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内外失衡：一些被忽视的因素

中国的内外失衡：一些被忽视的因素

——评《寻找内外平衡的发展战略——未来10年中国和全球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李众敏

《寻找内外平衡的发展战略—未来10年中国和全球经济》（以下简称《平衡》）是中国经济研究和咨询项目第二期项目的研究成果，这一项目汇集了国际和国内一流经济学家，集中体现了国际化的智库对中国内外失衡问题的深入思考。全书洋洋洒洒五十万字，国际和国内一流的经济学家对中国内外失衡的现状、成因及解决思路提供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无论是从研究的高度与深度来看，这一成果都是以前的研究所难以比拟的，它在政策层面和理论层面所带来的影响也是可以预见的。对于这样一个成果，实际上我们可以评价的地方已经少之又少，但是，正如在序言中所说：“由于对中国经济隔膜和生疏，即使是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大家，在分析中国的时候也会出现很多判断错误”。这里所要做的，只是提醒其中一些可能被忽视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是基于中国外部失衡的国际背景、中国的实际情况等方面而提出的。

想强调的是：首先，中国的外部失衡有其国际背景，并不是通过中国单方面努力能够解决的问题，它甚至涉及到整个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一些问题；其次，在书中，汇率因素被过分地强调，汇率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过多地关注汇率问题，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那就是以偏概全，以日本的情况对此进行了说明；再者，基于以上两点，对书中所提出的中国内外失衡解释框架作了一点补充；最后，根据前文的分析，对书中所提出的中国内外失衡调整战略进行补充，并对内外失衡调整的成本、存在的风险进行说明。

一、中国外部失衡的背景：全球失衡

应该说，中国的外部失衡由来已久，但是对中国外部失衡的关注却并不久，对于国外的经济学家而言尤为如此^[1]。国际社会对中国外部失衡的关注很大程度是因为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而升温的，受到了来自政治集团较大的影响，使得中国在这一问题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就像在70~80年代日本所受到的压力一样。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美国逆差的结构，就很容易理解美国对中国施压是必然的，在1993年，中国只占美国逆差的13.7%，而到了2004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23.3%。中国已经取代了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顺差国，后者在这一期间占的比例从34.4%下降到了10.5%（表1）。

表1  美国主要逆差国占美国总逆差的比例

（单位：百分比）

说明：这里的“总逆差”与国际收支核算中的“贸易差额”有所不同，本表中首先将所有（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国家对美国的顺差加总，再计算各国顺差在加总值中占的比例。

数据来源：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

但是，问题都不是从单方面观察就可以得到解答的，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美国的逆差地位没有发生变化，相关的顺差国也没有变化，主要的顺差国：中国、日本、加拿大、德国，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就没有变化过。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也要找一找美国的原因，甚至是目前全球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在看来，在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下，全球的投资与贸易失衡是必然的，因此，中国的外部失衡问题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外部因素，而不是在中国内部找原因：

1.全球化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在布林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卸下了义务担当国际货币的担子，但是在全球化推动下，美元却实际上承担着国际货币的功能。全球化让美国和欧盟之外的国家感受到了美元的作用，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技术和设备、奢侈消费品以及其它所有要从外国进口的产品，都需要用美元来购买^[2]，而要获得美元，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把东西买给美国人，这要比靠出口其它国家来获得美元容易得多，因为其它国家同样需要美元，这是导致美国大额逆差的重要原因。换句话说，除了美国之外的国家都希望给美国带来逆差，从这一点看，与布林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前并无实质差异。

2.国际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开放不均衡。得益于全球化的推进，国际间产品与要素的流动都迅速扩大，但是，国际要素和产品市场的开放程度并不均衡，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技术市场的开放程度要远远大于劳动力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借助于大量的跨国公司，资本和技术所有者为了寻找最高的报酬率，必然将资本与技术投向成本最低的国家，其结果必然是劳动力密集国家大额的加工贸易和贸易顺差。以资本为例，假设所有跨国公司都以美元结算，那么资本的报酬率为：

其中： 为投资报酬率， 为工资率， 、 和 分别表示产出、资本与劳动力。

很显然，在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地方，资本是最有利可图的，这一思路对解释日本的顺差是否有力还是需要考证，但是对于中国的外部失衡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透过这一思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外部失衡的两种最基本的表现：双顺差、加工贸易比重过大。这一点，在下面将会有更详细的说明。

因此，想要提示的是，在考虑中国的外部失衡时，光考虑中国内部的因素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全球失衡的大背景下来考量中国的外部失衡问题，不然，得出的观点与对策将会有失片面。

二、日本的经验：汇率是唯一重要的原因吗？

在《平衡》一书中，经济学家们十分重视汇率对于中国外部失衡的影响，毫无疑问，汇率作为对外经贸关系的重要杠杆，对中国的外部失衡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汇率并不是唯一的原因，这一点可以从日本在1970～80年间的情况得到证实。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由于出现了大额的对美贸易顺差而受到了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美国对日本提出了日元升值的要求，不管是由于外部压力还是内部调整，日元的确在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持续升值（以日元对美元名义汇率衡量）。但是，日本的贸易顺差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相反，随着日元的升值，日本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直到90年代中期才开始趋于平缓（图1）。

