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政治与文化》（4-7章）

第四章 殉教者、女工和教会

　　　　我们曾为摆脱压迫而战斗过，
　　　　曾为过上像人一样的生活而奋斗过。
　　　　啊！上帝赐予我们的平等在哪里？
　　　　世人啊！我们的痛苦，你们可曾看见？

　　　　　　（题目不详，载Suk Jung-nam，1984 , 168 )

　　1970年11月13门下午，位于汉城西南部服装工业区著名的平和市场发生了一起小规模的抗议活动。十几个年青人工人高呼口号，要求改善平和地区服装工人的工作条件。但当他们聚集到一起之后不久，警察和市场保安冲了进来，企图化解抗议活动。抗议者拒绝退让。他们筹划这一抗议已经有些时间了，决心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这回并非他们第一次尝试示威。以前的尝试，曾因政府做出按照他们的要求迫使雇主改善工作条件的虚假承诺而流产。这些抗议者是一个称为“三栋会”的小劳工团体的成员，三栋会由在平和市场血汗工厂区工作的十几名年青裁缝组成。组织该团体和这次示威的男子，是22岁、名为全泰壹的裁缝。

　　全泰壹曾深切地关注这个服装加工区的工作条件，并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寻找改善2 万多名工人工作条件的途径：他给劳动局、报纸甚至给总统写过请愿书，呼吁他们关注该服装区正在发生的人类苦难。在三栋会会员的帮助下。他甚至进行过一项调查，将有关平和市场地区存在非人工作条件的确凿证据提供给当局，但一切都白费力气。他的呼吁被忽视、嘲讽或以虚假的承诺打发。最后，全泰壹得出了残酷无情的结论：除了极端的抗议行为之外别无他法。在他为11月13日的示威做准备的同时，全泰壹私下做好了为劳工斗争事业牺牲自己的准备。

　　在抗议者与警察和市场保安扭打的时候，全泰壹消失了几分钟。当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罐汽油。突然，他把汽油浇在身上并点着了。他的身体顷刻间被烈馅所包围。惊恐的人群听到全泰壹在火焰中高喊：“我们不是机器！”“让我们在星期天体息！”“遵守‘劳动标准法’! ”“不许剥削工人！”人们看到他正拿着一本《劳动标准法》 小册子。这是一本一两年前他在旧书店里惊喜地发现的小册子。因为，让他当时感到喜出望外的是，这个国家的劳动法有对工人有利的有关工作条件和报酬的规定。他勤奋地研究了这些劳动法，把希望寄托在它们之上。他给政府当局面写过很多信，希望当局能让雇主遵守这些法律。但他最终意识到，无论是政府还是雇主对这些法律都毫不关心。当他的同伴终于把火扑灭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被烧焦。他半知半觉地请求他们：“请不要浪费我的生命！”他被送往医院后，留下了给他深爱的母亲李小仙的最终遗言：“妈，请完成我没有成功完成的任务。”接着，又对他母亲说：“妈，我……饿了。”然后咽下了他最后一口气（Cho Young-rae 1991，281一292）。

　　从很多方面看，全泰壹的自焚标志着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的开始。它在千百万工人心中播下了抵抗和反叛的种子。同时，到当时为止，韩国还没有一种神圣的象征和受到推崇的传统可以用来启示和动员工人努力争取达到集体目标，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全泰壹的自焚为工人阶级提供了一种强大的象征。这一事件还表明，快速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所产生的产业关系问题开始不再被隐藏在产业领域，而是开始成为容易导致紧张和社会冲突的起因。产业工人已经进入到成为韩国社会斗争和社会改造的一支关键力量的历史阶段。

　　平和市场是一片长约一个街区、四层楼高的迷宫式建筑，散布着前店后厂式的服装厂和服装店，雇用着2万名年青工人，其中90％为妇女，年龄大约在14一20 岁之间。 她们在地面离天花板不到4一5英尺高的小格子间里工作，既见不着阳光也没有通风设备。他们一般被迫一天工作14 小时，得到的是每月不到30 美元的工资（以1970 年的汇率计算）。徒工构成了这支劳动队伍的1/3以上，她们只能得到缝纫工正常工资的1 / 5〔每月3000韩元）。徒工的平均年龄为15 岁，靠着这样低的工资，她们甚至无法养活自已（Chlo Young一rae 1991 , 99一112）。

　　出于对这些苦难年青女徒工的深切人道主义关注，全泰壹开始了他的劳工斗争。一天，他写信给朋友说：“我们通常早上八点半开始工作，晚上十点到十一点半收工。你对此是怎么看的？难道你不认为这让人太疲惫了吗？一天14 小时呢！这些年青女徒工怎么能受得了这样长时间的工作？”(Chun Tac一El 1988，122）。他接着写道：“尽管不让她们享有适宜的环境，但难道她们就不是有着人类脆弱性的人吗？亲爱的元淑（音），作为裁缝，我必须整天与她们呆在一起，这对我来说太痛苦了。十四岁的年龄，她们还是孩子，但她们必须整天累死累活地干这样辛苦的工作，然后还要因没有及时做完活而经常受到裁缝的责骂。在吃午饭的时候，她们吃的是从家里带来的一小包饭团，就像大象吃几个饼干一样”(123) 。他还深深地关注着社会中的不平等。他的日记、给朋友写的信和他写的小说稿，都显示出他因看到年青工厂女童的苦难和身边的社会不公正而产生多大的痛苦。他叹道，“雇主花200 韩元吃一顿午饭，而年青工人三餐只能吃50元，这是一种不人道的事情……为什么这些纯洁的年青女孩得成为肮脏贪婪的富人的肥料？难道这不是社会现实吗？难道不是富人统治着穷人吗？”(Cho young-rae 1991 , 207）。

　　全泰壹所抗议的长期未能减轻的劳动剥削和巨大的人类苦难，正是20 世纪70 年代数量越来越多、受雇于劳动密集性出口制造部门的工厂工人的普遍状况。然而，正在遭受苦难的工人的呻吟，主流社会并没有听到。在70年代，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出口行业十分繁荣，国民生产总值和生活水准得到了提高。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对经济的进展情况感到满意，优先考虑的是加快经济增长的步伐。工人的投诉和抗议只是被当做一种暂时的麻烦小事来对待，是国家的经济馅饼变大以后才能解决的事情。无论是政治领袖还是中产阶级的大多数，实际上对工厂中到底正在发生什么、是什么原因才导致这种经济增长，他们都没有意识到。

　　全泰壹的自焚，给社会各界带来了一股冲击波。尤其是，它唤醒了知识界，使他们注意到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黑暗面，注意到经济奇迹的门面下正在受难的千百万工人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契机，使他们开始意识到劳工问题严重的方面，意识到必须扩大他们的政治斗争范围，将经济公平问题包括进来。很多学生参加了全泰壹的葬礼，汉城几所主要大学的学生发起示威，或者在校园里举行祭奠全泰壹的活动。因此，全泰壹的悲剧性死去，在劳工斗争与学生争取民主的政治斗争之间建立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联系环节。

　　然而，70 年代对于形成一场组织良好的劳工运动来说还为时太早。受雇于出口制造部门的工厂工人人数快速增加，但这些都是从农村新录用的新生产业工人。他们优先考虑的是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多多少少以为工作的艰辛是正常的。当剥削和欺凌达到极大程度时，工人累积起来的痛苦和愤怒爆发，变成暴力性的抗议行为，其中很多是因个人冲动而采取的暴力性行动。在全泰壹自焚后，又有几名工人企图以自杀来抗议在工作中遭到的虐待。事实上，意图自焚成了70 年代和80 年代韩国工人阶级斗争中一再出现的主题（Han guk kidokkyo kyohoe hyopoaoe 1984, 85 ）。有时候，一批工人自发地聚集到一起，要求支付拖欠或拒付的工资，或者谴责管理人员身体和言语上的欺凌。在有些场合，抗议的工人实际上成了一群愤怒的暴民，1974 年现代公司蔚山船坞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3000 多名愤怒的工人因公司采用新的分包制度而怒气冲天，他们破坏了公司大楼，放火烧毁了管理人员的汽车和其他公司财产。这些自发和带个人色彩的抗议形式，对促使产业关系发生他们希望能发生的变化起不到多大作用。它们只是唤起了短期的公众同情，而且通常是在更大个人牺牲的情况下结束。

一、争取建立独立工会的斗争

　　然而，随着工人开始意识到通过更系统和集体性的努力来改善自己命运的重要性，另一股劳工活动的潮流在70年代开始逐渐出现。工会意识慢慢地进入到一小批受雇于轻型制造业的工人先驱者的头脑中，工人开始认识到代表他们的工会是改善其状况的最有效手段。70 年代，出口制造部门当中的大多数工人还是无组织的，在工会存在的地方，大多数都是由公司控制的工会（Choi Jang Jip 1989, 146一172 ; Cho seung一hyok 1988）。因此，70年代开始的工会化斗争的目的，既包括创立新的独立工会，又包括掌握公司工会（御用组合）的控制权并将它们改造成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工会。第一次组织独立工会的尝试，也是发生在全泰壹为了工人阶级运动而牺牲自己的地方。1970 年11月18 日，他在平和市场的工人同伴组织了一个地区范围的工会，称为“清溪被服劳组”，代表在该地区就业的2 万多名工人【注：清溪是一个包括平和市场在内的有很多服装厂的更大区域。】。因全泰壹之死而形成的高度同情气氛，使得这一闹独立、以区域为基础的工会得以成立。在它形成的时候。曾拥有500多名活跃的工会会员。由于这一工业区的性质，其成员大多数为受雇于小服装厂的女工，不过领导权却由男裁缝掌握。尽管这一工会的建立较为顺利，但它所走的道路充满荆棘和曲折。它受到经常性的监视，领袖不断被骚扰、殴打和监禁，最后在1980 年被迫关闭。然而，从全泰壹精神中诞生的清溪工会，其会员从来没有屈服于压力和威胁利诱，在80 年代又发起了争取工会重新开张的充满朝气的战斗。从许多方面看，清溪工会在70 年代和80 年代中期以前的基层劳工运动中发挥了带头作用。全泰壹的母亲李小仙按照她儿子的遗愿，在整个清溪地区斗争中起到了象征性领袖的重要作用，被称为“所有工人的母亲”。

　　有了清溪被服劳组的领头，70 年代发生了几场争取建立独立工会的重大斗争。有趣的是，这些工会化斗争大多数明显是由妇女领导的。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两场斗争1972 年发生在两家大的纺织公司，即元丰和东一。在这两家公司，女工都发起了夺取公司工会控制权的政变。元丰的工会活动分子在70年代建立了韩国最强大的工会，是独立工会运动的样板。在与公司方和由男性主导的公司工会领导的几次摊牌之后，她们于1972 年成功地将自己的（男）候选人选进工会领导层，赶走了腐败的工会官员。同年，东一纺织公司的女工在工会选举时发动了一次选举叛乱，选举产生了第一名女工会主席和大多数车间女代表。同样的工会化斗争也于70 年代中期发生在另外几家女下占大多数的轻型制造业公司，其中包括半岛商事、邦林纺织、Y.H.商事、东光纺织、科龙电子（Crown ）、Signetics，和控制数据（Control Data）等。

二 教会与基层工会运动

　　工会活动在这一早期阶段的最显著特征，除了由女工领导之外，还有就是工会活动分子与教会组织之间的密切联系。女工会活动家几乎毫无例外地参加了在进步教会领袖主持下组织的小组活动或工人夜校。在这里，她们获得了有关工会重要性的意识，接受r如何缮纵和管理t会的基本教育。而且，在斗争开始之后，总会引起管理方采取大力报复和压制的行动，此时枝心活动分子往往仍是那些曾参与过教会赞助的提高意识活动的人员。即使工会活动分子以前与进步教会组织没有联系，他们的工会化斗争也会使他们与教会组织建立密切关系。70年代的基层工会运由于受雇于中小企业的妇女领导，主要发生在汉城－京仁地区，这与这一地区面向劳工的教会活动十分集中是密切相关的。

　　两个教会组织在70年代的民主工会运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天主教组织“天主教劳动青年会”（JOC 或 Young Catholic Workers）和新教团体“都市产业宣教会”（UIM）。两者都是50年代后期在它们相应的国际组织的赞助下组织起来的，并从60年代初开始面向劳工的布道工作（参见Han’guk kidokkyo kyohoe hyopuihoe 1984,94～107;Cho Wha Soon 1988;Ogle 1990,87）。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比利时、法国工人教士的榜样启示下，天主教、卫理公会和长老会教士承担起了在工厂和船坞劳作的人们中间布道的职责。他们当中有些人作为劳动者在工厂工作，经过一段时期的实地经历后成为“工厂牧师”。都市产业宣教会的牧师在工业城镇设立了他们的宣教场所，为当地工人和贫困居民投入地工作【注：奥格尔本人这段时期曾是一位工厂牧师，据他报告，60年代在韩国工厂和码头工作的牧师总数不超过25名(Ogle 1990,87)】。天主教劳动青年会在产业场所或附近地区录用年青人（工人、学生和其他天主教徒)开展工作，帮助改善领工作工人的工作条件。70年代是这两个组织最活跃的时候，当时引起了社会相当大的关注，这时候他们的活动程度不同地集中在汉城和仁川周围的产业区。不过，天主教劳动青年会的活动在这一地区之外的范围较广一些【在70年代中期，天主教劳动青年会在韩国全国有几百名会员(参见Han’guk kidokkyo kyohoe hyopuihoe 1984,225)】。

　　尽管牧师首先感并趣的是在产业工人和雇员之中宣传基督教信条，但他们在工厂的体验打开了他们的眼界，使他们从个人精神修炼的空词性中走出束，看到了工人进行集体斗争改善工厂条件的必要性。因此，从60年代后期起，天主教劳动青年会和都市产业宣教会的活动以帮助工人组织工会为方针。它们开办有关劳动法和工会组织的课程，赞助各种文化和社会活动，提高产业工人的社会意识。这些活动的主要目标是造就一小批将领导基层独立工会运动的劳工活动分子(Cho Wha Soon 1988;Ogle 1990;Han’guk kidokkyo kyohoe hyopuihoe 1984)。

　　由这些教会组织赞助的培育工人团结精神和意识的最重要手段，是小组(或者说小圈子)活动。从邻近工厂中招来的平均6～8名工人组成一个非正式的小团体，并为这些团体起上“晨星’、“松树”“青年俱乐部”“胜利”“钻百”或“野牛群”这样的名字。其成员在牧师或他们的指派人员(其中很多是大学学生)的指导下定期聚会，从事各种锻炼和文化活动，并讨论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这些团体当中有些仍主要保持为友谊或体育锻炼团体，但大多数最终变成了工人获得更强烈阶级意识和认识工会重要性的场所。导致70年代工会运动兴起的工会意识，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小团体活动的结果。正如东一服装公司的工人写道，“这些组织(天主教劳动青年会和都市产业宣教会)举办的小组活动和教育课程，有助于在同一工厂工作的工人中间形成团结意识，并形成那种可以通过工会改善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新意识”(Dongil pangjik pokjik tujaeng wiwonhoe 1985,33)。同样，元丰公司的工人写道，“小组活动是增强工会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教育工人认识到工会是到达能实现自由和自主、工人可以像人一样生活的社会的基本组织”(Wonpoong Mobang haeko nodongjia 1988,163)。

　　元丰和东一纺织公司的工会斗争曾受到广泛报道，它们是说明争取建立独立工会斗争的最好例子。随着“韩国毛纺（元丰以前的名称）组合正规化斗争委员会”的组成，（位于汉城的）元丰纺织公司的女工于1972年开始了她们的斗争。那些在组织这些反叛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人员是前些年曾参与天主教会有密切联系的小组活动的女工。她们当中少数人曾经当众发誓要成为“战士”，并领导了随后发生的艰苦斗争。她们的第一个挑战是，用他们自己的人员取代了当时的工会领导层。通过周密组织和筹划，她们在1972年工会选举中取得了令人震惊的胜利。在选出的42名车间代表中，29人为妇女。她们还成功地选举了一名男性主席齐东进（音），在选举中她们曾支持此人与管理方支持的候选人对抗。新诞生的独立工会在随后几年中遇到了巨大障碍，但具有高度投入精神和纪律性的工会官员在第二届工会主席方镛锡的领导下，在元丰纺织公司组织起了可能是当时韩国最强大、组织最完善的基层工会。方镛锡是少数几名有勇气参与由女工主导的70年代工会运动的男子之一【70年代期间有关由另一名男工在女工占大多数的三元纺织公司发动和领导组织工会斗争的突出例子。见柳东佑（Yu Dong-wu 1984）。】1982年，由于全斗焕军政府的严厉镇压和管理方挑动男工反对女工的分裂策略，元丰公司伸张工人-权利的工会遭到破坏。

　　东一纺织公司(在其仁川工厂)发生的民主工会运动同样是由一名女工干股领导，她曾积极参加赵和顺牧师指导下由都市产业宣教会仁川事务所举办的小团体活动。赵和顺是一名具有献身精神的向女工宣教的牧师，他曾于1966年作为一名劳动者在东一公司短期工作过。该小团体1972年曾巧妙地利用种种事件选举产生了韩国第一名女工会主席，即朱吉家（音），并以活跃的妇女代表取代了腐败的工会官员。随后几年，在男工会活动分子与女工会活动分子之间发生了激烈斗争，但女工在后来几年里又三次成功地选出了女工会主席。

　　不管工会组织者以前与教会领袖是否有过联系，她们的斗争通常导致她们向外部寻求教会组织或知识界团体的帮助。例如，当科龙电子公司工人组织工会并于1972年向政府劳动事务课提交申请书要求批准时，该公司向工人施加压力，并迫使很多工人撤消在申清书上的会员签名。劳动事务处以这些签名撤消为由拒绝了建立工会的申请。不仅工人组织工会组织的企图受到阻止，而且拒绝批准批复中还包含有严厉的侮辱性警告：“非常遗憾，在国际紧急状况下，你们违反法律从事造成社会不稳定的活动。因此，请保证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Han’guk kidokkyo kyohoe hyopuihoe 1984,159）面对这些障碍，科龙电子公司工人决定寻求外部帮助。她们写了一封信给都市产业宣教会：

　　很多教士和牧师曾为实现社会公正和产业和平而工作，而且很努力地为保护劳动人民的权利而工作，我们想谢谢你们。千千万万的工人经受着不公平的对待，但出于恐惧，我们甚至不能向任何人抱怨。在这种悲惨的情况下，我们向你们请求帮助。

　　我们是无依无靠的，我们没有权，也没有钱。我们已经组织了一个工人自己的组织，一个工会，但劳动事务处和公司以我们的行动不合法和会引起社会不稳定为托词而不予批准。请关注这种荒谬的局面，帮助我们按照韩国法律得到公平的对待，因为我们毕竟也是韩国的公民。（159)

　　那么，为什么工人转向教会组织寻求帮助呢？答-案就是因为，她们别无他处可以求助（参见Han’guk kidokk 扣k 卯hoe hy6poihoe 1984,453）。韩国劳总内部的官方工会已经放弃了他们装模作样的代表工人角色，蜕化为只不过是国家在独裁的“维新”体制下对劳工实行合作主义控制的工具【韩国劳总内部的一些行业工会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确曾为保护工人而工作过，而且有些独立的工会是70年代在全国纺织行业劳组的襄助下组成的。但在1972年“维新”体制确立之后，韩国劳总和行业工会完全变成了只不过是政府的傀偏组织（Cho Scung-hyok 1988）。】另外，为实施劳动标准法而设立的政府劳动局对防止劳工骚动更感兴趣。另一方面，70年代的韩国工厂工人还过于弱小，无法自己抵-制工作场所极度剥削性和滥用权威的做法。他们需要外部帮助。因此，产业工人，特别是受雇于很多轻型小制造企业的女工，试图寻求外部帮助以顶住管理方的压力，并找到了两个对他们的问题表示同情的群体——知识分子和教会组织（在70 年代末之前，学生对劳工问题没有给予太多的注意）。

　　与对工人的问题高度同情但组织上却很薄弱的知识分子不同，教会组织在向工人提供支持方面处于更强有力的地位，因为有着国际性的网络和国内的组织结构。再者，由于基督教的国际立场，基督教会比知识分子和政治异见分子更安全，易于避免遭到国家机器利用红色标签进行意识形态审判。尽管基督教教会领袖也未能免遭安全力量的意识形态指控一一他们事实上曾是意识形态攻击的主要对象，70年代曾有很多天主教劳动青年会和都市产业宣教会的领导人被逮捕、拷打和监禁——但教会组织在抵抗意识形态审判方面比其他群体要处于强得多的地位：进步教会积极参与基层工会运动，必然引起韩国劳总与教会团体之间的敌意，教会团体曾严厉批评官方工会领导卖身投靠政府【例如，进步基督教会领袖团体“新教和天主教劳动问题协力协议会”1974年曾发表一份声明，用严厉的语言谴责官方工会组织：“如果他们不为保护工人的基本权利而工作，韩国劳总和全国纺织劳组必须立即自行解散并为已成为剥削工人的第二组织而向400万名工人和全体公民道歉。”作为反应，韩国劳总发表了自已谴责教会领袖的强硬声明：“一小撮宗教领袖渗透到我们的劳工组织之中，并试图通过鼓动天真的工人而扭曲劳工运动的正确方向，造成组织分裂和劳工骚动，对此，我们催促他们进行认真的自我反省。我们以60万名有组织工人的名义警告他们，如果他们继续采取这种行为，我们将动员我们所有的组织力量对他们进行惩罚”〔Wonpoong Maobang haeko nodongjia 1988,97-98）。】。

三 东一纺织公司的工会斗争

　　不用说，70年代的新基层工会运动面对的周围环境是敌对的。雇主不打算接受独立的工会，特别是那些被怀疑与外部组织有联系的工会。他们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骚扰、威胁、贿赂，从政府控制的产业工会那里得到帮助等——阻止组织独立工会或改造管理方控制的工会的企图。当他们无法阻止建立独立工会时，他们接下来采取的手法是将它们改造成公司工会。为达到这种目的，最喜欢采用的手法是动员男工起来破坏由女工主导的独立工会。因此，70年代的民主工会运动的特点是男工与女工之间的剧烈斗争。在70年代数起重要的工会斗争中，最富戏剧性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位于仁川的东一纺织公司工厂的斗争。在劳动密集性出口行业的其他女工占大多数的工厂，如元丰、邦林、东光、三儿、半岛、科龙、Signetics、控制数据等公司的工厂【所有这些公司的工会活动家都发表了他们组织工会斗争的记录，不过最有用和最容易找到的是以下材料：韩国基督教教会协议会（Han’guk*** 1984 ）和李泰昊（Lee Tae-ho 1986a）。】。

　　女工的斗争也同样意义重大。但限于篇幅，我在此只能讲述东一的例子（这里的介绍主要依据的是以下文献：Dongil pankjik pokjik tujaeng wiwonhoe 1985;Suk Jung-nam 1984;Cho Wha Soon 1988）。

　　前面提到，东一纺织公司的工会领导权于1972年为参加过都市产业宣教会仁川事务所的小组活动的妇女所夺得。但通往民主工会之路是曲折的。工会活动分子必须克服管理方的大量骚扰、虐待和贿赂企图。她们被安排额外的工作，被调到最辛苦、最低下的工作岗位，受到性骚扰，因很小的差错而遭到严厉训斥，或者受到利诱，例如：厂方做出如果女工退出工会活动的话将得到提拔或给予额外奖金等承诺。

【插图四20 世纪70 年代晚期东一纺织公司的女工们和男主管】

　　骚扰只是东一公司管理方企图迫使工人退出工会活动或退出都市产业宣教会小组活动最初采用的方法。面对女工的顽强抵抗，公司后来采用了一种更恶毒的策略：策动男工夺取由女工主导的工会的领导地位，并将工会转变成公司御用工会。1976年7月，当新的工会选举即将按计划进行时，一批男工在厂方充足的财务和组织支持下，贿赂其他男工并试图恫吓比较胆小的女工，以便选掉当时任职的领导。这批人的领头者高道永（音）玩弄法律花招，串通警方以行为不端和煽动工人罢-工为罪名逮捕了工会主席（李英淑）和秘书长。7月23日，在工会最高领导缺席并将23名车间女工代表排除在外的情况下，24名亲管理方的代表紧急开会，选举高道永为新的工会主席。就在这些欺骗性的选举进行的同时，厂方将女工反锁在宿舍里，宿舍门口用木板钉死。然而，愤怒的工人撞开门或从砸开的窗户跳下，纷纷涌进工会大厅。第一天，大约200多名工人参加了静坐罢-工。第二天参加人数增加到800人，另外300多人则在工厂大门外罢-工，因为她们已被禁止进入工厂。公司方断电断水，不让把食品送进去。但尽管如此，这些工人并不退缩，而是继续罢-工，要求释放她们的工会领导人并宣布这次非法选举无效。

　　第二天，即7月25日，东一公司工人发动了一场极其令人吃惊的、富有戏剧性的反抗，这场反抗可能在世界劳工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当天下午，数百名防暴警察开进工厂。这些穿着蓝黑制服、全副武装的警察的出现令人感到恐惧（见插图五）。一些妇女因害怕而哭了。当防暴警察向工人接近时，罢-工的女工们开始脱去衣服，半裸着身体站在武装警察面前。事后一名工人报告说，当时在惊慌之中，一名工人悄悄地建议采取这种行动：“男人们不能碰脱了衣服的女人，即使他们是警察也是如此”(Suk Jung-nam 1984,49）。500－800名半裸着的妇女手挽手紧紧地站在一起，唱着工会会歌，周围是口瞪目呆的警察和男工。一个名为石正南的男工后来精彩地描绘了这一场面：“而对这样一种巨大的威胁，这是我们最后的反抗，是一种自发采取的行动，没有羞耻和恐惧。在武装警察和男工的围攻中，我们裸着上身手挽手紧紧地站在一起。这难道不比钢铁还要强硬吗？谁敢碰这些人？她们就像一块巨大的岩石。就像一颗轻轻一碰就要爆炸的定时炸弹”〔1984,49）。面对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警察一下子愣住了，但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他们冲过来，打乱抗议者的队形，抓住尖叫着的女人的头发，将她们摔到地上，并塞进警车里。在与警察战斗时，很多妇女全身暴露，但是，正如她们后来写道，她们不感到羞耻，只有眼泪、愤恨和强烈的患难与共的感觉。警察逮捕了72名妇女，但200名左右其他女工裸着身体躺在地上，试图挡住汽车，还有一些人步行跟着汽车到达警署。几名女工因严重擦伤被送进了医院，两名妇女后来发展成精神错乱。

