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理论学说与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

——南开大学柳欣教授之《货币理论与重建》摘录　　

导  论　　

一、问题的提出　　

劳伦斯•哈里斯（Laurence Harris）在其《货币理论》(1981)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在货币理论中总是不断地提出两个基本问题，而且，实际上在货币理论许多高深的发展背后，也存在着这两个问题。什么是货币？为什么要用货币？”（哈里斯，1981，中译本第1页）。　　

在主流经济学或货币银行学教科书中，甚至在更深的货币理论著作中，却很难找到对这两个问题作出的明确的定义和解释。流行的观点是，“货币就是货币所行使的职能（Money is what money does）”[1]。人们通常将货币笼统地表述为任何一种起着交换媒介、计价单位（或价值标准）和价值储藏作用的商品或法定凭据；在以分工和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货币的使用可以克服物物交换的不便或减少交易费用。　　

在梅耶等著的流行的货币银行学教科书——《货币、银行与经济》一书中概括了主流经济学中定义货币的两种主要方法，即归纳法和实证法（参见梅耶等，1987，中译本第229-233页）。归纳法首先寻求能使货币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单一特征，然后据此特征对货币下定义。由于交换媒介的职能对于货币是唯一的，因此归纳法把货币定义为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即M1。但是，按归纳法定义其实也是模糊的，例如价值标准的职能对于货币也是唯一的，但是却不能用它来定义货币，因为它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因此，下面这些问题，比如说，去年的价值标准是否以5%的比率增长，或者定期存款是否包括在价值标准中，都是没有意义的。　　

货币的归纳法定义侧重于本质特征方面，而与之相对立的实证法定义却强调“使货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方面。弗里德曼认为，“要寻求货币的定义，就不要从原理出发，而要以是否有利于组织我们对经济关系的知识为依据。‘货币’就是我们通过规定的程序把它们选出来并指定为货币的这样一些东西……它是一个有待于我们去发明的还不确定的科学的构成物，就象物理学中的‘长度’或‘温度’或‘力’一样”（参见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70，第137页）。具体说来，货币对政策很重要：一是货币供给的变动对名义收入有主要的或主导性的影响；二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货币供给。既然经济学家对于政策深感兴趣，所以，对他们来说，政府可以控制的变量比其他变量，例如预期，更为重要。因此，货币的实证定义将货币定义为流动资产或者流动资产集合。货币的实证法定义实质上根据货币的“有用性”。但是，按此方法定义的货币“会反复不定地变动”，因为既要考虑到货币度量与名义收入的关系，又要考虑到政策的可控性，因此，在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那里的货币是各不相同的，货币可以是M1，或M2，M3 ……或者，货币什么都不是，因为在后凯恩斯主义者那里，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完全控制的；而新古典的“新货币经济学”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则主张干脆取消货币，代之以“精密的物物交换”。　　

正是主流经济学对货币的定义和性质的认识的模糊和混乱，使货币理论一直以来成为经济学中高度争论的领域，甚至涵盖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发表以来主流经济学的几乎全部的争论和发展[2]。这些争论的基本命题是：货币是交易媒介还是价值贮藏，抑或计价单位？货币是存量还是流量？货币是表示相对价格还是表示总量变量（如价格总水平）？货币是中性的还是非中性的？货币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3]　　

二、货币争论的基本命题　　

第一， 货币是交易媒介还是价值贮藏，抑或计价单位？　　

在古典和早期新古典货币数量论中，货币作为交易媒介起作用，它的使用是因为物物交易非常困难而且效率低下，使用货币可以克服物物交换的不便或减少交易费用，货币是润滑剂；凯恩斯的《通论》则强调货币是资产，即货币的价值贮藏职能。在这一点上，凯恩斯以后的主流经济学，或者说，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早期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如新古典的迭代一般均衡模型）沿用了凯恩斯的这个传统。但80年代两个新的主流经济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真实经济周期理论，重新强调了货币的交换媒介和（或）计价单位职能；特别是新古典“新货币经济学”的“BFH”体系则主张取消“货币”（但保留了货币的计价单位的职能），称货币交换终将为“精密的物物交换（sophisticated barter）”所取代。　　

