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四）
丁一凡
利用国际机构但反对多边主义
当人们注意美国在处理国际问题上越来越明显的单边主义态度时，往往忽视了美国也是现在的世界秩序的创始国之一，而且美国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还是不断地使用国际机构来增强它在海外行动的合法性。只有当美国认为它无法“主宰”、“领导”或影响国际机构，而多边的国际框架又阻碍它按它的意志行事时，它才会绕过国际机构采取单边行动。
以最能代表国际社会权威的机构联合国来讲，美国是联合国的主要创始国，美国的第一大城市纽约又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美国为联合国缴纳的经费最多，其他国家无法可比。但美国舆论对联合国的批评又是最多的。美国议员中不断有人对联合国的决定指手画脚，不高兴时就威胁要中止付联合国的会费，极端分子还要让联合国总部搬出美国。
其实，建立一个管理国际事务的“世界政府”的主意也来自美国总统威尔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威尔逊便倡议筹建国际联盟，一个能管理国际关系中集体安全的机制。按照他设想的原则，国联的所有成员国将共同行动，反对破坏和平的国家，对其实施经济制裁，必要时则实行军事制裁。威尔逊的理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领导人那儿受到了欢迎，然而却未能说服美国舆论，美国参议院最后否决了他的提议。1920年，在美苏都没参加的情况下，44个国家建立了国际联盟。德国曾是国际联盟行政院常任理事国，后因其扩军备战计划受到限制而于1933年10月退出该联盟。东方的日本也因其扶植的伪“满洲国”未获国际联盟承认而于同年退出。1937年意大利加入德日反共联盟，也退出了国际联盟。德意日退出国际联盟后组成“轴心国”法西斯集团，分别在欧亚形成另一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又开始构想在战后建立一个国际体系。他认为，战后的国际格局应该按地区来划分，每个关键地区的安全由一个大国负责，各大国之间的合作则可以防止侵略，维护世界和平。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才形成了以美、苏、英、法、中为常任理事国的联合国安理会构架。联合国所确立的体制，实际是一种大国统治体制。这种体制成功的前提条件是大国之间必须达成一致，否则它将无法正常运转。
联合国初创时，美国所占的优势显而易见。在51个创始国中，苏联集团只占6个，美国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多数。然而，由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否决权，处于少数地位的苏联就不断行使否决权，安理会实际上处于一种瘫痪状态。据统计，1945年到1965年，苏联在安理会共行使过105次否决权，而美国则一次也未用过。
然而，苏联却没有使用否决权来阻止朝鲜战争。苏联代表马立克以抗议美国坚持保留“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为由，返回苏联一个月。恰恰在这个月内爆发了朝鲜战争，在安理会投票表决时，苏联缺席，美国提案很快被通过。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了15国的联军参与朝鲜战争，与中国派去的志愿军作战。
事后，有分析家认为，苏联当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缺席不是偶然的，是苏联领导人故意安排的。斯大林当时并不支持中国统一台湾，暗地里希望中国跟美国进行长期对抗，以减轻美国对苏联的压力。一旦中国走上反美的最前线，中国在战略上将对苏联更加依赖，苏联对中国的控制将更牢固。因此，苏联驻联合国大使在美国进行朝鲜战争的表决时缺席是个合情合理的环节。
为了避开苏联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美国只得把注意力转向联合国大会，将一些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原本应由安理会讨论的问题提交联大讨论。美国在联合国大会的主导地位大概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末。有人称这段时间的联大为美国的“表决机器”。进入60年代以后，亚非拉三大洲的前欧洲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这些国家表明自己新身份的第一个行动往往是要求加入联合国。这些国家为了表明自己独立于美苏两大集团，就自称为第三世界国家，不结盟运动也有这个背景。第三世界国家的增多，使得它们日益成为联合国大会上的决定性力量，而美国则渐渐失去了它的多数控制权，美国的主导地位日益下降。
从1950年10月的第五届联合国大会起，年年都有国家向联合国大会提交议案，要求把被台湾占据的联合国席位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是印度、苏联等国。但在美国的极力阻挠下，最初几年联合国大会以“不列入议程”（即暂予搁置）处理。1960年以后，随着亚非拉许多新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会员国从60国增加到99国。在1961年的第16届联大上，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国家由11票激增到 42票，弃权数从 4票跳到 22票。“暂予搁置”的老办法眼看行不通了，美国便支持台湾代表提出“重要问题案”需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议案，继续负隅顽抗。1971年，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在这一背景下，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对3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机构中驱逐出去的议案。新中国重返联合国意味着美国控制联合国大会的时代已经结束。
在整个冷战时期，联合国只在推动非殖民化进程、为各成员国提供平等发言的讲坛上起了一点作用，对世界和平并未起太大作用，因为主导世界事务的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联合国在重大问题上基本上无所作为，因美苏互相使用否决权而使安理会很难通过决议。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刚刚结束，美国似乎又开始重视联合国，有人声称那是一段美国与联合国的蜜月期。其实，那时候前苏联影响力衰落，而美国实力正在上升。美国利用联合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出重兵入侵科威特，六天后宣布吞并这个主权国家，引发了举世瞩目的海湾危机。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可以利用联合国来对付这场危机。安理会接连做出决议，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撤军，呼吁同科威特合作的会员国采取坚决的制裁措施，并通过第678号决议授权有关国家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并执行安理会的所有决议，恢复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的这些决议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随后，美国组织了一个多国部队的联军肥伊拉克军队从科威特赶了回去。本来，联合国采取军事行动，应是成员国向安理会提供武装部队，由安理会“采取必要之空海陆军行动”。但海湾战争却是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打的，是一个虽然得到了联合国的授权但联合国却根本没有指挥也无法控制的军事行动。因此，表面上是联合国的决议，联合国似乎很有权威，但实际上却是美国在指挥。
在冷战刚刚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似乎很愿意与联合国合作。美国似乎与联合国在干涉主义，特别是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上，有了较多的共同点。其实，美国之所以开始与联合国合作，是因为它想利用联合国的体制来确保自己的世界领导地位。冷战时期，美国只是西方的领袖而不是全世界的领袖。苏联解体后，美国想当世界的领袖，而这一切又需要有联合国的配合，以体现“国际社会”的权威。
