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中的“汉特医师”们

 “Doctor Hunter” and the “Doctor-Hunters” in Marx’s Capital

《资本论》中的“汉特医师”们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陆晓光

内容提要　“汉特医师”是《资本论》所有引用文献资料中，涉及次数最频繁、字数最多者，其频率与篇幅甚至超过对最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引用。“汉特医师”也是《资本论》所有引涉人物中受评价最高者，他的调查报告被马克思推崇为“划时代的报告”。“汉特医师”调查报告揭露和提出的是“工业病理学”问题，而这正是马克思与以往经济学家不同的关注问题之焦点所在。《资本论》引涉并赞扬的医师至少三十余名，“汉特医师”可谓该医师群体中的典范代表。“汉特医师”的素质特点是：敬业精神、人道关怀、批评勇气、公民意识、改良目标。《资本论》引用资料中肯定或赞扬的文献还包括：“工厂视察员”、学者教授牧师、爵士官员，乃至进行实验以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的“工厂主”等。他们不同程度地具有“汉特医生”的精神品质。马克思当年得出结论：英国有可能完全通过“和平与合法的手段”实现改革与进步；恩格斯后来观察到，马克思学说在英国“有教养者队伍”中的传播不亚于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其间重要原因之一当归功于《资本论》中为数众多的“汉特医师”们。

一、“汉特医师”的“划时代报告”

“汉特医师”是《资本论》引用文献材料中最频繁涉及的人物。整部《资本论》[1]至少有40多段论证材料的所据是汉特医师的调查报告。这个频度甚至超过了《资本论》对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两位最著名经济学家的著作的引用（前者计40次，后者35次）。[2]《资本论》全书引用涉及的著姓名多达近300位，[3]而未有个人专著、仅写过《公共卫生调查报告》的汉特医师，较之于这些著作家，乃至较之于《资本论》所有提到的人名，都是被引用次数最多者。

汉特医师也是《资本论》引用文献篇幅最多最长的。整部《资本论》所引40多段他的调查报告，大多是数百字，最多的一次引用，字数近4000，篇幅连续达6页。[4]仅此一次引用，其文字数量就超过《资本论》引用亚当·斯密文字数的总和。后者被《资本论》引涉，长则百余字，短则一句乃至一词。[5]

“汉特医师”又是《资本论》引涉文献中，马克思对之评价最高的：

人们在《公共卫生》第7号和第8号报告中，可以看到朱利安·汉特医师完成的这一出色工作。（第722页）

“出色工作”是对《资本论》引涉总数30余名医师的报告材料的最高评价。马克思对另一位也被他多次引用的怀特医师的评语是“合格医师”，后者在《资本论》中是调查童工劳动并撰写报告的主要人物[6]。可见，马克思认为汉特医师的调查报告不仅“合格”，而且“出色”。《资本论》引涉医师调查报告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卫生官员“西蒙医师”[7]，他是《公共卫生报告》主编，也是派遣汉特医师前往实地调查的医官，汉特医师的调查报告就是发表在该《公共卫生报告》出版物上。西蒙医官对汉特医师的评价是：“汉特医师报告的每一项都证明，我国农业工人的情况一直在不断恶化。”[8]可见从汉特医师的同行领导看来，他的调查报告也极为出色。但是马克思对汉特医师更有如下评价：

汉特医师在他的关于农业工人的居住状况的划时代的报告中说……（第744页）

这里所用“划时代”，是《资本论》中对所有被引用的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文献著作之评价中的最高赞词。马克思的该评赞显然并非是就医学领域而言。《资本论》指出，“人们把亚当·斯密看作工场手工业时期集大成的经济学家”。[9]可见在马克思心目中，汉特医师的调查报告虽然并非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但是相对于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工场手工业时期”政治经济学而言，却具有“划时代”意义。