插图五 令人恐惧的防暴警察。资料来源：社会写真研究所（SahoeSajin Yonguso 1989,153）。

　　这些工人的巨大牺牲，并没有很快换来胜利，但至少阻止了厂方指定的男工接管工会。管理方继续实行其将工会活动分子与普通工人分隔开来的分裂策略，并试图让工会处于瘫痪状态。为了与之斗争，工人向全国性工会“全国纺织劳组”请求帮助。令女工失望的是，全国纺织劳组事实上是一只狡猾的狐狸：纺织劳组的代表（一名男子）与公司管理方背着女工达成了秘密交易，建议该公司工会将非体力工人吸纳为会员。这表面上是调和两个对立的体力工人群体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让男监工控制工会的一种巧妙的策略。

　　随后，工会领导人意识到，靠自己同政府与管理方联手的力量斗争，她们是无力的。她们的战略是广泛宣传她们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希望给管理方带来压力，这也是70年代韩国工人经常采用的战略。1977年2月，东一公司工人在位于汉城闹市区的明洞天主堂文化中心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她们将她们的计划称为“东一事件的外科手术”，向大众媒介和民间组织发出了邀请函。邀请函中将12个基督教组织列举为她们的赞助者，包括：都市产业宣教会、天主教劳动青年会、基督教妇女组织等。在她们附在邀请信上的声明中，工人写道：

　　请听听我们这些贫困工人的绝望呼喊，尽管受到社会冷淡的对待和忽视，她们仍在雇主的皮鞭下为能像（受人尊重的）人一样生活而斗争……我们要像人一样生活，尽管我们贫穷，没有受过教育，但我们通过工会了解到了公正和民主。为了保护我们的良知而不屈服于不公正，我们进行了铤而走险的斗争，难道我们做错了吗？我们想恳请你们做出判断。请给予我们慷慨的鼓励。（Dongil pankjik pokjik nujaeng wiwonhow 1985,73～74)

　　这一次，工人胜利了。在原定进行“外科手术”的前两天，警察释放了被捕的工会领袖，政府劳动事务课让公司准许工人进行一次新的选举。在1977年3月31日进行的新选举中，一位名为李总角的妇女当选为工会主席。对于为了捍卫代表自己的工会而进行如此艰苦一斗争的女工来说，这是一次甜蜜的胜利。然而，她们享受胜利的时间并不长。她们的对手加紧了对新工会领导的攻击。管理方利用各种手段迫使工人退出工会，并继续骚扰工会活动分子。而且当这些手法无效时，他们使用了一种更恶毒的方法；将活跃的工会领导人描绘为亲共组织的傀儡。1978年2月，公司向工人散发一份题为“都市产业宣教会想要什么”的小册子。这本书指责都市产业宣教会以宗教组织为幌子，实际上是用从国际共产主义组织那里得到的资金运作的；都市产业宣教会典型的活动形式，清楚地体现了共产主义组织的特点；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劳动冲突稳步增多，国家加强了对面向劳工的宗教组织和知识分子组织的攻击。除了向工人灌输反对都市产业宣教会的信息之外，安全机构还逮捕了几名都市产业宣教会的负责人，包括赵和顺牧师，指控他们从事亲共活动。韩国中央情报部人员还冲进基督教研究院和高丽大学劳动研究所搜查并逮捕几名研究人员，指控他们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两个机构在培训工会活动分子和资助亲劳工的研究方面曾发挥重要作用。

　　这场意识形态宣传战为管理方攻击工会领导人和分裂工人提供了一种便利的工具。与厂方合作的工人（主要是男工，也有几名女工参与）声称，他们能拯救这家公司的工会，他们的目标是建立真正独立的工会。1978年，代表亲管理方男工竞选工会主席的一名妇女在散发的一份传单中问道：“在目前这个极其需要自主、独立和切实可行的劳工运动的时期，为什么我们不自已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而是受居心不良的外部力量的操纵呢？”这份传单批评都市产业宣教会在工人中间播下不信任的种子，煽动她们造成工作场所的不稳定。“我们生于贫困家庭，所以我们受过的教育很少，必须在别人还在上学的年龄便到工厂工作挣钱”(Dongil*** 1985 ,97）。她的传单接着说，“可是我相信，我们像任何其他人一样拥有纯洁和美丽的心灵。那么，为什么我们一听到都市产业宣教会布道，我们的心便变成一头饿狼的心呢？……他们教我们很多歌，这些歌很有趣，但让我们仔细考察这些歌的风格吧。它们都是煽动性的，含有不干净的内容。他们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显然，以赤色分子罪名迫害他人，不仅是国家机器维待其对市民社会控制的机制，而且是管理方攻击独立工会运动的便利武器。

　　然而，这些恶毒的意识形态攻击，对于将东一公司普通工人与她们活跃的工会领导者分隔开来并割断工会领导层与外部持不同政见群体的联系，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工会会员数量仍然很大，工人的团结仍很稳固。当造谣中伤无效时，那些自封的独立工会保护者便企图用武力破坏工会。

　　12月21日，进行了一场工会执行委员会新成员的选举。在选举日之前，一个反对工会的团体企图推迟选举日期，变更某些程序，从而使选举对他们有利。当他们失败后，他们对投票者进行人身攻击。2月21日早晨，当一名夜班工人下班走进投票棚时，几名男子提着装满粪便的桶子从厕所附近跳出来。这些男子在一名妇女的帮助下，将粪便倒到那位女工身上，往她脸上涂抹，甚至塞进她的乳罩。这名受到惊吓的女工试图逃跑，大喊救命。但没有人来帮助她。后来，据女工报告，一些警察和全国纺织劳组派来的选举监督人在场，但他们并没有干预【根据工人的报告，一名警察断然拒绝了女工救命的呼喊，说“你，臭娘们，闭上嘴！等会儿再说”(Dongil 1985,100)。】。

　　这一令人震惊的情况一传开，几百名愤怒的女工聚集到工会大厅门前，这时候大厅己经被几十名男工所占领。这些女工试图重新夺回办公场所，但在体力上她们不是那些男反对者的对手。而且这些男工的力量还因纺织劳组派来的几名都受过无数高水平训练的“战斗人员”而得到加强。后来，女工说，她们最害怕这几名男子，他们比警察和其他怀着敌意的男工还要可怕。这些男子在工会办公室挂起了以下标语：“驱逐都市产业宣教会！”“李总角下台！” “宰了赵和顺！”（赵和顺牧师被认为是与都市产业宣教会有联系的妇女工会活动分子背后的主要赞助人和鼓动者）

　　为什么这些男工采取这种行为呢？石正南写道：

　　那些所谓的男工反对者应当有某种理由成为反对者。要么是因为当时的执行委员会没有履行其应当履行的职责，要么是当时的工会主席缺乏能力……但是，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具体的理由或证明他们行动合理的证据。他们没有任何梦想，没有理想，没有对错的意识。他们这种行为，就是因为这比工作轻松得多，就是因为公司让他们可以闲逛，受到好酒好肉的招待，并且恭维他们这种行为。(1984,98)

　　不过，当然还有比受到公司贿赂更深层的原因。正如一名对女工会活动分子表示同情的男工承认，是由于“男人的自尊”使男工不愿支持由妇女主导的工会领导层（Dongil***1985,102）。少数支持妇女工会活动分子的男工受到男工同伴的排斥，不得不退出工会活动，或者最终背叛女工的信任。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意识形态，显然是主要障碍【这种性别歧视意识形态因韩国工作组织的性别歧视性质而得到强化。通常，男子被赋予更大的权威和责任，对公司比较忠诚。在女工占劳动队伍大多数的多数轻型制造企业，男子更有可能处在熟练工或技术工作的位置，有被提拔到某个监管职位的可能性；而没有出头之日、半熟练的岗位雇用的则是女工。显然，很多急于得到提拔的男工感到，女工中的活跃分子正在使他们失去机会。因此，他们对女工中的工会活跃分子的性别偏见通常与深深的敌意搅在一起(Dongil pankjik pokjik tujaeng wiwonhoe 1985,45)】。

　　这时候，全国纺织劳组主席、臭名昭著的反劳工分子金永泰介入进来了。在“平稳解决”的名义下，纺织劳组建议，鉴于该工厂工会被指责引起问题太多，因此暂时认定该工厂工会处于瘫痪状态，并接受纺织劳组的接管。当该厂工会主席李英淑和其他女工代表拒绝接受这一建议时，全国纺织劳组开除了李英淑和其他几名工会官员，并指责她们有“反组织的行为”。工人提出强烈的抗议，但她们未能使她们的领袖免予开除。

四 工人斗争的外部化

　　正如我们在东一公司工人斗争的例子中看到的，70年代以女工为先锋的民主工会运动的特点，是在国家与资本的强大联盟面前工人中间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反抗精神。然而，在70年代，这种精神高昂的反抗只是发生在位于汉城和仁川地区很少几家工厂。在这期间，制造业劳动队伍的大多数仍然是顺从和被动的。即使在开展活跃活动的工会成员中间，劳动者的意识水平也是很低的。事实上，工会活跃分子在如何管理独立工会方面的知识很少（基督教研究院和高丽大学劳动研究所通过开办有关工会的课程，在培养基层工会领导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民主工会运动的这一开始阶段，工人需要得到外部的帮助。如果考虑到“维新”体制时期官方工会组织结构完全与政府合作的特性，情形就更是如此。

　　因此，随着70年代下半期基层工会运动的强化，工人的反抗越来越外部化和政治化，这反过来又招致了国家的进一步压制。从国家的观点看，主要的问题是劳工与持不同政见团体之间日益发展的联系。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国家超高压制的劳工政策将劳工活动家驱赶出产业领域，从而迫使他们与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团体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我们可以通过继续叙述东一公司工人的斗争看到这种有趣的发展过程。

　　尽管东一公司的工人为了保护她们的工会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但她们却目睹她们艰难建立起来的工会因管理方与那个全国性工会之间的合谋而瘫痪。东一工会活动分子决定在工厂外继续他们的斗争。1978年3月10日上午，76名东一公司女工混进了汉城奖忠体育馆。当时，包括总理和其他高层人物在内的政府领导人和全国性工会领导人正在这里集会庆祝“劳动节”【韩国政府当时有意将5月10日而不是5月l日定为劳动节，以便割断与国际劳工运动的联系。】。电视台对这一仪式进行了现场直播。正当韩国劳总主席登上主席台发言时，东一公司的一人站起来高呼：“解决东一公司的问题！”“我们不能靠粪尿生活！”“金永泰下台！”抗议者迅速展开标语，并向观众散发传单。

　　事情发生不到几分钟，电视直播便终止了，警察和保安冲进来将闯入者清除出现场。抗议者遭到猛烈殴打、脚踢，被推倒在人行道上，最后被带到警察局。可悲的是，这场抗议并没有给工人带来积极的结果。在东一工厂，男工继续占据着工会办公室，并加紧了他们对“被亲共组织迷惑和操纵的愚昧妇女”的指控。工会会员不得不筹划另一种战略。数日后，41名工人从仁川前往50英甲以外的汉城，在明洞天主教堂开始绝食。另一场有赵和顺牧师参加的绝食斗争在仁川都市产业宣教会会部的地下室同时进行。很多其他工人以旷工或在工厂中怠工的形式参加了这场抗议。

　　东一公司工人决定在明洞天主教堂发起绝食抗议，显然有着战略上的考虑。除了让他们的问题广为人人知之外，她们希望全国基督教领袖干预，以便保护都市产业宣教会和天主教劳动青年会等组织和工人不受恶毒的意识形态指控。如今，他们的要求比以前抗议中提出的要求更加广泛：“保证工人三权！”“金永泰，滚下台！”“解决东一问题！”“停止压迫宗教！”事实证明，这种战略比以前的战略更有效。东一工人的绝食赢得了教会、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广泛支持。在很多教会举行了“为东一工人祈祷”活动，很多教会领袖、教授、作家和记者一起参与组织“东一问题解决委员会”。不过，公众传媒对这一事件却视而不见。尽管这一事件为几家外国报纸所报道，但韩国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没有一家提到这起绝食斗争。

　　此时，全国基督教最高领袖——红衣主教金寿焕、姜元龙牧师（一位有影响的新教领袖和基督教研究院的创立者）和金观锡牧师（韩国基督教教会全国协议会总务）——与政府当局会谈，获得了口头上的承诺，即东一公司的一切恢复到2月21日（粪尿事件）以前的状态，允许工人进行新的选举，公司方不惩罚任何工人。在这种情况下，东一工人结束了她们9天的绝食抗议。抗议者因她们取得胜利而兴高采烈，乘坐教会提供的租用汽车返回仁川。但令她们大吃一惊的是，第二天在仁川看到的情况与己经得到的承诺恰恰相反；工人和全国基督教最高领袖都完全被政府愚弄了。不仅抗议者被禁止返回她们的工会，而且她们被开除了工作。经过劳动局的批准，公司以未经公司准许缺勤三天以上、损害公司的公众形象为由，解雇了参加汉城和仁川绝食斗争的126名工人。

　　因此，这些工人失去了一切——她们的工作，她们艰难地建立起来的工会，她们费力说服的工人同伴，以及她们对教会领袖的信任。她们没有失去的是她们相互之间己经形成的坚固纽带和她们进行反击的坚强决心。东一工人斗争马上面对的目标这时候不再是恢复独立的工会，而是使绝食者重新获得自己的工作，她们不得不在工厂大院外发动这种斗争。

　　1978年3月26日，又一次突然性的工人抗议在一场宏大的公共仪式举行期间爆发，这场仪式也在进行电视广播直播。这是一场庞大的感恩节礼拜式，在汉城巨大的汝埃岛广场举行，有50万名基督徒参加。在议事进行当中，6名妇女突然跳上讲台。主教的祈祷被中止，那些妇女从他手中抢过话筒高喊：“保障工人三权！”“我们不能靠粪尿生活！”“解决东一公司问题！”“支付邦林（公司拖欠）工资！”(Dongil pankjik pokjik tujaeng wiwonhoe 1985,123)。不到5分钟，她们被保安人员迅速赶下讲台。闯入这场庄严的宗教集会的人并非都是东一公司的工人。6名抗议者来自不同的纺织公司，工会运动在这些公司都曾得到发展并遭到严厉压制，其中包括：东一、元丰、邦林、南荣尼龙和三元纺织。这6名妇女在教会赞助的活动中结识，并决定通过揭露教会每个星期都宣扬的和平、爱和自由怎样在工厂中被如此赤裸裸地抛弃，打破主流基督徒的温和状态。她们对媒体也同样感到愤怒，因为它们对这场斗争根本不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这次令人吃惊的抗议就是抓住媒体几分钟注意力的绝望尝试，以便让社会了解千百万日夜劳作、创造了社会可以享受的富裕的工人，了解他们受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公正对待。然而，这些抗议者又一次未能引起媒体的关注。专门关心工人暴力行动、灌输抗议者背后有着某种外力影响观念的媒体，很少报道这样的事情。

　　这次看似无用的抗议，预示着韩国劳工斗争新模式的出现，即不同企业工人之间的团结斗争，它成了80年代的一个主要趋势。从这种意义上说，它具有重大意义。工人意识的提高，工人与民主力量之间的密切联系，政府在控制劳工方面的压制性和排斥性政策，这些因素共同发生作用，推动劳工斗争走出了产业领域，促进了劳工活跃分子之间的紧密纽带的形成。到70年代末，随着由女工领导的独立工会运动力量的增强，随着很多活动分子被解雇并继续在他们原来的就业场所之外进行斗争，不同企业的劳工活跃分子之间开始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这些工厂大部分集中在汉城附近的产业区，这种邻近性当然是便于公司间劳工形成密切联系的关键环境因素。
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开除的东一工人发起了一场越来越孤立无援的复职斗争。外部对她们的帮助是暂时的，而对她们的压制则变得更恶毒了。她们被开除十天后，全国纺织劳组主席向所有地方工会和很多纺织服装厂发出了一份备忘录：“附件是一份工人名单，她们因擅离职守并在外部力量的唆使下参与暴力行为而被东一纺织公司开除。因此，请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Dongil pankjik pokjik tujaeng wiwonhoe 1985,155)。不管这些工人走到哪里，这张黑名单都如影随形。那些试图在别的工厂就业的人常常在面试时被发觉，从而失去就业机会。那些避开征查得到工作的人后来被发现后被迫辞职。管理人员通常告诉这些工人：从个人来说我们并不针对你们，但由于政府的指示，我们无能为力(Suk Jung-nam 1984,155）。

　　东一公司工人的斗争延续了数年。从很多方面看，东一工人不屈不挠地争取复职的斗争，其重要性绝不亚于她们最初的工会斗争。如果说她们最初的斗争体现了她们通过建立有代表性的工会争取改善工作条件的努力，那么，她们在被解雇后的行动对民主工会运动地下网络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因为这些行动发生在单一的工作场所之外。因此，对增强劳工运动与学生、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民主化运动二者之间的联系纽带来说，东一工人的斗争做出了很大贡献。朴正熙政权将劳工活跃分子驱逐到产业领域之外，实际上促进了它曾很注意防止发生的进程——反体制政治运动与不断发展的劳工运动之间结成联盟。

五Y.H.商事的工人抗议

　　70年代后期发生的劳工斗争中，最能说明其外部化和政治化趋势不断发展的一场大斗争是Y.H.公司的斗争（本节中的叙述主要依据的是Chon Y.H. nodong chohap and Han’guk nodongja pokjik hyopuihoe 1984）商事（贸易公司）成立于1966年，是向美国出口的假发大出口商。其创立者张龙浩1970年移民美国，并建立了另一家贸易公司，韩国的假发工厂则留给他的妹夫管理。新的管理者不是集中精力做假发生意，而是将Y.H.商事的利润用于购买一家新的运输公司。再换了一名管理者后，新的管理者又在电子和电影公司中进行了副业投资。连续的资金外流，外加70年代世界假发市场的衰退，使Y.H.商事资金空空如也。雇员总数从4000人减少到1800人1979年3月，管理方宣布了关闭工厂的计划。激起了该公司工会的强烈反应，这个工会是1975年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独立工会。抗议之后，发生了一系列静坐示威。随着管理方与工会冲突的升级，几个外部组织开始卷人。Y.H.商事工会会议的出席者不仅有宗教领袖和知识分子，而且有来自元丰、东一、控制数据、半岛商事和东光纺织等公司的民主工会的代表。随着宣布工厂关闭日期的临近，Y.H.商事工人的抗议活动不断增强。警察被召来并随时准备用武力制止抗议活动。面对迫在眉睫的警察攻击，抗议者决定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继续斗争。令人震惊的是，她们选择的地方是反对党新民主党位于汉城闹市区的总部。反对党发起抗议活动的决定，是按照几名基督教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建议作出的。根据Y.H.商事工人后来写的报告，她们在抗议活动期间与这些外部支持者保持着密切联络，尽管她们以前与都市产业宣教会和天主教劳动青年会没有联系。8月8日傍晚，几名“年青的男基督教徒”秘密开会，为Y.H.商事工人的抗议讨论决定另一个抗议场所。据报道，他们考虑过朝兴银行、美国大使馆和新民主党总部这几个地方，但最后得出结论：“新民主党是工人可以将他们的经济斗争升级为政治斗争的场所，因此，不管这场斗争成功还是失败，都将对整个社会产生很大影响。”8月9日凌晨，这些男子到了工人宿舍，报告他们讨论的结果。“听了他们的报告，工会会员感觉到形势紧急，在对第二个抗议场所稍加讨论之后，她们决定选择新民宝党总部，主要考虑的是它对国内外可能产生的影响和进入那个地方比较容易。”与此同时，三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基督徒（诗人高银、文东焕牧师和李文永教授）会见了新民主党总裁金泳三（后来的韩国总统），向他请求帮助（参见Chon Y.H. nodong chohap and Han’guk nodongja pokjik hyopuihoe 1984,186~187）。

　　1979年8月9日上午，187名Y.H.商事工人涌入新民党总部大楼，以大楼的四层作为她们抗议的新场所。新民党总部立即被警察包围，随着金泳三宣布其支持抗议工人，气氛更加紧张起来。抗议工人与警察之间的高度情绪化的紧张对峙第二天延续了一整天。但在第三天（8月11日）黎明时分，100多名防暴警察冲进大楼。他们砸破窗户，推倒家具，对新民党党员、反对党国会议员、新闻记者以及做绝望抵抗的Y.H.商事工人不加区别地进行攻击。在这场警察暴力行动中，一名叫金景淑（音）的工人从四楼跌下死亡【死亡的原因现在仍无法确定，警察声称这是自杀，而工人则认为她是被警察杀死的。包括金景淑在内的几名抗议者在替察冲进大楼时确实曾企图利用砸碎的玻璃自杀】。金泳三则被抓走。

　　因此，Y.H.商事工人的斗争以与东一工人斗争同样的方式结束一一斗争因国家的镇压而失败。四名工会领袖被监禁，233名工人被警察送回农村老家。几名基督教领袖被逮捕和审讯。然而，Y.H.商事工人的斗争也再一次对为不断扩大的工人阶级运动打下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Y.H.商事工人的斗争对劳工斗争的外部化和政治化、对劳工斗争与支持民主政治斗争的融合作出了贡献。

　　事实上，Y.H.商事事件对政治运动的影响比对劳工运动的影响更大。到当时为止或多或少超然于劳工运动之外的新民党突然成为偶然的参与者。执政党开除了金泳三的国会议员职位，指责他激起暴力和社会不稳定。此时，政党政治陷入了危机。在金泳三的国会选区釜山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而且蔓延到邻近的工业城市马山。街头示威的参加者不仅有学生，还有工人、失业者和对朴正熙政府的独裁做法已经深深不满的普通公民。这一时期韩国经济的衰退状况也加剧了政治骚乱。随着政治抗议力量的增强并扩大到全国，执政党内部出现了裂痕，朴正熙的助手之间形成了严重的对立，这种情况最终导致了1979年10月26日被他的情报部首脑暗杀。随着他的突然死去，韩国独裁主义的阶段走向终结，韩国民主劳工运动的形成阶段也同样结束了。

六 女工工会活动活跃性的源泉

　　70年代，元丰、东一、Y.H.商事和其他几家纺织和电子工厂的劳工斗争，显示出韩国女工令人吃惊的反抗压迫精神，尽管各方面的情况对她们都很不利。从很大程度上说，正是这些女工的先锋作用，为韩国民主劳工运动和工人阶级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当然，70年代男工的作用也不能忽视。毕竟，正是那位男裁缝全泰壹通过自焚致死而发动了强有力的劳工反抗斗争，而正是他的同事即平和市场的男裁缝组织了第一个独立工会并向人们展示了走向基层独立工会运动的道路。其他一些男工，如（三元纺织的）柳东佑和（元丰纺织的）方墉锡等，在70年代的基层工会运动中发挥了带头作用。然而，这一时期是女工高举着民主工会运动的火炬。70年代涉及工会化斗争的劳动纠纷当中，绝大多数是由纺织、服装、电子和其他由妇女占大多数的出口行业的女工领导的。甚至在独立工会运动由男工领导的地方，女工也是斗争的主要参加者，并且比男工表现出更强烈的反抗精神、决心、团结和复原力（Yu Dong-woo 1984,126~130）。

　　因此，韩国女工活跃的情况与出口行业女工的常见特征是矛盾的。有关出口加工区女工的文献通常强调她们受到国际资本（超级）剥削的程度和因低工资、市场多变性、性压迫而受到损害的程度（Elson and Pearson 1981;Fernandez-Kelly 1983;Kung 1976;Linda Lim 1978;Safa 1981）。亚洲工厂女工的主要形象是顺从、被动、对产业工作的过渡性参与和对工会活动缺乏兴趣。这些出口部门的年青女工被冠以“工厂的女儿”或“孝顺的工人”的名称，并且被描绘为不仅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控制，而且受到在产业组织中得到复制的家长制传统文化的控制〔Salaff 1981;Wolf 1992）。同样，发展中国家女工占大多数的轻型制造部门的特征，也被概括为工作变换率高、工会活动不活跃、劳工行动很胆小或者没有效果（Deyo 1989,187~196）。

　　最近，一种新的观点出现了，它反驳了那种有关国际化生产体系中女工很温顺的形象。人们已经承认，女工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和家长制的受害者——她们也作为活跃的动力抵-制和抗议压迫性的结构（Ong 1957;Milkman 1993;Chhachhi and Pittin 1996）。阿米塔•扎奇和勒尼•皮亭认为，“妇女已经组织起来捍卫、扩大她们的权利并改善她们的状况，甚至在工人尚未组织起来的部门和通常被视为工人无法组织起来的自由贸易加工区中也是如此”(Chhachhi and Pittin 1996,24）。因此，正如南壮林（音）认为，有必要认识到“亚洲妇女在工作场所经验的两重性：既受到压迫也进行反抗”(Jeong-lim Nan 1996,328）。因此，这些有关女工的新文献正在试图摆脱“过于经常往有关女工的研究上涂抹的‘受害学’色彩”(Chhachhi and Pittin 1996,24）。

　　在本章中我们看到的情况，明确支持了观察重点应当转变的观点，即从将女工作为受害者观察转变到观察她们的反抗和组织活动。在工会运动方面，韩国女工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女工要积极得多，进取心也大得多。她们不仅以不时发生的抗议活动或以微妙的日常反抗形式进行抵抗，而且参加并领导了与苛酷的独裁主义直接对峙的基层工会运动。

