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部视野看中国社会的杰作——评明恩溥先生《中国人的素质》一书

敬阅明恩溥先生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之后，甚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如何对之进行一番评价成了另人为难的事情，自知晚辈资历尚浅，只好借用李景汉先生对潘光旦先生所著《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所作“序”[1]中的语言：“他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现象，可谓观察精密、独具慧眼，而且他那描摹入微、写实逼肖的能力，岂但在西洋人中没有几个可以与他比拟的，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国人中间恐怕也是少如凤毛麟角吧”[2]。费正清先生如是说：“该书同时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成为后来的社会学分析的基础”[3]。我相信这些评价是中肯的，同时，我也为该书在中国未（曾）能引起一场社会文化大变革而深感遗憾。

在进入本书主题之前，很有必要首先介绍一下的生平简介：“明（明恩溥）氏终身的事业是在中国，也是对中国极表同情的人……他一方面欣赏中国的文化，一方面认真的批判，且不客气地、忠实地把他的所见所闻与所感想到的和盘托出……他同情人类，敬重中国，同时他重事实，他爱真理”[4]。1906年，明恩溥先生接受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白宫宴请，他建议美国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之后得到总统和国会的批准，由此为中国造就了完备的清华大学，也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留美的各方面人才，中美邦交也得到改善。可以说，在中美关系史上，明恩溥先生是里程碑式的人；同时，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中，他也是西方学者当中与中国文化进行深刻对话的最杰出人物之一。

在开始对本书进行归纳和评论之前，我感觉十分有必要将该书的目录首先公布出来，这些词汇也就是对中国人的素质所进行的经典归纳和最终总结出的文化结论与改造建议：

面子要紧，省吃俭用，辛勤劳作，恪守礼节，漠视时间，漠视精确，天性误解，拐弯抹角，柔顺固执，心智混乱，麻木不仁，轻蔑外国人，缺乏公共精神，因循守旧，漠视舒适方便，生命活力，遇事忍耐，知足常乐，孝行当先，仁慈行善，缺乏同情，社会风暴，共担责任与尊重律法，互相猜疑，言而无信，多神论、泛神论、无神论，中国的现实与需要。　　

     这些总结不能算是全面的但却可以看成是经典的，哪怕其中有的概括确实也仅仅是为一种社会表象的上总结而非理论总结；自己也坦言：“中国人素质所包括的范围甚广，许多问题只能略去不谈。选出来谈的各种素质，只不过是些可以连成线的点，而线可用来勾画整个轮廓。该应该增加很多别的素质，这样才能完整地再现出中国人”[5]。同时，还指出了完整理解中国人的难处：“事实上，中国人生活中的各种现象是相互矛盾的……把两个显然对立的观点融合在一起已属不易，却常常必须这样做，因为在中国，把问题的一面完全看清，就已经十分困难，更不用两个面了”[6]。仔细推敲以上目录的行文结构，我们发现实际上是采用了“分——总”结构来书写本书的，前面的主要是内容是事实和现象的铺成，后面两节恰恰就是前面内容的提升和总结。对于前面的现象陈述部分，我认为可以继续归纳为更明晰的几个大方面：

（1）中国人十分勤劳、节俭、知足、忍耐，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具体可以散见于该书的一下章节：省吃俭用，辛勤劳作，漠视舒适方便，生命活力，遇事忍耐，知足常乐。虽然对这些素质分别加以讲述，其实本质上在反映中国人的一个素质——习惯了艰辛的生活方式（来自社会阶级与自然的双重压迫），养成了适应各种艰难生活的本领；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造就了中国人的“奴性”心理，难以形成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　　

（2）中国人注重礼仪、讲究面子和孝道，做事拐弯抹角，具体可以散见于以下章节：面子要紧，恪守礼节，天性误解，拐弯抹角，孝行当先。这是中国人鲜明的特色，不论提到的“天性误解”还是“孝行当先”都是爱面子和讲礼仪的体现，本质上都是区别于西方国家“坦率自白”文化的表现；用正面话语来评价就是“讲求礼貌”，用负面话语评价就是“虚伪客套”，即使我们中国人也很难彻底区分出这两个层面的真实差异。　　

（3）中国人十分保守、固执，因循守旧且麻木不仁，具体可以散见于以下章节：漠视时间，漠视精确，柔顺固执，心智混乱，麻木不仁，轻蔑外国人，因循守旧。中国人的这些性格也是显然的，即使今天的中国社会也处处彰显着这样的社会心理现象，“漠视时间和精确”体现了中国人对传统经验的难以割舍，“轻蔑外国人”体现了对外来事务的天然排斥心理，而所谓的“心智混乱”本质上就是指对生活经验无理智的盲信，其他各章就属于直接揭示中国人的保守固执和麻木之特征的内容了。　　

（4）中国人具有共担责任的品行和方便管理与统治的特点，这个特点可见于以下一章：共担责任与尊重律法。延续着前面的分析，认为中国人具有着集体主义的心理特征，并对这一素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甚至主张西方国家都应当加以效仿；但他同时也看到了其中的残忍和“没有道理”，“株连”的例子让他触目惊心；但他坚信这样的心理特征有利于维护社会统治秩序，而且容易让人形成对社会和集体负责的习惯。　　

