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与限制----霍布斯的绝对国家主义(下)
较幼稚的中国人文学者在思想方法上有一种通病，就是相信一种单线的进化论。例如在政治体制上，他们相信存在由“封建专制”向资本主义“民主”进步的所谓“必然规律”。那么霍布斯的绝对国家主义理论，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理论之一，可能会使他们感到闻所未闻的惊异。
实际上，对于霍布斯的时代，“民主”绝不是什么新的进步制度。民主起源于血缘氏族社会的社民大会制度。在希腊、罗马和中国夏商时代的早期城邦社会中，“民主制”，实质是作为一种部族会议的决策和继承权选择制度。后来演变一种贵族奴隶主统治制度（希腊、罗马）。①凯撒和奥古斯都破坏了罗马的贵族民主制（元老院议会制），建立了独裁体制，但正是这种集中决策的军事集权制度，使罗马上升为一个世界帝国。
①民主制与君主制共同起源于一种军事领袖的权力继承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的希腊人的巴赛勒斯（军事首长）和罗马的勒克斯（所谓“王”）时，说它们已经是“未来的世袭元首或君主的最初萌芽”，而巴赛勒斯的产生办法是一种“保留条件的长子继承制”。所谓“保留条件”，就是指氏族的民主制。领袖的产生，必须为议事会或人民大会所认可。在父权制统治之下，巴赛勒斯的职位通常是传给儿子或儿子中的一个，儿子们在这里可能指望过人民选举而获得继承权。商代，从盘庚到廪辛这大约一个半世纪左右的时期，继承制度与希腊、罗马相似。顾准认为希腊的城邦民主制是中国人“从来不知道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从《盘庚》篇所反映出来的商代贵族大家族长的聚会，和盘庚召集民众全体大会的事实，说明直到这时，议事会和人民大会都还存在着，所以商代以至直到西周时期，王位的继承，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不受到它的制约。
近代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形式，于中世纪中后期出现在意大利若干自治城市中。但是，这种政治民主并没有使意大利实现国家统一和强大。意大利的若干商业发达的城市在文艺复兴时期曾成为新文明兴起和商业富庶的中心，但很快就走向腐败和衰落。整个意大利直到19世纪末，国家一直处在分裂动荡的混乱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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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意大利城市自治共和国提供的历史教训，使深入研读过马基雅弗利和博丹著作的霍布斯，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和政治学说主要奠基人，根本不相信民主制是一种比君主制或专制更优良或更高级的政体。
霍布斯认为，最高权力可以或者属于一个人，或者属于许多人组成的议会。这个议会的权力，或者是每一个代表都分享的，或者只是某一些集团所拥有。在权力集中于一个人的情况下，国家是君主制；在第二种情况下，国家是民主制；在第三种情况下，国家是贵族制。但是，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国家主权必须仍是完整、绝对和无限的，否则，国家必会陷入内部纷争和动乱。
因此，在霍布斯看来，所谓民主制实际也是一种君主制，即名义上由多数人掌握权力的君主制。因此，“有三种君主制：帝王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它们之间的区别仅仅是君主由多少人组成。在帝制中君主是一个人，贵族政体是几个人，民主政体则是多数人。”
政治史家萨因对此评论说：“既然政府的实质在于拥有最高权力，因此霍布斯跟博丹都认为，不同形式的政府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主权的形式归属。
他们认为，世界上并没有完全不恰当的政府形式。人民用诸如‘暴政’或‘寡头政治’之类的术语归咎于邪恶的政府，这只是因为他们不欢喜某种权力的具体运用，正如他们用象‘君主制’和‘民主制’等表示赞成的术语一样。在每一个政府的某处总存在着最高权力，这是确定不移的。而问题仅仅在于由谁拥有这一权力。基于同样理由，并不存在什么混合式（即无主权）的政府，也不存在受限制的政府，因为最高权力是不可分割的。总得由某个人来作出最后决定：而谁能作出并善于作出最后决定，谁就拥有最高权力。”
这是对霍布斯关于政体的理论的很好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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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斯金纳指出，在16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处在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后的分裂状态，“国家”（state/Etat）以及“民族”这两个概念在欧洲都没有得到近代意义的使用。也就是说，在16世纪中叶以前，欧洲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国家以及民族的观念。欧洲人近代意义的政治国家和民族国家意识，正是肇始于马基雅弗利、博丹和霍布斯。
霍布斯对不同类型的主权国家做了比较，他认为君主政体是最好的。在他看来，民主制和贵族制比起君主制来缺点很多。
他的理由是：
第一，权力集中于君主，使君主对公众承担着重大的个人责任。
第二，人们彼此之间平等必然导致争斗，而没有强制力就无法使任何人信守协议。
第三，在无君主的意大利城市民主政府体制中，有着比君主制下更多的腐败。
霍布斯说：
“但人们在这一点上也许会提出反对说：在君主制下臣民的景况太可怜了，他们只能听任具有无限权力的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的贪欲及其他不正常激情摆布。”
他辩护说：
“一般说来，在君主之下生活的人认为各种社会弊病都是君主制的毛病，而在民主国家的政府或其他主权集体之下生活的人则认为这一切流弊都是由于他们那种国家形式产生的。其实社会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政体身上，而是别有根源。”
他又说：
“其实一切政府形式中的权力，只要完整到足以以保障臣民的安全与福祉，价值全都是一样的。人类的事情决不可能没有一点毛病，而任何政府形式可能对全体人民普遍发生的最大不利，如果与伴随内战而来的惨状和可怕的灾难比，或者与那种无人统治，没有服从法律与强制力量以约束其人民间的掠夺与复仇之手的紊乱状态比，简直就都是小巫见大巫了。”
霍布斯为君主制辩护又说：君主专权之所以合理，还在于在战争时期他是唯一的统帅。即使在一个国家中消除了自然状态，即人人为敌的战争；但在国与国之间则仍有自然状态，而这就是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根源。
霍布斯认为，在代表着民主政体的众议院和代表着贵族政体的参议院中，充满着敌对、仇视、背信弃义和冲突。而君主政体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没有人可以和国王或王后相提并论，每个人都是他们的下属，这就为君主履行保持和平的职责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君主政体也不是没有问题，但霍布斯说，没有瑕疵的人类制度是不存在的。而君主政体的主要问题是继承问题，但它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最佳的方式是由现任君主选择能够保证国家主权和政策连续性的继任者。
以上霍布斯对于英国君主制的极端推崇，一定会让歌颂英美民主的中国自由主义学者十分惊异以至直斥之为“反动”思想。但是，正是被自由主义者视同先圣的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研读了《利维坦》之后，改变了他早年对民主政体的信仰。他说：虽然君主政体是带有许多问题的政府体制，但它有一项惟一的可取之处就是：它优于其他所有的政体。②
②据张翰书《西洋政治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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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认为：国家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力。他在《论国家》和《利维坦》中，都批评了民主崇拜论者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每一个公民可以根据自己私人对于公正与不公正的观点，而要求国家的公正。霍布斯说这种见解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一人认为是公正。另一人可以认为是不公正；一个人可以拥护君主，而另一人可以反对君主。他们的观点具有相同的价值，这种分歧永远不可能平息。而这是与社会和平的契约相抵触的。
