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艾思奇最大的启示
韩树英
艾思奇同志是我的老师，广义的、狭义的，都是我的老师。1950年我入马列学院，学了四年，我是他的门生。毕业以后，我留校在哲学教研室工作，他是主任，后来他又是副校长，我又是他的部下、属下，后来又是他的工作助手，一共十年，一直到去世以前。再往前说呢，四十年代初，我在海外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的秘密读书会，在那以前，我就学过《大众哲学》和其它的一些书，所以他又是我的启蒙老师，就是这么一种身份。
艾思奇同志，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教育家。他的革命活动和哲学活动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不可分，不像有些专家、学者，两回事呢，那么这一点是我们讨论他《全书》简介中反复强调的这么一点，不能把他说成是就是一个哲学学者，那样的话就理解不了他的一生、理解不了他的哲学、理解不了他的贡献。他的一生的哲学活动和哲学工作可以分为上海、延安、北京这三个时期，有几个方面的贡献。
首先我说一说他的上海时期，他写《大众哲学》（当时叫《哲学讲话》）一篇一篇地发表，那是1934年，他24岁，后来是结集出版成书，叫做《哲学讲话》，受到国民党的干涉，于是改名为《大众哲学》，这个是在1936年，所以迄今70年。《大众哲学》的贡献，它是首创了成熟化的、大众化的形式，紧密结合实际事例，大力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告诉人民要用新的哲学思想来回答问题、解决苦闷。他很有针对性，所以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那种沉闷的政治空气下，拨开了云雾，使得一批批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它首创的通俗化的形式，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我们中华大地上赢得空前广阔的阵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就进了中国了，但是真正得到群众的了解和传播恐怕不能低估《大众哲学》的作用。这本书解放前一共出了32版，一直是进步青年秘密读书会的热门书籍，有人告诉我解放前北京地下党的秘密读书会还在学习《大众哲学》，有这么长的时间呢。毛主席后来评价这本书是“通俗而有价值的著作”，这可能是毛主席对艾思奇作品最早的评价。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毛主席作了摘录，说，这是你的作品里比较更深刻的著作，我读了以后更受到教育。这是毛主席有一次评价艾思奇。“文化大革命“后，党校复校，王丹一把这段话交给了革命博物馆，这样才被公开出来。在上海，他还和别人合作翻译了米丁的《新哲学大纲》，这本书介绍了苏联的哲学、列宁的哲学到中国，这也是艾思奇的功劳和贡献。其次是他的延安时期，他把青年引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上。
艾思奇同志延安时期（1937年9月——1948年7月），包括他后来转移到晋察冀发表《反对经验主义》。这是艾思奇同志生活、学习的一个大的转折点，他上了新的台阶。如果说在上海时期他还只是一个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工，这时他的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下上了一个为党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而奋斗的新台阶。这个时候延安学哲学的风气很浓，毛主席让他组织“新哲学会”。1939年，毛主席亲自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其中就包括了艾思奇。这个小组每周开会，围绕《实践论》、《矛盾论》开展讨论，毛主席要求大家提意见，再来修改这“两论”。艾思奇同志的意见被直接结晶在毛泽东哲学思想里，这也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在延安的后期，1942年党开始整风，艾思奇积极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他写了很多书，其中很重要的是毛主席让他编写《思想方法论》，他还有一本是《“有的放矢”及其它》。延安反对了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后来艾思奇又在华北《人民报》上发表了《反对经验主义》。那时候分散的革命根据地，如何把它们统一性呢？经验主义者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所以艾思奇写了这么一篇文章。这里还要指出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就是批判。毛主席说“不破不立”，要宣传新的世界观、方法论，就要破错误的世界观、方法论。他从上海批判假马克思主义，他在延安时期批判了蒋介石、陈立夫、阎锡山的反动言论，后来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这个时候艾思奇发表了《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阴谋哲学》，他是作为党的哲学家从哲学上批判蒋介石的。
1948年10月，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艾思奇调到新成立的马列学院讲授哲学。1949年党校搬迁到北京，艾思奇同志进入了北京时期。在他第三个时期，我们讲一讲他在开国之际，在马列学院和社会上讲《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他还出了书。进行全民的新世界观教育，这是革命发展的必然，历史的必然。这是自觉改造人民思想的运动，艾思奇当时很活跃。所以艾思奇同志在更广大范围内被熟悉。王丹一说，艾思奇最爱的工作就是当教员。在中央党校他埋头18年讲哲学，主要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我要讲艾思奇同志编写《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这个也是他极其重要的贡献。当时为什么要编写这本书，当时中央书记处直接抓得这本书。中央认为，苏联哲学教科书没有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写进去，这样就需要我们自己编写这样的中国教材。这是出自我们中国人之手的第一本全国通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教科书，这本书高校、党校、军队院校都在用，这本书在文革前后整整管用了14年的作用，这本书绝对不能否定。
我们怎么评价艾思奇同志呢？他在中国的革命、建设时期按照革命和建设的要求，传播、宣传、捍卫、研究、丰富乃至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做出了突出贡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这是屈指可数的。现在艾思奇被边缘化，被年轻人淡忘，这是由于一个大气候——国际上苏东剧变和国内的小气候——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混乱造成的。不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被边缘化了，甚至一些哲学研究生都不了解艾思奇了，这是很不正常的。在我们中央党校，不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出现了“郎旋风”、“刘旋风”和反对“新西山会议”的斗争，现在国资委里面有人说并购国企并不可怕，商务部说外国人买了国企还是中国企业嘛，这些是无耻的谬论。在我的家乡大连，就有两家非常好的国企就被卖给外国人了，这是很危险的！这是最危险的时候到来了！高梁同志说，制造业被外资兼并了，这是危险的！非常危险的！有些主流经济学说社会主义的标志不是公有制为主体，太天真了！这就是缺了马克思主义、缺了历史唯物主义、缺了阶级分析。国企改制谁得到好处了呢？是那些老总，他工资提高了。那么谁又吃亏了呢？是国家！国家资金大量流失。还有工人吃亏了，大量被赶下岗。这是真奇怪啊，我们这些老同志深感不可理喻！现在正在争论的是徐工，这个企业我是去过了，等待商务部批准，就要卖掉了。还有最近这个《物权法》，已经争论了六稿了，争论的核心就是对私有财产什么态度。《宪法》规定“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现在有人打算在《宪法》里搞私有化的合法化。
艾思奇同志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哲学为革命和建设服务。我讲两句话，大众需要哲学、需要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武装，今天尤其需要。另一方面，哲学需要进入大众，武装大众，武装不同的大众，尤其是党的干部。美国著名学者科兹，有一本书叫《自上而下的革命》，他说，苏联剧变的时候，82%的群众是反对苏联解体、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但是，由于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在内的十万高中级干部有76%的人赞成复辟资本主义，就是这76%的人一忽悠，苏联就解体了。为什么高中级干部非常重要呢？我们党一直重视干部的教育尤其是读哲学经典著作的教育。我们办党校方向必须方向对头！现在四川把干部送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培训并在那里挂职半年，这是“一国两制”啊！你共产党的干部到美国挂职锻炼，这不是天方夜谭吗？我们干部培训为什么要美国人培训？这说明了我们的思想有多么的混乱。我坚信毛主席的一句话，要学哲学，如果不学哲学，我们就没有共同语言。我们纪念艾思奇同志，心里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这句话。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有争论，政治体制改革争论就更大了！归根结底，这些原则性分歧是什么分歧？是世界观的分歧，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尖锐斗争！这是我们纪念艾思奇最大的启示。
（《环球视野》网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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