　　“汉特医师”在后人关于政治经济学发展史的叙事中未被列入史册。《资本论》中译本“人名索引”对他的介绍也仅仅是：“Hunter, Henry Julian,英国医师，写有一些关于工人生活贫困状况的报告。”[10]这个介绍甚至没有说明其生卒年（而《资本论》其他人名的“索引”条目大都写明生卒之年）。迄今为止，人们关注马克思《资本论》的“划时代”意义，一般也并未特别注意马克思本人对汉特医师调查报告的“划时代”评赞。这一切也许并非没有种种原因理由。然而，《资本论》关于他的大量引用和突出评赞表明，没有他的“划时代的报告”，《资本论》这部已经被后人不言而喻地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至少在据以论证的资料之充分翔实方面肯定大为逊色。

汉特医师的调查报告为什么会受到马克思如此频繁引用和高度评价？我们从《资本论》引述的相关材料的特点可以推测原因之一二。

首先，汉特医师调查报告所集中揭露的是当时英国城市工人与农业工人普遍的赤贫生活，以及由此引起的不断蔓延的“身心畸形”；而这正是马克思关注的焦点问题。例如关于“城市工人”的状况，下面是《资本论》引用他的调查结论：

“有两点是肯定无疑的：第一，在伦敦，大约有20个大的贫民区，每个贫民区住1万人左右，这些人的悲惨处境超过了在英国其他任何地方所能见到的一切惨像，而这种处境几乎完全是由住宅设备所造成的；第二，在这些贫民区，住房过于拥挤和破烂的情形，比20年前糟糕得多。”“即使把伦敦和新堡的许多地区的生活说成是地狱生活，也不算过分。”（第723页）

“……很多人没有床，穿着衣服睡在光秃秃的地上；青年男女，已婚的和未婚的，都睡在一起。这些房子大都是些阴暗、潮湿、污秽、发臭的洞穴，根本不适合人住，这还用得说吗？这里是散布疾病和死亡的中心。连那些听任这种毒疮在我们中间溃烂的、境况良好的人也身受其害。”（第728页）

其中不仅报告了“疾病”、“毒疮”、“死亡”，而且报告了“地狱”的生活条件。

其次，汉特医师的调查报告由此触及“公共卫生”之外的社会原因。例如《公共卫生》主编西蒙医官概括汉特医师为代表的调查报告的结论是：

“汉特医师报告的每一项都证明，我国农业工人的住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很坏。这种情况也许比几世纪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糟。……虽然他们原来的任务只限于保健工作，但是他们几乎总是不得不注意到问题的其他方面。”（引文有缩略。第751页）

这里所说的“总是不得不注意到问题的其他方面”，正是马克思经济学需要追问并深入分析的对象。而汉特医师在其报告中常常已经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例如伦敦城市贫民生活恶化与地价上涨相关，后者的原因则是“每个买地的人都抱着投机的目的”，马克思对此分析时也援引了汉特医师的判断：

　　对于从事这种营业的绅士们所能期望的，就是他们会像他们所干的那样去干——尽量从房客身上榨取一切可能榨取的东西，而把糟到不能再糟的房子留给他们的后继者。（第724页）

马克思在分析英国农业工人之所以陷于赤贫境地的原因时，也是摘引汉特医师报告为依据：

“农仆的生活费用固定在只够他活命的最低的数额上，他的工资和住房同从他身上榨取的利润相比，几乎不值一提。他在租地农场主的算盘上是个零。……他降到了零点，也就是租地农场主打算盘的起点。由它去吧，幸福与不幸反正同他无关。”（第744页）

显然，汉特医师从他“公共卫生”立场的调查所报告的严峻状况，客观上是伴随着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村的推进而出现；他对这些现象的描述与分析，也揭示了造成这种严峻状况的症结所在。这个症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能冲动是赢利赚钱唯利是图，而完全不考虑劳动者“幸福与不幸”。这一调查结论在后人看来也许已是政治经济学“常识”，但是在当时却无疑是一种目光锐利的“新观察”。