　　是什么原因使她们成为韩国工人运动这一早期阶段的领导力量呢？在少数直接考察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南壮林的研究指出了70年代韩国女工工会活动活跃的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与结构条件有关：“女工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她们经常受到性别歧视，是在工人中培养集体意识的基础。年青的妇女来自同一学校或同一地区。关系密切地住在宿舍区里，会形成共同的理解和某种姐妹感”(Nam 1996,331)，第二个原因是“参加劳工斗争的相对较低的成本”，“因为在这些条件下，年青、单身的女工不会因参加劳工斗争而失去太多”。第三个原因是可以利用的“通过个人努力来为她们（女工们）的经济利益服务的机会很少”。南壮林因此认为，相比之下，“韩国男工得到了更多通过个人努力得以提拔和提升的机会，这为与管理方的合作提供了刺激因素”(332)。

　　虽然这三个原因对理解妇女为什么参加劳工抗议有帮助，但它们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韩国女工在70年代发挥了领导基层工会运动的作用，因为所有这些因素同样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女工。另外值得探讨的是，在南壮林提出的因素当中，有些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例如，妇女在年龄较低时便退出劳动队伍（即不会失去太多），恰恰有可能使她们对通过集体行动实现她们的条件的长期性改善兴趣较小，尤其是，这种集体行动还包含着很大的个人风险（此外，从个人安全和家庭保障方面看，女工要损失的东西相当可观）。至于第三种因素，应当承认的是，在韩国工厂中，不仅女工而且男工得到提升的机会都十分有限。还值得质疑的说法是：由于妇女在劳动岗位市场中的地位，她们比男子谋求采用个人主义手段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更小。事实上，更常见的是，妇女寻求通过婚姻实现向上流动（尽管现实总是与这种愿望不符）。

　　那么，造成韩国女工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劳工运动中发挥异乎寻常作用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我认为答-案就在于轻型制造行业的女工与进步教会组织之间发展起来的密切联系。我们已经看到，70年代几乎所有的工会斗争都与教会组织有联系并得到它们的帮助。甚至在工会活动分子起初与这些组织没有直接联系的情况下，抗议者在斗争的过程中也寻求得到知识界团体和教会团体的帮助，Y.H.商事工人的抗议就属于这种情形【由Y.H.商事以前的工人写的《Y.H.商事工会史》说道：“正如本书所报告的那样，Y.H.商事工会过去与都市产业宣教会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的工会会员没有一个属于都市产业宣教会成员（Chon Y.H. nodong chohap and Han’guk nodongja pokjik hyopuihoe 1984,255）】。都市产业宣教会和天主教劳动青年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汉城一仁川地区女工占主导的轻型制造行业，而70年代的女工会活动分子与它们在产业界的布道有着密切联系。70年代的工会运动集中在京仁地区，与教会组织的产业布道集中在这一地区进行的情况是一致的。如果教会组织没有卷入到劳工领域，妇女是否会在韩国劳工运动中发挥这样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值得问一问的有趣问题。我的猜测是可能不会。

　　接受过我的访谈的70年代工会活动分子同意这种观点。就东一工人斗争写过一篇精彩记录的石正南说；“外人（教会领袖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十分关键的。我们的斗争并不是真正自发的或由我们自己做的。没有他们的帮助，被压制蹂礴的工人不会自己加入劳工运动。正是由于他们给予我们深深的人道关怀、给了我们勇气，我们才这样做。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出路”(2000年3月29日访谈）。另一位70年代的工会活动分子金志宣【金志宣曾名金波姬（音〕，因为她最初受雇于二元纺织厂时曾用过一个亲戚的名字，以隐瞒她未到法定就业年龄。】，曾与其他5名工人一起发动1978年在汝矣岛广场全国感恩节礼拜式上的突然抗议活动，她也承认教会团体和知识分子在斗争最初阶段的关键作用：“当社会中准也不把我们当人看时，他们向我们表示了真正的关心，将我们作为应受尊重的人对待。这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事情。我们对这些真正关心我们和满腔热情帮助我们的人感到深深的信任和赞赏。我们有一种感觉，如果跟随他们，一切都会好的”（2000年7月访谈）。

　　无论是石正南还是金志宣的评论，都为解释为什么是女工而不是男工与教会组织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提供了线索。首先，教会团体对女工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因为她们是受压迫和受剥削最深的。正如赵和顺牧师所说，“女工是所有人中最异化和最受压迫的”（1988,135）。产业布道以这些受到最严重剥削、最无依无靠的工人为对象，这是自然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知识分子对年青女工也怀着这种博爱主义态度，把她们看做脆弱、易受伤害因此需要保护的人。第二个相关的因素是，对产业布道来说，轻型制造部门比较容易进入；而要进入大型重工业工厂则要困难得多。由于这些原因，面向劳工的布道活动大都集中在女工构成劳动队伍占多数的产业部门。

　　然而，更重要的也许是女工与男工之间对教会团体活动开放性之间的差异。首先，女工比男工更有可能参加教会活动。尤其是，女工对参加教会领袖组织的小组活动更感兴趣——教会与劳工联系的主要途径是这些小组活动而不是定期举行的宗教活动。为什么妇女对参加这些活动更感兴趣呢？我们可以想到几个原因：与男子相比，女工在工厂中有更大的心理和情感苦难感受，因此对精神安慰有更大的心理需要；作为工人，为了补偿她们的自我认词受到的损害，她们有获得教育和文化体验的渴望；她们参加多样化的业余休闲活动的自由较少。不过，金志宣还向我指出了另一个因素一一妇女比男子在人类关系方面总的来说更加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因此她们对与陌生人一起在教会参加不熟悉的社会活动的内在抑制性较小。当这些妇女是基督徒时，情况尤其如此。在她看来，相比之下男工在人际关系方面“比较僵硬和具有等级观念”，对参加教会组织的小组活动或其他活动感到比较不舒服，除非他们自己是基督徒（2000年6月访谈）。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汉城一京仁地区参加教会团体和学生组织的小组活动的女工数量相当多，这是事实。通过这些活动，她们中间形成了强有力的团结精神，对工作场所的不公正有了更强烈的意识。渐渐地，这种新的意识发展成工会意识，发展成通过她们自己的努力建立独立工会来解决她们的问题的集体决心。

七、70 年代劳工运动中的性别问题

　　鉴于女工是70年代和80年代初韩国劳工运动中的主要行动者，因此观察一下女权问题在她们的斗争中有多重要是很有趣的。各种资料来源显示，这些问题在当时并不重要；事实上，直到80年代中期，女权问题实质上在所有劳动纠纷中都没有反映。即使是在由女工领导的几场组织良好、相当具有战斗性的劳动罢-工中，如在元丰、东一、Y.H.商事的罢-工斗争中，女罢-工者并没有提出任何与性别有关的问题并作为劳动纠纷的主要争论点。一个小小的例外是控制数据（Control Data）公司发生的情况。在该公司，女工在70年代后期曾为妇女从外国雇主那里获得产假和更公平的提升机会而斗争（Shin In-ryung 1988,322~334）。但实际上在70年代的所有劳动冲突中，主要的纷争是围绕为整个工人阶级（不管是男人或妇女）获得人道的条件、围绕组织工会以保证这样的条件而展开的。

　　当然，这并非是由于女工不关注她们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巨大性别不平等和性别压迫。我们在本章和前面各章中已经看到，韩国女工遭受的劳动剥削、家长制统治以及性暴力损害的严重程度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在70年代和80年代下半期以前，韩国女工大多数并没有一种适当的解释框架或语言来理解她们对支配性性别关系的体验。正如金志宣告诉我的那样，“当然，我们女工不得不忍受的不公平事情还有很多很多。但在当时，我们并不认为那些是性别问题，因为我们包括男工也包括女工当时面对的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所以我们只从工人阶级整个阶级来考虑。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曾有很多严重的女权问题”（2000年3月访谈）。我对其他早期女活跃分子的访谈也确认，直到80年代中期以前，女劳工活跃分子并没有很强的女权意识。金志宣、（控制数据公司的）韩明熙和石正南都告诉我，当时最困扰她们的是这样的事实：女工会分子在结婚后只好离开劳工运动；她们说，这一弱点使她们意识到除了阶级不平等之外，父权制和性别不平等也是严重的问题。

　　可是，正如其他社会一样，在韩国妇女中，深深嵌入父权制当中的性别意识改变起来是最慢的。根据对女工所写的作文的分析，郑炫析注意到，“在她们的总体意识中，变化最慢的是性别意识。尤其难以克服的是她们传统的婚姻概念。在她们的作文中，找不到任何有关对女人来说参加劳工运动和通过这些活动对社会做出贡献与婚姻一样重要的论点”(Chung Hyun-baek 1985,156）。然而，不仅仅是工人，就连向妇女劳工运动提供帮助的知识分子也显示出同样低水平的女权意识。赵和顺牧师在她对70年代后期自己的活动的回忆录当中写道，“回忆起来，我想起了很多受到性别歧视的体验。然而，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当现在有了这种意识时，同样的现实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现在我已经走过了这道坎”(Cho Wha Soon 1988,138)。

　　而且，在70年代和80年代上半期，劳工运动的周期确实使人们除了强调阶级问题之外，无法再重视性别问题；这两个问题被认为是分离的，它们之间具有潜在的竟争性而不是具有相互联系性。正如很受尊重的女劳工研究专家和法律教授辛仁羚指出，“不把首要目的与次要目的混同在一起，这是很重要的。选择一个错误的‘首要目的’，意味着犯模糊（社会的）根本矛盾和强调次要问题的严重错误。为了小心地不把妇女问题当成‘首要目的’，还意味着要警告不要进行一场改良主义的女权运动”(Shin IN-ryung 1988,333~334）。

　　甚至在学生劳工活动分子中，看轻性别问题而重视阶级问题的情况在80年代仍继续存在。金承庆80年代后期曾注意到，“尽管她们在日常生活中有过受到以性别为依据的歧视的体验，但女学生活动分子将性别问题视为与阶级相比属于次要的问题。她们自己对学生运动的等级制和家长制结构有过抱怨，但很少讨论过她们对男人的悲愤，而且提起性别问题的妇女一般来说要被男生鄙视为不很严肃对待的阶级问题。尽管与她们组织的工人一样有着共同的性别屈从体验，但这些共同性很少为女劳工活动家所注意”(Kim Seung-kyung 1997,141)。

结论

　　无论是韩国政府还是雇主都声称，70年代及以后的劳工骚动主要是由于“外部不良分子”的鼓动。70年代几乎所有的工会斗争都与教会组织或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有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支持，从这种意义上说，政府和雇主的说法有某种道理。看来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宗教团体和知识界团体的参与，70年代劳工的情形会有很大的不同。

　　不过，这种说法否认不了70年代劳工斗争的铁的事实。引起70年代和80年代劳工抗议的主要因素，并非真正是外部鼓动，而是韩国产业工人在他们日常工作生活体验到的实实在在的现实。70年代劳工斗争的真正起因，毫无疑问是极差的工作条件、很低的工资，而且首先是管理方的不公平、不公正对待，简言之，是“非人的状况”。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的那样，韩国产业特别是妇女占多数的轻型制造业中的生产关系，迫使工人做出超越人类承受力的身体和情感牺牲。而且，管理方对体力劳动工人的鄙视态度，尤其是对女工的鄙视态度，造成了深深的心理创伤和愤恨，成了极容易爆发劳工抗议的起因。

　　劳动剥削和以性别为依据的压迫，使得女工的状况比男工更糟。从农村新录用来的没有经验的年青女工是劳动密集性出口产业的主要劳动剥削对象。然而，不仅仅是剥削性的工作条件鼓励妇女参与劳工斗争；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她们在工作中体验到在符号和身体方面猖撅的滥用权威。如果她们拒绝顺从的行为。通常就会遭到大声呵斥或殴打。她们时常成为性骚扰的对象。她们经常被称为“蠢妞”，不被当人看待。在这种环境下，女工比男工更铤而走险地呼喊要求得到人道对待。这是很自然的。

　　工作场所的这些物质和符号条件，终于于70年代在韩国新一代无产阶级中间激起了集体行动。然而。当这些集体性反应开始出现的时候，韩国产业体系中没有供发泄这些悲愤和寻求补救办法的合法途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70年代国家排斥性的合作主义劳工控制体系追使工人在官方工会组织结构之外另寻出路。在这一时刻，一小批基督教领袖和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愿意冒受国家压制的风险提供帮助。

　　教会组织对70年代韩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几方面的独特贡献。首先，进步教会提供了一个避难所、一种社会空间，工人可以在此聚会，分担她们的问题，分享她们的观点。在70年代，韩国工人没有其他可以自由互动和讨论共同问题的空间。其次，教会组织帮助工人确定她们努力的方向，即组织独立的工会，而不是进行零星的个别抗议。通过教会团体主办的小团体活动和夜校，工人了解了工会的重要性，了解到工会是改善她们在工厂中的条件的惟一有效手段。再次，教会领袖承担了在国家压迫面前保护工人的角色，尽管这种保护并非总是有效。同时，教会领袖还承担了动员民主联盟支持初生的民主工会运动的角色。总之，进步教会组织在促进韩国劳工运动并形成其发展模式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是，我们在此再一次要小心，不可将到底谁是这些斗争的真正动力混淆。斗争的真正动力是女工，而不是教会。正是她们对工作中残酷性的体验，正是她们在共同的工作经验和共同的社会背景基础上形成的强有力的情感纽带，使得令人吃惊的团结行动成为可能。教会领袖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最好理解为催化剂，有助于将结构上决定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

　　无论如何，重要的是要记住，正是劳动密集性出口部门的女工的艰难斗争为80年代的民主工会运动打下了基础。70年代妇女领导的斗争，对提升工人意识、阶级认同和团结网络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种基础性工作之上，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迅速发展。当奥格尔写下以下一段话时，他写得绝对正确：“当80年代中期男工开始采取他们自己的行动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曾经为公正一直斗争了十多年的妇女的肩膀上”(Ogle 1990,86）。

第五章 工人和学生

　　对我们团结斗争的这种野蛮镇压和报复，深刻地教会了我们们浅显的道理。扼杀工人的不仅有恶毒的雇主，不仅有防暴警察，不仅有堕落为这个政权奴婢的劳动部，还有将其无耻的面孔隐藏在他们背后的现政权。（《工人团结斗争宣言》，《新东亚》，第72页，1990）

　　朴正熙1979年10月死后，紧接着出现了几个月的政治自由和不确定性。1980年的“汉城之春”是20年独裁统冶寒冬之后政冶行动和民主希望的春天。军方潜伏在幕后，正寻找合适的时机和籍口介入，但人民享受到了一种新的权力和言论自由感，不必马上担心警察的镇压。市民杜会突然复苏了。

　　工人也不失时机地利用这种政治开放来提出他们曾被堵住的要求，因此1980年春爆发工一轮劳工骚动浪潮。报告的劳动纠纷数量从1979年的105起急剧增加到1980年的407起。在这些冲突当中，绝大多数与拖欠报酬、要求增加工资、关闭工厂和裁员这样的经济问题有关。因此，这一时期的劳工骚动，主要是70年代末问题重重的国家经济中工人绝望的经济状况的反映。不过，这一自由化时期的劳工骚动并不仅仅是对这些经济问题的反应，而且也是对压迫性的劳动体制的挑战。很多工人抗议活动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解散公司控制的工会（“御用组台”）并组织独立工会，这是70年代末开始的基层工会化运动的自然延伸。

　　这一时期的劳动斗争，很大程度上是自发性的和无组织的。它们是工人要求得到“像人一样生活”的最低条什的表达，这种要求曾受到长期压制。而且，能够对工人的冲动性行动进行系统的组织并为他们提供指导的组织很少。1980年曾吸引人们很多注意力的两起劳动冲突，很好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劳工运动的普遍特征。

　　第一起是1980年4月在东原道矿城舍北镇发生的暴力性劳动罢-工。受雇于当地东原煤矿的大约3000名工人的工作条件长期以来非常差，而且十分危险。由于煤矿行业的普遍衰落，工作条件在罢-工前几年变得更差了。矿工的工资很低，加上加班报酬仍不足以维持生计。尤其是，他们痛恨公司工会，特别是痛恨与矿方合作的工会领导人。这些人长期以来背叛工人，利用自己的身份达到个人致富目的，成了管理方的傀儡。东原矿工举行了罢-工，要求大幅增加工资并要求工会领导人辞职。然而，在他们与警方对峙期间，发生了一起偶然事件，三名抗议者被一辆警车撞伤。抗议者数量迅速增加到数百人，变成了一群愤怒的暴民。抗议者占领警察局，放火点燃了工会办公室，捣毁管理人员的住宅。在没有找到让人痛恨的工会主席的情况下，他们劫持他的妻子作为报复。当地警方无法控制这群暴民，撤出了这一地区，使该镇处于工人的控制之下。但在没有任何领导的情况下，由于越来越担心他们的非法行动的后果，使他们三天后主动向警方投降。

　　一个星期后的4月28日，位于釜山的一家钢铁厂东国制钢发生了另一起同样具有暴力性的罢-工。在那里，劳工抗议最初也是因为工资低和工作条件差而引起的，而管理方毫无反应的态度和警察不友善的干预激怒了工人，引发了暴力行动。工人冲进公司办公室，毁坏了人事档案，放火烧毁大楼，并痛打了管理人员和工头。后来，他们用石块、铁管和木棍与防暴警察搏斗。然而，这场自发抗议也是只延续了两天，几乎没有给工人带来什么好处。

　　这些事件显示了这一时期工人斗争的特点：高度情绪化、暴力性、无组织性和短命性。实际上所有劳动冲突和工会化斗争都只局限在单个企业的范围内，当时的劳工活跃分子很少注意发展行业层面或地区层面的劳工组织。工会活动分子的主要行动方针是经济工会主义，关注的是提高工人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Lim Ho 1992,62~92；Kim Jin-ok 1984；Kim and Park 1989)

一  镇压和劳工斗争的政治化

　　1980年春政治r的活跃情况，到1980年5月17 日军方接管政权后突然终止。在血腥镇压西南地区一个道府所在地光州的市民起义后，新的军事强人全斗焕掌握了权力。在那场镇压当中，从非军事调来的一支特种军事部队残酷地屠杀了200多名市民、学生和工人（Clark 1988）。

　　在掌握权力后，全斗焕采取极其严厉的措施窒息市民社会的能力并恢复对劳工的控制。数千名政治活动分子先是与流氓无赖和诈骗犯圈禁在一起，然后被关进监狱和“三清教育队”。这个政权对镇压劳工特别卖力，它一个一个废除新建立的独立工会并从工会领导层中驱逐劳工活跃分子。全斗焕政权决心从产业领域中清楚“不纯分子”。雇主则利用这种反劳工气氛，解雇了数千名积极参加民主工会运动的工人。接着，这些遭到解雇的工人被保安厅列入黑名单，禁止其他企业雇用。这种对民主劳工运动的凶猛连攻待续到1983年为止。国家机器和雇主联台发动的这些攻击造成的后果是工会数量急剧下降，从1980年l1月的6011个减少到这一年年末的2618个。工会会员人数也从112万人减少到95万人。工人又一次被迫处于沉默和顺从状态，在随后的三年里，劳工运动实质上被中止了，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Kim Jang-han 1989)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全斗焕政权的最初几年时问里，韩国工人阶级运动变得更加强大和成熟了。在政治上被动的表层之下，学生、工人和其他政治异议分子团体对80年代的失败、光州大屠杀的意义和他们未来的战略进行了反思。正如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杰出劳工活动家金文洙所说，“‘5•l 7’事件（指198l年的军事政变）不仅是给我而且是从根本上给我们全国劳工运动带来一次震撼性冲击的时刻，迫使我们对方针进行急剧的重新倒整”(Kim Moon-soo 1986,146)。这是对韩国社会形态、民众运动的历史使命和美国对这个国家命运的卷入等问题进行很多重要理论概括的时期。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和进行激进对话的时期；很多学生、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受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观点或人民解放神学的强烈影响，接受了通过集体行动实行激进杜会改造的思想(有关对这一时期多次政治争论的评价，参见Park Hyun-chae and Cho HeYeon 1989；Hong Seung-tae1994)。

　　这一时期，随着劳工领袖对教会领袖在劳工斗争方面主张采取的温和方法感到失望，教会对劳工运动的影响已经有了相当大程度的减弱。他们意识到，面对全斗焕政权决心彻底摧毁民主劳工运动的局面，教会组织提供不了什么帮助。从工人当时与这个压制性政权打交道的情况看，教会领袖的人道主义方针过于温和，过于被动。到80年代初的时候，被列入黑名单的失业工人数量很大，如元丰、东一、Y. H.商事和控制数据等公司的工会活动分子都被列入。全斗焕政权对民主工会的凶猛攻击，产生了更多决心坚定、有着多年工会经验并且已经被企业开除的劳工活动分子。在被政府禁止就业的情况下，他们除了成为职业劳工活动家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在建立各个企业工会活动分子之间的联系并帮助他们与政治异议分子团体建立联系方面、这些外部（“在野”）劳工恬动起了桥梁作用。他们组织大规模示威，要求修改劳动法，废除黑名单。因此，全斗焕政权统治期间强硬压制劳工的后果，是“先进劳动者”(具有先进意识的工人)的圈子不断扩大，他们在民主工会运动方面有过多年的经验，并从中形成了高度的阶级意识。随着基层工会活动分子数量的增多，劳工运动逐渐成长，不再需要依赖外部组织，特别是不再需要依赖教会组织。

　　具有阶级觉悟的劳工活动分子的增多和基层组织的发展，并没有自动地导致韩国劳工运动的发展。相反，工人阶级斗争与范围更广大的反对独裁主义国家的斗争变得更加密不可分。不过，工人与外部动因之间越来越多的联系并非由于工人力量的薄弱和不能捍卫自己，而是由于他们所具有的力量和战略价值，其他反政府的反对派团体开始认识到这种价值。尽管他们内部存在组织上的弱点，尽管工作场所的条件抑制着他们，使他们除了眼前急迫的经济状况之外不再提出其他利益要求，但工厂工人80年代初增加到300万人，构成了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最大职业群体。这些工人集中在少数产业中心地区，他们的工作条件在快速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仍只能得到缓慢的改善，工人中间迅速成长的阶级意识等，有望使产业无产阶级注定成为韩国这个新工业社会演变中的一支主要社会力量。

　　那些最明确承认这种潜力的人是学生活动家。尽管学生从70年代起就已经卷入劳工事务，但直到80年代初他们对劳工运动的直接卷入才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不过，1980年斗争的辛酸经历和全斗焕政权的严厉政冶镇压，使他们将动员劳工视为反对现政权的民主运动的一种新战略。在全斗焕统冶的头三年，对政治上的反对振还不能容忍，学生运动将劳动实践（“劳动现场论”）作为一种主要的政治战略。他们的劳动实践，就是通过变成产业工人进入到产业领域，试图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并帮助他们组织工会。最终目的是将劳工斗争引向结束军事统治和实现韩国社会的激进改造这些更大的政治目标。80年代劳工运动的发展，与很大数量的学生离开学校成为学生出身工人这一点有着密切联系，政府将他们称为“假工人”。因此，更仔细地考察这一时期学生活动求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二  工人－学生联盟

　　韩国学生参与劳工运动始于70年代，1970年全泰壹的自焚是这一运动的重要触发因素。当听到全豪壹自我牺牲的英雄式抗议壮举时，来自几所大学的学生涌进了全泰壹在那里去世的医院急救室。他们试图为全泰壹举行葬礼，但遭到警察的禁止。当学生发现全泰壹曾希望结识知识分子，希望他们在他反对毫无同情心的政府的孤立斗争中能向他提供某种帮助时，学生特别受触动。全泰壹时常说的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是：“我多么希望有一位大学生朋友啊！”（Cho Young-rac 1991,168）。因此，全泰壹之死让学生猛醒。他们发现了韩国社会在经济发展的荣光后面掩盖着的最严重问题之一——存在某些他们在专注于政治问题的过程中很少关注的问题。而70年代曾不得不涉及劳工问题的学生，他们的主要动机是对因非人条件而遭受苦难的工人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怀。因此，他们当时的方针与教会领袖没有多大区别。金文洙是最早的学生出身工人之一(远在劳动实践在学生话动家当中流行之前。他便于70年代初成为一名工厂工人)，他解释了进入工厂世界的动机：“不仅产业工人是最大的群体，而且劳工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工人必须也能像受尊重的^一样生活，当全泰壹甚至为此进行自焚的时候，我必须至少做出小小的贡献……对这些问题的粗浅认识，是我当时决定选择过工厂工人生活的全部原因。”（Kim Moon-soo 1986,148）。【注：这篇作文是对一个深入参与民主工会运动知识分子的体会的极好描述。金文洙是少数学生出身工人之一。他被选为当地一个工会的主席。即使是在公司否认他的工人身份并企图诋毁他从事工会活动的真实动机之后，他仍从普通会员那里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他领导工会运动依靠的就是这种支持。90年代，他进入政界，1996年被选进国会。】

　　进入80年代后，由于有了辛酸的政治体会，而且越来越意识到在反对极其强大的国家机器的斗争中需要与其他民主力量结成广泛联盟，学生针对劳工制定了新的方针。他们不再将产业劳工仅仅视为需要给予人道主义关注的对象。如今，他们将工人视为最重要的政治同盟者，是社会改造潜在的最强大力量。从1980年舍北矿工罢-工等暴力性劳动罢-工中，他们看到了大规模动员劳工是多么强大和多么有威力。然而，他们意识到，劳工的这种力量仍处于潜在状态；它尚未被开发和动员起来。他们将自己至关重要的任务确定为提高工人的政治意识，帮助他们组成真正的工会、将他们的集体行动引向更大的政治目的。在80年代最初几年里，通过学生围绕应采取什么适应的思想和战略等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工人－学生（“劳学连带”）的思想出现了，并成了激进学生的主导方针（Song Jung-nam 1985；Hwang Ui-bang 1986；Hsongjung 1988）。

