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做永远的批判者
来源：新民周刊
贵州和北大是我的两个精神基地，民间与学院，对我来说是一个互相补充，也有冲突矛盾，但这就是我的思想和学术特点。
撰稿／钱亦蕉(记者)
钱理群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研究鲁迅，他说鲁迅“是永远不满足现状的，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而“这样的体制外的，边缘的批判者，是十分难得而重要的”。遵从鲁迅的传统，钱理群自己也愿意做一名思想界的战士，一个永远的批判者。
到民间去
带着温和的笑容，钱理群教授说起自己离开北京大学后，进行中学语文教育的探索，“现在更进一步到西部农村，到小学了……”，因为“我们的关注点往往集中在城市的中、小学，特别是重点中学、重点小学，广大的最需要关注的农村教育反而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他的话引起在座的学院里面的“后学们”极大的兴趣，是什么让一个退休的北大教授深入到农村中小学教育中去的呢？
新民周刊：2002年，您从北大退休，在这之前，您给学生们开的最后一门课是“我的回顾与反思”，一般来说讲课总以客体为对象，为什么您会选择自己作为讲述对象呢？
钱理群：这是我在北大的最后一课，我想通过自我总结，来讨论与专业有关的问题。把我自己作为个案研究，来讲述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我的兴趣是在研究知识分子精神史，特别是1980年代以后，但是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还是谈自己比较好，重心在反思上。通过反思，把我自己这一代人的经验教训告诉年轻人。
新民周刊：离开大学讲坛后，您关注中学语文教育，给中学生开过“鲁迅作品选读”的选修课，编了《新语文读本》，现在更关心西部农村的中、小学教育，为什么？
钱理群：退休后我自由了，不再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的教授，不受专业限制，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人文学者关心中学语文教育，是“五四”新文化传统。从胡适到朱自清、叶圣陶，都是这样。我只是继承这样一种传统。我觉得作为研究工，不仅要讲述他们的传统，而且应该接着往下做。他们那一代人做的，我们也可以做。而且，我认为大学与中学教育的断裂，一直是个严重的问题。
新民周刊：您自己深入到西部农村吗？
钱理群：我自己不可能去西部农村搞教育，而是采取间接的方式，我关心这个问题，参加了一些讨论会，写了一些文章。一些去西部第一线的老师，回来谈了看法，我也在会上发了言。还有“西部阳光活动”的志愿者们，我也给他们做了一个讲话(《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
新民周刊：在讲话中您曾提到，“到民间去，到农村去”，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
钱理群：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已经去了5代人，现在的西部志愿者是第六代。“五四”时候是第一代，李大钊当时写过一篇《青年与农村》，和大批青年追随者一起推行“新村运动”；到1930年代，毛泽东把农村作为革命根据地，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推行“乡村建设运动”，这是第二代；40年代，毛泽东进一步要求“知识分子工农化”，在根据地，知识分子“下乡运动”可以看作是“到农村去”的第三代；解放后，五六十年代，政府号召到基层去支援建设，这是第四代“到民间去，到农村去”的青年知识分子，我就是其中之一，去了贵州边远山区；第五代就是知识青年下乡。这个传统到***十年代中断了，而本世纪初，又一批志愿者去了西部农村。我认为这与“五四”传统息息相关，是从研究到实践的过程。
新民周刊：您关心农村教育，与晏阳初当时的实验有精神上的联系吗？
钱理群：这当然。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教育实验，都是非常重要的传统。晏阳初认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要从乡村教育建设开始，而同时代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改造问题上，采取不同的路子——从土地改革入手。实际上有一点是一样的，他们都认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解决农民问题是中国的关键。只是后来，晏阳初等人的主张谈得比较少。