第二，货币是存量还是流量？　　

不仅如此，强调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则通常将货币作为“流量”来处理（即所谓“飞翔的货币（Money on the wing）”）；而强调货币的价值贮藏职能，则将货币作为“存量”处理（即所谓“栖息的货币（Money  sitting”）。因此，货币是流量还是存量，也是货币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有流量和存量，就涉及到货币均衡究竟是流量均衡还是存量均衡问题。按照传统货币数量论的表述，货币是一个流量；罗伯特森的可贷基金理论也强调了货币的流量性质。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关于货币需求的流动偏好理论，以反对古典—新古典货币数量论；而作为流动偏好的货币存量是要表述资产的流动性。因此，在学院派经济学家中间，存在着可贷资金理论与灵活偏好理论之争或存量与流量之争（参见蒋硕杰，1989）。　　

第三，货币是表示相对价格还是表示总量变量（即价格总水平）？　　

    同样，与货币的交换媒介、价值贮藏和计价单位或价值标准（金属货币理论）职能有关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货币有没有价值，货币是表示相对价格，还是表示总量（价格总水平）？这个问题与“两分法”有关。“两分法”有两种密不可分的含义：一种是货币领域与真实领域的两分法；另一种是价格两分法，即把价格区分为相对价格（个别价格）与价格总水平（绝对价格）。马歇尔的局部均衡价格论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价格理论中，相对价格是微观经济学相关的微观价格；而价格总水平是和宏观经济学相关的宏观价格，它是一个总量问题[4]。在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中，价值是要表示特定社会关系的总量计量，与表示技术关系的新古典相对价格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货币究竟要表示什么，是表示相对价格，还是表示价格总水平？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说法，在实物经济中，货币的作用是为了媒介物品的交换，因为物物交换存在着不便利或交易费用高，而使用货币就便利了，因此货币表示的是一个相对价格，这个货币可以是任意一种商品[5]。同样，按照“两分法”，一边是真实领域，是由实物生产函数来表示，另一边是货币领域。货币没有别的作用，它就是为了表示价格总水平。而实物生产函数就涉及到总量问题，即这个实物究竟是总量还是一篮子商品，或者说，是单一产品还是异质品。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没有相对价格问题（如李嘉图的谷物模型），如果是一个稳定状态增长模型，也没有相对价格问题（如目前主流经济学基础的拉姆赛—索洛模型）[6]。关键是异质品模型怎么去表示一个价格总水平，或者说，异质品模型能不能加总出总量变量？帕廷金在《货币、利息与价格》（1965）这本书里他证明了一个命题：如果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货币，则瓦尔拉斯定理的齐次性假设就不能成立；换言之，货币不可能既表示相对价格又表示总量[7]。帕廷金通过实际余额效应，把货币作为一个实际变量引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也就是说，不能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里任意选择一种商品作为货币。这样，相对价格就是相对价格，总量就是总量。由此可以推论，货币不可能同时执行两个职能：即货币既表示相对价格，又表示总量。因为按照货币作为价值标准和交换媒介的性质，可以选择任何一种商品作为货币，但是它不能同时执行表示价格水平的职能。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里，根本不需要价格总水平，有相对价格就够了，后者是表示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选择指数。　　