图1  日元汇率与日本的贸易差额

（单位：1000日元/美元，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IMF。

我想，这使得“通过人民币升值解决中国外部失衡”的思路大打折扣，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人民币汇率变化与中国贸易顺差的关系时就会发现，在人民币不断贬值（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衡量）期间（1982～199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变化甚小、波动也很小，中国贸易顺差大幅度扩大，正是发生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维持不变的时候。这至少说明一点：中国的贸易差额对汇率并不敏感，这一点也曾经被其它专家关注过。

图2  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的贸易差额

（单位：美元/100人民币，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IMF。

不可否认，长期的双顺差格局已经给中国造成了通胀压力，而且大大加重了央行对冲的负担，但是，汇率并不是造成这一状况的唯一原因，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次要的原因。除了汇率之外，还有其它重要的因素：

1.中国廉价劳动力问题。华尔街日报在今年8月14日有一则报道^[3]，说是韩国工人因为待遇过低而引发劳资纠纷，其中举了一个例子，“现代”汽车的工人平均年薪是5000美元。而在中国的东部省份广东，最新出台的“最低工资”规定是800元人民币左右，也就是1200美元左右的年薪。从这个角度，很好理解为什么大量外资涌入中国，以及中国加工贸易为什么蓬勃发展，而且，中国在劳动力上的低成本将足以吸收相当幅度的人民币升值。

最近，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了中国政府、专家和媒体的重视，据报道^[4]，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统计，2005年度美国平均每小时工资16.16元。而在中国，许多地区的工人每小时薪资可以低到40~60美分。

2.美元结算的问题。在中国的出口企业中，无论是外资型企业还是本地企业，相当一部分都是采取美元结算，因此，人民币升值对于原材料、技术等要素的成本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只是换算成人民币支付的劳动力工资会有小幅度提高，但是，这种提高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占的比例非常之小，在上述同一报告中提到，“‘中国制造’的芭比娃娃单价20美元，但中国只能获得其中的35美分。”

3.产业集群问题。由于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国际贸易从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产业集群，在中国东部广东省，许多大型的公司都同时有300-600个企业为其提供零部件，这些企业既有本地企业，也有外资企业，而且这些企业大都集中在周边10~30公里的区域之内。产业集群的后果是，一个企业不可能独自退出这一产业群，如果人民币升值真正影响到了某一个产业，带来的将是整个产业群的转移，但是，这只有在人民币升值达到了相当幅度的时候，而且是对个别受影响较大的特定行业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如软件行业，因为它的大部分成本是以人民币支付的人力资源成本，如果人民币升值幅过大，这类企业的成本就会迅速上升。

4.中国外汇管理体制问题。由于外汇必须交由中央银行管理，这种体制形成了贸易顺差与人民币货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因为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必须由各银行交由央行管理，兑换成人民币，因此贸易顺差与货币发行过程有了直接的联系，也在不断加大中国面临的通胀压力，只要中国的贸易存在顺差，这一过程就不会停止，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除此之外，中国在东部省份已经形成的产业集聚格局、税收优惠以及对环境保护的轻视也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原因，对于部分港资、台资而言，语言上的便利也是吸引其来大陆投资的原因之一，这些都是削弱汇率变化的因素。

三、中国的内外失衡：对解释框架的一点补充

在《平衡》一书中，中外经济学家给出了一个基于汇率的解释框架，正如上面的分析所指出的，除了汇率之外，还有其它重要的因素，这里想做的是，怎样基于除了汇率之外的因素，对书的解释框架给一点补充。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战略中，有很强的“追赶”成份，为了能够使政策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从而得出激动人心的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最发达、外向型最高的地区开始开放经济。但是，这一过程是在中国城市化程度非常低、农业劳动力比重非常大、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常多的情况下开始的。随着东部沿海省份经济的发展，加上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出现了持续的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农民工潮，城市化程度低的直接后果是：相对于城市发展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而言，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容量过于庞大，形象地说，就像用一根小自来水管来排放密云水库的水一样。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农民工的人均工资居低不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尤其是在1978~2001年间，中国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在2001~2006年间，农民工的工资有小幅提高，但是上涨的幅度不足15%^[5]。

图3  中国非熟练劳动力市场：一种可能的情形

根据上述情况，描绘了中国非熟练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可能情形，其中w为工资、L为劳动力。在达到饱和点A之前，尽管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但是工资对劳动力需求缺乏弹性，直到劳动力需求达到了饱和La，工资才开始上扬。认为，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其本上是在A点的左侧，近年来才开始逐渐达到A点。

工资持续低迷带来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也促进了中国的出口贸易，尤其是加工出口的迅速增长，这一过程持续了二十多年，为中国积累了大量外汇收入（也导致外汇储备增加），不断扩大了中国的贸易顺差，这正是我想对书中外部均衡解释框架所作的补充。