贵州印迹
退休以后，钱理群教授除了“从更大范围从事社会文化教育实践活动”外，还出版了一个地方文化研究的文本，那就是《贵州读本》。从21岁到39岁，钱理群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岁月献给了贵州，贵州对他的人生历程、思想精神留下什么样的印迹呢？
新民周刊：《贵州读本》是不是您对自己青年时代贵州生活的纪念？
钱理群：写《贵州读本》的目的是让我们认识脚下的土地。在全球化的时代里，青年人有逃离土地的倾向，不仅其身体远离本土，而且在精神上对脚下土地产生认知上的陌生，存在“失根”的危险。所以我要在青少年中提倡认识脚下的土地，《贵州读本》就是对贵州地理文化、历史文化的阐述。这与青年志愿者运动也有关系，其实这些志愿者对改变西部农村所起的作用不大，而更是一种自我教育，这个意义更大。青年志愿者运动，实质上也是一个“寻根运动”，农村是中国的根，到农村去，就是一个寻根的运动。
新民周刊：您在贵州待了18年，贵州是不是您的根呢？
钱理群：贵州是我的根。我一直说北大和贵州是我的两个精神基地，贵州代表着底层，北大是最上层。贵州给了我四方面的影响，第一，真山真水养育我的赤子之心，贵州的山水没有受到污染，给了我坦荡的胸怀；第二，除了真山真水，贵州的真人气息，对我气质的形成也起了关键作用，我有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第三，我在贵州经历了大饥荒年代和“文革”，形成了我的终极的民间关怀；第四，在贵州沉潜18年，读了18年的书，并且考察社会，形成了我的学术根基。研究鲁迅也是从这里开始的，这里有我的学术底气。1978年我考取北京大学研究生离开贵州之后，还一直与贵州保持联系。贵州和北大，民间与学院，对我来说是一个互相补充，也有冲突矛盾，但这就是我的思想和学术特点。
新民周刊：在贵州您经历了“文革”，《我的精神自传》一书中您写到您身陷其中，而且公开承认自己是“造反派” ，进行深刻反思。感觉像德国作家格拉斯在自传《剥洋葱》中承认参加过武装党卫军一样勇敢。有时候人们不愿直面自己的过去，历史就会被遗忘。
钱理群：这里面有个妖魔化的问题，我们后来对“造反派”的理解和判断过于简单化了，其实里面很复杂，所以我通过自我反省来揭示这个问题。“文革”非常复杂，我们往往对上层斗争注意得比较多，而实际上“文革”是全民参与，像我们这样一个贵州小县城也被深深卷入其中，完全没有参与的人是很少的。所以我觉得研究“文革”，也应该用个案来表现，“文革”不能用“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二元对立模式来解读，应该用很多个案来解释。大家都不愿谈，是因为没人愿意回忆痛苦。但是老百姓可以回避痛苦，知识分子却应该正视历史，犯了错误，自我解剖，这是“文革”研究的第一步。
北大传统
1956年，17岁的钱理群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后并入人大新闻系)，这是青年钱理群与北大的初次结缘。1978年，钱理群重新回到学院，成为北大80年代学术界的领军人物。从学生到教授，北大的20多年经验对他来说弥足珍贵。作为除了贵州之外另一个精神基地的北大，又对钱理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新民周刊：虽然已经离开，您对北大还是怀着深深的感情，您觉得北大最让您推崇的是什么？
钱理群：我所推崇的北大精神就是“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思想传统、学术传统。还有就是我跟年轻人所说的，要“永远向前看”。但是，现在的大学教育(包括北大在内)，学术腐败严重，使我非常失望，这也是我离开大学的一个原因。
新民周刊：您在北大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鲁迅、周作人、曹禺这几个对象上，为什么选择这三个人？