历史上的货币数量论和现代货币理论，最大的混乱是分不清货币表示相对价格还是总量。最早的如休谟，阐述的货币数量论是一个金属货币数量论，并引入了一个金属货币的国际流动机制来说明货币数量的变动而引起的价格水平的变动来维持贸易平衡：如果贸易不平衡，本国价格水平高了，必然引起黄金流动带来的价格水平的变动和进出口的变动，通过黄金的回流起到平衡作用。但休谟接着又认为货币可以促进一国产业的增长，即有了货币就有了购买力，促进当地工业的发展（即货币非中性），这个观点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有点相似。当然，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实际上不仅仅是增加购买力，还增加了工场主的利润即货币增殖。当工场主的产出和利润用货币计量而不是用实物计量时，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意味着货币增殖或利润。对此，休谟是不清楚。不仅他是不清楚的，作为货币数量论者李嘉图以及银行学派（例如图克）也如此。他们都认为货币数量论只说了价格水平，而货币实际上还与相对价格有关系。在古典经济学里的“相对价格”不仅仅是现在所谓的微观经济学中反映技术关系的商品交换比例，而是反映社会关系的，这种社会关系的核心是劳动价值论，即总产出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参见罗宾逊和伊特维尔，1974，中译本第16-43页），显然它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反映稀缺指数的相对价格[8]。由此推论到现代经济学关于凯恩斯货币理论的争论会发现，IS-LM模型、弗里德曼的模型和卢卡斯的货币失察模型，如果货币表示价格水平，显然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如果货币要想影响真实领域，就必须影响相对价格，那么“相对价格”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如果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中的相对价格，则货币对真实领域的影响只能通过不完全信息、货币幻觉（或卢卡斯的货币失察）以及预期的方式；如果影响到的是总量变量，比如货币工资率、名义价格、名义GDP等货币变量，从而影响产出和就业，其含义就根本不同了。两分法从根本上混淆了相对价格和总量变量，由此导致了理论分析上的逻辑矛盾。8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新的新古典主流宏观经济学派——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某种意义上就是要解决这样的逻辑矛盾。它从个人最优行为、理性预期和持续市场出清假说出发，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作为为选择性微观基础，主张取消货币，因为货币冲击（总需求冲击）没有真实效应，从而替代了卢卡斯的货币失察模型；认为对生产函数即供给方的随机的技术冲击，使得理性个体改变他们的劳动供给和消费决策回应相对价格的结构变化，造成了产量和就业的随机游走波动，从而否定了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均衡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即所谓的理性预期学派）需求冲击的经济周期模型。这种模型认为，经济是沿着索洛（1956）的新古典模型描述的反映潜在的趋势增长率的轨迹演进，而围绕趋势线的短期波动主要是由需求冲击决定，而这种对趋势的偏离是暂时，因为偏离来自于经济行为人的不完全信息、货币幻觉和预期方式等。这样，新古典经济学彻底在理性预期、完全灵活性价格、完全信息和货币中性的瓦尔拉斯真实世界里，建立一起一套真实经济的“宏观理论体系”。在这个真实经济体系中，名义变量并不影响实际变量，产量和就业完全是由决定生产函数和生产要素供给的真实因素决定的，货币数量和价格总水平并不影响总产出或就业。这个通过取消货币、彻底改变了“两分法”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总量”又是如何加总的呢？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作为“思想实验”的“BFH体系”里，可以找到类似李嘉图的“不变的价值尺度”作为加总的依据。显然，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　　

    第四，货币是中性的还是非中性的？　　

在货币与经济活动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货币中性或货币非中性之争。“货币中性”是货币数量论的一个基本命题的简述，即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仅仅影响经济中的价格总水平，而不影响真实产出水平和相对价格[9]。因此，货币中性与非中性问题实际上又涉及到了“两分法”，即货币领域和真实领域之间，或相对价格与价格总水平之间的关系问题。古典—新古典货币数量论和货币主义、以及新凯恩斯主义主张货币长期是中性的，即从长期来看货币只是经济活动的润滑剂或面纱，但又不否认短期的非中性即货币扰动（帕廷金，1987b）。正如弗里德曼（　1970a　，第23-24页）所说：“在短期内，如5-10年间，货币变动会主要影响产出；另一方面，在几十年内，货币增长率则主要影响价格。”货币是非中性是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的基本特点，即货币部门和真实部门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根据IS-LM模型的解释，在存在失业的情况下，价格总水平并不随货币数量的增加按照相同的比例增长，由此造成实际货币余额的增加而导致利率下降，从而使投资和国民收入水平增长。因此建立在IS-LM分析基础上的凯恩斯主义货币非中性仅仅是由于存在“刚性”价格或工资率，从而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特例，因而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非中性也可理解为新古典货币中性的特例。另一方面，新古典的货币经济均衡周期理论（即理性预期学派）则主张货币在短期和长期都是中性的（即所谓的货币超中性），只有未被预期到的货币因素才对真实经济产生扰动影响，即引起经济周期现象；新古典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否定了新古典“货币失察”模型，认为经济周期现象是由真实部门因素的冲击决定，与货币无关，甚至要求取消货币；也不需要周期理论，主张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周期理论的融合。　　