在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之所以能运转，美国之所以能与联合国有一定的合作，是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解决的国际问题没有涉及到大国间利益的冲突，无论是索马里还是卢旺达，都不涉及大国间对立的利益。到了科索沃危机时，美国与联合国的合作便不那么顺畅了。于是，在向南联盟发动进攻时，美国选择了绕开联合国，既用了八国集团的磋商机制，又用了北约的军事机制。
可以看出，美国在利用国际组织上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如果能利用国际组织的权威，增强美国行动的合法性，美国一定会那么干。但前提是，它必须能控制该组织的决策过程。如果它不能肯定某个国际组织一定会听它的话，那它宁可选择其他的国际框架。美国选择通过国际组织来进行海外干预，是要给自己的行动增加一点合理性，获得一部分舆论的支持。
“9•11”之后，美国就越来越不理联合国了。打阿富汗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根本不需要联合国，因为塔利班的阿富汗未被联合国所承认。而到了伊拉克战争，美国要想得到联合国的支持就不容易了，因为它与欧洲大国在中东的利益完全不同，以法德为首的欧洲国家带头在联合国安理会反对美国的提案，美国总统布什只能选择甩开联合国了。
其实，美国是联合国的最大受益者。联合国总部在纽约，各国驻纽约的代表团是非常大的消费群体，给纽约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维持着纽约的房地产市场价格，等等。然而，美国仍不满足，还不断要减少对联合国的贡献。
美国名义上是联合国最大的捐款国，因为它应上缴的会费最高。但从里根总统上台之后它就拒付会费了，至今欠款已达17亿美元之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参议院于 1999通过了《赫尔姆斯一伯顿法》，其中规定，如果联合国常规与维和预算能从以前的25％和31％分别降至22％和25％，那么美国就上缴9．26亿美元的欠款。
实际上，美国之所以对联合国那么苛求，是因为它认为联合国起不了什么作用了。分析美国在21世纪初如何看待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作用时，我们有必要引用一位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理查德•珀尔的看法，他有一次在布拉格召开的三边会议上嘲笑道：“联合国是个买卖选票的组织，里面充满了独裁者，和这些人搅在一起能增强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吗？”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认为，在后冷战时代联合国无法完成维持世界秩序的作用，而美国却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换句话说，美国作为帝国的统治者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因为它维持了世界的秩序，给世界各国提供了“公共产品”。他们认为，联合国根本代替不了美国的作用，起码有三个原因：（1）联合国的合法性不够。联合国里的成员国代表不都是民主国家的代表，有些独裁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投票中做交易，阻碍正常的决议。（2）联合国干预的机制效率太低。比如，只有当大家都意识到某种危险，都愿意冒共同的风险，都同意某种共同战略时，才能通过决议。否则，多边机制耽误事。（3）联合国机构的手段有限，无助于建立和平。比如，联合国允许在一定条件下使用经济制裁，但大多数制裁都被绕了过去，经常制裁了那些无辜的百姓，却让那些干坏事的人逍遥法外。另外，联合国虽然规定了可以组成军事委员会以准备武装干涉，但像“沙漠风暴”那样的干预活动根本组织不起来，因为无法指望包括美、俄、英、法、中这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内的国家的军事指挥官协调一致，而且军队的后勤供应更无法由联合国保证。
当然，这些论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联合国是一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机构，主权国家的政治体制如何，那是每个国家的人民所决定的。在承认主权国家为国际舞台的主体时，以成员国是不是民主制度为标准来衡量一个国际组织是完全不合时宜的。其次，用多边机制效率低下来评价联合国体系，是与他们批评联合国不够民主相矛盾的。民主的原则就是多数制原则，决策要以多数人或多数国家的意志为标准。如果联合国的决定只是按几个国家的意愿行事，那联合国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再次，说联合国无法组织军事干预是一种托词。朝鲜战争时，美国就操纵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在苏联不出席的情况下强行通过了决议，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一些国家的军队到朝鲜作战。然而，事过境迁。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没有能力再操纵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没法再利用联合国的名义为它自己的利益扩张服务。于是，他们就认定联合国成了无法组织军事干预的国际组织了。
布什政府不喜欢利用联合国还有国内政治方面的原因。传统上，美国的右翼政治势力从来就不喜欢联合国，他们认为那个组织妨碍美国政府保护与使用美国的主权，他们一直希望能重新评估美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地位。这些右翼人士在美国的政坛上有一定影响。没有他们的支持，许多共和党的领导人都栽过跟头。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时，老布什总统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组织了一支联军把萨达姆的军队从科威特打了回去。外国舆论都认为，老布什是个成功的外交家，利用这次机会显示了美国的实力，还显示了它使用国际组织来加强美国干预合法性的能力。然而，美国的右翼势力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让联合国组织出头是美国虚弱的表现，老布什政府没有抓住机会显示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能力。因此，他们反而对布什产生了怀疑，当老布什1992年竞选连任时，就没有那么全力支持。后来，布什的班子就把老布什的这次决定当作一次政治决策错误来看，认为再也不能犯与老布什同样的错误了。当有人批评布什政府没有充分利用联合国机制时，布什政府的一位高级顾问私下里说：“如果我们被认为由联合国和这些条约牵着走的话，我们会跟他父亲一样遇到右翼势力制造的很多麻烦。”
其实，就美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来说，美国政府一直不太重视联合国大会与安理会，因为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它才可以主宰这些机构。相反，美国却一直很重视联合国框架下的其他经济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后来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等。这些机构多数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构建的。这些机构主要由美国人设计而成立，美国人在设计中当然要把美国的利益放在首位，因此美国在这些机构中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它在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中的影响。可以想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美国施加影响把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都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不是偶然的，这样更便于美国政府对这些国际机构施加影响，加以控制。
