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摘录）
公社（社会措施）
巴黎工人发动了目前这次革命，并且以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承受着这场战斗带来的主要打击——这并不是新鲜事。这是历次法国革命的突出特点！这只是往事的重复！革命以人民群众的名义，并且是公开为着人民群众即生产者群众的利益而进行这一点，也是这次革命和以前历次革命相同之点。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在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力拱手交给统治阶级的共和主义骗子们；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还在于人民组成了公社，从而把他们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这就是他们的滔天大罪！工人们竟敢侵犯“一万个上层人”的统治特权，竟敢宣布他们决心破坏这种运用社会的有组织的国家力量来谋取私利的阶级专制的经济基础！使欧洲的以及美国的体面阶级狂怒的正是这一点；这也说明他们为什么大叫这是亵渎神圣，说明他们为什么要疯狂号召屠杀人民，要从他们的议会讲坛和他们的仆从报社发出粗野的叫骂和诽谤！
公社的最伟大的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它在闻所未闻的困难情况下工作着、行动着！巴黎公社升起的红旗实际上只是标志着巴黎的工人政府的建立！他们已经清楚地、有意识地宣告他们的目的是解放劳动和改造社会！但是他们的共和国的真正“社会”性质仅仅在于工人们管理着巴黎公社这一点！至于他们的各项措施，由于实际情况所决定，不得不主要限于巴黎的军事防卫和粮食供应！
工人阶级的一些以保护人自居的朋友们，一方面甚至对很少的几项他们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其实这些措施除了倾向之外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很难掩饰他们的厌恶；另一方面他们又表示满意，并企图用他们的重大发现来诱导“士绅们”同情巴黎公社。他们的大发现是：工人们毕竟是有理智的人，他们无论何时执掌政权，一定会坚决背弃社会主义的创举的！事实上，他们并不想在巴黎成立什么法伦斯泰尔（注：法伦斯泰尔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消费协作社的成员们居住和工作的场所。——107、370。），也不想成立什么伊加利亚（注：伊加利亚是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埃·卡贝在他的社会哲学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中描述的幻想的共产主义国家。——107。）。真是当代的聪明人！这些对于工人阶级的真正理想和真正运动一窍不通的好心的保护人忘记了一点。所有的社会主义宗派的创始人都属于那样一个时期，那时工人阶级自己一方面还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进程中得到足够的锻炼并被充分地组织起来，因此还没有作为历史动力登上世界舞台；另一方面，他们取得解放的物质条件在旧世界本身内部也还没有完全成熟。工人阶级的贫困状态是存在着的，但是他们开展自己的运动的条件则尚未具备。各乌托邦宗派的创始人虽然在批判现存社会时明确地描述了社会运动的目的——消除雇佣劳动制度和这一制度下的阶级统治的一切经济条件，但是他们既不能在社会本身中找到改造社会的物质条件，也不能从工人阶级身上发现运动的有组织的力量和对运动的认识。他们企图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并且认为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是真正的救世之道。从工人阶级运动成为现实运动的时刻起，各种幻想的乌托邦消逝了——这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放弃了这些乌托邦主义者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实现这一目的的现实手段——取代乌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理解以及工人阶级战斗组织的力量的日益积聚。但是，乌托邦主义者在前面宣布的运动的两个最后目的，也是巴黎革命和国际所宣布的最后目的。只是手段不同，运动的现实条件也不再为乌托邦寓言的云雾所掩盖。因此，无产阶级的这些以保护人自居的朋友们之百般曲解这次革命所响亮地宣布的社会主义趋向，只不过是受自己无知的欺骗而已。如果这些人认为工人运动的先知们所创造的那些乌托邦寓言仍然是“社会革命”，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认为社会革命仍然是“乌托邦式的”，那么过错并不在巴黎无产阶级身上。
——
3月20日 中央委员会的《公报》：
“首都的无产者，目睹执政（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卖，已经懂得(compris)：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国家事务）的领导（管理）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
他们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无能和精神衰朽”是“法国不幸”的根源并加以痛斥。
“工人们生产一切然而享受不到任何东西，他们目睹用自己的劳动与血汗创造出来的产品堆积如山，而自己却受着贫困的折磨……难道永远不许他们致力于自己的解放事业吗？…… 无产阶级眼看着自身的权利经常受到威胁，自己的正当企望一概被否认，祖国山河破碎，自己的一切希望归于毁灭，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权(en s’emparant du pouvoir)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保证自己的胜利，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注： 1871年3月21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0号。——编者注）
这里说得很清楚：工人阶级的政府所以必要，首先是为了拯救法国，为了使法国免于统治阶级将带给它的毁灭和腐化；夺去这些阶级（已经丧失了治理法国能力的阶级）的政权是拯救民族的必要条件。
但是，这里同样也说得很明白：工人阶级的政府只有致力于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才能拯救法国，完成民族事业，因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同时也就是法国复兴的条件。
工人阶级的政府被宣布为劳动对劳动资料垄断者、对资本的战争。
