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学习参考资料（马克思主义者必读，别做无知者）　　

卫兴华　　

中国人民大学　　

2002年3月6日　　

一、学习《资本论》的意义　　

当前，在一些高等学校或在一些理论研究单位，有很多人认为《资本论》已经过时，没有重新学习的必要。由于受到某种社会思潮的影响，社会上也出现了《资本论》过时论。有些人还认为，《资本论》或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破坏旧世界的一种革命的学说，而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没有必要去学习和研究它。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开这门课，学习《资本论》有什么意义，这一问题需要首先加以说明。　　

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整个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有几个地方谈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意义。比如，他说“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批判旧世界的革命的强大武器，而且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在另一个地方，江泽民总书记又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道理所在。当然，也要强调不能搞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不能脱离实际。”也就是说，既要坚持，又要发展。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一部。它首先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哲学的著作。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同志，特别是学习经济理论的同志、社会主义中国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博士生如果没有读过《资本论》，对其基本内容和方法不了解，盲若无知，是不行的。不要说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在西方国家，比如在日本，它的一些著名的大学都在学习马克思的经济学。长期以来，在日本的京都大学、九州大学等著名的大学，马克思经济学一直是占统治地位。而我们国家的一些高等学校的经济学科的本科生、硕士生反而不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法国有的博士生专门研究《资本论》，有些高等学校的导师专门招收研究《资本论》的博士生。西方国家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马克思的著作的人非常多，特别是日本，在某些方面比我们要多、研究得比我们深，且非常系统。　　

当然，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搞改革开放，究竟马克思的《资本论》、经济理论对研究当代的现实问题有没有用？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也似乎处于一种低潮。我们国内贬低、批评、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潮不断地出现。但是，我们却看到了一个比较奇特的反差，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界、政治界对马克思的看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看法却在不少方面更实事求是一些。大家知道，在进入新千年的时候，英国曾经先后两次推选千年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千年的风云人物，其中马克思名列前茅。英国的广播公司的评选工作是通过网上的民意测验，根据得票率的高低确定了前四名。其中，20世纪一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中马克思高居榜首。英国路透社又从世界各国邀请政界、商界、艺术界和学术界的专家来进行评选千年风云人物，结果马克思仅仅以一分之差位居爱因斯坦之后而居第二位。第一次的评选，有政界、商界、学术界的，也有平民，所以比第二次要客观一些。路透社在报道评选结果时第一次提出《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对全球和经济思想方面产生的重要影响。这些表明，西方各界是肯定马克思的著作和理论的意义、作用和影响的。在迎接新千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英国为反修纪念马克思图书馆而花费了不小数目的钱。作为这一图书馆的长期会员之一的英国工党的一名议员发表演说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是正确的，他将在21世纪成为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我们有很多学者并没有系统地、认真地学习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却发表一些不切实际的评论。我认为，我们无论是坚持、发展，还是怀疑、否定、批评，首先应该对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对他的《资本论》有个深刻的认识。只有按马克思的原意理解和把握它，才能谈得上坚持和发展，进行否定也才会有根据。否则，没有搞清它的原意，坚持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现在，不懂马列而发展马列者有之，不懂马列，而否定、批判马列者也有之。有很多人不懂马克思主义，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或有的人还没有读过马列原著而批评、否定马克思主义。与此相反，西方的一些实事求是的学者却有很多是说公平话的。比如，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42年写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说，大多数创作经过一段时间，短的不过一个小时，长的达到一个时代就完全淹没无闻了。有些却不，伟大这一词无疑适应于马克思的道理。对马克思的诽谤，甚至精确的反驳，由于不能致命地损毁它，而只起了显示这一理论的力量的作用。还有，罗宾逊夫人批评西方的正统派拒绝向马克思学习，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荒唐可笑。她认为，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的模式，为研究储蓄和投资的问题以及研究资本平均生产和消费品需求之间的平衡，提供了一种极其简单而又不可缺少的方法。　　