　　因此，从80年代初开始，实践进入工厂这种政治信念的学生人数急剧增多。其中有些人辍学，有些人则已经毕业。另外一些则因参与非法的反政府示威而被学校开除。1983~1986年间进人工厂的人数达到最大数量，一年有好几百人。奥格尔(Ogle 1990,99)估计，到80年代中期，大约有3000名以上的学生出身的工人。向我提供资料的人对此的估计稍高一些，这些人还让我了解到，那些学生当中大约有一半是女性(1996年夏与郑光弼、鲁会灿、沈相奵、李仙株等的访谈；另见Hwang 1985，15)。他们大部分受雇于位于汉城仁川、(汉城西面的)富平和（汉城南面的)安养附近的主要工业中心的中型制造企业。他们当中，很少有人到韩国南部的重工业地带，如蔚山、马山和昌原等地。

　　80年代初，在汉城一仁川地区工厂林立的城镇中有如此多的学生出身工人，以至于他们相互之间出现以伪装身份碰面的情况。金承庆(音)告诉过我一个与学生出身工人有关的有趣故事，这个故事与我在其他提供信息的人士那里听到的故事具有相似之址：“我（装扮成一名工人）到仁川一家有140名雇员的小电子厂工作。你猜怎么着？在那140名工人中，竟有大约10名假工人。我马上可以说出谁是活动分子（活动家）。这个小工厂活动家太多了。”（Kim Seung-kyung 1997,135）。

　　学生出身的工人经历了一段适应工厂辛苦生活的困难时期，确立了自己诚实、值得工人那同伴信赖的形象。然后，他们开始吸收工人组成小组，这些小组的目的是通过学习、讨论和娱乐活动培养工人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这些小组由7~12名工人组成，他们定期聚会，讨论劳动管理问题，并研究劳工史、劳动法和组织工会的基本原理。在80年代前五年，京仁地区估计有2000名工人参加了小组活动，接收过提高意识的教育。通过学生出身工人和那些因工会活动被解雇的外部（“在野”）劳工活动分子之间的种种联系，在分属不同企业的小组之间形成密切的社会网络。那些80年代后五年在民主工会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当中，有很多是曾经积极参加这些小组活动的人士。

　　在学生劳动实践变成80年代学生运动的一个主导趋势的同时，在这些活动分子中间产生了什么是动员劳工的最恰当战略的争论。大致说来，学生劳工战略家划分对为两个对立时阵营【注：还有几种更极端的观点。有关在劳工斗争问题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争论以及80年代工人－学生的团结运动，可参见金永基和朴成鄂（音，Kim Yong-ki and Park Song-ok 1989）以及金章汉等人（音：Kim Jang-han et aL 1989，98~113）的著作）。】第一个是“小组运动”方法阵营，强调在产业领域培育具有先进意识的劳工活动家（先进劳动者）组成的核心，过些人在未来将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这种方法的提倡者相信，如果没有做好基础性的工作，在当时对工人的任何大规模政治动员，都是不成熟和不现实的。他们认为，由于甚至连台法的工会也几乎没有运作的空间，考虑到这样的政治环境，秘密的小组活动是最实际的办法。

　　与之对立的战略则更强调面向政治，而且更具雄心。这种被成为“以地区为基础的劳工运动”的方法的支持者批评小组活动方法过分强调教育和准备工作，忽视了实际政治斗争的重要性。他们坚持认为，更有效的战略是在产业区域层面上而不是在单个企业的层面上组织“工人群众的爆炸性能量”，同时发展能在地区上协调和指导工人斗争的政治组织。小组方法强调单个企业层面上的基础工作的重要性，而地区方法则强调以地区为基础的企业间政治组织的战略意义，认为这些组织可以促进工会的政治经济利益：

　　这两种方法的支持者采取了不同的劳动参与方法。以小组为趋向的活动分子选择进入工厂，从事最底层次的劳动实践工作，并努力提高工人的意识，建设劳工组织的基础单位，而以地区为取向的群体则企图组成地区层面上的劳工组织，以公开否定现体制的方式从事政治斗争。不过，他们也认为工厂的实际劳动经验是地区劳工运动的必要条件。这两个阵营的分歧实际上没有当时每个群体的劳工活动分子所认为的那么大。尽管他们在政治和战略方针上存在差别，但这两个学生群体都对80年代韩国劳工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是没有问题的。小组方法代表了全斗焕政权头几年工人－学生团结(“劳学连带”)运动的主流，当时的政冶压制正处在高压期，而随着这个政权政治控制的逐渐削弱，地区劳工运动的方法在激进的学生中变得更加流行起来。

　　全斗焕在他掌权初年对市民社会进行残酷镇压之后，决定推行政治活动的部分自由化，以图在80年代的后五年扩大其政权的民意基础。1984年春，政府释放了若干在押政治犯，允许持不同政见的教授和学生返回他们的学校，并部分地放松了对劳工活动的严密控制。几个方面的因素对这种政治自由化产生了作用。全斗焕一直受到其政权合法性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困扰，感觉到有必要扩大支持它的社会基础，以便准备即将到来的1985年大选和两次在汉城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即1986年的亚运会和1988年的奥运会。而且，全斗焕确定为其政权主要工程的经济自由化和福利社会目标，要求采用更自由的政治方法。另外，1980年短期的政治不稳定之后经济的强劲增长，也许使得全斗焕对确保公众特别是中间阶级的支持感到相当自信。

　　不管怎样，全斗焕改变政治手法的姿志，使得政治行动和劳动冲突的爆发成为可能。从频率上看，劳动纠纷从1983年的98起增加到1984年的113起，1985年增加到265起。当劳工运动1984年又重新涌起时，它比以前显示出空前强大的组织力量和高度的政冶觉悟。工人迅速组织很多独立二会(1984年大约组成了200个独立工会)，并恢复那些那些以前被政府解散的工会。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是努力恢复清溪地区性的劳工工会，该工会是全泰壹在他自焚后由他的服装工厂工人同伴组织的，是70年代民主工会运动的象征。一个由工人、学生和其它政治话动分子组成的联盟曾发动了几场公开集会，并不顾政府禁令重新开办工会。

　　清溪地区服装工会(“清溪被服劳组”)1980年受到通过政变上台的军政府最严厉的镇压，其成员对政府的反抗也最猛烈。军歧府先是逮捕李小仙——全泰壹的母亲，她被清溪地区工人视为所有工人的母亲——由于她卷入1980年春的劳动纠纷，军事法庭判处她一年监禁。随后，当局勒令清溪工会解散，当工会会员拒绝执行警察发出的解散令时，警察搬走了档案和其他材料，查封工办事处。然而，清溪工会会员从不认为国家的行动是台法的，并且为恢复工会而开展斗争。在1981年1月的一次抗议中，工会领导人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并威胁要集体自杀以示抗议。当全斗焕政权1983年稍为放松其铁腕控制时，清溪工会领袖首先组织了一场反对安保法的抗议，1984年3月，在声明以前国家解散该工会的行动属于非法的同时，他们组织了一个以闵钟德为首的“恢复清溪服装工会筹备委员会”。随后，他们组织了有根多教会领抽和支持民主组织的代表参加的公共论坛和一系列公开集会和街头示威。1984年秋，由清溪工会领袖、学生和其他劳工活跃分子组成的联盟在汉城市中心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街头示威，与防暴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据估计，大约有200名学生参加了这些街头抗议(Hong Seung-tae 1994,126)。因此，清溪工会斗争预示着以工人与学生联盟为基础的劳工斗争新模式。

　　到80年代中期，劳动冲突的特点发生了显著变化。工人斗争的主要着眼点不再是孤立的经济问题，而且还包括组织新的独立工会。他们新策略的核心，是推动同一工业区之内几家工厂工人之间的团结斗争。工厂集中于少数产业园区，劳工活动家之间形成的密切人际网络，使这种战略切实可行。80年代中期工人阶级斗争特征的变化，通过1985年发生的以下两场重人工人斗争最明显地表现出来：一家集团公司属下的一个企业即大于汽车的罢-工；在九老工业团地(园区)数家工厂就业的工人的团结斗争。两场斗争很大程度上都是学生参与劳工运动的结果。

三  大宇汽车公司罢-工

　　1985年4月22～23日，位于汉城以西大约20英里的大宇汽车公司富平工厂举行了一场很不寻常的工资谈判（本节的讲述主要根据Daewoo Auto Union 1985）。两名男子面对面地坐在工厂一间临时会议室的桌子前。一个是当时韩国第四大集团企业大宇集团的会长金宇中，另一个头绑红布条的是罢-工工人代表洪永杓。直到两天前，谈判都是在大字汽车公司总裁崔铭杰与一个工人代表小组之间进行的。但随着谈判情况恶化，已经六天的罢-工演变成暴力，媒体开始突出报道这场罢-工，这家集团企业的会长决定自己亲自出面解决问题。

　　洪永杓，28岁的罢-工工人领袖，既非工会领导人，也非典型的工人。他是曾读过两年哲学专业的大学生，后来辍学成了80年代初进入富平工厂的几名学生出身的工人之一。

　　大宇富平工厂工人具有高度组织性和进攻性的斗争，在大宇和任何其他韩国大集团企业中都是前所未有的。最初，它是由另外两名学生出身工人即宋康炳(音)和李永舜(音)组织的。1984年8月，宋康炳领导了一场针对公司的抗议，反对公司不公平对待那些在工厂使用期期限内服完强制性兵役以后复员的员工。法律规定，服兵役的时间应算入在公司工作的工龄，但管理方却拒绝这样做。工人对过去两年未付给他们奖金、假日间的的报酬和加班工资根低感到极其不快。1984年8月初，围绕对那些刚刚从三天的预备役训练中归来的工人不合理的工作安排，工人酝酿已久的愤怒爆发，进行了一场自发的抗议。他们不仅对管理方而且对工会感到愤怒，因为工厂工会从他们那里收取会费，却不给他们干任何事。在工人抗议的过程中，宋康炳和李永舜巧妙地归结出工人愤怒的原因，并将其转化为更大的劳工关系和工会代表性问题。

　　公司对宋康炳和李永舜的背景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是学生出身工人。于是，管理方安排宋当办事员，并将李调到另一个地方的一个附属公司。但两人拒绝服从命令，争取留在原岗位。尽管他们最终被解雇，人也被迫离开工厂，但他们的战斗精神对其他工人产生了很大影响。面对管理方很多不公平和专断的做法，工人逐渐有了很强的权利意识，并表现出将傀儡工会改变成真正有代表性工会的强烈愿望。他们组织了一个“工会正常化特别委员会”，为与管理方和当时的工会领导层进行重大对抗做好准备。由于获得普通工会会员的压倒性支持，这个反叛委员会很快接管了官方工会的职能。

　　因此，当1985年春一年一度的工资谈判时期到来时，大宇富平工厂工人被充分发动起来准备进行富有进攻性的工资交涉。工人完全有理由要求这一年的工资得到很大提高：由于公司财务状况很差，前两年他们没有提过工贷。与通用汽车公司合资的大字汽车公司在80年代初业绩不好，不过1984年已经开始出现好转。l985年4月，大字工人要求工资提高18 7％，公平分享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利润。他们拒绝了官方工会提出的比较温和的提案。通过选举产生新的工资谈判小组，工人还进一步显示出他们对当时工会领导的不信任。特别是，他们要求学生出身工人洪永杓参加到谈判小组当中。在数日的紧张谈判和静坐示威之后，工人4月16 日开始罢-工。在罢-工的第4天，大约350名工人强行冲进公司技术开发中心的三楼，开始彻夜抗议。很快，大字罢-工成了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大宇公司受到政府很大的压力，要求它尽快解决问题，以免罢-工扩散到其他4月份也在进行工资谈判的企业。

　　因此，大宇集团会长金宇中决定干预谈判。在到达位于仁川的工厂后，金宇中先与官方工会代表会面。在与他们进行几次不成功的会谈后，他意识到必须与洪永杓这位罢-工工人的真正领袖谈判。金宇中提出了一项协议，这对一位韩国大企业所有主来说有点特别，他提出与洪永杓进行直接一对一的会谈。在延续两个午夜的马拉松式会议之后，两人就一揽子工资方案达成协议，该方案包括基本工资提高10%，新增4%的津贴，扩充公司的福利设施，包括建设雇员公寓等。总的来说，这份协议很接近工人最初的要求。

　　大宇汽车公司罢-工是发生在一家大集团企业和由男工主导的重工业部门的第一次组织良好的罢-工。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意义重大。因此这场罢-工预示着男工成为韩国劳工运动主要动力时期的到来。它还标志着韩国活跃的劳工行动不再局限于轻型制造部门，而是开始扩展到由大企业主导的重化工业。大宇罢-工还显示，学生出身工人是汉城一京仁地区劳工行动活跃的关键要素，他们当中曾有大批人进人该地区。

四 九老团结斗争

　　在大字汽车公司罢-工成功两个月后，汉城发生了另一场更重要的劳工斗争(本节所述依据的资料主要来自Seoul nodong undong yonhap 1986)。我通过1996年与这次斗争的几位积极参与者的访谈收集到了更有深度的资料，包括与大宇服装公司领袖金俊龙的访谈，他的被捕引发了九老斗争；还有与一个秘密的地区性组织委员会的成员李仙株和沈相奵的访淡)。1985年6月22日早上，警察出现在大字服装厂，逮捕了三名工会领袖。这是一家位于九老工团的中型工厂。大宇服装厂的工人对此感到很吃惊，因为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劳工问题，工会也没有发起任何与管理方冲突的行动。春季工资谈判已经解决，他们认为管理方对这一年的工资解决方案还是比较满意的。但突然地，在他们采取集体行动进行工资谈判的两个月后，警察逮捕了工会领袖金俊龙和其他两名工会官员姜明佳（音）和朱宰锡（音），职责他们在工资谈判期间组织了彻夜静坐抗议。

　　这次逮捕发生在星期六，因此不得不等到星期一早上才能对这次攻击行动做出反应。尽管是在星期天，但44名工会代表在被捕的金俊龙所住的公寓开会，决定举行罢-工，为他们的工会领袖获释而斗争。这次事件也激怒了九老工团其他企业的工会领袖，该地区很多学生出身工人曾很活跃。劳工领袖达成了共识，大宇服装公司工会领袖的被捕，绝不仅仅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政府向劳工运动发起新进攻的明显信号。确实。确实，全斗焕政府已经注意到反对运动和劳动冲突自1983年底部分政治自由化以来正在升级。大宇汽车厂4月的罢-工和它显示出令人吃惊的团结程度和进攻性，肯定给政府和雇主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劳工领袖认为，政府的意图是从清除大宇服装厂激进工会领袖{由开始扑灭民主工会运动。他们还认为，政府有意把对工会的进攻推迟到6月底，是因为大学这时候开始放暑假，没有全国性的会议。6月通常是韩国政治比较平静的时节。

　　大多数九老工团工厂的工会，都是在1983年底开始的暂短自由化时期里组建的。经过多年的坚定努力后，一小批工人于1984年6月组成了大宇服装工会。金俊龙以前曾是清溪服装工业区一名裁缝，他在组织大宇服装工会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当选为工会主席。在大宇服装工会组成的同月，九老地区又建立了另外几个工会，包括韩邦电子(Karibang)、晓星物产、顺一纺织（Sonil）和丰山服装工厂等企业的工会,这些企业都位于人口密集的九老工业区，相互之间距离很近。从建立这些工会开始。甚至在此之前，工会领袖之司就进行了密切合作，交流信息，并为工会行动谋划共同的战略。他们经常在金属行业工会办事处和其他地方组织企业间活动和接受领导能力培训。因此，在听到大宇服装工会被捕后，代表九老地区民主工会的工会领袖迅速开会，决定举行一场团结罢-工（见插图七）。

　　6月24日，也就是星期一早上，在大宇服装公司九老工厂报到上班的工人听到了金俊龙被捕的消息。他们被震惊和激怒了。早上广播操一结束，大约300名工人涌入工厂厂部大楼二搂，并用缝纫机和布料卷封锁各个出口。与以前大多数劳动抗议不同，这些工人的要求主要是政治性的。他们从二楼挂下来的标语写道：“释放我们的工会官员!”“保证劳动三权的实施!”“停止镇压民主工会!”“劳动部长下台!”“防暴警察滚开!”没有提出经济要求的标语或向雇主提出要求的标语。所有要求都是向政府这个压迫性政权提出的。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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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七 1985年的九老团结罢-工（韩国《中央日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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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两点，大字服装工人听到了工厂对面大楼响起了响亮的敲锣声，那里是晓星纺织工厂。敲锣声是跷星工人开始罢-工的信号。大宇工人纷纷涌到朝向晓星工厂的窗户，看到了大幅标语：“大宇，战斗！”他们还看到了晓星工人在二楼廊道上跳(80年代在学生和工人当中流行的)“解放舞”。两群工人相互呼喊挥手以示鼓励。大约在同一时间，另外三家工厂——韩邦公司两家电子工厂和顺一纺织厂的工人也举行团结罢-工。因此，到6月24日下午，4家企业卷入了罢-工，大约有1300名工人参加(大宇服装300人，晓星纺织400人，韩邦电子工厂500人，顺一纺织70人)。

　　第二天，又有3家企业即塞进电子(Sejin)、南成电子(Namsung)和罗姆－高丽亚(Rom-Korea)的工人通过进行静坐、放慢工作和拒绝吃午饭等参加了团结斗争。两天后的6月27日，另一家企业即[位于松树洞（Sungsu-dong）的]三星(Samsung)制药公司的工会会员也加入了团结斗争。合计起来，8家企业共2500名工人参加了长达6天的九老团结斗争。此外，清溪纺织工会尽管不在九老地区，但从一开始就发挥很重要的支持作用。它在汉城市区的办事处是劳工活动家的主要开会地点，他们向九老工团罢-工工人提供战略上的指导，同时积极组织反政府的宣传和示威。

　　从两个意义上说，九老斗争是一场团结斗争。首先，它是一场不同企业间工人的团结斗争，吸引了受雇于九老工业区及附近数家企业工人的参与。其次，这场斗争是一种在为正义和民主而战斗的劳工、学生和各种政冶异议团体之问铸造团结精神的努力。从第一天起，学生和支持民主的反对派团体就积极参与这些团结罢-工。随着很多学生和被从前的工作场所开除的劳工活动家集合到一起共同表示对九老工人的支持，在六天斗争中的每一天，九老工业区都成了一个战场。从第二天起，大量反对现政权的团体在各个地方发起静坐抗议，并发表了一份谴责独裁政权及其压制性劳动政策的共同抗议书。另外，几个宗教团体，包括新教、天主教和佛教的团体，也表达了对九老工人斗争的支持。

　　大宇服装公司工人举行了一场绝食抗议，要求释放他们的工会领袖。作为反应措施，该公司阻挡了提供食物的抗议者，切断了大楼的水电。管理人员还利用他们给罢-工工人父母发电报的惯用手法，即诓骗这些父母说他们的孩子已经被“共党分子骗走劫持为人质”，或者说他们的孩子破坏了公司财产父母要负责赔偿。很多胆小怕事的父母前来，试图把他们的女儿带回家。他们当中很多人对自己的女儿参加这种抗议活动感到很焦虑和很愤怒，怒气冲冲地责骂他们的女儿，有些甚至用下面这样的话威胁他们的女儿：“你这个像共党分子一样的蠢妞，回家我宰了你！”(Seoul nodong undong yanhap 1986,57}。j“j㈨g L1ndong帅nhap 1 986，5’)：一些愤怒的父亲冲进罢-工者所住的房问，强行把他们的女儿带走，拽她们的头发。在罢-工结束后，这些工人回忆说，不是忠忍饥挨饿，而是他们父母的反应，是罢-工期间最难忍受的事情（Seoul nodong undong ynahp 1986,50~65）。

　　大宇服装公司的罢-工，由于受到支持管理方的男工和公司雇用的暴徒的暴力攻击而于6月29日结束。这一天一大早，罢-工工人迎来了意想不到的客人——通过爬上旁边大楼楼墙进入大字服装公司大楼二楼的12名学生。他们用背包带来了食物，他们告诉工人，他们来一起参加斗争。然而，就在学生和工人相互寒
喧之后不久，他们受到数百名冲进房间的罢-工破坏者的攻击。闯入者主要是雇来的暴徒，他们用木棒和铁管残酷地殴打罢-工者，邢牡学生几乎要被打死。由于饥饿和极其疲劳，这些工人对这种暴力毫无还手能力，保卫厂区的警察也不愿惹麻烦干预。另外几家工厂的罢-工也以大致相同的方式结束。

　　毫无疑问，九老工人承受了巨大牺牲。很多工会领导人被逮捕和监禁，有些则离开了这个地区。在失去他们富有献身精神的会员后，大字服鞋、韩邦、顺一和丰山服装等公司的工会解散了。所有企业都加强了对劳工的监督，政府声称将利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来铲除产业领域的“不纯分子”。因此，这种局面意味着这些工人失去了一切——他们的工作，他们的领导人，他们的同志和他们艰难建立的工会。

　　然而，这些只不过是直接的结果。正如世界历史多次表明，从长期看阶级斗争既可以从胜利也可从失败中产生惊人的结果。尽管九老团结斗争似乎只不过是给工人带来了惨重的失败，但这次集体经历对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和促进企业之间工人的团结起到了巨大作用。无论从其目标还是从其组织形式来看，由于这场斗争的政治性质，九老团结斗争对工人政治觉悟的影响都要比以往的斗争大得多【注：金文洙就九老斗争的重大意义写了以下一段话：“九老团结斗争是极其具有意义的斗争，它通过既打破过去消极被动的倾向、经济主义和仅仅是做准备性工作的方针，又打破工会主义的局限，从而成为韩国劳工运动的一个关键历史短时段（Kim Moon-soo 1986,154）”】。

　　在九老团结斗争之后，劳工活动家对超越企业工会建立更广泛、更面向政治的劳工组织变得兴趣更大了。1985年8月，曾领导九老斗争的劳工活动家(其中大多数是学生出身工人)通过合并前些年曾公开向国家镇压劳工发起挑战的三个以汉城为基地的劳工组织(反抗劳工压迫委员会，九老地区民主工会运动联合会和清溪服装工会)，组建了地区性的阶级组织“汉城劳工运动联合会”(首劳连)。翌年，在仁川地区也成立了类似的政治组织——“仁川劳工运动协议会”(仁劳连)。两个组织都是劳工活动家特别是那些以前是学牛的劳工领袖当中的方针变化的产物，他们的方针转向了建立地区范围的阶级组织，克服企业层面上的经济工会主义，并把劳工抗议转化为更广泛的政治目标。组织了汉城和仁川地区性劳工联合组织的这些人，是当时民主劳工运动中最激进的部分。这两个组织都把自己定位为工人反对“法西斯主义国家”的革命斗争中的先锋政治组织，不过两个组织都没有存在很长时间。由于受到意识形态争论、外部镇压和缺乏资源所造成的内部不统一的影响，两个组织在两年之内都解散了【注：批评1985、1986年这种地区性政治劳工运动的人认为，他们“对发展作为工人阶级基本群众组织的工会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表现出贬低工会运动本身的倾向”（Kim Hang-ha et al.1989,107）】。

五 团结斗争的社会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在九老团结斗争期间，学生在支持工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在九老大街小巷无处不在，喊口号、散发传单，组织来自其他地区的工人进行街头示威。不过，学生在九老斗争中的作用要比他们在大街上做的事情更加重要。政府声称，九老工人的罢-工是被左翼学生煽动起来的，他们渗透到这个工业区，目的是鼓动天真无知的工人，造成社会不稳定。管理人员也告诉他们的工人，他们受到了亲共学生激进分子的欺骗和利用。为了说服一些持怀疑态度的工人，一些公司从他们的工会官员中侦查出学生出身工人，并用一个大布告牌将他们的名字展示在罢-工工人面前。大众媒体也通过直接或间接地提到“假工人”在组织这次有政治动机的工人斗争中的作用，与政府和雇主串通一气。

　　大多数工人对这种职责肯定持怀疑态度，但却因此害怕而不敢参加罢-工。不过，有很多工人愿意承担参加罢-工的后果。工人对媒体描述他们的方式感到不快，似乎他们“只是无法捍卫自己权利的笨蛋或者说傀儡”。一名工人用愤怒的语气声称，“唤醒我们的不是‘鼓动’或‘幕后操纵’，而是我们极差的生活条件。这教会了我们一切”(Urn Hyun-young 1986,153)。

　　韩国分析家倾向于赞同这种观点。对九老团结斗争背景做过分析的崔畅武(音)认为，“在罢-工的当时，与构成民主工会核心领导层的普通工人相比，学生出身工人参加劳动的时间较短，而且他们对普通工人的思想和态度的了解也不够”(Choi Chang-woo 1987,117)。他引用一位工会领袖的话说，这些团结罢-工是行动的过程，它是“工人群众选择和他们决定要做的”(118)。崔畅武进而认为，没有证据可以认为“作为一场‘政治斗争’的九老工人团结斗争之所以可能发生，是由于外部(知识分子劳工活动家)组织的‘不正确引导’”(118)。

　　显然，将九老团结斗争的发生仅归因于激进学生的鼓动，歪曲了这场斗争的真正性质。工人不是被学生鼓动家骗进这些集体行动。正如工人自己所说，他们凄惨的生活状况和曾经受到的各种虐待使他们愤怒和容易激动。正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独立工会的重要性，是带来变化的惟一希望，才使九老工人猛烈地战斗来捍卫自己的工会。此外，还有一些环境方面的因素，使公司间的团结斗争成为可能。生产工人高度集中于一个大小相对有限的工业城之内，从人口学和社会特征看劳动队伍具有相对同质性，该地区内很高的工作流动性等，都增进了该地区不同工人群体之间的社会联系和沟通。

