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时纲：历史学家克罗齐与中国
田时纲
2007-06-05 19:00:38
长期以来，在中国，克罗齐以哲学家和美学家著称，其实，他还是文学批评家和政治家，更是享誉西方的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
早在少年时代，克罗齐就显露出对历史书籍的兴趣。20岁开始研究历史。26岁已完成《1799年的那不勒斯革命》《那不勒斯的历史与传说》等历史著作。27岁完成论文《艺术普遍概念下的历史》，标志其历史理论研究的开始。他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既有本国史——那不勒斯王国史、意大利史，又有外国史——西班牙史、欧洲史；既有当代史，又有近代史——文艺复兴、巴罗克、十九世纪；既有伦理-政治史，又有史学史、美学史、文学史、戏剧史；与此同时，他还广泛深入研究了历史和史学的许多重大问题，诸如历史的当代性，历史著作的历史性、真实性、统一性，史学同哲学、文学、政治、道德的关系，等等。克罗齐以其深刻的思想、渊博的知识、翔实可靠的史料和清新自然的文体，为西方史学的发展做出贡献。作为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克罗齐对传统史学种种弊端的敏锐洞察，对历史研究中的“客观性”、“文献性”、“诗性”、“实用性”、“倾向性”、“狭隘爱国主义性”的有力批判，对历史编纂学自身规律及其历史的关注，在西方史学界产生过深远影响。更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历史学家，克罗齐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从不退缩，而是勇敢地站在正义与光明一边，1925年是他起草的《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始终未停止战斗。
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意大利哲学研究所决定合作出版中文版《克罗齐史学名著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丛书共分5卷，前两卷为历史理论——《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后三卷为历史著作——《那不勒斯王国史》《意大利史》和《十九世纪欧洲史》。作为主编，我发现在这5卷中克罗齐提及中国的地方不多，但颇有兴味。
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中有三处提及中国：
1.在“历史与编年史”中，他写道：“我作为一个语文学者，对能毫无区分地自由行事感到心旷神怡，近半个世纪的意大利史和中国秦朝的历史对我来说价值一样；我研究这一历史或转向另一历史，无疑受某种兴趣驱使，但却是超历史的兴趣，是在语文学的特殊领域形成的那种兴趣。”
这里，克罗齐想要说明受超历史兴趣驱使，即语文学家兴趣驱使，可以把在时间上（近半个世纪与2100年前）和空间上（南欧与远东）有巨大差异的历史等量齐观。从中可见，在克罗齐眼中，中国是个具有独特文明和悠久历史的国家。
2.克罗齐在评述启蒙运动历史学时，指出：“由于缺乏发展的概念，致使关于远方事物和巨大收获无用，虽说把印度和中国纳入世界史功不可没，虽说对‘四大王朝’和‘圣’史的批判与嘲讽在某些方面正确，但最好记住：它所嘲讽的概念却满足了想把历史同基督教的和欧洲的精神生活相联系的合法需要；若那时未能（那时不可能）形成更丰富的联系，从而未能把阿拉伯、中国、美洲文明及其他所发现的事物都包括进去，则那些东西只能是好奇和想象的对象。因此，一般说来，印度、中国和东方……未按历史实在对待，它们也未获得在精神发展中的位置，却变成渴望的理想、梦想的国家。”
显然，克罗齐既肯定启蒙运动历史学首次把中国和东方纳入世界史的功绩，又指出其局限性——由于仍未冲破西方中心论的樊篱，未能把中国和东方真正纳入世界文明发展史，只是将它们视为好奇和想象的对象。这说明克罗齐反对历史和文明的西方中心论，肯定并承认中国和东方在世界精神发展中的作用，对世界文明所作不可抹煞的贡献。
3.在“兰克的普遍历史观”的札记中，他写到：“总之，国际性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内在的东西，它寄希望于历史学家、即提问并在提问中找到答案的历史学家。但是，若如此，就不能从国际角度并统一地论述这种事实或民族的历史吗？当有必要时，人人都能要求这种论述。中国文明、甚至美洲文明似乎同欧洲文明分离并独立；但当头脑进行研究，譬如宗教的或经济的或道德立场的某种形式，那些历史就相互拥抱并统一起来了。”由此可见，克罗齐主张以世界的眼光、国际的角度，统一地内在地论述中国史、东方史和欧洲史，虽然外在地表面地看，似乎相互分离和独立。这里，克罗齐再次批判欧洲中心论，充分看到各个民族，包括中国对世界历史和文明所起的独特作用。
在《十九世纪欧洲史》中，克罗齐旗帜鲜明地反对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表明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克罗齐坚决批判民族主义历史，即狭隘爱国主义历史，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意大利人，就颂扬也有意大利参加的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他写道：“只有某些德国历史学家敢于赞誉‘那种以前从未见过的历史’，作为地球上主要国家普遍联合的例证：1900年列强决定征伐中国，‘堪称十九世纪终结史’，因此具有重大的‘世界史’意义；威廉二世皇帝对这次征伐进行美化，他用慷慨激扬的演说使它带有阿提拉色彩，其实八国联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据我所知，以上四处是克罗齐对中国的直接提及，然而，比这更重要的是克罗齐论及西方史学的那些弊病和问题，从世界眼光、国际角度看，同样适用于中国史学。这正如上文提及克罗齐认为，各个民族历史似乎相互分离和独立，但本质上是相互关联和统一的；同样，虽说各个民族的历史学具有独特性，但也具有相似的弊病和有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有助于剖析中国史学的弊病，从而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这是翻译出版《克罗齐史学名著译丛》中文版的根本目的。
众所周知，中国拥有5000年悠久文明史，又有着丰富的历史典籍；但缺乏历史方法论的传统。只是到清代乾嘉年间，微观历史方法论才呈现发展局面。而真正意义的宏观历史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传入中国之前，尚未具有充分发展的理论形态。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已经硕果累累，队伍壮大，成为史坛主流。但在随后年代（尤其在五六十年代至“文革”结束）中国史学受原苏联庸俗决定论和机构唯物论影响，有时偏离历史科学的道路，炮制一些伪历史的东西（如“影射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史，忽视文明史等其他历史形态；片面强调“奴隶”创造历史，忽视社会其他成员也创造历史，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史学界就重大理论问题展开讨论，也包括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讨论，并引发对历史认识论中主客体关系问题的热烈讨论，从而引起史学界对克罗齐史学理论的兴趣，1996年何兆武等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辟专章介绍克罗齐的史学理论，1999年关于克罗齐史学理论的第一部专著《精神、自由与历史》问世。（来源：中国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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