因此，霍布斯说，人们应当把最终评价的权力移交给国家。所以凡是国家所确定的就是公正的。公民不应该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决定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不公正的，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一切都应由国家来决定。
他认为，反对这一原则只能返回到自然状态，走向叛乱和造反。霍布斯指出，许多人以为造反往往是由于人民贫困而引起的，他说这个看法是错的。叛乱主要是来自异端的政治理念和煽动。证据是，许多生活于极其贫困中的国家社会仍是安宁的。
霍布斯说：如果一国的人民把自己的贫困归咎于都是由于君主治理不当，是国家政治不良而造成的；那么人民就会谋求革命而推翻国家政权。反之，如果人民认为忍耐和牺牲是一种义务和奉献，即使遭遇了再多的苦难，人民也会快乐地承受。
霍布斯认为，统治者拥有主权，但也应承担一定的义务。人们给统治者以权力，为的是要他确立社会秩序。不论在任何政体下，统治者的全部责任都应当是为了一个根本目的：以维护全体人民的安宁和幸福作为最高的治国法则。
他说，人民的根本福祉在于四个方面：
（1）保证国家不受外部敌人的侵犯；
（2）维持国内安宁。
（3）使人民富裕，因为富裕可以促进社会安全。
（4）保障人们享有不危害社会的自由。
为了保卫这些福祉，君主必须拥有监督全体人民的手段并惩罚那些妨碍社会的人。所以国家必须建立警察和安全系统。
他承认，这样一来，人们建立国家本来是为了“享有自由”，结果却变成了必须限制某些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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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分析了导致国家衰弱与解体的原因。他认为有两种基本原因。一种是外患，外敌侵入。一种是内乱，革命或叛乱。他认为，从人类历史看，后者远比前者更危险。
因此，霍布斯详细地分析了可能导致社会变乱的原因。这些原因，他称之为国家政治的“疾病”（diseases），霍布斯认为最危险的是两种：
1、不完备的国家体制（imperfect institution），主权者权力不足，缺乏权威。此种不完备的体制，相似于人体之先天不足。
2、煽动叛乱的理论（seditions doctrines）广为流行。
对于后一种情况，霍布斯认为是极端危险的。他详细列举可能危害于国家的理论，指出下列几种：
（1）认为私人可作政治行为善恶之裁判。
霍布斯说：在自然状态之下，私人固可裁判善恶；但有了国家之后，随之有了国法，除国法所规定者外，一切行为善恶之分别完全应以国法为准，而代表国家的立法者才是裁判官。此时，如再容许属民私人的判断，则必导致彼此互相争论，甚至讥议国家法令之是非，而陷国家于纷乱不宁之境。
（2）认为个人的道德标准高于国家主权。例如认为违反良心为国服务是一种罪恶。
霍布斯说：对每一个公民而言，为国服务是绝对律令，不存在任何前提条件。个人判断既可能有误，个人之良心亦可能有误。在尚无国法之时，行为之是非固可以私人良心为准；但在有了国家之后，国法乃是公共的良心（public conscience），大家的行为皆应以此为准绳；以私人的良心为准之说不能适用。
（3）认为作为主权者的国家本身应受国法之约束。
霍布斯说：国法乃国家所制定，也就是主权者所制定，而主权者自己并不受其拘束。所以主权者有权制订法律，也有权修改法律。若谓主权者受既定法律的约束，那就等于说还有高于国家主权的另一种社会权威，这是荒谬的。把法律置于主权者之上，以拘束之，也就等于制造一个新的主权者，以控制原有的主权者。然则，依同一理由，又要设一个第三的主权者，以拘束第二主权者；如此类推，可以无穷，终必导致国家之混乱与解体。此种谬论与国家的本质相悖。
（4）认为私人对自己的东西有绝对的所有权。
霍布斯说：每个人对自己的东西确具一种所有权，此所有权可以排除他人的权利。但是要知道，其此种所有权乃不能高过于主权者的权力。假如说每人的所有权都是绝对的，连主权者也在排除之列，则必致主权者无法达成其任务。例如在特殊时期，国家有权征用任何个人的私产。
（5）认为主权可以分割，即分权或主权分立和制约论。
霍布斯认为，这是与国家之本质相冲突的谬说，盖“分割国家的权力者，必使之解体，因为分割出来的诸权必彼此互相抵消而毁灭。”
（6）轻易移植模仿别国的政体。
霍布斯说：人性好奇，常见异思迁。故每见邻邦有不同的政体时，就幻想照搬和模仿之，而将自己原有的政体加以改变。由于移植的政体制度不能适合本国社会的实情，必然导致国家变乱的结果。
（7）效法古代的希腊人与罗马人。
霍布斯说：在君主国中，有一种最习见的容易引致变乱之事，就是阅读古希腊、罗马有关国政与史迹的书籍而盲目追随。霍布斯说：理智幼稚的人，读了此种书籍之后，常有些不正确的观念发生，例如他们会相信民主国中人民享有较多自由，而君主国中人民尽为奴隶。这类的错误观念往往会使君主国发生不安现象。
（8）政权的割据。
霍布斯认为，分权之说主张另立威权而与国家之主权相对峙。另一种危害是使政府之权分属于几个不同的机构。在这种情形之下，国中乃不仅有一个主权者，而有几个，然则政府将不成其为政府，而国家亦不复为独立之国，无异裂为几个独立的“割据政权”（factions）了。
以上各项，都是会导致社会动乱、国家颠覆的政治“病症”。（以上引文均据台湾学者张翰书《西洋政治思想史》的译文。）我们会很惊讶的发现，类似论点实际也常出现在当代关于政改的论说中。可见历史中的政治行为是的确具有规律性可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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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外，霍布斯认为对于国家安全最具危险的还有一些较为次要的政治疾病，他认为治国者也须密切注意：
1、国家财力匮乏。
2、国家财富集中于一个或少数私人之手。
3、有势力的强人结成私党，诱致众人跟从之，而不守国法。
4、城市过大，以至拥权自重。
5、民间的政党结社林立，致使国家政令不通，有如大国之内还有许多小国。
6、自命为富有政治才智者公然与国家主权相对抗。
7、治国者贪得无厌地进行对外扩张。
8、治国者骄奢淫逸。
关于国家与宗教的关系，霍布斯认为宗教必须服从于国家。对此，萨因曾作了这样的概述：
“虽然霍布斯认为，自然秩序和自然法均是来自上帝，但是上帝的法则并不等同教会所规定的法律。教会特权不能破坏国家的主权，而必须服从国家。霍布斯认为只有国家主权和法律才能体现上帝的法则。他认为一切宗教本质上都是迷信，但只有国家确认的合法化的迷信才是宗教；而国家不批准的任何宗教是则都是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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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笔者大略地介绍了霍布斯关于国家主权和绝对国家的理论。对于这种理论，西方的思想界如何评价呢？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霍布斯作了如下的评论：
“（霍布斯）他的《论国家》一书以及他的《利维坦》都曾是遭到大声反对的著作，后一种著作甚至曾被禁止发行。两书均包含着关于社会和政府的本性的思想，这些思想较之许多现在流行的著作更为健全。在他看来，社会、国家是至高无上的东西，社会、国家对于法律和传统宗教以及它们的外在活动具有绝对的决定力量。
在此以前，人们提出了理想、或者尊崇《圣经》、或者崇奉传统法律作为权威。与此相反，霍布斯试图把维系国家统一的力量、国家权力的本性回溯到内在于我们自身的原则，亦即我们承认为我们自己所有的原则（社会契约）。”
英国自由主义的思想代表罗素评论霍布斯时也承认他的思想的现代性。他说：
“把霍布斯和以前的政治理论家们作个对比，他的高明处显露得清楚极了。他完全摆脱了迷信；他不根据亚当和夏娃堕落人间时的遭遇发议论。他论事清晰而合逻辑；他的伦理学说对也好错也好，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东西，里面没使用任何暧昧含混的概念。
除开远比他见识狭隘的马基雅弗利，他是讲政治理论的第一个真正近代的著述家。他若有错处，错也出于过分简单化，并不是因为他的思想基础不现实、凭空想。为这个缘故，他仍旧值得一驳。”
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史家萨因指出：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是英国内战时期无与论比的最宏伟的产物。它主要是以其论证的逻辑清晰性和把由此出发的种种设想坚持到底的一贯性而著称。
他还抓住了那个激励社会思潮至少达二百多年之久的精神，这指的是自由放任的精神。但结论却导向这种自由放任的反面。既然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个人的自私自利之心所驱使，社会就必然被当作不过是达到这一目的手段。这样，霍布斯便既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了。正是这种直截了当的个人主义使得霍布斯的哲学成为那个时代最富于革命性的理论。
在他身后的两个世纪，在多数思想家看来，自私自利比公正无私是更为明显的动力，而开明的自私比任何形式的集体行动对社会弊端来说是个比较可行的补救办法。主权者的绝对权力（这是一种通常联想到霍布斯这个名字的理论）。对他所倡导的个人主义是真正的必要补充。在霍布斯看来，在人类与国家之间是无中间立场存在之余地的。”
