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仔细研读了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代表作之一《乌合之众》，感触颇多，再次引发了对民主与科学这对概念的思考。该书的基本观点包括：社会群体中的个体与独立的个人存在根本的差异，群体当中普遍存在的从众心理和简化思维习惯决定了其非理性或极端的行为方式；领袖在群体中具有特殊地位，群体的意见往往完全受领袖意见的支配，从而导致民主的样板有着独裁的本质，因此人类历史是由少数社会精英创造和引领的；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命运主要是由其种族禀赋决定的，一个社会的变革应当遵循其内在的规律，人为的加速或采取革命的手段只能带来新的社会灾难；在19世纪的欧洲，民众力量的兴起（民主制度）破坏了西方的古老文明，带来了社会的分裂动荡，并将对人类社会的未来构成强大的冲击。
勒庞是通过对法国大革命及之后法国政治社会历史变迁的考察得出以上结论的，实质上是在探讨通过革命方式实现社会民主理想的可行性和合理性问题，他最终得出了悲观的结论——民主力量的兴起并不能导致社会的科学发展。客观和全面地分析勒庞的这种结论，我们不难发现其两面性，一方面他关注的社会心理现象是一种不争的事实，是已经为人类历史无数次证明的规律之一；另一方面他过于关注此种心理现象而忽视了其矛盾对立面，将民众力量的负作用夸大化，以至于以偏概全，得到了否定民主制度的结论。沿着《乌合之众》的思路进行延伸性思考，我们可能会提出以下几个问题：1、社会发展存在其内在规律，那么革命的发生何以就不能被纳入这一规律的范畴呢？何谓“人为的或过度”变革，有何尺度才衡量社会变革的自然性？2、社会革命之后出现的独裁政权与之前的独裁政权相比既然来自共同的社会心理机制，那么何以证明它们给人类带来了更多的灾难呢？3、群体性行为存在盲从和极端的倾向，容易引发社会对抗性事件，但这是否可以推论出“要遏制群体行动”的结论？4、虽然不能否认人类社会历史中领袖人物的“感性”号召力作用，但人类的理性能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真的微乎其微吗？5、西方国家一个多世纪的民主化进程，真的就像勒庞所担心的那样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灾难吗？我相信带着这些思考去重新回顾《乌合之众》一书，我们将找到其中存在的大量偏颇之处，具体表现在三个基本方面：
第一，人类社会发源于原始人群，成长于群体性活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群体合作与斗争的历史；既然群体作为人类社会的必然存在形式而出现，那么一厢情愿地抬高个体主义的价值，贬低群体行为的积极价值而不思改善群体行动方式，就是一种对社会现实的逃避，一种无政府主义和乌托邦自由主义的变种。进一步讲，人类社会是由不同层次的群体组成，某一群体的成员难以控制其他群体的组织方式，而群体之间的斗争需要必然要求各群体内部的团结和集合行动，所以诸如爱国主义、领袖崇拜、民族意识等群体观念恰恰是社会个体存在的基本条件，不管这些群体意识以及其导致的群体行为具有多少负面影响，它们都是必然存在的，而且在很多时候它们可以成为一个种族延续的基本条件。
第二，社会革命也是社会变革的一种形式，甚至更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推动力；特别是在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转变的时期，革命成为一种几乎难以避免的手段。但革命既容易推动社会取得重大进步，也容易产生社会代价甚至出现局部的倒退，这完全是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体现；而且社会革命力量反对保守力量必然需要领袖的凝聚作用，那么这必然又存在重新走向独裁的危险，其实这也是王朝更替的基本逻辑。如果说打着民主的幌子或借用民主的口号实行独裁专制是一种历史循环表现的话，那么这至少不能断定它与过去的独裁统治相比就退步了，罗伯斯庇尔难道就比路易十六创造了更多的社会灾难？如果有这样的结论，我们只能认定这是保守主义者的偏见。
第三，社会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一种全新社会制度的确立必然经过多次的循环斗争，特别是人类历史数千年专制文化的束缚，决定了民主社会的建设不能不是一个艰难和充满各种风险的过程；一方面是人类群体历史形成的固有弊端，另一方面是群体领袖的私人利益，决定了民主制度的成长受到这些客观条件的限制。社会群体只有经过多次的“希望-失望”循环之后才会逐渐克服种种心理弊端，依靠理性力量养成科学的民主习惯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防止民主制度在群体心理机制作用下自发地倒退到专制状态。而勒庞用固化的眼光看待群体心理，认为群体（民主）力量必然导致盲从和非理性，自发地导致专制制度，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许多集体性决策证明是科学的，而日臻完善的西方民主制度并没有带来更大的社会灾难，反而建立了一种更稳定的社会秩序。
