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分田教授《中国帝王观念》读后
陈 寒 鸣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 天津市 300170）
如果说多年前，当我作为撰著者之一部分参与并最终有幸较早拜读到刘泽华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的时候，我曾深切感受到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科学了解与把悟是打开中国传统思想殿堂大学的一把有效锁钥，那末，近年当我很高兴地读到沿承其师说而又有开新性发展的又一部学术专著-------张分田教授所著的《中国帝主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时候，我则感知并体会到这堪称一部直视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学术著作。
这些年来，我常常想，无论是近代社会、当世社会或者是传统社会，总而言之，大凡是一个有着一定存在与发展历史时段的社会，总必有其存在与发展的理由，固然可对这理由从多方面予以分析，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并可视为贯通从传统到当世历史发展之定则的，就是那在人类社会运演过程中有着一定存在与发展历史时段的社会必然会在其存在与发展过程中形成发展起对该社会起着规范、制约性作用的核心价值体系。
自远古而夏、商、周三代文明，中经春秋战国之世的社会动荡，然后由秦之混合宇后而清季帝制终结，中国社会一脉相沿，统系相承，始终未曾中断。即便考察近世以还以至当今的中国社会发展，虽然发生了型态以及性质上的重大变化，但就中华民族之历史庾续及华夏文明生生不息之进程而言，中国社会自有其有迹可考的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存在。这至少表明着那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定形成发展起了规制这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的。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刘泽华先生曾先以“王权支配社会”来概括其基本特征，稍后则明确提出的王权主义重要论断。刘先生所说的“王权主义”大致包括了三方面内容：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适应的观念体系。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社会占支配地位的，不是经济力量决定着权力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决定着社会经济分配；王权既是一种社会组织结构，也是一种社会资源运作体系；而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精魂的“王权主义”或者说“君主专制主义”，既是一种社会组织原则，也是社会“正义”的源泉和依据------譬如，作为其核心范畴的“王道”就包含了“圣明”、“大公无私”、“均平”、“明君”、“清官”等理念而成为社会理性和道德的最高体现。依我对中国历史的粗浅体认，我以为，刘先生的“王权主义”说实际揭示出了规制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
在“王权主义”这一规制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中，有一个处于中心地位的观念，这就是“帝王观念”。帝王观念既包括广大臣民有关帝王的各种认识及相关的心理、情感、态度、信仰等等，又包括历代帝王的自我意识和统治理念。形形色色的帝王论，即各个不同政治学术流派和思想家的有关君主的政治学说、政治思想则是理论化、个性化、典型化的帝王观念。一般说来，在文化上、理论上界定臣民就是界定帝王，界定帝王就是界定臣民，因此，有关君主政治体系的各种政治学说、政治思想、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都属于帝王观念的范畴。张分田教授撰著的这部《中国帝王观念》正是对“王权主义”这一规制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帝王观念”展开系统而又深刻论析的书，故其无疑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学术著作。
《中国帝王观念》旨在通过系统收集、整理、分析、归纳有关文献资料和历史事实，比较全面地介绍中国古代帝王观念的类型、内容、结构、功能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提出并论证了一个核心命题即中国传统社会普遍意识中存在着一个“尊君-----罪君”的文化范式。张分田教授以充分的历史事实为依据，揭示了中国思想史上客观存在着的一个现象，即除无君论者外，“尊君-----罪君”理论结构在历代统治思想及著名思想家的思想体系中具有普通意义；与之相应，在社会各个阶层中，广泛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尊君-----罪君”的意识------行为模式。这种普遍存在的共时性结构植根于与君主制度相匹配的社会普遍政治意识，传延数千年而历久不衰，它集中体现着中国古代帝王观念的基本属性和主要特点，故而又可称之为“尊君------罪君”文化范式。“尊君------罪君”文化范式和理论结构广泛存在的历史事实提示人们：严格说来，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中，既没有一味鼓吹绝对君权的人，也没有步入民主范畴的人。以尊君为主要特色的思想家都在理论上为君权设定了存在条件、活动范围和行为规范，并据此对不合格的君主进行过激烈的抨击，因此，找不到无条件尊崇君权的思想家。以罪君为主要特色的思想家，除无君论者外，都认同由一人执掌最高权力的政治制度和圣化的政治权威，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反而在抨击暴君暴政的基础上设计以治权在君为一般法则的、理想化的“圣王之道”。这就无法将他们的理论体系归入民主范畴。仅就基本前提和思维方式而言，在尊君与罪君问题上，各种帝王论、君权论者和相对君权论者也仅是比较而言，不能将其绝对化。 ： 218.69.6.* 2007-12-7 19:58 回复此发言 2 直视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著作 ------张分田教授《中国