有人认为，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资本论》当中就没有讲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资本论》更过时了。但是，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如日本的一位教授山口勇在东京的一个刊物上发表文章，题目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学哲学思想”，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就会产生类似于西方的矛盾，为了科学地分析和克服这些矛盾，就要加强对《资本论》的研究。《资本论》不仅是社会科学的经典，而且还是逻辑学，是劳动者阶级自己的哲学。这位学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倾向于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位叫堤清二的大资本家、大企业家，他写了《消费社会批判》一书，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而且也进行了自我批判。他在这本书中实际上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结构都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消费社会和信息社会这种后产业社会的出现，也许意味着现行社会体制，即资本主义社会体制末期的来临。这本书中，他特别赞扬了马克思的理论，当然包括《资本论》。　　

我们最近讨论劳动价值论问题，有一位学者出书、写论文否定劳动价值论，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只是适应于最原始的物物交换时期，他的商品劳动价值论没有讲供求关系。我认为这完全是对马克思理论的错解。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既适应于简单商品经济，也适应于资本主义，适应于社会主义。只要有商品生产，他的基础理论都是适应的。他讲了货币、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也讲了供求关系，特别是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章中系统地讲了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市场价格运动的规律。英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写了一篇论文，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马克思能够完美地认识供给和需求的理论和方法，为经济理论提供了强有力并有说服力的论证，令人信服地将供给和需求理论纳入到劳动价值论的框架之中。而建立在供求论基础上的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却是理论贫乏、形式烦琐。这些都表明，西方的一些学者、政治家、老百姓对马克思、马克思的理论和《资本论》的看法在某些方面比我们的一些学者更为公正、更为客观。　　

当然，我们学习《资本论》时不能教条主义地、本本主义地去学习。而是要运用它的基本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研究我国的改革开放。　　

二、运用《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现实问题　　

由于这一问题的范围很广，所以这里只能举几个方面的例子，供大家参考。　　

我们重点要学习、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辩证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自然的过程。我建议大家认真地读一遍《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马克思在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就是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自然的、客观的、必然的一个历史过程。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过去，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很多深刻的思想没有很好地掌握，犯了一些错误，特别是“左”的错误。有人认为我们的“左”的错误是来源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观点完全错误。我们在改革开放前，曾长期搞唯成分论，让子孙后代为其上辈的经济关系负责。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是没有这种观点的。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提出过不要让地主、资本家个人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负责。他们一方面主张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又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不要让地主、资本家个人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负责。因为，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客观的、必然的发展过程，不是某一个资本家、某一个地主在主观上犯了错误、道义上出了问题而出现了剥削关系。所以，马克思在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为了澄清一些理论是非，避免产生一些误解，指出：“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以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恩格斯也曾为《资本论》写书评时指出，拉萨尔的全部社会主义在谩骂资本家，而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却没有谩骂资本家，没有侮辱资本家。马克思清楚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既然是历史的必然，就不能让资本家个人负责，即使是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剥削制度、剥削阶级就已足够，而对资本家进行改造就足已。所以，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种关系的产物。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拔”中的很多地方论述了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一思想贯穿于整个《资本论》。过去犯超越阶段、人民公社化等“左”的错误，就是脱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的原理，脱离了现实的国情。我们现在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也正是从我国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出发的。这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所以，我们学习《资本论》，要真正把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讲到了商品生产的理论。但是，我想提醒的是，不是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就限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这是错误的。第一章关于商品价值理论仅仅是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初步的劳动价值理论。在随着《资本论》以后其它章节的研究的展开，劳动价值理论也逐步地拓宽，而且在马恩的其它著作中对商品价值理论也得到了很多补充。但是，仅从第一卷第一章的商品价值理论来看，它的很多基本理论对我们研究当前的商品经济，也有重要意义。过去，由于我们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很多论述没有很好地掌握，因此出现了很多误解。比如，我们曾经把商品经济当作资本主义来看待。在我们确定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有的人还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是商品经济。要么把商品经济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而否定，要么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关系，我认为这两种理解都是片面的，都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资本论》在许多地方讲过，商品本身并不具备特定的社会性质。马克思在第二卷中说，不论商品是在奴隶制基础上生产的，还是农民的商品（中国人，印度的农奴），作为商品进入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小农民或小市民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作为商品的性质。就是说，商品可以在各种各样的制度下生产出来，不管在什么制度下生产商品，它本身的性质不会改变，商品的客观性质就是商品本身的性质，不存在哪种制度下生产的商品就具有哪种制度的性质的问题。把商品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的本质，这更是一个错误的观点。马克思指出，商品关系根本不能说明任何一种生产方式的特点，更不能说明它的本质。把商品经济划分为姓“社”姓“资”，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　　

