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中文2004年版I 读书摘录
关于货币价值的下降
资本论I P154
在商品流通的初期，只是使用价值的多余部分转化为货币。这样，金和银自然就成为这种多余部分或财富的社会表现。在有些民族中，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相适应，需要范围是固定有限的，在这些民族中，这种素朴的货币贮藏形式就永恒化了。在亚洲人那里，特别是在印度人那里，情况就是这样。范德林特以为商品价格决定于一个国家现有的金银量，他自问：为什么印度的商品这样便宜？他回答说：因为印度人埋藏货币。他指出，从１６０２年到１７３４年，他们埋藏的银值１５０００万镑，这些银最先是从美洲运到欧洲去的。（８７）从１８５６年到１８６６年这１０年间，英国输往印度和中国的银（输到中国的银大部分又流入印度）值１２０００万镑，这些银原先是用澳大利亚的金换来的。
资本论I P156
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满足一种特殊的需要，构成物质财富的一种特殊的要素。而商品的价值则衡量商品对物质财富的一切要素的吸引力的大小，因而也衡量商品所有者的社会财富。在野蛮的简单的商品所有者看来，甚至在西欧的农民看来，价值是同价值形式分不开的，因而金银贮藏的增多就是价值的增多。当然，货币的价值在变化，这或者是由于它本身的价值变化，或者是由于商品的价值变化。但是一方面，这不会妨碍２００盎斯金始终比１００盎斯金包含的价值多，３００盎斯金又比２００盎斯金包含的价值多等等，另一方面，这也不会妨碍这种物的天然的金属形式仍旧是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形式，是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化身。
资本论I P157
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哥伦布1503年寄自牙买加的信)
注释（91）全文
咦，这是什么？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不，天神们啊，我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信徒；我只要你们给我一些树根！
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
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
丑的变成美的，
错的变成对的，
卑贱变成尊贵，
老人变成少年，
懦夫变成勇士。
嘿！你们这些天神们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东西呢？
嘿，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的身旁拉走，
把壮士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
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
它可以使受咒诅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
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即使她的尊容会使身染恶疮的人见了呕吐，有了这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
来，该死的土块，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你惯会在乱七八糟的列国之间挑起纷争，我倒要让你去施展一下你的神通。
各种因素的变动可以互相抵销，所以尽管这些因素不断变动，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从而流通的货币量可以依然不变。因此，特别是考察一个较长的时期，我们就会发现：在每一国家中流通的货币量的平均水平比我们根据表面现象所预料的要稳定得多；除了周期地由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引起的，以及偶尔由货币价值本身的变动引起的强烈震动时期以外，流通的货币量偏离这一平均水平的程度，比我们根据表面现象所预料的要小得多。可以运用现代庸俗经济学常用的数学手段对这一点进行实证研究。现代西方经济学虽然庸俗，但其中的数学工具本身并不庸俗。
流通手段量决定于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这一规律，还可以表述如下：已知商品价值总额和商品形态变化的平均速度，流通的货币或货币材料的量决定于货币本身的价值。有一种错觉，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即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手段量，而流通手段量又决定于一个国家现有的货币材料量
【注释（79）：“在每一个国家，随着民间的金银量的增加，货物的价格必定上涨，因此，如果任何一个国家的金银减少，那末一切货物的价格也必将随着货币的减少而相应地跌落。”(杰科布·范德林特《货币万能》1734年伦敦版第5页)把范德林特的著作同休谟的《论丛》仔细对照后，我丝毫不怀疑，休谟知道并且利用了范德林特这部在别的方面也很重要的著作。流通手段量决定价格的看法，巴尔本以及更早期的著作家就曾提出过。范德林特说：“无限制的贸易不会造成任何不便，而只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因为当一个国家的现金量由于这种贸易而减少时(这是禁令所要防止的)，流入现金的国家的一切货物价格必然会随着该国现金量的增加而上涨……我国的工业产品以及其他各种货物会很快地跌价，从而又造成对我们有利的贸易差额，这样，货币就会流回我国。”(同上，第43、44页)】
，这种错觉在它的最初的代表者那里是建立在下面这个荒谬的假设上的：在进入流通过程时，商品没有价格，货币也没有价值，然后在这个过程内，商品堆的一定部分同金属堆或纸币堆的相应部分相交换。
注释（80）不言而喻，每一种商品的价格构成全部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的一个要素。但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彼此不可通约的使用价值总量应同一个国家现有的金或银的总量相交换。如果大胆地幻想一下，把商品世界当作一个唯一的总商品，每一个商品只是它的相应部分，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美妙的算式：总商品=x英吨金，商品A=总商品的一定部分=x英吨金的同一部分。孟德斯鸠当真这样说过：“如果我们把世界上现有的金银量同现有的商品总量相比较，那末每个单个产品或商品一定可以同一定量的货币相比较。我们假定世界上只有一种产品或一种商品，或者说，只有一种东西可以买，而且它象货币那样可以分割，这个商品的一定部分就会相当于货币量的一定部分；这个商品总量的一半相当于货币总量的一半，等等……商品价格的决定总是基本上取决于商品总量和货币符号总量之间的比例。”(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全集》第3卷第12、13页)关于李嘉图和他的学生詹姆斯·穆勒、奥维尔斯顿勋爵等人对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可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40-146页、第150页及以下各页。约·斯·穆勒先生凭他惯用的折衷逻辑，懂得既要赞成他父亲詹姆斯·穆勒的见解，又要赞成相反的见解。他在自己的教科书纲要《政治经济学原理》(此书被称为第一本流行的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参见《经济学》上册，斯蒂格利茨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的序言(第1版)中，以当代的亚当·斯密自居，如果把该书的正文同这篇序言比较一下，真不知道究竟应当赞扬这个人的天真呢，还是赞扬那些诚心诚意地承认他是当代亚当·斯密的公众的天真。其实他同亚当·斯密相比，就象卡尔斯的威廉斯·卡尔斯将军同威灵顿公爵相比一样。约·斯·穆勒先生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进行的既不广也不深的独创研究，在1844年他出版的小册子《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里全部包括了。洛克直截了当地说明了金银没有价值和金银价值取决于金银量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他说：“人们一致同意赋予金银一个想象的价值……在这些金属中所看到的内在价值无非是它们的量。”这大概是西方金融学关于货币是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的定义的起源。(《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年，[载于]《洛克著作集》1777年版第2卷第15页)
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一种含义。即强调社会性需求的含义。
资本论 I P128
社会对麻布的需要，像对其他各种东西的需要一样，是有限度的，如果他的竞争者已经满足了这种需要，我们这位朋友的产品就成为多余的、过剩的，因而是无用的了。接受赠马，不看岁口，但是我们这位织麻布者决不是到市场去送礼的。我们就假定他的产品证明自己有使用价值，因而商品会把货币吸引出来。但现在要问：它能吸引多少货币呢？当然，答案已经由商品的价格即商品价值量的指数预示了。我们把商品占有者可能发生的纯粹主观的计算错误撇开，因为这种错误在市场上马上可以得到客观的纠正。假定他耗费在他的产品上的只是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商品的价格只是对象化在商品中的社会劳动量的货币名称。但是，织麻布业的以往可靠的生产条件，没有经过我们这位织麻布者的许可而在他的背后发生了变化。同样多的劳动时间，昨天还确实是生产一码麻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今天就不是了。货币占有者会非常热心地用我们这位朋友的各个竞争者定出的价格来说明这一点。真是不幸，世上竟有很多织麻布者。最后，假定市场上的每一块麻布都只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使这样，这些麻布的总数仍然可能包含耗费过多的劳动时间。如果市场的胃口不能以每码2先令的正常价格吞下麻布的总量，这就证明，在全部社会劳动时间中，以织麻布的形式耗费的时间太多了。其结果就像每一个织布者花在他个人的产品上的时间都超过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这正像俗话所说：“一起捉住，一起绞死。”
在市场上，全部麻布只是当作一个商品，每一块麻布只是当作这个商品的相应部分。事实上，每一码的价值也只是同种人类劳动的同一的社会规定的量的化身。
刚才读资本论，读到一段话写的很好，很有感觉。
资本论I P171
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然而，为了认识货币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不必回顾资本产生的历史。这个历史每天都在我们眼前重演。现在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上——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上，经过一定的过程，这个货币就转化为资本。
注释（1）：以人的奴役关系和统治关系为基础的地产权力和非人身的货币权力之间的对立。可用两句谚语明白表达出来：“没有一块土地没有地主”，“货币没有主人”。
假如马克思可以复生，不知道他看到现在的中国会说些什么。
资本论 I P277
注释46很有趣。
如果说，通过一项项条文使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合法化的多瑙河各公国“组织规程”是这种贪欲的积极表现，那末，英国的工厂法是这种贪欲的消极表现。英国的工厂法是通过国家，而且是通过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国家所实行的对工作日的强制的限制，来节制资本无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即使撇开一天比一天更带威胁性地高涨着的工人运动不说，也有必要把工厂劳动限制一下，这正象有必要用海鸟粪对英国田地施肥一样。同是盲目的掠夺欲，在后一种情况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种情况下使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英国的周期复发的流行病和德法两国士兵身长的降低，都同样明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注释（46）：“一般说来，一个生物体超过它的同类的平均长度，这在某种限度内表示这个生物体的强健。如果人的发育由于自然条件或社会条件而受到妨害，人体就会缩小。在欧洲所有实行征兵制的国家里，自从实行这种制度以来，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长和整个应征条件都降低了。法国在革命(1789年)以前，步兵身长的最低标准是165厘米，1818年(根据3月10日的法令)是157厘米，根据1832年3月21日的法令是156厘米。在法国，应征者平均有一半以上因身长不够和体质孱弱而被淘汰；在萨克森，1780年军人的身长标准是178厘米，目前是155厘米。在普鲁士目前是157厘米。根据1862年5月9日《巴伐利亚报》刊载的迈耶尔博士的报告，普鲁士按9年平均计算，每1000个应征者当中有716人不合格：其中317人因身长不够，399人因体质孱弱……1858年，柏林就没有征足兵额，差156人。”(尤·冯·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62年第7版第1卷第117、118页)】
关于劳动与人的关系
资本论I P207~217
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劳动力的买者消费劳动力，就是叫劳动力的卖者劳动。劳动力的卖者也就由此在实际上成为按劳动力的买者的意愿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成为工人，而在此以前，他只不过在可能性上是工人。是没有身份的人。
据《北京青年报》“网络版”2001年5月17日报道，那些持H－1B签证曾在硅谷工作的外国技术工人原本是来美国帮助解决劳动力短缺的，而如今经济萧条波及到硅谷，他们一夜之间就遭老板解雇。而当他们失业后，美国移民归化局就将他们视为“无身份”的工人。这从理论上说，就是意味着他们必须卷起铺盖，打道回府了。不过鉴于今年受解雇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美国政府最近又出尔反尔，颁布了一个令人感到前后矛盾的文件，该文件称那些失业的工人如果符合某些例外的规定并找到一家新的公司担当他们签证的担保人，那么他们也许可能继续留下来。但移民法禁止他们领取薪水，直到所有的文件经过冗长的程序进入移民归化局那帮官僚们的手里。几千名已被解雇的技术移民现在不得不徘徊在美国愈来愈暗淡的就业前景和卷铺盖回国之间。“他们处在地狱的边缘。这是最不幸的折磨。”位于硅谷的移民支援网络的阿马尔·维达说。
为了把自己的劳动表现在商品中，他必须首先把它表现在使用价值中，表现在能满足某种需要的物中。因此，资本家要工人制造的是某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是一定的物品。虽然使用价值或财物的生产是为了资本家，并且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的，但是这并不改变这种生产的一般性质。所以，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在这里，我们不谈最初的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现在，工人是作为他自己的劳动力的卖者出现在商品市场上。对于这种状态来说，人类劳动尚未摆脱最初的本能形式的状态已经是太古时代的事了。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一直都在以“管理”的名义使用鞭子和饿死的威胁来加强这种意志。
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现成的生活资料供
给人类【“土地的自然产品，数量很小，并且完全不取决于人，自然提供这点产品，正象给一个青年一点钱，使他走上勤劳致富的道路一样。”（詹姆斯·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116页）少数人对土地及其自然产品的垄断，就剥夺了多数人走上勤劳致富道路的本钱。进一步地，少数人对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垄断也是如此。而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就在于对生产资料的垄断。一个真正公平的社会，不在于让所有的人平均分享所有人的劳动成果，因为那只会不公平地使一些人无偿占有其他人的劳动成果，而在于它能给每个人以最初的生存和劳动之本，使他们不至于必须在别人的残酷剥削下才能够苟延残喘。而这只有在生产资料不为私人所有的社会里才是可能的。】，它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例如从鱼的生活要素即水中，分离出来的即捕获的鱼，在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树木，从地下矿藏中开采的矿石。相反，已经被以前的劳动可以说滤过的劳动对象，我们称为原料。例如，已经开采出来正在洗的矿石。一切原料都是劳动对象，但并非任何劳动对象都是原料。劳动对象只有在它已经通过劳动而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是原料。
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不是劳动对象，而是劳动资料（这里不谈采集果实之类的现成的生活资料，在这种场合，劳动者身上的器官是唯一的劳动资料）。这样，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土地是他的原始的食物仓，也是他的原始的劳动资料库。例如，他用来投、磨、压、切等等的石块就是土地供给的。土地本身是劳动资料，但是它在农业上要起劳动资料的作用，还要以一系列其他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力的较高的发展为前提。一般说来，劳动过程只要稍有一点发展，就已经需要经过加工的劳动资料。在太古人的洞穴中，我们发现了石制工具和石制武器。在人类历史的初期，除了经过加工的石块、木头、骨头和贝壳外，被驯服的，也就是被劳动改变的、被饲养的动物，也曾作为劳动资料起着主要的作用。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制造工具的动物。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在劳动资料中，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一般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后者只是在化学工业上才起着重要的作用。
广义地说，除了那些把劳动的作用传达到劳动对象、因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充当活动的传导体的物以外，劳动过程的进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都算作劳动过程的资料。它们不直接加入劳动过程，但是没有它们，劳动过程就不能进行，或者只能不完全地进行。土地本身又是这类一般的劳动资料，因为它给劳动者提供立足之地，给他的过程提供活动场所。这类劳动资料中有的已经经过劳动的改造，例如厂房、运河、道路等等。
可见，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过程消失在产品中。它的产品是使用价值，是经过形式变化而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劳动物化了，而对象被加工了。在劳动者方面曾以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在产品方面作为静的属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劳动者纺纱，产品就是纺成品。服务也是劳动。厨师炒菜，产品就是端上桌的菜；劳动者理发，产品就是舒适的发型；劳动者擦皮鞋，产品就是具有使用价值适合穿鞋者需要的皮鞋的光亮。
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例如，把尚未捕获的鱼叫做渔业的生产资料，好象是奇谈怪论。但是至今还没有发明一种技术，能在没有鱼的水中捕鱼。】，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
当一个使用价值作为产品退出劳动过程的时候，另一些使用价值，以前的劳动过程的产品，则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劳动过程。同一个使用价值，既是这种劳动的产品，又是那种劳动的生产资料。所以，产品不仅是劳动过程的结果，同时还是劳动过程的条件。
在采掘工业中，劳动对象是天然存在的，例如采矿业、狩猎业、
捕鱼业等等中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农业中，只是在最初开垦处女地时才是这样）：除采掘工业以外，一切产业部门所处理的对象都是原料，即已被劳动滤过的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劳动产品。例如，农业中的种子就是这样。动物和植物通常被看作自然的产物，实际上它们不仅可能是上年度劳动的产品，而且它们现在的形式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借助人的劳动不断发生变化的产物。尤其是说到劳动资料，那末就是最肤浅的眼光也会发现，它们的绝大多数都有过去劳动的痕迹。
原料可以构成产品的主要实体，也可以只是作为辅助材料参加产品的形成。辅助材料或者被劳动资料消费，例如煤被蒸汽机消费，机油被轮子消费，干草被挽马消费；或者加在原料上，使原料发生物质变化，例如氯加在未经漂白的麻布上，煤加在铁上，颜料加在羊毛上；或者帮助劳动本身的进行，例如用于劳动场所的照明和取暖的材料。在真正的化学工业中，主要材料和辅助材料之间的区别就消失了，因为在所用的原料中没有一种会作为产品的实体重新出现。