“这是一个有无数的经济和宗教的传统社团和机构遭到毁灭的时代，尤其是一个涌现出一些强有力的国家的时代，在这些国家里制定法律成为典型的活动。霍布斯把这些倾向作为他哲学体系的前提，并以无懈可击的逻辑推理将之贯彻始终，这乃是衡量他作为政治思想家具有的哲学洞察力和伟大之处的可靠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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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是绝对国家主义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什么是“绝对国家”？绝对国家即“绝对主义”——absolutism，它的另一种译法就是“专制主义”。 ③专制主义和绝对主义有相似之处，都是中央集权的君主制。许多政治观念幼稚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封建主义等于专制，而资本主义等于民。中国学术界甚至发明了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的概念，似乎越封建则越专制。他们不知道，这种观念实际是源于不真实的历史观点。
③绝对主义原本特指欧洲近代历史上继等级君主制之后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的“新君主国”（马基雅维利的用语）。在西方学术界，这种政治体制的另一个名称是absolute monarchy(德文：die absolute Monarchie)，直译成中文就是“绝对君主制”。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论述这种政治体制。例如，《共产党宣言》：“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君主制或绝对君主制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7世纪和18世纪的绝对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和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绝对君主制”一直被译成“专制君主制”或“专制君主制”（分别见1995年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4页；第3卷，第191页；第4卷，第172页）。（参阅《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佩里·安德森著，刘北成译。）
西方“封建主义”的概念最初是对中世纪西欧军事分封制和等级所有制的概括。马克思、恩格斯只承认这种本来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因此，典型的、纯粹的“封建主义”，是“等级的所有制”，其统治权是分裂和分散的，恰恰不是专制主义。
在西欧中世纪末期和近代早期发展起来的王权，因其权力集中，形成绝对君主制，正是依靠这种强有力的绝对主义的国家制度，而不是靠民主制度，西欧资产阶级战胜了中世纪的“封建主义”。
因此，资本主义政治绝不是天然地等同于“自由、民主”的。英国、法国、日本、德国，多数近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曾经历过“绝对主义”的政治阶段。
正是从马基雅弗利、博丹到霍布斯对主权绝对性的强调和呼唤，从政治思想上铺就了由封建主义通向主权高度集中的绝对主义近代国家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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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括而言，我认为霍布斯理论中的以下两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1）国家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所谓社会契约的现代涵义是，国家应当是全体人民自愿接受的国家。国家政权的稳定，必须依赖全民的支持，不论这种支持是来自明示（投票）或默示（不做反对的表示）。
（2）国家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它的根本标志是主权。对于社会来说，国家是一种政治的异化存在体。它一旦成立，就具有自己独立的组织和功能。这种功能中最为重要的功能是为社会即全体人民提供安全，以及防范与管理会导致社会颠覆的风险，无论这种风险是来自外部或内部。
从霍布斯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在这位近代国家学说的奠基人眼中，反对民主并不是一个可怕的罪名。换句话说，他从没有认为古代或近代的民主制是值得效仿的普泛价值。实际上，西方精神文明公认的三大奠基者：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批判和反对导致国家和国民涣散解体的希腊民主制度的。
当然，从现代政治的观点看，霍布斯的绝对主义理论在某些方面显得原始：
（1）他没有区别主权者的国家与执行主权者的机构和个人。这与他那个时代对君主制不可动摇的信念有关。
（2）他提出了“社会契约”的概念。但是在他的绝对主义国家观中，他却忽略了社会契约缔约的另一方，民众应当享有相对的自由和权利。他没有确认被治者的哪些权利应当得到主权者的保护和承认。
这种局限性，在近代政治理论后来的进一步发展中得到了改进。因此，虽然霍布斯不承认混合政体，但西方现代国家的政体，实际都多少具有绝对主义与民主主义掺杂的混合政体的特点。
如果说“民主”这一概念在现代政治中具有相对的意义和价值，那么也正是在上述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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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是民主呢？通常有两种解释：
（1）主权在民
（2）人民分享某些公权（公共权力）
根据博丹和霍布斯的观点，主权在本质上包涵国家的立法权、执行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裁决权）。所谓彻底的“民主”，也就是让“人民”掌握主权即国家的这三大权力。但是，这是事实上不可能做到的幻想。
不难看出，这三大权力是无法由全体人民执掌的，它必须隶属于国家，而且隶属于专业化的管理者（官僚或公务员）集团。实际上，在现代世界中，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把这三大权力加以分割或转让，放弃这些权力而付诸全体民众。因为正如霍布斯所指出的，主权的分解等于国家的解体。
无论人民是作为整体，还是作为个人的集合，同时分享这三大权力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必然导致社会的崩解即回到前契约的霍布斯状态。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世界中根本没有真正实现了“主权在民”的所谓“民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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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政治的观点看，国家本质上具有三重属性。即：
（1）国家的人民性。国家作为社会组织的政治化形态，同时国家是维护全社会成员安全和社会秩序的政治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是“全民的”，体现着社会共治的理念（社会契约的体现）。
（2）国家的阶级性。国家作为掌控社会资源的主导阶级，乃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工具。
（3）国家政治管理具有专业性。管理者是一个独立于社会之外的特殊阶级（行政官僚）。
自从国家存在以来，任何国家制度，都不能超越这三重性。所谓人民共同治理即普遍民主，在私有制的阶级社会中，只能是一个纯粹的梦想和神话而已。问题仅仅在于，社会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扩大国家的第一属性，从而抑制后二者。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的行政权高于一切而主宰社会（马克思的观点）。国家的行政管理者本身就是社会统治阶级。管理者与统治者合于一体。
而资本主义使国家管理者成为受资产阶级雇佣的统治工具，所以资本主义政治具有金钱政治的本质。
现代资本主义要求管理国家的官僚阶层（行政官僚）必须接受资产阶级的监控。以立法权限制行政权，以司法权抑制行政权，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的真正涵义。