钱理群：我的思想和生命，北大、贵州是两个空间，另一面是和青年群体的联系，而三者的连接点就是鲁迅。我的民间立场，就来源于鲁迅。我在大学时代就看过《鲁迅全集》，但真正懂鲁迅是在贵州工作以后，不是作为研究对象，而是精神资源，来寻求解答。我从60年代就开始研究鲁迅，我的愿望是要形成自己的看法，到北大开始讲鲁迅，讲“我之鲁迅观”，写《心灵的探寻》。当时，为了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我想换个角度，就转而研究周作人，也是为了更好地研究鲁迅。因为周氏兄弟同为现代文学两大阵营的代表，可以对照起来研究。而曹禺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而且我从小喜欢戏剧。我对知识分子精神史感兴趣，曹禺正好是另一型的知识分子——我称作“软弱的天才”，其实现代知识分子当中，鲁迅、周作人是少数，曹禺这样的才是大多数。
新民周刊：您提出研究知识分子精神史，目前的研究进程、状况如何？
钱理群：我当年和陈平原、黄子平一起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概念，其实那时我感兴趣的就是“精神史”。我的几个研究，包括对鲁迅、周作人、曹禺的研究，都是以传记、生命史的形式完成。而我正式从事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的著作是《1948：天地玄黄》，考察1948这个历史转折点的知识分子心路历程，这是第一步。接着又写了《丰富的痛苦— —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这是把中西方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放在一起考察，发现其中的内在联系。退休后我主要完成了两本书，一本是写1956-1966年代的知识分子精神史，书名是《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另一本就是收录了“我的回顾与反思”这门课的《我的精神自传》一书，这是主要写1978年到现在的。下一本，可能会专门写“文革 ”时期。这些都是从民间来考察，每一部都有延续性。
拒绝遗忘
“我父亲为了救国，加入国民党，我哥哥姐姐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加入共产党”。1949年后，去了台湾的父亲和留在大陆的母亲永远天各一方，这是钱理群教授在《我的精神自传》中的描写。来自如此家庭的钱理群，曾在年轻时把父亲的照片毁掉，而现在，这些成为他反思的基础，他拒绝遗忘。
新民周刊：您的家庭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高度缩影？
钱理群：我祖父那代是维新派，父亲是胡适那一代人，是胡适在美国学农科时的同学，我的三哥是国民党的外交官，另外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则加入了共产党，是老党员。我们就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大家庭。1948年，父亲把我们从南京带到上海，准备去台湾，可是母亲不愿走了，因为她的兄弟姐妹都在上海，而且我外祖父的好朋友张元济等人都劝她留下。于是母亲让父亲先去台湾看一看，没想到这一看，就再也回不来了。我们家有两次家庭分离，一次是抗战，一次就是1949年，这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家庭中很典型。我们全家没有一张合影，我抗战时期生于重庆，当时哥哥姐姐还在上海沦陷区；等我来到上海，我的另一个哥哥则还在大后方，我曾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家的悲剧：生不团圆，死各一方。
然而，一般写历史，不注意这些个体生命的影响，我们的历史往往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个人，只有历史伟人而无普通人。我的研究，背后的历史观，就是个人历史。历史不关心知识分子，我则以自己的感情和经历来关照知识分子精神史。
新民周刊：您是深深受到“五四”精神熏陶的一代，而现在一些青年则完全不同，您怎么看待他们对社会、人生的冷漠？
钱理群：历史不该被遗忘，而我们总是设置禁区，故意让他们遗忘。为什么我在北大最后一课要讲这些，就是专门讲给年轻人听，讲自己，更有可感性。我说这是我给他们的“遗言”，年轻人需要知道、了解，在知道、了解以后如何选择，则是另外一件事。《我的精神自传》这本书除了写给我自己一代人看，也是写给青年人看的。人的生命有一个延续，我们困惑过、思考过的问题，并没有过时，他们在当代也会遇到，我们的失误、经验教训提供给他们共同面对，青年人只有了解了，才能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不是真理的把握者、宣誓者，我是真理的探索者，所以书里没有结论，只是把自己的矛盾公开。