因为每种物都具有多种属性，从而有各种不同的用途，所以同一产品能够成为很不相同的劳动过程的原料。例如，谷物是磨面者、制淀粉者、酿酒者和畜牧业者等等的原料。作为种子，它又是自身生产的原料。同样，煤作为产品退出采矿工业，又作为生产资料进入采矿工业。
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同一产品可以既充当劳动资料，又充当原料。例如，在牲畜饲养业中，牲畜既是被加工的原料，又是制造肥料的手段。
一种已经完成可供消费的产品，能重新成为另一种产品的原料，例如葡萄能成为葡萄酒的原料。或者，劳动使自己的产品具有只能再作原料用的形式。这样的原料叫做半成品，也许叫做中间成品更合适些，例如棉花、线、纱等等。这种最初的原料虽然本身已经是产品，但还需要通过一系列不同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它不断改变形态，不断重新作为原料起作用，直到最后的劳动过程把它当作完成的生活资料或完成的劳动资料排出来。
可见，一个使用价值究竟表现为原料、劳动资料还是产品，完全取决于它在劳动过程中所起的特定的作用，取决于它在劳动过程中所处的地位，随着地位的改变，这些规定也就改变。
因此，产品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劳动过程，也就丧失产品的性质。它们只是作为活劳动的物质因素起作用。在纺纱者看来，纱锭只是纺纱用的手段，亚麻只是纺纱的对象。当然，没有纺纱材料和纱锭是不能纺纱的。因此，在纺纱开始时，必须先有这两种产品。但是，亚麻和纱锭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这件事，对这个过程本身来说是没有关系的，正如面包是农民、磨面者、面包师等等过去劳动的产品这件事，对营养作用来说是没有关系的一样。相反，如果生产资料在劳动过程中显示出它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这种性质，那是由于它有缺点。不能切东西的刀，经常断头的纱等等，使人强烈地想起制刀匠Ａ和纺纱人Ｅ。就好的产品来说，它的使用属性由过去劳动创造这一点就看不出来了。如果是特别好的产品，特别是与使用者以前使用过的产品相比显著地好的产品，也会让人看出这一点来。
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不仅如此，它还会由于自然界物质变换的破坏作用而解体。铁会生锈，木会腐朽。纱不用来织或编，会成为废棉。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它们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被当作劳动自己的躯体，被赋予活力以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职务相适合的职能，它们虽然被消费掉，然而是有目的地，作为形成新使用价值，新产品的要素被消费掉，而这些新使用价值，新产品或者可以作为生活资料进入个人消费领域，或者可以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劳动过程。机器等生产资料不使用会自然贬值，使得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承认，只有人才是价值和财富的创造者。反倒是国内一些靠马克思吃了几十年饭的人，认为生产资料也创造价值，并认为这个“创造出来的”价值应当为资本家所有。试想，打铁工人用的铁锤，是他过去打制的归资本家占有的劳动成果，如果铁锤也“创造”价值并归资本家所有，那等于说工人过去的劳动成果与他现在的劳动争抢劳动果实，而且抢去的不归他。即使该工人使用的工具是别的工人创造的，那么作为整个工人阶级来说，岂不是该阶级的过去劳动成果与现在的劳动抢夺现在的劳动成果？凭什么工人的产品与自己为敌，而资本家的资本不与资本家为敌？
因此，如果说，现有的产品不仅是劳动过程的结果，而且是劳动过程的存在条件，那末另一方面，它们投入劳动过程，从而与活劳动相接触，则是使这些过去劳动的产品当作使用价值来保存和实现的唯一手段。
劳动消费它自己的物质要素，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把它们吞食掉，因而是消费过程。这种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的区别在于：后者把产品当作活的个人的生活资料来消费，而前者把产品当作劳动即活的个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的生活资料来消费。因此，个人消费的产物是消费者本身，生产消费的结果是与消费者不同的产品。
只要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产品，劳动就是为创造产品而消耗产品，或者说，是把产品当作产品的生产资料来使用。但是，正如劳动过程最初只是发生在人和未经人的协助就已存在的土地之间一样，现在在劳动过程中也仍然有这样的生产资料，它们是天然存在的，不是自然物质和人类劳动的结合。
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根据小麦的味道，我们尝不出它是谁种的，同样，根据劳动过程，我们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是在奴隶监工的残酷的鞭子下，还是在资本家的严酷的目光下；是在辛辛纳图斯耕种自己的几亩土地的情况下，还是在野蛮人用石头击杀野兽的情况下。
我们再回头来谈我们那位未来的资本家吧。我们离开他时，他已经在商品市场上购买了劳动过程所需要的一切因素：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他用内行的狡黠的眼光物色到了适合于他的特殊行业（如纺纱、制靴等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于是，我们的资本家就着手消费他购买的商品，劳动力；就是说，让劳动力的承担者，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消费生产资料。当然，劳动过程的一般性质并不因为工人是为资本家劳动而不是为自己劳动就发生变化。制靴或纺纱的特定方式和方法起初也不会因资本家的插手就发生变化。起初，资本家在市场上找到什么样的劳动力就得使用什么样的劳动力，因而劳动在还没有资本家的时期是怎样的，资本家就得采用怎样的劳动。由劳动从属于资本而引起的生产方式本身的变化，以后才能发生，因而以后再来考察。
劳动过程，就它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来说，显示出两个特殊现象。
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资本家进行监视，使劳动正常进行，使生产资料用得合乎目的，即原料不浪费，劳动工具受到爱惜，也就是使劳动工具的损坏只限于劳动使用上必要的程度。也就是使工人象为自己劳动那样节约成本。因此，如果工人是由于消极地反抗压迫，而浪费原料，不爱惜劳动工具，那么资本家及其代理人采取的种种针对这一点的节约成本的管理措施并不是在创造什么价值。
其次，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工人的所有物。资本家例如支付劳动力一天的价值。于是，在这一天内，劳动力就象出租一天的任何其他商品（例如一匹马）一样，归资本家使用。商品由它的买者使用；劳动力的所有者提供他的劳动，实际上只是提供他已卖出的使用价值。从他进入资本家的工场时起，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力的使用，劳动，就属于资本家了。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就把劳动本身当作活的酵母，并入同样属于他的各种形成产品的死的要素。从资本家的观点看来，劳动过程只是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商品，而他只有把生产资料加到劳动力上才能消费劳动力。劳动过程是资本家购买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是归他所有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因此，这个过程的产品归他所有，正象他的酒窖内处于发酵过程的产品归他所有一样。
资本论 I P223
熟悉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资本家也许会说：他预付自己货币的意图是要由此生出更多的货币。但是，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由良好的意图铺成的；他不进行生产，也同样可以有赚钱的意图。【例如，在1844-1847年，他从生产中抽出了一部分自己的资本，拿来在铁路股票上投机。又如，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他关闭了工厂，把工人抛向街头，自己到利物浦棉花交易所去赌博。】他进行威胁。他说人们再也抓不住他的把柄了。以后他要在市场上购买现成的商品，不再自己制造。但是，如果他的所有资本家弟兄都这样做，他又怎能在市场上找到商品呢？而他又不能拿货币当饭吃。他进行说教。要人们想到他的节欲。他本来可以把他的15先令挥霍掉。他没有这样做，他生产地消费它们，把它们制成了棉纱。就算这样吧。可是他为此得到的是棉纱而不是后悔。他决不应该再去当货币贮藏者，后者已经向我们表明，禁欲会得到什么结果。而且，在一无所有的地方，皇帝也会丧失他的权力。不管他禁欲的功劳有多大，也没有东西可以用来付给禁欲以额外的报偿，因为退出生产过程的产品的价值只等于投入生产过程的商品价值的总和。他应该以“德有德报”来安慰自己。然而资本家不这样，他纠缠不休。说什么棉纱对他没有用处。他生产棉纱是为了出售。好，那就让他出售吧！或者更简单一些，让他以后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吧，——这是他的家庭医生麦克库洛赫给他开的药方，作为防止生产过剩这种流行病的灵丹妙药。他强硬起来。难道工人光用一
双手就能凭空创造产品，生产商品吗？难道不是他给工人材料，工人才能用这些材料并在这些材料之中来体现自己的劳动吗？社会上大多数人一贫如洗，他不是用自己的生产资料，棉花和纱锭，对社会和由他供给生活资料的工人本身进行了莫大的服务吗？难道他的服务不应该得到报酬吗？但是，工人把棉花和纱锭变为棉纱，不也就是为他服务了吗？而且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服务。【“你尽可以夸耀、粉饰和装扮……但是谁取得的<比他供给的>更多或更好，那就是高利贷。也就是说，象偷盗和抢劫一样，他不是为别人服务，而是损害别人。一切名为别人服务和行善的事情，并非都是服务和行善。奸夫和淫妇也是互相提供重大的服务和互相满足的。骑士帮助罪犯拦路行抢，打家劫舍，也是对罪犯的重大服务。罗马教徒没有把我们全部淹死、烧死、杀死、囚死，而是让一些人活着，把他们驱逐，或者夺去他们所有的东西，也是对我们的重大服务。魔鬼对于侍奉他的人也提供重大的不可估量的服务……总之，世上到处都是重大的、卓越的、日常的服务和行善。“（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年维登堡版）】服务无非是某种使用价值发挥效用，而不管这种使用价值是商品还是劳动。这里谈的是交换价值。他付给工人3先令价值。工人还给他一个完全相当的等价物，即加在棉花上的3先令价值，工人以价值偿还了价值。我们这位朋友刚才还以资本自傲，现在却突然变得和自己的工人一样谦逊了。难道他自己没有劳动吗？难道他没有从事监视和监督纺纱工人的劳动吗？他的这种劳动不也形成价值吗？但是，他的监工和经理耸肩膀了。现在他终于有了一些新说法。他在选择监工和经理时付出了“劳动”。但这个“劳动”的量又有多少呢？他或许只是方便地让他的小舅子做了经理，而监工还是他小舅子找的。而他得意地笑了笑，又恢复了他原来的面孔。他用一大套冗长无味的空话愚弄了我们。为此他不费一文钱。他把这一类虚伪的遁词和空话都交给他为此
资本论 I P229
注释（17）：这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所以昂贵的原因之一。按照古人的恰当的说法，劳动者在这里只是会说话的工具，牲畜是会发声的工具，无生命的劳动工具是无声的工具，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此。但劳动者本人却要让牲畜和劳动工具感觉到，他和它们不一样，他是人。他虐待它们，任性地毁坏它们，以表示自己与它们有所不同。因此，这种生产方式的经济原则，就是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因而很难损坏的劳动工具。正因如此，直到南北战争爆发之前，墨西哥湾沿岸各蓄奴州一直使用旧的中国式的犁。这种犁象猪和鼹鼠那样掘地，但不能把地犁出沟来，不能把土翻过来。参看约•埃•凯尔恩斯《奴隶劳力》1862年伦敦版第46页及以下各页。奥姆斯特德在他的《沿海各蓄奴州旅行记》[第48、47页]中也谈到：“我看到了这里使用的工具，在我们中间，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也不会把这样的工具交给他雇用的工人使用。这种工具异常笨重，在我看来，使用起来至少要比我们通常使用的工具多费百分之十的劲。然而人们却使我相信，由于奴隶使用工具不当心不仔细，就是给他们较轻便的或不太笨重的工具，也不可能有好结果；我们经常让工人使用的并为我们带来优厚利益的那些工具，在弗吉尼亚的麦田里用不上一天就会损坏，尽管那里的土地比我们的土地松软，而且没有那么多石块。当我问为什么各个农庄都普遍地用骡子代替马的时候，我听到的第一个最令人信服的理由，就是马受不住黑人的经常不断的虐待。马要是受到虐待，很快就会垮，变成残废，而骡子即使挨鞭子，饿一两次，也不会造成身体上的伤害。骡子在照料不周或劳累过度时，也不会受凉生病。我用不着走远，只要从我执笔写作的房间的窗户望出去，就几乎随时可以看到虐待牲畜的情形，而在北方，如果这样虐待牲畜，几乎每个农场主都会马上把工人解雇的。”
资本论I P255
如果说30先令的棉纱价值存在于20磅棉纱中，那末，这个价值的8/10或其不变部分24先令，就存在于8/10的产品或16磅棉纱中。在这当中，13 1/3磅棉纱代表原料的价值，即纺掉的棉花的价值20先令，2 2/3磅棉纱代表已消耗的辅助材料和劳动资料纱锭等等的价值4先令。
因此，13 1/3磅棉纱代表总产品20磅棉纱中纺掉的全部棉花，即总产品的原料，此外再也不代表别的东西。虽然13 1/3磅棉纱中只包含价值13 1/3先令的13 1/3磅棉花，但它们的追加价值6 2/3先令形成其余6 2/3磅棉纱中纺掉的棉花的等价物。结果好象其余的6 2/3磅棉纱被抽掉了棉花，而总产品中的全部棉花都塞到13 1/3磅棉纱中了。另一方面，在这13 1/3磅棉纱中，现在既不包含已消耗的辅助材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的任何一个原子，也不包含纺纱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的任何一个原子。
同样，剩下的包含不变资本余额(=4先令)的2 2/3磅棉纱，只是代表总产品20磅棉纱中所用掉的辅助材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
因此，8/10的产品或16磅棉纱，虽然从物体来看，从作为使用价值棉纱来看，它们同产品的其余部分一样，也是纺纱劳动的创造物，但从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意义上来看，它们并不包含纺纱劳动，并不包含在纺纱过程本身中吸收的劳动。好象它们没有经过纺就变成了棉纱，好象它们的棉纱形态纯粹是骗人的。其实，当资本家按24先令把这些棉纱卖出，又用这24先令买回生产资料时就会表明，这16磅棉纱不过是化了装的棉花、纱锭、煤炭等等。
反之，其余2/10的产品或4磅棉纱，现在只是代表12小时纺纱过程中生产的6先令新价值。其中包含的已用掉的原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已经被剔除了，同前16磅棉纱合并在一起了。体现在20磅棉纱中的纺纱劳动都集中在2/10的产品上。好象这4磅棉纱是纺纱工人用空气纺成的，好象所用的棉花和纱锭是未经人类加工而天然存在的，因而不会把任何价值加到产品中去。
这4磅棉纱包含一天纺纱过程所生产的全部价值产品，其中2磅棉纱只代表已用掉的劳动力的补偿价值，即3先令可变资本，其余2磅棉纱则只代表3先令剩余价值。因为纺纱工人的12个劳动小时物化在6先令中，所以在30先令的棉纱价值中就物化着60个劳动小时。它们存在于20磅棉纱内，其中8/10或16磅棉纱是纺纱过程以前的48个劳动小时的化身，也就是物化在棉纱的生产资料中的劳动的化身，而2/10或4磅棉纱则是纺纱过程本身中消耗的12个劳动小时的化身。
根据厦门大学的钱伯海提出的所谓社会劳动创造价值论，既然棉纱的价值中物化着纺纱过程以前的48个劳动小时，那么棉纱相对于棉花及其它劳动资料的“增值”部分(而不是棉纱的全部价值)，就是由这48个小时的死劳动与12个小时的活劳动共同创造的，因此，其劳动成果按这60个小时来分配的结果是，纺纱工人只能得到增殖部分的12/60=1/5，也就是说，纺纱工人只应得到4磅棉纱或6先令的1/5，只有1 1/5先令。好家伙，比资本家剥削得还厉害，比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一半还少。显然，如果以往那些靠《资本论》吃饭的人对《资本论》的理解都是这种水平的话，那么其他人在看了他们写的论文后，以为《资本论》没有什么理论价值就是情有可原的了。至于现代庸俗经济学的所谓按要素分配的理论，不过是把“存在的”视为“合理的”，并无理论基础。固然，没有原材料和劳动资料，工人无法新增价值；但没有工人的劳动，这些原材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也无法转移和保存，更何况资本家的生活消费除空气等极少量物品外，主要来源于工人的劳动果实。从要素的最终来源来说，除自然界自然提供的要素以外，所有的要素都来源劳动者的劳动创造，而在强权之外，资本家也没有资格垄断自然界。总之，资本家没有理由不劳而获。从一个工人的角度看问题，与从整个工人阶级的角度看问题是不大一样的；而从一个资本家的角度看问题，却与从整个资产阶级的角度看问题是差不多的。货币是社会性的，从而金钱具有凝聚力，而金钱站在资本家一边，资产阶级一直是主要以政府意志的形式作为一个外松内紧的整体而存在的，而工人阶级虽然占人口的大多数，但却经常是以一盘散沙的形式存在，形成资本家在总体上占劣势，在局部上占优势的局面。这是少数人控制多数人的最佳办法。为了维持并发展工人阶级的散沙状态，资本家必须要鼓吹一切不利于工人团结的思想行为，如，隐私权、自我意识、个人奋斗，以及自由和民主中最苍白的部分等等。
看看下一段，再想想新《劳动法》的一些争论
真是太阳底下无新鲜事！！
资本论I P258~265
1836年的一个早晨，以经济学识和文体优美著称的纳骚•威•西尼耳，这位在英国经济学家中相当于克劳伦的人，从牛津被召往曼彻斯特。他在牛津教授政治经济学，现在被召到这里来学习政治经济学。工厂主选中了他，要他充当斗士去反对新颁布的工厂法（1833年《关于联合王国的工厂儿童与少年劳动强度的法令》）和比工厂法更激进的争取十小时工作日运动。工厂主以通常具有的实际敏感看出，这位教授先生“还需要好好地最后雕琢一番”。因此他们写信叫他到曼彻斯特来。这位教授先生把他在曼彻斯特从工厂主那里学到的课业，加以润色，写成一本小册子：《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们可以读到下面一段很有教益的话：
“按照现行法律，凡雇用不满18岁的人的工厂，每天的劳动时间都不得超过11 1/2小时，就是说，一周的前5天每天劳动12小时，星期六劳动9小时。下面的分析〈！〉说明，这种工厂的全部纯利润是由最后一小时提供的。假定工厂主投资100000镑，其中用在厂房和机器上的是80000镑，用在原料和工资上的是20000镑。假定资本每年周转一次，总利润是15％，该厂全年的商品销售额应该是价值115000镑…… 一个工作日是23个1/2劳动小时，每个1/2劳动小时生产115000镑的5/115或1/23。在构成总额115000镑的23/23中，20/23即115000镑中的100000镑只是补偿资本，1/23即总利润〈！〉15000镑中的5000镑补偿工厂和机器的磨损。其余2/23即每天最后两个1/2小时才生产10％的纯利润。因此，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工厂不是劳动11 1/2小时，而是可以劳动13小时，那末，只要增加大约2600镑流动资本，就能使纯利润增加一倍以上。反之，劳动时间每天缩短1小时，纯利润就会消失，缩短1 1/2小时，总利润也会消失。”
这位教授先生竟把这种东西叫做“分析”！如果他真的相信工厂主的怨言，认为工人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生产从而再生产或补偿建筑物、机器、棉花、煤炭等等的价值，那末，任何分析都是多余的。他只须回答：诸位先生！如果你们把劳动时间从11 1/2小时减为10小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每天棉花、机器等等的消耗也会减少1 1/2小时。因此，你们正好得失相当。以后你们的工人用来再生产或补偿预付资本价值的时间也将少1 1/2小时。如果西尼耳不相信工厂主所说的话，而是作为内行认为必须作一番分析，他首先就得请求工厂主先生们，在专门涉及纯利润同工作日长度的关系的问题上，不要把机器和厂房、原料和劳动混杂在一起，而把包含在厂房、机器、原料等等中的不变资本放在一边，把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放在另一边。在这之后，如果按照工厂主的计算，工人是用2/2个劳动小时或1小时再生产或补偿工资，那末这位分析家就应该接着说：