　　然而，这些结构和环境条件，可能并不足以引发九老团结斗争。公司之间工人的团结，需要有某种动因发挥作用，需要有共同的斗争经验。就在这方面，我们一定不可低估学生活动家以及其他来自工人阶级背景的（职业）劳工活动家在培养不同企业和不同地区工人之间的团结方面所起的作用。我们已经看到，发动一场以地区为基础的劳工－学生团结斗争，曾是学生活动分子的重要战略。在1985年以前，九老工团的很多学生出身工人曾经为实现这一目标付出很大努力。很多以前的工会领导人在这一地区也很活跃，他们是真正的工人，只不过由于参加工会活动已经被企业开除。这两个（来自工人阶级背景和来自学生背景）的劳工活动家群体尽管在政治方针上存在某些差别【注：总的来说，来自工人阶级背景的劳工领袖不管他们是否就业，在将劳动纠纷与更大的政治目标联系起来方面都倾向于采取比较谨慎的方法，因为担心国家对工会采取惩罚性的措施。而学生出身工人则具有更强的政治取向，而且总的来说更愿意为了更大的政治事业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牺牲单个的工会。（曾任元丰纺织公司工会主席的）方镛锡跟我说过，“学生有时候不懂得我们的工会有多宝贵，不懂得我们为了建立这些工会需要做出多大的牺牲”，而且学生出身工人容易冒摧毁这些艰难这些艰难建立的工会的风险卷入一种“政治冒险主义”（1994年6月访谈）。金志宣也说过类似的话：“工作和工会是我们生活的基础。如果被开除，学生可以离开工厂工作，但我们不能”（2000年6月访谈）。不过他们都强调，他们与学生劳工活动家之间的这些差别是很小的，没有给两个群体之间的密切合作造成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有着强大可怕的共同敌人】，但他们已经密切地融合在一起，在这个工业区内外形成了很大的职业劳工活动家网络。他们都积极参加小组活动，这种活动80年代初在九老工业区犹如雨后春笋，造就了大量具备越来越强的阶级意识和工会意识的工人。正如前面指出，大宇服装、韩邦、晓星、顺一等公司的工会就是在l984年同时组织的，而且为了保护工会不被公司方企图摧毁工会的敌意行动所破坏，他们都经历了同样的斗争。从工会形成的时候起，工会活动家相互之间就通过交换信息、征求专家建议和谋划共同战略等进行密切合作。随后，他们又互相邀请参加各种工会活动，如庆祝工会成立纪念日、晚间工会官员培训和文化体育活动等。所有这些努力，在1985年团结斗争之前，在这四个工会的活跃成员之间形成了浓厚的同志关系和共同命运感。

六 两位学生出身工人

　　李仙株1960年出生于一个温馨的中产阶级家庭。她和她弟弟在韩国第三大城市大邱长大。在大邱的一所贵族高中毕业后，她1979年进入汉城女子大学，专攻营养学专业。她是一个典型的学生，比较安静，性格温顺，但对知识有很强的好奇心。

　　在大学读低年级时，李仙株参加了当时很多学生参加的一些兴趣小组活动，并接触了很多左翼书籍。由于当时这种书在韩国很难找到，她的兴趣小组成员便学习日语来阅读这些书籍。她感到，对于她和她的朋友就当时韩国社会和世界上的问题提出的很多问题，这些书籍都能提供很清楚和很有说服力的答-案，而这些问题是学校课堂中从没探讨过的。她们这些兴趣小组成员花很多时间阅读当时被禁止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就她们在韩国社会中看到的极其不公正的根本原因展开了热烈的争论。特别是，对于在一个充满不公正和人类苦难的社会中，怎样才能生活得最有意义和最主持正义，她感到很苦恼。李仙株说，在那个学生激进活动十分活跃的时期，答-案并不难找到。在第二学年即将结束时，她决定到“到工厂去”。那个学年余下的大部分时间她都首先花在了为当一名工厂工人而做的准备工作之上。她有意不参加学生的抗议活动这样她进人工厂时就能有一份干净的警方记录。在80年代初的学生活动家文化中，那些宣称准备到工厂去开创事业的人，可以不用参加街头示威。

　　作为一种准备，她在低年级放寒假时先在九老工团一家服装工厂工作了一个月。从第一天起，在几乎未经过任何培训的情况下，她就被派给了极大的工作量。由于她比其他工人工作慢得多，所以时常受到训斥和嘲笑。不过，比这更困难的是举止要像初中毕业生一样，要用简单形式的语言，工作之外穿的是同样的衣服，甚至走路的姿势也要改变。她在没有向工头和其他工人暴露自己身份的情况下做完了一个月的工厂工作。这对她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教育经历。她看到了工厂的工作条件是多么的悲惨，年青工厂女工的心地多么柔弱和美好。在结束一个月的尝试性工作回到学校之后，她告诉自己：“我永远也不能背叛这些人。”

　　大学毕业后，她使用“金淑子”的假名在另一家服装工厂获得一份工作。这时候她24岁，但虚报年龄为20岁。这是一家分包工厂，大约有15名工人，生产童装。加班到半夜甚至凌晨两点是常事。每天的工资大约为1600韩元（相当于当时汉城一家中档饭馆一顿午饭的价格），甚至这样低的工资也不能按时支付，因为当年生意不太好。有一天，雇主给了她一笔小钱，并且意想不到地同意放假。当她几天后回来上班时，雇主已经关闭工厂，人已不见踪影。这是她第一经历工厂世界的背叛。工人前往当地政府劳工课提出申诉。过了一会儿，一名劳动课官员安排在一家茶馆与工人代表会面。当她们见到他时，他带给她们4万韩元作为雇主给她们的补偿，并以非常专断的口气告诉她们，让她们撤回投诉。

　　在一家小糖果店又工作一个短暂的时期后，李仙株在丰山服装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当起了缝纫工。这是九老工团一家比较大的出口服装制造商。她的两名大学同学也在同一地区找到了工作，一个在一家服装工厂，另一个在一家电子公司。当李仙株受雇于丰山服装公司时，另一名学生出身工人已经在那里工作。她在那里就业期间，还有3~4个“假工人”进入这家企业。李仙株说，从他们的眼神，他们的语调，他们极力与其他工人交朋友的样子，可以分出谁是工人，谁是学生出身（即当时众所周知的“学卒”）。不过，直到1985年，大部分管理人员对很多“学卒” 渗透到工厂既没有意识到，也不关心。

　　丰山服装工厂的工作生活很辛苫，让人筋疲力尽。李仙株说，她是一个相当笨拙的体力劳动工人，所以在掌握缝纫技能时经历了一段特别艰难的时期。起先，除了试图与很多其他工人同伴友好相处、了解她们的世界和她们的思维方式之外她没有做什么别的事情。像别的“学卒”一样，她经常邀请工人同伴到她住的地放，为她们做炒年糕和其他喜欢吃的东西。当时，该公司的工人平常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隔一星期才能休息一天。不过，她说她并没有感到这份工作太辛苦。她也没有发现管理人员专横和羞辱性态度无法忍受。她说，生话太忙碌，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去想其他事情，也没有时间后悔自己当初到工厂当工人的决定。

　　渐渐地，她开始通过组织小组，通过把这些小组与企业之外的其他类似活动建立联系，从事提高工人意识的活动。工人，特别是那些读过一两年高中的工人，很快就能用一种至关重要的阶级观点看待她们的情况，并形成了团结其他工厂工人的强烈意识。1984年，她和其他活动分子决定接管到当时为止由管理方控制的工会。劳工活跃分子主持了工会选举，选出了多名车间工会代表。李仙株也被选为工会书记助理。管理方最初试图贿赂她，让她停止工会活动，失败后又企图让她孤立于其他工人之外，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对她进行骚扰。她并有屈服于这些压力，而是不仅全心全意地投入丰山公司工会的建设，而且投入到九老地区跨公司劳工运动的建设中。1984年，她成为九老劳工活动分子秘密网络的成员，该网络被称为“十四人委员会”。这个秘密的委员会是由另一名“学卒”沈相奵组织的。

　　沈相奵生于1959年，曾是汉城国立大学教育学院的一名学生领袖，与几位朋友进入九老就业时有着明确的目的，即发展以地区为依托的政治性工会运动。作为他们战略的一部分，这些人特意选择进入九老地区不同的工厂。他们以培养跨企业小组作为提高工人觉悟的主要途径，每个小组由来自不同工厂的6名工人组成。沈相奵说，从1980~1985年，在任何时候都有大约8个这样的小组在活动，培养了大约84名“先进劳动者”(有先进意识的工人)。那个“十四人委员会”是该地区活动家组成的非正式小组，全部是“学卒”工，女性占大多数（只有3名男子）【注：大宇服装公司主席金俊龙跟我说过，他只被邀请参加一次这个小组召开的会议：1985年6月被关进监狱后，他开始对这个小组有了更多的了解。】它作为地区小组活动的核心筹划小组发挥作用，而沈相奵在其中是领导角色——除了协调各个小组之外，该委员会还为九老地区工人出版了一份简报，每期印量多大3万份。

　　在进入工厂工作之前，沈相奵曾作为工人夜校教师作过半年。她说这一经历有助于她更好地了解穷人和被异化的人的情况。进入工厂后，她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真的能成为历史的主人吗？”为了提高工人的觉悟，她认为首先应成为一个受到其他工人尊重的人。为了成为受到尊重的工人，她必须比其他人工作更卖力。她说她工作努力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下班之后，她邀请工人同伴到她住的地方，为她们做饭，并与她们谈到深夜。然后，她与别的她成为“专业人士”的活动家会面，召开筹划会议，直到凌晨两点。她说，尽管时间安排这样紧张，但她仍在早上八点以愉快的心情去上班。

　　然而，并非每个学生出身工人都成功地实现了向工厂生活和活动家角色的转变，李仙株和沈相奵跟我说，通常，那些个性比较被动和具有投机心理的人，或者那些主要以人道主义考虑进入工厂的人，容易对她们的作用产生怀疑并较早就离开工厂。沈相奵说，很多学生劳工活动家由于太缺乏耐心而对工人产生失望情绪，她们指望很快就能提高工人觉悟，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来从工人自己的角度理解工人。

　　九老地区的民主工会运动从1983年开始到1984年，在组织新的独立工会或将公司工会改造成真正有代表性的工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在这些工会组织中，“学卒’劳工领袖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她们没有担任正式的领导职务，但在1984年春协调发起了几场涉及工资方面的劳工行动。在丰山服装公司，1985年春围绕星期天加班问题发生了第一场罢-工。在这一时期，李仙株的身份在工人中暴露了。有一天，在凌晨时分，她所在的工会的主席来看她，问她是否真的是“假工人”。李仙株承认自己是个大学生，并解释她为什么决定来当工厂工人。这位工会主席感谢地说实话，并告诉地，她理解和赞赏李的动机。然而，此后李仙株开始感觉到她们之间的关系拉开了距离，也不再让她在工会中担任领导角色。这对她来说是一段很不愉快的时期。后来，由于夫大宇服装公司工会领袖金俊龙于1985年6月被捕，她在组织跨公司之间的团结斗争方面再次活跃起来。由于这种活动，她被逮捕并监禁了10 个月。1986年释放出狱后，她参加了由曾经参加过九老团结斗争的激进劳工活动家组织的“汉城劳工运动联合会”（首劳联），但对其盲动的政治激进主义有点失望。后来，她在工人人-权研究所担任劳动咨询顾问，还参加了现代集团的一个劳动关系的研究项目。在这个研究项目进行过程中，她认识了她现在的丈夫、高丽大学劳动研究所的一名经济学家，他本人不是劳工活动家。

　　在金俊龙被捕的时候，沈相奵是九老劳工活动家秘密网络的领导人。一听到金俊龙被捕的消息，她马上召集该地区的劳工领袖开会，他们决定半个小时内举行罢-工斗争。接着，她去见清溪服装工会主席，请求他支持这场团结斗争。他高兴地同意把清溪工会办事处作为代表九老团结罢-工工人动员所有各种民主力量支持的中心。沈相奵自豪地说，九老团结斗争是“我们的计划的第一个成果”。尽管她从1983年底开始就被列入逮捕名单，但她在1985年九老斗争期间设法躲过逮捕，而当时包括金文洙在内的大多数首劳连领袖都被逮捕。随后，她成为全国劳动组合协议会（全劳协）和后来的韩国劳动组合总协议会(民主劳总)的关键组织者之一。在1996年接受我访谈时，她正担任民主劳总之下的全国金属劳动组合协议含的总务助理。她与一名出身相同的劳工活动家结了婚，有一个儿子。

　　当回忆起80年代中期的那些日子时，李仙株和沈相奵说她们对自己做出的选择无怨无悔。两人都说那是她们生活最充实和最有意义的日子。李仙株说，她惟一感到后悔的是，她当时仍有点不够成熟，在政治主张方面有点过于简单和过于教条主义，所以她拒绝与很多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交往，使自己与很多好友甚至家人隔离开来。直到她当工厂工人一年后她父母才知道。她回忆说，工厂工作不仅从身体上说是一种艰苦的生恬，而且从孤单的意义上说也是一种艰苦的生活。她没有很要好的朋友互相交往，与家人也没有联系，只与其他家庭背景和兴趣与她很不相同的工人交往。无论李仙株还是沈相奵都跟我说，她们有几位也曾当过“学卒”工的朋友相当失望地结束了在工厂的生活——有些人在工作过程中病倒了，有些在熟悉大多数很保守而且在利益方面个人主义严重的普通工人之后感到很失望，有些则在家庭的压力下回到了他们正常的生活当中。

结论

　　韩国劳工运动的一个最突出方面是劳工斗争与政治民主运动之间的密切联系。正如我曾论证过的那样，这两种运动的密切结合，是韩国工人阶级运动为什么比亚洲和其他工业化社会更快地变得比较强大的关键原因。尽管其他社会里的劳工运动确实也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但在韩国知识界卷入劳工运动的程度深度是异乎寻常的。我们在本章中看到，韩国学生运动在80年代积极奉行工人与学生结成联盟的战略，并派遣数以千计的学生进入到产业领域，他们有着在工人中间提高阶级觉悟、动员劳工进行政治斗争的特定目的。80年代劳动争议的重新增多和团结斗争的发展，很大夫程度上归功于这些学生出身的工人及很多因参与70年代工会活动而被开除的普通工人。

　　劳工与学生之间形成的密切相互联系，根大程度上是国家控制劳工的压制性做法造成的结果。从朴正熙的维新时期到全斗焕时代，国家的一贯政策是先发制人地防止在政府控制的工会结构之外出现独立的工会运动，阻止劳工与政治反对运动之间建立联系。因此，任何有组织抵抗的迹象都遭到无情的镇压，使工作场所长期积蓄的紧张和愤怒没有任何释放的渠道。韩国的这种劳动控制方式，比合作丰义的控制方式更加直接和更具是在，比官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控制方式更加直接和更加实在，比巧妙和伪装的控制方式更加具有鲜明的反劳工色彩。参加劳动纠纷的工人豪不退缩地面对镇压性的国家政权，看清了资本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的真实本质。独裁主义国家企图通过开除活跃活动的工人并将其列入禁止产业界雇佣的黑名单，从劳动领域中清楚“不纯分子”，但这种企图产生了具有讽刺意义的结果，增强了学生与工人之间的联系，促成了由劳工活动家、教会领袖和持政治异议知识分子组成的广泛秘密网络。因此，国家严厉的镇压有助于为韩国劳工运动形成组织的、意识形态的和人员方面的资源。

　　九老团结斗争是80年代前五年发生的最重大的劳工斗争。但我们要小心，不要把这场斗争视为代表了当时韩国劳工运动的发展水平。80年代初的韩国劳工运动从总体上来说处于比低得多的水平。除了汉城－京仁地区之外，全国其他地区几乎很少发生劳工骚动。特别是，重化工业集中、主要雇用男性劳动力的大集团企业所在的南部主要工业城市，如蔚山、马山、昌原和巨济岛等地，在1987年之前几乎没有受到这种工会运动的影响。

　　几十方面的因素造成了南部工业城市的这种劳工消极性。其中包括：大集团企业资方较强的控制工人能力和让工人合作的能力、国家更严厉的政治控制、工人享受相对较高水平的工资和福利好处等。但韩国劳工运动发展中存在这种地区不均衡性的最重要原因，可能是职业劳工活动家和很多支持劳工的的政治异议组织主要位于汉城及其周围地区。这是一个教会组织曾积极帮助工人组织独立工会的地区，是学生活动象选择作为实践他们的工人－学生团结斗争战略着力点的场所【注：1987年以前，到京仁地区之外活动的学生很少。学生在1987年以前的战略是在这个地区培育大批受过政治训练的工人先锋战士，然后渗透到其他地区的大工业企业。不过，杰出的劳工活动家鲁会灿跟我说，到1986年，以仁川为基地的劳工组织已经开始向南部沿海地区派出“学卒”工人，尽管很少。】。同样重要的是，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的基层工会化运动产生了一大批被开除和列入黑名单的工人。这些基层劳工领袖在九老、安养、仁川等地区也很活跃，并与后来进入的学生活动家密切合作。

　　1985年九老斗争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是第一场跨公司工人之间的团结斗争，这种斗争以位于一个工业区之内的工会会员之间形成的密切社会纽带为基础；这场罢-工斗争不是因经济上的悲愤而是因对民主工会运动的镇压而触发的【注：有关九老团结斗争的题为“树立先锋”的报告将这次事件定义为“一场保护独立工会不受政治镇压的激烈政治斗争，是先进（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群众克服只针对企业的工会主义的团结斗争”（Seoul nodong undong yonhap 1986,176）】”。从这种意义上说，这场团结斗争标志着韩国劳工运动发展进程中的一次重要转变是未来劳工运动的先驱。1987年的大规模工人反叛继承了这一至关重要的遗产。

第六章 工人认同和意识

　　以前我们不希望自己是一名工人，我时常害怕别人知道我是工人。而今我有了自信，我敢理直气壮地告诉别人：“我是工人。”我为自己是一名工人，是受尊重的社会成员，是一堂堂正正的人而感到自豪。 （载Kim Koyng-sook et al.1986,117)

　　20世纪70年代和进入80年代后韩国工人抗议活动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得到像人一样对待”；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很多自发和暴力的抗议要求得到它，工人经常变换工作来寻求它。工人如此关心的“得到像人一样对待”，似乎有两个含义。笫一是得到最低限度的工作条件：身体上能够承受的工时，安全的工作环境，不过多地加班，至少每周有一天的自由支配时间，还有就是足量的报酬。当全泰壹点燃自己的时候，他喊的是“我们不是机器！”他是在为千百万在最难以忍受的体力劳动条件下呻吟的工人的呐喊。第二个含义与产业关系的改善有关，即改善雇主和管理人员对待工人的方式。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在工厂工作意味着工人必须接受对他们做人尊严和自我价值感的经常袭扰。工厂不仅充满了灰尘和机器噪音，而且充斥着工头和监管人员撒向体力劳动工人的喊叫、咒骂和毁谤语言。工人还受到不断的语言和身体方面的滥用权威。对女工而言，还要受到性骚扰。韩国的工厂工作，意味着工人不仅出卖他8个或10个小时的劳动力，而且意味着为了一点点收入牺牲他或她的自尊和尊严。

　　因此，韩国工人呼喊得到像人一样对待，是对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物质形式和符号形式的压迫的反应。韩国工人对他们的工作体验做出反应时采取的相当情绪化和暴力的方式，就缘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因此，在研究韩国工人认同和意识的发展时，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除了要密切关注无产阶级存在的物质条件之外，还要密切关注阶级关系的符号和文化方面。

　　本章探讨工人阶级体验的文化方面，考察工人生活体验的这一方面如何塑造他们的斗争形式，并探讨他们形成工人认同和阶级意识的方式。其中特别关注的是工人阶级体验中的地位问题，因为被工人体验为受到非人对待的情形，很多与社会对工厂工人的鄙视态度有关。工厂工作长期以来视为身份低、卑下和可轻视的职业。韩国工厂中高度独裁主义的、滥用权威的习惯做法，很大程度上是以对工厂工人的这种地位评判为基础的，而糟糕的工厂工作条件，进一步加重了社会对工厂工人的鄙视。

　　因此，地位是韩国工人关心的一个首要问题，他们的阶级体验与他们的地位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与常规社会分层理论的假设不同，在这里我们并不将阶级和地位理解为社会分层中的两种分离和互相矛盾的等级次序。韩国工人既为反对阶级压迫而斗争，也为反对地位不平等而斗争，而他们的斗争同时既改善了阶级状况也提高了他们的地位（性别是一重要要素，但可以将它理解为反映了地位的一个方面）。承认他们的地位体验的重要性，有助于说明韩国工人阶级的抗议为何具有高度情绪化和爆炸性的特质，并有助于解释韩国工人发展他们的工人认同和阶级意识的方式。

一 “臭工人”

　　随着工厂工人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一个人员数量迅速增大的主要职业类别，韩国社会对这个群体做出了矛盾的反应。尽管人们承认工厂工人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他们以相当严重的鄙视态度看待这个人群。工厂工人被视为地下、卑微和不受尊重的地位，而且这种社会态度表现在日常语言和流行媒体描绘工广工人的方式中。因而在60、70年代乃至80年代给工人造成巨大的心理痛苦的语言，最明显地表达这种社会态度，是人们用来称呼工厂工人的以下两个羞辱性词语：“打工妹”（kongsuni，“孔顺尼”）和“打工仔’(kongdoli，“孔多里’)。这两个术语都带给人一种做奴仆性工作、生来不幸不得不在工厂干粗话的印象(“孔”的意思是指“工厂”或“工业”，“顺尼”和“多里”是韩国旧时常用作对下层阶级女孩和男孩的称呼)【注：由于社会和文化背景不同，译者再三思索也未能在汉语里找到合适的对应语。译文中将这两个词语译为“打工妹”和“打工仔”，可能没有很好传达原有的贬义，望读者鉴别。——译者注】。因此，“打工妹”和“打工仔”体现了传统儒家等级制度在现在职业结构中的投射，保持了同样的对体力劳动者的否定性评价。

　　“打工妹”过个标签，尤其困扰着那些敏感的年青女工，她们离开农村老家时对向上流社会流动怀有很高的渴望。但她们的实际生活却因社会强加给她们“工厂女工”这种负面形象而充满了失望。一名工人写了一片优美的短文，谈及她对这些标签的悲观感受：

　　在工厂工作的女人是打工妹；在工厂工作的男人是打工仔。打工妹和打工仔就是下贱的家伙，简直不值一提，只不过是松松散散的土老冒。他们就是这样描述我们这一大群人。就是我们不喜欢，我们也得是打工妹，这就是因为我们在工厂工作。如果有人问我们在哪儿上班，我们只是说“在一家小公司”。可是，打工妹无法掩盖她们的真正身份。她们不管怎么化装，穿得多好，也会露出来。她们很在意穿着、发式和化装，想掩盖自己的身份。人们说我们挣钱不多，穿着打扮倒花得不少，可这是因为我们想摘去他们扣给我们的“打工妹”帽子。(载Kim Koyng-sook et al.1986，111)

　　女工很害怕认识她们的人看到她们穿工厂制服，以至于她们在休息时间从工厂外出打电话时也坚持要换衣服。我曾与之访谈的几名女工向我承认，当她们看到以前的同学迎面走来时曾悄悄躲开。有一位女工说，当她去闹市区买东西或节假日去看电影时，手里总是拿着一散文书或者杂志。对工厂女工的否定性社会形象，易于被工人自己内化。一名工人回忆说，“当我开始从事工厂工作时，我不理解‘工人’的含义，但过一段时间后，我意识到我是社会上通常说的‘臭工人”’(载Kim Koyng-sook et al.1986，116)。“臭工人”的标签是60年代和70年代工人常用词汇的一部分。一名上专为工人开办的夜校的工厂女工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些从贵族学校毕业的人竟然当夜校教员，她写道：‘他们怎么会……花时间在这里与我们这样的臭工人在一起呢？也许，他们也找不到更体面的工作’(Suk 1984，22)。

　　社会对对体力劳动的羞辱性态度被深刻地制度化于产业体系之中。我们在第三章曾看到，韩国产业中在蓝领工人与白领工人之间存在鲜明的工资差别。此外，一整套规定和仪式的设计，从不同的衣服编码和发型到利用公司设施 (如就餐地点和上下班班车)的差别，都是为了强化蓝领工人与白领工人之间的身份差别。尽管在传统儒家社会中身份区分的主要依据是年龄，但年青工程师（他们是大学毕业生）以居高临下的语气与生产工人说话的情况也很常见。

　　必须承认，其他工业社会的工厂工人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也受到中产阶级的鄙视。早期无产者的社会几乎毫无例外地是肮脏、粗野和地位低的工人形象。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由于他们工作的性质和工作环境造成的。但更重要的是最初一代的工厂工人的行为模式未能达到中产阶级的标准。从中产阶级的观点看，农民出身的大部分工厂工人群众缺乏纪律性和道德意识，他们的教养就更不用提了。正如托马斯•史密斯指出，即使是在日本，“来自中产阶级的同情者也不厌其烦地提醒他们（工厂工人），只有他们约束自己臭名昭著的酗酒、赌博、嫖妓癖好和家庭暴力倾向，他们才能得到更多的尊重，而很多工人也表示同意”(Smith 1988，245)。工人也认为自己有缺陷。当提到20世纪的情况时。二村一夫说道，“当这些团体的领袖要求充分承认蓝领工人为社会成员时，他们同样也号召这些工人通过自我修养、提高技能，而且总的来说通过‘努力成为值得尊重的人’来变得值得社会的接受”（Nimura 1997，227）。