    第五，货币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　　

如果承认货币与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那么，这种联系有没有因果性？即所谓货币的外生性和内生性问题。从货币理论的发展来看，货币的内生性与外生性问题，在历史上就由于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在论战中各执一端而贯穿于货币理论史。但早期的争论是围绕货币数量论展开的，如19世纪中叶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的争论、本世纪20、30年代关于信用周期理论的争论。外生货币供给假设是现代主流货币理论的基石。凯恩斯本人以及建立在新古典主义基础上的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综合派（如托宾）、货币主义（如弗里德曼）、新古典均衡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如卢卡斯）和新凯恩斯主义，均主张货币是外生性的，即由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和利率；他们虽然在货币和产出两者之间关系本质和强度以及货币和财政政策相对有效性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但观点各异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货币现象对于经济波动研究是关键性的。货币和产量呈现正相关关系，而货币领先于产量变动的经济计量检验被大部分人看作是从货币到产出的因果关系的有力证据。而在与新古典综合派和货币主义论战产生的后凯恩斯主义，不仅主张货币是非中性的（借用“超中性”概念即为货币“超非中性”），而且认为是内生的，他们认为货币和产出之间有着与货币数量论反向的因果关系[10]。新古典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虽然主张货币数量和总价格水平不影响总产量和就业，但一些真实经济模型（比如金和普洛瑟，1984）却把货币和产量之间的历史联系解释成货币对产量的内生反应。金和普洛瑟（1984）的模型以法马（1980）和布兰克（1987）的成果为基础，认为“货币服务是私人部门生产的中间产品，其数量随着真实经济的发展而上升和下降”；他们将金融部门嫁接到生产和消费的一般均衡模型中，阐明了真实产量、信贷和交易服务（即金融部门提供的便利市场交易的会计服务流）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暗示内部货币（银行存款）将随产量正向变动，银行储蓄成为经济周期的领先指数，强调了储蓄对计划产量运动的内生反应。因此，在货币内生性方面，新古典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后凯恩斯主义结成了一个不合理的同盟。新古典“新货币经济学”（布兰克—法马—霍尔体系）和后凯恩斯主义内生货币理论被称为20世纪80年代最具革命性的两个货币经济学流派（斯密森，1994）。　　

　 　

三、货币理论的争论：小结　　

以上货币理论的争论充分表明，“货币理论的基础还没有建立起来”（斯坦利·费希尔，1975，转引自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1979，第1辑，第200页）。目前主流经济学的做法是，或者为凯恩斯经济学寻找一个微观基础（如新古典综合派，货币主义，以及克洛尔、莱琼霍夫德、贝纳西等非均衡经济学，以及新凯恩斯主义），或者，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建立宏观经济学（如新古典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但正如萨缪尔森所说，“我们的确没有完全合适的，可将货币经济基础囊括在内的理论体系”[11]。　　