根据你们的说法，工人是在倒数第二小时生产自己的工资，在最后一小时生产你们的剩余价值或纯利润。因为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生产同样的价值，所以倒数第二小时的产品和最后一小时的产品具有同样的价值。其次，工人只有耗费劳动，才生产价值，而他的劳动量是由他的劳动时间来计量的。按照你们的说法，工人的劳动时间是每天11 1/2小时。他用这11 1/2小时的一部分来生产或补偿自己的工资，用另一部分来生产你们的纯利润。在这个工作日内他再也没有做别的事情。既然按照你们的说法，工人的工资和他提供的剩余价值是同样大的价值，那末工人显然是在5 3/4小时内生产自己的工资，在其余5 3/4小时内生产你们的纯利润。其次，因为两小时棉纱产品的价值等于他的工资的价值额加上你们的纯利润，所以这一棉纱的价值必然等于11 1/2个劳动小时，也就是说，倒数第二小时的产品必然等于5 3/4个劳动小时，最后一小时的产品也必然等于5 3/4个劳动小时。现在我们到了棘手的地方了。请注意！倒数第二个劳动小时同最初一个劳动小时一样，都是一个通常的劳动小时。不多也不少。因此，纺纱工人怎么能在1个劳动小时内生产出代表5 3/4个劳动小时的棉纱价值呢？实际上，他并没有创造这个奇迹。他在1个劳动小时内生产的使用价值是一定量的棉纱。这些棉纱的价值等于5 3/4个劳动小时，其中4 3/4小时未经他的协助就已包含在1小时消耗的生产资料棉花、机器等等内，而4/4小时或1小时才是由他自己加进的。因为他的工资是在5 3/4小时内生产的，而1小时纺出的棉纱产品也包含5 3/4个劳动小时。所以，他5 3/4个劳动小时纺纱劳动的价值产品等于1小时纺纱劳动的产品价值，注意价值产品与产品价值的区别。这并不是什么魔法妖术。如果你们以为他用了他的工作日的哪怕一个时间原子来再生产或“补偿”棉花、机器等等的价值，那你们就完全错了。正由于他的劳动把棉花和纱锭变成棉纱，正由于他纺纱，棉花和纱锭的价值才自行转移到棉纱上去。这种结果是靠他的劳动的质，而不是靠他的劳动的量造成的。当然，他1小时转移到棉纱上去的棉花等等的价值比1/2小时多，但这只是因为他1小时纺掉的棉花比1/2小时多。现在你们懂了吧，你们所谓工人在倒数第二小时生产他的工资的价值，在最后一小时生产纯利润，只不过是说，他的工作日的2小时(不管是最初2小时或是最后2小时)的棉纱产品，体现着11 1/2个劳动小时，正好等于他的整个工作日。所谓工人在前5 3/4小时生产他的工资，在后5 3/4小时生产你们的纯利润，又只不过是说，前5 3/4小时你们给了报酬，后5 3/4小时你们没有给报酬。这里我说劳动的报酬，而不说劳动力的报酬，是为了用你们的行话。诸位先生，现在请把你们付给报酬的劳动时间和你们没有付给报酬的劳动时间比较一下，你们就会发现，二者的比率是半天比半天，也就是100％。这当然是一个很高的百分比。毫无疑问，如果你们使你们的“人手”不是劳动11 1/2小时，而是劳动13小时，并且象你们会做的那样，把额外的1 1/2小时也归入纯粹的剩余劳动，那末剩余劳动就会从5 3/4小时增加到7 1/4小时，从而剩余价值率就会从100％增加到126 2/23％。如果你们期望，加上1 1/2小时就能使剩余价值率从100％增加到200％，甚至200％以上，即“增加一倍以上”，那未免太乐观了。另一方面——人的心是很奇怪的东西，特别是当人们把心放在钱袋里的时候——如果你们担心，工作日从11 1/2小时缩减为10 1/2小时会使你们的全部纯利润化为乌有，那又未免太悲观了。事情决不是这样的。假设其他一切条件相同，即使剩余劳动从5 3/4小时降为4 3/4小时，仍然会得出一个很好的剩余价值率，即82 14/23％。但是这个致命的“最后一小时”——你们为它编造的神话比锡利亚信徒为世界末日编造的神话还要多——是“十足的胡说”。
失掉这最后一小时，你们并不会丧失“纯利润”，而你们使用的童男童女也不会失去“灵魂的纯洁”。
注释（32）：西尼耳《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第12、13页。我们且不谈那些和我们的目的无关的奇谈怪论，例如，说工厂主把补偿磨损的机器等等的金额，即补偿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金额，算在总利润或纯利润里面。我们也不去谈这些数据是否正确。莱昂纳德•霍纳在《给西尼耳先生的一封信》(1837年伦敦版)中已指明，这些数据除了供所谓“分析”外没有什么别的价值。而这些所谓的“分析”除了自欺欺人外也没有什么别的价值。莱昂纳德•霍纳是1833年的工厂调查委员会的委员，在1859年前，一直是工厂视察员——其实是工厂检查官。他对英国工人阶级有不朽的贡献。他终生不仅同激怒的工厂主作斗争，而且同大臣作斗争，对于这些大臣来说，计算工厂主在下院的“票数”比计算“人手”在工厂内的劳动小时不知要重要多少倍。西尼耳式的庸俗经济学家在今天中国大有人在，而且大多比较“著名”。而象莱昂纳德•霍纳式的人物却很罕见。对于今天中国的一些“大臣”(地方官)来说，计算作为其政绩的招商引资的金额数比计算工人在工厂内的劳动小时(以及调查工人的劳动条件)也不知要重要多少倍。
注释（32a）：西尼耳证明，工厂主的纯利润、英国棉纺织业的存在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都决定于“最后一个劳动小时”；而安德鲁•尤尔博士则又证明，如果不是把童工和不满18岁的青工在工厂的温暖而纯洁的道德气氛里关上整整12小时，而是提早“一小时”把他们赶到冷酷无情、放荡不羁的外界去，他们就会因懒惰和邪恶而使灵魂不能得救。从1848年起，工厂视察员在半年一次的《报告》中一直拿“最后的”、“致命的一小时”来嘲弄工厂主。例如，豪威耳先生在1855年5月31日的工厂视察报告中说：“假如下面这种巧妙的计算＜他引证西尼耳＞是正确的，联合王国的所有棉纺织厂从1850年起就已经赔本了。”(《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5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第19、20页)当1848年议会通过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时，分散在多尔塞持和索美塞特两郡交界处的农村麻纺厂的工厂主们，强迫一些正规工人接受一份反对这项法案的请愿书，请愿书中有这样的话：“我们这些向你们请愿的人，作为父母，认为增加一小时闲荡的时间，结果只会使我们的孩子道德败坏，因为懒惰是万恶之源。”关于这一点，1848年10月31日的工厂视察员报告指出：“在这些敦厚善良的父母们的子女做工的麻纺厂里，空气中充满着原料的尘埃和碎屑，即使只在纺纱车间呆上10分钟，也会感到非常难受，因为眼睛、耳朵、鼻孔、嘴巴里会立刻塞满亚麻的碎屑，根本无法躲避，这不能不使你感到极度的痛苦。同时，由于机器飞速地转动，这种劳动本身需要全神贯注，需要一刻不停地运用技巧和动作，这些儿童在这样的空气里除了吃饭时间外整整劳动10小时，现在还要他们的父母说自己的子女‘懒惰’，这未免太残酷了……这些儿童的劳动时间比附近农村里雇工的劳动时间还要长……所谓‘懒惰和邪恶’这种无情的胡说必须斥之为十足的假仁假义和最无耻的伪善……大约在十二年以前，当有人在最高权威的批准下，十分自信地、郑重其事地公开宣布工厂主的全部‘纯利润’来源于‘最后一小时’劳动，从而工作日缩短一小时就会消灭纯利润的时候，一部分公众曾对这种自信程度感到惊讶；而现在，当这部分公众看到下面的事实时恐怕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这就是：关于充满善行的‘最后一小时’的原始发现，从那时以来已经大大完善，不仅包括‘利润’，而且还包括‘道德’；因此，如果儿童的劳动时间减为整整10小时，儿童的道德会和他们的雇主的纯利润一道化为乌有，因为二者都取决于这最后的致命的一小时。”(《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01页)接着，这份工厂视察员报告举出了一些实例，说明这些工厂主先生的“道德”和“善行”，说明他们怎样施用阴谋、诡计、利诱、威胁、伪造等手段，迫使少数完全不会反抗的工人在这种请愿书上签名，然后把这种请愿书冒充整个产业部门和整个郡的请愿书提交议会。——无论是后来热心拥护工厂立法而值得赞扬的西尼耳本人，还是先后反对他的人，都不知道怎样说明这一“原始发现”的错误结论。这个事实最能说明所谓经济“科学”的现状。他们只是诉诸实际经验。而理由和原因仍然是秘密。
可以读读 关于中国童工现象的实地考察报告 中国劳工通(http://www.clb.org.hk)
有关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劳动，其中有段历史和今天俄罗斯与中国的权贵私有化极其相似。
资本论 I P272~277
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剌斯坎的僧侣，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但是很明显，如果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因此，在古代，只有在谋取具有独立的货币形式的交换价值的地方，即在金银的生产上，才有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在那里，累死人的强迫劳动是过度劳动的公开形式。这只要读一读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的记载就可以知道。但是在古代，这只是一种例外。不过，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灾祸之上，再加上一层过度劳动的文明灾祸。因此，在美国南部各州，当生产的目的主要是直接满足本地需要时，黑人劳动还带有一种温和的家长制的性质。但是随着棉花出口变成这些州的切身利益，黑人所从事的有时只要七年就把生命耗尽的过度劳动，就成为事事都要加以盘算的那个制度的一个因素。问题已经不再是从黑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有用产品，现在的问题是要生产剩余价值本身了。徭役劳动，例如多瑙河各公国的徭役劳动，也有类似的情形。
把多瑙河各公国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和英国工厂对剩余劳动的贪欲比较一下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徭役制度下的剩余劳动具有独立的、可以感觉得到的形式。
假定工作日由6小时必要劳动和6小时剩余劳动组成。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工人每周为资本家提供6×6小时即36小时的剩余劳动。这和他每周为自己劳动3天，又为资本家白白地劳动3天，完全一样。但是这种情形是觉察不出来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融合在一起了。因此，我也可以用另外的说法来表示同样的关系，例如说工人在每分钟内为自己劳动30秒，为资本家劳动30秒，等等。而徭役劳动就不是这样。例如瓦拉几亚的农民为维持自身生活所完成的必要劳动和他为领主所完成的剩余劳动在空间上是分开的。他在自己的地里完成必要劳动，在主人的领地里完成剩余劳动。所以，这两部分劳动时间是各自独立的。在徭役劳动形式中，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截然分开。这种表现形式上的差别，显然丝毫不会改变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间的量的比率。每周三天的剩余劳动，无论是叫做徭役劳动还是叫做雇佣劳动，都是劳动者自己的无代价的三天劳动。不过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贪欲表现为渴望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而领主的贪欲则较简单地表现为直接追求徭役的天数。
在多瑙河各公国，徭役劳动是同实物地租和其他农奴制义务结合在一起的，但徭役劳动是交纳给统治阶级的最主要的贡赋。凡是存在这种情形的地方，徭役劳动很少是由农奴制产生的，相反，农奴制倒多半是由徭役劳动产生的。罗马尼亚各州的情形就是这样。那里原来的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公社所有制的基础上的，但这种公社所有制不同于斯拉夫的形式，也完全不同于印度的形式。一部分土地是自由的私田，由公社成员各自耕种，另一部分土地是公田，由公社成员共同耕种。这种共同劳动的产品，一部分作为储备金用于防灾备荒和应付其他意外情况，一部分作为国家储备用于战争和宗教方面的开支以及其他的公用开支。久而久之，军队的和宗教的头面人物侵占了公社的地产，从而也就侵占了花在公田上的劳动。自由农民在公田上的劳动变成了为公田掠夺者而进行的徭役劳动。于是农奴制关系随着发展起来，但这只是在事实上，还没有反映到法律上，直到后来，要解放全世界的俄罗斯才借口废除农奴制而把这种农奴制用法律固定下来。1831年俄国将军基谢廖夫颁布的徭役劳动法，当然是由领主们口授的。俄罗斯由此一举征服了多瑙河各公国的显贵，并博得了整个欧洲的自由派白痴们的喝采。
如果说，通过一项项条文使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合法化的多瑙河各公国“组织规程”是这种贪欲的积极表现，那末，英国的工厂法是这种贪欲的消极表现。英国的工厂法是通过国家，而且是通过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国家所实行的对工作日的强制的限制，来节制资本无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即使撇开一天比一天更带威胁性地高涨着的工人运动不说，也有必要把工厂劳动限制一下，这正象有必要用海鸟粪对英国田地施肥一样。同是盲目的掠夺欲，在后一种情况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种情况下使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
满城尽带加班族
8小时工作制来之不易，来之不易！
资本论 I P310~317
一般说来，经验向资本家表明：过剩人口，即同当前资本增殖的需要相比较的过剩人口，是经常存在的，虽然这些人发育不良，寿命短促，更替迅速，可以说未成熟就被摘掉。另一方面，经验向有理解力的观察者表明：虽然从历史的观点看，资本主义生产几乎是昨天才诞生的，但是它已经多么迅速多么深刻地摧残了人民的生命根源；工业人口的衰退只是由于不断从农村吸收自然生长的生命要素，才得以缓慢下来；甚至农业工人，尽管他们可以吸到新鲜空气，尽管在他们中间自然选择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只有最强壮的人才能生存）起着无限的作用，也已经开始衰退了。<“东亚病夫”及其它病夫的根本原因。——余斌的评语>有如此“好理由”来否认自己周围一代工人的苦难的资本，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不理会人类将退化并将不免终于灭种的前途，就象它不理会地球可能和太阳相撞一样。在每次证券投机中，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因此，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这样的资本会关心真正的人权吗？——余斌的评语>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不过总的说来，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
正常工作日的规定，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但在这个斗争的历史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倾向。例如，我们对照一下英国现行的工厂立法和从十四世纪起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的劳工法。现代的工厂法强制地缩短工作日，而当时的劳工法力图强制地延长工作日。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的权利，资本获得所谓的“剩余索取权”只是由于强权！它在那时提出的要求，同它在成年时期不得不忍痛做出的让步比较起来，诚然是很有限的。只是过了几个世纪以后，“自由”工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才自愿地，也就是说，才在社会条件的逼迫下，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格出卖自己一生的全部能动时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本身，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因此，从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末，资本借国家政权的力量力图迫使成年工人接受的工作日的延长程度，同十九世纪下半叶国家在某些地方为了限制儿童血液变成资本而对劳动时间规定的界限大体相一致，这是很自然的了。例如，在马萨诸塞州，这个直到最近还是北美共和国最自由的州，今天国家规定的12岁以下儿童的劳动时间的界限，在十七世纪中叶还曾经是英国的健壮的手工业者、结实的雇农和大力士般的铁匠的正常工作日。
第一个劳工法（爱德华三世二十三年即1349年）的颁布，其直接借口（是借口，而不是原因，因为这种法律在这个借口不再存在的情况下继续存在了几百年）是鼠疫猖獗，死了很多人，用一个托利党著作家的话来说，当时“要用合理的价格〈即能保证雇主得到合理的剩余劳动量的价格〉雇用工人，已经困难到了实在难以忍受的地步”。因此，在法律上强制地规定了“合理”工资和工作日界限。后面这一点，即我们在这里唯一关心的一点，在1496年（亨利七世时期）的法令中又提到了。
安得鲁•尤尔博士抨击1833年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法案是倒退到黑暗时代，不是说得很公平吗？当然，劳工法中列举的并为配第所提到的各项规定对学徒也是适用的。至于直至十七世纪末儿童劳动的情况究竟怎样，我们从下面的怨言中可以看出：
“我们英国少年在当学徒以前，什么都不干，因此，他们当然需要7年这样长的时间，才能成为熟练的手艺人”。
在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直到大工业时期以前，英国资本还不能靠支付劳动力一星期的价值而占有工人的整个星期，只有农业工人是例外。当时工人靠四天的工资可以生活一星期，在他们看来，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其余两天也要为资本家做工的充分理由。英国有一派经济学家为了替资本效劳，猛烈攻击工人顽固不化；另一派经济学家则为工人辩护。
波斯耳思威特说道：
“我在结束这几点评述的时候，不能不提到从许多人那里听来的这样一种陈腐论调：如果工人（industrious poor）做5天工就足够维持生活，他就不想做满6天工。他们因此做出结论说，必须用税收或任何其他办法提高那些甚至是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来迫使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每星期不间断地劳动6天。请原谅，我的见解和这些要王国的劳动人口永远做奴隶的大政治家们不同。他们忘记了这样一句谚语：‘只管干活不玩耍，头脑迟钝人变傻’。难道英国人没有因为他们多才多艺的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一向为不列颠的商品争得普遍声誉而感到自豪吗？这是怎样得来的呢？或许就是由于我们生性活泼的劳动大众善于休息娱乐吧。如果硬要他们终年劳碌，每星期干满6天，而且老是干同样的活，那他们的才能不会退化吗？他们不会由活泼的灵巧的人变为笨拙的迟钝的人吗？我们的工人由于这种长期的奴隶制，不是会丧失自己的声誉而不是保持自己的声誉吗？…… 还能指望受着这种残酷折磨的动物有什么熟练的技艺吗？…… 他们中间许多人4天干的活，抵得上法国人干5—6天。但是，如果英国人长期做苦力，恐怕他们就会退化，落在法国人后面。我国人民在战争中素以勇敢闻名，我们不是常说，这是因为一方面有美味的英国牛排和布丁来果腹，另一方面有立宪的自由精神吗？我国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所以有高超的才能、精力和技巧，怎能说不是因为他们享有可以随意休息娱乐的自由呢？但愿他们永远不会丧失这种特权，不会失去成为他们劳动技巧和英勇精神的来源的优越生活！”
关于这个问题，《论手工业和商业》的却回答说：
“假如每周的第七天休息是上帝的安排，那就是说，其余6天属于劳动〈下面我们就会看到，他的意思是说属于资本〉，所以强制实行上帝的这一命令，决不能说是残忍的行为…… 人一般说来天生是好逸恶劳的，我们从我国工场手工业工人的行为就不幸地体验到这一点。除非生活资料涨价，不然他们每周平均顶多干4天活…… 假定1蒲式耳小麦代表一个工人的全部生活资料，价格为5先令，工人一天挣1先令。这样，他一周只需要劳动5天，如果1蒲式耳小麦为4先令，他就只需要劳动4天…… 但是王国的工资比生活资料的价格高得多，因此工场手工业工人劳动4天，就可以有余钱维持一周其余几天的闲适生活…… 我希望，我说的这些已足以表明，一周进行6天适度的劳动并不是什么奴隶制。我国农业工人就是一周干6天活的，看来他们是工人（labouring poor）中最幸福的人。荷兰人在手工工场每周也是劳动这么多天，而且看来是一个很幸福的民族。法国人也是这样劳动，只要不是中间插了许多假日的话【新教几乎把所有传统的假日都变成了工作日，光是这一点，它在资本的产生上就起了重要的作用。】
注释(126):早在1734年，杰科布•范德林特就说过，资本家抱怨工人懒惰，其秘密不过在于，他们想用同样的工资使4个工作日变成6个工作日。
为了这种目的，也为了“根除懒惰、放荡和对自由的奢望”，同时也为了“减轻济贫税、鼓励勤勉精神和压低手工工场的劳动价格”，我们的忠于资本的埃卡尔特提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这些依赖社会慈善事业的工人，一句话，把需要救济的贫民关进“理想的习艺所”。“这种习艺所应当成为恐怖之所。”在这种“恐怖之所”，这种“理想的习艺所”里，“每天”应当劳动“14小时，不过其中包括适当的吃饭时间，因此净剩的劳动时间是整整12小时”。
注释(130):比利时在调整工作日方面也显示出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模范国家。英国驻布鲁塞尔的全权大使霍华德•德•华尔登勋爵，1862年5月12日向外交部报告说：“罗日埃大臣对我说，无论是普遍的法令还是地方性的调整，都没有使儿童劳动受到什么限制；近3年来，政府在每次会议上都想向两院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法案，但总是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因为人们猜忌不安，唯恐出现一种同劳动完全自由的原则相抵触的法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I，P303
官僚机构认为它自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国家的任务成了例行公事，或者例行公事成了国家的任务。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它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上层在各种细小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信赖上层，结果彼此都使对方陷入迷途。
官僚机构是在和实在的国家并列的虚假的国家，它是国家的唯灵论。因此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意义，即实在的意义和官僚式的意义，正如同知识（以及意志）也是两重性的——实在的和官僚式的一样。但官僚机构掌握了国家，掌握了社会的唯灵论实质：这是它的私有财产。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是靠等级制组织，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公会性质。因此，公开的国家精神及国家的意图，对官僚机构来说就等于出卖它的秘密。因此，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崇拜权威则是它的思想方式。但在官僚界内部，唯灵论变成了粗劣的唯物主义，变成了盲目服从的唯物主义，变成了对权威的信赖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例行公事、成规、成见和传统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首先，这个官僚把现实的生活看做物质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的精神在官僚机构中有其独特化的存在。