　　不过，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新一代韩国工厂工人并没有显露出表明他们缺乏纪律和存在道德缺点的行为特征。就他们的公德而论，韩国工厂工人值得社会尊敬的程度即使不比其他人群高，也绝不比其他人群低。事实上，在60年代和70年代有关韩国工人阶级社会行为的流行话语中，找不到任何负面的评论。工厂工人受到社会普遍的如此蔑视性对待，主要原因是以传统儒家学说为依据的身份等级制的遗留以及他们从体力劳动中只能挣得很低的收入。

　　但是，重要的是要承认，这并非由于韩国传统的身份制度仍很强大和未受触动。事实上，“两班”身份制度在20世纪初已经被日本殖民政府破除，其物质基础也被战后的土地改革和朝鲜战争彻底摧毁。然而，尽管传统的“两班”身份制度已经完全瓦解，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里韩国人民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但有趣的是旧的身份等级制仍经常被用作当代韩国社会的身份等级排列和社会认同的参照框架。从某种群度上说，这是由于韩国身份制度中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造成的。尽管传统的身份等级制已经被摧毁，但取代它的新身份制度还没有形成（Kim Koyng-Dong 1993）。正如卡特•埃克特(Eckert 1993)所论证的那样，由于韩国资产阶级兴起的特殊历史和政治背景，它未能确立具在社会中的意识形态霸权。因此，从60～80年代这一韩国快速工业增长的时期，是一个阶级力量与身份等级通常只是松散地重合、地位秩序仍继续受到传统等级制影响的过渡期。

二 教育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严格说来，并不是传统的封建身份等级制被用来贬低工人。毋宁说，是对教育的强调这一儒家身份制度的核心在历经巨大社会变迁之后仍然保留下来，成为地位等级排列的最关键准绳。当然，教育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准。但是，在像韩国这种人们经历过巨大政治动乱和个人命运出现过如此巨大波动的社会中，教育成了更有把握和更可靠的社会流动途径。而且，由于存在韩国式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因此受到更高的教育是比财富和政治权力更高的道德诉求。尽管以传统阶级制度（“两班”与“常民”）为基础的身份等级制已经不合法，尽管职业等级制度的身份秩序已经模糊不清，但以教育文凭为依据的社会等级制度仍未受触动，而且实际上变得更加强烈了。地位竞争中的几乎一切事情，如今似乎都归结为教育权力的合法化。无论是提高地位的诉求者还是地位降低的受害者都参照受教育程度来判断地位，并以此作为他们判断的主要标准。

　　因此，至少从某种程度上说，韩国工厂工人解释和勉强地接受社会对他们的鄙视的典型方式，是参照教育意识形态。他们相信，未受教育即使他们在工作中受到的所有虐待的原因，也是人们在社会中对他们表现出鄙视态度的原因。教育意识形态在韩国社会中的影响力及其对工人社会意识的影响，通过工人经常提到他们的受教育状况而得到充分证明。尽管他们意识到工作中存在经济上的不公正，尽管他们对这种不公正发起抗议，但他们受到的教育程度较低这一事实似乎总是萦绕在他们心头。尽管工人抗议说，“难道工人就不应得到最低限度的休息吗？”但他们的这种反抗心理容易带着对教育的某种参照。“即使我们由于没有受过教育而受雇于从事这种辛苦的工厂工作，我们也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虐待了”（载Kim Koyng-sook et al.1986，144）。70、80年代工人写的作文和独立工会发表的公开声明都充分显示，韩国工人对他们缺乏教育感到多么痛苦。例如，东一公司工人的一份传单写道：“即使我们未受教育和知道得不多，我们也不能与我们面对得不公正妥协；即使我们贫穷和饥饿，我们也不能靠粪尿生活”（Suk 1984,161）。

　　韩国工人经常提到他们未受教育的缺陷表明，在70年代和进入80年代初以后，他们没有形成平均主义意识形态和强烈的权利平等意讽。修饰语“即使我们末受教育”意味着：只要受到某种程度的不平等对待并役有违反他们的公平意识，他们是愿意接受这种不平等对待的；这一早期阶段韩国工人压倒一切的“得
到像人一样对待”的要求，并不一定是主张平均主义关系。教育意识形态已经暗含了那些“未受教育的”人必须服从受过教育的人，而不能期待从社会得到太多【注：当然，工人并非总是服从于教育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体验虽然感到很辛苦和卑下，但也教会他们看清这种意识形态的谬误和社会的不公平。一名曾经资助她弟弟接受教育的工厂女工写信给她的母亲说：“我也想让锡基（她弟弟）受到很好的教育、让他带上威风的大学方盖帽和（在校服上）别上亮闪闪的校徽。但最近以来，我开始这样想：大学教育并不一定是成为真正的人的前途。在我离家以后8年的生活经历中，我看到受过教育的人看不起穷人和凭着自己上过大学就欺负别人的情况太多了。”（载Kim Koyng-sook et al.1986，52）】。

　　在一个类似的事例中，史密斯在分析日本早期的劳动关系和劳工抗议时，也强调了地位和教育的重要性。他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时期日本工人抗议的特点，更多的是由于地位意识而不是权利意识：

　　权利思想井不会引起地位所引起的那种道德情操的表达。就业关系被视为一种地位不平等的人们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领主与仆从  主人与奴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需要一方的仁慈和另一方的忠诚和暇从。如果忽视主导这种关系的道德规范，雇主便被谴责为不义、残忍、野蛮、自私、无人性、违反天理和人道。(Smith 1998，329)

　　史密斯还指出，地位关系的核心是教育意识心态：“地位是以教育为依据的，教育至高无上的目的则是道德传授——义务、忠诚、孝顺、人与人之间应承担的义务——这三个世界以来一直是教育的目的。撇开个别的例外情况不谈，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道德情操随教育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工人通常被描绘为未受教育的、无知的、缺乏头脑的和不道德的”（245）。史密斯认为，由于这种社会背景，早期的日本工人提出的要求强调“地位的提高和得到更好对待”，而不是强调从平均主义意义上理解的工人-权利（245）。二村一夫也指出了同样一点：“日本劳工工会运动从一开始就显示出鲜明的特征，它所关心的不仅仅是保持和改善工作条件。它对工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很敏感，并不断地要求‘全社会和各个公司接受蓝领工人，将他们视为人’”(]997，227)。

　　在要求和意识方面将70年代韩国工人的抗议等同于早期日车工人的抗议，是不合适的。韩国工人受到传统身份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并没有像20世纪初的日本工人那样完全社会化到这种传统意识形态当中。韩国工人像早期日本工人那样经常地使用身份语言，但他们使用权利语言的情形也一样多。简言之，韩国工人的的情感既受到地位意识也受到权利意识的影响。我们不妨回想一下20世纪剧烈社会变迁的猛烈冲击之下瓦解和不稳定的韩国传统身份制度。因此，正如布兰特(Brandt 1971)在对一个韩国小渔村的敏锐研究中正确地观察到的那样，韩国社会的特点是互相矛盾的趋势的共存：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精神与等级制价值观、和谐与冲突。

　　然而，以教育为依据的地位压迫是韩国工人的阶级体验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工人显然将世界视为不平等和不公正的，但他们在日记和作文中描述的不平等，通常更多的是受教育者与未受教育者之间的不平等，而不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不平等，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就谈得更少了。一名工人写道，“受教育者与未受教育之间的不平等简直是天壤之别”（Han 1980,58）。即是受教育者高高在上，用鄙视的眼光看不起未受教育者。

　　毫不奇怪，教育差别时常被管理人员利用来作为论证他们以不平等和高度独裁主义的态度对待生产工人的合理性。例如，当Y.H.商事工人抱怨管理工作人员与生产工人之间存在的歧视性奖励制度。管理人员告诉她们：“因为你只是小学毕业，所以养大你没化多少钱，可是管理人员至少都是高中毕业。因此，要求得同样的待遇，行得通吗？”（Chon Y.H. nodong chohap 1984,74）。如果工人表现出不悦的脸色，管理人员会用羞辱性的语调对她说：“你不高兴，那你为什么不让人雇你担任管理职位呢？”（74）。据说Y.H.商事女工除了眼含愤愤不平的泪水之外，对这个问题不知如何回应。一位曾在安养工业区工作的工人告诉我，可能再也没有什么比被称为“缺乏教养”或“愚昧”更让工人感到愤怒和烦恼了。他们时常被管理人员、劳动官员和警察这样呼喊，这也是他们从更广大的社会中感受到的普遍态度。对这种符号压迫的愤怒，是70年代和80年代爆发的工人暴力抗议的基础。

三 性别压迫

　　工厂女工除了地位像工厂男工一样普遍低下之外，还受到对她们的女性特征的严重和恶意攻击。对于一名妇女来说，受雇为工厂工人，在杂乱的工厂环境中做辛苦的体力劳动，被认为相当于失去了她们的女人气质，变得没有女人味。年青女工经常因这种恐惧而苦恼不已。一名工人哀叹说：“人们说，女人的声音必须细声慢气，女人必须有礼貌，要以优雅的方式说法，要贤淑……可是我们怎么样呢？要是用这种标准来衡量，我们肯定得零分。除非我们互相大声说话，否则根本听不见。由于我们必须穿着工作服在机器之间来回跑动，我们的行为自然就变得粗鲁了”（Chang 1984,42~43）。

　　因此，年轻女工受到了双重的压迫：性别歧视和对体力劳动的文化贬低。对年轻女工来说，“臭工人”是她们更进一步的身份损失。对在充满灰尘、噪音和粗俗语言的工厂环境中工作的妇女持鄙视态度，并不限于管理人员或工头，在男工同伴中也很常见。在东一、元丰和Y.H.商事等公司的工厂，男工对抗议女工施加的身体和言语暴力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反映了他们对工厂女工深刻的偏见。我认为，这不只是因为他们表现出的性别歧视，因为如果是中产阶级妇女，他们很可能就不会采取同样的行为，因此其中还包含着以地位为依据的歧视。可悲的是，工厂男工也像管理人员一样，对他们的女工同伴表现出同样程度的歧视。不过，这种情况并不是韩国男工独有的。事实上，正如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 1977）指出，某种程度的性别歧视和对某些不同阶层妇女的双重标准，是工人阶级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一个方面。蓝领男工也许能因人们以男子气概来颂扬体力劳动而得到某种虚假的优越感，而工厂女工则成了蓝领男工当中普遍存在的这种男性自大主义的受害者。威利斯指出，羞辱女工同伴，也许是男性工人阶级文化普遍存在的重要特征。韩国男工对从事劳工活动的女工同伴的敌意，某种程度上是这种工人阶级文化造成的。

　　工厂女工还受到“不就是打工妹吗”等说法中包台的符号暴力的损害，只要她们显示出任何抵抗的迹象，男上司便对她们使用这样的语言。女工会活动家在日常还受到管理人员以下述羞辱性的语言嘲笑：“你们这种妞儿……不就是打工妹吗？懂得这种事吗？”

　　性别歧视在韩国工业中还以比较直截了当的形式出现。正如有关其他很多国家社会中的工厂妇女的人种学研究所报告的那样，韩国工厂女工也普遍被诋毁为放荡和性滥（参见1991）。工业城镇传播者恶毒的流言：“工业团地中没有一个是处女”（Yu Dong-wu 1984,44）。这种性诋毁是工厂女工厌恶被插上“打工妹”的标签并在公共场所尽力装扮成学生和白领工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借用希尔施曼(Hitschman 1971)的术语来说就是，工厂女工有着比工厂男工更强烈的“脱离”欲望。将工厂就业定义为她们人生中的一个暂时阶段，就是她们最典型的脱离取向。然而，她们意识到，如果她们离开工厂工作，等待她们的也好不到哪儿去。

　　另一种比较积极的反应是在工厂工作的同时试图获得教育。大批女工上教会组织、商业机构办的夜校，或者有时候上自己公司办的夜校。一名工人说，“很难找到没有上过某种‘学苑’(晚间开课的商业性机构开办的课程)的工人”（Song 1982,99）。不用说，在筋疲力尽工作很长时间后还要念书，对这些工人来说是极其艰难的，但很多工人决心克服所有这些困难坚持上学。一名工人解释说，“这是由于我认为，我得不到像人样的对待是因为我没有受过教育。辛苦工作10个小时之后已经极其疲劳，连吃顿饱饭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尽管这样，我还是必须上学。要是受到“更好的”教育后我能得到像人一样对待，那就好了”（Suk Hee-sook 1985,载Chun 1985,48）。另一名工人写道：“工作之后学习是很困难的，但只是在工厂里工作我受不了。我坚信只要我努力学习，我就能够走出这种世界”（Chang Nam-soo 1984，27）。

　　然而，对大多数年轻工人来说，上夜校或参加教会组织主办的以教育为方向的小组活动，首要的动机似乎更多心理或情绪上的，而不是工具性的。她们当中大多数人认识到，要通过考试获得高中毕业文凭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获得了文凭，她们上升到白领职位的可能性也极其渺茫。因此，上这些学校，主要是为了满足她们割断自己与“打工妹”这一标签的联系这种心理需要。重要的是要看到，主要是年轻女工上夜校。这最有可能是因为，与男子不一样，对于女工来说，除了通过教育或婚姻之外，无论现实中还是心理上都没有实现向上流社会流动的途径。事实上，上夜校或参加教会赞助的教育活动，很大程度上是由获得文化技能的愿望促动的。如学习认汉字、插花、烹饪等，将使她们的婚姻前景变得更好，尽管她们后来认识到，在文化修养方面的努力并没有给她们带来多大差别（Suk 1984,20~27）。

　　很有趣的是，随着受到触动的女工在夜枝教员的指导下对不平等结构形成更尖锐的意识，她们中间强烈的脱离取向渐渐地转变成了积极的“表达”(voice)取向。尽管人多数女工最初是因为她们对社会流动的渴望而被夜校录取或为教会赞助的小组活动吸纳一一夜校和小组活动的大多数课程原先是根据完成普通高中课程而开设的——但这些教育活动逐渐转变成提高意识的重要活动场所。工厂女工占这些教育活动参加者当中的大多数，这一事实为我们解释为何妇女在70年代基层工会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提供了线索。女工强烈的脱离取向，反而有助于她们在表达工人要求和为80年代民主工会运动打基础等方面成为先锋战士。这是韩国工人阶级运动史上有趣的悖论。

四、“恨”：不公正的意识

　　到目前为止，我强调了韩国工业中阶级关系的地位和符号方面。这当然不是要低估以对抗性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根本阶级结构现实的重要性。但是，承认符号压迫和道德压迫在韩国工厂工人生活体验中的重要性，对于我们理解韩国工人认同形成和阶级意识发展的独特模式至关重要。简单说来，韩国工人对符号压迫的深刻愤恨，常常在形成他们的集体行动和阶级意识方面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在表达韩国工人日常体验并使之具体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韩国文化概念是“恨”【注：乔治•奥威尔将“恨”贴切地定义如下：“韩语中有一个含有巨大意义的小词，这个词就是‘恨’。发出‘恨’这样一种声音，表达了一个民族或一个人积累的苦难和愤怒。这是要求摆脱压迫的人类精神的呻吟”(Ogle 1990.75)。南希•阿贝尔曼将“恨”简单地定义为“在辛劳的重压下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起来的愤怒”（Abelmann 1996,36），而约翰•莱则认为它类似于法语里的“ressentimnet”(Lie 1998,114)。】。“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难以翻译成英语，但从宽泛的意义上，可以将它定义为：因一个人的不幸而长期积累的悲愤和遗撼，或因一个人经历的不公正而在内心积蓄的愤怒。“恨”是一个矛盾的概念，既包含一个人对被视为自己命运的局面的接受，也包含克服它或对那些造成这种恨的人实施报复的强烈欲望。它是一种随着时间推移积累起来而没有得到熔化的、总是萦绕人心头并受到压抑但又渴望得到释放的强烈感情。因此，“恨”具有爆炸性的特质。朝语“罕布里”从字面意义上是指“恨的释放”，或者通过音乐、舞蹈等符号的形式释放，或者通过复仇行动等暴力的形式释放。很多研究韩国文化的人士的一致意见是，韩国本地形式的音乐和舞蹈的本质是以艺术的开式释放恨。

　　韩国工厂工人时常用“恨”一词来解释他们的日常体验和表达他们的沮丧和愤怒。他们谈论降生到一个贫穷家庭的“恨”和没有得到更多教育的“恨”，对在工作中体验到的受到专制主义非人对待，他们还有着共同的切肤之“恨”。“打工仔”、“打工妹”这种蔑视性的标签也造成了他们很大的“恨”。例如，东一纺织公司工会分子1977年发表的决议写道：“东一工人因社会的冷酷对待和雇主的欺凌而受苦，因贫困之恨、未受教育之恨和未能住上别人那样的好房子之恨而受到折磨。他们甚至受到了他们的［官方］工会的欺骗”(Dongil pangjik pokjik tujaeng wiwoahoc1985,71)。在1987年发动大规模成功的示威后，现代公司工人宣布：“8月18日是现代公司工人和全国工人新生的日子，克服了他们的恨，变成了国家的主人，这是一场走向真正像人一样生活的来来的伟大、庄严的进军”（Lee Soo-won 1994，103）。

　　“恨”当然不是一种阶级语言。它并没有包含对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化本质的意识，也没有包含实现与资本对立的、工人的共同阶级利益的意识。然而，它是一种增强不公正意识和反抗精神的道德语言。换言之，“恨”是一种精神反抗语言，因为如果一个人接受了某种特定的局面，把它当做是自然的或道德上可姒接受的，那么“恨”就不可能发生。在“恨”这种感觉之下，是平均主义精神和对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其历史合法性的等级制社会税序的反抗。“恨”这种语言，通常能强化有过同样苦难经验的人的受压迫感觉，促使他们形成强烈的亲近感。因此，尽管“恨”不是阶级语言，但通过其对社会不公正的独有感受力，它可以提高阶级意识，增进阶级感情。

　　对于正在街头寻找客人的妓女，一名工人曾发表过她的评论，这种评论很好地说明了“恨”这种移情作用浸透着不平等意识：“你们跟我来自同一类人，都遭到了这个社会的抛弃。但像这样生活，不对把我们当做蛆虫一样对待的世界进行抗议，这样做对吗？”(Kim_K yong-sook e工 al 1986，106)。她接着说，“我想踢烂这个可恶的世界，是它让我们做出牺牲来保持它耀眼的光环。尽管通过自己的经历我明白，这只会让我可怜的小脚受伤。但人们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我们也是人。”以“恨”为基础形成的团结的界线与阶级的界线并不一定重合，毋宁说，它包含了所有那些因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而受苦受难的人。不过，当工人阶级以“恨”的语言体验到阶级压迫时，这种语言就会给他们的反抗增加更强烈的情绪化特性，就会深化他们的团结感情。

　　因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触发的劳动冲突、当它们触动到工人脑海中这种深深的“恨”时，就可能迅速燃烧成为暴力性的抗议。这是70年代和80年代常见的情形。当“恨”被激发后，工人之间的团结变得更加强而有力，抗议者通常故意煽起这种情绪化的感情，以便保持强烈的战斗精神。例如，就在预计警察将在1979年8月10日发起凶暴攻击之前的一个晚上，Y.H.商事工人朗诵了一份决议书，这份决议包含着比决议更情绪化的内容：

　　所有贫苦农民的孩子们，我们年纪轻轻就离开父母，进入这个冷酷的社会，作为产业大军努力工作。尽管我们由于未受教育而受到了社会的鄙视和很坏的对待，但我们只怪自己没有受过教育。我们一心一意努力工作，尽量攒钱给我们的弟弟妹妹，这样他们就不会像我们这样。我们寄钱作为我们弟弟妹妹的学费，作为我们父母的生活费和医药费，对此我们很愉快和很自豪……从现在开始，谁将向我们的母亲提供医药费和向我们的弟弟妹妹提供学费呢？(Chon Y.Hnodong chohap and Han'guk nodongja pokJik hyopuihoe 1984，233～234）

　　工人这时候纷纷流下了“恨的眼泪”，在场的报纸记者和其他观察家也流下了眼泪。

　　这种情绪化的呼吁在曾经领导70年代工会运动的女工中引起的反应特别强烈，但做出这种反应的并不限于女工。当男工在采取集体行动时，同样是很情绪化的。他们提出的问题通常更全面、更广泛，而不是专注于经济问题。经常与韩国工人的自发罢-工或静坐示威同时发生的暴力行动，有很多可以理解为“罕布里”(解恨)的一种形式。事实上，随政治控制突然解体而来的、1987年夏爆发的大规模劳动冲突浪潮，很大程度上是“罕布里”的一种展示。在很多大大小小的工厂，工人向管理人员和雇主发泄他们长期以来受到压制的愤恨和怒火，力图通过威胁和羞辱他们来获得与他们的平等地位。所有这些事件，显示了地位压迫及其所产生的压缩性的“恨”感情在韩国社会工人阶级斗争发展中的重大意义。

　　在工厂工人中间流行的劳动歌曲，歌词和旋律中含有深深的悲怆和“恨”的意识。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老工人之歌》。80年代工人在罢-工时时常唱这首歌：

　　　　《老工人之歌》

　　　　我，出生于这片土地上的工人，
　　　　花开花落，雪花纷飞三十载，
　　　　我做了什么？我希望什么？
　　　　但愿死后能葬身于这片归宿之地
　　　　啊！青春一去不返，
　　　　让工作服裹走了我如花似锦的青春。
　　　　
　　　　儿女们，你们莫悲伤。
　　　　你们是值得自豪的工人的儿女。
　　　　你们想穿绫罗绸缎，想尝山珍海味？
　　　　算了吧，那是作梦！因为你们是工人的儿女。
　　　　啊！青春一去不返，
　　　　让工作服裹走了我如花似锦的青春。
　　　　
　　　　牵着孙儿的小手周游金刚山
　　　　是我平生所愿所求。
　　　　等待着鲜花盛开云开雾散的蓝天，
　　　　等啊等，青春已在等待中消逝。
　　　　啊！青春一去不返，
　　　　让工作服裹走了我如花似锦的青春。

五、阶级的语言

　　韩国工人阶级缺乏手工业文化遗产，反映为阶级语言的贫乏。正如有关工人阶级形成的学术研究所强调的那样，在欧洲，工匠组织和文化传统存形成工人阶级对工业化变迁的反应和阶级意识的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反应首要的是社会的和道德的，而不是经济上的——他们更关注保存他们的独立性、手艺和以道德调节的工作关系，向不是更关注狭隘的经济问题，这是由于欧洲手工者的工作是由公司规则和纪律调节的，这种工作在一种社会纽带和共同体情感的紧密网络中进行。从这种职业共同体中，他们为在对无产阶级化做了出有力反应时吸取物质的、社会的和个人的资源。

　　韩国工业化是在缺乏类似的手上业文化的情况下发生的。直到19世纪，手工业生产在韩国并不重要。大多数手工业者由政府雇用来为宫廷和贵族生产纸张、器物、特殊服装和其他奢侈品（Song 1973）。在传统的韩国儒家文化身份制度中，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地位低于农民，接近处在等级制的最底层。事实上，在李朝【韩国称“朝鲜朝”——译者注】，这种人很多是奴隶。当商业和工业活动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时，手工业者远远没有商人活跃。从事异地贸易的行商在其全同性网络基础上建立了相当有影响的行会。而且，有些大商人组成了“行商人团”来保护和增强他们在市场中的垄断地位。手工业者则没有成立类似的组织。

　　因此，韩国工厂工人是在没有任何值得自豪的工人阶级文化遗产的情况下经历无产阶级化过程的。相反，他们继承了一种消极的遗产。这种遗产反映在“打工仔”和“打工妹”这样的标签中。在韩国工业化的初期，工厂工人是以多种术语来标明身份的，如“劳动者”、“工厂劳动者”、“工员”和“雇员”等。渐渐地，随着工厂工人人数的增多、政府和企业管理者推广“雇员”这一说法，于是它程度不同地成了官方称呼产业工人的术语。例如，劳动节被称为“雇员日”而不是“劳动者日”。但“雇员”是一个过于宽泛的术语，指所有各类受雇用的工人，包括体力劳动工人、非体力劳动工人和技术工人。相比之下，“劳动者”更加具体地指工厂工人或者体力劳动者，但它带有否定性的身份含义。因此，直到70年代后期工人阶级认同开始形成之前，韩国工厂工人并没有一个合适的术语来定义他们的集体认同。“雇员”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其范围是人为划定的、所指含糊不清而大多数工人也不喜欢“劳动者”，因为它传达了与体力劳动相联系的地位低等形象。

　　有趣的是，正是国家创造了构建产业工人正面形象的新语言。从60年代后期起，产业专门词汇中出现了新的词语，如“产业战士”、“产业大军”、“输出大军”和“输出支柱”等。显然，这些术语的杜撰，是为了利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动员工人致力于推动出口浪潮。在这些新术语中，民族主义与发展主义和军事言辞结合在一起，将产业工人等同于为国防而战的战士。以为推动出口而献身的精神工作，被颂扬为工人可以为之自豪的爱国行动。这些术语不仅经常为政府和大众媒体所利用，而且工人自已也使用，当然通常是假心假意地使用。正如（上一节引用的）Y.H.商事工人的决议书所显示，工人经常自称为“产业大军：“所有贫苦农民的孩子们，我们……作为产业大军努力工作”。

　　同样，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到韩国工人的语言之中。因此，作为70年代最具独立性和进取性的工会之一的元丰工会1973年发表了以下工会决议：

　　(1) 我们是产业和平的战士，将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提高生产力；
　　(2) 我们将竭尽全力，以我们强有力的团结来改善我们的工作条件；
　　(3) 作为劳动人民的先锋，我们将尽我们所能提高本工会的素质。