联合国大会的机制主要是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一国一票。安理会是个大国俱乐部，常任理事国有行使否决权的特权。但是，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既不是按一国一票的原则，也不是按所谓大国的原则，而是“富国原则”，也就是说按照每个国家出资多少来决定它在决策中投票的权重。美国是世界银行的大股东，当时美欧国家达成一项君子协议，世界银行的行长由美国人来承担，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干事则由欧洲人来掌握。但美国人为了防欧洲人留了一手，又强加了一条原则，只有掌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股份14％以上的国家才享有否决权，而符合这一条件的只有美国，它控制着17％的股份。因此，美国实际上控制着这些国际经济组织的命脉，如果这些组织的决定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就会选择多边主义，用这些组织的名义出面。但如果它认为某些决定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它就可以投否决票，让那些决定胎死腹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各国都实行资本管制，尽管东方集团与西方集团还做一点贸易，但贸易额很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主要利用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来控制一些第三世界的资源大国。
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美国利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为自己谋利的行为更加明显，也受到更多的批评。比如，由美国开始倡导的金融自由化成为“华盛顿共识”的重要组织部分，而所谓华盛顿共识就是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们达成的一致意见。
自从金融自由化成为国际组织要求发展中国家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后，发展中国家频频发生金融危机，代表“国际社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往往是金融危机的“救火队”，给这些陷入危机的国家提供紧急贷款，以帮助它们渡过危机。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往往要提出一些条件，美其名日帮助这些国家整顿经济，理清财政，以保证这些国家在经过整顿后能使经济迅速复苏，产生出新的效益来偿还救急贷款。这些条件是什么呢？首先是要紧缩政府开支预算，受援国往往不得不削减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开支，以腾出更多的资金还账。这些措施往往会导致经济的衰退。其次，受援国要让货币贬值，以刺激出口换回更多的外汇。但发展中国家借的外债往往是通硬货，大多数情况下还是美元。本币贬值使那些发展中国家负债的公司与政府不得不出口更多的东西才能还得起债。再次，受援国经常不得不承诺取消资本管制，未来让资本自由流动。最后，还要承诺取消关税及非关税的贸易壁垒。
等到这些条件都落实后，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进行激烈的竞争，以争得对美国市场的出口权。这使美国进口产品的价格能持续下跌，有助于遏制通货膨胀，提高生活水平。但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却在不断恶化，而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它们管理金融市场的能力又有限，所以金融危机往往是一个接一个，这些国家背得债务也越来越大。
伦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韦德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陷入危机的国家提供紧急贷款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解救美国那些大银行及投资机构。危机发生前，美国的各种投资机构往往是这些新兴市场上的最活跃分子。危机发生时，它们也有许多投资一时拿不出来。让国际组织去救急，就等于把那些包袱背了起来，那些私营投资机构的债务便转到了国际组织名下。美国虽说是这些国际经济机构的大股东，但它也仅是一个股东，这些机构的资本是各成员国出的。通过救急计划，美国实际上是拿各国的钱去救自己的私营投资机构。
国际经济组织对促进世界各国都采用美国式的标准起了很大作用。过去，发展中国家对外国公司到本国投资都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要求加工企业有一定比例的产品要出口，要求外国企业转让部分技术，要求外国企业必须符合本地的某些条件。但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框架下，这些条件都被认为是不符合规定的，外国企业要享受“国民待遇”，要当地政府对待它们与对待当地企业一样。有了这些规定后，美国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链中低端部分的生产就容易多了，它们则保持着生产链中的高端部分，美国企业永远掌握着生产链条中增值最多的部分，而把那些增值不多的部分承包给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似乎从外国引进了资本与技术，但因为这些都是生产链中附加值最低的部分，它们的资本积累当然越来越慢，便宜还是让美国等发达国家赚走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只有在确信能领导某个多边主义的国际机构时，才会采取“多边主义”的方法去解决国际问题，但如果多边主义成为它行动自由的障碍时，美国一定会采取单边主义的做法。美国的一些学者还把这种行为归结为美国外交的理性行为，看作是主权的体现。按照美国人的看法，美国从一开始就担心多边主义会影响美国保卫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在设计国际组织时都给自己安了一把锁：在联合国安理会是否决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投票权比重。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出面反对掉了一项建立正式国际贸易组织的计划，因为美国政府担心它必须交出一些主权。直至今日，美国还有些政治人物不断在呼喊，美国应该退出世界贸易组织。
美国人认为，当面临一个具体的国际形势时，美国领导人采取外交政策决定时要考虑三种因素：主权、实力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判断。所谓主权，美国人认为就是美国可以不需要得到其他人的批准或同意就使用武力的权力，因此他们认为美国打伊拉克战争不需要其他国家同意就是美国主权的体现。他们以欧盟为例说，因为欧盟是个超国家机构，主权是分享的，所以对伊拉克它拿不出一个统一的方案。所谓实力，就是能否执行外交政策决定的能力，美国人认为，他们有军事和技术能力打伊拉克战争，而其他国家没有这种能力。所谓对国家利益的判断，不同的美国领导人可以有不同的判断，但当布什政府认为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存在威胁美国的国家利益时，它就有权发动战争。根据这三个标准，美国人认为，一个国家拥有的主权越大，它采取单边主义行动的可能性就越大。为了说明这一道理，他们还以欧盟为反证说，正因为欧盟成员国在贸易问题上把主权都交给了欧盟委员会，它在贸易问题上就可以行使主权，因此欧盟在国际贸易问题上时常也采取“单边主义行动”。
实际上，美国人对美国单边主义行动的辩解可以归结为“强者有理”论，最典型的要属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卡根的论点。他认为，欧洲国家过去强大时，也时常采取单边主义行动，而当代的欧洲国家没有实力进行单边干预，所以才采取多边主义的立场。当一个国家有能力单独解决国际问题时，它总是要采取单边行动的，只有当它实力不够，而解决某个问题对它来讲又涉及到其国家利益时，它才会先采取多边主义的决定。