资本论I P407
分工以及个人被相应地限制在特殊职业范围内的现象，同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一样，是从相反的两个起点发展起来的。在家庭内部，【注释（50a)后来对人类原始状况的透彻的研究，使得出结论：最初不是家庭发展为氏族，相反地，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形成的原始形式。由于氏族纽带的开始解体，各种各样家庭形式后来才发展起来。——弗·恩·】随后在氏族内部，由于性别和年龄的差别，也就是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分工。随着公社的扩大，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各氏族间的冲突，一个氏族之征服另一个氏族，这种分工的材料也扩大了。另一方面，我在前面已经谈到，产品交换是在不同的家庭、氏族、公社互相接触的地方产生的，因为在文化的初期，以独立资格互相接触的不是个人，而是家庭、氏族等等。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交换没有造成生产领域之间的差别，而是使不同的生产领域发生关系，并把它们变成社会总生产的多少互相依赖的部门。在这里，社会分工是由原来不同而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而在那里，在以生理分工为起点的地方，直接互相联系的整体的各个特殊器官互相分开和分离，——这个分离过程的主要推动力是同其他公社交换商品，——并且独立起来，以致不同的劳动只有通过把产品当作商品来交换才能建立联系。在一种场合，原来独立的东西丧失了独立，在另一种场合，原来非独立的东西获得了独立。
这个关于交换或贸易的起源在波兰尼的 《大转型》也论及过。
资本论I P408
一定量同时使用的工人，是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的物质前提，同样，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是社会内部分工的物质前提。在这里，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代替了工人在同一个工场内的密集。但是人口密度是一种相对的东西。人口较少但交通工具发达的国家，比人口较多但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国家有更加密集的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例如，美国北部各州的人口比印度的人口更加稠密。
人口密度与交通工具的关系，很深刻。想起战争动员问题。
剑桥大学出版社的 《战争与后勤》 （： [以色列]马丁·万·克列威尔德，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历史学教授）一书
第三章
“ 如所周知，在首先提出军队可从铁路的使用中得到好处的人们中间，有一个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是一个天才的经济学家。他在19世纪30年代就预见到，如有周密设计的铁路网，将使军队能从一个地点迅速地转移到数百英里之外的另一个地点。这样，就能依靠速度增加数量，使军队能够集中兵力，先对付此一敌人，然后再对付另一敌人。但令人惊奇的是，首先对铁路的军事潜力加以充分利用的却是俄国人。1846年，他们依靠铁路，在两天之内把一个14,500人的军，连同其马匹和车辆，从赫拉狄希输送到克拉科夫，行程200英里。4年之后，奥地利人仿而效之，将75,000人从匈牙利和维也纳输送到波希米亚，迫使普鲁士人在阿尔木兹投降。这大概是铁路在国际实力政治中第一次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7年以后，又轮到法国人在铁路的战略运用方面给震惊的世界上了一堂课。从4月16日至7月15日，他们用铁路输送了604,381人和129,227匹马，为此利用了当时法国的全部铁路线。在这些人马中，有227,649人和36,357匹马直接送到了意大利战场。 ”
“在1866年战局期间，铁路网不仅决定了普军战略展开的速度，而且决定了其展开方式。在准备对奥作战时，毛奇和总参谋部的意图本来是将普军展开于郭利兹一带，以便既能掩护西利西亚，又能从翼侧阻击奥地利人经萨克森向柏林的进军。但是，普军由于动员迟于奥军，为抢回失去的时间，不得不同时使用通向边界的所有5条铁路，结果使其部队展开在一条长达200英里的弧线上，后世所谓毛奇的“外线战略”即由此得名。其实，这并非预先有什么周密的运筹，而是事出偶然，是那个时代的后勤因素，即普鲁士铁路网的距离和分布状况造成的。”
不管毛奇的铁路在普奥战争中起了什么作用，人们几乎一致认为，是铁路给了毛奇以压倒的优势，这种优势在4年以后德国打败法国的战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关于后勤(包括铁路补给)在普法战争中所占的地位，我们将在本章的后一部分详细论述，这里仅指出一个事实：在19世纪60年代，德国的(普鲁士的)铁路几乎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劣于法国的铁路。迟至1868年，那位写了《在使用铁路条件下的作战行动》一文的无名军官还认为，尽管普鲁士在不久前的对奥作战中打了胜仗，但“整个法国(铁路)的效能远远胜过普鲁士……。”这是由于以下原因：
1.法国的各类列车，其运行速度均较德国为快，其所以如此，就军队运输而言，是因为预先安排士兵自带干粮，而不必在沿途车站下车进餐。
2.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德国铁路网的统一经营程度，以及设备的标准化程度，均次于法国。
3.德国的线路仅24%为双轨，法国则为60%(这是1863年的数字，1866年后，德国的情况开始有所改善)。
4.总的来说，法国车站的容量较德国为大，这一点无疑影响到卸载速度这一重要因素。
5.法国平均每英里铁路所拥有的车辆数量，超过德国几乎三分之一。
6.法国双轨铁路每天所能通过的列车数量大于德国，从理论上说，据称具体数字分别为17和12，但实际上，法国双轨铁路在1859年每天已能通车30列之多。
按照李斯特的观点，“较大的运动速度总是有助于防御者”，因为防御者“必须使自己的运动能与进攻的运动相匹敌”。所以，发达的铁路网将把一个大国的防御力提到“最高水平”，在李斯特等人看来，甚至可以提高到使战争根本不可能发生，地球上将实现永久和平的程度。这是每当新的战争手段出现时常会产生的那种预言的又一例，但这类预言看来不知怎么总是注定要落空的。
资本论I P412
工场手工业分工以生产资料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不知现代庸俗经济学大师科斯如何看待这句话。在工场手工业中，保持比例数或比例的铁的规律使一定数量的工人从事一定的职能；而在商品生产者及其生产资料在社会不同劳动部门中的分配上，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的杂乱无章的作用。诚然，不同的生产领域经常力求保持平衡，一方面因为，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必须生产一种使用价值，即满足一种特殊的社会需要，而这种需要的范围在量上是不同的，一种内在联系把各种不同的需要量连结成一个自然的体系；另一方面因为，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
这是马克思对市场的描述：
但是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在工场内部的分工中预先地、有计划地起作用的规则，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可以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的变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
均衡是偶然的，不均衡是必然的或几乎必然的。
工场手工业分工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人只是资本家所占有的总机构的部分；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正如在动物界中一切反对一切的战争多少是一切物种的生存条件一样。
因此，资产阶级意识一方面把工场手工业分工，把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把局部工人绝对服从资本，歌颂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劳动组织，同时又同样高声地责骂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把这些说成是侵犯资本家个人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
可能有时候自由只是资本、权力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自由。
工厂制度的热心的辩护士们在斥责社会劳动的任何一种普遍组织时，只会说这种组织将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座工厂，这一点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哲学的贫困 第二章第二节与此有关
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第二节摘录
现在让我们用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来考察一下，工厂或机器是否真是在分工之后把权威原理带入社会；工厂或机器是不是一方面恢复劳动者的权威，而另一方面又同时使劳动者从属于权威；机器是不是被分割的劳动的新的合成，是不是同劳动的分析相对立的劳动的合题。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如果我们以现代工厂中的分工为典型，把它运用于整个社会，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为了生产财富而组织得最完善的社会，毫无疑问只应当有一个起指挥作用的企业主按照预先制定的规则将工作分配给共同体的各个成员。可是，实际上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当现代工厂中的分工由企业主的权威详细规定的时候，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威可言。
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这些规则是由哪个立法者确定的吗？不是。它们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分工的这些不同形式正是这样才成为同样多的社会组织的基础。至于作坊内部的分工，它在上述一切社会形态中是很不发达的。
甚至下面一点也可以确立为普遍的规则：社会内部的分工越不受权威的支配，作坊内部的分工就越发展，越会从属于一人的权威。因此，在分工方面，作坊里的权威和社会上的权威是互成反比的。
现在我们要来看看，作业被截然划分，每个工人的劳动只是极其简单的操作，各种工作都由权威即资本来安排部署的工厂是一种什么东西。这种工厂是怎么产生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当考察一下，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我指的是尚未变成拥有机器的现代工业，但已不是中世纪的手工业或家庭工业的那种工业。我们不想讲得太详细，只想指出几个要点来说明，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
形成工场手工业的最必要的条件之一，就是由于美洲的发现和美洲贵金属的输入而促成的资本积累。
交换手段扩大的结果一方面是工资和地租跌价，另一方面是工业利润增多，这一点已毫无疑义。换句话说，土地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即封建主和人民衰落了，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则相应地上升了。
同时，绕道好望角这条航道同东印度通商后流通中商品量的增加，殖民地制度，以及海上贸易的发展等也促进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
在工场手工业的历史上还没有获得足够重视的另一个情况，就是封建主遣散了无数的侍从，其中的下层人员在未进入作坊之前变成了流浪汉。在手工作坊建立以前，15世纪和16世纪中流浪现象是极为普遍的。此外，作坊还找到了大量的农民这个强有力的支柱，数百年来，由于耕地变成了牧场以及农业进步减少了耕作所需要的人手，大批农民不断被赶出乡村而流入城市。
市场的扩大、资本的积累、各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改变、被剥夺了收入来源的大批人口的出现，这就是工场手工业形成的历史条件。把人们聚集到作坊里去的并不是蒲鲁东先生所说的那种平等者之间的友好协定。工场手工业并不发生在古老的行会内部。主持现代作坊的是商人而不是从前的行会师傅。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之间几乎到处都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生产工具和劳动者的积累与积聚，发生在作坊内部分工发展以前。工场手工业不是将劳动分解并使专业工人去适应很简单的操作，而是将许多劳动者和许多种手艺集合在一起，在一所房子里面，受一个资本的支配。
手工作坊的益处并不在于真正的分工，而是在于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费用等等。16世纪末17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几乎还不知道分工。
劳动者集合在一个作坊是分工发展的前提。无论在16世纪或是17世纪，我们部找不出这样的例子：同一手艺的各部门已经互相分离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只要把它们集合在一个场所就可以形成一个完全现成的作坊。但是只要人和工具被集合到一个场所，过去以行会形式存在过的那种分工就必然会再度出现并在作坊内部反映出来。
资本论I P417
雇佣劳动者是资本的附庸，是不自由的。我觉得这个认识很深刻。
起初，工人因为没有生产商品的物质资料，把劳动力卖给资本，现在，他个人的劳动力不卖给资本，就得不到利用。它只有在一种联系中才发挥作用，这种联系只有在它出卖以后，在资本家的工场中才存在。工场手工业工人按其自然的性质没有能力做一件独立的工作，他只能作为资本家工场的附属物进行生产活动。正象耶和华的选民的额上写着他们是耶和华的财产一样，分工在工场手工业工人的身上打上了他们是资本的财产的烙印。
资本论I P418
很担心，中国一直处于产业链的最下游会导致民族智力与文化的退化。这种担心其实逐渐在变为现实。中华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全面侵如下节节败退，毫无还手之力，新儒家之类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
独立的农民或手工业者所发挥（虽然是小规模地）的知识、判断力和意志，——他发挥这些东西，正如野蛮人把全部战争艺术当作他的个人机智来施展一样，——现在只是对整个工场说来才是必要的。生产上的智力在一个方面扩大了它的规模，正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消失了。局部工人所失去的东西，都集中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别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这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它为资本服务。所谓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第一”被滥用了，比如，领导干部(职业经理人)是第一生产力等等。
在工场手工业中，总体工人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
“无知是迷信之母，也是工业之母。思索和想象会产生错误，但是手足活动的习惯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因此，在最少用脑筋的地方，工场手工业也就最繁荣，所以，可以把工场看成一部机器，而人是机器的各个部分。”
事实上，在十八世纪中叶，某些手工工场宁愿使用半白痴来从事某些简单的、然而构成工厂秘密的操作。亚•斯密说：
“大多数人的智力，必然由他们的日常活动发展起来。终生从事少数简单操作的人……没有机会运用自己的智力……他的迟钝和无知就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斯密在描述了局部工人的愚钝以后继续说：
“他的呆板的、单调的生活自然损害了他的进取精神…… 它甚至破坏了他的身体的活力，使他除了从事他所会的那种局部工作以外，不能精力充沛地持久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因此，他在自己的专门职业中的技能是靠牺牲他的智力的、社会的和军事的德性而取得的。但是，在每一个工业的文明的社会中，这是劳动贫民即广大人民群众必然陷入的境地。”结果，鄙视这种牺牲的社会精英出现了。而他们之所以成为“精英”，只不过是因为群众被牺牲了。
记得以前有人说过，大学学费那么贵，穷人的小孩就不应该上大学，这种畜牲一样的人在马克思时代已经有了。
为了防止由于分工而造成的人民群众的完全萎缩，亚•斯密建议由国家来实行国民教育，虽然是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亚•斯密著作的法文译者和评注者热•加尔涅——他在法兰西第一帝国时自然地成了参议员——始终一贯地反对这一点。他认为，国民教育是同分工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实行国民教育会“消灭我们的整个社会制度”和社会精英。他说：
“象其他一切分工一样，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分离，随着社会〈他正确地使用了这个用语来表示资本、土地所有权和它们的国家〉的日益富裕而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确定。象其他任何分工一样，这种分工是过去进步的结果和未来进步的原因…… 政府应当反对这种分工并阻止它的自然进程吗？政府应当用一部分国家收入来试图使两类力求分开和分立的劳动混淆和混合起来吗？”
某种智力上和身体上的畸形化，甚至同整个社会的分工也是分不开的。但是，因为工场手工业时期大大加深了劳动部门的这种社会分裂，另一方面，因为它以自己特有的分工才从生命的根源上侵袭着个人，所以工场手工业时期也首先给工业病理学提供了材料和刺激力。
“一个人如果应受死刑，对他的分割就叫做处死，如果他不应受死刑，对他的分割就叫做谋杀。对劳动的分割就是对民众的谋杀。”
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或者工场手工业，最初是自发地形成的。一旦它得到一定的巩固和扩展，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形式。真正工场手工业的历史表明，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分工最初是如何根据经验，好象背着当事人获得适当的形式，但后来是如何象行会手工业那样，力图根据传统把一度找到的形式保持下来，在个别场合甚至把它保持了几百年。这种形式的变化，除了在次要事情上的变化以外，始终只是由于劳动工具的革命。现代工场手工业——在这里我不是指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或者如在大城市产生的服装工场手工业那样，找到了现成的“诗人的分散的肢体”，只需要把它们从分散状态集合起来；或者，分工的原则十分明显，只需要简单地把手工业生产（例如装订业）的各种操作分配给专门的工人。在这种情况下，用不着一个星期的经验，就能找到各种职能所必需的人手之间的比例数。【有一种天真的信念，认为资本家个人在分工方面先验地运用了有发明能力的天才。这种信念还只保存在如罗雪尔先生那样的德国教授中间，在罗雪尔看来，分工是从资本家的丘必特式的脑袋中现成地跳出来的，因此他以“各种各样的工资”来酬谢资本家。实行分工的程度取决于钱袋的大小，而不取决于天才的大小。现代庸俗经济学明明在拾罗雪尔先生的牙慧，却不见其将罗雪尔先生列入其伟大的先驱之一。真是奇怪。】
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工场手工业分工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它在当时的基础上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中发展起来，——只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即靠牺牲工人来加强资本（人们把它叫做社会财富，“国民财富”等等）自行增殖的一种特殊方法。工场手工业分工不仅只是为资本家而不是为工人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而且靠使各个工人畸形化来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它生产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这种新条件正是现代庸俗经济学的各种假设前提的出发点，由此方能“证明”资本“应当”统治劳动。(见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因此，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又是文明的、精巧的剥削手段。
资本论I P451
这段对于分析我国的产业升级与血汗工厂之间的关系很有参考价值。