　　甚至在抗议不公平的习惯劳动做法时，工人也感到有必要使用民族主义言辞。例如，京城纺织公司工人曾写给雇主一封信，抱怨拖欠加班工资，这封信的开头是这样的：“我们祝贺你为我们国家的发展做出的成功努力，我们祝你今年好运，并希望我们的京城公司更加繁荣”。而且，他们接着写道：“我们与你一起，为京城公司的发展日夜辛苦工作，作为京城这个大家庭的成员，我们感到自豪”（379）。这里，我们看到具有很大影响的家族主义意识形态也渗透到了工人的语言之中。的言辞对工人的意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尽管工人自己使用了这些语言，但他们怀有很大的困惑和疑问。工人承认，“他们称呼我们为产业战士或经济发展的生产者，可是我们的情况怎样呢？……当甚至不允许我们表达我们自己的情感时，谁敢说自已在使用‘产业战士’和‘出口支柱’这样的词语来称呼我们时怀有一丝一毫的诚意呢？”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和社会对待他们的方式，说明这种对产业工人的颂扬形象与事实完全不符。

　　然而，直到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工人才开始揭穿这些国家意识形态的谎言并寻求他们自己的语言。随着产业工人的自我认同在70年代开始成长，原有的词汇“劳动者”而不是“雇员”获得了很强的阶级含义，尽管雇主和政府喜欢工人使用后一种用法，但80年代很著名的劳工活动家鲁会灿曾告诉我，到80年代初，使用“劳动者”而不是“雇员”作为自我认同，相当于表达了某种程度的阶级意识。渐渐地，“打工妹”和“打工仔”从流行习语中消失了。不过，这种贬损性的词语直到1987年工人大斗争之后也没有完全销声匿迹。只是随着工人自觉伸张自我认同的努力取得结果，它们没有被选中。

第七章 劳工大攻势

　　这就是现代汽车公司的二十年！在这个一直很平静的劳动者海洋中，一阵像高山一样的巨大波涛突然涌起。这就是工人演出的庄严一幕，他们过去不过是不断运转的传送带上的零件，而今他们拒绝再充当机器，并大声宣称：他们是人！
（Lee Soo-won 1994,74）

　　1987 年夏发的巨大劳动冲突浪潮，是韩国工人阶级斗争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在此期间，韩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所有隐蔽的矛盾和工人长期积累的悲愤通过劳工的战斗涌向表面。从7~9月这三个月里发生了300次劳动纠纷，超过了快速工业化前20 年发生的劳动冲突的总和。劳工骚动以惊人的速度和烈度横扫全国，使得几乎每一个大型行业的工业生产都陷入瘫痪。几乎没有一个地区、没有一个产业部门或没有哪一种规模的企业免受劳工骚动的影响。成千上万工人几乎同时在全国被动员起来，这种巨大的规模给韩国产业工人带来了一种新的集体认同和阶级意识。无论从“大规模”这一说法的哪一种意义上看。1987 年夏爆发的这场大规模劳动冲突都可以（像韩国研究工人和劳动的专家所称的那样）够得上是“工人大斗争”。显然，这是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最关键的历史短时段。

　　一 工人大斗争

　　像以前大规模劳工骚动的日期一样，这一史无前例的产业冲突浪潮是在反对独裁政权的运动所带来的突然政治变革背景下发生的（Christia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1998）。1987 年6月29日，当时任执政党民主正义党主席的卢泰愚突然宣布，民正党将接受反对党举行直接总统选举和实行宪制改革的要求，这是韩国政治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为在几乎长达30年的军事统治之后向民主过渡铺平了道路。全斗焕曾企图通过由选举团进行一次间接选举将权利移交给他一手挑选的继承人、他在韩国军官学校时的老同学卢泰愚。6月初，全斗焕专断地取消了与反对党就修改宪法进行的谈判，宣布他将举行一次间接选举，以避免不必要的政治冲突和不稳定。这一独裁行动更加激起了公众的愤怒。这种愤怒因一名示威学生被警察拷打致死和审讯警官对女学生劳工活动家施暴的事件被揭露而蓄积待发。随着学生抗议的蔓延，越来越多的店员、白领工人和其他工人开始参加到学生组织的街头抗议中来，形成了革命的幽灵（见插图十）。6月29日的民主化宣言，是全斗焕政权对人民力量的一次策略上的让步，目的是企图避免这场政治危机的致命后果（Shin,Zho,and Chey 1994;Oh 1999;Diamond and Kim 2000;Sunhyuk Kim 2000）。

　　显然，这场向民主的过渡不是工人运动的产物。像以往韩国发生的大多数其他政治动荡一样，主要的行动者是学生，他们在70 年代和80 年代为民主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是，1987 年6月学生领导的民主化斗争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 要归功于大量市民包括白领工人、小业土、城市贫民和产业工人的参与。随着街头抗议在全国各地不断升级，刚刚成立不久的几个白领工会开始参加到民主化运动中来。5月份和6月份，可以看到很多在汉城市中心区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就业的白领工人在午饭休息时间参加了学生的街头示威。

　　然而，在这场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产业工人的作用并不很明显。很多分析家认为，产业工人和劳工工会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说明劳工在民主化运动中只起到边缘作用的一个指标，是劳工领袖只占民主化运动全国大联盟领袖中的极少部分，而正是这一联盟领导了1987年春反对全斗焕政权的市民抗议；在2200 名创始成员中，只有37 名劳工代表（韩国《中央日报（新闻）》 1987年7 月7日， 载Lim Young-ll 1998,143）。工会在这场6月国内起义中没有发挥特别的作用，尽管很多工人作为个人参加了抗议，但没有证据显示街头示威中有产业工人任何有组织的参与【林荣一认为，“直到由学生、城市中间阶层、反对党组成的民主联盟通过激烈的战争式反抗行动和做出巨大牺牲并从军事统治权力那里取得重大让步为止，韩国劳工运动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Lim Young-ll 1998，143）。】。全国性工会中心组织韩国劳总在这一时期的惟一行动是鲜明地反民主的：它公开附和全斗焕4月份取消宪制争论的做法，支持他的间接选举总统方案。很多面向政治的劳工团体参与了群众政治组织(MPO,mass political organizations)，并意识到这次政治时机的重要性，但未能动员工人参加1987年6月的群众斗争【1985~1986年间，在这些激进分子劳工团体中间发生了分裂，陷入激烈意识形态和战略问题的争论之中（参见Lim 1998，144~146）。】。

　　而另外一些分析家则强调产业工人在韩国向民主过渡过程中曾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他们指出，数量比白领工人和店员更多的大量领工资工人事实上参加了6 月间的街头示威【这一点有以下事实为证：在这一时期被捕的人当中，劳工占最大比例。尽管其中很多人可能是建筑工人或临时工（叁见Kim Young-soo 1999,207）。】。不过，比产业工人实际参与更重要的是他们大规模参与的潜在威胁。崔章集(Choi Jang Jip 1993b)指出，全斗焕政权精心算计的政治自由化举动，是在成千上万工厂工人涌上街头这种很现实的威胁的影响下发生的（另见Chu 1998）。鲁重琦也认为，“在6月底市民起义开始向工人阶级蔓延时，统治集团急于宣布民主化方案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能低估具有潜在威胁性的劳工运动力量”（Roh Joong-ki 1995.81）

　　因此，在韩国劳工研究专家中，对于带来1987年6月那次向民主过渡的政治开放的主要动因是学生运动，对于劳工运动主要是作为一种潜在力量而不是作为斗争的积极参与者对这一政治发展做出贡献，大家是没有异议的。而如果没有来自工人阶级的这种威胁，独截统治的瓦解是否会发生，显然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不过似乎很明显的是，不管是由于内部组织弱点还是由于国家机器强加的外部制约，1987 年之前韩国的有组织劳工还不能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力量行动。只是到了1987年春，这支力量才有了相当大程度的增强。

　　不过，全斗焕政权一宣布政治自由化计划，产业劳工马上就被大规模地动员起来。在卢泰愚宣布政治自由化之后的两周内，爆发了一波劳工暴力冲突浪潮。劳工骚动以前所未有的激烈和愤怒程度像草原野火一样横扫全国。它从制造行业开始，蔓延到采矿、运输、码头和一些服务部门，从1987 年7~9月，发生了多达3311起劳动冲突，所有这些冲突都包含了停工、自发罢-工或示威等行动。这一夏季发生的劳动纠纷数量超过了自60 年代初以来整个出口导向工业化时期发生的纠纷数量的总和（图7-1）。在8月中旬，当劳工骚动达到高峰时，每天发生100 多起劳动纠纷，为朴正熙和全斗焕时期年平均发生的数量。参加这些劳工行动的工人总数估计为120万人，大致相当于10人或10人以上企业经常性雇用的工人的l / 3 (Ministry of Labor 1988;参见表7-l）。

　　有趣的是，劳工骚动并不是从以前曾是劳工最活跃的汉城和京仁地区开始的，而是从南部工业城市蔚山开始。蔚山是现代集团各公司的中心，其居民大多数是现代公司各家企业（包括现代造船、现代汽车、现代机械以及它们所属的公司）的雇员和他们的家属。像其他财阀集团一样，现代公司以前在其集团组织结构内部没有组织任何工会，只是发生过一次严重的劳动纠纷，即1974年在现代造船公司发生的劳工暴力抗议。但在6月29日民主化宣言发表的两周内，实质上所有现代公司企业都卷入了劳动纠纷。现代公司的纠纷还扩散成为大规模的街头示威，点燃了现代公司所属小企业的劳动冲突。罢-工浪潮很快蔓延到南部沿海地区重工亚集中的主要工业中心釜山、昌原和马山等地。到8月中旬，罢-工浪潮蔓延到轻型制造业小企业集中的汉城一京仁地区。随后，劳工骚动又扩散到了西南部地区较小的城市。到8月底，全国均被劳动冲突所吞没。

　　然而，1987年的工人大斗争很大程度上是劳动冲突的一次自发性、无组织，无协凋的爆发。尽管在时间分布上存在某些差别，但数以千计的劳动冲突在没有系统计划、战略或领导的情况下几乎同时在全国发生。没有全国性的或地区性的组织可以协调这次劳工行动的大爆发。尽管没有组织和领导，但工人利用独裁控制突然放松造成的这次机会来释放他们长期受到压制的怒火和悲愤；当然，这并非韩国工人第一次显示出其爆发性的特质；这种情况在朴正熙被暗杀留下政治真空之后的1980年存也曾发生过。不过，这一次劳动冲突的规模要大得多，范围要广得多，战斗性和实现组织目标的效果也大得多。

　　工人在这场大斗争中提出的要求，主要与工资和独裁主义的产业关系有关。在很多较大的公司中，工人都能获得20%~30％的工资增长，另外还增加了其他的好处。然而，像以往很多劳工抗议一样，得到像人一样对待这一要求和产业关系更加民主的要求，也像得到比较公平报酬的要求一样强烈。工人要求的清单通常是很长的，包括：提高工资、颁发更多的奖金、缩短工时、终止实行由工头武断进行的评价体系、消除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之间的身份区分、改善饭菜质量、撤消对服装和发型的限制、终止实行强制性的早操等。

　　从很多方面看，1987年的工人大斗争是工人长期积累的“恨”爆发和释放的时刻。换言之，它是当长期受到压制的悲愤和怒火得到表达时，工人以一种冲动、情绪化和暴力的方式极大地展示他们释放出来的“恨”【这种想法是由朴东向我提示的。他是一名学生出身的工人，后来又回到了高丽大学研究生院。1987年，他在九老工业团地工作。他向我提供了自己富有见地的看法，并安排我于1995年夏参观了汉城—京仁地区的几家工厂。为此，我想向他表示感谢。】。几乎1987年夏天发生的所有罢-工都是非法的行动，因为工人故意忽视官方规定某企业罢-工时另一企业不能再罢-工的强制冷却期和其他有关罢-工的法律要求。工人对正常的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感到不满意，而是诉诸更具战斗性的行动，如占领公司大楼、举行街头示威、将管理人员扣为人质等。由于工人对卑鄙和傲慢的管理人员和雇主进行报复，所以经常出现暴力行为。有些雇主由于害怕受到身体上的威胁，被迫对工人的漫天要价做出让步。一位韩国劳工分析家曾描述说。1987年的暴力性劳动冲突类似于工人发动的一场“阶级战争”，他们对如此长期以来一直忍受的压迫性劳工体制怀着深刻的不满并被突然地赋予了权力（Song Ho Heun 1994b）

　　然而，1987年的劳工大斗争与以前爆发的劳动冲突是不同的。工人不仅对发泄他们的悲愤感兴趣，而且对获得提高工资感兴趣。他们对获得组织上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长期利益也同样感兴趣一一工会组织是他们优先考虑的头等大事。几乎在所有发生激烈劳动冲突的工厂里，焦点性问题都是争取迫使管理方接受新组成的工会或以民主工会取代公司控制的（御用）工会。这一时期表现出的强烈工会意识，毫无疑问是过去斗争经验的结果。工人已经通过辛酸的经历认识到，资本或国家的暂时性让步并不能保证他们的条件得到长期改善，工会是他们能要求在工厂中得到尊重和做人尊严的惟一有效手段。正是阶级意识达到的这种新高度，使得1987年的斗争更加强大、更加具有战斗性和更加顽强：

　　因此，这次工人大斗争导致了工会数量和工会会员人数的巨量增加。在劳工起义的一年内，组建了多达4000个工会，70万名工人加入了工会（Kim Dong-Choon 1995;Lim Youg-ll 1998）。工会总数急剧增加，从1986年底的2675个增加到1988年底的6164个（参见表7-l）。1989年初存在的工会当中，一半以上是1987年劳动大攻势之后组成的。在这一时期，参加工会的工人人数从100万人增加到l70万人。大企业的工会化要比小企业更加成功。实际上所有新组成的工会都是民主工会，大多数公司控制的（或者说“鬼”）工会被真正代表工人的工会所取代。

　　1987年的劳工起义，使韩国劳工运动的主要行动者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如前面指出，1987年和1988年发生激烈劳工斗争的场所不是劳动密集性轻型制造部门中的小企业，而是重化工业中的大企业。这同时也意味着劳工运动的主要行动者的性别构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主要是女工变成了主要是男工。当劳工骚动的野火吞没蔚山、昌原、马山等南部城市的大企业时，以前发生很多劳工冲突的九老、富川和安养等轻型制造业地区却相对比较平静。几乎一夜之间，重化工业大工厂中的半熟练男工出现在劳工运动的前线，将70年代曾经进行战斗并为民主劳工运动打基础的女工推向一边。

　　从另一个重要方面看，这场工人大斗争也意义重大。与以前的劳动罢-工不同，这场劳工斗争是在没有外部知识界团体发动、领导或积极指导的情况下发生的。它完全是工人自愿和自发参加集体行动的结果。例如，1987年7月在现代公司开始的工会化斗争是由工人领导的，外部组织几乎没有提供支持。不仅在蔚山，而且在其他工业城镇，劳工抗议和罢-工的领导人都是从各个工厂出现的：曾在80年代初工会化斗争中发挥如此突出作用的学生出身工人，在1987年没有发挥重要作用（Lim 1992,138；我1993年与蔚山现代公司工人的访谈确证了这一点）。1987年以前，大多数学生出身工人一直在汉城一京仁地区工作，另有一些在大邱工作；他们当中很少能进入南部工业城市中较大的企业【金虎圭是受雇于蔚山现代公司一家工厂的学生出身工人。我1995年曾对他进行过访淡，他说，在1987年工人大斗争爆发之前，他们当中很多人曾一直有计划 转移到蔚山。他们的活动集中在汉城和仁川附近的工业区，学生出身工人很少从汉城去蔚山，金虎圭本人1987年后去了蔚山。】。因此，1987年的工人大斗争证明，韩国工人已经成长到不再需要知识界保护和代表的程度。韩国工人阶级已经产生他们自己的领导人、“有机知识分子”以及组织资源，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

二 自发的性质

　　我刚刚描述过，1987年的劳动冲突浪潮，很大程度上是一次劳动冲突的自发性和无组织性的爆发。对于以下一点，研究劳工的韩国专家存在着普遍共识：1987年夏的劳动冲突，是在没有预谋和计划、没有预先想好的目的或战略思想的情况下发生的。劳工战斗性的爆发如此突然，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就连长时间以来为动员劳工而努力的很多知识界劳工活动家也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未能在其中发挥某种领导作用。研究劳工的杰出学者林荣一注意到，“很少有哪一场罢-工是计划好的，即使是在企业内外的活动分子曾做了一些准备的少数几次罢-工中，群众参与的速度和规模及其战斗性也使这种准备变得意义不大”（1989,89~90）。

　　1987年劳工冲突的爆炸性，很大程度上是韩国市民社会的政治动态造成的突然政治开放带来的结果。独裁主义国家机器对劳动体制的的暂时中止，为工人发泄他们长期受到压制的悲愤提供一次千载难逢的机。正如另一位敏锐的劳工问题分析家金东椿指出，“随‘6•29’《民主化宣言》而来的独裁政权政治控制放松之后，马上发生了这场斗争，而随着9 月份压制的恢复，斗争又逐渐减弱下来。简言之，像过去的韩国劳工运动一样，是外部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而不是工作场所的内部因素，对劳动纠纷发生和消失的总体情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Kim Dong-Choon 1995,121）。因此，学者普遍达成一致的意见是，由于这次政治机会突然到来而未曾预期到，工人的反应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和无组织的。

　　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工人是在自己方面以前没有做过任何努力或没有任何组织的情况下对其他集团提供的机会做出反应，如果没有以往的劳工反抗经验，如果在工人中间没有组织活动的情况下，要想发生这样大规模的动员，事实上是很困难的。而且，这些劳工斗争的主导类型是具有战斗性、进攻性并以组织独立工会为目的，如果设想这种类型的斗争跟相当一部分韩国产业工人中间已经形成的阶级意识水平没有关系，那么当然是不正确的。大多数纠纷是在没有预谋、计划或组织领导的情况下发生的，只是从这种意义上。才能说1987 年的劳工起义是自发性的、工人并不是在以前没有做过组织集体反抗的努力的情况下，以一种纯粹冲动性的和非理性的方式对情况做出反应，因此不能从这种意义上说这场劳工起义是自发性的。在这方面，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为什么1987年的劳工反叛首先发生在蔚山现代集团内部一个较小的企业即现代发动机公司，将是很有帮助的。1987年7 月5 日，在卢泰愚6 月29 日宣布民主改革不到一周的时间内，100名左右现代发动机公司工人便在蔚山市中心秘密开会成立工会。其他现代公司的工人也很快如法炮制。在宣布民主化之后的一个月内，现代公司12 家企业几乎都要么已经组建了工会，要么处在组建过程之中。

　　如果考虑到前20 年里现代公司工人的特点是高度的被动和沉默，那么这种情况确实是令人吃惊的发展【以前，在1980年，在现代重工公司曾有过一次组织工会的尝试。有趣的是，这次尝试不是由工人发起的，而是由一名叫李岷武（音）的倾向劳工的经理所发起的。然而，他的大胆尝试还没有对其他工人产生什么影响，就被新建立的军事政权镇压下去了（参见Lee Soo-won 1994,34~35）】。显然，如果没有政权的政治危机，工人反应的这种猛然变化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实际上，现代公司的工会化斗争并不完全是自发发生的。在数家现代集团公司企业中，此前就曾有若干工人一直在秘密准备组织工会，以便通过集体行动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在最早组建工会的现代发动机公司，小批工人曾通过各种小组活动积极培育同志关系和阶级意识。80年代初轻型制造部门的小组活动，曾由学生出身工人发起和领导，与此不同，现代公司的小组是在工人自己的创议下发展起来的，与外部知识界团体只有很微弱的关系【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小组根本没有从外部组织获得任何帮助。事实上，他们得到过蔚山社会宣教协议会的帮助。不过他们并不依赖这些外部团体的支持（参见Lee Soo-won 1994,23,62）】。

　　在这些小组中，最重要的是由权容睦在现代发动机公司组织的研究小组。权容睦在1987年现代公司工人的斗争中曾以富有魅力的领导者身份出现。像他那些曾积极参加小组活动的工人同伴一样，权容睦是高中毕业生，对现代公司管理上的专制做法形成了强烈的不公正意识，并通过与政治异议知识分子的接触和通过广泛阅读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形成了高度的阶级意识(Kwon 1988;Lee Soo won 1994)。也许可以将他视为葛兰西（Gramsci 1971）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榜样。80年代初，他组织了一个休闲活动小组，在周末参观文化遗迹。逐渐地，这个小组的注意力转向讨论他们工作场所的问题、研究劳动法和马克思主义文献。1986年，权容睦和他的同事成功地取得了“劳工管理协议会”的控制权，并把它从一个亲管理方的机构改造成一个更加代表工人的组织。他们接下来走的一步是组织工会。1987年春，他们挑选了几名小组成员为此做准备工作（Lee Soo-won 1994,4~48）【根据李秀远的报告，现代发动机公司劳工活动家曾计划在1987年6月或7月间组织工会。】正是这种准备工作，使得1987年7月机会一出现，现代发动机公司工人便能够迅速行动起来组织工会。同样的小组活动在蔚山现代集团公司的其他企业也在进行，包括现代汽车、现代重型电器、现代重工等（1994 , 39~79）【1985年，在现代汽车公司，5名具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已经组成一个学习小组。以唤醒他们的工人同伴的觉悟。在现代重型电器公司，一名叫全章洙（音）的大学毕业生也曾组织一个同样的小组。】。

　　尽管1987年的劳工斗争是在没有外部活动分子或组织的系统计划或指导之下发生的，但自发的起义一发生，这种外来者在支持民主工会运动方面的作用就变得很重要。认识到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这一时期的罢-工工人对民主工会显不出巨大的热情，但对工会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知识；他们不知道如何组织一个工会，如何注册，法律对工会活动有什么要求等。由于1987年7月和8月间每天发生100起劳动纠纷，而且其中大多数都涉及工会化斗争，因此韩国民主工会运动面临一种危机。在对此做出反应的过程中，很多正式和非正式的劳工活动家小组、依托教会的劳工咨询中心和其他地域性劳动组织迅速行动起来。除了已经存在的活动分子组织网络之外，很多新的小组迅速建立，以满足参加工会化斗争的工人提出的大量援助要求。在接受林荣一访谈时，一名劳工活动分子（庆南劳工联合会的一名成员，这是以前因参加劳工活动而被开除的工人创立的组织）说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没有时间再想别的了。也没有需要想其他了。这场“大斗争”不是我们创造的，也不是我们以前敢想象我们能创造的，但目标已经一目了然。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在每个罢-工企业组织一个民主工会。而且形成的工会必须得到保护。我们必须让他们集合到一起。要做的事太多了，人手很少，时间又不够，但这不是大难。工人接受它实在是太容易了。在他们解决他们企业的主要障碍之后，在罢-工期间新出现的领导层的领导之下，工人立即聚集到我们的办事处，拿起传单便冲向邻近的其他企业（Lim 1998,93n）。

　　正如这名活动家的话清楚地显示，尽管1987年劳工斗争爆发是由于工人群众的自发参与而发生，但这场斗争并非是在没有组织支持和指导的情况下杂乱无章地推进。在还没有组织的地方，新的组织随时可以形成，尽管人多数是非正式的和小规模的；在没有领导的地方，新的基层领导很快从罢-工中出现。我们可以看到，1987 年韩国工人阶级运动可以利用的组织资源与1980年的情况有多么惊人的差别，工会意识和工人阶级团结的程度也是如此。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变化，都是1987年以前的斗争的结果。

三 现代公司工人的斗争

　　1987年的工人大斗争，是从蔚山现代公司一个工厂的斗争开始的。这一点意义重大。现代是韩国最大的企业集团、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和造船商。无论从其规模还是从其在韩国经济中的作用来看，现代公司显然代表了韩国工业力量的核心。像在其他财阀企业一样，工会在现代公司被视为禁区。该公司的创立者郑周永以坚定的反工会立场而闻名；像后来三星集团的创立者李秉喆一样，他曾警告他的工人：“直到黄土盖住我的眼睛，否则我永远不允许建立工会”（Lee Son－won 1994，35）因此，现代公司工厂工会的形成，对其他企业的劳工活动分子来说是一起重大事件。从很多方面看，现代公司发展起来的劳工斗争模式使这一时期的韩国工人阶级斗争形成了有趣的特征，留下了鲜明的烙印。

　　现代集团的劳工工会化类似一场暴动。1987年7月5日，在宣布政治自由化之后的一个星期内，大约100名现代发动机公司工人在蔚山闹市区的一个迪斯科舞厅秘密开会，组成了工会。前面己经提到过，这是一小批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为组织工会而准备的工人努力的结果。

　　在这个工会的领头之下，在6月29日宣言发表之后的一个月内，现代公司其他12家企业都发生了工会化斗争。然而，其他企业的工会化并不像在现代发动机公司那样顺利，或者说没有那么成功。在受到最初的冲击之后，现代公司管理方镇定下来，试图阻止工会化的努力。现代公司最初阻止工会化的做法是极其拙劣的，而且适得其反。例如，7月16日，当现代尾浦造船公司工人在市政厅正要注册他们新组建的工会时，几名男子突然出现，抢走了他们的注册文件，并登上等在外面的汽车迅速离开。这一笨拙的反工会行动被媒体公开，招来社会各界的一阵猛烈批判。由于管理方这种错误，尾浦造船公司工人注册新组建工会的做法得到了官方的批准。

　　然而，这样的错误并不妨碍现代集团其他公司的管理方尝试采用其他方法。现代集团内部两家最大的公司现代重工和现代汽车采用的方法更加狡猾和有效。这种方法是，在强有力的独立工会组成之前，抢先鼓动拥护管理方的工人组建工会。由于韩国劳动法禁止一家公司建立多个工会，因此这种策略对否认后来组建的有代表性工会的合法地位是十分有效。这种方法未能阻止现代汽车组建一个强大的独立工会，但成功地使现代重工的独立工会变得软弱无力，并在很长时间里分裂了劳动队伍。因此，最猛烈的工人斗争发生在现代重工，斗争围绕的是是否承认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工会。