但是，这种监督的权力既不属于全民，也从来没有超越占有社会经济资源的资产阶级本身的阶级范围。因此所谓现代民主国家，本质上仍然只能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国家。
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只是表面上承诺主权在于人民，从形式上给予了人民一人一票的政治参与之权。然而，这种参与仅仅是形式参与，仅仅是“重在参与”，人民并没有得到任何立法或行政及司法之权。真正的主权仍然牢牢地把握在资产阶级国家手中。
这种制度的巧妙安排是形式上的一人一票。但是，占有了社会经济资源的资产阶级，可以通过媒体操控舆论，通过舆论操控选举结果。仅仅通过一人一票给群众形式参与的机会，制造了一种领导人来自“民选”的幻相。
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金融资本集团间接控制媒体，媒体通过商业娱乐文化，通过现代形态的愚民教育和愚民政策，把民众的主要注意力有意识地引向体育、色情、庸俗、娱乐，而使之远离政治。
现代资本主义教育体制中暗藏着一个深刻的秘密，这就是柏拉图提出的分工教育模式，把针对大众的弱智化文化教育与针对少数精英的高智教育相区别，形成了文化上的阶级性金字塔。从而以少数高智能高文化的精英（白领），来统治一个政治愚昧和文化无知的大多数。换句话说，这实质就是把老子的愚民哲学和柏拉图的精英统治的国家观极其巧妙地融合为一。
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通过教育制度的巧妙智能级别分类和金钱分类，上述方略实际成为一种现代的治国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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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受惑于美式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误解在于：
（1）他们假定真实存在着一种现成完美的政治民主制度，样板就是美国政治制度。他们也不知道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制度形同实异，倒如英国、日本、美国、法国和德国、意大利以及北欧国家的政治制度之间，具有着许多深刻而重大的差别。因此，现实中并没有一种普遍适用的绝对民主制度。
（2）他们假定存在着一种现成的政治民主理论。他们不知道西方近代国家的真正内涵仍然是主权至上的国家主义，不知道博丹、霍布斯的绝对国家主义，也不知道社会契约、自然秩序或自然法的真正涵义。
（3）政治制度的问题，表面上是一个政体形式选择的问题。实际上，政体形式关系到政治制度究竟座落在什么样的阶级基础上。
就中国来说，自1949年以来，这个政权和政治制度的基础，是以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作为根本基础，包括了国内各阶级阶层的广泛统一战线。
而今天流行的一些改制理论，不仅暗涵着要中共交出和放弃政权，而且是要将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通过将国有资产转移给国内外资产阶级的私有化运动，最终导向于资产阶级的寡头（精英）专政。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在高速发展，而社会中却暗流涌动，常呈不安之象。我个人认为，重要原因之一是流行的若干政治理念的幼稚和荒谬。
中国古代自法家以后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哲学，历史学取代了政治学。因此，中国历代执政者，很少从理论上真正了解政治国家的目的和功能，不知道执政和维持国家安全必须有略有术。
建国以后一度曾以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治国。但是，近二十年来，这种治国理论已被放弃，于是出现了政治国家理论的真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欲乱华者通过其买办文人，不断向中国知识层和社会公众灌输各种浅妄的关于自由、民主、社会契约的荒谬理念。又以这种理念，有意识地鼓吹社会叛乱合理，从而误导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
诚然，当今的中国社会确是一个有种种不完善而亟须改良和改善的社会。但是，正确的改革首先需要基于合理的理念。在今天研究一下霍布斯的国家学说，绝非没有现实意义的！
中国政治需要改革。但是，任何改革不能危及国家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否则必然导致国家的崩解与分裂。在这个意义上，霍布斯的许多警告至今仍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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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与“国民”意识
1.历史学并非中性学术
日本文部一次又一次地修改其官修历史教科书。我们已多次提出抗议。日本人我行我素，完全不顾中韩等周边国家的抗议，不顾教科书事件影响其国际关系。为什么？为什么日本人不认真反思其侵略对于亚洲和中国所犯下的罪行？许多善良的国人对此颇感迷惑。作为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之最大受害国，我们具有一切愤慨憎怒之道德理由。
但是，从理性的立场去观察和分析，日本统治集团之所以必为此，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种选择不仅透现出日本国家之政略方针的选择，而且透现出其统治集团对于历史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之重要性的一种认知，以及日本统治集团对于通过历史教学塑造日本国民意识的极度重视。
19世纪意大利独立运动政治家阿塞利奥曾大声疾呼：“我们创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创造意大利人！”
这一思想对近代日本人影响颇大。日本著名史学家信夫清三郎在其所著四卷《日本近代政治史》中指出，明治维新的意识形态课题可以分为二：（1）创立新“日本”，（2）形成新“日本人”。前者是民族革命的课题，即建立与万国对峙的中央集权“国家”；后者是资本主义革命的课题，即为了动员人民的创造性和以全体意见支持国家，从而实行意识改革以形成新的“国民意识”。
由此反思，我们可以认识到，官修历史教科书是一个现代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它涉及到培育和教化每一个公民对其国家、其历史、其祖先、其民族具有认同感、自尊感、尊严感、耻辱感，亦即形成“国民意识”。
因此，历史学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是一门中性的所谓“历史科学”。在主观性的意义上，历史是一种意识形态。黑格尔说：“纯粹直观中的民族精神，就是在历史中所透现的普遍人性。”历史意识构成国民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关系于现代政治国家的某些根本价值。
历史认知关系到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乃是一门塑造民族整体人格，表述民族自我意识、自我评价和自我认知的伟大学术。
2.现代史学在方法论上存在问题
在1949年中国政治革命胜利之前，近代中国人为什么形同一团散沙？因为近代中国缺乏政治国家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个系统发育进程。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以至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一直陷入于频繁的政治革命和政治运动之中。激烈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导致了国民内部严重的政治分裂及意识形态分裂。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意识分裂导致了民族历史人格的自我迷失。
20世纪初叶中国出现了激进的民族历史否定论。当时流行的激进观点如谓，中国五千年史是一部“吃人”史。胡适一派西化主义的“疑古”论者，则根本怀疑中国的全部成文古史体系，认为都是出自莫须有的虚构。晚近又有人模仿日人所著辱华之书《丑陋的支那人》，写作《丑陋的中国人》，将一部中国史描绘成奸母、屠父、杀亲、吃人等等集人间丑恶之大成的自虐、自渎的妄想史。而此书于80年代在国内曾风行一时。二、三十年代，当日本史学界掀起一股“中国古史抹杀论”的时候，章太炎曾说：“欲亡其族者，必先诬诋而灭其史。”痛哉，斯言也！