更重要的是，汉特医师这种新观察蕴涵着对劳动者的关怀与同情，正是这一点引起了马克思的共鸣。在马克思看来，这一点也正是亚当·斯密时代“国民经济学”所缺乏和忽略的： “国民经济学抽象地把劳动看作物，劳动是商品”。[11]如果将亚当·斯密《国富论》与马克思《资本论》比照阅读，可以发现两者间有一个明显不同：前者主要关心的是如何积聚财富（《国富论》全称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书名就显示出主要兴趣在“财富”），后者则集中关注财富增长与劳动者不幸增长之间的矛盾。从《国富论》中很难读到关于工厂劳动者在资本积累财富过程中如何陷入贫穷、疾病、沦落的具体描述，而在《资本论》中，这类描述却是随处可见，篇幅长大。正是这种关注问题的不同，汉特医师旨在促进“公共卫生”的调查报告，才会如此频繁地进入马克思研究“资本”的视阈。

亚当·斯密是“工场手工业时期集大成的经济学家”，马克思《资本论》则是写于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时代。如果说在亚当·斯密的工场手工业时代，财富与劳动者疾病之间的同步增长尚没有发展到被后来汉特医师形容为“地狱生活”的程度，因而前者专注财富增长的思路有其时代背景，那么在亚当·斯密与汉特医师及马克思之间，客观上确实是发生了“划时代”变化。[12]如果说马克思不借助于汉特医师的调查报告，就难以真切了解财富与劳动相背离相矛盾的具体景象，从而难以诊断“资本”的病症所在，那么汉特医师调查报告对于《资本论》的论证就是至关重要。马克思高度评赞汉特医师的调查结果为“划时代的报告”，显然不是夸张之辞。

二、“汉特医师”与《资本论》医师群

汉特医师仅仅是参与《公共卫生报告》调查工作的众多成员之一。《资本论》不仅大量引用了汉特医师的调查报告，而且也大量引用了其他医师的调查报告。马克思对汉特医师的高度评赞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对《公共卫生报告》之整体的高度评价；而在《资本论》频繁引用的各类调查报告中，该《公共卫生报告》是被马克思评价最高的：

关于被官方政治经济学所隐瞒的这些事实，可以在工厂视察员和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特别是在《公共卫生报告》中，找到丰富的材料。（第434页）

因此可以说，汉特医师实际上代表了一个参与调查报告工作的群体。笔者统计，《资本论》中直接提到的该群体中医师名字的至少有30名以上；而对每一位医师的调查报告的引用，少则一、二段，多则十几段甚至几十段。限于篇幅，这里仅列其姓名。他们至少有——

朱利安·汉特医师（公共卫生调查员）、约翰·西蒙医师（枢密院医官、《公共卫生》报告主编）、冯·怀特医师（童工调查委员）、爱德华·斯密斯医师（济贫委员会委员）、斯蒂文斯医师（公共卫生调查委员）、爱德华·赫德勒姆·格林豪医师（内科医师，公共卫生调查委员）、约·特·阿尔莱兹医师（公共卫生调查委员，主任医师）、布斯罗伊德医师（亨莱医院）、麦克贝恩医师（陶工业医师）、查理·帕森斯医师（外科医师）、查理·贝尔医师（公共卫生调查员，贫民诊所医师）、恩布尔顿医师（新堡热病医院）、圣马丁的医官、基斯医师、亨利·里特比医师（卫生局医师和化学家）、本杰明·理查逊医师（伦敦医院主任医师）、威·斯特兰吉医师（伍斯特总医院主任医师）、阿瑟·希尔·哈塞耳医师、特鲁满医师（诺定昂贫民诊所医师）、爱德华·巴拉德（伦敦卫生视察员）、奥德医师（白金汉郡医院）、哈维医师（圣乔治医院）、罗伯特·贝克医师（工厂视察员）、李医师（曼彻斯特保健医官）、约翰·理查·法尔（伦敦著名内科医师）、安多尼·卡莱尔（伦敦著名外科医师）、本杰明·布罗迪（伦敦著名外科医师）、查理·贝尔（生理学家和外科医师）、加思里·乔治·詹姆斯（伦敦著名外科医师）、卫生警察委员会主席（塞文诺克斯教区）、凯尔桑等医师（塞文诺克斯教区）。[13]