在国内，有的学者一讲产权理论，就想到西方学者，如，科斯定理等。其实，马克思比科斯早100多年前就创立了系统的产权理论，只不过是我们过去没有认真地研究和系统地分析，从而产生了误解。反而在这方面有所认识的是西方的一些学者。西方一位学者认为，马克思是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我们翻开《资本论》就可以发现，马克思在很多地方分析论述了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所以，马克思没有产权理论的说法不正确。　　

在讲到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时，涉及到所谓外延的扩大再生产还是内涵的扩大再生产、集约型的增长方式还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的问题。对怎样理解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和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以及它与集约型的生产方式和粗放型的增长方式的关系，到现在为止，理论界都存在一些误解，甚至有些混乱现象。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的增长方式，这非常正确。而有些学者却简单地认为粗放型增长方式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集约型增长方式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对集约经营、粗放经营等问题，李嘉图等西方经济学家都已经讲过，资本主义经济也有集约和粗放的问题。说市场经济只有集约经营，计划经济只有粗放经营，这完全是信口开河。而且，在阐述再生产理论时，对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内涵的扩大再生产等问题有误解。《资本论》当中对这些问题讲的很清楚，但有些人却都搞乱了，应该对其原意进行考察。　　

我们过去长时期以来都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短缺经济，供不应求。确实，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过商品短缺的现象。而我国在改革开放后，这种局面很快就被改变了，由卖方市场基本转向了买方市场。马克思曾经讲过，未来的社会也会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但他这里讲的生产过剩与上述是两回事。马克思说，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无政府状态的一个要素，但是在消灭了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生产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总额在一个场合必须增加，在另一个场合必须减少。这种情况，只有用不断的相对的生产过剩来补救；一方面要生产出超过直接需要的一定量固定资本；另一方面，特别是原料等等的储备也要超过每年的直接需要（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生活资料）。这种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须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无论是生产资料、机器设备，还是生活资料、原材料，都需要储备。不能需要多少，就正好生产出多少，不存在供给和需求完全一致的情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生产过剩不是像资本主义那样的引起经济危机的生产过剩，而是社会所需要的、作为后备的生产过剩。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搞不好也可能产生像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那样的生产过剩。所以，我们说买方市场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满足广大人民的生活消费需要。当然，这种生产过剩应该尽量控制在必要的范围内。　　

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讲述社会主义的特点，但是他在许多地方零零碎碎地涉及到了社会主义的特点。比如，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第四节中讲商品拜物教时，专门涉及到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特点，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按劳分配、公有制、计划调节等等特点。《资本论》中还讲到了新社会的重要特点——“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问题。马克思说，在代替资本主义的高级的社会形态中，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过去我们讲社会主义的特点时不提这一点，没有认识到这一重要特点，但现在已经有改变。　　

学习《资本论》，真正掌握其基础理论和方法，有助于我们判断有关的理论是非。例如，我们的政策中，把雇8个人以下的叫做个体经济，把雇8个人以上的叫做私营经济。这本来是个政策的现象，是过去历史的产物。理论界或实际部门长期以来好像认为雇8个工人以上就是资本主义，有剥削；雇8个人以下就没有剥削，是个体经济，而且好像认为这是根据马克思《资本论》来划分的。如果真正读了《资本论》，就可以知道这种理解是错误的。《资本论》中讲过关于雇佣8个人的问题，但那是假定条件下的假定例子。马克思决没有把是否雇佣8个人以下或以上作为划分有没有剥削、是否是资本家还是个体经济的标准。再例如，只有读过《资本论》我们才能知道马克思是不是认为经营管理者、科技工的劳动是生产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体力劳动价值论，只有体力劳动创造价值，脑力劳动不创造价值，认为马克思没有讲过经营管理者、科技工的劳动劳动创造价值，所以现在提出这一问题是对理论的重大发展。另外一种观点也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体力劳动创造价值，不包括脑力劳动，所以不能把经营管理、科技工作的劳动纳入到劳动价值论中，它们是另外的生产要素。这两种观点都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它著作中都明确肯定了脑力劳动者的劳动是生产劳动，是创造价值的。马克思甚至承认连资本家的管理都有二重性，它既有生产性的一面，也有创造价值的一面。过去我们把资本家的收入统统看作是由剥削而来的，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资本家的管理劳动也创造了价值，尽管他为剥削而管理。　　

