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
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 DIVERSITY EVOLUTION AND INHERITANCE
：e．迈尔
涂长晟 等译
前言——为中译本出版而作
第一章 绪论：怎样写生物学史
第二章 生物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及其概念结构
第三章 变化中的生物学
◎第一篇 生命的多样性
第四章 宏观分类学，分类科学
第四章 宏观分类学，分类科学
第五章 按照共同祖先分类
第六章 微观分类学，关于物种的科学
◎第二篇 进化
第七章 非进化的起源观念
第八章 达尔文以前的进化思想
第九章 查尔斯•达尔文
第十章 达尔文关于进化和共同祖先学说的证据
第十一章 进化的原因：自然选择
第十二章 进化思想的多样性与综合
第十三章 综合后的发展
◎第三篇 变异及其遗传
第十四章 早期的遗传学说和育种实验
第十五章 生殖细胞
第十六章 遗传的本质
第十七章 孟德尔遗传学的成长
第十八章 关于基因的各种学说
第十九章 遗传的化学基础
第二十章 结束语：面向科学学
传统总是要求人们注意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明显差异。虽然没有人否认这种差异的存在，然而强调差异往往忽略了这两种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两者所经历的一系列历史性变化。这种变化无论是从宗教影响、价值体系、社会制度来看，还是从一般信念考虑，都是同样明显的。而且在这些问题上这两种文化各自也都从来没有完全一致过。如果忽视这些变化就无法充分了解这两种文化。
西方世界的显著变化之一是在过去四百年中科学的稳步兴起。这对人们的世界观以及——在实际应用方面——对医学与技术都具有深远影响。起初，由伽里略、笛卡尔、牛顿开始，这种对世界的思维方式是由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支配着，象征着所谓的“科学革命”。但是，由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迎来的达尔文革命证明了物理学家世界观不够完善。达尔文的进化思想迫使我们对人在生命世界中的地位采取一种现实主义观念。此外，它还促使我们在哲学思想上容纳物理学家的哲学所轻视或缺少的一些概念，诸如变异、多元论、机遇、不确定性、目的性程序、历史信息以及其他。新的生物学世界观为控制事态过程（包括人类历史）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幅全新的画面。
进化生物学比科学的其他任何分支更有力地论证了历史和历史性地贮存的信息的重要性。确实，它使我们认识到，要充分了解科学中的问题，还必须了解有关问题的历史。正是这种领悟促使我来分析进化生物学及相邻学科的思想的历史。
用不着说，当我得知我的这本著作正在翻译出版供中国人民使用时，我是多么高兴。由我，这书的来评论这本书的重要意义显然是不合适的。我所要说的是，这本书代表了我毕生对进化生物学问题的思考，并力求将生物学中许多领域——从系统学（多样性研究）到进化与遗传——的发现加以集成与总结。
我能够期望我的这本书在中国将有怎样的反响呢？这很难预测。然而我认为进化思想——连同它对性质而不仅是数量的强调——机遇（变异）与必然性（选择）的相互作用、历史性进步、世界的等级结构以及由进化论者所发展的一些其他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比笛卡尔-牛顿传统的物理主义更接近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如果是这样（只有进一步研究，才能确定这个假定是否能成立），那么进化生物学的一些基本哲学概念，将有可能引向中国文化的某些古老传统重新焕发青春。它确实也将导致有价值的研究交流。人们可以期望它为东西方文化的融合集成作出贡献。
即使在西方，我们也还没有一种哲学充分结合了生物学的近代成就。这对我们寻求价值——那种能将伦理原则奠基于其上的价值——来说尤其如此。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来自其他的科学，特别是来自心理学的帮助。但是，事情已很清楚，如果对生物学思想的发展没有深刻的理解，我们就永远也不能指望去建立与发展这样的一种哲学。正是出于这种理由，我对那些为负责翻译、出版本书花费精力从事艰巨工作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感激。对这播种式的努力，我谨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Ernst Mayr
哈佛大学
序