以上计31位医师，他们都是当时英国有职业资格的医师。其中既有外科与内科等实际行医的医师，也有从事医学研究的学者；既有在“贫民诊所”行医的普通医师，也有当时“伦敦最著名”的医师；既有各郡各市的基层或民间医师，也有担任“保健医官”、“公共卫生调查员”、“枢密院医官”、“卫生警察委员会主席”之类政府职务的“官方医师”。[14]因此可以说，《资本论》相关引涉材料在某种程度上呈示了当时英国社会遍布于各地各部门的一个医师群体，而马克思特别赞扬的“汉特医师”则是这个群体中在提供“公共卫生”调查报告方面最出色的代表。

这些医师们调查报告的基本风貌，可以从下面片段中管窥一斑：

（关于一位女工玛丽·安·沃克利的致死原因）伦敦一家医院的主任医师理查逊在其公开发表的论文《劳动与过度劳动》中说：“各种女缝纫工——女时装工、女服装工、普通女裁缝、都有三种灾难，这就是过度劳动、空气不足、营养不良。一般说来，这种劳动对于妇女无论如何要比男子更为适宜。这种行业的不幸，特别在首都，是在于他被26个资本家所垄断，这些资本家利用资本所产生的权势，硬要从劳动里实行节约（即靠浪费劳动力来节约费用）。在整个女缝纫工阶级中都感受到了资本家的这种权力。如果一个女服装工揽到了一些顾客，那么由于竞争，她必须在家里拼死命地干，才能把顾客维持住。而且她必须让她的助手同样从事过度的劳动。如果她抢不到生意，或者不能再独立经营下去，她就到一家裁缝店去做工。在那里，活并不轻，但是收入有保障。处于这样的地位，她就变成了纯粹的奴隶，随着社会的动荡而瓢泊不定：她时而呆在家里的小房间里挨饿或者近乎挨饿；时而又要在一昼夜连续劳动15、16、甚至18小时，而她们的劳动场所空气闷热得几乎令人喘不过气来。同时她们吃下的东西，哪怕吃得还不坏，由于缺乏新鲜空气，也消化不了。纯粹由于空气不良而造成的肺病，就是靠这些牺牲者而存在的。”（第285页）

而从以上众多医师的调查报告中可见，其中所关注的对象包括纺织工、陶工、矿工、铁路工等行业的各类工厂劳动者；所揭露的问题集中于职业病、传染病、身体畸形、人口退化、心智沦落、死亡事故等；所分析的原因涉及到极端恶劣的居住环境、难以忍受的劳动条件、极度贫乏的营养状况等；所归结的社会性症结则是为赢利而无视劳动者生命的“最残酷方法”。换言之，这一由医师群体们共同作出的调查报告，不仅真切揭露了劳动者身心疾病的方方面面问题，而且鲜明表出了这些身心疾病所由产生的社会病灶。因此就整体而言，这些医师报告都具有“公共卫生”的意义；它们是由这个医师群体合力完成。因此，马克思对汉特医师的评赞，实际上也意味着对在不同程度上作出与汉特医师同类工作的医师们的评赞。换言之，对于马克思撰写《资本论》而言，这些报告在整体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借用马克思美学“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说法，汉特医师可谓当时英国医师群体中的一个“典型人物”；我们可以用“汉特医师”来指谓该医师群体。