现代史学在历史理念及方法论上也存在严重问题。多年来中国历史学总体而言深受“左倾”阶级斗争史观的影响，具有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特征。这种史观不仅使古代史、近代史教科书体系，显得贫乏、苍白、幼稚、薄弱，而且由于全部历史被描绘成一部“阶级斗争史”，因之古史中的几乎所有重要政治代表人物，都通过阶级分类被异化为所谓“奴隶主代表”（如周公、孔子）或“地主阶级”代表；中国历史因之而成为一部几乎没有伟人和好人的原罪史。在近几十年中，可以说，流行过的三种史观，“疑古”史观，阶级斗争史观，以及晚近颇为流行的“巫史文化”观，将中国历史特别是早期史涂抹得乌烟瘴气。
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装扮的小女孩。”的确，历史实体存在的复杂丰富性，以及人类认知的片面性，会导致史学解释难以避免的见仁见智的随机性（即主观性）。在一定意义上，历史解释与文学艺术一样具自由性和创造性。但是历史与国家民族利益直接攸关。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要求必须限制和规范主流历史解释的这种自由和随意。
3.“德”具有政治历史内涵
中国历史中的政治家常常提出“德”的问题。“德”并不单纯是一个抽象的形而上的伦理概念，“德”也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政治意识形态概念。
从商周时期“德”这个概念在古代政治中的起源追溯，《尚书》所谓“天监其德，用降大命，抚绥万方”。“逆德违常，九州则亡”，所讲的“德”，首先是指政德。要求政治家和国民共同承担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正是体现了古代士人对于这种政治公德的自我认知。政治公德是大德，其次才是个人之私德、小德。实际上，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正是体现了国家要求当代中国政治家立政立身必须实践的三大政德。
宋名儒吕祖谦曾指出，历史学对于政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观国运之所以兴、衰，人事之所以成、败，人德之所以邪、正，于极微之萌芽，而洞察其所以然”。（《吕东莱先生遗集》卷20）
中国是一个具有举世最为丰富的史典文献资源的国家。“惟殷之先，有册有典”，“是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自虞夏商周秦汉以来至今五千多年，中国历史文献具有一贯的线索，年次分明，从来不曾中断。世界上历史比我国古远的国家，如苏美尔、古埃及、摩竭陀（古印度）等，都没有留下如此而数千年一脉相承的系统史籍。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中国这样悠久系统的成文史。没有任何民族具有中国古代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所具有的那样悠远、深刻、富于忧患感的历史意识。这是我国历史在世界史上极可骄傲之点。
盛世修史。在当代，我们有必要重新寻求一种理性的历史认知，首先必须寻求对于民族生存国家发展有利的历史认知。
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历史哲学，以国家民族意识为本位而同时具有开阔宏大的世界主义视野。已故杰出史传家朱东润先生在所著《张居正大传》书后曾深有寄托地说：“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时候，总会发见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有的黯淡一些。但是每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有更大的期待。努力呵，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一卷，422页）
列祖列宗缔造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中国。现在必须创造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中国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在21世纪世界中的命运和地位，取决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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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华盛顿论国家主义】
“国家有权集中你们的情感”
政府的统一，使大家结成一个民族，现在这种统一也为你们所珍视。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们真正的独立，彷佛一座大厦，而政府的统一，乃是这座大厦的主要柱石；它支持你们国内的安定，国外的和平；支持你们的安全，你们的繁荣，以及你们如此重视的真正自由。然而不难预见，曾有某些力量试图削弱大家心里对于这种真理的信念，这些力量的起因不一，来源各异，但均将煞费苦心，千方百计地产生作用；其所以如此，乃因统一是你们政治堡垒中一个重点，内外敌人的炮火，会最持续不断地和加紧地(虽然常是秘密地与阴险地)进行轰击。因此，最重要的乃是大家应当正确估计这个民族团结对于集体和个人幸福所具有的重大价值；大家应当对它抱着诚挚的、经常的和坚定不移的忠心；你们在思想和言语中要习惯于把它当作大家政治安全和繁荣的保障；要小心翼翼地守护它。如果有人提到这种信念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抛弃，即使那只是猜想，也不应当表示支持。如果有人企图使我国的一部分脱离其余部分，或想削弱现在联系各部分的神经纽带，在其最初出现时，就应当严加指责。
对于此点，你们有种种理由加以同情和关怀。既然你们因出生或归化而成为同一国家的公民，这个国家就有权集中你们的情感。美国人这个名称来自你们的国民身分，它是属于你们的；这个名号，一定会经常提高你们爱国的光荣感，远胜任何地方性的名称。在你们之间，除了极细微的差别外，有相同的宗教、礼仪、习俗与政治原则。你们曾为同一目标而共同奋斗，并且共同获得胜利。你们所得到的独立和自由，乃是你们群策群力，同甘苦，共患难的成果。
尽管这些理由是多么强烈地激发了你们的感情，但终究远不及那些对你们有更直接利害关系的理由。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强烈的愿望，要求精心维护和保持联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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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彼得拉斯论新国家主义】
也许全球化空谈家所散布的错误概念中流传最广的是：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财团和各种新的国际组织的大规模进军之下，已经变得过时（或者变得“软弱”）。事实却正好相反：民族国家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起着更为决定性的作用，以更多的精力和更大的影响去干涉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经济转变和投资。没有民族国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干涉作为先决条件，就无法想象跨国银行和公司的扩张和渗透。如果不承认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出钱搞宣传活动、刺激军备竞赛、资助文化和宗教宣传方面的关键政治作用，也就不可能理解市场在俄国、中国和东欧国家以及曾经是激进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扩张。最基本的和重要的贸易协定（关贸总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东盟会议）和贸易区（欧洲经济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区、“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1991年3月26日成立，包括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译注］）被民族国家所设计出来、编成法律并加以实施。最主要的经济政策，如大规模减税、提供大规模的补贴以及降低国内劳动力成本等，都是由民族国家所制订的。民族国家活动的范围和规模已经增长到如此程度，以致于我们需要把称作是“新国家主义”，而非自由市场。全球化首先是新国家主义的产物，今后它仍将伴随和依靠国家的直接干预。
通常，油腔滑调的评论员、经济新闻记者和公关人员争辩说，我们过去所知的“国家”，已经被一种新的国际秩序所超越，在这个秩序中，跨国公司已获得了脱离国家的自主地位。其他的意识形态空谈家争辩说，市场已经取代了国家的功能，并将其作用减至最低限度的维持法律和秩序。并不奇怪的是，许多前左派或自封的“新思想家”争辩说，以非政府组织和地方社区组织为基础、根植于被他们称作“市民社会”中的“第三经济”正在形成。最后，一群边缘思想家认为，一种被称为“世界体系”的东西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并正在建立一个超级国家的实体，只是可能由于缺乏信息的缘故，尚未充分透露给公众。