（5）中国人缺乏真诚的爱心、社会信用和公共精神，这一点可以见于下面章节：缺乏公共精神，仁慈行善，缺乏同情，社会风暴，互相猜疑，言而无信。以深邃的洞察力看到了中国人的这些民族劣根性，与晏阳初总结出的“愚贫弱私”当中的“私”概念基本吻合，他发现：中国人的“仁慈行善”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很少具有真诚，他们对“外人”的猜忌是世界少有的，他们对待“非我族类”缺乏最基本的同情，这样也就形成了社会信任的缺失，这与鲁迅先生当年的“悲哀”形成了鲜明照应，我们从现实生活中也应该是深有体会的。

文中的总结部分所讨论的内容延续了以上各部分内容的核心观点，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内核和它的现代价值与地位，它也正是整本书的点睛之笔，他的分析可以归结为几点：

其一，关于中国人的道德与信仰体系　　

谈及中国人的道德与信仰问题，是与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分析结合在一起的，他坚定地认为：“中国的儒学家是这个地球上最为彻底的一群受过教育和教化的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7]，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儒家思想的特点是“敬鬼神而远之”，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神灵的存在，所谓“中国人从来都不会对自己所崇拜的神刨根问底，如同一个想买伞的英国人不会去问伞的来源以及人们普遍使用伞是始于何时一样”[8]。也正是这样的一种特质塑造了中国信仰体系的兼容并蓄，很狡猾地说到：“佛教吞并了道教，道教吞并了儒教，最终儒教又吞并了佛教和道教，因而‘三教合一’……在中国，儒教是基础，所有的的中国人都是儒教徒”[9]。这样的评语是何等的经典啊！

还以西方人的理性思维逻辑来对中国人的信仰体系进行了评价：“总是难以让一个中国人理解，两种信仰形式是互相排斥的。他根本不知道何谓逻辑上相互矛盾，更不会关心这一点。他本能地学会了调和两个互不相容、命题各异的艺术，那就是不顾两者之间的关系生拉硬扯”[10]；“对西方人来说，原因与结果是相互关联的。中国人向一只不存在的猴子求雨，他们心中关于因果的直观感受究竟如何，我们无从推测”[11]。这不正是中国人多重信仰体系之中最基本的事实吗？“中国人本性上就对最为深奥的精神原理绝对冷漠，这是中国人心灵中最可悲的特点。他们随时乐于接受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接受一个没有心智的灵魂，接受一个没有生命的心灵，接受一个没有缘由的秩序和没有上帝的宇宙”[12]。这些认识不能不说是十分深刻的，更是值得我们自己人去认真反思的东西。

还深刻洞察到了中国人信仰体制中的等级秩序问题，他认为：“中国人的神明世界里，权威没有固定的等级”[13]。比如，中国人对如来佛主和玉皇大帝的关系就很难做出准确判断，更难以分出个高下，这是多神论文化中自然容易出现的现象。同时，还对中国人的宗教仪式进行了深刻剖析，他指出：“我们明白，所有中国人的祭神，要么是按常规日子搞点仪式，要么就只是一种交易——祭供多少就得到多少好处”[14]，“中国人习惯于只从表面上去看宗教仪式”[15]。这难道不是我们社会之中最明显的常识之一吗？其背后蕴含的事实就是中国人的信仰是有着很强功利心的，而这种功利心必然导致信仰的非纯洁性，“希望现世报，无意之中培养了自私自利之心”[16]；这样一个因果逻辑，被一位外国人如此明确地指出来，不知是国人之幸还是国人之哀？

对于儒家思想的社会产物，很坦率地表达了出来：“儒学教导的最终结果是，根本不懂什么是灵魂，只知道那是一种肉体上的活力”[17]；他还说到：“我们可以像吉本评论古罗马那样来说中国：对普通人而言，所有的宗教都一样真实；对哲学家来说，所有的宗教是一样具有欺骗性；而对政治家来说，所有的宗教都一样可以利用。中国皇帝与古罗马皇帝一样，可以说‘既是高级教士又是无神论者和神’！儒学正是这样，混合着多神论和泛神论，把这个帝国带到目前这种状况”[18]。就这样，把儒教思想的虚伪性和含糊性淋漓尽致地表述了出来，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儒家思想是如何被统治者不断加以改造和利用，最终成为政治的附庸，并成为统治者麻痹人民的一副良药。

其二，关于中国人的政治体制　　

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认识无疑也是相当深刻的，他实际上是从文化上开始谈话的：“孔子体系的最终结论，如他自己所总结的那样，即崇尚贤人，例如人的神话”[19]；而这样一种文化必然导致社会精英专政，制度建设的问题从根源上就失去了理论依据，普通老百姓也就全然失去了其历史地位，甚至沦为了被随意玩弄的小绵羊。同时，这样一种政治文化还导致了社会精英内部的“素质逆淘汰”现象，即真正优秀的社会精英被那些阴险狡诈的精英所排斥甚至扼杀，因为政治的游戏是在文化信仰背后进行的，政治规则与社会宣传的信仰甚至可以是完全脱钩的，民众难以参与其中，所以越是正直之人越容易在政治舞台上遭到暗算和排挤，却难以争取到民众的支持和社会正义力量的呼应。