三、“汉特医师”的精神品质

马克思十分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人类精神生产的矛盾与冲突。1848年《共产党宣言》写道：“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包括“医师”在内的各类精神生产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15]二十年后出版的《资本论》继续强调：“资本主义生产与某些精神生产部门相敌对。”[16]然而，我们从《资本论》对“汉特医师”调查报告的大量引用中，却也清楚看到马克思对他们“精神生产”的钦敬；我们从《资本论》所引用的这些调查资料中，也能强烈感受“汉特医师”所焕发的鲜明强烈、迄今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

根据《资本论》引用的相关资料，“汉特医师”的精神品质至少可以概括为如下方面。

1、敬业精神

汉特医师1861年被派遣到英国北海沿岸的一些“纯农业区”进行调查，因为那里“不满一周岁的儿童的死亡率几乎赶上了名声最坏的工厂区。”（第437页）可见他所承担的是当时公共卫生领域中最重要最艰巨的任务。

汉特医师1864年又被派遣调查英国农业工人的居住条件。他调查了“5375座农业工人小屋”，这些小屋分布于“英格兰所有各郡”；调查结果是：“在5375座小屋中，2195座小屋只有一间卧室（往往兼作餐室），2930座小屋有2间卧室，250座小屋有2间卧室以上。”（第752页）可见其任务的工作量之大和调查之深入细致。

汉特医师1865年再次受命对城市中较贫穷阶级的居住条件进行调查。仅在伦敦一城，他就调查了“20个大的贫民区，每个贫民区住1万人左右”。其调查结论是：“即使把伦敦等城市的这些贫民区的生活说成是地狱生活，也不算过分。”（第723页）又可见他的调查工作是在“地狱”般的艰苦条件中进行。

2、人道关怀

汉特医师关于太恩河畔新堡地区贫民窟的一例调查写道：“这些住房供水不良，厕所更坏，肮脏、不透风，成了传染病的发源地。”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汉特医师面对如此情景的感受与评论：“这种状况说明，我们同胞中最优秀的一部分，由于房屋和街道这些外部环境，往往沉沦到接近野蛮的退化状态。”（第726页）在这里，汉特医师居然把城市贫民窟中一般被认为是最低贱的劳动居民称为“我们同胞中最优秀的一部分”。这里不能排除他使用夸张讽刺笔法的可能，但是即便如此，确切地说正是如此，足以见出他的“人道”观念的内涵，虽然他并没有直接使用“人道主义”词语。

西蒙医师在阅读汉特医师报告时，多次发出“极难忍受”、“这真令人痛苦”之类感同身受的悲叹（第721页），他在总结性按语中写道：“虽然我的职务上的观点仅限于医学方面，然而最普通的人道不容许我忽视这种灾祸的另外一面。……这种状况使人像野兽而不像人。如果想让处在这样境况下的人们在其他方面努力向上，追求以身心纯洁为本质的文明气氛，那是绝对无望的。”（第723页）这表明，西蒙医师身为英国枢密院的高官，却与汉特医师一样具有自觉的“普通人的人道”意识；正是这种精神品质，使他与汉特医师一样不仅正视，而且格外强调超出其医学职务范围以外的“极难忍受”的问题。作为《公共卫生》主编的西蒙医师对汉特医师调查报告的高度评价，无疑包含着对其中人道情感的强烈共鸣。

3、批评勇气

汉特医师的调查报告不仅描述现象，而且考察原因；因此频繁触及直接造成“地狱”现象的关系人。其中仅在贫民住房条件极端糟糕方面，与他所揭露现象有关系的人士就至少有：（1）炒卖土地而导致地价大幅上涨的开发商，“每个买地的人都抱着投机的目的”（第724页）；（2）在房屋买卖和租赁行业“从事这种营业的绅士们”，他们为了“尽量从房客身上榨取一切可能榨取的东西”，而不惜销售“糟到不能再糟的房子”（第724页）；（3）让农业工人及其家属住进“牲口棚”的地主们，他们“竟然还恬不知耻地以此榨取尽可能多的房租”（第750页）；（4）为节省成本而把大量矿工塞进一间间拥挤小屋里的矿山开采主们，这些小屋甚至“没有厕所”（第731页）；（5）以及“卫生警察”们的不作为：这些“小屋”破败到远远低于法律规定住房条件的底线，而“这些法律竟然恰恰要让出租这类破屋的地主们来实行”。（第750页）