现代生物学的很多内容，特别是不同学派之间的某些争论，如果对所涉及问题的历史背景不清楚，就会无法充分理解。每当我向学生们提到这一点时，他们就会问我有哪些书籍可以参考。对此，我感到很窘，我只得承认现下已出版的图书都不能满足这种要求。的确，已有许多记述生物学家生平及其成就的著作出版，然而无论就其对生物学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来说，还是作为生物学概念和思想的发展史而言，这些著作一概都不合适。虽然生物学中的某些个别学科，如遗传学和生理学的历史，确实是思想史，但将生物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其思想的发展史则仍付阙如。我撰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必须强调的是这本书并不是一本生物学史，也并不想去代替现有的生物学史（例如Nordenskiold著生物学史）。我这本书的着重点是现代生物学的主导思想的背景与发展，换句话说，它是发展史而不是单纯的记述史。像这样来处理就要求而且必须略去生物学中的某些暂时性事态的发展，这样的一些发展对随后的思想史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记。
当我开始构思写这样一本生物学思想史的方案时，目的地似乎是难以相信的遥远。头几年（197O～1975）我专心一意地读书，写札记并草拟初稿。马上就发现这个题目太大，写一卷不行。我决定首先写一卷关于终极原因（进化原因）方面的生物学。然而即使是这样目的有限的论著也是一项很难办到的浩大工程。如果我最终能有所成的话，这是因为在这一卷所涉及到的大多数领域中我本人曾经做过一些研究工作。这也就是说我对所涉及领域的某些问题及其文献已经相当熟悉。我还希望在另一卷中讨论近期原因（功能原因）方面的生物学，其中包括有关各方面的生理学、发育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一当某一生物学学科（如遗传学）既需讨论终极原因又需阐述近期原因时，则在本书中只讨论其终极原因。生物学中有两个领域在本卷中本来应当包括（至少部分的）然而并没有涉及，这就是生态学和行为生物学（特别是行为学）的概念史。所幸的是，其它一些正在积极编纂有关生态学史和行为学史，因而上述的遗漏也不致令人感到特别遗憾。
对专业的历史学者来说，阅读本书的一、三两章可能不会有太多收获，还会认为这两章实际上多少过于肤浅。我之所以加进这两章是为非历史学者的读者着想，相信这两章能帮助他们以更深邃的觉察力来理解其它各章纯粹科学性的发展。
致谢词（从略）。
Ernst Mayr
哈佛大学
按照定义，一切随时间而变化的事物都有其本身的历史，例如宇宙、国家、朝代、艺术和哲学以及思想。科学也是一样，自从它由神话和早期哲学发初以来，经历了不断的历史性变化，因而科学也是历史学家的当然命题。人们为了探索对所处世界的理解而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科学的真谛就在于它正是这种持续而又永无休止的解答问题的过程。科学的历史曾先是科学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或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不仅如此，科学的历史又是构成科学的概念结构的基本原则的发展史。因为过去时代的许多重要科学争论常被引入现代科学并继续引起争论，所以，除非对这些争论的历史有所了解，否则就无法充分认识当前许多论争的意义。
和科学本身一样，成文史也需要不断地加以修订。早期的错误叙释很可能最终变成神话，被信以为真地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去。因此，我特别着力于尽可能多地揭露和消除选样的一些神话，同时又希望不要另外制造出一些新的神话。史书之所以需要不断修订，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在任一特定时间里它们仅仅只能反映当时的认识；它们取决于历史的写如何去理解当时生物学的验性和机械性色彩，而同时代的法国科学则偏向于数学化和理性化？为什么自然神学对英国科学的统治比对大陆科学的统治约长75年？有人说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是工业革命的产物，那么后者对前者的影响程度究竟如何？
尽管生物学史家不采用这种方法，但是如果他要确定新概念产生的原因，他就必须仔细研究提出新概念的科学家的文化与知识背景。对这本书来说，这一点显然很重要，因为我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探索生物学学说演变的原因，这就必须提出下列的一些问题：什么事态使得一位科学家能发现为其同时代人所忽略的新事物？为什么他能摒弃传统的说法而提出一个新的解释？他从什么地方得到启发而采取新的途径？
