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搞“权贵私有化”？这是为什么？
——兼评《不许再卖》（一）
中国老百姓怎么也没有想到，企改、企改，改来改去，最终结果竟然是“权贵私有化”。一个好端端的企业，不管原来是差的也罢，好的也罢，统统要卖掉，卖给少数领导层几个人，让他们一夜暴富。下面工人统统卖断工龄，有的被解雇，有的成为合同工，期滿随时可以被解雇。这就叫改革？这样就能把企业搞好？据说因为那么几个人有了所有权，他们就有了动力尽心尽力地搞。那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企业要卖给他们？没有所有权就没有动力，信托责任感何在？难道有那么一些人天生就有特权，改革前要他们，改革后也非要他们？
不是你的就干不好，对于这种“自私人假设”，左大培教授在《不许再卖》这本书中第249页中这样驳斥“按你们的逻辑，因为人都是自私的，那就只有让国家归国家领导人所有才能搞好国家。中国几千年的皇朝不都是规定国家归最高的国家领导人——皇帝所有吗？”是啊，皇帝不是既是经营者，又是所有者吗？他们能搞好国家吗？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铁证。他们能搞好国家，那为什么君主制会让位于共和制呢？那企业还不是一样？
再说，企业不都是许多职工在一起联合劳动吗？照你们说，不是你的 ，就干不好，没有所有权的工人不同样也干不好吗。那这证明什么呢？不恰恰证明企改不能搞“权贵私有化”而应该搞“全体职工所有“吗？
其实说到底还是一个信托责任问题。一定要有所有权才能搞好经营，不是你的就搞不好，世界上那么多国家，那么多企业，经营者没有所有权的，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太多太多了， 不都搞得好好的？大到国家，小到企业、家庭，不都有一个相互信任的基础和平台？没有信托责任，这世界上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权贵所有化”之所以荒谬，荒谬就荒谬在否定这个信托责任上。
我个人认为国企改革的根本问题不是什么产权问题，根本问题是要有一套制度保证对经营者的良性选择、监督和更替。
改制以前，我们的经营者都是由政府官员任命，主张“权贵私有化”的张维迎当时就认为：政府官员有权选择经营者却不需要为此承担责任，所以他们没有动力去发现和任命有经营才能的人担任企业领导。即使偶尔碰上有经营才能的人也不能依靠业绩就能保证自己在企业领导的位置上长期干下去。张这话说得没错，但是“权贵私有化”能解决这个问题吗？不！不仅不能解决，反而加重这个问题。因为很简单，“私有化”过程中，我们选择经营者还是以原来的班底为基础，经理还是那个经理，厂长还是那个厂长，那些经理、厂长还不都是由上面政府任命的？变化可能会有，因为“改制”是一场“天上掉馅饼”的盛宴，为了利益调整，临阵前换将帅的事倒是时有发生，但这和利益相关，而无其它意义。更严重的是，以前的经理厂长经营得不好，上面还有权撤换，现在却连撤换的权都没有了，现在搞得不好，企业垮台，领导层分化，但这些人利益得到了，钱拿到了，苦的是下面那些职工。
由此可见，要做到选择、监督和更替经营者的良性循环，搞“权贵私有化”，此路不通，而必须要有一套制度。这制度不是别的，同选择党政领导一样，就是左大培在书中所提到的十六个字：选举代表，民主决策，权力划分，互相制约。（搞企业如同治国，其理相通。）我们完全可以采用竞选、竞聘的方式，在充分了解和酝酿竞选、竞聘者的基础上，进行全体职工投票选举。在对经营者监管措施上可以如左大培书中（P232-233）所谈到的几条：他们要求财务和会计系统有相对的独立性，以遏制经营者贪污和挪用资金；他们以能否赢利为标准来任免企业经营者，同时给经营者以适当报酬以激励其努力赢；他们一般都禁止经营者同时经营自己的独立企业，禁止收取个人回扣，对各种在职消费严加控制，以尽可能减少管理腐败行为；他们甚至建立了有形的机制（如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来对企业的重大投资和资金流向进行直接控制。
以上左大培所谈措施以前不少媒体中也多多少少被提起过，问题是这些并没有被当时领导所重视。因此不要说被认真执行，哪怕试验的机会都没有，就很快被淹没在这场匆匆进行的“权贵私有化”运动之中。现在再次提出这些问题，真不知道亡羊补牢，为时是否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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