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提出此方针的目的就是要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主席也有进一步阐述：
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2000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在主席的文化理念中，百家争鸣不仅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界的领导地位的根本途径。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学术思想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学术思想领域“资产阶级唯心论”已经受到削弱，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初步占领了主导地位。
不过，这种地位依旧不够巩固，需要进一步加强。
毛主席认为，意识领域的美与丑的斗争、善与恶的斗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香花与毒草的斗争，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他说：
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一年后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主席更是深刻点明：
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
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
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
3
1957年3月17日，毛主席在天津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从扩大《参考消息》发行范围问题讲到党内党外都应该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作斗争：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
中国办事情，如果我们不发展马克思主义，那么事情就办不好。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拿到中国来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就要按照具体情况解决具体问题。
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家争鸣’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
对有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批评、文艺创作能不能公开讨论”的问题，毛主席也作了明确回答：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
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至于如何在百家争鸣中处理、运用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主席则认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实现的，实行“百家争鸣”更不是对各种不同的思想任其自由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界必须力争占统治地位，‘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
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
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
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于被统治的地位。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
而如何对待文艺领域中的非马克思主义作品与现象，主席亦有指出：
对于错误的思想，比如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面——唯心主义，以及文艺作品中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东西，应该给予批评，不批评是不对的。
但同时，主席又强调：
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非常有害。
因为一方面，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另一方面，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
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
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各有自己的看法。因而百家争鸣是有阶级性的，是无产阶级的方针，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决定的。
1962年9月，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同志告诫：
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
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
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
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
一年后的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前十条》，并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了通知，要求立即按照决定中的规定，定出计划、经过试点、分期分批推行，争取在两三年内全部办到且力求办好，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城市新“五反”运动为内容，抓好阶级斗争。
这本是毛主席苦心孤诣的防修反修纲要，然而转眼，党内就接连在四个月后和一年后分别发表了一篇《后十条》和一篇《修正草案》，其内容直接反对毛主席、反对群众……
由农村问题和宣传问题的失控，主席同时也逐渐意识到国内文艺界自上而下弥漫着的不良风气，它是政治风向的辅佐，也是决定人民群众阶级意识的汤药。
严格来说，当时我国的经济基础早已变化，公有制早已根基稳固，那么上层建筑也应当相应变化才能巩固经济基础——可是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文化艺术部门，似乎建国以来始终没有跟上步伐。
这就让毛主席深为思虑：如果这些部门不革命，那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动摇人心向背。
1963年9月，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严厉指出：
戏剧要推陈出新！不应推陈出陈。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的丫头保镖之类！
两个月后，主席又对《戏剧报》作了两次重要指示，批评得十分厉害：
《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文化部也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很多，文化部不管。
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
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果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国人、死人部！如果改了，可以不改名字。
对这些牛鬼虹神，把他们统统赶下去。不下去，不给他们发工资。
这个批示虽然只是对《戏剧报》的，但已指向文化部乃至整个文化艺术领域。
必须认识到，毛主席历来对历史和历史剧是非常喜欢的，然而现在却要把它们“统统赶下去”，足见老人家对文化倒退的愤怒。
一个月后，1963年12月，毛主席又作了一段更为尖锐的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啊…