在质疑《乌合之众》一书基本结论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深刻发现并指出的基本社会现象，更不应该忽略他对社会改造者的提醒。群体是社会的保守力量，这是与大众意识的相对落后性密切相关的；与社会精英相比，群众更容易采取简单思维方式看问题，更容易轻信各种善于煽动集体情绪的领袖，往往缺乏长远和科学的考虑，希特勒的上台就是借助这种不成熟的民主力量实现的；德国民众一心忠诚的领袖最终给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新中国建立之后，作为国家领导核心的毛泽东企图在中国迅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在和平建设时期继续坚持革命战争时期的群众路线，从“三反、五反”运动到“四清”运动，最后到“文化大革命”无不记载着他的民主试验，但实践证明他的事业失败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毛泽东缺乏对“群体心理和行为”的科学认识，一厢情愿地试图跑步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他对大众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的过高估计断送了他的宏伟事业。从以上的两个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到民主与科学之间的“不良”关系，正是这种矛盾现象使勒庞树立了对自己学说的自信心，同时这些历史现实也充分地证实了他的担忧和科学预言，从这个角度看待《乌合之众》一书基本思想，不得不给予该书崇高的评价。
谈到这里就应该引出民主与科学的辨证关系问题了；在勒庞眼中，民主与科学几乎成为了天敌，他认为科学的决策来自个体，集体行动必然导致平庸；而在一些极端民主主义者眼中，民主决策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几乎等同于科学。实际上，这样的争论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因为科学和民主两个概念是用来衡量不同对象的，科学体现的是事物的内在规律性，而民主说明的是人的价值导向问题，按照民主价值原则开展的行动可能是符合科学原则的，也可能是违背科学原则的，还可能是无所谓科学与否的问题。科学原则倾向于社会精英治理社会，民主原则倾向于大众参与公共事务决策，前者已经长期占据了人类社会历史的主导地位，而后者只不过百年的探索但已经取得了社会舆论的主导权，社会民主化的历史进程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和应对呢？既不要像勒庞那样把民主化看作人类社会的洪水猛兽，也不要盲目高估大众民主心理意识水平，不合实际地推崇高度民主化的社会理想，这就是得到的基本结论。此外，我们还必须意识到：只有不断加强民众的理性思维能力锻炼，提高民众的知识和认识水平，逐渐减少历史形成的各种群体心理弊端，培养高素质的社会公民，缩小社会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的认知能力差距，才有可能建立一个不断接近科学原则的民主社会。
最后，《乌合之众》一书确实揭示了人类社会现象的一个重要侧面，向人们展示了社会变革特别是革命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一种风险，警示我们对之进行科学防范和抵御，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但可惜的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仅仅凭借对社会发展代价的认识就得出极端消极的结论，否定社会革命的合理性，否定群体心理和行为的科学价值，甚至因为其否定对象的必然存在而产生极端悲观主义的思想，流露出强烈的“遁世”情绪，对马克思早已阐述的社会发展辨证规律视而不见，表现出典型的保守主义心态。由该书引发的“民主与科学”关系问题，更值得我们深思，以更好的指导未来的民主社会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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