实际上，主流经济学围绕凯恩斯货币经济理论争论所缺失的微观基础正是价值（和分配）理论，或者说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货币理论与价值（和分配）理论的正确结合。在价值（和分配）理论方面，以生产函数和消费时间偏好的技术关系分析为基础的新古典价值（和分配）理论即相对价格理论，与反映社会关系的古典—马克思价值理论和剩余理论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在古典—马克思经济学中，价值、剩余价值、利润、工资等都是反映资本主义各个阶级之间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的货币关系，因此可以作为总量理论和货币理论的基础，工资率、利润率、国民收入或GDP无一不是反映社会关系的货币变量和总量变量；与此相反，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中，相对价格是指导稀缺性资源有效配置的选择指数（这也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选择性微观基础的内在含义），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货币也并不存在，也就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或一般利息率，其模型中所谓的“货币”只是起着计价物功能的真实商品。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把经济分析建立在反映技术关系生产函数基础上，在异质品模型里加总出“总量”生产函数，然后假定一个外生的货币供给和货币数量论，由此导致了宏观经济分析体系中严重的逻辑矛盾。应当指出，正如阿罗和德布鲁等一般均衡理论家已经证明了的，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中，相对价格作为反映稀缺资源配置和消费时间偏好的选择指数，其均衡不仅是存在的、稳定的和唯一的，因此本身不存在逻辑矛盾，其逻辑矛盾来自于对凯恩斯货币经济的现实世界的解释。因此，梳理货币理论的争论，阐明货币的性质和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实现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正确结合，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正是本书研究的目的所在。　　

    马克思经济学作为一种“总量的货币经济理论”的基本特征和内在逻辑。这个“总量的货币经济理论”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一是在扬弃古典的价值和剩余理论基础上发展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二是以统一利润率为核心的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三是马克思的“货币经济的宏观分析体系”。马克思价值和分配理论表明价值决定与技术关系无关，而取决于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的雇佣劳动性质决定了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即实现货币增殖。马克思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价值和分配理论揭示了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形式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与资本具有相同的性质，因此他的以货币量值表示的价值理论具有总量变量的性质，是他的总量理论和货币理论的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建立起一种完全排除技术关系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来表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利润率下降和经济周期理论，都是建立在这种与技术无关的总量关系基础上的。以统一利润率为“重力中心”的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具有与以反映实物经济的技术关系的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完全不同的性质。我们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和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与分配并不是取决于技术关系上的边际生产力，而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利润率支配的；只有这种一般均衡的价值和分配理论才能表明以货币量值为基础的货币金融体系的内在结构，才能作为凯恩斯货币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重建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既符合理论的内在逻辑一致性，也符合解释卡尔多“典型事实”所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所有统计变量所表现出来的规则性。　　

重商主义和前古典货币理论　　

重商主义一般是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出版前即17-18世纪的经济政策体系和经济学说[12]。这是以极度垄断和特许形式为特征的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作为一种经济思想，重商主义统治欧洲长达两个多世纪，并且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到晚期重商主义的发展，但它们之间的跨越，尚不足以破坏重商主义思想的根本一致性。早期的重商主义倾向于把国民财富等同于金属货币，实际上是把货币与资本等同起来，并主张限制出口，以阻止货币流向国外；后期和更加成熟的重商主义者主要是试图分析贸易条件，以便能够确保国际收支的盈余和货币的净流入。　　

虽然被普遍公认的大部分重商主义文献在17世纪20年代至18世纪中叶出现在英国，其代表人物如托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和爱德华·米塞尔登（Edward Miselden）等，而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1712-1780）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通常被认为是重商主义者的最后著作。虽然大多数重商主义者是生意人、贸易商或政府官员，他们就诸如贸易、储运、关税与产业保护的经济效应等实践问题发表见解，其主要问题是有关如何获得国家财富与权力问题（参见马格努松1993，中译本2001），但是对经济政策实践的争论并不能掩盖重商主义作为商业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的思想光芒，特别是在货币理论的发展上。　　

　 　

重商主义的货币理论同样也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到晚期重商主义的发展。早期重商主义在货币问题上持有“重金主义”（Bullionsim）的观点[13]，倾向于把国民财富等同于金属货币，实际上是把货币与资本等同起来[14]；后期和更加成熟的重商主义者，尤其是约翰·劳（John Law，1671-1729）和斯图亚特关于信用货币的分析，以及斯图亚特对货币数量论的批判，却是极其深刻和极具创造性的。　　

　 　