所谓民族国家瓦解的意识形态到处泛滥，与此相应的是，其鼓吹者对于造成并继续推动资本、货物和技术的国际流动的关键性事件和力量的茫然无知。
全球化的中心环节是其涵盖范围极广的政治框架：其结构是建立在国家所扮演的主要角色：废除福利国家、消除对海外流通的管制，以及取消对国外市场的政治和经济的限制。这些是全球化的砖瓦，被民族国家搭好之后，紧跟着万丈高楼平地起，这就是由民族国家所任命的国际金融机构的人员，设计、实施和监督其政策的实行，亦即所谓的“结构调整政策”。全球化的最顶层，是由中级的功能工作人员对全球经济进行短期的、日常的微观管理，他们监视私人投资、部门交换和每月商业报表。
国家的政治经济角色，同时还伴随着美帝国主义的国家机器对各国的警察、军队和情报机构的深入渗透。以往本来是美国国内的机构，如联邦调查局、毒品管制暑等，如今自由出入于其他国家的最高政府机构。美国的药物批准计划进一步扩张美国的权力，对其他国家的部长、军队和警察部门的任命发生影响。华盛顿推行治外法权的原则，坚持认为其法律至高无上，凌驾于其他本来也是主权国家的法律之上，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就是一例。所有这些都强有力地说明：帝国主义的国家机器正在将其能力应用到极限，以加强跨国公司的作用，以及更重要的是，增加其在国际流通中的世界市场份额，以中饱统治阶级的私囊。
如果说，全球主义者所谓的“虚弱的和过时的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夸夸其谈根本不能反映现实，那么它到底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呢？首先它是为了对批评者实行解除武装－－阻止那些反对它的社会力量，使它们无法掌握为开辟替代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化的另一种道路的所必须掌握的首要的和关键的因素。其次，它为了达到一种政治心理目的，以便搅乱斗争的阵营，因为如果国家都已不存在了，斗争所围绕的中心也不再是国家了，斗争又是为了什么呢？第三，是为了引诱政治和社会团体集中精力在体制内的空隙地带运作，比如小规模的经济互惠活动。其目的就是使其对推行全球化阶级所统治宏观经济体系形成依赖的关系。绝大多数的非政府组织，实际上无论从资金来源上说，还是从它们的当地合作活动上说，都不是什么非政府的。
最后，制造出来一个象“市民社会”这样无所不包的范畴，其实，“市民社会”的居民，是参与全球化的、残酷剥削劳工的血汗工厂厂主，而“市民社会”却被描述成政治民主和民间私人地方经济主动性的场所。这个话语完全忽视“市民社会”的主要人员（亦即统治阶级）和最高国家机构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认识民族国家在现阶段“全球化”中的推动和中心作用，能够使我们认清国家有巨大潜力推行另一种全新形式的经济组织。这包括发展公有企业、自治合作经济，以及对收入、信用、土地和技术援助的重新配置和重新分配实现非中心式的计划。国家进行投资的重新配置，首先要求所有制的根本性变革，其中国家力量将在司法、政治和经济方面上起到强大的作用。民族国家的政权力量将提供一个基础，以便将生产和消费从全球市场中心转向本国和当地，而将全球交流转变为补充性活动。民族国家的政权力量是技术组织和革新的基础，使得技术组织和革新意在加强社会凝聚和社区纽带，并将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工人的闲暇时间联系起来。
民族国家的政权力量也起着关键性的教育作用，以加强企业进行工人自我管理的转变，使得生产率的提高和竞争性赢利果实回到集体生产者手中。
民族国家的政权力量是通向一种新的国际主义的桥梁：作为成功地替代全球化的另一种选择，提供政治、教育和文化活动，来加深全球范围内社会运动之间的联系，在下层建设更强的整合，以便为替代全球化的体制作准备。
民族国家的政权力量对市场重新定位，把它放入新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下，使得生产者阶级处于社会关系的首位地位。受民众支持的民族国家的市场，是基于由“社会利益”的政治原则指导下的交换－－给普遍的社会工薪阶层、而不是个人或公司的食利者增加收入。当地的和全国市场由这种新型的人民大众政权所塑造，并进而塑造全球性交换－－从而推动当今全球化进程的逆转过程。
对替代全球化的体制的探索，需要从历史角度对私有化和社会化比较优势进行彻底的重新思考。很明显，社会化的趋势是为更多的劳动阶级（包括计件和计时工资、自我雇佣）争取更多的闲暇时间、更多的工作安全保障、更广泛的健康保险，和更多的公众高等教育机会，并比私有化主宰趋势下更多地关注性别和妇女问题。有关生活水平比较数据表明，目前正在经历私有化的国家的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尤其对于较年青的一代更是如此。由于退休年龄在推迟，人的一生中被剥削的时间被扩展到了老龄。由于管理者特权的增强，工作压力和不安全感在增强，工作福利（医疗、假期等）在缩减。客观的人们能看到，对高级管理层的收入的过度关注（以所谓“竞争力”为借口）意味着工人阶级被贬低。欧洲工人享有四到六周假期，因而被《纽约时报》描述为“被溺爱”。欧洲高级管理层与工人收入的比率为40：1，被《福布斯》(Forbes)杂志描述为收入过低，或者落后于时代，因为其数目远远低于美国的240：1的比率。
私有化有一种无头苍蝇式的精神，它企图制造出一种根植于资本的绝对权力的西方专制主义，去控制国家、把一种单一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并威胁劳动力。其最先进的模式就是美国。
社会化提供了替代现有模式的一种民主模式，在该模式中资本变成社会资本，这通过在法律上使资本从属于国家权力、权威下放到各个生产、消费和环境保护的委员会而成为可能。生产率的提高为每个人增加健康计划基金；公共教育对一切合格的人开放，退休或第二职业的机会提供给55或50岁的人；工作时间减少到25-30小时。社会化的优点不仅在于财产的重新分配，而且在于生产和媒体的重新定向，使它们服务于通过民主过程所决定的社会价值。这将是福利国家的黄金时代所阐明的社会价值质的深化和扩展。它是建立在民主和国际主义原则上的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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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帝国主义】
詹姆斯·彼得拉斯
引言
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是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是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娱乐商品的出口是资本积累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也是其替代制造业出口在世界范围内获利的手段。在政治上，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作用在于将人们各自从他们的文化之渊源和团结传统中离间出来，并代之以新闻媒介制造出来的、随着一场场宣传攻势变幻的“需求”。在政治上的效果则是把人们从其传统的阶级和社会的圈子中分化出来，并使得人和人之间产生隔阂。
文化帝国主义强调分裂工人阶级：鼓励有固定职位的工人与临时工分离，临时工与失业人员分离，失业人员彼此之间在“地下经济”的层面分离。文化帝国主义还鼓励工人将自己归属于一个阶层，这些阶层是以生活方式、种族和性别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差别来划分以区别于比自己身份更低的人，而不考虑那些将他们和骑在他们头上的人区别间隔的巨大的不平等。
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对青年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剥削。帝国主义的娱乐和广告业以那些最容易受美国商业宣传影响的青年为猎获物。其讯号是简单而又直接的：“现代性（Modernity）”是和消费美国宣传媒介产品联系在一起的。青年人代表了美国文化出口的主要市场。他们最接受消费主义和个人中心主义宣传。大众传媒以盗用左派的语言和将不满情绪引向奢侈性消费来操纵青少年的反叛行为。
文化帝国主义之所以集中注意力在青年身上，不仅因为他们是一个市场，而且有政治上的原因。这就是为了消除这样一种政治威胁：即个人的反叛有可能变成反抗经济和文化形式的控制的政治革命。
在过去十年中，进步运动遇到一个悖论：当第三世界的大多数人民在承受不断恶化的生活水平，不断增长的社会和个人的不安全感和不断减少的公共服务设施（另一个方面是少数人空前地发财），对这种情况的主观反映却只是零星的反抗，持续但只是局部的行动，或者即使是大规模的却只是短暂的抗议。一句话，在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和社会、经济现状与微弱的革命性的或激进的主观反应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差距。第三世界正在成熟的“客观条件”还没有足以转变国家的社会的主观力量来伴随。显然，在社会经济倒退和社会政治转变之间并无“自发”的关系。文化干涉（在最广泛意义上而言包括意识形态、思维、意识、社会行动）是将客观条件转变为有意识的政治干涉的关键环节。似乎有点荒谬的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们看来比他们的对手更懂得政治实践中文化层面的重要性。