总之，通过以上几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资本论》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过时了或对研究社会主义问题没有用了。我这里仅仅是提出了几个例子，如果要从整个《资本论》来讲，这种例子是很多的。所以，《资本论》并没有过时，它仍对我们今天的实践有指导作用。　　

三、《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体系结构　　

对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在国内多年来一直有争论，没有取得统一的看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我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对这一段话的理解上有很多争议，特别是对揭示什么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很多不同意见。这一序言中马克思还说：“本书的最终的目的就是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就涉及到很多学术问题。《资本论》中大量地运用了“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究竟“生产方式”指的是什么？《资本论》中用的“生产方式”的概念，与我们过去社会科学所理解的作为基本概念的“生产方式”并不完全一致。《资本论》所讲的“生产方式”的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很广泛，它是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生产，既包括生产的技术方式，也包括生产的社会方式。所谓生产的技术方式，就是生产力方面的方式，所谓生产的社会方式，就是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方面的方式。《资本论》中，有时候仅仅是从技术方面来讲“生产方式”，有时候却是从社会方式方面讲的。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用法。我认为，从整个《资本论》的研究来看，马克思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与一定的所有制相联系的资本和雇佣劳动相结合的方式。我们一般讲，生产关系的基础是所有制，这在某种意义正确。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讲经济上的所有制，而是特别重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结合的方式，把所有制和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介入方式统一起来，把它作为决定社会经济形态的基础。　　

当然，我们讲《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一般地也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认为，在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应该注意马克思专门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统一与区别。有很多人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是破坏旧世界的、革命的理论，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资本论》要阐明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给无产阶级提供一个理论武器，让工人阶级起来摆脱剥削、摆脱压迫，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从这一角度来讲，《资本论》确实是革命的经济理论。但《资本论》不是仅仅限于这些的。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时，他的研究对象的侧重点确实是生产关系，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揭示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本质。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经济学也要揭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的研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但是，我们的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应该仅仅限于研究、揭示生产关系的本质。因为，我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与当时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时的任务不同。马克思没有必要研究资本主义怎样更好地发展、经济怎样更好地增长。而我们现在是建设社会主义，要发展马克思的理论，要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怎样更好地增长，怎样更好地发展。我们采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就应该研究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规律，研究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问题，而不能仅仅限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拓广自己的研究对象。《资本论》的任务是给无产阶级提供理论武器，而不是给资本家提供经济发展的方案，所以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一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克思不是撇开生产力而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所谓他研究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作为一个最终的、一切服从于其它方面的研究，都服从于最后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实际上，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马克思不能不涉及到研究生产力的问题。但是他不是作为目的来研究生产力，而是为了更好地阐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十一、十二、十三章中比较系统、深入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过程。　　

还有一些认为，只有西方学者有经济体制理论，而马克思没有这方面的论述。《资本论》中虽然没有用“经济体制”等词，但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时不能不客观上通过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来揭示它的经济关系。比如，马克思讲竞争、供求、价格运动，实际上就讲了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价格运动的机制问题。这样的例子很多，马克思讲很多问题时，都涉及到了经济运行机制。　　

马克思在讲《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时说他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没有讲分配关系。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马克思不重视分配呢？很多西方学者的著作都是讲分配问题的，而《资本论》为什么不讲分配呢？好像我们的经济学家没有讲清楚这一问题。《资本论》中的许多问题不是从分配的角度讲的。比如，工资问题是分配问题，但马克思不是从分配的角度讲的，而是从生产和交换的角度讲的。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讲分配问题，但包含了分配问题，不能说他的理论中没有分配问题，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论述了分配问题。　　

我们现在的三卷《资本论》仅仅是马克思原来计划写作的庞大著作的一部分。《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章说明了三卷的对象和结构。他说，第一卷是研究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和它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现象；第二卷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既研究了资本的循环和周转过程，又研究了作为再生产过程媒介的流通过程；第三卷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揭示和说明了作为整体考察时资本运动过程所产生的各种具体的形式。　　