钱理群：与其被混蛋利用 不如被青年利用
来源：南方都市报
钱理群精神自传出版，再度接受本报专访——
与其被混蛋利用 不如被青年利用
‘钱理群最近非常繁忙。他刚刚推出酝酿五年的重量级论著《我的精神自传》，一本思想学术人生自传。接着他就忙不迭地接受各地媒体采访。当了一辈子教师的钱理群口才极好，分析问题清晰深刻、滔滔不绝。“但我很恐惧，不停地接受媒体采访，我害怕成为一种炒作。”钱理群不掩饰他对媒体报道的担忧，“这本书带有很强的个人性，也有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我不止一次和青年读者们说过，我姑且说之，你们姑且听之。我希望年轻后辈们提出批评和讨论。”因为，钱理群害怕被当成一个真理的掌握者。’
我不是真理的把握者，而是真理的探索者
南方都市报：这本书是你的一本精神自传，而不是单纯生平故事的自传。如何想到写这么一本书？
钱理群：这本书一个是对自己的回顾，另一个是关注二十世纪精神史，讨论八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问题。这本书整体带有很强的自我反省、反思性，都是自我追问、自我假设，也充满了困惑。但是我觉得这些问题也是今天年青一代所面临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反省。把这些问题都提出来，希望和年轻的读者，也和我们自己这一代人重新直面这些问题，探索这些问题。这本书所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没有结论的，可能彼此还充满各种矛盾。我不是真理的把握者，而是真理的探索者。
南方都市报：这本书回顾了你年轻时候的事情，包括在贵州的18年。那段时期给你的影响是什么？
钱理群：当然是美好的。但话说回来，历史回忆在一定程度上会淘汰一些不愉快的东西，剩下的都是美好的回忆。但实际上当时是非常艰难的，真实情况可能比今天回顾要更复杂一些，也不是一直都很乐观，充满了郁闷、苦恼和徨惑，但最后还是走出来。今天回顾，那段日子对我的生命是特别重要的。我可能明年还会出一本书，谈贵州的。在这本书的后记里面谈到了贵州对我的意义，我曾经总结为四个方面。第一是贵州的真山真水，因为贵州是自然风景很好的地方，鼓励了我的赤子之心。第二，我和很多贵州“真人”接触过，养成了我堂吉诃德的气质。第三，“文革”时我在贵州底层的经历，培养了我对社会的关怀，底层的性情，民间的立场。另外，贵州的18年，某种程度上我沉潜下来，读了18年的书，这为我以后的学术发展奠立了根基，打了底气。所以我是非常感激贵州的，可能是贵州塑造了我。
南方都市报：在贵州你度过了十年“文革”，三次被打成“反革命”，两次逃亡，经历了血雨腥风。“文革”十年留下的可能是另一种影响吧？
钱理群：其实是留下一种恐怖感，这种恐怖感与我今天的很多立场、观点有直接关系。一种是对专政的恐怖，实际上与我今天反对意识形态的专政主义立场有直接关系。第二种是对无辜者死亡的恐惧，这也是我今天的立场，以任何名义、理由出现的对无辜者生命的剥夺，都是我所反对的。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悲剧，就是反抗的意志被利用了，一种精神的迷惘，这是一种更内在的恐怖，精神被利用的恐怖。这也决定我今天的立场，绝对不能够放弃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
我们那代人关心政治，也对政治有点厌恶
南方都市报：你当时确立了两个目标，低层次的是当一个称职的老师，高层次的是回到北大当老师。但你考上北大研究生时还在“当学者”和“当战士”间彷徨，你觉得回到北大就丧失了“当战士”的可能吗？
钱理群：“当战士”是有具体所指的。因为“文革”的后期有些人是民间思想者，我自己就属于民间思想者。后来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开始，民间有个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当时参加不参加这个运动，是不是投身到民间的政治型自治运动中去，我是犹豫的，也是我作为知识分子内心的内在矛盾。我们那代人的特点是关心政治，但同时对实际政治有点厌倦，有点害怕，也有点厌恶，这是非常复杂的，这可能是很多知识分子共同的矛盾。
南方都市报：你并不回避讲这个弱点。
钱理群：这可以说是弱点，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当时是把政治看得更高，有一个理念是它是可以质疑的。我们当时对政治的理解是比较狭窄的，而且民间运动使其复杂了。知识分子缺乏行动能力，行动犹豫不决。
南方都市报：你考上北大之后，相对来说远离了政治，更接近学者的道路。