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1月3日，少奇同志召集文艺座谈会，中宣部和文艺界三十多人参加会议，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周扬同志等都到会，周扬同志还作了中心发言。
会上，周扬同志谈了对上一年毛主席文艺批示的看法和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如推陈出新问题、民族化问题、文艺工同工农群众结合问题。
在会上，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等也作了发言讲话，勉励文艺工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批示，要求他们下乡下厂，反映工农兵生活，塑造现代人物的形象，提出少演历史剧、外国剧。
但是，究其本质，他们几个人对文艺界状况的估计，与毛主席在批示中说的并不一致，他们在内心深处没有把文艺界的问题看得那样严重。
很快，毛主席发现了这种“走过场”的做法，明确指示不准这样做。
其实，主席对他们是很了解的，早在两年前，中宣部和文化部就百般阻挠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
对此，毛主席悻悻然：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1964年少奇同志主持的那场文艺座谈会还没有完全淡去，便又发生了“迎春晚会节目庸俗化”的严重事件。
1964年2月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举行迎春晚会，但演出的节目革命气息不浓，且极为庸俗低级，受到社会各界批评指责。
比如空军文工团表演的《兄妹开荒》，用京剧中的老生、小生、花脸和昆曲的各种曲调来唱，观众表示“怪声怪调”；
比如铁路文工团表演的《梁祝哀史》，用真人学木偶动作，结果女的不停扑倒在男的怀中，观众表示“既糟蹋了演员，也糟蹋了剧本”；
再比如哈尔滨话剧院演出男扮女装的《天鹅湖》，一个男演员脱得赤条条，只穿一条三角裤，披着薄纱，胸前安了两个假乳“乱蹦乱跳”，报幕员还对观众赞叹地说：“你们看，那腿是多么富有弹性啊”………
为此，中宣部不得不在3月下旬召开文联各协会党组成员、总支和支部书记会议，讨论迎春晚会文艺节目的事故，并决定在文联和各协会干部中开展一次整风学习运动。
到4月，全国文联、作家协会等十个单位的全体干部都开展了整风，中宣部文艺局还起草了《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
这个报告由毛主席阅后，便在其基础之上附上了本文开篇的批示。
这个批示，当时也称为毛主席对文艺问题的第二个批示。
7月11日这个批示下达后，不仅引起了文艺界的震动，且使全党风气为之浊清，文艺界开始了第二次整风学习。
8月14日，中央书记处发布《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四天后，毛泽主席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
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那年的上海会议后，毛主席曾问过许世友：
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你怎么办？修正主义不只是出在文化界，党政军中也会出，这是最危险的……
一年后的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文元同志主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4
1942年5月，毛主席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在延安那场载入史册的文艺大动员中，主席慷慨激昂地说：
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这个「人民」指的是什么？
是占全国、乃至占全世界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工农群体，还是占少数的、自古以来把持着生产资料垄断权与社会秩序解释权的地主阶级/精英阶层？
还是得去1942年5月的延安寻找答案，寻找毛主席给出的那个至今仍颠簸不破的答案：
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
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会对“老爷”“官僚”们恨之入骨：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命的对象。
他会不断追问有没有“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因为苏联文艺界的乱象他看的一清二楚。
除了前文的格罗斯曼，擅于随风舞动的苏联“艺术家”、“知识分子”们不要太多：
比如在1950年写出中篇小说《大学生》歌颂斯大林、又在1976年将其改写（主角与反派全数调个）为《滨河街公寓》的特里丰诺夫；
比如在卫国战争期间大写各种抒情诗赞美斯大林和苏联红军、又在斯大林逝世后担任《新世界》杂志主编时大骂斯大林的特瓦尔多夫斯基；
比如一边自称“列宁同志是我的全部生活准则”，一边又在小说中大骂列宁与十月革命的田德里亚科夫；
比如一边在苏联国营电影制片厂中领巨额公务薪金，一边又大骂苏共“残酷迫害”的维索斯基………
文艺是一柄利器，西方世界和苏修当局都输门清儿。
而艺术家们的创作更是舆论战中或雷霆万钧、或润物无声的重弹。
他们向来都是「无冕之王」。
跋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
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
杨子荣的声声怒吼，是一个磅礴时代的呼唤回音。
样板戏以所谓“八大样板戏”名垂青史，但实际上样板戏远远不止有八部，直到1976年秋天即毛主席离去时样板戏仍有20余部，其中超过一半摄制为电影形式放映。
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电影院也不止是放样板戏电影，群众进入电影院也并非只有样板戏电影可看。
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9年这约三年各地进行运动化社会改造，没有拍摄剧情类电影，但纪录片均在正常拍摄，1966-1969年间电影院里主要播放的就是新闻纪录电影和部分战争类题材的复映电影。
而从1969年4月九大上正式宣布“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开始，部分暂停的工作即开始按“九大”路线方针重新开展，1970年正式以拍摄样板戏开始重新拍摄剧情电影，1973年开始重拍故事片类的剧情电影，自1973年至1976年10月这约三年里拍摄了至少八十多部剧情电影并公开放映。
所谓“八部样板戏”之粗暴略称，完全不可概述新中国的艺术成就。
1976年，童祥苓《智取威虎山》海报张贴于上海街头
甚至在一些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聚集区，还会配备专门的翻译员进行电影或样板戏电影播放时的“同步翻译”。
下图就是1965年时，西藏拉萨的为方便藏族同胞看懂尚未有藏语配音的汉语影片的在放映现场进行藏语配音的电影放映员：
今年是毛主席批注文联、作协、剧院等文艺宣传部门“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整整六十周年。
一个甲子而去，今时童祥苓老同志的仙逝让人更为共和国文艺战线与史研领域的退步和乱象深感悲痛！
2004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演讲报告中曾提出：
文化大革命虽然最后使得毛泽东以悲剧的结局而告终，但是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永恒的；同时，他通过他这样一个不成功的探索给我们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永恒的课题、永恒的思考：就是如何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如何保证党的性质不变质。中国共产党不能成为一个富人俱乐部，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现在各种各样的情况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好写。不好写的原因，不是因为说出来有损于毛泽东，而是说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这还是有一些禁区的。
寒窗拂页百年风，听雨已是灯熄时。
沉痛悼念，敬承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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