如果只把机器看作使产品便宜的手段，那末使用机器的界限就在于：生产机器所费的劳动要少于使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可是对资本说来，这个界限表现得更为狭窄。由于资本支付的不是所使用的劳动，而是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因此，对资本说来，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才会使用机器。由于工作日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而且在同一国家不同的时期，或者在同一时期不同的生产部门，也是不同的；其次，由于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时降到他的劳动力价值以下，有时升到他的劳动力价值以上，因此，机器的价格和它所要代替的劳动力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可能有很大的变动，即使生产机器所必需的劳动量和机器所代替的劳动总量之间的差额保持不变。【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作用范围将和在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因为那是一个工资接近劳动创造的价值而不是仅接近劳动力价值的社会。那时不仅物质生产具有一定的计划性，而且劳动者自身的生产也具有一定的计划性。其中，物质生产的计划性并不是过去那种取消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而且通过某种机制收集、整理和公开全面的信息，来引导生产的计划性。】但是，对资本家本身来说，只有前一种差额才决定商品的生产费用，并通过竞争的强制规律对他发生影响。因此，现在英国发明的机器只能在北美使用，正象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德国发明的机器只能在荷兰使用，十八世纪法国的某些发明只能在英国使用一样。(这是因为工资水平不一样。一个地区工资水平越低，机器越难以运用。如果越不发达地区工资越低，而机器利用越多的地区越发达，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这两个地区的差别越来越大，除非这两个地区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但这样一来，不发达地区工资将提高导致更多的机器被运用，而发达地区的工资下降，将妨碍更多的机器被运用。)在一些较老的发达国家，机器本身在某些产业部门的使用，会造成其他部门的劳动过剩，以致其他部门的工资降到劳动力价值以下，从而阻碍机器的应用，并且使机器的应用在资本看来是多余的，甚至往往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的利润本来不是靠减少所使用的劳动得来的，而是靠减少有酬劳动得来的。近几年来，在英国毛纺织业的某些部门中，童工显著减少，有的地方几乎完全被排挤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工厂法规定童工必须实行两班制，一班劳动6小时，另一班劳动4小时，或每班只劳动5小时。但是父母们不愿比以前出卖全日工更便宜地出卖半日工。因此半日工就被机器所代替。在矿井禁止使用女工和童工(10岁以下的)以前，资本认为，在煤矿和其他矿井使用裸体的妇女和少女，而且往往让她们同男子混在一起的做法，是完全符合它的道德规范的，尤其是符合它的总账的。直到禁止使用女工和童工以后，资本才采用机器。美国人发明了碎石机。英国人不采用这种机器，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不幸者”(《wretch》是英国政治经济学用来称呼农业工人的术语)的劳动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有报酬的，所以对于资本家说来，机器反而会使生产变贵。(不知生产函数如何解释为何同样的生产，美国人用碎石机而英国人不用？)在英国，直到现在还有时不用马而用妇女在运河上拉纤等等，因为生产马和机器所需要的劳动是一个数学上的已知量，而维持过剩人口中的妇女所需要的劳动，却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恰恰是英国这个机器国家，比任何地方都更无耻地为了卑鄙的目的而浪费人力。
资本论I P451
把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就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这和自然的无知完全不同，后者把智力闲置起来，并没有损害它的发展能力、它的自然肥力，——这种智力的荒废甚至使英国议会最后不得不宣布，在一切受工厂法约束的工业中，受初等教育是“在生产上”使用14岁以下儿童的法定条件。工厂法关于所谓教育的条款措辞草率；由于缺少行政机构，行政机构并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要看它是服务社会的，还是只是为了统治被统治者的。这种义务教育大部分仍然徒有其名；工厂主反对这个教育法令，使用种种阴谋诡计回避这个法令；（这一切明显地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性。主要是教育此时看起来还无助于增进工厂主的利益。）
“只有立法机关应受谴责，因为它颁布了一个骗人的法令，这个法令表面上关心儿童的教育，但没有一条规定能够保证达到这个口头上的目的。它只是规定儿童每天必须有若干小时<3小时>被关在叫做学校的地方的四壁之内，规定儿童的雇主每周必须从一个以男教师或女教师身分签字的人那里得到证明书。”
在1844年的修正工厂法颁布以前，上学证明书由男教师或女教师在上面划一个十字来代替签字，并不是少见的现象，因为他们自己也不会写字。
资本论I P472
现在，计量劳动时间的，除了它的“外延量”以外，还有它的密度。现在，十小时工作日中一个较紧张的小时，同十二小时工作日中一个较松弛的1 1/5小时相比，会包含相同的或者更多的劳动，即已耗费的劳动力。因此，较紧张的一小时的产品同较松弛的1 1/5小时的产品相比，会具有相同的或者更多的价值。撇开相对剩余价值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不说，现在，例如3 1/3小时剩余劳动和6 2/3小时必要劳动，也会和从前4小时剩余劳动和8小时必要劳动一样，给资本家提供同样大的价值量。
对这种劳动强度的变化，现代经济学毫无发现。参见其最著名的生产函数论文：Cobb, C. W. and P. H. Douglas, 1928. A Theory of Produ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8 (1): 139-165.
资本论I P486~489
雇佣劳动者对资本的依赖
罚款克扣工资作为惩罚的手段果然是野蛮资本主义的一个常见现象。
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滥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自己从小就变成局部机器的一部分。这样，不仅工人自身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大大减少，而且工人终于毫无办法，只有依赖整个工厂，从而依赖资本家。在这里，象在其他各处一样，必须把社会生产过程的发展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同这个过程的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区别开来。
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侵吞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因此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由于劳动资料变成了自动机，所以它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变成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因此，当这位主人(在他的头脑中，机器和他对机器的垄断已经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同“人手”发生冲突时，他就轻蔑地对他们说：
“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在这样短的时间这样大量地得到。在生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6个月就可以教完，并且任何一个雇农都可以学会”。
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曾轻蔑地说，是帅养活将，将养活兵。所以他后来很自然地草菅人命。
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这种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并且使前面已经提到的监督劳动得到充分发展，同时使那种把工人划分为劳工和监工，划分为普通工业士兵和工业军士的现象得到充分发展。
“自动工厂的主要困难在于建立必要的纪律，以便使人们抛弃无规则的劳动习惯，使他们和大自动机的始终如一的规则性协调一致。但是，发明一个适合自动体系的需要和速度的纪律法典，并有成效地加以实行，不愧是海格立斯式的事业，而这正是阿克莱的高尚成就！甚至在这个体系已完全建立起来的今天，也几乎不可能在成年工人中间为自动体系找到有用的助手。”
资产阶级平时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这种法典只是对劳动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资本主义讽刺画，而这种调节是大规模协作和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特别是使用机器所必需的。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簿代替了。自然，一切处罚都简化成罚款和扣工资，而且工厂的莱喀古士们立法的英明，使犯法也许比守法对他们更有利。
马克思在这里的注解中，列举了不少例子。比如，迟到1小时扣9先令，而一周的平均工资从来没有超过10至12先令等等。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私营企业包括台资企业中也能轻易见到。
在这里我们只提一下进行工厂劳动的物质条件。人为的高温，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等等，都同样地损害人的一切感官，更不用说在密集的机器中间所冒的生命危险了。这些机器象四季更迭那样规则地发布自己的工业伤亡公报。社会生产资料的节约只是在工厂制度的温和适宜的气候下才成熟起来的，这种节约在资本手中却同时变成了对工人在劳动时的生活条件系统的掠夺，也就是对空间、空气、阳光以及对保护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设备系统的掠夺，至于工人的福利设施就根本谈不上了。傅立叶称工厂为“温和的监狱”难道不对吗？
资本论 I P464~466
首先，在机器上，劳动资料的运动和活动离开工人而独立了。劳动资料本身成为一种工业上的永动机，如果它不是在自己的助手——人的身上遇到一定的自然界限，即人的身体的虚弱和人的意志，它就会不停顿地进行生产。因此，劳动资料作为资本——而且作为资本，自动机在资本家身上获得了意识和意志——就具有一种欲望，力图把有反抗性但又有伸缩性的人的自然界限的反抗压到最低限度。而且，由于在机器上劳动看来很容易，由于妇女和儿童比较温顺驯服，这种反抗无疑减小了。
我们已经知道，机器的生产率同机器转移到成品上的价值组成部分的大小成反比。机器执行职能的期限越长，分担机器加进的价值的产品量就越大，机器加到单个商品上的价值部分就越小。而机器的有效寿命，显然取决于工作日的长度或每天劳动过程的长度乘以劳动过程反复进行的日数。
机器的磨损绝不象在数学上那样精确地和它的使用时间相一致。即使二者相一致，一台在7 1/2年内每天工作16小时的机器所包含的生产时间和加到总产品上的价值，和同样一台在15年内每天只工作8小时的机器所包含的生产时间和加到总产品上的价值是相等的。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机器价值的再生产要比第二种情况下快一倍，而且资本家用这台机器在7 1/2年内就可以吞下在第二种情况下15年内才能吞下的剩余劳动。
这种情况也是生产函数所没有考虑在内的。
机器的有形损耗有两种。一种是由于使用，就象铸币由于流通而磨损一样。另一种是由于不使用，就象剑入鞘不用而生锈一样。在后一种情况下，机器的磨损是由于自然作用。前一种磨损或多或少地同机器的使用成正比，后一种损耗在一定程度上同机器的使用成反比。
但是，机器除了有形损耗以外，还有所谓无形损耗。只要同样结构的机器能够更便宜地再生产出来，或者出现更好的机器同原有的机器相竞争，原有机器的交换价值就会受到损失。在这两种情况下，即使原有的机器还十分年轻和富有生命力，它的价值也不再由实际物化在其中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而由它本身的再生产或更好的机器的再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了。（能否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大，商品的价值也不是由物化在其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再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于是，商品的价值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非静态的。在历史上，铝的价值曾经高于黄金的价值，随着铝的生产工艺的改进，成本大大下降，其价值也降到黄金价值以下。而且这个定义可以用于说明钻石等稀有物品的高交换价值。可能有人没费什么力气和时间就非常运气地捡到了钻石，但他不可能一直有这种运气，也就是说，如果他要大量提供钻石，就必须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寻找钻石。事实上，如果没有任何方法能够区分人造钻石与天然钻石，那么稀有的天然钻石的价格就会下降到与人造钻石一样。——余斌评语）因此，它或多或少地贬值了。机器总价值的再生产时期越短，无形损耗的危险就越小，而工作日越长，这个再生产时期就越短。在某个生产部门最初采用机器时，那些使机器更便宜地再生产出来的新方法，那些不仅涉及机器的个别部分或装置，而且涉及机器的整个构造的改良，会接连不断地出现。因此，在机器的最初的生活期，这种延长工作日的特别动机也最强烈。
资本论I P475~477
1844年，阿什利勋爵，即现在的舍夫茨别利伯爵，在下院根据文件作了如下的发言：
“现在，在制造过程中雇用的工人的劳动，是开始实行这些操作时的三倍。毫无疑问，机器完成的工作，代替了成百万人的肌肉，但是，机器也使受它可怕的运动支配的人的劳动惊人地增加了…… 1815年，工人在12小时内来回看管两台纺40支纱的走锭精纺机，等于步行8哩。1832年，在12小时内看管两台纺同样支纱的走锭精纺机所走的距离等于20哩，并且往往还要多。1825年，一个纺纱工人在12小时内，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820次，12小时的牵伸总数是1640次。1832年，一个纺纱工人在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内，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2200次，合计是4400次；1844年，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2400次，合计是4800次；有时，需要的劳动量还要大…… 现在，我手头另有一份1842年的文件，证明劳动累进地增加，不仅是因为步行的距离加大了，而且还因为生产的商品数量增加了，而人手的数量相应地减少了；其次，还因为现在纺的往往是较次的棉花，需要较多的劳动…… 在梳棉间，劳动也大大增加了。现在，一个人要干以前由两个人分担的活…… 织布间雇用的人很多，而且多半是妇女，在这里，近年来由于机器速度的提高，劳动增加了整整10％。1838年，每周纺纱18000束，1843年达到21000束。1819年，蒸汽织机每分钟打梭60次，1842年是140次，这说明劳动大大增加了”。(现代经济学声称，资本的收益来源于假定劳动不变情况下的资本的边际产出，并由此提出为中共十六大所接受的按要素分配说。然而，资本和劳动并不是可以相互独立变化的。如果机器速度加快了，而劳动强度不跟上，那么这种加快就只会造成损失，而不会带来收益。没有劳动的增加，资本的增加是毫无效果的，从而资本的边际产出，实际上还是劳动的边际产出的一个组成部分。——余斌评语)
鉴于十二小时工作日法令支配下的劳动在1844年就已达到这样惊人的强度，因此，当时英国工厂主说在这方面不能再前进一步，说再缩短劳动时间就等于缩减生产，这似乎是有道理的。他们这种理由表面上的正确性，在他们不倦的检查官、工厂视察员莱昂纳德•霍纳当时所说的下面这段话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
“由于产量主要由机器的速度来调节，工厂主所关心的必定是设法使机器的速度快到极点，而又不违背下列条件：保护机器以免损坏得太快，保持产品的质量，使工人能够跟上机器的运转，而又不过分紧张，以致不能持久。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工厂主由于操之过急，过分地加快了运转。这样，损坏和次品使提高速度得不偿失，工厂主又不得不放慢机器的速度。因为精明能干的工厂主会找到可能达到的最高限度，（在现代经济学看来，工厂主之所以能够找到合适的限度，不是因为这种人人都会的不断失败的尝试，而是因为他们具有工人所不具有的天生的禀赋。——余斌评语）所以我得出结论，11小时的产品不可能和12小时的产品相等。同时我认为，领取计件工资的工人已经紧张到了极点，超过这个极限，他就不可能经常保持同样的劳动强度了”。
毫无疑问，当法律使资本永远不能延长工作日时，资本就力图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来补偿，并且把机器的每一改进变成加紧吮吸劳动力的手段，资本的这种趋势很快又必定达到一个转折点，使劳动时间不可避免地再一次缩短。(今天，在英国和中国的一些高收入的职位，如金融业，也有延长工作日的现象。其表现不是公司硬性规定延长工作日，而是不规定下班时间或者到了规定的下班时间，老板故意不走。看看老板没走，谁也不好意思先走；而谁也不先走，就更没人敢走，于是只好“自愿”地为老板无酬地加班。资本家的这种手法是极其巧妙和恶毒的。应当规定工人的“自愿”加班时间的限制，并且对这种“自愿”加班规定报酬，其数额应当数倍于正常的工作时间的报酬。——余斌评语)
资本论I P482
尤尔博士，这位自动工厂的品得，一方面把工厂描写成“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协作，这些工人熟练地勤勉地看管着由一个中心动力(原动机)不断推动的、进行生产的机器体系”；
另一方面，又把工厂描写成“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因此它们都受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的支配”。（既然受同一个自动发动的动力的支配，那么这种协调就只能在企业内部，而不可能通过市场。从而，科斯的企业理论是如此地幼稚，以致于得到了经济学的最高奖——诺贝尔奖。见Coase, R. H.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New Series, 4 (16), 386-405.——余斌评语）
资本论I P505
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托伦斯、西尼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一系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断言，所有排挤工人的机器，总是同时地而且必然地游离出相应的资本，去如数雇用这些被排挤的工人。
假定有一家壁纸工场，资本家雇用100个工人，每人每年30镑。因此他每年支出的可变资本总共是3000镑。现在他解雇50个工人，雇用剩下的50个工人操纵他花费1500镑买来的机器。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把厂房、煤炭等等都撇开不说。再假定每年消耗的原料仍然是3000镑。经过这样的形态变化是否“游离”出任何资本呢？按旧的生产方式，在支出总额6000镑中，一半是不变资本，一半是可变资本。现在这个总额中，4500镑是不变资本(3000镑用于原料，1500镑用于机器)，1500镑是可变资本。可变的或转化为活劳动力的资本部分，不再是总资本的一半，而只是总资本的1/4。在这里，资本并没有被游离出来，倒是被束缚在一种不再同劳动力相交换的形式中，也就是说，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现在，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这6000镑资本再也不能雇用50个以上的工人。机器每改良一次，这笔资本雇用的工人也就减少一次。如果新采用的机器的费用少于机器所排挤的劳动力和劳动工具的总额，比如说，不是1500镑而只是1000镑，那末，1000镑可变资本就被变成了不变资本，或者说，被束缚起来，而有500镑资本被游离出来。假定年工资是相同的，在解雇50个工人的情况下，这500镑资本就形成大约16个工人的就业基金，其实大大少于16个工人，因为要使500镑变成资本，就必须把其中的一部分再转化为不变资本，因而也只能把一部分转化为劳动力。
再假定制造新机器会雇用较多的机械工人，这是不是应该算作对被解雇的壁纸工人的补偿呢？在最好的情况下，制造新机器所雇用的工人也比使用新机器所排挤的工人要少。这1500镑以前只代表被解雇的壁纸工人的工资，现在在机器的形式上则代表：1、制造机器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价值；2、制造机器的机械工人的工资；3、落到他们的“雇主”手里的剩余价值。此外，机器一经制成，在它报废以前就不需要再更新。因此，要连续雇用追加的机械工人，壁纸厂主就必须一个接一个地去用机器排挤工人。
事实上，那些辩护士也并不是指用这种方式游离资本。他们指的是被游离出来的工人的生活资料。不可否认，例如在上述情况下，机器不仅游离出50个工人，从而使他们成为“可供支配的”，同时还割断了他们同价值1500镑的生活资料的联系，因而也就“游离”出这些生活资料。因此，机器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这一简单而又毫不新奇的事实，用经济学家的话一说，就成了机器替工人游离出生活资料，或机器把生活资料变成用来雇用工人的资本。可见，一切事情全看你怎么说。真是：好话能遮丑。
资本论I P523