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最大的虚荣，它给资产阶级的种种无理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沙文主义是借助常备军来延续国际斗争的手段，是用挑拨本国的生产者反对另一国生产者弟兄的办法以压服本国生产者的手段，是阻挠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的手段，而这种合作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这种沙文主义（它早已成为一句空话），其真正性质已经暴露无遗。它表现于色当之后的防御战争——在防御战争中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到处起着破坏作用；表现于法国的投降；表现于梯也尔这位沙文主义最高祭司在俾斯麦的恩准下进行的国内战争！它还表现于反德同盟的鬼崇的警察伎俩（注：巴黎公社时期，反动的《巴黎报》刊登的一篇报道造谣说，国际的巴黎支部依照反德同盟的意旨，开除了国际中的全体德国人（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12-313页）。
反德同盟是1871年3月法国资产阶级报刊宣传的一个处在酝酿中的政治团体，该团体鼓吹为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报仇雪耻，挑拨德法两国工人之间的关系，该同盟最终是否成立，情况不详。——110。） 以及投降之后巴黎城内对外国人的搜捕。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希望，巴黎人民（和全体法国人民）会被民族仇恨的情绪所愚弄，会在蓄意对外国人的迫害中忘记自己的真正愿望，忘记内奸！
这种精心制造的运动不是被革命的巴黎一口气就吹得无影无踪（烟消云散）了吗？巴黎响亮地宣布了它的国际倾向——因为生产者的事业到处是一样的，他们的敌人不论属何国籍（不论穿着什么样的民族服装）也到处是一样的——它把允许外国人加入公社当作一条原则加以宣布，它甚至把一位外国工人（注：莱·弗兰克尔。——编者注）（国际会员）选入执行委员会，它下令拆除法国沙文主义的象征——旺多姆圆柱！
当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已肢解了法国并在外国侵略者的指令下行事的时候，巴黎的工人却通过打击本国的阶级统治者而打败了外敌；通过取得世界各国工人之先锋的地位而消除了国界！
资产阶级的纯正的爱国主义，对各国“民族”产业的实际所有者说来是很自然的，但是，由于他们的金融、商业和工业活动已带有世界的性质，这种爱国主义现在已只剩下一个骗人的幌子。在类似的条件下，这个幌子在所有国家也会像在法国一样被戳穿。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法兰西内战〉初稿》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摘录）
农民
路易·波拿巴是被法国农民选为共和国总统的，然而帝国则是（在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下的共和国的隐名统治时期）由秩序党创立的！在1849年和1850年，法国农民就开始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他们实际需要的是什么：他们以自己的区长对抗政府的省长，以自己的学校教师对抗政府的教士，以自身对抗政府的宪兵！秩序党在1849年、特别是在1850年1月和2月颁布的各项反动法令，其核心是专门针对法国农民的！如果说，法国农民之所以选举路易·波拿巴为总统是因为他们习惯于把自己从第一次革命获得的全部利益错误地归之于第一个拿破仑的话，那么，政变之后，法国一些省的农民的武装起义和宪兵对他们的搜捕则证明：这种错觉正在迅速地破灭！帝国是建立在人为促成的错觉和传统的偏见基础之上的，而公社则将建立在农民的切身利益和他们的实际需要基础之上。
法国农民的仇恨正在集中到“乡绅议员”、城堡领主、榨取10亿赔偿金的那些人以及以土地占有者面目出现的城市资本家身上。这些人对农民的侵夺在第二帝国下进展得空前迅速，这种情况一部分是国家的人为措施所促成的，一部分是现代农业发展本身的自然结果。“乡绅议员”们知道，法兰西的公社共和国只要统治三个月，就可能成为农民和农业无产阶级起来向他们造反的信号。因此他们疯狂地仇恨公社！农民的解放对他们来说甚至比城市无产阶级的解放更加可怕！农民很快就会欣然接受城市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的领导者和老大哥！当然，在法国，像在绝大多数的欧洲大陆国家一样，在城市生产者和农村生产者之间、在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劳动，生产资料的集中，这是无产阶级追求的希望，也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物质基础，尽管目前劳动的组织是专制式的，生产资料不仅作为生产手段，而且作为剥削和奴役生产者的手段集中在垄断者的手中。无产阶级要做的事就是改变这种有组织的劳动和这些集中的劳动资料目前所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把它们从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手段变为自由的联合劳动的形式和社会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农民的劳动则是孤立的，他们的生产资料是零星分散的。在这些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形成了大量互不相同的社会政治观点。但是这种农民所有制早已越过自己发展的正常阶段，那时它还是一种现实存在，还是一种符合于社会经济需要、使农村生产者本身处于正常生活条件中的生产方式和财产形式。现在，它已经进入了自己的没落时期。一方面，从它里面已经成长起来了一支巨大的、与城市雇佣工人利益完全一致的prolétariat foncier（农村无产阶级）。由于农艺学的新发展，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已经老朽过时。最后，农民所有制本身也变得徒有其名，他们自己劳动的果实被夺走，留给他们的不过是所有权的幻觉。大农场主的竞争、血税、国家捐税、城市典当主的高利盘剥以及压在他们身上的司法制度的大量的小额勒索，这一切使得他们沦落到印度农民的地位；同时，他们随时随刻遭到剥夺——甚至他们名义上的所有权也被剥夺，从而沦为农村无产者。因此，把农民同无产阶级分开的已经不是农民的实际利益，而是他们的错觉偏见（人民社《法兰西内战》单行本里这句话是：“造成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隔阂的东西已经不是农民的实际利益，而是他们的错觉偏见”）。如果说，公社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是唯一在目前经济条件下就能立即给农民带来莫大好处的政权的话，那么，也只有公社这种政府形式才能够保证改变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能够一方面拯救他们免于地主的剥夺，另一方面使他们不至于为了所有权的名义而遭受压榨、苦役和贫困的煎熬；能够把他们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变成他们对自己劳动果实的实际所有权；能够使他们既享受产生于社会需要、而目前则作为一种敌对因素不断侵犯着他们利益的现代农艺学之利，又无损他们作为真正独立生产者的地位。他们既然能立即受惠于公社共和国，必将很快地对它产生信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法兰西内战〉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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