一、货币与资本　　

在商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的资本主义早期，商品流通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它的目的就是货币的积累。在早期重商主义者中，这个货币就是金和银[15]。因此，所有的重商主义者都重视货币。重金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斯（Gerard de Malynes）说，“即使商品很丰富而且很便宜，如果缺少货币，贸易交往定会减少”（转引自罗尔，1973）。他们从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原始阶段——商业阶段——的观点出发来观察经济过程，因而把货币与资本等同起来。马克思认为，重商主义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探讨”（《全集》第25卷，第376页）和“资本的最初解释者”（《全集》第23卷，第177页）。　　

西班牙重商主义者路易·奥蒂斯（Luis Ortiz）被认为欧洲首位重商主义者。他将财富等同生产，而且将财富的增长等同于生产和出口的增加。1558年的回忆录开篇，反复重复：由于出售原材料给外国人，并给外国人用西班牙原材料生产的商品支付10倍于原材料价格的价格，西班牙使自己变得贫困。货币，因此不能用这种方式流出王国，而必须用于改善原材料生产，去建造运河和磨坊，尤其是制造业——以便把西班牙的原材料制成最终产品，在国内与国外市场出售。他指出，西班牙的困难归因于它无力将国内生产建立在其资本（原材料与货币形式）基础上。大量的也承袭了奥蒂斯的观点，结果是呼吁禁止竞争性外国产品的销售。奥蒂斯与其他人要求货币不应当流出王国，因此，完全不同于中世纪晚期真正的重金主义者所提出的要求的含义。因为它并不关心黄金被保持的数量，但只关注留下来投入经营的资本数量（参见科西莫·佩罗塔，1993，载马格努松1993，中译本2001，第31-33页）。特别在对外贸易方面，这种思想体现的最为显著，结果造成了重商主义者寻求出口剩余，其实质是渴望创造财富的剩余。　　

晚期重商主义的重要代表孟更进一步明确了货币与资本的关系。孟的代表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写于1630年，在他死后由他的儿子于1664年出版。在这本书里，商业资本主义的观点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把对外贸易称为使国家富足的工具。孟认为，“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孟1664，中译本，1965，第4页）孟采用了米塞尔登的贸易差额（Balance of trade）概念，此外又补充了一种更为重要并显示他对于商业资本主义的性质的洞察力的新概念，这就是“存货”(Stock)的概念。他不再单纯地谈到财富，也未将货币与资本混淆在一起。他把财富的一部分作了明确的辨析，这部分财富一般以货币形态出现并且必须作为“存货”来加以利用，换言之，用这样的方法去做以便产生剩余。而适合于那个时代和人的典型方法就是对外贸易。　　

　 　

二、货币、价格与总量关系　　

由于重商主义将货币与资本等同起来，因此它并不是一种类似新古典经济学的实物经济分析。同样货币也不表示相对价格，而是一种总量关系即价格总水平。他们的共同信念是，一国货币量的增加对“交易”有利，这个词便是后来所谓的总支出、总收入或总产出价值。当然这种增加促进了就业的增加。重商主义也有对总产出价值、就业和价格水平决定因素的说明——它们很少受到古典经济学家的关注，但在20世纪初被再次发现。　　

重商主义者在货币与价格的关系上有些类似货币数量学说，这是由基督教经济学向重商主义过渡时期奥雷斯姆和博丹（Jean Bodin,，1530-1596）遗留下来，并再次出现在海尔斯、马林斯和孟的作品中。在其最为熟悉的形式中，便是对货币量、商品量与价格水平在它们处于长期均衡时三者的关系的解释。这种理论明确地区分了货币与货物（或货币与财富），但在它对总量分析的应用当中，它将货币量的变化同就业、收入、产出和资本存量的变化相联系。有关这些关系，现代经济学中已至关重要，在重商主义那里对此早已作出了重要论述。　　