文化控制和全球性剥削
不能仅仅把帝国主义理解为一个进行控制和剥削的经济和军事系统。文化控制是任何一个能延续的全球性剥削系统不可分割的方面。
就第三世界而言，帝国主义可以这样来定义，西方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文化生活的系统的渗透和控制，以达到重塑被压迫人民的价值观、行为准则、社会制度和身份，使之服从帝国主义阶级的利益。文化帝国主义既可以“传统”的形式，又可以现代形式出现。过去几个世纪中，教会、教育系统和公共当局在神或神权原则下对原住民不断灌输归顺和效忠思想。当这些传统的文化帝国主义手段仍然有效之际，新的、现代化的，基于现代体制的工具对帝国主义控制而言则日益重要起来。如今，大众媒介、曝光宣传、广告、通俗的表演家和知识分子起着主要作用。在今日的世界，好莱坞、有线新闻电视台和迪斯尼乐园要比梵蒂冈、圣经及政治人物的公众演讲要有影响得多。
文化渗透与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剥削紧密相连。美国用来支持中美洲种族灭绝政府以保证自己经济利益的军事干涉往往是伴随着强烈的文化渗透。美国资助基督教会侵入印第安人村庄，在印第安农民受害者中灌输归顺思想；赞助国际会议是为了让臣服了的知识分子们讨论“民主和市场”；逃避现实的电视节目播发对“另一个世界”的幻想。文化渗透是镇压起义者的战争机器的非军事手段的外延。
文化殖民主义的新特征
现代文化殖民主义在以下几个意义上有别于以前的实践：（一）它要捕获大众，而不仅仅是转化头面人物。（二）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侵入各个家庭。客观存在不仅从“内部”和“底层”起作用，而且从“外部”和“上层”起作用。（三）现代文化殖民主义具有全球规模，它的冲击无所不在。以全世界为一家的欺骗来为神化帝国主义势力的种种象征、目的和利益服务。（四）大众媒介作为今日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而言只是在形式的意义上属于“民间”组织，披上合法的外衣以便将帝国主义的利益作为“娱乐”和“新闻”来宣传。（五）在现代帝国主义时代，政治利益是通过帝国主义的主题来表达的。“新闻报导”将镜头集中于中美洲的雇佣农民士兵和海湾战争中面带微笑的来自劳动阶级的美国黑人的个人传记①。（六）由于在不受法律制约的资本的控制下实现和平和繁荣的诺言与日益增长的贫困和暴力的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大众传媒已经将其节目中从不同观点讨论的可能性进一步缩减。与全面文化控制配对的是将现存资本主义的残酷性与自由市场的迷梦般的许诺完全分离。（七）为了搞垮有组织的反抗，文化殖民主义想要消灭民族认同，或将其实质的社会经济内容掏空。为了破坏社区团结，帝国主义把对“现代性”的崇拜吹捧成是跟外来信条一致的。在“个性”的名义下，社会公德准则被攻击，人们的个性在传媒的信息的控制下被重新塑造。正当帝国主义的武器肢解一个民间社会，帝国主义的银行掠夺该国经济之时，帝国主义媒介向个人提供了那些逃避现实的认同。
文化帝国主义一方面以毁灭性和罪恶的手段来丑化其革命对手，另一方面又鼓励对亲西方政权的大规模暴行的集体性“记忆缺失”。西方传媒从来不告诉其听众反共亲美当局在危地马拉屠杀了十万印第安人，在萨尔瓦多屠杀了七万五千劳动人民，在尼加拉瓜杀了五万人。大众传媒完全掩盖由引进市场经济在东欧和前苏联造成巨大灾难的事实，这些灾难使得几亿人遭受贫困。
大众传媒：宣传和资本积累
随着美国通信网络向全世界的扩展，大众媒体成为美国资本的主要财富和权力的来源之一。北美最富有的人中百分比越来越大的一群从大众媒体获取财富。在最富有的四百个美国人中，从大众媒介赚钱的人从1982年的9%上升为1989年的18%。如今，几乎五分之一的美国首富从大众媒介进财。在美国，文化资本主义已经代替了制造业成为财富和影响力的来源。
大众媒体已经成为美国全球政治和经济控制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成了一个巨额利润的主要来源。随着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程度，不平等和贫困的增长，西方控制的大众传媒开动机器将持批评态度的民众转化为消极的一伙。西方媒介的名人们和大众娱乐已经成为转移潜在的政治动乱的主要因素。在里根的总统任期内，特别突出了传媒通过有名气但政治上反动的娱乐界人士来操纵大众的中心地位。这种现象已经扩展至拉丁美洲和亚洲。
在拉丁美洲，电视机数量的增长与收入的下降和人民斗争的减弱有直接的关系。在那里，从1980到1990年间，人均电视机台数增加了40%，而平均实际收入下降了40%。同时，有一大批新自由派政治候选人主要依靠电视形象当选总统。
大众传媒对穷人日益增大的渗透，美国公司在兜售文化商品中的投资和收益的增长，以及用给穷人提供眼福的个人消费和探险的讯息向广大听众进行饱和性宣传，这些即定义了文化殖民主义的现实挑战。
美国传媒的讯息在双重意义上疏远第三世界人民。他们制造出“跨国”和“跨阶级”的联合的神话。通过电视，成功的被媒介采访者与贫困的旁观者之间建立起了虚假的亲密和幻想中的联系。这些联系提供了一条讨论私人问题的单独解决办法的渠道。讯息是清晰的：受害者的贫困是咎由自取的。成功靠的是个人奋斗。主要电视卫星网，美国和欧洲的大众传媒的批发点，避免对新文化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根源和后果作任何批评。而这个新文化帝国主义已经暂时误导和麻痹了数百万穷苦的拉美人民。
帝国主义和语言政治
帝国主义已经发展了一个双重战略来反击左派和建立霸权。一方面，它设法污染左派的语言；另一方面它又致力于降低公众对西方势力的罪恶的警惕性。在八十年代，西方大众传媒有系统地接过左派的基本主张，把其原有的内容掏空，然后装入反动讯息。例如，大众传媒把要复辟资本主义和增加不平等的政客描绘成“改革家”或“革命者”，而把反对他们的人贴上“保守派”的标签。文化帝国主义致力于以逆转政治语汇意思的手法来制造意识形态的混乱和政治上的迷津。许多进步人士被这种意识形态操纵搞得晕头转向。其结果是，他们极容易受到那些鼓吹“右派”和“左派”这些术语没有任何意义、阶级也失去了重要性、意识形态不再有意义等等的意识形态专家的欺骗。通过败坏左派语汇和歪曲左和右的含义，文化帝国主义企图暗地里破坏反帝运动的政治号召力和政治实际。
文化帝国主义的第二种战略是让民众麻痹，以使西方国家的大规模屠杀成为日常的和可以接受的行为。在伊拉克的大规模轰炸被表现成电子游戏。通过对反人类罪行的大事化小，民众丧失了传统的信念：即让人民受难是不对的。又通过强调战争新技术的现代化程度，大众传媒对现存的西方精锐力量和技术战争大加吹捧。今天的文化帝国主义包含这样一些“新闻”报导：它们把大规模的杀人武器说成是有人性似的，而把第三世界的受害者描述成是必须正视的“侵略者”和“恐怖主义分子”。
世界性的文化帝国主义用政治讹言来维生。在东欧，大肆掠夺土地、企业和财富的投机者和黑社会分子被美化为“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在西方，权力集中在经营者手中，可以任意解雇工人，以及劳动者越来越没有保障的情况被称之为“劳工灵活性”。在第三世界，将国有企业出卖给跨国垄断公司被讲成是“打破垄断”。“恢复原状”其实是要倒退到十九世纪时劳工的社会福利被剥夺殆尽的状况的委婉说法而已。“重新组合”就是要倒退到专门生产原材料或将收入从生产转移到投机。“去除限制和各种规定”实质上是一种让国家福利性的经济纳入国际银行业这样的多国势力巨头的轨道的权力转移。在拉美地区，“结构性调整”意味着将资源转让给投资者和降低劳工的工资。左翼的一些概念如改革、土改、结构改变原意是要进行收入的重新分配。这些概念被剽窃并被转用为将财富、收入和权力集中到西方寡头那里去的象征。所有帝国主义的文化机构全都放大和扩展这种奥维尔式的蒙骗。现代文化帝国主义挖去解放语汇的基础，并将其转化为反动的信条。
文化恐怖主义：自由主义的暴政
正如西方国家恐怖主义力图破坏社会运动②、革命政府③、和肢解文明社会④，经济上的恐怖主义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私营银行财团的所作所为是要毁灭地方工业，侵蚀全民所有制和残害工薪家庭。文化恐怖主义则抓住易受伤害的第三世界人民的心理上的弱点和深深的焦虑，尤其是他们那种自己太“落后”了，自己太“传统”和种种受压迫的感觉，展示“机动性”和“自由表达”的新形象，来毁掉家庭和社区的纽带，同时又加固了与大公司的力量和商业市场紧密的任意的权威的新锁链。对传统约束和义务的攻击是资本主义市场和国家将自己变为绝对权力至高无上的中心的一个手段而已。
文化帝国主义在“表现自我”的名义下，对那些害怕被标上“传统”印记的第三世界人民施虐，以不分阶级的“现代性”的假形象来诱惑和操纵他们。文化帝国主义对所有现存的阻挡那唯一神圣的现代神市场的关系提出质疑。第三世界人民在娱乐中，或被迫使，或高高兴兴地“现代”起来，从而委身于资本主义市场的需求。放弃舒适的、传统的、宽松的服装，代之以病态的、不合身的、紧绷绷的牛仔裤。