中国政治规则的虚伪和道貌岸然是世界少有的，中国的政治治理技巧更是世界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一切的文化要素都可以成为社会统治的工具，比如指出的：“把伦理与外在仪式混为一谈，使之成为专制政治的一种形式” [20]；这难道不正说明中国人的信仰混乱现象正是阶级压迫和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吗？对当时的清帝国曾有这样的评价：“整个统治阶级，不是这个帝国最优秀的，反而是最糟糕的”[21]。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原因正是前面所分析的，一个腐朽和虚伪的国家机器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一位大清国的道台曾对一个外国人说：“大清国所有为官者都是坏人，应该杀掉，但杀了我们也没用，因为我们的继任也比我们好不到哪里去”[22]。这段话是发自肺腑的，更是深刻无比的！

还承认：“毫无疑问，中国也可能有清廉正直的官员，但很难找到，而从其所置身的环境来看，他们完全是无助的，根本无法实现自己心中可能存在的美好愿望”[23]。我相信这种悲观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百年之后的中国历史不已经证实了明恩溥先生的远见卓识了吗？他认为中国政治的进步有待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所谓‘改良’只不过一种涂抹，很快就会剥落”[24]，似乎历史也是这样的，改良派一次次失败了，而革命派的事业相对成功了，可惜的是革命成功之后的领导者并没有走出历史的怪圈，而是继续演绎着千年历史的固有逻辑，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

其三，关于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改造路径　　

面对世界发展的现代化浪潮，对中国儒家思想体系进行了诊断，他认为：儒家思想不能让中国人走出愚昧和落后，“儒教的一切高尚格言，全然不能让人们消除对道教大加描述的众多妖魔鬼怪的恐惧，常有人说，现今所有文明的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迷信，那样轻信，这是一句地地道道的真话”[25]。同时他更深刻认识到：“无论儒教还是同它在一起的宗教，都不能给人以新生，让人有更高尚的生活和作为”[26]，“中国历史表明，儒学在试图给人以新生，让人有更高尚的生活和作为方面，是无能为力的”[27]；“这样的文化中，本质上没有可改革的东西”[28]；“儒学的力量有足够的时间去获得最终结果。我们相信，它所能做的，已经做完了，再不会有新的成果了……儒学的最终成果就是中国”[29]。所以，认定：“西方国家都面临未来的黎明，而中国却时时处处面对着遥远过去的黑夜”[30]，其中主要的依据就是中国儒学的活力已经丧失殆尽，而中国人却还没有摆脱掉它的最后羁绊和束缚；当前中国的新儒家思想到底在发挥着什么社会角色，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的民族文化该在和社会革新如何开启呢？坦言：“如果中国一位政治家有单枪匹马改革国家的愿望，这不仅是可信的，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舍此别无他途”[31]。但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必须开化。要完成这一切，一千年都太短，除非借助一些外力去加速它。不‘借助外力’，而要改革中国，就如同在海中造船；海风和海水不会让这事办成”[32]。 实际上，已经给中国的“真诚”改革者开出了革新中国社会的药方——到外部寻找动力！他坚信：“只有全部砍去朽木，老根才能发出新芽。中国永远都不可能通过内部自身进行改革”[33]；这倒是一个值得仔细推敲和研究的结论！

最后还指出：“中国不缺人才，但缺乏相互信任，以真诚目的为基础的信任，所有的一切都不足以振兴这个帝国”[34]；“物质文明在中华帝国不会产生其在西方那样的条件，除非同样的因素，也能调动中国来产生同样效果。这些条件不是物质的，而是道德的”[35]。该论点是有一定道理的，陈序经老先生所谓的“文化整体伦”也是说明文化体系具有整体性的，随意地割裂某些文化要素是做不到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要素具有天然的统一性，移植某种文化的物质部分而不触动其精神核心，这种移植注定是要失败的。但对自己的结论又走进了一步，认为：“要改革中国，就一定要在素质方面追根溯源，一定要在实际上推崇良心，不能再像几位日本天皇那样把自己囚禁在皇宫里……中国需要的是正义，为了获得正义，必须了解上帝，对人要有新的概念，要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的各种需要只是一个需要。这个需要，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恒而又完整地给以满足”[36]。也就是说，他认为“基督教化”是中国复兴的最终路径，而反观西方发达国家文明化的进程，似乎走向现代并不一定要必走此路，理性主义倒是更为核心的东西。

在更政策化的层面上说，“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进入国家大家庭，而且还要自由的交往、自由贸易，以及和睦友好的关系”[37]，也就是说，中国需要开放，只有与世界各国文明进行深入对话交流，中国文明才能得以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发出璀璨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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