可见，工厂工人人数的增加以投入工厂的总资本在比例上更迅速得多的增加为条件。但是，这个过程只是在工业循环的涨潮退潮中间实现。而且它还经常被技术进步所打断，这种进步有时潜在地代替工人，有时实际地排挤工人。机器生产中这种质的变化，不断地把工人逐出工厂，或者把新的补充人员的队伍拒之门外，而工厂的单纯的量的扩大则不仅把被驱逐的工人吸收进来，而且还把新的人员吸收进来。工人就这样不断被排斥又被吸引，被赶来赶去，并且被招募来的人的性别、年龄和熟练程度也不断变化。（有人非议发达国家的一些工人宁愿失业领救济，也不愿工作。可谁愿意象羊一样被赶来赶去呢？有些中国人愿意，那不过是他们对各种屈辱麻木了。——余斌评语）
资本论I P585
这段话跟我想到的一样,证明我关于相对剩余价值与绝对剩余价值的观点是正确的
从一定观点看来，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区别似乎完全是幻想的。相对剩余价值是绝对的，因为它以工作日的绝对延长超过工人本身生存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上为前提。绝对剩余价值是相对的，因为它以劳动生产率发展到能够把必要劳动时间限制为工作日的一个部分为前提。但是，如果注意一下剩余价值的运动，这种表面上的同一性就消失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确立并成为普遍的生产方式的情况下，只要涉及到剩余价值率的提高，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差别就可以感觉到了。假定劳动力按其价值支付，那末，我们就会碰到这样的抉择：如果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的正常强度已定，剩余价值率就只有通过工作日的绝对延长才能提高；另一方面，如果工作日的界限已定，剩余价值率就只有通过工作日两个组成部分即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相对量的变化才能提高，而这种变化在工资不降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的情况下，又以劳动生产率或劳动强度的变化为前提。
如果工人需要用他的全部时间来生产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那末他就没有时间来无偿地为第三者劳动。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有这种可供支配的时间，而没有这种剩余时间，就不可能有剩余劳动，从而不可能有资本家，而且也不可能有奴隶主，不可能有封建贵族，一句话，不可能有大私有者阶级。
因此，可以说剩余价值有一个自然基础，但这只是从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即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把维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劳动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别人，例如，同样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去把别人的肉当作食物。绝不应该象有时发生的情况那样，把神秘的观念同这种自然发生的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只有当人类通过劳动摆脱了最初的动物状态，从而他们的劳动本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的时候，一个人的剩余劳动成为另一个人的生存条件的关系才能出现。在文化初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其次，在这个文化初期，社会上依靠别人劳动来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数量，同直接生产者的数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这部分人也就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大起来。并且，资本关系就是在作为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作为资本关系的基础和起点的已有的劳动生产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
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例如，可以用英国同印度比较，或者在古代，用雅典、科林斯同黑海沿岸的地方比较。
但是古代埃及能兴建这些宏伟建筑，与其说是由于埃及人口众多，还不如说是由于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可供支配。个体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越少，他能提供的剩余劳动就越多；同样，工人人口中从事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部分越小，可以用在其他事情方面的部分就越大。
李嘉图从来没有考虑到剩余价值的起源。他把剩余价值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东西，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他看来是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他在谈到劳动生产率的时候，不是在其中寻找剩余价值存在的原因，而只是寻找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原因。
资本论 I P597
按照第三个规律，剩余价值量的变化是以劳动生产力的变化所引起的劳动力价值的变动为前提的。剩余价值量变化的界限是由劳动力价值的新的界限决定的。但是，即使在情况允许这个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下，也会发生各种中间的变动。例如，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劳动力价值由4先令降低到3先令，或者必要劳动时间由8小时降低到6小时，而劳动力的价格还是可以只降低到3先令8便士，3先令6便士，3先令2便士等等，因而剩余价值只提高到3先令4便士，3先令6便士，3先令10便士等等。下降以3先令为最低界限，但下降程度要取决于资本的压力同工人的反抗这二者的力量对比。
资本论 I P614
劳动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卖，无论如何必须在出卖以前就已存在。但是，工人如果能使他的劳动独立存在，他出卖的就是商品，而不是劳动。
资本论 I P619
工资的形式消灭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一切痕迹。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有酬劳动。在徭役劳动下，服徭役者为自己的劳动和为地主的强制劳动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是明显地分开的。在奴隶劳动下，连奴隶只是用来补偿他本身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的工作日部分，即他实际上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也表现为好象是为主人的劳动。他的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无酬劳动。相反地，在雇佣劳动下，甚至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也表现为有酬劳动。在奴隶劳动下，所有权关系掩盖了奴隶为自己的劳动，而在雇佣劳动下，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偿劳动。
资本论I P655~656
以徭役农民为例。比如说，他每周3天用自己的生产资料在自己的耕地上劳动，其余3天在主人的田庄服徭役。他不断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基金，而这一劳动基金对他来说，从来也没有采取第三者为换取他的劳动而预付的支付手段的形式。然而，他的无酬的强制的劳动也从来没有采取自愿的和有酬的劳动的形式。一旦地主把徭役农民的耕地、耕畜、种子，一句话，把他的生产资料都攫为己有，那末，徭役农民从此以后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地主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现在也和过去一样，每周劳动6天，3天为自己，3天为现在变为雇主的过去的地主。他现在也和过去一样，要把这些生产资料作为生产资料来消费，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现在也和过去一样，一定部分的产品仍要进入再生产。但是，既然徭役劳动采取了雇佣劳动的形式，徭役农民和过去一样所生产和再生产的劳动基金也就采取了由地主预付给徭役农民的资本的形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由于头脑狭隘不能区别表现形式和它所表现的东西，他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甚至今天，劳动基金在地球上也只是例外地表现为资本的形式。
诚然，只有从生产过程的不断更新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可变资本才会失去从资本家私人基金中预付的价值的性质。但是，这一过程总要从某地某时开始。因此，从我们上面所持的观点来看，下面的情况是可能的：资本家曾经一度依靠某种与别人的无酬劳动无关的原始积累而成为货币所有者，因而能够作为劳动力的购买者进入市场。然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还会引起其他一些特殊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影响资本的可变部分，而且影响整个资本。
如果1000镑资本周期地（例如每年）创造剩余价值200镑，而这些剩余价值每年又都被消费掉，那就很清楚，同一过程重复五年以后，所消费的剩余价值量＝5×200，也就是等于原预付资本价值1000镑。如果年剩余价值只是部分地被消费掉，例如只消费掉一半，那末，在生产过程重复十年以后，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因为10×100＝1000。总之，预付资本价值除以每年所消费的剩余价值，就可以求出，经过若干年或者说经过若干个再生产期间，原预付资本就会被资本家消费掉，因而消失了。资本家认为，他所消费的是别人无酬劳动的产品即剩余价值，而保存了原资本价值，但这种看法绝对不能改变事实。经过若干年以后，资本家占有的资本价值就等于他在这若干年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剩余价值额，而他所消费的价值额就等于原有资本价值。诚然，他手中握有一笔数量没有改变的资本，而且其中一部分如厂房、机器等等，在他开始经营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但是，这里问题在于资本的价值，而不在于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如果某人借了等于自己全部财产的价值的债务而把全部财产耗尽，那末他的全部财产正好只代表他的全部债务。同样，如果资本家把自己预付资本的等价物消费掉，那末这些资本的价值不过只代表他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总额。他的原有资本的任何一个价值原子都不复存在了。（所谓国有企业的资产，是否也只是对工人的欠债而已呢？若如此，卖掉国有企业的所得应当全部用来偿付工人。这里表明，国有企业的工人虽然只是全部国民中的极小的一部分，在理论上可以具有对企业的控制权。——余斌）（在劳动者个人拥有充足的个人生产资料，并且在没有政府控制的情况下，只是简单商品生产，不存在剥削，我认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个人所有制。从资本论第一卷整本书都能推出这个结论。在斯大林式的公有制下，雇佣劳动者未占有自己使用的生产资料，因此而受到政府剥削，应该是国家资本主义形态。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被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剥削；在斯大林体制下，工人被以全民所有为名义的政府官员所剥削，剩余价值归国家所有。实际的情况来看,中国雇用劳动者目前的受剥削程度要远远高于欧美国家，这从工资占GDP的比例就可以看得出来。因此,中国目前是百分之百的野蛮资本主义社会。——yuweiyuwei）
因此，撇开一切积累不说，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以后，必然会使任何资本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即使资本在进入生产过程的时候是资本使用者本人挣得的财产，它迟早也要成为不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价值，成为别人无酬劳动的货币形式或其他形式的化身。
资本论I P660
只要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不是孤立的商品生产过程，而是在社会范围内不断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那情况就不同了。当资本家把自己一部分资本变成劳动力时，他就由此增殖了自己的总资本。他一举两得。他不仅从他由工人那里取得的东西中，而且从他给工人的东西中获取利益。用来交换劳动力的资本转化为生活资料，这种生活资料的消费是为了再生产现有工人的肌肉、神经、骨骼、脑髓和生出新的工人。因此，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绝对必需的限度内，只是把资本用来交换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再转化为可供资本重新剥削的劳动力。这种消费是资本家最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即工人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可见，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都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正象擦洗机器，不论在劳动过程中或劳动过程的一定间歇进行，总是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一样。虽然工人实现自己的个人消费是为自己而不是为资本家，但事情并不因此有任何变化。役畜的消费并不因为役畜自己享受食物而不成为生产过程的必要的要素。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资本家可以放心地让工人维持自己和繁殖后代的本能去实现这个条件。他所操心的只是把工人的个人消费尽量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这种做法同南美洲那种强迫工人吃营养较多的食物，不吃营养较少的食物的粗暴行为，真有天壤之别。(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工人不愿“为资本家”生育的原因。)(中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除了计划生育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无法维持人口再生产。)
资本论I P662~664
人力资本的概念其实也是把人作为资本的附着物，而是把人作为人本身。
因此，资本家及其思想家即政治经济学家(现代庸俗经济学家)认为，只有使工人阶级永久化所必需的，也就是为了使资本能消费劳动力所实际必要的那部分工人个人消费，才是生产消费。除此以外，工人为了自己享受而消费的一切都是非生产消费。假使资本积累引起工资的提高，从而使工人的消费资料增加，但资本并没有消费更多的劳动力，那末追加资本就会非生产地消费掉。【“如果劳动价格大大提高，以致增加资本也无法使用更多的劳动，那我就要说，这样增加的资本就会非生产地消费掉。”（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63页）】实际上，工人的个人消费对他自己来说是非生产的，因为这种消费仅仅是再生产贫困的个人；而对资本家和国家来说是生产的，因为它生产了创造别人财富的力量。
因此，从社会角度来看，工人阶级，即使在直接劳动过程以外，也同死的劳动工具一样是资本的附属物。甚至工人的个人消费，在一定限度内，也不过是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不过，这个过程关心的是，在它不断使工人的劳动产品从工人这一极移到资本那一极时，不让这种有自我意识的生产工具跑掉。工人的个人消费一方面保证他们维持自己和再生产自己，另一方面通过生活资料的耗费来保证他们不断重新出现在劳动市场上。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这大概才是资本主义的“看不见的手”的本意。工人逃不脱资本家的“看不见的手掌心”。)他这种独立的假象是由雇主的经常更换以及契约的法律虚构来保持的。
从前，资本在它认为必要的时候，就通过强制的法律来实现对自由工人的所有权。例如在1815年以前，英国曾以严厉的刑罚来禁止机器工人向国外迁移。(当人们非议国有单位用卡住档案不放的方法来限制人才流动时，并没有注意到，资本家也有种种方法来限制人身自由。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某位老师介绍，广东东莞的资本家为了限制熟练工人流往工资较高的深圳，便收买打工仔老家的地方官员，一旦熟练工离开东莞的工厂，地方官员就派人拆毁打工仔在老家的住房。)
资本论I P664
东北大批的重工业熟练工人与工程师的下岗，意味着中国在未来短期内难以恢复更谈不上基础工业的发展。基础工业的落后就意味着彻底的落后，中国彻底地翻不了身。
这个波特尔接着谈到，棉纺织业是如何有用，如何“无疑地吸收了爱尔兰和英国农业区的多余人口”，它的规模是如何的大，如何在1860年占英国输出总额的5/13，它如何经过几年后，会由于市场特别是印度市场的扩大，并由于“按每磅6便士输入足够数量的棉花”而再行扩展。他继续说：
“时间（一年两年或许是三年）会生产出必要的数量…… 于是我要提出一个问题：这种工业值得维持吗？这种机器〈指活的劳动机器〉值得费力去维护吗？想抛弃这种机器不是最大的愚蠢吗？我认为是这样。我承认，工人不是财产，不是郎卡郡和雇主们的财产，然而他们是二者的力量；他们是有智慧的和受过训练的力量，不是在一代之内就能替换的；相反地，其他机器即工人进行操作的机器，很大一部分可以在12个月内加以替换和改良而获得利益。如果鼓励或允许〈！〉劳动力迁往国外，那资本家怎么办呢？”
这种发自内心的叫喊使人想起了宫廷侍卫长卡尔勃。
“…… 抛掉工人的精华，固定资本就会大大贬值，流动资本就会经不起同劣等劳动供应不足的斗争…… 有人对我们说，工人自己希望迁往国外。工人要这样做，那是很自然的…… 抛掉棉纺织业的劳动力，把支付给他们的工资比如降低1/3，或5百万，使棉纺织业生产缩减，这样一来，工人上面的一个阶级即小店主怎么办呢？地租及小屋租金怎么办呢？……小租地农场主、比较优裕的房主和土地所有者怎么办呢？输出国家最优秀的工厂工人，降低它的那部分生产效率最高的资本和财富的价值，以使这个国家贫弱，请问，对国内一切阶级说来，还有什么计划会比这种计划更具有自杀性呢？”“我建议两三年内分批发行5—6百万公债；这笔钱由棉纺织工业区济贫所所属的特别委员掌管，依照特别法律的规定来使用，并实行一定的强制劳动来保持受救济者的道德标准…… 放弃自己最优秀的工人，并且由于实行大规模的造成国内空虚的移民，以及把全区的资本和价值弄得一干二净，而使剩下的工人道德败坏，意志消沉，对土地所有者或雇主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坏的事情吗？”
波特尔这位棉纺织厂主选中的喉舌，把“机器”分为两类，这两类都属于资本家。一类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另一类在夜间和星期日住在厂外的小屋中。一类是死机器，另一类是活机器。死机器不仅逐日损坏和贬值，而且由于技术不断进步，它的现有数量中的大部分也变得陈旧了，以致在几个月之内可以用新机器来替换而获得利益。活机器则相反，它延续的时间越久，历代的技能积累得越多，就越好。
资本论I P670
注释a：这里我们把出口贸易撇开不说。一个国家借助出口贸易可以使奢侈品转化为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或者相反。为了在纯粹的状态下对我们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避免次要情况的干扰，我们在这里必须把整个贸易世界看作一个国家，并且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到处确立并占据了一切产业部门。
资本论I P671~674
原有资本是由预付10000镑而形成的。它的所有者是从哪里得到它的呢？它是通过所有者本人的劳动和他的祖先的劳动得到的！——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一致这样回答我们，而他们的这种假定好象真的是唯一符合商品生产的规律的。
2000镑追加资本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它的产生过程我们是一清二楚的。这是资本化了的剩余价值。它一开始就没有一个价值原子不是由别人的无酬劳动产生的。合并追加劳动力的生产资料，以及维持这种劳动力的生活资料，都不外是剩余产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即资本家阶级每年从工人阶级那里夺取的贡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资本家阶级用贡品的一部分来购买追加劳动力，甚至以十足的价格来购买，就是说，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那还是征服者的老把戏，用从被征服者那里掠夺来的货币去购买被征服者的商品。
如果追加资本所雇用的就是把它生产出来的人，那末后者首先必须继续使原有资本增殖，其次要对自己过去劳动的产品用比它所费劳动更多的劳动买回来。如果我们把这看作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交易，那末，即使用从前雇用的工人的无酬劳动来雇用追加的工人，问题的实质也不会有丝毫改变。资本家也许还把追加资本转化为机器，而机器又把这种追加资本的生产者抛向街头，用几个儿童来代替他们。不管怎样，工人阶级总是用他们这一年的剩余劳动创造了下一年雇用追加劳动的资本。这就是所谓“资本生资本”。