同样，从这一角度，我们也可以对中国的内部失衡进行解释，由于中国的开放政策（如税收的优惠等）首先是在东部沿省份实施的，加上这些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得外资在中国东部和内地之间分布不平衡，内地主要是靠向东部提供劳动力来分享开放的利益。由于工资多年持续低迷，使得内地所能分享的利益极其有限，大大延长了内地通过劳动力工资形成投资资本的积累过程，也限制了内地的发展，这是我对书中关于内部失衡解释（尤其是地区不平衡）的一点补充。

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书中在考虑银行业对中国外部失衡的影响时有失片面，而且并没有考虑银行业对中国内部失衡的影响。在看来，中国银行业对中国的内外失衡都有较大影响：

1.对外部失衡的影响。这一点在书中已有所考虑，但是，有重要的遗漏。1998年以后，央行关闭了各地政府向银行借钱发展经济的大门，而各地官员追求政绩的直接手段就是经济总量的上升，在得不到银行的借款时，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了重要的资金来源^[6]，这刺激了各地政府吸引外资的欲望，在带来外资的同时，也带来了顺差^[7]。

2.对内部失衡的影响。银行业对中国内部失衡的影响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却又很少被关注的问题，出于风险考虑，银行对民营经济的扶持非常有限，私有部门发展不足、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不足，也是导致中国劳动力工资增长缓慢、加大区域不平衡的原因。

当然，这其中还涉及到中国的个人与企业信用体系建设问题，由于缺乏一个系统的、公众认可的信用体系，中国的企业与银行只能在不停地试错中得出对方评定信用等级，因而使得银行在贷款上表现得非常谨慎。

四、中国的内外失衡调整：思路、成本与风险

在调整中国内外失衡的战略上，《平衡》一书给出了迄今为止最全面、也是最深入的药方，对此，并没有多少可以说的。这里需要的是对其予以一点补充：

1.社会保障问题。在Blanchard等人的论述中，提到了要“改善居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并提出要加大对医疗和教育的公共投资^[8]，书中也提到过中国社会保障的问题，但是并没有予以足够的份量。在看来，社会保障是扩大消费必备的条件之一，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百姓的“后顾之忧”既是决策层应该努力追求的目标，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能否实现转型的关键所在。要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就必须有完整的弱势群体识别机制，需要逐步建立以个人账户为基础的收入核算体系，以便于识别社会弱势群体，建立行之有效的保障机制。

2.经济发展的软环境问题。除了社会保障之外，中国经济平衡发展还需要一个完善的软环境，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个人信用和企业信用记录体系，这对于减少社会交易成本、改善居民抵御风险的能力、扩大消费都是至关重要的。

除此之外，《平衡》一书中并没有谈及内外失衡调整所需的成本和面临的风险，需要明确的是，调整中国的内外失衡并不是无本买卖，各种调整的政策都需要相应的成本、甚至会面临风险：

(1) 中国内外失衡的调整成本。无论是改善社会保障、建立信用体系，还是减少中国的顺差，都是需要成本的，必须增加财政的投入，同时因为贸易顺差的减少，在海关税收上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除了需要增加成本外，还需要政府在处理公共事务上转变思路，公共事务是天然的“亏本买卖”，建立社会保障、信用体系都是需要花钱的，更多的精力应该放在如何把公共投资的效率提高上来，而不是如何减少公共投资、吸引社会资金进入公共事务领域。

(2) 中国内外失衡调整存在的风险。在调整过程中存在的风险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认为至少包括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如果中国的外部失衡对汇率并不敏感，那么汇率调整不但没有解决中国高额贸易顺差的问题，反而会削弱国内企业在劳动力方面的优势，严重阻碍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步伐，也会阻碍中国经济的国际化。

其次，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转型阶段，虽然外资已经持续多年进入中国，但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的步伐才刚刚启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向国际进行投资的企业将会越来越多，这些都需要外汇来支撑。

最后，各种信号都表明，全球经济可能出现逆转，增长速度有可能会减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在内部调整中公共投资支出过大，而这些公共投资的效果往往有一定的滞后，那么在短期内，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动力都会受到来自财政上较大的约束，这是在全球经济减缓背景下进行内部调整的风险。

注释：

^[1] 当然，国内经济学家在这一点上要关注得多一些，余永定等经济学家曾经长期关注过中国的双顺差问题。

^[2] 在这一点上，也有例外，因为欧元和日元也在分担一定的功能，但是主要还是美元。

^[3] “韩国劳资冲突加剧促使公司移师海外”，《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站，http://chinese.wsj.com，2006年8月14日。

^[4] “中国‘组装’了美国新财富”，《中国经济周刊》第17期，2005年5月8日。

^[5] 由于国内缺乏这方面的统计，数据来自于在广东省的实地调查。

^[6] 这一观点得益于与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讨论，在此表示感谢。

^[7] 在本文中多次提到了外商直接投资（FDI）与贸易顺差的关系，因为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主要是销售到国外，所以FDI大部分是集中在加工贸易领域，FDI与贸易顺差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

^[8] Blanchard, Olivier and Francesco Giavazzi, “重新平衡的中国经济增长：一种三管齐下的解决方案”，原书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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