美国这种利用国际组织，但又不服从多边机制的行为在冷战后时代表现得更为明显，最突出的就属布什政府搞的所谓“志愿者联盟”了。虽说“志愿者联盟”一词是从布什总统口中说出来的，但这种做法却可以追溯到他父亲老布什总统打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当时，美国虽然促使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它提出的建议，但在使用武力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时用的却是美国召集的多国部队，而且在战后分摊战争费用时也让西欧、日本及沙特阿拉伯国家等出了大头。
志愿者联盟与传统联盟的区别在于，前者完全是由美国控制的，而在后者中加入联盟的成员国都有一定的权力，决策权至少在形式上是协商一致的。传统联盟需要成员国都很清楚面临的共同威胁，愿意做出牺牲以换取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冷战时期，西欧盟国都自愿服从美国的领导，是因为它们都担心苏联的威胁，而美国则可以给它们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但冷战结束后，欧洲国家的利益不再与美国完全一致，在中东问题上美欧立场经常冲突，美国无法再依靠传统的联盟来调动欧洲盟国的力量，便想到了用志愿者联盟的办法。美国不仅在伊拉克战争中再次使用了志愿者联盟的办法，还企图把这一办法推广到一切国际问题领域。当2005年初印度洋发生大海啸时，美国又想动员日本、印度等国搞一个志愿者联盟来救援当地的受灾国。当然，这种举措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救助工作还是交给了联合国及国际红十字机构。
美国之所以使用志愿者联盟的办法，是因为它担心美国赤裸裸的单边主义行为会引起其他国家对美国称霸世界的担心，而且在国际问题上永远使用单边主义的、穷兵黩武的政策会在美国国内引起反响，纯朴的美国人会开始怀疑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因此，使用志愿者联盟可以掩人耳目，起码表面上给人以美国的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与支持的印象。但是，这种志愿者联盟本身有一很大弱点，那就是它完全取决于美国的意志。美国自己感觉处于权力巅峰，让其他国家参与志愿者联盟完全是为了找到一种幌子，它根本就不会尊重其他参盟国的意愿。而参盟国除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打算外，实际上都是想参与美国组织的行动，最后能“分一杯羹”，有点“为虎作伥”的味道。但从第一次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参盟国都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好处，美国在侵占当地的市场与经济利益时，从未想到与参盟国分享。因此，在当年参与海湾战争的欧洲国家与后来参与伊拉克战争的英国都出现了非常悔恨的声音，后悔当初不该受了美国的骗，派兵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行动，付出了代价却没得到什么实质收益。这种趋势让人怀疑美国长久操纵志愿者联盟的能力，如果美国只让别国替它出力，却一点甜头都不给它们，它能指望其他国家永远支持它吗？
从“门户开放”政策到促进金融自由化
美国人的信条是，国内国外政策是一回事，即国家行动由利益驱动，而这些利益又是国家领导人意识到的利益。美国一直把经济利益看作是最大利益，美国领导人如何看待美国的经济利益会决定美国的对外政策。
历史上，美国一度把它的外交政策看作是商业扩张的问题，如果不扩张就面临着停滞和衰落，或者成为世界大国或者走向经济衰败。美国总统在上台执政时发表的声明中往往带有这种声音。麦金利、西奥多•罗斯福、塔夫特、胡佛、威尔逊都说过类似的话。美国的战略就是经济扩张，逼迫其他国家开放门户，“为此可以使用各种手段，包括礼貌的逼迫到使用武力”。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是与美国式的扩张紧密相连的。美国的创建者们认为，美国建国后面临着一种选择。北美是个地大物博的地方，如果仅发展物质，美国就可能发展成为一个享乐主义的国家，最终成为一个非人性化的个人主义的天堂。要避免这一结局，美国的那些开国之父们主张，从建国一开始就要着手建立一个“基督徒的共同体”。在这一世界观指导下，“经济增长与扩张就成为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美国人坚信，他们的生活方式应该是不断进步、永无止境的经济增长。然而，从1890年起，美国的边界关闭了，而后美国又经历了近十年经济危机，在美国国土上的扩张与增长不可能了，美国人便把眼光转向了海外。向外扩张成为美国国内繁荣及社会稳定的先决条件。
美国在打败了西班牙后，也曾经想与欧洲列强一样，走殖民地的道路。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接管了西班牙在亚洲及加勒比海的一些领地。但在菲律宾经历了一段游击战与惨痛的殖民历史后，美国领导人放弃了在海外长期占领殖民地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太费钱、太费力，投资的收益太小。另外，美国人是从英国的殖民地上独立出来的，美国人自认是革命的民族，有一种革命的传统，用一种与大英帝国相同的办法在海外镇压当地居民在美国不太受民众欢迎，舆论的压力很大。在这方面，美国领导人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保证美国帝国的利益，而又不要帝国的边界。在经过深思熟虑后，美国领导人选择了通商这一途径，而不是掌握所有权或行政统治权。这便是“门户开放”政策的由来。
1899年与1900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两次外交照会中要求中国开放门户，他声称美国的利益在于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但要求美国在中国享受与欧洲列强及日本同样的特权。后来的历史学家把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称为“非殖民主义的帝国扩张的经典战略”。美国最初的“门户开放”政策是用于中国的，但后来这项政策也应用于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美国意识到“门户开放”政策可以给它带来许多好处，对美国开放的国家不仅可以获得许多投资及贸易的机会，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变化。美国人认为：“扩大市场交易自然会导致更多的自由，扩张自由的范围反过来又扩大了市场。”
从“门户开放”政策开始，美国一直在世界上以自由贸易的信徒出现，要求与其他国家享受同样的权利，要求与其他列强公平竞争。但实际上，美国在帮助自己的商业利益扩张时，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美国政府用各种手段帮助美国企业扩张，从外交上的威逼利诱到出口价格补贴、经济制裁……从伊拉克战争的例子来看，美国政府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来为美国企业的扩张创造条件。从这一角度来看，“公平竞争”一词从来都是口头上的，美国人根本就不信什么公平竞争。
各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往往都含有为本国企业在海外扩张服务的因素，而美国政府这一点尤为明显。美国领导人不止一次在公开声明：“美国是世界贸易体系中最强大的经济体，利用其巨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是很正常的。”
冷战时期，美国在西欧及日本驻有大量军队，既是这些国家安全的保障，也是美国“讹诈”这些国家的工具。美国政府曾多次发出威胁，逼迫西欧及日本政府为美国企业的供货做出承诺。当欧洲逐渐强大起来后，与美国形成了竞争关系，美欧在中东等世界其他地方争夺军火市场时，美国总是能拿保障安全作杆杠，迫使沙特等中东阿拉伯国家让步，购买美国的武器。法国有许多次差点拿下中东国家的市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家曾多次表示要买法国造的“幻影”战斗机或欧洲生产的“阵风”式战斗机，但到最后关头总是被美国挤了出来。因此，法国企业对美国政府为美国企业创造“不公平竞争”条件的做法深恶痛绝。