钱理群：但这也给我带来很多痛苦，觉得自己在乡野培养起来的野气，会被学院的东西给闷死、规范掉。这背后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包含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行动和思想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和政治的关系问题，这背后有一系列问题。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处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
钱理群：我找到一个方式，就是“精神界战士”这个概念，鲁迅也说过，精神界战士的特点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行动”。首先“立意在反抗”，真正的知识阶级永远地不满足现状，是永远的批判者，因为他怀有更高的彼岸的理想，对此岸是永远不满足的。“指归在行动”，强调实践性，不仅坚守理想，而且身体力行。这是精神界战士两个特点的含义。精神界战士关心的是人的精神问题，他反抗的是精神奴役，从精神方面去改变精神奴役。精神界战士不同于一般的直接参加社会实践或政治实践的战士，他的实践、行动主要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这样的选择与学者有内在的统一。因为学者也关注精神现象。但学者是学理的讨论，而精神界战士把学理的讨论转化为思想文化的启蒙活动。这在某种活动上是把学术普及化。这两者之间是可以互相补充、互相转化的，但同时也是互相矛盾的，用鲁迅的话说，一个学者要冷，也要热，一个学者忽冷忽热，也很有冲突。(笑)所以我在这里讨论我自己的感悟，一方面是坚持学术研究，同时参加一定的社会生活实践。我出入于两者之间，用比较形象的说法是，我有两个精神基地，一个是北大，一个是贵州。这是中心和边缘、高层和底层、学院和民间、城市和农村、精英和草根的两极。这两者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但又相互冲突和制约。这种出入两者间的选择也会带来很大的痛苦，在我看来这是丰富的痛苦，(笑)是有一定张力的。
南方都市报：出入于两者之间，有时候游刃有余，但有时候可能会面临一些跟现实矛盾的地方。
钱理群：不仅是这些外在的矛盾。比如我刚才说的一定的社会实践，作为思想启蒙是以学术研究为背景，但这也容易把学理简单化。其实我们骨子里是更迷恋学院的，喜欢一群朋友高谈阔论，生活在书本里，按本性来说是这样一个学院知识分子。一旦参加社会实践，你就成为公众人物，而公众人物有很多很多你不愿遇到的事情，很多你想不到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有时会觉得自己空虚，因为讲得太多，就觉得讲空了。完全在学院里呆着，又觉得学院的空气会把自己窒息了。这是充满矛盾的。
如果我们连青年都不相信了，那就绝望到底了
南方都市报：现在年青一代的学者，有你这样经历的不多，学院派的氛围会越来越重。
钱理群：我们这一代有一定的特殊性，我们是在革命时代培养出来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在贵州那个地方，中国最偏远的地方，本来和历史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都是些历史之外的小人物。但“文化大革命”把我们这些小人物卷进了历史潮流。如果没有“文革”，我一直在那里呆下去，可能就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这使我们这一代跟历史形成一种血肉般的联系。对于我来说，我研究历史，实际上也在研究自己，有生命的累积，对我有生命和学术体系的意义。这种研究有很强烈的存在意识，有强烈的情感在里头。这种东西当然有它的优势，就是有比较丰富的生命内容，它的历史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了，在某一时期你是历史的参与者，你对历史的一些理解、感受，别人很难理解的，你更能把握。这样的研究会有一定的理性意义。但是与历史纠缠得过紧，可能遮蔽一些东西。所以各代人有各代人的问题。年青一代的优势可能在于他们比较客观、冷静，还可能会比较缺少历史感，缺少某种激情，因为历史是与他们无关的事情，就可能会有冷漠和隔膜。在我看来各有优长，很难说哪一种是最好的。我觉得应该互相吸取，发挥自己的特点，同时对另一方有所吸取。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你是同代知识分子中具有代表性的人吗？