第一个追加资本2000镑的积累的前提，是资本家所预付的、由于他的“最初劳动”而属于他的10000镑价值额。而第二个追加资本400镑的前提，只能是第一个追加资本2000镑的预先积累，400镑就是这2000镑的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现在，对过去无酬劳动的所有权，成为现今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占有活的无酬劳动的唯一条件。资本家已经积累的越多，就越能更多地积累。
既然构成第一个追加资本的剩余价值，是用一部分原资本购买劳动力的结果，而这种购买完全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从法律上看来，这种购买的前提不外是工人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能力，而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自由地支配属于他的价值；既然第二个追加资本等等不过是第一个追加资本的结果，因而是前一种关系的结果；既然每一次交易都始终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资本家总是购买劳动力，工人总是出卖劳动力，甚至还可以假定这种交易是按劳动力的实际价值进行的；那末很明显，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表现为最初行为的等价物交换，已经变得仅仅在表面上是交换，因为，第一，用来交换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本身只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劳动产品的一部分；第二，这部分资本不仅必须由它的生产者即工人来补偿，而且在补偿时还要加上新的剩余额。这样一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仅仅成为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成为一种与内容本身无关的并只能使它神秘化的形式。劳动力的不断买卖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的已经物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别人的活劳动。最初，在我们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至少我们应当承认这样的假定，因为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占有别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又只能是由劳动创造的。现在，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或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
资本论I P675
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它能提供劳动，从而能创造价值，但这并不触犯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所以，如果说预付在工资上的价值额不仅仅在产品中简单地再现出来，而且还增加了一个剩余价值，那末，这也并不是由于卖者被欺诈，——他已获得了自己商品的价值，——而只是由于买者消费了这种商品。
交换规律只要求彼此出让的商品的交换价值相等。（但是，如果拥有白菜的人不愿意按相等的交换价值交换我所拥有的萝卜，我可以自己去种白菜，并参与白菜的竞争。但资本家不会参与劳动力的竞争，而工人也无法提供资本。这种交换规律与前一种相比，其实质是不自由的，至少对工人而言是被迫的。）这一规律甚至从来就要求商品的使用价值各不相同，并且同它们的消费毫无关系，因为消费只是在买卖结束和完成以后才开始的。
资本论I P677~678
在商品生产中，互相对立的仅仅是彼此独立的卖者和买者。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随着他们所签订的契约期满而告结束。要是交易重复进行，那是由于订了新的契约，这同以前的契约完全无关，在这里同一买者和同一卖者再次碰在一起只是偶然的事情。
因此，如果要把商品生产或属于商品生产的过程按其本身的经济规律来加以判断，我们就必须把每个交换行为就其本身来加以考察，撇开它与以前和以后的交换行为的一切联系。由于买卖只是在个别人之间进行，所以不可能在这里找到整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
现在执行职能的资本，不管它经过的周期的再生产和先行积累的系列多么长，总是保持着它本来的处女性。尽管每一个单独考察的交换行为仍遵循交换规律，但占有方式却会发生根本的变革，而这丝毫不触犯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所有权。同一所有权，在 产品归生产者所有，生产者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只能靠自己劳动致富的初期，是有效的；在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成为那些能不断地重新占有别人无酬劳动的人的财产的资本主义时期，也是有效的。
一旦劳动力由工人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这种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一个产品才一开始就是为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它就不该发展。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
资本论I P680
资本家为自己消费而用一部分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对他不能起生产资料和价值增殖手段的作用，同样，他为满足自己的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而购买的劳动，也不起生产劳动的作用。（仆役阶级对资本家个人的“服务”不作为生产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家没有通过购买这种商品和劳动，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相反地，把它作为收入消费掉或花费掉了。旧贵族的思想，如黑格尔正确地指出的，主张“消费现存的东西”，特别是讲究个人侍奉的豪华，以示阔绰，与此相反，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看来，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是，宣布积累资本是每个公民的首要义务，并谆谆告诫人们，如果把全部收入吃光用尽，而不把其中相当的一部分用来雇用追加的生产工人，让他们带来的东西超过他们耗费的东西，那就不能积累。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经济学又不得不同一般人的偏见作斗争，这种偏见把资本主义生产和货币贮藏混为一谈，以为积累财富就是使财富现有的实物形式免遭破坏，也就是不被消费掉，或者说，把财富从流通中救出来。其实，把货币贮藏起来不加入流通，同把货币作为资本而增殖，恰恰是相反的两回事，从货币贮藏的意义上进行商品积累，是十足的愚蠢行为。大量商品的积累是流通停滞或生产过剩的结果。诚然，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是把下面这两种现象混在一起了：一方面是富人消费基金中积累的供慢慢消费的财物，另一方面是一切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储备。
资本论I P685~688
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才有象聪明的利希诺夫斯基所说的“没有任何日期”的历史存在权。也只有这样，他本身的暂时必然性才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必然性中。但既然这样，他的动机，也就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了。他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资本家只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受到尊敬。作为这样一种人，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但是，在货币贮藏者那里，这表现为个人的狂热，在资本家那里，这却表现为社会机构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构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此外，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 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
所以，就资本家的一切行动只是通过他才具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的职能而论，他的私人消费，对他来说也就成了对他的资本积累的掠夺，就象在意大利式簿记中把资本家的私人开支记在资本的借方一样。积累是对社会财富世界的征服。它在扩大被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数量的同时，也扩大了资本家直接和间接的统治。
资本论I P685~686
从欧洲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对比一下当下的中国。
艾金医生在1795年发表的一部著作中说：
“曼彻斯特的工业可分为四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工厂主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辛勤劳动。”
他们特别是靠盘剥那些把子女送来当学徒的父母而大发横财，那些父母付给他们高额学费，而这些学徒却忍饥挨饿。另一方面，当时平均利润很低，要积累就得大大节俭。他们过着象货币贮藏者一样的生活，甚至连资本的利息也不肯消费。
“在第二个时期，他们开始赚到了少量的财产，但还象过去那样辛勤地劳动”，——因为象一切奴隶监督者都知道的那样，对劳动的直接剥削是要花费劳动的，——“并且过着和过去一样的俭朴生活…… 在第三个时期，奢侈开始了，各企业通过派骑马的人〈骑马的推销员〉到王国各商业城市去兜揽生意而扩大了经营。在1690年以前，在工业中能赚到3000—4000镑资本的人可能为数极少，甚至根本没有。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或者在稍后的时期，工业家已经积累了货币，开始建造石头房子来代替木棚或土房…… 但在十八世纪最初几十年，如果一个曼彻斯特的工厂主以一品脱外国葡萄酒款待自己的客人，那就会遭到所有邻居的议论和非难。”
在机器生产出现以前，工厂主们晚上在酒店聚会时花的费用从来不会超过6便士一杯果汁酒和1便士一包烟。直到1758年，才出现了划时代的事情，人们第一次看到“一个实际从事营业的人坐上自己的马车！”“第四个时期”，即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多年，“是穷奢极欲，大肆挥霍的时期，这是靠扩大营业来维持的
资本论I P671
在极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不仅都有简单再生产，而且都有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虽然程度不同。生产和消费会累进地增加，因此，转化为生产资料的产品也会累进地增加。但是，只要工人的生产资料，从而他的产品和生活资料，还没有以资本形式同他相对立，这个过程就不会表现为资本积累，因而也不会表现为资本家的职能。
资本论I P692~693
当下，廉价的中国苦力使得发达国家中产阶级人数与比例大为下降，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开始拉大。欧美国家工人与中产阶级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但是，假如工人能靠空气过活，那用任何价格也不能购买他们了。因此，工人不费分文是一个数学意义上的极限：虽然可以逐渐接近，但永远无法达到。资本的不断趋势是使工人降到这种不费分文的地步。我常引用的一个十八世纪著作家、《论手工业和商业》的声称，英国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把英国的工资降低到法国和荷兰的水平，他不过是泄露了英国资本灵魂深处的秘密。【《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44页。1866年12月和1867年1月的《泰晤士报》也类似地表达了英国矿山所有者的心情，文中描绘了比利时矿工的幸福生活，他们只是要求和得到为他们的“主人”而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东西。比利时工人备受熬煎，但是《泰晤士报》却把他们描写成模范工人！1867年2月初，比利时的矿工（在马尔希延）用罢工作了回答，这次罢工是用火药和枪弹镇压下去的。(厦门的一个私营老板曾“称赞”说，从江西老工业区来的打工仔，“继承”了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因为，福建当地人是很少会在她那又污染又低工资的工厂一直打工下去的。)】例如，他天真地说：
“如果我们的穷人〈称呼工人的术语〉想过奢侈的生活……他们的劳动就必然昂贵…… 我们只要想想那些工场手工业工人消费多得惊人的奢侈品就够了，例如白兰地酒、杜松子酒、茶叶、砂糖、外国水果、烈性啤酒、印花亚麻布、鼻烟和香烟等等。”
他还引用了北安普顿郡的一个工厂主的文章，这位工厂主仰天悲鸣：
“劳动在法国要比在英国整整便宜三分之一，因为法国的穷人劳动繁重，但衣食简单，他们的主要食物是面包、水果、青菜、根菜和干鱼；他们很少吃肉，小麦昂贵时，面包也吃得很少”。这篇文章的接着说道：“而且他们喝的只是白水或清淡饮料。因此他们实际上花的钱极少…… 这种状况当然很难达到，但并不是不能达到的，法国和荷兰已经存在这种状况，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70、71页。第3版注：由于此后出现了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我们现在大大地迈进了一步。议员斯特普耳顿向他的选举人说：“如果中国成了一个大工业国，那末欧洲的劳动人口除非把生活水平降低到他们的竞争者的水平，否则，我就不知道他们怎样才能坚持竞争。”(1873年9月3日《泰晤士报》)———现在英国资本渴望达到的目标已经不再是大陆的工资，而是中国的工资了。】
资本论I P697
看看当年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与原始积累，其理论来源应该是在这里吧！
目前，直接掠夺工人必要的消费基金对于剩余价值的形成，从而对于资本的积累基金的形成究竟起怎样的作用，已经由所谓家庭劳动（参看第十三章第八节d）的例子说明了。在本篇中我们还要举出更多的事实。
虽然在一切工业部门里，由劳动资料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必须足够供一定数量（这由企业规模决定）的工人使用，但是它完全不必总是同所使用的劳动量按同一比例增加。(这正是“Cobb, C. W. and P. H. Douglas, 1928. A Theory of Produ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8 (1): 139-165”一文中实证分析的统计学本义，但却被他们予以了歪曲，成就了现代经济学中著名的生产函数。)假定某一工厂有100个工人，每人劳动8小时，共800个劳动小时。如果资本家想使这个劳动小时数增加一半，他可以再雇用50个工人，但这 样一来，他不仅要在工资上预付新的资本，而且要在劳动资料上预付新的资本。不过他也可以使原有的100个工人不是劳动8小时而是劳动12小时，这样，现有的劳动资料就足够使用了，只是损耗得快一些罢了。可见，由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而获得的追加劳动，没有不变资本部分的相应增加，也可以增加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即积累的实体。
在采掘工业中，例如在采矿业中，原料不是预付资本的组成部分。这里的劳动对象不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而是由自然无偿赠予的。如金属矿石、矿物、煤炭，石头等等。这里的不变资本几乎完全由劳动资料组成，它们能很容易地容纳增加了的劳动量（如工人日夜换班）。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产品的数量和价值同所使用的劳动成正比地增加。在这里，正象生产的第一天一样，形成产品的原始要素，从而也就是形成资本物质成分的要素，即人和自然，是同时起作用的。由于劳动力具有伸缩性，即使不预先增加不变资本，积累的领域也能扩大。
在农业中，不预付追加的种子和肥料，就不可能扩大耕地。但是，一旦预付了追加的种子和肥料，那末，即使对土地进行纯粹机械性的耕作，也会对产量的提高发生奇迹般的作用。只要原有数量的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量，不必预付新的劳动资料，也可以提高肥力。这又是人对自然的直接作用，这种作用无需新资本的介入，也会成为扩大积累的直接源泉。(既然无需新资本的介入，就可以在数学处理上，假定资本不变而求产出对劳动的偏导数，即劳动的边际产出有其现实的含义。但没有新劳动的介入，资本的增加毫无意义，从而资本的边际产出并无现实的含义。——余斌评语)
资本积累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
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体现一定量价值从而一定量剩余价值的产品量也会提高。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甚至下降，但其下降比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缓慢的情况下，剩余产品量也会增加。因此，在剩余产品分为收入和追加资本的比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家的消费可以增加，而积累基金并不减少。积累基金的相对量甚至可以靠牺牲消费基金而增加，而同时由于商品变得便宜，资本家享用的消费仍和过去相等甚至比过去还多。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工人之变得便宜，从而剩余价值率的增加，是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携手并进的，即使在实际工资提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实际工资从来不会和劳动生产率按同一比例增加。这样，同一可变资本价值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力，从而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同一不变资本价值可以体现在更多的生产资料上，即体现在更多的劳动资料、劳动材料和辅助材料上，从而会提供更多的形成产品和价值的要素，或者说，提供更多的吸收劳动的要素。因此，在追加资本的价值不变甚至降低的情况下，积累仍然可以加快。不仅再生产的规模在物质上扩大了，而且剩余价值的生产也比追加资本的价值增长得更快。
资本论I P702
因为过去劳动总是装扮成资本，也就是说，A、B、C等人的劳动的被人所有总是装扮成非劳动者X的自己所有，所以资产者和政治经济学家们对过去劳动的功绩赞扬备至；苏格兰的天才麦克库洛赫甚至认为，过去劳动应当得到特殊的报酬（利息、利润等等）。【在西尼耳取得“节欲的报酬”的专利权以前，麦克库洛赫早就取得了“过去劳动的报酬”的专利权。】于是，那种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参与活劳动过程的过去劳动所取得的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就被归功于这种劳动的同工人本身相异化的形态，即它的资本的形态，虽然这种劳动是工人的过去的和无酬的劳动。就象奴隶主不能把劳动者本身和他的奴隶身分分开来考虑一样，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当事人及其胡说八道的思想家不能把生产资料和它们今天所具有的对抗性的社会化装分开来考虑。
资本论I P704
马克思对效用理论的批判
注释（63）：耶利米•边沁纯粹是一种英国的现象。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里，都不曾有一个哲学家，就连我们的哲学家克利斯提安•沃尔弗也算在内，曾如此洋洋得意地谈论这些庸俗不堪的东西。效用原则并不是边沁的发明。他不过把爱尔维修和十八世纪其他法国人的才气横溢的言论枯燥无味地重复一下而已。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但是边沁不管这些。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理性的人。）凡是对这种标准的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用的。他还用这种尺度来评价过去、现在和将来。（现代经济学则进一步地拿它来定义价值。）例如基督教是“有用的”，因为它对刑法从法律方面所宣判的罪行，从宗教方面严加禁止。艺术批评是“有害的”，因为它妨碍贵人们去欣赏马丁•塔波尔的作品，如此等等。这位勇敢的人的座右铭是“没有一天不动笔”，他就用这些废话写出了堆积如山的书。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样的勇气，我就要把耶利米先生称为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
资本论I P706