美国国会还经常通过一些专门制裁某些国家的法律，名义上是为了政治原因，但实际上也是为了保护美国企业的利益，因为如果仔细看一下，受制裁的国家往往是美国企业进不去的市场。比如，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两项制裁企业的法律——《赫尔姆斯一伯顿法》与《达马托法》，前者要制裁一切与古巴有商业往来的企业，后者要制裁一切与伊朗和利比亚有商业来往的企业。一方面，美国主张国际贸易自由，另一方面又通过国内的法律制裁外国公司与一些国家做生意，这是单方面修改国际贸易的规则，与国际贸易自由原则大相径庭。实际上，伊朗与利比亚都是“反美”的产油国，欧洲国家在这些国家开采石油符合双方的利益，但却让美国的大石油公司感到不安。如何才能让自己吃不到的肉也不到别人口里呢？那当然就要使用政治武器，而且还是单方面的、美国随时控制得住的办法。通过美国国会实行经济制裁，那是最方便不过的武器了，哪怕与自己的商业伙伴打经济战也在所不惜。
1988年，美国石油公司科纳科与法国石油公司道达尔在中东一个产油国争夺某个合同，最后道达尔胜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便威胁说：“道达尔取代了科纳科，拿走了一个本来属于科纳科的合同……我们将惩罚那些未来敢有这种举动的公司。”丢了一笔生意就这样威胁人，能让人相信美国是自由贸易的信徒吗？
从建国后，传统“美国体系”一向主张发展制造业，历届美国政府都用公共政策刺激对科技进步的长期投资，资助基础产业的大规模发展，开发新的产业部门，同时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培育国内生产。正是在这种保护美国市场的前提下，美国的生产部门发展迅速，赶上并超过了最早开始工业化的欧洲国家。然而，事情总有两个方面，美国的生产力发展迅速，促进经济不断增长，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美国也不断受着生产能力过剩的困扰。古典经济学家们早就发现，市场竞争是刺激企业生产的良好机制，但在竞争过程中企业不得不降低成本，向市场提供更低价格的产品，以免被竞争对手挤垮。但由于参与竞争的企业越来越多，生产能力过剩，企业被竞争压得失去了利润空间，最后还不起银行的债务，只好申请破产。破产企业一多，银行坏账激增，银行体系开始出现危机，最后就导致经济危机。危机实际是消除过剩生产能力的一种方式。消除了过剩生产能力后，经济进入下一轮循环，再次出现增长，直到新的生产能力过剩积累到危机爆发。因此，才有经济增长的周期说。
直到20世纪70年代前，美国经济一直受到生产能力过剩及资本过度积累所产生的周期性危机的困扰。美国应对这些危机的办法是调动国内、国外市场。调动国内市场的办法有罗斯福新政、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等，无非是采用凯恩斯的建议，扩大公共开支以刺激需求增长。调动国外市场最著名的例子是马歇尔计划，战争也是摧毁国外生产能力、为美国过剩的生产能力扩大市场的办法。从70年代后，美国发展起了另一套解决办法，主要是通过金融扩张，把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去。此后，美国便出现了“后工业社会”之说。美国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发展金融业、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上来，把其他的传统工业逐渐转移到其他国家。美国的金融业得益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美国的服务业对外扩张得益于美国的“软力量”，得益于许多国家的人都把美国视为典范，美国式消费成为“现代生活方式”的代替品；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得益于能吸引全世界的资本，得益于美国能通过国际组织推广它的标准，保护它的品牌收益。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美国经济最大的收益是金融收益。金融扩张使美国人把财产都转化为金融资产，这些资产流动性很大，可以使他们随时躲避在其他地方由生产过剩引起的周期性危机。如果出现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那是别人的事。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从那时起一直鼓吹在全球推广金融自由化的原因。
经过了1997—1998年的亚洲及拉美的金融危机后，国际舆论对金融自由化的后果产生了怀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干事康德苏总结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时说：“资本运动的全面自由化必须以谨慎和分步骤的形式实现。”然而，2003年，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泰勒还在积极鼓吹金融自由化，他说：“美国政府相信，资本即时地、根据市场的汇率自由地进出一个国家是一项基本权利，任何国家在金融危机的时候都不应对资本流动强加限制。”
美国在鼓吹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建立了一套所谓国际金融框架，吸收了大量外国的资本，使美国人可以消费比他们创造出来的多很多的财富。这种格局让美国的金融企业可以随意进出各国的资本市场，最大限度地寻找短期利益。同时，美国资本市场通过吸引外国资金流入得到了许多开发新技术的资本，美国的企业靠技术垄断能享受几十年的专利费，刺激其他的美国企业也不断开发新技术。这种一切靠市场力量主导的形势无形中加强了美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使它能主导其他国家的发展方向。
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拥有某种垄断的优势，美国有发达的金融市场，美国的金融企业创新能力极强，所以美国在动员全球金融开放的同时，享受到了极大的利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并不是一个金融自由化的体系。相反，设计这一体系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与美国经济学家怀特都认为，金融自由化与贸易自由化是冲突的一对矛盾。贸易自由化要求汇率稳定，但如果资本完全自由跨国流动，汇率很难稳定。怀特与凯恩斯都认为，国际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佳途径，为此必须舍弃金融自由化。1944年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中不仅没有“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条款”，而且它还赋予成员国“资本管制”的权力。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撒切尔和里根分别在英国和美国的大选中获胜，从他们执政起，西方掀起了一场新自由主义运动。新自由主义崇尚“自由市场机制能自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能自动实现国民经济充分就业均衡”的传统经济学教条，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放任。而美国也不断通过其在世界经济学界的影响力，大力渲染新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经过了近十年的努力和宣传，新自由主义思想终于成了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促进金融自由化也就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的主要目标之一。在这种背景下，“华盛顿共识”出笼，成为国际经济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向各国开的一副经济发展的药方。此后，国际资本流动突飞猛进，金融自由化蔚然成风。