文化帝国主义最富效力的工具和媒介是那些殖民化了的中间人和文化同谋。典型的帝国主义同谋就是那些野心勃勃往上爬的第三世界的专业人员们。他们总是极力模仿其主子的一招一式。这些同谋对西方是百般奉承而对自己国家的人民则总是傲慢无礼，具有典型的媚上欺下的品性。以银行和多国财团为后盾，他们通过国家和地方的大众媒体掌握了巨大的权力。模仿西方，他们坚定地遵从不平等竞争的规则，在自由贸易的名义下，开放他们的国家，迫使人民去遭受残酷剥削。在最突出的文化内奸中，有那些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们以客观社会科学的行话来否定阶级统治和帝国主义阶级战争。他们把市场崇拜为一切是非的绝对主宰。在“区域合作”的幌子下，走狗知识分子攻击劳动阶级的限制资本运动的国家机构，并将其支持者孤立起来并贬低打击他们。
今天，纵观众整个第三世界，西方资助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已全盘接受了阶级合作的意识形态，帝国主义被“互相依赖”的概念所偷换。并且，无节制的世界市场被表现为发展的唯一途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今天，“市场”对第三世界而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不利。学院派知识分子对真实世界的疏远乃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优势的一个副产品。对于那些拒绝赞美市场并因此被排斥在官方学术会议圈外的知识分子而言，现实对他们的挑战就是如何走回到自己依附的阶级中去，投入反帝斗争。
北美化和国际文化之神话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骗局之一是观念、市场和运动的“国际化”概念。眼下时髦的事是引用“全球化”和“国际化”这样的术语来为对任何或所有形式的团结、社区或社会价值的攻击正名。以“国际主义”为借口，欧洲和美国已经成为用来使日常生活非政治化和琐碎化的最有效的文化形式的主要输出者。个人活动性和“自我创造者”的形象以及对“自我中心生活”的强调（由美国大众媒介工业大量生产的散布）现在已经成为统治第三世界的主要工具。
新自由主义的持续性繁荣并不是因为它能解决问题，而是因为它是为有钱有势的人的利益服务并能在那些挤满第三世界国家街道的贫穷的小业主们中的部分人中引起共鸣。第三世界国家文化的北美化之所以发生并得到这些国家统治阶级的祝福和支持，是由于它能帮助巩固这些统治者的权力。新文化形式中，私人凌驾于公众之上，个人凌驾于社会之上，感官刺激和暴力凌驾于日常奋斗和社会现实之上，这一切都有助于灌输破坏集体行动的自我中心价值观。
颂扬“暂时性”的媒介文化，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的无根性，它雇佣和解雇，及不顾社会需要地移动资本的权力。“搬迁自由”的神话正是在资本讯变的需求下人们无力去建立和巩固社区的根基之反映。北美赞美短促的、无人格的关系为“自由”，事实上，这些情况正好反映出一大群个人对垄断资本的权力的无定规的麻木的从属。北美化牵涉到一场以现代为名向团结传统发动的攻击。以个人中心主义为名向阶级忠诚发动攻击，以及通过大众化媒体对个人品性的专注来动摇真正的民主根基。
新的文化专制扎根于无所不在的、不断重复的、有关市场的同质化了的消费文化，以及毫无根基的选举系统的奇谈怪论。新媒介专制正是站在触角遍及上至国际银行作决定的会议室，下至安第斯山脉小村庄的国家等级和经济机构这一边。北美文化能成功地渗透第三世界之秘密在于它在由政治和经济主导产生的，以制造幻想来让人们逃避穷困现实和能力。新文化帝国主义最基本的要素是商业气息和保守主义的融合。其中每一样都被展示为私人需要，个人自我实现的理想化的表达。对某些整天沉浸于无望的工作，为生存而挣扎于肮脏和堕落之中的第三世界的人们，北美媒介制作的幻想就象福音传教士一样，描述“美好的东西”，一个将来更好的生活的希望，或至少得到一点观望别人享受好日子的替代性欢乐。
文化帝国主义的冲击
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却没有革命的变革，我们必须重新考虑由国家暴力、政治恐怖以及由帝国主义国家宣传的，被受压迫人民接受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价值的深深的渗透造成的深刻的心理冲击。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的国家暴力造成了长期的、大范围的心理损害，人们害怕激进的首创，不相信集体行动，在现存的权力面前即使痛恨即又无能为力的感觉。恐怖使人内向于私人的小圈子。
结果，作为经济恐怖主义的形式之一的新自由政策导致了工厂的倒闭，劳工的法律保护的取消，临时性工作的增长以及低工资的个体企业的成倍增加。这些政策进一步分化了劳动阶层和城市的社区。在分化、不信任和私有化的前提下，帝国主义的文化讯息找到了沃土来剥夺易受其伤害的人们的警惕性，以鼓励和加深人和人之间的隔阂，自我中心的追求和对很少的资源的个人竞争。
文化帝国主义以及它鼓吹的价值观在防止被剥夺人民对他们日益恶化的处境进行集体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第三世界广泛传播的信条、形象和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将阶级剥削，日益增长的贫困化转变成以阶级意识为基础的集体行动的主要障碍。帝国主义的重大胜利不仅是在物质利益方面，而且在于它直接地通过大众传媒，间接地通过俘获被压迫民族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阶级（或他们的投降）来征服被压迫者的意识的内部空间。要使群众性的革命运动重新产生成为可能，它必须以对不仅是造成剥削的条件，而且是对主宰受害者的文化进行公开的战争为开端。
文化帝国主义的有限性
与文化殖民主义的压力相抗衡的现实原理：对西方多国银行所造成的贫困的亲身经历，以及由美国武装起来的警察和军队的压迫，这些日常现实是逃避现实的媒介永远无法改变的。第三世界人民的下意识中，总是存在着（由大众化传媒培植的）个人逃避的恶魔和集体行动反抗是唯一切合实际的反抗的直觉认知之间的斗争。在社会运动高涨之际，团结的公德可以取胜，而在挫折和低潮时，个人贪婪的恶魔就会大行其道。
文化帝国主义迷惑人民的能力有绝对的限度。在该限度之外，群众性的反抗就会来临。电视上的“丰盛的餐桌”与现实中空空如也的厨房形成对照，媒介宣传的人物多情的越轧行为与满屋子里爬着的、哭着的饥饿的孩子相抵触。在街头冲突中，可口可乐成了燃料瓶。致富的许诺成为对永远被拒之于致富大门之外的人的侮辱。长久的贫困化和广泛漫延的衰败腐蚀掉了大众传媒的幻想的光彩和魅力。
文化帝国主义的假许诺成为挖苦性玩笑的材料而被贬黜至另一个时间和地点。
文化帝国主义的号召力受到持久团结关系的限制，不论是地方性还是区域性的关系，这些地区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在那些阶级的、种族的、性别的和民族的关系持久和集体行动有很强的实践的地方，大众传媒的影响就受到限制或被拒之门外。
只要先前存在的文化和传统能继续存在，他们能形成一个组合向内和向下而非向外和向上看的社会和文化实践的“闭路”。
在许多社区，存在着一个对那种与市场霸权联系的“现代派”的发展个人中心主义的论调的清楚的拒绝。在团结的民族和职业社区里，可以找到持久团结和反帝运动的历史根源。如在矿山小镇、渔业和森林村庄、大城市的工业中心等。在工作、社区和阶级与集体文化和实践符合的地方，文化帝国主义就会溃退。
文化帝国主义的有效性不仅仅是依靠其进行操纵的技术手段，而且取决于国家对百姓们施暴和分化以剥夺其对平等社会的希望和集体信仰的能力。
文化解放不仅需要给予人和阶级以力量，而且取决于能否发展一支社会政治力量以抗衡作为文化征服先导的国家恐怖势力。文化自治取决于社会力量，而社会力量被统治阶级视为对国家权力的威胁。正如文化斗争要扎根于为创造社会转变的自觉性所需的自治、社区和团结的价值观，政治和军事力量是维持阶级文化基础和民族特征所必需的。
最重要的是，左派必须重新塑造对一个新社会的信仰和景象，该社会不仅是建立在精神的，而且是建立在价值观上的：美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工作的价值。团结与宽容大量和尊严相连。在那里，生产方式从属于加强和深化人和人之间的永恒的联系和友谊。
社会主义必须承认对不受干涉和隐私的愿望，也承认对社会和集体的向往。总之，新的景象一定要激励人民，因为它与他们的愿望产生共鸣：不仅仅不再受支配，而且有创造有意义的人生的自由。这种人生滋育于重情义的、非工具化的超越日常工作的关系，即使在它鼓舞人民继续斗争之时。文化帝国主义的繁荣主要基于新奇、短暂的关系和对人的摆布，而从不提供建立在个人诚实、性别平等和社会团结基础上的真正的、亲密的联系的景象。
注：
①以个人形象掩盖政府大规模屠杀，正如用政府技术官僚的渲染来使大规模杀伤武器合理化（如“智能炸弹”）。在民主时代，文化帝国主义必须靠歪曲事实来为侵略行径正名。如把受害者说成为侵略者，把侵略者说成是受害者。因此美帝国主义政府和传媒在美国把炸弹扔到巴拿马劳动人民居住区的时候，把巴拿马说成是对美国青年人的毒品威胁。
②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在八十年代的经历可以佐证。
③八十年代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政府和七十年代阿连德领导的智利就是代表。
④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乌拉圭和阿根廷在军政府控制下的情况。
（译文原载《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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