大多数早期的科学史，特别是专业性科学史，都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撰写的，他们认为促使科学发生变化的动力，理所当然地来自科学领域本身之內（“内部”影响，内因）。随后，当科学史变得更加职业化或专门化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研究分析科学思想的发展，他们倾向于着重当时一般的知识、文化、社会背景的影响（“外界”影响，外因）。没有人想要怀疑这两种影响的存在，然而对这两种影响的相对重要性来说，特别是谈到特定的发展（例如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时就有很多分歧。
甚至有时要把内因、外因区分开来也很困难。《自然界的伟大链索》（“自然界阶梯”）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显然对拉马克和其它早期进化论者的概念形成具有影响。然而亚里斯多德是在对生物进行经验性观察的基础上提出这一概念的。另一方面，人们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或观念则又是无可争辩的外因之一。几百年来，基督教的神造论教条和由自然神学演绎的论据支配了生物学思想。源于柏拉图的本质论（essentialism）则是另外一种无所不能的全能观念，对人们也具有深刻的影响。有趣的是，它之所以被达尔文摒弃，倒主要是由于动物育种学家和分类学者的观察，这也就是说，是由于外因。
外因不一定来源于宗教、哲学、文化生活或政治，它们也可以来自其它科学（就生物学而言）。科学革命之后在西方广泛流行的极端的物理主义（包括决定论和极端的还原论）严重地影响了生物学学说的建立达数百年之久。现在回过头来看，上述影响大都不利于学说的形成。另一个例子是经院哲学逻辑从西萨皮诺到林奈时期一直支配了分类学方法。上述这些以及其它许多还可以补充的例子都清楚地表明外界影响对生物学学说的建立的重要性。在以后的有关章节中，我们还要就这些影响进行详尽的分析。
外界因素以两种全然不同的方式对科学施加影响。它们或者是在一定地区、一定时间影响科学活动的整体水平；或者是影响甚至导致某种科学学说产生。分清这一点很重要，过去常把这两方面混为一谈，从而在外因与内因究竟孰为重要的问题上引起很多争论。
环境条件对科学活动水平的影响早在有了第一本科学史时就已经被人们意识到。人们一直不停地在思考为什么希腊人对科学问题那样感兴趣，为什么科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复苏，新教对科学有哪些影响（Menton，1938）？19世纪时为什么科学在德国繁荣到如此程度？重要的外因有时可以具体指出，例如（正如Merz，1896～1914曾经指出），1694年哈勒大学（德国）用德文代替拉丁文，1737年在哥廷根创建了一所大学，在这所大学中“科学”课程占有重要位置。社会事业机构的各种变化，包括皇家学会的建立，诸如战争的政治事件和苏联“地球人造卫星”的发射，以及技术工程上的需要都会对科学活动水平产生不是促进就是压抑的影响。即使如此，这些外因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或压制了特定的科学学说这个议论纷坛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疑问式历史
一百多年以前Acton爵士提醒历史学家：“研究历史而不要研究时代。”这一建议特别适用于生物学史，因为其中的科学问题长期没有解决。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很多著名论战所涉及的问题是早在亚里斯多德时代就知道的。这些争论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延续下来。它们是过程而不是事件，因而只能作为历史来论述才能充分理解。正如R•G•Collingwood谈到历史时（1939：98）所指出：“它所关注的不是事件而是过程。过程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皈事态，它们只能互相转化。”这一点必须强调，特别是面对逻辑实证主义者的静止观点来说更是如此。实证主义者认为逻辑结构才是科学的真正问题：“科学的哲学在他们看来主要是对当代科学的逻辑结构和概念问题进行仔细而又详尽的分析”（Laudan，1968）。实际上，对于绝大多数科学问题而言，研究它们的历史比研究它们的逻辑更利于理解。但是，必须注意疑问式历史并不能代替编年史，这两者是互为补充的。