《资本论》体系结构是：第一卷阐明了马克思的三个重要理论，即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积累理论。第一篇是研究商品和货币，初步建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商品和货币理论在以后的篇章中又逐步地展开和拓广。第二篇到第六篇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第七篇阐述了剩余价值如何转化为资本，就是建立资本积累理论。第二卷第一篇、第二篇研究的是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主要阐述了单个资本流通的形式。第三篇是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形式以及出现的条件。所以，第二卷既研究了单个资本的流通，也研究了社会总资本的流通。第三卷第一篇到第三篇是研究利润和利润率的问题，第四篇到第六篇是研究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如商业资本、生息资本、农业资本等等，并研究了剩余价值在各种资本具体形式下的分配问题。　　

《资本论》的研究方法　　

陈筠泉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　　

2002年3月13日　　

“方法论”这一词的含义，是指一门科学里面的方法的综合，也指关于专门论述方法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学问也叫“方法论”。这里讲的《资本论》的方法论包括这两方面的含义。今天，我首先从总体方面讲述《资本论》的方法论，然后再侧重讲其中的六种方法。　　

我们学习《资本论》的方法，就是要学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涉及运用的辨证方法。有人说不懂黑格尔的辩证法，就不能读懂马克思的《资本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运用的就是辩证法。举一个例子，马克思在1858年给恩格斯写的一封信中讲到，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这说明马克思从事《资本论》研究时，从黑格尔的逻辑学得到了很多帮助。列宁也曾很有感触地谈到，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第一卷第一章。所以，读黑格尔的逻辑学后，学习《资本论》就容易的多，反过来，掌握了《资本论》中的辨证方法后，再去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也同样容易得多。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运用的辨证方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根本的差别。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拔”中专门作了说明，阐明了他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区别。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有三大来源，德国古典哲学是其中之一。马克思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使辩证法摆脱了唯心主义的外壳，创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并把它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当中。可以说，唯物主义辩证法就是在研究经济学的过程中逐步形成。所以，马克思的经济学和哲学分不开。　　

马克思本本想在研究完《资本论》后，把他的研究方法开阔出来，写一篇专门论述辩证法的著作。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引子中了解到这一点。马克思在1858年1月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谈到：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十年后，在1868年马克思给一个工人企业家的信中说：一旦我卸下了经济重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自然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把它们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这些足以就表明马克思想写一部辩证法著作的意愿。但是，马克思一直到去世也未能完成经济学研究的任务，所以他的这种想法也未能实现。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虽说马克思没有留下逻辑，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列宁这里讲的“逻辑”不是一般的“逻辑”，而是指与辩证法相统一的逻辑，即辩证逻辑。从哲学史上看，逻辑一词有很多含义，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使用，是指客观事物的必然联系，即事物的逻辑；在认识论上使用，就是指认识真理的思维规律、思维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在逻辑学的研究当中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也就是说，要遵循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做到把思维规律、思维形式与事物规律相一致起来，达到互相统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是这样做的，他用概念的、范畴的体系来再现出了客观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在哲学的方法论上讲，就是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统一，主观辩证法反映和体现客观辩证法。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是统一的，一致的。所以，列宁说在《资本论》当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都应用与同一门科学，就是政治经济学。　　

英国的古典经济学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它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优秀的成果。但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资产阶级的狭隘的眼界和局限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永恒的。所以，他们的任务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马克思要写《资本论》时他首先必须对古典经济学作系统的分析批判，而且特别要在方法论上进行剖析。《资本论》的副标题叫做“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因也在于此。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不单单是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它还包括对庸俗经济学、小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对这些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所以，我们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可以学到丰富的辨证方法，体会到辩证法的批判精神。　　

下面从六个方面来考察《资本论》中的方法。但这并不是说《资本论》中只有这些方法，它的方法很多，这里重点考察其中的六个方面。　　

一、确定逻辑起点的方法　　

这一方法非常重要。一门科学的理论体系，从方法论上讲它总有一个逻辑起点。要寻找和确定这一逻辑起点，对于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是非常重要的。找不到逻辑起点，就不能形成一门科学体系。因为，只有从正确的逻辑起点出发，才能使内容更加有序地展开，不然，千头万绪无从说起。　　