边沁本人和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等人都利用这一教条以达到辩护的目的，特别是为了把资本的一部分，即可变资本或可转化为劳动力的资本，说成是一个固定的量。可变资本的物质存在，即它所代表的工人生活资料的量或所谓劳动基金，被虚构为社会财富中受自然锁链束缚的而且不能突破的特殊部分。为了推动作为固定资本，或从物质方面说，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那一部分社会财富，必需有一定量的活劳动。这个量是由工艺学所确定的。但是，推动这一劳动量所需要的工人人数是没有一定的，因为这个数目随着单个劳动力的剥削程度而变化，这个劳动力的价格也是没有一定的，所知道的只是它的具有很大伸缩性的最低界限。这一教条根据的事实是：一方面，工人对社会财富分为非劳动者的消费和生产资料这一点无权过问。另一方面，工人只有在幸运的例外情况下才有可能靠牺牲富人的“收入”来扩大所谓“劳动基金”。【注释（65）：约•斯•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第2篇第1章第3节]中说：“现在劳动产品的分配是同劳动成反比的：产品的最大部分属于从来不劳动的人，次大部分属于几乎只是名义上劳动的人，而且劳动越艰苦和越不愉快，报酬就越少，最后，从事最劳累、最费力的体力劳动的人甚至连得到生活必需品都没有保证”。为了避免误解，我说明一下，约•斯•穆勒之流由于他们的陈旧的经济学教条和他们的现代倾向发生矛盾，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是，如果把他们和庸俗经济学的一帮辩护士混为一谈，也是很不公平的。】
这就是说，我们先算出实际付给的个人工资的总额，然后我们就可以断言，这样加起来的结果就是上帝和自然强行规定的“劳动基金”的价值总额。最后，我们把用这种办法得出的总额除以工人人数，就可以又发现平均每个工人能得到多少。这是一个非常狡猾的手法。它并不妨碍福塞特先生一口气说出：
“英国每年所积累的总财富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来维持英国本身的工业。另一部分则输往国外…… 用在本国工业上的那一部分占这个国家每年积累的财富的不大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从英国工人那里不付等价物而窃取的、逐年都在增长的剩余产品的一大部分，不是在英国而是在其他国家资本化的。但是同追加资本一起输出的，还有上帝和边沁所发明的“劳动基金”的一部分。
资本论的序言写得实在是太好了，我实在不好意思做摘录了
第一版序言
现在我把这部著作的第一卷交给读者。这部著作是我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初篇和续篇相隔很久，是由于多年的疾病一再中断了我的工作。
前书的内容已经概述在这一卷的第一章中。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联贯和完整，叙述方式也改进了。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前书只是略略提到的许多论点，这里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相反地，前书已经详细阐述的论点，这里只略略提到。关于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的历史的部分，现在自然完全删去了。但是前书的读者可以在本书第一章的注释中，找到有关这两种理论的历史的新材料。
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1）以货币形式为其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
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象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
因此，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当然，我指的是那些想学到一些新东西、因而愿意自己思考的读者。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撇开这点不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很贫乏的。然而它还是把帷幕稍稍揭开，使我们刚刚能够窥见幕内美杜
莎的头。如果我国各邦政府和议会象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况，如果这些委员会象英国那样，有全权去揭发真
相，如果为此能够找到象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报告的英国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和营养条件
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那末，我国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
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
决不要在这上面欺骗自己。正象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不管有没有较高尚的动机，也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因此，我在本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例如，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在今天，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轻的罪。但在这方面，进步仍然是无可怀疑的。以最近几星期内发表的蓝皮书《关于工业和工联问题同女王陛下驻外公使馆的通讯》为例。英国女王驻外使节在那里坦率地说，在德国，在法国，一句话，在欧洲大陆的一切文明国家，现有的劳资关系的变革同英国一样明显，一样不可避免。同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副总统威德先生也在公众集会上说：在奴隶制废除后，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会提到日程上来！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这并不是说明天就会出现奇迹。但这表明，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已经透露出一种模糊的感觉：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
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卡尔•马克思
1867年7月25日于伦敦
——————————
（1）这样做之所以更加必要，是因为甚至斐•拉萨尔著作中反对舒尔采－德里奇的部分，即他声称已经提出我对那些问题的阐述的“思想精髓”的部分，也包含着严重的误解。顺便说一下，斐•拉萨尔经济著作中所有一般的理论原理，如关于资本的历史性质、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等等，几乎是逐字地——甚至包括我创造的术语——从我的作品中抄去的，而且没有说明出处，这样做显然是出于宣传上的考虑。我当然不是说他在细节上的论述和实际上的应用，这同我没有关系。
——————————
第二版跋
我首先应当向第一版的读者指出第二版中所作的修改。很明显的是，篇目更加分明了。各处新加的注，都标明是第二版注。就正文说，最重要的有下列各点：
第一章第一节更加科学而严密地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价值，而且明确地突出了在第一版中只是略略提到的价值实体和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之间的联系。第一章第三节（价值形式）全部改写了，第一版的双重叙述就要求这样做。——顺便指出，这种双重叙述是我的朋友，汉诺威的路•库格曼医生建议的。1867年春，初校样由汉堡寄来时，我正好访问他。他劝我说，大多数读者需要有一个关于价值形式的更带讲义性的补充说明。——第一章最后一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大部分修改了。第三章第一节（价值尺度）作了详细的修改，因为在第一版中，考虑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已有的说明，这一节是写得不够细致的。第七章，特别是这一章的第二节，作了很大的修改。
原文中局部的、往往只是修辞上的修改，用不着一一列举出来。这些修改全书各处都有。但是，现在我校阅要在巴黎出版的法译本时，发现德文原本某些部分需要更彻底地修改，某些部分需要更好地修辞或更仔细地消除一些偶然的疏忽。可是我没有时间这样做，因为只是在1871年秋，正当我忙于其他迫切的工作的时候，我才接到通知说，书已经卖完了，而第二版在1872年1月就要付印。
《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一个在经济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维也纳的工厂主迈尔先生，在普法战争期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说得很对：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
在德国，直到现在，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古斯达夫•冯•居利希在他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中，特别是在1830年出版的该书的前两卷中，已经大体上谈到了妨碍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因而也妨碍我国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建立的历史条件。可见，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缺乏生存的基础。它作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他们不能把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完全压制下去，他们不安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这种材料是从所谓官房学——各种知识的杂拌，满怀希望的①德国官僚候补者必须通过的炼狱之火——抄袭来的。
从1848年起，资本主义生产在德国迅速地发展起来，现在正是它的欺诈盛行的时期。但是我们的专家还是命运不好。当他们能够公正无私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在德国的现实中没有现代的经济关系。而当这种关系出现时，他们所处的境况已经不再容许他们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进行公正无私的研究了。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
拿英国来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还在李嘉图活着的时候，就有一个和他对立的人西斯蒙第批判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了。
随后一个时期，从1820年到1830年，在英国，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活动极为活跃。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的时期。这是一场出色的比赛。当时的情况，欧洲大陆知道得很少，因为论战大部分是分散在杂志论文、关于时事问题的著作和抨击性小册子上。这一论战的公正无私的性质——虽然李嘉图的理论也例外地被用作攻击资产阶级经济的武器——可由当时的情况来说明。一方面，大工业刚刚脱离幼年时期；大工业只是从1825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就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斗争被推到后面：在政治方面是由于纠合在神圣同盟周围的政府和封建主同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大众之间发生了纠纷；在经济方面是由于工业资本和贵族土地所有权之间发生了纷争。这种纷争在法国是隐藏在小块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对立后面，在英国则在谷物法颁布后公开爆发出来。这个时期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使人想起魁奈医生逝世后法国经济学的狂飙时期，但这只是象晚秋晴日使人想起春天一样。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
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甚至以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为首的反谷物法同盟抛出的强迫人接受的小册子，由于对地主贵族展开了论战，即使没有科学的意义，毕竟也有历史的意义。但是从罗伯特•皮尔爵士执政以来，这最后一根刺也被自由贸易的立法从庸俗经济学那里拔掉了。
1848年大陆的革命也在英国产生了反应。那些还要求有科学地位、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于是，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代表的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产生了。这宣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关于这一点，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尼•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中已作了出色的说明。
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在法英两国通过历史斗争而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在德国成熟起来，同时，德国无产阶级比德国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已经有了更明确的阶级意识。因此，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看来在德国有可能产生的时候，它又成为不可能了。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精明的、贪利的实践家，他们聚集在庸俗经济学辩护论的最浅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师夏的旗帜下。另一派是以经济学教授资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约•斯•穆勒，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德国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时期，也同在它的古典时期一样，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
所以，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德国资产阶级的博学的和不学无术的代言人，最初企图象他们在对付我以前的著作时曾经得逞那样，用沉默置《资本论》于死地。当这种策略已经不再适合时势的时候，他们就借口批评我的书，开了一些单方来“镇静资产阶级的意识”，但是他们在工人报刊上（例如约瑟夫•狄慈根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文章）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至今还没有对这些对手作出答复。
1872年春，彼得堡出版了《资本论》的优秀的俄译本。初版三千册现在几乎已售卖一空。1871年，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先生在他的《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一书中就已经证明，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使西欧读者在阅读他的这本出色的著作时感到惊异的，是纯理论观点的始终一贯。
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
例如，巴黎的《实证论者评论》一方面责备我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责备我——你们猜猜看！——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孔德主义的吗？）。关于形而上学的责备，季别尔教授指出：
“就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其优点和缺点是一切最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家所共有的。”
莫•布洛克先生在《德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摘自1872年7月和8月《经济学家杂志》）一文中，指出我的方法是分析的方法，他说：
“马克思先生通过这部著作而成为一个最出色的具有分析能力的思想家”。
德国的评论家当然大叫什么黑格尔的诡辩。彼得堡的《欧洲通报》在专谈《资本论》的方法一文（1872年5月号第427—436页）中，认为我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写道：
“如果从外表的叙述形式来判断，那末最初看来，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且是德国的即坏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实际上，在经济学的批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辈都无法比拟的现实主义者…… 决不能把他称为唯心主义者。”
我回答这位先生的最好的办法，是从他自己的批评中摘出几段话来，这几段话也会使某些不懂俄文原文的读者感到兴趣。
这位先生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柏林版第4—7页，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中摘引一段话后说：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种规律。在他看来，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他一发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种从属作用，那末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把两种事实尽量准确地研究清楚，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同样准确地把各种秩序的序列、把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联贯性和联系研究清楚……但是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机体象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各种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却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这位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象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由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作用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
卡尔•马克思
1873年1月24日于伦敦
——————————
（1）德国庸俗经济学的油嘴滑舌的空谈家，指责我的著作的文体和叙述方法。没有人会比我本人更严厉地评论《资本论》的文字上的缺点。然而，为了使这些先生及
——————————
——————————
其读者受益和愉快，我要在这里援引一篇英国的和一篇俄国的评论。同我的观点完全敌对的《星期六评论》在其关于德文第一版的短评中说道：叙述方法“使最枯燥无味的经济问题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1872年4月20日的《圣彼得堡消息报》也说：“除了少数太专门的部分以外，叙述的特点是通俗易懂，明确，尽管研究对象的科学水平很高却非常生动。在这方面，……和大多数德国学者大不相同，这些学者……用含糊不清、枯燥无味的语言写书，以致普通人看了脑袋都要裂开。”但是，对现代德国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教授的著作的读者说来，要裂开的是和脑袋完全不同的东西。
——————————
第一卷 最有名的几段话
摘录如下：
P875
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末，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注释（252）：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了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英〕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35～36页。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