科学问题的解决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疑问式历史中，主要侧重于解决问题的企图和努力的历史，例如受精作用的实质和进化的定向因素这样的一些问题。不仅要介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尝试成功的历史，也要介绍尝试失败的历史。在对待生物学中的主要争论时，要着力分析对手方面的思想体系（或信条）以及用来支持他们的对立学说的特有证据。在疑问式历史中重点是从事专业工作的科学家以及他的观念世界。他所处时代的科学问题是什么？在企图解决问题时他拥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念和技术手段？他所能采用的方法是什么？在他所处的时代中有些什么流行观念指导他的研究并影响他的决断？像这一类性质的问题在疑问式历史的研究中占有主导地位。
我在本书中采用了这种疑问方式。读者应当认识这并不是一部传统的科学史。由于它专注于科学问题和概念的历史，就势必对生物学史的传记性和社会学方面有所忽略。因此它应当同一本普通的生物学史（例如Nordenskiold编，1926），《科学家传记辞典》以及可收集到的生物学有关学科的历史一起阅读使用。因为我是一位生物学家，所以我更适合写一本关于生物学的问题和思想概念的历史，而不是去写一本传记史和社会史。
疑问式历史的精髓就是问为什么。为什么自然选择学说单单就在英国发展起来，而且实际上有四次独立的发展？为什么真正的群体遗传学在俄国兴起？为什么贝特森对遗传的诠释几乎彻头彻尾都是错误的？为什么柯仑斯把精力分散在各式各样的外围问题上因而从1900年以后他对遗传学的主要进展贡献甚小？为什么摩尔根学派在那么多年里花费了很大精力去巩固已充分建立起来的关于遗传的染色体学说而没有另辟蹊径？为什么德弗里和约翰逊在正统的遗传学研究中运用他们的发现远比在进化论上得心应手？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收集和详细审查大量的资料和证据，而这样做的结果，即便有关问题最终判明无从作出结论，也必然会产生新的见解。对为什么的问题的回答虽然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程度的臆测性和主观性，然而却能迫使人们去整理研究结果，迫使人们采取符合臆测推理的方法不断审查自己的结论。“为什么”问题的合理性目前在科学研究中，特别是在进化生物学中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在历史的撰写中就更不应成为问题。在最不济的情况下，这种为什么问题所必需的详尽分析也有可能断定问题背后的假设是错误的。即使这样，也能提高我们的认识。
我在本书中自始至终对每个问题都尽可能地详加分析，并将混杂的异源学说和概念分解成个别的组成部分。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识到很多生物学概念是多么复杂——实际上也就是说生物学作为一个整体，其结构是多么复杂。因此，有一些陈述极其混乱的生物学史就是由于不懂得生物学分为功能原因和进化原因这两类生物学的结果。同样的道理，关于“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如果有人笼统地去写它，而不将渐进进化、共同起源、种的形成以及自然选择机制等学说分隔开，就表明他是不能胜任这一写作任务的。生物学中的大多数重要学说，当最初被提出来时就是这样的混合体。除非将它们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开并单个地加以研究，就无从认识它们的历史和影响。有的时候它们分别属于非常不同的观念体系。
我确信，除非了解生物学的思想结构（thought－structure）否则就无从认识生物学思想的发展。因此，我力求相当详尽地阐述生物学的见解和概念（insights andconcepts）。这在讨论多样性（本书第一编）时特别必要，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对多样性作恰当阐述的其它书籍，又缺乏关于多样性的概念结构。我意识到我的这本书将会遇到这样的危险：某些评头品足的评论家会大叫大嚷：“这只是一本生物学教科书，只不过是按历史顺序编排而已！”。我想，这或许是一本生物学疑问式历史的必然命运。任何一本关于生物学概念史的最大难处可能就在于它必须应付历史悠久的科学论争。当代的很多科学论战来源于几代、甚至几个世纪之前，有些还确实可以一直远溯到希腊时代。对这样的一些问题或多或少地作“无时间性”的阐述比按编年史来处理会更好些。
我尝试着把本书的每一编（多样性、进化、遗传）作为独立单元。在这三编中也同样地把每个单独问题分开。这样处理的结果会引起一定程度的重复和累赘，因为在不同的主题之间存在着极多的交叉联系，而每个主题之中的一部分又要通过同一序列的、与时间依存的文化背景。我力图掌握分寸，在一定篇幅的不可避免的重复和方便读者的前后各章的参照（cross references）之间求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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