马克思《资本论》这一巨著，篇幅非常之多，但其逻辑从头到尾有条不紊，从不混乱，就是因为它确立了科学的逻辑起点。这一逻辑起点就是商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一开头就开宗明义阐明了这一点。他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马克思在这一段话中表明了《资本论》的逻辑起点。马克思选择了事物的细胞形态的概念作为逻辑起点，就是要从事物的细胞形态的分析当中，揭示出其中包含的一切矛盾的运动和发展。列宁在《哲学笔记》评论这一方法时说，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而这一分析从最简单的现象（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为我们界明了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在这个社会的开始直到终结的过程中的发展。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从细胞当中发现矛盾，而且分析这些矛盾与整个社会结构当中的关系，再分析这个社会的历史发展。　　

我们要从辨证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列宁所说的事物的元素形式和细胞形态。它不是从事物的普遍联系中任意找到的一个部分和因素，它与整个事物的联系也不是一般的部分与整体、要素与结构的关系，而是包含着一切矛盾胚芽的一个辨证概念。马克思把商品当作逻辑起点，是因为他看到商品当中隐藏着的那些在一定的条件下、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将变为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从商品当中不但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还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矛盾发展使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道路。所以，把它当作了逻辑起点。　　

我们强调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必须要找到其逻辑起点，但刚开始做研究工作时确定逻辑起点往往非常困难。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也讲的很清楚，他说实际上我开始写《资本论》的程序同读者将要看到的程序恰恰相反。这就是说，逻辑起点的确定在一开始时是非常困难的。有的是在研究当中，有的是在研究工作完成之后才能确定逻辑起点。所以，不能研究一开始就随便拿一个东西当作逻辑起点。马克思刚开始研究和写作《资本论》时不是把商品当作逻辑起点，而是中间经历了一段弯路，最后回过头来确定了商品这一逻辑起点。马克思首先是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当中找到这一逻辑起点。确定逻辑起点，是与经济学家的历史观密切相关的，就是说历史观与方法论密切相关。亚当·斯密是把分工当作其《国富论》的逻辑起点。其原因是：第一，他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认为人都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将产品进行交换的天性，包括竞争等都是天性。第二，他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当作永恒不变的生产方式，这种唯心史观使他不容易找到那个起点，所以他把分工当作了逻辑起点。马克思正是剖析他的这个问题，逐步地明确了要从唯物史观和辨证方法上批判古典经济学，然后确定了商品这一逻辑起点。其次，马克思是在建立完善剩余价值学说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商品这一逻辑起点。马克思说，作为我们出发点的，是在资产阶级社会表面上出现的商品，它表现为最简单的经济关系，表现为资产阶级财富的要素。马克思刚开始研究剩余价值时是想从“资本”这一范畴出发。但后来才认识到只有从商品这一范畴出发，才能够弄清商品怎么转换为货币，货币怎么转化为资本，只有弄清整个这一辨证过程，才能区别开简单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不同。　　

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在总体上有它的逻辑起点，而且其中的每一个层次、每一个部分也有自己的逻辑起点。《资本论》的总体逻辑起点是商品，而它每一部分都有不同的逻辑起点。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深入系统地理解《资本论》的概念、范畴、体系、逻辑结构以及整个理论体系。　　

二、科学抽象的方法　　

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是不同的，所以其方法也不同。过去一般认为，社会科学的每一种概念都必须要达到像自然科学这样的严密程度，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方法要向自然科学学习。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社会科学也有其独特的方法，不仅社会科学要向自然科学学习方法，而且自然科学也应当向社会科学学习方法。马克思在讲到科学抽象的方法时首先就讲清楚了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上的不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当中就讲到：“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比如，价值这一概念，用显微镜，用化学试剂都是不能分辨的，只有运用抽象力才能理解它。价值既是可感觉的，又是超感觉的。马克思之所以提出要用抽象力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是因为经济学理论的任务在于揭示在经济现象背后的内在的经济规律，而经济学理论又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经过实验而得出结论。它只有运用人类特有的抽象能力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才能把握本质，把握规律。　　

科学抽象的方法，也是马克思在批判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的过程中得出的。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忽视了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看不到经济学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如，萨伊就认为，科学分为两类，一类是叙述科学，一类是实验科学。叙述科学告诉我们关于物体的性质的知识，而实验科学阐明了事件是怎样发生。他把经济学放到实验科学领域中，原因是政治经济学是关于财富事件怎样发生的学说，所以它成为实验科学的一部分。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运用抽象能力还不够，而且运用的不准确。抽象不是一般，不是思辨，要科学地抽象。古典经济学中有的抽象就是思辨，是空洞的抽象。而马克思讲的是科学的抽象。科学抽象是指思维中抛开客体的非本质方面而抽取其本质方面的过程。科学抽象就是达到思维的具体，即在思维中从整体上再现客体的必经阶段。关于科学抽象的认识作用，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也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抽象都更加深刻、更加正确、更加完全地反映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点，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辨证途径。　　

