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天下”者，走“江山”者，必以原点起步。然千人看“天下”，千人走“江山”，又必有千种原点。所谓志不同则道不合。“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韩先生的原点、起点在哪里，走笔的支点立于何处？抑或是“一方水土一方人”，抑或是对黄河以北地缘的“偏心”，胶东“汉子”还是把目光从江山的北面开始审视。“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韩先生把“北国风光”作为“天下”的起点，也还是不知道为什么第一篇文章《北国风光》的第一节竟命题为《自远方》，而《自远方》的第一子节竟为《长城内外是故乡》。不过，你若还记得“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的雄浑，莫非韩先生要从于一个伟人的“天下”观得以开展？细看《自远方》的文字，果然就是。
细看《自远方》的文字，“自远方”三字的典故，果然竟源于《沁园春.雪》的伟大，自此，也就理解了为何韩先生安排的第一个章节为《北国风光》，第一章第一节为《自远方》，第一章节第二节为《大雨落幽燕》了。而“自远方”的出处，来自共和国建国初期毛泽东对苏联的出访，“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访苏归来，抵达千里冰封的哈尔滨，并从这里开始巡视东北三省。”，因之就在东北留下了足以令今人感慨不已的历史的足音，“毛泽东挥毫为哈尔滨人民写下了‘学习’、‘奋斗”、‘发展生产’、‘学习马列主义’、‘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的题词。”。
在参观毛泽东下榻之处的时候，韩先生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毛泽东下榻的住所陈列的书籍中，“我看到其中有斯大林的著作，而其中一本英文著作，竟然是亚当·斯密。我问馆长这是否原件，得到的是肯定的答复，实际上这些书都是主席从东北局图书馆临时借来读的，因而离开的时候也都没有带走。”，――－这可就新鲜了，亚当.斯密的著作，出现在毛泽东的视野里，竟然比今日将其奉若神明、顶礼膜拜的“大家”们没准要早些，自然，立场、方法恐怕有根本的不同，但这却更反衬出鼓噪毛泽东“不懂”或者“不关心经济”者，似欠缺些历史的观察或者有些先入为主。韩先生以其在哈尔滨眼见的文史实物资料得到的印象恰恰是：“反对世界市场的从来不是毛泽东，而是西方列强。…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他最急迫地就是反复强调‘新中国要与全世界做生意’，…与东北局领导的谈话中，他更多次说：‘现在与我们做生意的国家，实在太少了’。‘现在听说德国也要跟我们做生意，可惜数额不大。’”。
须知其时正是新中国建政伊始，中华贫病以久百废待兴，而在东北境外，新中国与美国所纠集的强大的“联军”激战正酣，毛泽东的眼光就急切地注视到世界的经济活动场所，尽管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种美好愿望的艰难实现，竟然走了近30年才“厚积薄发”于后来的所谓“新时期”，但是，艰难在哪里？艰难就在把持了大部分市场活动的西方要一步步地接受毛泽东和新中国自己定下的规矩，就在于主动参与世界市场而非被人家给“市场化”了去。
此如韩先生总结的：“在老人家那里还有一条：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不准带着枪炮来。…中国现代历史上，也只有毛泽东才痛切地认识到：只有下掉列强的枪，才能平等自由地谈生意，才能谈得上哪怕是形式上自由的‘世界市场’，而此次莫斯科之行苦涩且略带屈辱的记忆，显然加强了毛泽东对于‘世界市场’的深刻理解。…市场交换的平等，是以武力的平等为前提的——在世界历史上，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不是别人，正是市场经济的真正奠基人亚当·斯密。…因为恰恰是斯密看到：欧洲列强互相之间才遵循市场原则，而对世界的其他地区和民族则诉诸武力掠夺。”诚哉斯言！哪怕在欢呼中国加入WTO若许年之后的今日，强权经济的规矩，莫不依然伴随着垄断和强权的运行，只不过在真实的“枪”之外，又增加了一支隐蔽在“公平”外衣背后的“枪”，就是所谓自由贸易“规则”，那经常就是弱肉强食的“规则”，利己主义的“规则”，――比如中国出口商品所遭遇到的空前围堵。
据《自远方》：“在漫长的行程中以及在苏期间，毛主席披阅了大量的电文，发表了一系列谈话。这些电文在纪念馆都有陈列，翻阅他的这些电文，我突然发现伟大领袖竟然是一个如此心细，又如此事必躬亲的人。…而在这些电文的最后，毛泽东都以这样的方式落款：某月某日，‘自远方’。”――有些不敢相信的是，这“自远方”三个字竟是签注在关乎天下大事、国际风云、民生社稷的极其重要的电报的结尾处，“自远方”，三个字饱含思念、温情，蕴藏着浪漫，又略显俏皮的风格，其大气、潇洒、亲切，也恐怕惟有毛泽东才具备运用自如的境界了。
今日，人们仍然在说东北曾经是“共和国的长子”，因为新中国重工业体系的性命攸关的项目，多半起源于东北，而今，据说东北“落伍”了，成了所谓“老工业基地”，需要“重新腾飞”，但人们不可能对东北为中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贡献淡而忘却。说起东北，当然会忆起鞍钢、大庆这些重工业的庞然大物。提起鞍钢，令人想起一部曾经被称为《鞍钢宪法》的文献，此件曾经被作为中国工业、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大法”。
80年代后，《鞍钢宪法》受到“时贤”人士们的激烈批判，现已是“历史文物”，其时，《鞍钢宪法》是针对所谓《马钢宪法》的产物，一是前苏联“理性计划经济”模式的产物，源于前苏联马格尼托尔斯克钢铁公司总结出的一套管理体制，强调专家治厂，实行“一长制”。而《鞍钢宪法》据当时鞍钢的高级工程师马宾回忆，源于工程师和工人在一起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是自然形成的，工程师要研究生产工序，需要与班组工人一起操作，一起编程，一起攻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后来，被总结成为“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据报道，1995年4月，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到鞍山视察工作时特别肯定了“鞍钢宪法”，肯定了鞍钢的工作。李瑞环指出：“特别是毛主席总结的‘鞍钢宪法’很有名，就连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鞍钢宪法’中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两参一改三结合这套东西都非常重视。鞍钢给国家出过力，做出过重大贡献，国家不能忘，全国人民不能忘。”
据《自远方》“毛主席视察东北之后就主张废除‘一长制’，实行‘集体领导’，也就是书记、厂长、工会主席的‘三人制’，以及加一技术人员、一个工人的‘五人领导’。…在1956年听取34个部委汇报时，毛主席更责问：‘推行一长制，究竟是哪个党中央的命令？是北京的党中央，还是莫斯科的党中央？…而根据毛主席的提议，1961年制定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将‘鞍钢宪法’的精神写入其中，而第一条就是‘干部参加劳动’。”、“1961年，毛主席又亲自主持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首次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写入条例。条例指出：‘企业各级职工代表大会和职工大会，有权对企业的如何领导人员进行批评，有权向上级建议处分、撤换严重失职、作风严重恶劣的领导人员，并且有权越级控告’。条例规定‘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吸收广大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和监督行政的重要制度’，…1964年《人民日报》再次提出反对官僚主义的切实措施：‘绝对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任何个人收入的差距。必须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读后，感慨系之，从“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任何个人收入的差距”到“拉大差距”，再到MBO，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来，只有后来者去评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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