为逼迫其他国家开放金融市场，美国一方面通过双边谈判施加压力，另一方面通过国际组织制定规范。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曾逼日本搞金融自由化，强制使日元升值，此后形成的泡沫经济和日本经济的十年不振都与金融自由化有关。美国在与中国进行双方谈判、协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时，同样又提出让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的要求。在美国的操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竭力推动金融自由化。这些国际组织一度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并非因为投机资本太多，而是因为市场上的流动性不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提供紧急求援贷款时，提出的条件甚至包括进一步推动金融自由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于1997年在香港召开年会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修改其章程的设想，其中就包括要将“资本账户自由化”列入修改后的章程中。
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最先进行金融改革，此后美国金融企业的活力大增，金融工具的创新层出不穷，一方面增强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使美国企业在海外扩张更加容易。美国金融企业在海外不断扩张的同时，也给外部的市场带去了无穷的风险。在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企业总是事端的挑起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以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会为首的美国对冲基金对英镑、意大利里拉等货币发起了进攻，使欧洲货币体系陷入了严重危机。为了维持欧洲货币体系，该体系的成员国中央银行投了大量外汇来对付投机，损失高达60亿美元。然而，英镑和里拉还是先后被迫退出欧洲货币机制，西班牙的比塞塔、葡萄牙的埃斯库多以及爱尔兰镑也受到重创。索罗斯量子基金会却在这次投机中净赚了15亿美元的德国马克。
在1994至1995年冬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中，美国对冲基金又大显身手。墨西哥比索受到重创，墨西哥政府耗尽了外汇储备，而美国的对冲基金却中饱私囊。最后，美国政府担心危机“外溢”，影响到美国自身，便慷慨出资400亿美元，平息了墨西哥的金融危机。然而，通过这次危机，美国的对冲基金大捞了一把不说，还让墨西哥加强了对美国的依赖，美元在西半球影响进一步扩大，美元化进程加快。
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美国对冲基金仍然是最大的获利者与投机者。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等诸多国家在危机中损失严重，这些国家的人民辛辛苦苦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财富被金融投机席卷一空。这次危机使东盟诸国损失达数千亿美元，印尼经济甚至倒退了三十年，菲律宾的国民财富也减少近一半。
在那次亚洲危机中，香港的港币也受到了投机的冲击。香港货币当局组织了一次反击，使美国一些对冲基金损失惨重。事后，美国政府与经济学界的人士指责香港特区政府的做法，声称这是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将会“损害”香港的长远利益。其实，美国政府是因为美国的对冲基金受了损失，才会站出来批评其他国家的政府干预。而它自己在保护美国对冲基金利益时，是不惜动用国家甚至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进行干预的。1998年，美国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俄罗斯债券市场上投机失手，资产从37亿美元跌到了6亿美元，差一点破产。美联储立即组织了抢救，动员了世界各大银行出资为它注入新鲜资本，才使它避免破产，某种程度上也避免了一次系统性危机。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投机失手的经历说明了美国搞的全球金融自由化所包括的悖论：美国靠推行全球金融自由化来保障它的利益，但它所冒的风险也巨大。这是一个玩火的游戏。美国一个对冲基金的一次投机失手已经让美国货币当局付出了很高代价，使它的威望也受到很大打击。如果未来更多的美国企业陷入更大的危机，美国政府会不会无法应对呢？
用经济战打垮苏联
美国惯用“经济战”来打垮自己的对手，但表面上它却从来都自诩是个“市场经济的信徒”。美国舆论称，一切都是由市场来决定的，美国政府根本无法左右市场，因此那些有关“经济战”的阴谋论都是无稽之谈。
事实上，美国领导人从来都认为市场是可以引导的。无论哪个美国领导人，无论他相信政府干预还是相信市场优先，在遇到外来威胁时，都会先考虑利用经济因素，用引导市场的方法来对付敌手。
里根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市场经济的信徒，他当选总统后，在美国搞了一系列恢复市场、放松政府管制与私有化的活动，掀起了一场“新保守主义”的旋风。然而，里根政府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后来写书透露了里根政府利用“经济战”搞垮苏联的做法，我们从这些手法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在对付它的“敌手”时，是不惜操纵、控制市场的。在“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时，它决不在乎违反市场的规律。
里根政府上台后，认为苏联的扩张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因此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搞垮苏联。在内阁讨论会上，国防部温伯格提出，技术创新是美国的一种独特优势，可以用它来损耗苏联的经济。他认为，关键在于把美苏的军备竞争的重点从数量转向质量。如果美国的技术创新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不受阻碍，就可以把苏联抛在后面。在五角大楼的绝密文件中，温伯格将此称为“经济战”的一种方式。他相信，如果苏联无法从西方得到贷款和技术，它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因此，美国应抓住每一次机会限制西方对苏联的技术贸易出口，遏制并打击苏联可以换取外汇的那些领域。
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苏联经济格局做了分析后认为，苏联的弱点在于它对石油出口的依赖很大，如果国际石油价格下降，苏联出口换汇的能力就会下降。苏联外汇储备下降，主权风险就增加，西欧的国家银行给它发放贷款时就会三思而后行。苏联利用西欧的贷款下降，它用以改造技术的能力就会下降，在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上就会落后。苏联倾全力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会耗尽它的实力。
经过这些计算后，美国就从国际油价入手。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国际油价攀升，苏联靠石油出口赚了一大笔钱。美国人估计，石油价格上涨1美元／桶，苏联一年就可以多获得10亿美元的硬通货。如何才能压低油价，打击苏联出口换汇的能力呢？
20世纪80年代，影响国际油价的单个产油国只有沙特阿拉伯。沙特的产量占欧佩克总量的40％，而且与其他欧佩克成员不同的是，沙特可以迅速地增加产量，它的石油储备运用起来也很方便。换句话说，沙特具有其他产油国都没有的生产弹性，能够靠控制出口石油的量来影响国际油价。当时，世界石油市场的供略大于求，每天有200万至300万桶石油属于过剩供应。许多欧佩克国家强烈要求沙特削减出口量，以将每桶石油的价格从32美元涨到36美元。
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便飞到沙特首都利雅得会见沙特亲王，说明美国对油价的关心。当时，凯西的论据是，美国经济需要低油价支持，沙特如果不向其他欧佩克国家屈服，就是支持美国，美国会感激沙特，会向沙特出售一些尖端武器，以保证沙特的安全。当时沙特担心苏联的向南扩张会影响到自己的安全，沙特亲王又是个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非常反感的人，美国的劝说立即得到了沙特的积极回应，双方一拍即合。沙特认为美国的计划符合沙特的利益，除了强大的美国可以给沙特提供安全保护外，低油价会让欧洲停止从苏联购买天然气而选择从中东进口石油作为替代，还可以让伊朗这个有可能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伊斯兰革命的国家受到惩罚。沙特向美国人保证一定会顶住欧佩克组织要求减少石油产量与提高石油价格的任何努力。
