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文斯.普理查德的名著《努尔人》以退为进，通过民族志的描述方式推进了人类学的功能主义传统发展，如果说对本书的具体内容进行概述是件很难做到的事情的话，那么从全文所描述的内容引申出一些具体问题进行讨论是相对容易操作的。笔者从本书中联想到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生态环境与文化塑造的关系。努尔人所居住的生态环境无疑是与其文化形态存在很强关系的，旱季与雨季的分明直接导致了其迁徙生活形式的出现，而周边自然景观的现状又必然使“牛”这样一种动物对他们的生活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些分析体现了对功能主义理论的格外关照，但其令人信服的解释也再次向广大学人证明了结构-功能分析范式的合理性。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普理查德更多地从社会需要而非个人需要的角度来分析各种社会设置的功能，与布朗保持了密切对话，而与马林诺夫斯基却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这也许是看问题视角的选择问题，也许是真实社会现实的映照。但我们可以从这些分析中得到一点结论：孟德斯鸠对社会政治制度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论述是不能随意忽视的，尽管马克思并没有对之给与应有的重视，但人类学的许多考察再次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理论问题，特别对人类早期历史研究具有根本的意义。
2、关于宗族制度与“差序格局”。努尔人的宗族制度是其社会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也是其社会关系形式的核心线索，而其宗族观念正是这一制度得以运作的心理基础；他们在这方面也体现出了明显的“差序格局”特征，亲属关系实质上决定着整个宗族制度的存续。如果就此得出结论——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必然都是以亲属关系为主干来构筑社会关系的——也许显得有点唐突，但联系人类学和历史学对其他原初社会的研究成果，这一结论又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中国人的这种心理特征如果具有普世的意义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证明这种社会心理状态体现为一种人类进化的必然阶段，而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打破这种亲属制度，代之以更具有扩散性和广延性的社会关系形态呢？
3、关于婚姻制度与“性规范”。家庭制度的核心是婚姻制度和“性规范”，努尔人的家庭制度处于摩尔根和恩格斯所论述的那个阶段呢？群婚制的血缘和普纳路亚家庭肯定不是努尔人的生活状态，而严格意义上的专偶制家庭好像也不存在，所以应该是处于从对偶制向专偶制家庭的过度阶段，其典型的特征是女子可以结婚的对象范围被限定在一个亲属区域范围之外，男子可以多妻并存在通奸行为，不同氏族或宗族的人通婚（男方向女方赠送财产）并建立姻亲联系，婚前性行为是存在的但社会惩罚并不十分严厉，不同年龄组的男女是不允许通婚的，除非女方的父亲已经去世。这些家庭婚姻制度说明：努尔人的社会形态尚处于文明时代的早期，受交通和生态环境限制导致的有限通婚圈促使他们往往通过“忘记”祖先的历史来克服近亲通婚的禁忌。
4、关于个人能力、社会权威与社会矛盾处理。努尔人群落之中并不存在持久的社会政治权威，他们认定的个人“能力”是比较现实的，预言家是必须经过成功的实践活动才会塑造出来，而富有神秘色彩的“豹皮酋长”也仅仅在形式上具有权威性，他在处理宗族或个人冲突中必须征得双方的一致认可才能取得成功。这具有典型的原始社会特征，神是高高在上的，世间的所有人都是平等，每个人之间能力的差异不能带来人格上的距离；这就决定了只有本着协商和公正的原则才能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强迫性和压制性的全力关系是没有存在空间的，尽管也经常爆发村落或宗族之间的械斗甚至形成血仇。也就是说，不同群体之间也许存在很残酷的斗争形式，但在相对“成一体”的群体内部是需要协商性公正来调解各种复杂关系的，其中社会权威的自发形成就是建立在这种社会关系形态之上的；而个人的能力也体现在其自身社会权威的塑造上面。
5、关于法制与原初社会的管理和秩序。明确指出：努尔人的社会之中是不存在法律的，它是一种无政府的秩序社会；这个结论无疑是对西方主流社会理论的挑战，因为在许多人看来没有法制和政府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努尔人的社会形态最起码告诉我们：人类社会早期是可能存在一个自发秩序阶段的，这种社会秩序是与人类的自我管理存在密切关系的。因为即使人性本能都是恶和自私的，那么出于维护自己的利益与同类结为群体也是符合逻辑的，而这种利益共同体必然涉及自我组织和管理的问题，当时这种自组织的原则除了平等和公正还有什么途径呢？努尔人与丁卡人战斗的时候似乎证明了霍布斯的假设，而一旦回到努尔人社会内部，又似乎证明了卢梭的论断，但这种貌似矛盾的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功能”的相对性逻辑。超越这种概念上的抽象争论而回到社会现实的逻辑中来，应该是推动基础理论改进的捷径。
6、关于民族性格与政治前途。努尔人具有着倔强、勇敢和天然的平等主义性格，这种性格的形成除了具有生态环境的影响作用之外，必然还与很多社会因素相关，在此做以考察并不容易；但注意到其民族性格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努尔人的这种民族气质必然滋生出平等主义的制度设置。类似的是，起源于欧洲的现代民主制度必然也涉及到当时欧民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应该就是发端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平等主义思想和天赋人权理念，甚至可以说，西方发达的民族制度是与其特定民族气质的培育直接联系起来的。那么思考当下的中国，推进现代民主制度建设首要的工作是什么呢？那就是要进行民主和权利意识的教育，只有首先培养出努尔人似的的民族性格，我们的政治现代化建设才可能具有深厚的社会和大众土壤，否则必然要走很多弯路。
7、关于人类学的理论流派分化与综合。普理查德在本书中渗透了强大的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能量，他的理论取向和立场是鲜明的，但其中的很多描述又不能不体现出人类学进化论、传播论和历史学派的一些遗迹，甚至很大程度上还体现了社会学冲突论和交换论中的许多思想。也可以说，越是客观中立的人类学研究越可以体现其多思维角度的特征，如果说由此取消各理论流派之间的差异有点武断的话，那么由此得出人类社会是多形态混交的综合体应该是安全的，过于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而认为的压制忽视其他方面必然是片面的。努尔人社会之中充满了集体意识和社会-结构功能耦合，也充满了个体冲突和群体斗争，也到处表现了交换了社会原则，也体现了信息传播的路径扩散和一种社会演进的总体趋势，这样一个复合体系的社会怎能企图用一种理论范式来加以解释呢？出于历史的局限性，人类学等社会学科一度陷入了大分化的陷阱，各学派之间的争执不绝于耳，但反观今日之世界，综合的理论方向正在日益汇聚成时代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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