钱理群：我的同代人不都是像我这样的。因为我始终卷入历史潮流中，是主动投入的，同时就可能忽略另一方面，就是历史与个人的关系如此紧密，会导致历史对个人空间的挤压。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可能对这种问题比较敏感。而我的敏感点不在此，在于我的历史参与意识和外在历史条件压抑我参与，我想参与它不准我参与。像我的书，总是过于紧张，别人读起来会有一种压迫感。缺乏从容，这是我的毛病。
南方都市报：现在的学者离现场、离社会、离民众太远了吗？
钱理群：历史是不能重复的。这是具体条件造成的，他们不可能像我们一样去生活一遍，他们是旁观者。但有一些内在精神是需要的，需要继承和发展。我觉得首先是对学术本身的承担，另一个是对整个社会、民族、国家的承担，这两者可能是现在的学者比较缺的。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是自我的承担。这三种承担也包含了我们这一代的内在经验。承担的方式可以不一样。
南方都市报：你对年轻人非常关心，在全国各地讲课，给无数陌生的年轻人写信。你为什么一直对年轻人充满希望？
钱理群：有很多人批评我，说我有青年崇拜。我承认，我反问一句，你不相信青年相信谁？与其被混蛋利用，不如被青年利用。青年这一群体是“五四”启蒙主义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是贺桂梅的分析，很有道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继承“五四”的传统的，这是我们这一代的特点。相信青年，在某种程度上青年被象征化、符号化了。青年其实是代表一种人性，对青年的信任就是对人性的信任，是对希望的追求，或者说是一种反抗绝望的努力。如果我们连青年都不相信了，那我们就绝望到底了。我曾经说过，作为教育者，当一切都绝望了，唯一不绝望，或者说不敢绝望、不能绝望的是青年。下一代都绝望了，你还能有什么指望？你也知道青年是有问题的，但你还是要相信他们。
南方都市报：关于青年的问题，你也表达过很多的担忧，包括“调侃的一代”、“自由主义”、“快乐为上”。
钱理群：80后这一代有两亿零四百万，是不小的数字，而且他们已经被世界看成是中国的代表了，比如姚明、刘翔、韩寒。怎么看待这一代人和这一代人怎么看待自己，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现在大家对80后很不满意，我不是太认同，我的研究是，每一代人都对下一代人不满。我总结了几条。第一，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自己的问题，不仅80后，我们也有问题。第二，每代人的问题都只能靠每代人自己来解决。第三，每代人最终都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就获得一种为更下一代所羡慕的一种价值。同时，每一代人都会有一些问题解决不了，又被下一代继续解决。我为什么反复强调我们这一代，其实是对我们这一代的一个剖析，我们还有什么问题没解决，需要下一代来解决。每代都这样。这样我们就能更加客观地看待80后的一些问题了，我觉得不应该忽视他们的问题，但也不必夸大、不必紧张、杞人忧天，他们会承担起来的。我相信时间。
南方都市报：你那一代留下的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钱理群：其实我书里提出的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还需要下一代继续来思考。我们那一代最大的教训是，我们曾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放弃了思考的权利。
南方都市报：你不会觉得80后刚好相反，太过于强调独立思考吗？
钱理群：对，这走到另一个极端。我前面讲的80后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在八十年代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在九十年代也是当代青年的一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必须回到中间来。这本书是我们这一代留给下一代的遗言，带有反思性、个人性，也带有有限性，留下我们这一代没有解决的问题，让下一代重新面对。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