理论认识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更加可靠、完整地把握客观现实，更加深刻而全面地反映事物的本质。科学的抽象有助于我们克服表象的局限，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在实际生活当中现象与本质是不一致的。马克思说如果本质和现象完全一致的话，科学是多余的。现实当中，现象和本质不仅不一致，而且也有颠倒的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它的外在的表现不相符合，现象表现为转化的、歪曲的本质的形式，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制度的重要特征。所以，马克思指出，为了认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有这些现象的本质，必须克服这种着了魔一样的、颠倒的、倒立的世界，必须消除这种颠倒的现象和假象。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在金融领域的颠倒现象非常突出。对此，恩格斯也有过论述。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是靠科学抽象的方法才达到了这一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十分强调要从事物和过程的纯粹的形态上来研究和考察它们，而在实际经济生活当中不存这样的纯粹的形态。这就需要正确地运用抽象能力，撇开各种次要的因素和条件，以便把事物和过程纯粹化起来，使隐藏在事物背后的内在规律显露出来。这就是科学抽象的方法。　　

科学抽象就它抽象思维形式来说是主观的，就其内容来说是客观的。因此，我们不能从概念到概念，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科学的抽象必须以实践为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的提出现实。但同时必须要指出，要形成科学的抽象，仅仅靠参加实践还是不够的。只有通过辛勤的理论研究，才能从日常的实践中把它们抽象出来。　　

三、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　　

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运用的又一个重要的辨证方法。分析与综合的方法以客观事物的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为对象。所谓分析，就是指人们在认识当中把研究对象的整体区分为各个部分、各个因素，对它们分别地加以研究和考察。所谓综合，就是在分析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的各个部分、各个因素的认识联结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性的认识。所以，为了达到整体的认识，就必须要把它分解。但不能只停留在部分上，必须上升到综合，分析和综合是相互统一的。　　

为了分析的比较细、比较准确，各种分析的方法都可以应用。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应用比较多的就是数学分析法。数学方法对研究经济学非常重要，现在应用于经济学当中的数学方法也很多，这些方法也很有成效。现在经济学对数学的要求已经超出了物理学。需要注意的是，在经济学研究当中必须把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结合起来综合地加以运用，才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数量的方法越是在微观领域就越比较准确的，越是到宏观领域就越不准确。所以，在运用数量分析方法时，要把定量与定性结合起来。应当指出的是，各种数量分析方法必须以正确的理论和方法论为前提。马克思主义并不拘泥于这些方法，只要有利于所研究的分析和综合，各种方法都可以运用。　　

《资本论》中的分析和综合相统一的方法，有其特殊的含义。马克思说，运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就是要把分析的精确性与综合的整体性相统一。这是《资本论》中的一个特点，与一般的分析和综合不同。唯物辩证法以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考察客观世界，它关于分析与综合的理论比形式逻辑和一般科学方法论的观点更加深刻、更加全面。更加深刻、更加全面在于辩证分析的目的不是一般地把它整体分解成部分，而在于认识事物的内在矛盾，揭示由于内部矛盾而引起的事物的自身运动或自己运动。辨证的综合并不是在思维中把已经认识到的矛盾的各个方面机械地相加，而是研究事物的矛盾如何在运动中得到发展和解决。　　

方法论一般有三个层次：第一，每门科学都有其独特的方法。第二，比专门科学的方法更高一层的方法，即数学的方法，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能够用到它。第三，哲学的方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辨证的分析方法来揭示矛盾自己的运动，这种分析方法的重要特点是着力于对事物的二重性的分析。我们知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有一个原创的思想，也就是劳动二重性理论。这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结构是：第一节论述了商品的二重性，第二节论述了劳动的二重性。这就是从现象到本质了。辨证的分析方法不仅要求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而且要求分析本质为什么会有这种表现形式。完成了第二步后才能真正理解本质。所以，第三节分析了价值的形式，从简单的价值形式到扩大的价值形式，从扩大的到一般的形式，再从一般的形式到货币。只有了解货币以后，才能回过头来认识到价值的本质。然后到第四节商品拜物教，阐明了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情况下现象往往要掩盖本质。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颠倒的现象呢？商品拜物教解决了这一问题。这样，就彻底搞清了本质。辨证的分析方法，不仅要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而且还要求分析本质何以为有这样的表现形式。科学的价值概念的形成，必须从其完成了的价值形式的分析出发，寻跟求源，最后才能概括和综合为科学的价值概念。古典经济学的根本缺点，就是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从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这是古典经济学不能形成科学的价值概念的重要原因。　　