可见，汉特医师提交的还是必定会得罪很多利益关系者、因而可能给自己惹麻烦的调查报告。马克思尖锐指出，当研究的问题涉及到现实利益关系时，研究者就可能受到来自利益关系者的最猛烈攻击，“例如，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批评，而不愿饶恕对它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批评。”（第12页）虽然《资本论》的相关材料并没有显示汉特医师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受到来自利益关系者的攻击，但是不难想见，对于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者而言，汉特医师很可能被敌视为“不愿饶恕”的人。

4、公民意识

如果说汉特医师的公民责任主要体现于他所参与的对整个英国来说意义重大的公共卫生调查中，那么他在公民权利方面的意识则更多集中于对那些未能享有公民权利甚至还未能意识到自己权利的贫弱群体的关怀。他在报告中有如此措辞：

“农业工人的天赋职业甚至使他的地位显得尊严。他不是奴隶……”（第759页）

这里“尊严”与“奴隶”的措辞已经超出了医学学科术语的范围，它表明，汉特医师关注的不仅是疾病问题，更包含着现代文明社会中劳动者的公民权利问题。造成前者的原因在于后者，因此要治疗前者就必须改革后者。

西蒙医师在对汉特医师的一份报告的按语中写道：“我在前此曾指出，工人要坚持他们首要的健康权利，使劳动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有害健康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我还指出，当工人事实上没有能力自己实现这个健康权利时，他们也不可能从卫生警察官吏那里得到任何有效的帮助。”（第509页）这个评语直接把健康条件视为劳动者的一项首要的却在当时得不到保障的公民权利。在另一份调查报告的按语中，西蒙医师又吁请当局关注劳动者“健康权利”方面更为严峻的问题：“土地所有权竟被利用来造成社会的极大不公平。……而承担这种后果的工人又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连自己的卫生权利也不认识，不论极端恶劣的住宅，还是污浊不堪的饮水，从来都没有引起过罢工。”（第733页）在西蒙医师看来，针对企业主“极大不公平”的罢工是工人的合法权利，基于最起码“卫生权利”受侵害的罢工更是合情合理合法。西蒙医师的这番评论显然是基于劳动者应该享有基本公民权的观念，这番话还意味着，在法律上具有公民权利的工人却不知道自己的公民权利，这是他们如此困境得以延续恶化的原因之一。因此问题还在于需要创造条件让工人在公民权利方面受教育。西蒙医师的意图显然不是提倡“罢工”，而是由此说明，在保障劳动者享有公民理应享有的“卫生权利”方面，从而在有效维护整个社会“公共卫生”方面，现状的差距是如何之大。

5、改良目标

汉特医师在调查公共卫生问题时，也忧虑着整个英国社会的未来。例如，他在谈论数量众多的贫民窟儿童缺乏起码文明教育时，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未来可能的“危险”：

现在，孩子们同各种年龄的人混到深更半夜，酗酒、猥亵、寻事，他们就是这样在我国史无前例的环境下受着他们将来成为危险阶级人物的教育；要是有谁敢预断这样的孩子将来会有怎样的品行，那么他就是个大胆的预言家。（第723页）

这里“危险阶级”的用词表明，汉特医师并不希望未来出现一个威胁整个社会安定的群体。如果说“危险”意味着暴力事件的话，那么汉特医师对这种习惯于酗酒、猥亵、闹事的未来群体所引发的暴力事件，显然持反对制止的立场。“危险”还意味着，一旦这样一个群体形成，社会秩序将发生混乱，付出极大代价，而这显然是汉特医师期望避免的。

