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庄子·天下》有言：“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这是“内圣外王”第一次出现在典籍里。
庄子的意思是，研究天地宇宙的规律，分析万事万物蕴含的哲理，再体察古人先贤的经验，就能塑造内圣外王之道。
但“内圣外王”到底是什么，庄子没有明说，只是感叹道：“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遗憾，洋溢其间。
庄子留下的空白，儒家后来给补上了。
《大学》开篇就写了两段——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明德、亲民、至善是《大学》的三纲领，意为执政者要发扬自己的光明美德，敬爱人民造福人民，缔造一个至善至美的社会。
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大学》的八条目，其中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是圣贤必备的内在修养，可称为“内圣之道”，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王者必备的外在功业，可称为“外王之道。”
如果没有内圣的修养，便不可能有外王的功业，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鲁国的季康子向孔子问政的时候，孔子就答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言外之意便是，执政者的内在修养、气质、谋略散发于外，一层一层影响周围的人，就能共同成就一番功业。
所以，踏踏实实的落实这“三纲领八条目”，便是儒家实现内圣外王的方法论。
2
自青年起，教员便砥砺苦修，完善自己的健全人格。
他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第一次见到世界地图，首先想到的不是“世界如此宽广，有多少美好事物”，而是在韶山冲没见过几个生活快乐的人，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恐怕也差不多。
一股悲天悯人的情怀，充斥胸中。
进入湖南第一师范以后，教员刻苦读书，并写下大量读书笔记，取名为《讲堂录》，其中一篇里写道——
“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
“少年需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孰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不迁怒，不贰过，盖行事之大难者也。”
“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漫游四宇尚已。”
“惟明而后可断，既明而断矣，事未有不成者。”
这些读书笔记，基本涵盖了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等条目，所以教员进步很快，没用几年时间，便具有极强的人格魅力，成为湖南一师的学生领袖之一。
人到中年时，教员通过秋收起义、四渡赤水、抗日战争、三大战役等辉煌功业取得非凡的地位，不仅吸引了数百万追随者，还带着他们建立了新中国，改变了江山的颜色。
以往的战争领袖走到这一步，必然要大封亲戚，无论贤愚都提拔到重要岗位，确立自己家族的独尊地位。
但教员没有。
大舅哥杨开智给教员写信，提出到北京谋个职位，最好是个领导岗位，教员非常不满，回信把杨开智一顿训斥：
“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以教员的脾气，这封信的措辞已经相当严厉了。
杨开智不甘心，又请表弟向三立给毛岸英写信，说想在长沙谋一个厅长职位，毛岸英体会父亲的意思，给舅舅回了一封长信，信里写道：
“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抗美援朝爆发以后，教员又亲手把长子毛岸英送到朝鲜，做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个兵。
把政治理论和个人品德结合起来，用于治理家务，便是教员的齐家。
正因教员能做到这一点，他才敢说：“高级干部的子女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汉献帝，娇生惯养，吃不得苦，如果他们不能人格独立、生活独立，就会逐渐走向官僚化和贵族化，损害党的事业。”
说完，教员就要求高级干部子弟夹着尾巴做人，不要把父辈挂在嘴边出去唬人。
教员修成了圣贤身，并以身帅正，又有谁敢不正？
此为教员的内圣之道。
3
除了横扫天下的军事战绩以外，政治，尤其是影响全党、全国风气的政治建设，教员也是颇多建树。
1938年9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不仅总结了抗战以来的斗争经验，还彻底纠正了以往的右倾错误路线，真正明确了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定位，为我党领导抗战胜利奠定基础。
在会议上，教员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的著名论断，然后和同志们制定了“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
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此后，数十上百万的三八式干部，在我党的领导下加入抗日战争，并成为新中国的中坚骨干力量。
1941年5月，教员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整风运动开始。
经过数年整风，以教员思想为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各项工作的行动指南。数百万党政军人员的思想，至此统一到史无前例的地步。
这种无坚不摧的凝聚力，便是此后数十年，各项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教员提出著名的“两个务必”——
全党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两个务必一经提出，立即通过各级党组织向下传达，成为全体党员的行为准则。
新中国成立以后，干部队伍不变颜色，常年累月保持着冲天干劲，以人定胜天的信念再造山河，“两个务必”功莫大焉。
当然，人上一百形形色色，那么多党员干部总会出几个害群之马。
1951年开始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教员亲自处理重大典型案件，并在征求党外民主人士的意见之后，批准华北局逮捕贪污腐败的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随后将其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用教员的话说：
“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这次处决高级干部，可以视为给“两个务必”打的补丁。
同样是1951年，教员收到长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的消息，难受的不行，听彭德怀说了毛岸英的牺牲过程以后，更是泪流满面，望着院里的松柏，他不禁背起庾信的《枯树赋》：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可能是心情不佳，他就到石家庄休息了两个月。
但就是在这里，教员亲自审定了一批文稿，那些得意之作，他原文留存，那些不满意的文稿，他又几经修改，直到满意为止。
这些经他一手筛选审定的文稿，汇编起来，便是《毛选第一卷》。
此后两年，教员又亲身参与了第二卷、第三卷的编辑工作，编辑第四卷时，教员参与的比较少，但审定了收录的篇目，并一一提出具体指导意见。
教员怀着悲怆的心情参与审定、编辑工作，可见他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
原因就在于，教员要把自己的思想、观点、方法论公布出来，让人民群众参考借鉴，人人都能成圣贤。
就像他给湖南大学校长李达的信中说的：“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
直到人生晚年，教员还在研究“三个世界”和“继续革命”理论，试图给新时代的国家和人民指明方向。
此为教员的外王。
4
教员曾说，喜欢李白的浪漫主义风格，他自己的诗词风格，也是走浪漫主义这个方向。
但他砥砺苦修的过程，实在谈不上有多么浪漫。
从现在回溯历史，教员其实是用数十年的时间，融合了儒家理学的格物致知，以及心学的知行合一，成为二十世纪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
三皇五帝及至周公以后，政统和道统、政治和教化合一的国家领袖，唯其一人而已。
达到这个程度，足以称为内圣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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