从纯粹形态上来看，分析和综合是截然不同的，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思考过程。但是在人们的实际思维过程当中，分析当中有综合，综合当中有分析，它们相互依存、相互渗透。《资本论》第一卷是讲资本的生产过程，是以分析为基础，但在分析当中有综合。第二卷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分析资本流通过程为主，但分析中又有综合。第三卷把第一、二卷综合起来，不仅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综合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同时也揭示和说明了把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这以综合为主。　　

四、历史的和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　　

关于这一方法，可以参见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　　

一般来说，在研究工作中可以采用两种方法，一个是历史的方法，另一个是逻辑的方法，就是史学家的方法和思想家的方法。在研究当中不能单纯地使用历史的方法。恩格斯说，历史常常是跳跃式的、曲折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为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的进程。所以，必须要与逻辑方法相结合、相统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最简单、最单纯的概念作为某个问题的逻辑起点，然后在进一步在逻辑思维中用逻辑的形式再现出了复杂的整体。马克思认为从简单到复杂的思想进程，必须符合现在的历史进程。恩格斯在上述文章中对此作了说明，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就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不是源源本本的反映，原原本本反映就不是逻辑。那么，怎么来修正的呢？是按照现在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来进行修正。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所以，马克思有句名言，认为只有解剖人体，才能弄清猿体的结构。　　

怎样主导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呢？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马克思把经济学的范畴都看成现在关系的抽象，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不是一个纯粹的概念。《资本论》中的一切概念和范畴都是作为现在关系反映而表现出来的。二是，概念和范畴的纯粹的、机械的堆积，并不能反映互相制约、转化的现在关系的全部复杂内容。问题的关键在于掌握运用概念的艺术，即研究概念、范畴的运动及其它们的互相转化，通过概念、范畴的运动、转化来反映现在关系的互相制约、互相转化的关系。只有通过范畴的体系，才能使复杂的现在关系完整地再现出来。马克思《资本论》的范畴体系，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的逻辑再现。这就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了许多古典经济学家用过的概念、范畴。但是，马克思用的这些概念、范畴与古典经济学家使用的概念、范畴有根本的区别，这就是古典经济学家没把这些范畴概念看成是现在关系的反映，他们也不善于把握范畴之间的运动和互相转化。马克思从历史观点出发，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作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指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必须充分揭示它的历史特征，即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也成为商品，劳动产品的价格形式成为社会生产的最一般的形式，人与人的关系是通过商品与商品的关系而颠倒地反映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头几章通过对商品的分析的逻辑展开，阐明了简单商品生产到资本主义商品转化的具体历史条件，因而揭示了资本这一范畴的真实的历史内容。　　

在马克思看来，我们的逻辑思维的进程必须在本质上符合历史发展的过程。反过来，历史的过程也只有在逻辑思维的进程中才能再现出来。应用历史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要求撇开一些不必要的，反而是历史过程模糊的偶然因素和次要成分，而且在概念范畴的顺序安排上，也不必完全按照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先后进行安排，而是要按照事物的内在结构来决定其先后的次序。只有这样，才能在逻辑范畴体系中再现历史过程的本质。总而言之，历史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既不是简单的等同，又必须在本质上一致。这就是马克思运用的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的基本要求。　　

五、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这一方法是《资本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方法。马克思在构造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时，成功地运用了从抽象上升的具体的方法，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这一复杂的整体能够在思维当中复制或再现出来。由于这一方法是一个核心的方法，所以马克思虽然没有留下大篇幅的逻辑，但对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当中作了一些说明。　　

马克思强调，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的行程，不应该从实在的具体开始，而应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原因是，具体之所以为具体，是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实际当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觉和表象的起点。感性的具体是我们最初的认识对象，而思维的具体是感性具体的理论再现。显然，马克思这里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