在“尊君------罪君”文化范式和理论结构广泛存在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以及相关的帝王论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和批判性，甚至达到将制约君权思想系统化、理论化乃至哲理化的地步。一般说来，古代文献中的“内圣外王”、“天下为公”、“天下之法”、“革故鼎新”、“民惟邦本”、“民贵君轻”、“载舟履舟”、“君臣师友”、“广开言路”、“兼听则明”、“以道事君”、“抗君之命”等等，都有其特定的思维逻辑和历史内容。它们都不具备民治理念，都可以被统治思想所包容，甚至可以说它们共同构成帝王观念的核心内容与理论基础。不正是如此吗？譬如，坚信“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兴也”的汉儒，虽然说了不少关于以“民”为本的话，并在儒学经学化方面作出了贡献，但叔孙通为汉廷制礼定仪而使高祖刘邦体验到当帝王的威风在前，又有董仲舒、公孙弘、儿宽“通于政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在后。他们推演“三纲”之义、倡“五常”之论，既根据其神学天道观把“王”规定为承天命治民以完成“天”之意志者：“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谊，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又根据其“天道”不能有阳无阴的原理规定人民之性为“瞑”，只有经过统治者的教化才可迁而为善：“……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在这样的思想体系中，无论说了多少“尊民”“重民”“亲民”“爱民”的美妙话语，显然都毫无民主意义可言，因为其宗旨仅仅在于捍卫专制主义王权。推尊孟子、以“道”自认的宋儒，不乏以“道”事君，甚至敢于以“道”抗君的硬直之士，然而，宋儒更为看重的是据称由其发明的“圣人千载不传之奥”一一“天理”，而这“天理”在人世间的表现就是宗法一宗族伦理，故其认为五伦出于“天理之自然”，提出要立“宗子法”，如张载《经学理窟》谓：“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人家不知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其目的是要“管摄天下人心”，培植“朝廷之本”并使“朝廷大有所益”。视君主如父如天的宋儒，揭扬存理灭欲之帜，认为：“‘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高卑既别，贵贱之位分矣”，而君臣、父子的尊卑关系和道德义务也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一样是天地间之“定理”。他们宣布“圣人”是“天理”的化身，而“圣人”又只不过是现实社会中有例外权的最高品级：“盖白天降生民，则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这样的思想与王权专制主义相融无间。唯其如此，南宋以来，宋儒鼓倡而成的理学一直为专制统治者推重，一直到民国年间崇尚独裁专制的蒋介石还乞灵于理学。
张分田教授的这些直视着对中国传统社会起着规制作用的以王权主义为基本特质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平实之论，有着强烈的学术针对性和现实针对性。他注意到在中国近代诸种学说中，把某种属于现代社会的思想观点考据成“中国古已有之”可能是最发达的一种，此等学问以思想史研究领域最为突出，尤以现代新儒家最为典型。在这类学问看来，论民主，“民为贵”即是；倡人权，“吾民劬劳”即是；言自由，“帝力于我何有哉”即是；说平等，“人皆可以为尧舜”即是；道博爱，“仁者爱人”即是……简言之，此皆我先儒所固有，不待他人取予。不仅如此，“内圣外王”之道可以为我中华开辟新天地，“儒家自由主义”更可以解救诸多现代文明之弊。似乎不如此便不能承继传统，不如此就不能光大中华。近年来，此等学问大有然嚣尘上之势，颇能耸动视听，也确有为数众多的不知底细详悄皆被其误导。有见于此，张分田教授经过长期的科学研究和深入思考，确信所谓“儒家民主主义”的说法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并以阐论传统社会普通意识中的“尊君------罪君”文化范式为重心完成了这部752页、近60万言的《中国帝王观念》。
我们今天正在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以之为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时，但就是有那么几个所谓“大陆新儒家”（以蒋庆、康晓光、陈明为主要代表）竭力反对民主政治，不仅以其“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理论来否定民主政治（包括社会主义民主）的合法性，而且更干脆拒绝民主化，如康晓光就认为现代民主已成了一种“迷信”，民主化只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民主政治根本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当代中国应该实行的只应是“儒士共同体专政”。他们肆意鼓倡将儒教定为国教，国家支持、精英领导、全民参与，建立组织体系，实行民间自治；要使儒教进入日常百姓生活，成为全民性宗教；要通过非政府组织向海外传播儒教，并为了“重建儒教”，不仅提出“上行络线”（即通过儒者的学术活动与政治实践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从而使儒教的义理价值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建立中国式的“儒教宪政制度”；建立新的科举制度与经典教育制度，用儒教经典取代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过时的意识形态经典，使其成为各级党政干部思想品德教育与历史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客，同时在国民教育系统中恢复小学中学的“读经科”、大学则恢复“经学科”）和“下行路线”（即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社团法人，成立有参与政治、获得国家土地与财政拨款和实物馈增、设计国家础教育课及国家重大礼仪、代表国家举行重大祭典诸多特权的“中国儒教协会”，以之为组织形式从事儒教复兴的事业），而且还拟定了内容涉及政治形态、社会形态、生命形态、教育形态、慈善形态、财产形态、教义形态、传播形态、聚会形态、组织形态等十个方面内容的儒教复兴方案。面对着思想文化界的这股逆流（著名中国思想史专家刘志琴教授将之斥为“学术上的‘张勋复辟’”），我们实在应该认真读读张分田教授的这部《中国帝王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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