　　不过，一旦成功地组成了工会，现代集团工人便通过一份很长的工会要求清单表达他们长期受到压制的悲愤；除了工资提高25%~30%之外，工人的要求还包括：取消引起公愤的工人工资竞争制度，废除对头发长度的限制，终止实行强制性的早操，提高每日午餐的质量等。有趣的是，在发型和上班前做操等方面对个人自由的要求，在现代集团各企业的罢-工中都提出来了，显示出工人对军事式工作环境的强烈不满。现代集团军事式的纪律是相当有名的，不过这当然并非韩国较大的制造企业所独有。工人经常被大门门卫拦住测量他们头发的长度，而且如果发现工人头发的长度超过了公司规定，门卫就用大剪刀当场把他们的头发剪短（Lee Soo-won 1994,30）。在生产工人离开工厂时还要接受搜身。难怪现代工人开始罢-工时，他们首先砸掉的是门卫办公室。

　　现代集团单个企业出现的工会化运动汇合成一场集团层面上的团结斗争。1987年8月8日，来自12 家现代集团企业的代表集会，成立了现代集团劳动组合协议会。现代发动机公司的权容睦当选协议会议事长。在应付现代集团高度集中的权威结构方面，工会活动家打算采取一种协调一致的方法。他们知道，在现代集团，所有重要的决定都是在集团层面上做出的，而且，最终都要由大权独揽的会长决定。现代集团劳动组合协议会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立即与管理方发生了冲突：在管理方与协议会之间进行集团层面工资谈判的要求，承认现代重工已经组成的真正的工会【就在这个得到绝大多数工人支持的真正工会组成之前，现代重工管理方帮助极少数支持管理方的工人组织了一个工会并注册为唯一合法的工会。尽管之后工人在一次几乎是匿名的投票中以新的独立领导人取代了亲管理方的领导人，但现代集团管理方拒绝承认这些新的领导人为合法。】。但管理方拒绝就他们认为是属于不合法的组织展开谈判。工人则已经做好了显示自己力量的准备。8月17日早晨，数千名现代集团工人在现代重工公司工厂集会并向市区进发（见插图）。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的是翻斗卡车、叉车、救火车和混土搅拌车。在喧天的锣鼓声中，人群高唱刚刚学会的歌曲并高喊：“打倒郑周永！”他们在大街上遇到防暴警察。警察向抗议者施放催泪瓦斯，但很快他们在愤怒的人群纷纷冲过来的情况下落荒而逃。警察局长提出举行谈判。他与权容睦对坐在四车道的马路中间进行谈判。在权容睦承诺保持和平示威的情况下，他允许示威者前往南屋山（音，前往蔚山市中心的中间站），然后回到现代重工公司、工人步行3公里到了南屋山，一路喊着唱着，然后和平地回到他们的工作场所。

　　第二天，示威规模更大了，组织得也更好了。来自位于蔚山的现代集团各公司的工人在8 月18 日一大早就集中到现代重工公司大院。据估计来了4万名工人。到八九点钟的时候又有3万名妻子儿女加入。他们向蔚山市出发，同样以翻斗车、叉车和重型车辆打头。领头的人群以防瓦斯面具和安全帽为武装，他们的目的地是蔚山体育场。示威者遇到了4500 名警察，不过警察意识到他们对付不了用重型车辆引导的4 万名示威者。除了让示威者继续前进之外，警察别无选择。工人突然变得不可战胜。当他们和平地到达体育场的时候，示威者增加到6 万人。母亲、妻子、儿女们与工人一起前进。游行队伍绵延约3.2 公里，用了5个小时完成了到达体育场的游行。

　　在体育场里,工人后来受到了一名政府代表而不是现代公司管理人员的接待。这位劳动部副部长从汉城飞往蔚山与工人谈判。他主持了权容睦与劳动事务课课长之间的谈判。由这位副部长亲自宣布的谈判协议实际上接受工人的所有要求，包括大幅提高工资和承认现代重工公司的独立工会。体育场中的6万名工人和他们的家属欢呼雀跃，往回家的路上走去。这是现代集团公司工人通过集体行动获得的第一场胜利。现代公司一位劳工活跃领导分子后来写道，“8月18日是现代公司工人或者说全国所有工人获得新生的日子，他们克服了‘恨’，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是走向真正像人一样生活的末来的一次伟大、庄严的进军”（Lee Soo-won 1994,103）。

　　然而，这只是一次象征性的胜利和一次短暂的胜利。现代集团管理方就是决定无视劳动部副部长做过的承诺，而且否认现代重工的新工会领导和现代集团劳动组合协议会的合法性。随后，工资谈判也陷入僵局，劳工骚动仍在继续。

　　现代集团公司工人斗争的第二个高涨时期在临近1988年底的时候发生。劳动纠纷围绕一份集体合同的谈判和4名被解雇劳工领袖的复职问题展开。双方都不愿妥协，工会号召于12月12日举行罢-工，这场罢-工后来成为韩国劳工史上历时最长的罢-工，延续了128天。这场罢-工延续时间长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工会领导层内部缺乏紧密团结和管理方排斥打压工会领袖的手法。就在罢-工之前，现代重工的工人选举徐太守为新的工会主席。然而，徐太守背叛了工会会员，私自与管理方签订了集体合同，而没有征求会员的同意。愤怒的工人投票否决了集体合同。他们还投票罢免了徐太守，另选李元昆（音）为工会主席。但公司拒绝接受这一选举结果，徐太守拒不下台，给工会造成持续的组织问题。

　　在蔚山现代重工公司工人罢-工的同时，171名工人1988年12月15日前往汉城去见郑周永。这是现代集团公司工人第三次去汉城现代集团总部去见他。第一次是在1987年8月，当时新组建的现代重工公司工会官员到汉城去见他，请求承认这个民主工会。第二次是在1987年11月，现代发动机公司工人去见郑周永，要求释放他们被关押的领导人-权容睦。现代公司工人知道，郑周永是现代公司重要决定的最终裁定人。他们相信，即使是警察抓捕和释放工人，也多多少少是出自郑周永之手。然而，郑周永拒绝接见罢-工者。抗议者在汉城现代集团总部大楼前面举行静坐示威，但由于12月29日警察的攻击而不得不结束抗议。1988年，2月28日，卢泰愚总统发布了“维持国内安全和法律秩序的特别声明”，标志着政府重新采取压制性的措施和1987年7月以来普遍存在的相对自由政治气氛的终结。无论是政治气氛的变化还是新年假期，似乎都肯定会弱化蔚山现代公司罢-工工人的斗志。

　　然而，1989年1月发生的一起新事件，给正在减弱的烈火浇了一桶汽油。1月8日黎明时分，一群武装男子冲进现代公司被解雇雇员联合会的办事处，用棒球棍和木棒殴打熟睡中的办事处人员，并将家具什物砸烂。这个联合会是由那些曾被监禁并在随后被现代集团各公司解雇的工会领导人于1988年2月组织的，其中包括权容睦和其他强硬的核心领导人。1988年，现代公司被解雇雇员联合会接替了现代劳动组合协议会的角色，在指导各个企业工会行动方面发挥核心作用【现代公司被解雇雇员联合会与蔚山的社会宣教团保持着密切关系，这两个组织包含有几名曾积极支持权容睦和其他劳工领袖的学生出身工人（参见Lee Soo-won 1994;Ulsan nodong chongchaek kyoyuk hyophoe 1995）】。显然，现代公司管理方想打掉这个外部的战斗性劳工组织，割断其与车间工会领导人的联系。很有趣的是，这次袭击是由现代重工雇佣的专门破坏工会分子、美籍韩人詹姆斯•李（李权绍，音）组织的。这一事件被揭露后，使得蔚山的工人怒火中烧，引发了蔚山和来自其他地区的3 万名工人在蔚山举行的一次宏大的集会，谴责现代公司管理方的恐怖主义行动，并誓言要与现代重工罢-工工人一起团结斗争到底。

　　工人与管理方之间的激烈对抗一直持续到1989年春。这一罢-工的延续期充满了工人与管理方之间、反对管理方工人与支持管理方工人之间的暴力斗争。像很多其他韩国企业一样，现代重工也组织了“护社队”（保护公司的武装团体），它由管理工作人员、工厂保卫人员和雇佣的暴徒组成。现代重工试图利用这一组织劝阻那些态度比较消极的工人不要参与罢-工。但是，与70年代通常成为男性暴力受害者的女工会活动分子不同，现代公司和其他重工业企业的男工人不是那样容易被压服的。现代公司工人对警察干预做出反应的方式，生动地说明了劳动冲突的舞台己经改变。工人抗议不仅人数极其庞大，动辄达到万人以上，而且他们使用各种防护武器，使他们成为不容易通过威吓而加以控制的人群。在控制这种罢-工者时，警察暴力注定会失去很大效力。如果不是从更深刻的社会学意义上看，而是从这种身体的意义上看，那么可以说1987年以后韩国劳工运动与以前由女性主导的争取建立民主工会的斗争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公司的请求下，警方宣布了1989年3月30目将突入现代重工公司大院结束罢-工的计划。然而，罢-工者投票表决要战斗到底。在这个预定日期之前的一天，罢-工者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展示了包括汽油弹、迫击炮和他们生产的很多其他土制武器，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罢-工的第109天即3月30日黎明，随着多发信号弹射向早晨的天空，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式行动开始了。这是一场陆、海、空联合作战。陆地上，提早集中在现代重工工厂前面的防暴臀察开始行动，并不时喷射瓦斯。海上，远洋船只运来了8个中队的警察。空中，直升机盘旋在工厂大院上空并向工人宣布：“你们已经被包围。违反法律的工人们，请你们自动投降。”这是一场很大的军事行动，被称为“蔚山30日行动”, 代号为“朝露”。大约1.5 万名警察被动员参加了这次行动。

　　然而，当警察部队进入工厂大院时，竟然没有发现有罢-工者，因为他们在午夜已经偷偷溜出大院，在现代公司宿舍大楼前重新集合。中午，在臭名昭著的白骨团（经过特殊武术训练的一支警察部队）的一个分队的掩护下，防暴警察冲进工人宿舍。白骨团毫不留情地殴打反抗的工人，并逮捕了他们当中的数百人。但这没有使罢-工结束。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工人抵抗发展成大规模的街头战斗。附近现代发动机公司的大约1500名工人同伴宣布举行一天的同情罢-工并涌向大街。来自现代汽车、现代尾浦造船和其他现代集团所属企业的成千上万名工人也涌向大街。蔚山东部地区变成的一个战区。

　　第二天，街头战斗规模更大、更具暴力性。附近地区的几十名学生也前来加入现代公司工人的斗争，大批居民也参加了街头抗议。看到白骨团如此残酷地攻击她们的丈夫和父亲，很多现代公司工人的妻子和孩子也燃起怒火，成为街头战斗的直接参加者。她们阻止警察进入街道胡同追赶逃跑的工人，他们筹集资金将前来援助工人的学生藏在家里，他们收集空瓶子用子制造燃烧瓶。街头战斗延续了10天，到1989年4月18日结束，52名工会领袖被捕，59名工人被开除。对于这次痛苦的结束，工人后来写道：“长达128天的罢-工，现代重工工人的自豪达到了新的高度。尽管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但自1987年以来他们一直高举民主工会的大旗。然而，这场罢-工被现代公司残酷的恐怖主义和庞大的警察部队镇压下去了。罢-工结束了，深深的‘恨’又留在了现代公司工人的脑海中”（Lee Soo-won 1994,255）。

　　然而，现代重工128天的罢-工远不是一次失败。工人未能实现他们提出的释放工会领导人的要求，但通过斗争，他们成功地获得了一些很珍贵的东西。团结精神诞生了。从越来越多地参加斗争的工人当中，可以明显看到高度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工会在行动中更加强大、更加民主了，工会会员有了大量增加。例如，在车间，工人被组织成小组和委员会，在很多与工作有关的问题，开始有了某种发言权。所有这些变化，意味着管理者失去了对车间工人的很大权力；他们甚至对好斗的工人变得害怕起来。

　　现代公司工人斗争的第三个主要插曲，围绕一些似乎相对较小的问题在现代重工公司再次发生，这种斗争被称为“戈利亚斗争”（Goliat struggle ）1990年l月，现代重工工人选举产生了第五届工会执行委员。工会领导经常变换，虽然工会官员的任期为两年，但在两年半时间里已经换了五届，这是由于罢-工期间工会领袖经常被捕和工会领导层的内部分裂造成的。随着现代集团工会运动的演变，大多数工会被分成两派，一派是具有战斗性的“民主派”，强调跨越各公司的阶级团结和进行争取改革压制性劳工政策的政治斗争的重要性，而温和实用主义者（“实利派”）想把他们的集体行动限定为争取实现比较直接的公司一级的目标。现代重工工会由激进会员所主导，而现代汽车工会则由比较温和的、方针比较实用的领导层所领导。

　　现代重工工人打算在工作时间举行新当选的工会官员的就职会议，而公司方否决了这一请求。工会还请求允许工人提早下班参加在128 天大罢-工期间被捕的5名工会领袖的法庭听证会，但公司方也否决了这有一请求。新工会领袖决定无视管理方的决定，按原定方案执行他们的计划。公司方立即向警察报告了他们的行动计划，警察将新工会领袖逮捕。激进的工会会员将这种不友善的举动视为管理方故意挑起战斗并彻底削弱工会，他们决定除了战斗之外别无选择。

　　被监禁的前工会领袖被判刑很重，尤其是对于稍早发生在KBS广播电台的一场罢-工的参加者，法庭的判罚却很轻，参加那场罢-工的100多名广播业工人均被释放，这两种情形一对比，更加激起了工人的愤怒。现代公司工人之所以愤怒，是因为他们认为政府（和社会）歧视工厂工人。一份工会传单指责说，“他们的态度是，对摇笔杆的和播广播的就害怕，而对拿锤子和焊枪的工人就可以不屑一顾，这一次我们要一劳永逸地纠正这种态度”（Lee Soo-won 1994,292）。显然，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工人的直接经济利益。正如李秀远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工人有这个社会歧视教育程度低的工人这种共同的感觉，引发了现代重工的这次罢-工”（291）。后来有一份罢-工传单将这次罢-工定义为“不只是现代重工工会的一场斗争，而是为了处在危险当中的两千五百万工人的信任和自尊心而与独裁政权进行的伟大战斗”（Ulsan nodong chongchaek kyoyuk hyophoe 蔚山劳动政策教育协会 1995,71）。工人阶级的自尊心和义气感（“义理”)，是现代公司罢-工者赋予他们集体行动以意义时的至高无尚的价值，而这是1987年之后时期韩国工人阶级斗争的一般特征（Kim Dong-Choon 1995,445~448）。

　　然而，在决定举行罢-工之后，工会在领导方面面临严重的问题。在工会领导人当中，很多人要么被监禁，要么不愿领导罢-工。被选举担任非常对策委员会的两名男工会领导人，以家庭原因为由拒绝接受这种罢-工主张（二人都是不久前刚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可以理解，他们不愿承担几乎肯定又会把他们送回监狱的角色）。后来被推举主持非常对策委员会的另外两人也拒绝接任。最后，李甲用同意接受这一职责。因此，戈利亚斗争开始了，这是现代重工发生的一场宏大的工人斗争，这场斗争引发了一场有全国各地很多民主工会参加的总罢-工。像此前几年里的情况一样，这次劳工抗议之所以可能，并不一定是由于有强有力的工会领导，而是由于有激进普通工人团体自下而上的强有力推动。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先进劳动者”）人数大量增加，而工厂外部有激进的劳工领袖，是决定1987这一时期劳工斗争状况的关键因素【现代解雇劳动者协议会在协调和指导现代各公司工会活动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出现暴力性劳工斗争的时期。】。尽管现代公司各企业的工会领导人更倾向于采取温和和实用主义的态度，但在激进的普通工会会员的压力下，他们通常被迫采取战斗性对杭的方法（Ulsan nodong chongchaek kyoyuk hyophoe 1995;Lim Ho 1992,185~186;Kim Dong-Choon 1995,342~360）。

　　从一开始，现代重工1990年春的罢-工就具有政治斗争的特点，直接针对的是压制劳工的国家机构。具有战斗性的工会会员并没有一种经过很好计划的战略，但他们有着异常坚强的反抗决心。他们誓言：“我们宁死决不投降”。当警察的进攻迫在眉睫时，由78名抗议者组成的核心群体爬上一架巨大的起重机，停留在82米高的空中，他们希望能在那里无限期地进行斗争。地面上，数千名工人与大批警察部队对峙。大约有1.2万名警察和白骨团成员冲进了现代重工工厂。蔚山市的东区又一次变成了暴力的战场。

　　现代重工工人的戈利亚斗争不是发生在单一工厂车间的单纯罢-工。韩国具有战斗性的劳工团体都把它视为全体工人阶级反对压制性国家和资本家阶级的一场政治斗争。因此，当罢-工在现代重工开始后，其他地方的激进工人领袖马上组织同情斗争。现代汽车工人4月28日早晨试图阻挡防暴普察，不让他们开往现代重工，另外有4个现代公司工会决定举行显示团结精神的罢-工。4月30日，新组成的全国劳动组合协议会（全劳协）决定号召总罢-工。5月4日，全国各地146家企业的大约12万名工人参加总罢-工，支持现代重工工人的斗争。

　　然而，这些同情罢-工只延续了数天。即使是现代集团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工会现代汽车公司工会也决定于5月4日结束罢-工并复工。尽管全劳协在民主工会阵营中有很高的地位，但它是一个比较软弱的组织，无法动员起大规模的总罢-工来支持现代重工的斗争。随着外部支持的逐渐减弱，街头的斗争也逐步退去，只留下在戈利亚牌起重机上的核心小组抗议者，他们孤立无援且士气低落。他们以绝食继续抵抗，但最终于5月10日不得不投降。李秀远写道，“在5月10日凌晨两点钟，51 条‘孤独的狼’一个一个地爬下82米高的戈利亚起重机的阶梯。无法控制的眼泪从他们的眼中夺眶而出……因为为全国性劳工斗争举起火炬的这场历史性斗争，对他们来说却是一次完全的失败”（1994,299）。

四 团结的诞生

　　工人大斗争意义最重大的结果是工人认同和工人团结的迅速成长。工厂工人不再是社会嘲笑的对象，不再被嘲笑为“打工仔”和“打工妹”（尽管这两个词没有从流行俗语中消失）。普通工人对承认他们自己的工厂工人身份也不再感到羞耻。当工人声言“我为当一名工人而自豪”的时候，这可能不再仅仅是一句自己肯定自己的话。产业工人不断变化的人口构成状况（来自城市地区、受过高中教育的工人越来越多），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经济地位的改善，都对80年代后五年确立一种具有更肯定意义的工人认同起到了作用。民众话语的影响和工人阶级社区的缓慢扩大，也对促进阶级团结起到了工具作用。但是，正是工人奋起要求得到社会尊重时采取的雄壮和强有力方式，为韩国产业工人强有力的工人阶级认同的成长提供了一种至关重要的要素。

　　如果说在1987年以前，强烈的工人阶级认同仅仅限于相对少数先进的、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先进劳动者”) ，那么，这次工人大斗争的经验则将它带给了产业工人大众。通过积极参加这场斗争，通过在斗争中取得实质性的胜利，工人能够获得某种相对于雇主和管理者的权力感。他们意识到，工人能关闭工厂，能使整个经济瘫痪，他们看到他们确实能让资本家跪倒在他们面前。这场工人大斗争为社会也为工人自己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认识到如果工人被大规模动员起来时，他们可以发挥多么大的原始力量。这种新的权力感肯定促进了他们的阶级认同，因为阶级认同并不是仅仅因为共同的地位就会形成的，而是要求对一个人所认同的集团有某种程度的肯定性评价。因此，工人大斗争的经验，在帮助工人克服失败主义和逃避主义意识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种意识长期以来曾支配着工人。

　　由此而诞生的工人阶级团结，并不限于同一工作场所的工人，而且还延伸到同一企业集团或同一地理区域的工人同伴。我们以现代公司为例子可以看到，受雇于同一财阀集团的不同企业的工人，一旦成功地在企业层面上建立起工会，他们便组织集团公司层面上的工会协议会。在现代集团工会协议会成立之后的数月内，大宇、鲜京、起亚、双龙等财阀集团也组成了集团内部企业间的工会组织。这些企业工会协议会并不是得到法律认可的机构，然而，它们在增强所属工会之间的团结、支持集团层面上的集体讨价还价起到了某种积极作用。

　　不过，意义更重大的发展，也许是位于同一地区的不同企业之间的工人越来越增强的团结。以地区为基础的团结斗争，在8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出现，其中九老工人的团结斗争表现得最为明显。如果说80年代初这种团结斗争还是涓涓细流，那么到80年代后期，这已经变成民主劳工运动的洪流。而且，如果说早先企业之间工人团结的主要基础是在同一地区工作的劳工活跃分子组成的小网络，那么后来新形式的团结斗争的基础则是同一地区不同企业的普通工人之间不断增强的团结感情。不仅在蔚山，而且在马山—昌原地区和汉城一京仁地区的工业城镇，工人都前往其他邻近工厂援助工人同伴的罢-工和示威（Ulsan nodong chongchaek kyoyuk hyophoe）。工人的团结表现为几种形式：到工人同伴的工厂参加抗议、参加街头示威、筹集罢-工资金、开展同情罢-工等。公司工人之间的团结斗争在较小的企业中比较频繁发生。当小企业的工会会员发现难以捍卫他们新组成的工会避免管理方敌意行动的破坏时，他们通常首先寻求邻近工厂工人同伴的帮助，然后才想到请求韩国劳总和其他组织的帮助。借用凡塔西亚（Fantasia 1998）的术语，80 年代后期，在很多韩国城镇，诞生并可以看到了“团结的文化”。

　　与较早时期相比，这一次劳动冲突浪潮中出现的工人团结并没有随着冲突结束而蒸发掉。工人了解到了建设阶级组织的重要性。在1987年斗争之后，劳工领袖很快着手建立企业间的地区性协商组织。第一个地区性协议会在马山一昌原这两个邻近的工业城市形成，在那里集中了重化工业企业，很多战斗性工会已经在中小型制造企业中形成。马昌劳动组合协议会于1987年12月成立，该地区40个地方工会参加了协议会。其他地区也如法炮制，1988年春从汉城、仁川、城南地区开始成立协议会。到1988年底，形成了11个地区协议会，其中包含403个工会和11.35万个工会会员（Huh 1989,162）。

　　这些地区联合体的建立，大大地促进了企业工人之间在劳工教育、公共关系活动、协调地方工会之间的罢-工活动等方面的合作。不过，它们只是松散组织起来的、协商性的组织，内部统一性很差，组织力量很小。正如林皓指出，“大多数地区性工会协议会只有相对较低水平的团结，因为它们是在工会领袖之间的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不是以普通工人的广泛互动和密切联系为基础”（Lim Ho 1992,147）。

　　与蓝领工会的组织发展进程一起，白领工会运动也有了重大发展。除了早先已经组织起来的财经工人之外，受雇于媒体、医院、印刷业、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的白领工人和专业工作人员也成功地组织起厂工会。这一时期出现活跃的白领工会运动，主要是由两个原因。第一个是白领工人不断恶化的工作岗位市场。在产业升级和深化过程中，随着低级别白领工人数量的迅速增加，随着事务性工作不断采用自动化技术和不断实现流程合理化，无论从韩国白领工人工作的性质还是从其经济地位来看，他们都越来越无产阶级化。尤其受到白领工人无产阶级化损害的是那些在财经部门就业的白领工人，特别是那些没有大学学位、在提升的阶梯上再也爬不上去的白领工人。随着他们的工作越来越常规化和他们的经济地位越来越边缘化，韩国的办公室工作人员也做出与其他产业界的工人一样的集体反应。他们意识到，工会是对付他们不断恶化的工作岗位市场的最佳途径。

　　然而，在韩国，白领工会运动只不过是“工具集体主义”（instrumental collectivism,Goldthorpe et al.1969）的表现。白领工会运动活跃的第二个原因或者说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是这场运动是政治性的。媒体工人、教员、政府资助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和印刷业雇员当中富有进攻性的工会化斗争，是他们对韩国工作场所缺乏民主的反应，而且是对国家机器对知识生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反应。因韩国各种组织中的高度独裁主义文化而受到损害的不仅有蓝领工人，而且有白领工人。长工时、专断的工作任务安排、不合理的工作程序、噤若寒蝉、普遍很糟糕的产业关系等，既是蓝领工人也是白领工人工作情形的特征（Janelli 1993;Choong Soon Kim 1992）。而且，新闻工、教员和研究人员还要接受国家对他们工作的意识形态控制，经常被迫生产国家指定的材料【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KBS和MBC这两大广播公司的公共媒体雇员反对政府干涉媒体内容的斗争。不过，最重大的挑战来自学校教员，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试图组织工会作为使教育摆脱政府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从二战结束开始，教员工会运动有着浓厚的左翼渊源，国家机器在压制他们的时候特别严厉。由于参加非法组织的教员工会，政府曾强迫学校开除数百名教师。不过这种运动一直在继续，直到金大中政府于1998年最终批准成立教员工会。】。尽管对知识性工作的意识形态控制在殖民统治时期的韩国就已经存在，但上过大学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80年代这个高度政治化的十年里也起来反对它（插图十二）。他们将学生的行动主义文化也带到了他们的职业领域，并迫切地要使他们的工作场所更加民主化和更加人道。因此，活跃的白领工会运动成了80年代后期开始的韩国民主工会运动的又一个支柱（参见Suh Kwan-mo and Shim Song-bo 1989;Minjuhwa undong chikjang chongnyonhoe 1989;Cho U-hyun and Yun Jin-ho 1994;Kim Jin-young 1994;Suh doo-won 1998）。

　　在最初阶段，白领工会组织为职业联合会或行业联合会。这主要是因为，同一类型的职业或行业中的白领工人受到同样的市场压力，而且经常一起与政府打交道以便保护自己。因此，到1988年底，成立了8个职业/行业联合会。包括：全国事务金融劳动组合联合会、全国言论劳动组合联合会、医院劳动组合联合会，民主出版劳动组合联合会、全国大学教职员劳动组合联合会和建筑工人劳动组合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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