　　虽然具体对策并不属于汉特医师责任范围，但是作为公民，他在某些环节上也尽可能地提出积极建议。例如在调查伦敦城市部门的官员为“拆毁不适用的房子而把工人从某个街道赶出去”所引发的问题时，他建议必须改变这种“历来”的做法：

或者是必须把这一整套办法看作荒谬的而予以停止；或者是必须唤起公众的同情心[！]，让公众关心现在可以毫不夸大地称为国民义务的事情，这就是为那些不能出资自建房屋，但能定期交纳房租以报偿出租者的人提供住房。（第725页）

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汉特医师所建议的“交纳房租”之类具体办法，而在于其建议中的思路，即依靠公众理应承担的“国民义务”来解决问题。这里的“国民”即“公民”，它显然首先是指处境比较富裕、多少有能力或余裕承担社会义务的群体。这个思路一方面意味着，在汉特医师看来，国民义务虽然是“公众”理应承担，但是能否落实和在何种程度上落实，却取决于“公众同情心”的有无与程度；另一方面也表明，汉特医师相信，公众的同情心有可能唤起，国民义务有可能落实，通过这一途径有可能解决或改善其报告中所揭露的严峻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资本论》在引录汉特医师这段建议文字时，特别在“唤起公众的同情心”后面加了一个感叹号“[！]”。马克思或者是对这种方法的意义加以强调，或者是对这种方法的有效性表示怀疑。无论如何，马克思所钦敬的汉特医师主张通过唤起“公众同情心”和实施“国民义务”的途径来改良社会，这是显然的。

四、“汉特医师”与英国“有教养者队伍”

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马克思理论“在英国‘有教养者’队伍中的传播，不亚于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传播。”[17]这个现象其实并不奇怪，仅从《资本论》提到的医师群体看，“有教养者队伍”已然有所存在。并且正是马克思本人，在撰写《资本论》过程中首先对来自他们的调查报告产生了深切共鸣；首先吸收发挥了来自他们的观察与思考，并通过《资本论》的大量引用而传播。

上世纪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巴赫金认为，“英国的共产党非常特别，其中有很多勋爵和知识分子。”[18]这个说法在《资本论》中也有所印证。例如上面记录的医师名单中，至少有三位被马克思尊称为“爵士”。（第310页）《资本论》引用并赞许过的非医师职业的“爵士”至少还另有五位。他们分别是：担任苏格兰工厂视察员的“约翰·金凯德爵士”（第440页），报告农业工人悲惨处境的“艾释黎勋爵”（第741页），关注食品掺假对穷人格外伤害的“约翰·戈登爵士”（第198页），要求立法对被剥夺贫民给予“赔偿”的“摩尔顿·伊登爵士”（第793页），在经济学研究中揭示工厂奴隶劳动真相的“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等（第369页）。

《资本论》在赞赏乃至钦敬意义上引用涉及的“知识分子”还有为数众多的“工厂视察员”、学者教授牧师，以及“国会议员”、“北明翰市长”、“皇家治安法官”、“国家中央注册局局长”等，甚至包括进行实验以改善劳动条件因而受到工人欢迎的“工厂主”。他们在《资本论》所关注的“工业病理学”（第402页）意义上，都可谓与“汉特医师”目标相通或相近。

恩格斯1886年（其时马克思已去世三年）在《资本论》新版序言中说：“马克思从他毕生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与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19]如果说这个结论是马克思撰写《资本论》前未所预期，那么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典型地点”的英国，[20]之所以能够通过“和平的与合法的手段”而进步，重要原因之一当归功于《资本论》中的“汉特医师”们，以及恩格斯所赞扬的“有教养者队伍”吧。

（本文发表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2007年学术年会文集《人文教育：文明·价值·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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