美国用了一切办法来压低油价，其中之一就是缩减需求，包括缩减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从1973—1974年阿拉伯产油国对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后，西方国家就开始构建战略石油储备。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在平时要多购进一些石油，贮存在专门的地方，以备万一石油进口中断时，拿出来使用。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多藏在一些偏远地区的自然地下岩洞中。美国国会原计划到1990年时储备7．5亿桶石油，这要求美国每天要购进22万桶。1983年，里根政府宣布，因为政府预算紧缩，美国每天只能购进14.5万桶石油。除此之外，美国还要求西欧及日本时刻做好准备，一旦油价上涨，就抛售战略石油储备，以打击石油投机，平抑油价。
1985年，沙特国王法赫德对美国进行了访问，美国又说服他继续维持石油产量，必要时甚至应多开采一些。对于沙特来说，这并不困难，因为沙特开采石油的成本非常低，平均每桶1.5美元。油价再低些，只要石油出口多，对沙特来说仍然是笔利润丰厚的买卖。
为了给沙特阿拉伯一些甜头，美国政府通过国际银行家告诉法赫德国王，美国财政部正在设计美元贬值的计划，准备在未来12个月内让美元贬值四分之一。这一消息对法赫德来说是无价之宝，使沙特有时间来安排它的境外财产，美元以外的资产当然会随着美元的贬值大幅升值，沙特为此大概大赚了一笔。沙特当然要投桃报李，1985年夏末，沙特政府正式通知里根政府，它准备增加石油产量，国际石油价格将急剧下跌。当年11月，每桶原油的价格从原来的30美元跌到了12美元。
对苏联来说，真是祸不单行。除了石油价格下跌、苏联出口的能源换回的外汇大幅缩水外，美元贬值使苏联换回的实际价值也更加缩水。美元贬值四分之一，苏联出口换汇的实际收入也就减少了四分之一。
除了压低油价外，美国还组织了一系列针对苏联的经济战：利用巴统委员会来限制西欧对苏联的技术出口，利用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来限制给苏联提供的贷款，鼓励西欧国家利用各种替代能源，减少对苏联天然气供应的依赖，等等。
巴统组织成立于1950年，是与北约差不多同时诞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付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战”组织，其正式名称为多国出口协调委员会（COCOM），因总部位于巴黎，又被人简称为巴黎统筹委员会。巴统成立后至1953年，其成员国便由最初的美、英、法、意等七国发展成为包括加拿大、西德和日本在内的十五国。巴统是美国建议成立的组织，目的是联合西欧北美国家对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防止和限制西方的战略物资、高技术及产品流向社会主义国家。
1982年1月，美国副国务卿巴克利、副国防部长伊克尔率领着一个代表团到巴黎参加巴统会议。他们提议，根据目前的情况，巴统委员会的工作程序要做三项改变。首先，美国想更严格地执行有关向苏联出售关键技术的禁令，包括先进计算机及其电子部件、光纤、半导体和各种冶金方法。美国还想限制西欧的公司把工厂迁入苏联境内，因为它担心这些工厂将有助于苏联的军事工业发展，担心西欧工厂的先进的方法会被苏联利用，从而有助于苏联经济的发展。其次，所有与苏联签订的价值超过一亿美元的合同，都要自动交委员会审批，以确保敏感技术不会流到苏联。再次，美国要扩大该委员会从成立以来制订的禁运清单，把它扩大到最新的技术与产品。
美国人认为，通过了这些协议后，从西方流向苏联的高技术产品显然减少了。1975年，在美国出售给苏联的全部产品中，高技术产品占了32.7%，销售总额达2.19亿美元。到了1983年，出售给苏联的高技术产品在全部产品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为5.4％，其总额只有区区3900万美元。
1983年的3月，巴克利又率一个金融专家小组赴欧洲穿梭访问，以关紧西欧向苏联提供贷款的阀门。美国人发现，西欧人向苏联提供了大量低息贷款，以筹建苏联通向欧洲的天然气管道。巴克利便与西欧国家的代表在经合组织的框架内展开了谈判，最后把苏联重新定义为“相对富裕的国家”，而不是原来的“中间借贷国”。此外，华盛顿还提议，停止对较富裕的国家的贷款提供补贴。如此一来，苏联从西欧借的贷款利息上升了许多，大约从原来的7%—8%上升为17%。
此外，1983年春天，美国官员还将一项协议强加给了国际能源机构，限制欧洲从苏联进口的天然气比例，规定西欧从苏联进口的天然气不得超过其能源需求量的30％。这项协议于1983年5月在威廉斯堡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正式签署，它切断了苏联从西欧获取硬通货的渠道，也使西欧国家不得不转向其他方向去寻找代替能源。
1985年，美国对苏联发动的“经济战”进入了白热化阶段。石油价格暴跌与美元贬值使苏联的外汇收入锐减，苏联预期从西欧获得的出口贷款、硬通货和技术不是被停止就是被砍掉了，这使苏联从西伯利亚通往西欧的天然气管道工程大大推迟，原计划得到的硬通货也泡汤了。天然气管道项目推迟对苏联来说是个巨大的灾难。1980年，莫斯科以为这条天然气管道1985年就可完工，将使苏联每年获得80亿至100亿美元的收入。如果到90年代第二条管道也完工，每年就可获得150亿至300亿美元的收入。然而，由于里根政府的经济战，苏联修建第二条天然气管道的计划彻底失败。苏联苦苦等待巨额硬通货，经济陷入了混乱。美国人估计，因为建设两条天然气管道的计划完全泡汤，苏联大概损失了150亿至200亿美元。同时，因为美国严格限制西欧盟国向苏联出口技术，苏联在这方面的损失也有数十亿美元。
1985年是苏联领导人频繁更迭的年代，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相继去世，戈尔巴乔夫接手的是一个摇摇欲坠、危机四伏的帝国。苏军在阿富汗进退两难；在它原来控制的东欧势力范围内，波兰的反对派在美国的支持下公开挑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苏联的经济在美国的打压下陷入了一片混乱；美国的“战略防御倡议”（星球大战计划）逼着苏联把仅剩的一点资源都投到了军事领域。戈尔巴乔夫本来指望着向西欧出口能源来换取更多的硬通货，以筹措购买技术和进口生活消费品的资金，最终实现他的改革计划。但在美国的经济攻势下，他的一切计划都落空了，苏联只好通过出售黄金来维持正常的贸易。
苏联的解体当然有内部深刻的原因，但正如亲自参与了对苏经济战的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官员施魏策尔所说，“使克里姆林宫陷入深渊的并不是哪一个事件或哪一项政策。里根政府的总体战略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威力，是各种政策的综合效应。这些政策就像一阵阵强烈的飓风吹进虚弱的苏联体制之中”。里根政府精心设计好了一幅经济战的蓝图，而苏联则被美国牵着鼻子一步一步拖入了深渊。
房地产泡沫搞垮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最初想削弱日本的经济。1945年底，美国保利委员会的报告建议，美国应把日本的造船厂、化工厂、钢铁厂都拆了，搬到日本曾经占领的那些国家去；美国海军协调委员会的官员甚至主张彻底消灭日本这个民族。二战前，日本的工业化发展迅速，主要是因为它的一套“财阀”制度，把金融与工业结合在一起。1947年，在美国占领下的日本通过了两个法律，名曰《反垄断法》和《反集中法》，目的就是要解散上了黑名单的三百多家日本的财阀集团，彻底削弱日本的经济恢复能力。在第一个战后日本政府的预算中，维持美军在日本开支就占了三分之一。
然而，1946年乔治•凯南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传回了一封“长电报”，警告美国警惕苏联的扩张，并建议对苏联的扩张倾向进行长期的、耐心的、坚定与警惕的遏制，杜鲁门接受了这一建议，美国的对外政策从二战时与苏联结盟转向了遏制苏联，冷战开始。
此后，杜鲁门政府调整了三方面的政策，使日本的经济迅速得以恢复。首先，美国给了日本15亿美元的援助，为日本经济恢复奠定了基础；其次，美国制定了重组日本经济结构及组织的计划，不再以削弱日本的生产力为目标，而是要促进经济增长；再次，美国率领其盟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军备活动，包括放手让日本发展武器及军事设备。同时，美国放弃了解散日本财阀集团的计划，三井、三菱等日本大型企业集团得以继续生存并迅速发展起来。美国原先设计的清洗右翼军国主义分子的计划也被搁置一旁，在首相吉田茂的领导下，日本形成了由财阀、官僚及保守党构成的三足鼎立的政治局面，一直延续至今。
日本在东北亚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美国需要在日本维持重要的军事基地，以控制苏联的远东与中国。作为交换，美国对日本产品敞开了市场，美国政府还向美国企业施加压力，让它们取消一些转让给日本企业的知识产权费或专利费。在此背景下，日本的工业迅速发展了起来。
日本实行了政府严格管理银行的制度，由大藏省明令银行给一些企业提供低息贷款，扶植重点企业。日本的重工业企业、化工企业及轻工业企业先后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得到了银行的融资支持，迅速发展起来。日本经历了三十年的发展后，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
到了 20世纪 80年代，美国开始担心日本经济的发展趋势，因为它与日本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此时，由于日本的经济发展迅速，日本政界也出现了一批不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政治人物，《日本可以说不》等公开向美国挑战的书不断出现，美日双方的公众舆论对另一方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美国开始考虑用经济手段整治日本。在不断对日本发起贸易战的同时，美国也与日本政府展开谈判，要求日本开放金融市场，搞金融自由化。
里根上台后，美国政府一方面放松对金融、银行业的管制，以刺激竞争；另一方面则提高利率，以遏制通货膨胀。由于放松管制，企业投资增加；里根搞垮了工会，使美国工资的增长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外国投资者更羡慕美国企业的投资回报率，纷纷抢购美国企业的股票。美国的国库券等官方债券的利率很高，吸引了大批游资。这一切使得世界的资金都涌向了美国，促使美元升值。80年代中期，美元与日元的汇率达到1美元兑换250日元。美元升值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国的贸易逆差迅速增加。为了摆脱利率上升、美元升值与贸易赤字剧增的三重烦恼，美国政府于1985年邀请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及日本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到纽约的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要求他们集体干预外汇市场，扭转美元升值的势头，并要求西欧与日本各国都采取金融自由化措施。
在纽约广场饭店的谈判中，日本政府做了让步，同意日元升值，同意实行金融自由化，达成了“广场协议”。日元升值后，日本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下降。为了降低成本，日本企业对外投资剧增，日本的银行为了向海外的日资企业提供融资，也加强了海外分支机构。日本政府担心经济萧条，一方面放松货币政策，另一方面放松了对银行业的管制。日元升值使日本银行的资产也跟着上浮，企业在一片宽松的气氛中大举借债，投资设备更新、股市和房地产业。
日本的房地产泡沫迅速腾起，地皮越炒越贵，东京皇宫的地价一度比整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地价还贵。这时候，许多日本企业认为在日本投资房地产价格太贵，还不如到美国去投资。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实行了金融自由化，资本账户开放，企业与个人都可以随意兑换外汇，可以随意到海外投资。于是，日本企业纷纷到美国去买房地产，把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也拱了起来。日元升值后，日本企业家们感到自己的腰包鼓了起来，出手也更加大方。1985年，日本对美国的不动产投资只有18．6亿美元，占其对美投资总额的9.8％；1986年一年内增长了3倍，达到75．3亿美元，占当年直接投资总额的28％；1987年不动产投资增加 70％，达到 127．7亿美元，占直接投资总额的 41.2％；1988年进一步增加 30％，达到 166亿美元，而且当年日本还在美国购买了 130亿美元的公司债券和股票。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购买了美国10％的不动产。在洛杉矾闹市区，几乎一半的房地产落到日本人手里。在一系列的交易中，最著名的是三菱地产公司1989年斥巨资13．73亿美元收购了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14栋办公大楼，拥有洛克菲勒中心约80％股份。坐落在纽约曼哈顿市中心的洛克菲勒中心曾是美国的象征，日本买下了该中心使美国舆论哗然。一些美国报刊称之为“经济珍珠港”，“没有军队的日本已经获得了他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企图得到的东西——共荣圈”，美国人痛心地大声疾呼，“美利坚被推上了拍卖台”，“日本人有朝一日会成为硅谷和华尔街的雇主”。
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几年，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的房地产业明显供过于求，各大城市满街都挂着房屋租售的广告，各种奢侈的办公室和住宅都空着，租不出去，美国的房地产泡沫随之破灭，美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衰退期。我们都还记得，当克林顿1992年与老布什竞选总统时，人们都普遍看好老布什，因为克林顿只是个没什么名气的州长，而老布什刚打完海湾战争，名声大振。然而，克林顿却因为始终抓着经济问题不放，打中了老布什的痛处，最后赢得了大选。这次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加上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使日本在美国的投资大幅缩水。日本在美国的大量非生产性投资，即在不动产和金融领域的投资均遭到灭顶之灾。据统计，90年代初，日本在美国的投资亏损共达到700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整个80年代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我们都知道，日本企业大举进攻美国市场时，靠的是日本银行界的支待。现在，日本企业的投资严重亏损，许多当年借的款就成了银行的坏账。就在这时，美国财政部在瑞士巴塞尔的国际结算银行（所谓各国中央银行之央行）的框架内提出建议，要求各国提高商业银行自我资金的比例，美其名曰要减少金融体系的风险。这一建议对美国来说可以起一箭双雕的作用，因为美国的银行自我资金的比例远高于日本银行，通过这一规定，可以打击了日本银行的竞争力。另外，美国急需找到其他购买美国国库券的买主，以弥补它的资财赤字。强迫日本商业银行提高自我资金比例，它们必须购买更多的金融产品，包括美国的国库券。美国的建议在国际结算银行得以通过。根据新的规定，凡从事国际金融业务的银行必须把自有资金的比例保持在8％以上，自有资金比例太低的银行应该勒令停业。日本的银行自有资金比例不高，为了达到国际结算银行规定的标准，不得不加紧回收贷款，减少放贷。信用收缩加深了经济危机，不良资产反而更加膨胀，导致1998年三家日本大银行破产，其他银行更加紧缩信贷，企业没有资金发展，日本经济陷入了全面的通货紧缩。
此后，在20世纪80年代被西方人顶礼膜拜的“日本模式”被同样的西方人鞭笞，日本固有的那种政府、企业与银行之间的紧密联系被形容成“裙带资本主义”的特征。日本经济从此十年一颗不振，大多日本企业还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唯有个别日本金融业人士吃够了美国的苦，又痛恨自己的同胞看不透美国人的圈套，被拉下金融陷阱，才把一些经历写了出来，称日本是在一场金融战争中被美国打得大败。
（《环球视野》摘自《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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