尽管重商主义在关于价格的理论中，有许多隐晦之处和个别不一致的地方，还是贯串着一种共同的出发点。这个观点就是从商人的观点出发。什么是使国家富裕的最好方法？因为财富与商业资本是一样的（以货币为代表），答案是从销售中获利。利润只能来自让渡（upon-alienation），就是说，通过交易行为，卖主以高于其购入价格出售货物。重商主义者关于对外贸易的结论，以及他们对货币与价格之间关系的观点，都是这种研究方法的结果。　　

　 　

三、信用货币的内生性与货币非中性　　

早期重商主义关于货币的认识仅仅停留在金属货币即金、银上。在整个18世纪，商业资本的进步以及逐渐被工业资本主义所替代，一直伴随着新的非金属形式货币使用的迅速扩大的过程，虽然这些货币一般已具有某种信用关系。因此，晚期重商主义者对货币的内涵与外延的认识也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即信用货币的创造上。这种对货币认识的革命性转变，迄今仍是主流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争论的焦点所在。其代表人物就是劳和斯图亚特。　　

（一）劳[16]　　

劳（1705，中译本1986，第43页）认为，“国家的实力和财富，是由人口和国内外货物的储存量构成的。人口和货物储存量依赖于贸易，而贸易又依赖于货币。由此可见，要比其他国家富强，就要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货币，因为倘若没有货币，法律再好也不能使人得到雇佣，也不能使农业、制造业和贸易得到发展。”因此，劳明白无误地阐明了货币、贸易与就业、生产的关系。　　

问题在于怎样增加货币供应量。劳认为，金属货币的匮乏会导致生产与就业的不足。但他反对依赖出口剩余（由禁止进口造成）来取得丰富的货币供应。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必须通过信用过程补充货币供应量，这意味着银行必须被创造出来，并以其储备为支持发行贷款。“利用银行来增加货币，是迄今所采用的最好的方法。”（同上，第25页）；“扩大保证支付货币的信用，必须与所拥有的货币数量成一定比例。既然我们所拥有的货币很少，扩大信用也就很有限。”（同上，第43页）劳的货币理论中蕴含着一种为以后某些货币理论家所发展了的概念的起源。然而，劳的实际创新是关于银行必须以土地为抵押发行可兑换银行纸币的进一步讨论。这一过程必须让白银失去充当货币的资格，并使土地完全可以转变为一种可以让渡的商品。劳总结说：“我建议发行的纸币，其供给与需求将永远相等，因而人们将得到雇佣，国家的经济状况将得到改善，制造业将得到发展，国内外贸易将得以进行，财富和实力将得到保持。”（同上，第75页）这种建议在当时时常有人提出，虽然在内容上不太一致；而劳终于在法国付诸实施并得到了灾难性的结果（参见赫克歇尔1931，第2卷，第234-236页）。　　

劳的著作所缺少的，但最终成为他的“体系”崩溃的一个原因的，是对银行纸币的数量应如何加以限制并因此如何保护相对于金属货币和商品的银行纸币的价值的分析。土地上的财产并不是银行纸币发行限度的主要依据。 斯图亚特（1767，第4册，第141页）承认劳，并抢救了劳思想中的很多开创性的观点，他被迫去寻找信用的“实际的”而非“想象的”基础。斯图亚特（和他之后的斯密）的优势在于，他可以利用关于英国第一次国民信用体系讨论的著作。　　

（二）斯图亚特及其对休谟的货币数量理论批判　　

斯图亚特被称为最后一个重商主义者。其主要著作是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他在货币理论方面已经超过了休谟（David Hume，1711-1776）[17]，并且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因此这里先介绍休谟的货币理论。         　　

休谟（1752）在经济思想方面作出的最令人感兴趣的贡献是关于货币、价格和利息问题。他写《论货币》的主要目的在于反驳这样一种观点：货币数量的多寡对一个国家是至关重要的。他的根据就是货币数量论[18]。和洛克一样，他把货币看成是虚构的东西。货币只是代表劳动和商品的象征，在交换过程中它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数量和用它来交换的商品的数量之间的关系。依此推论，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变化将影响货物的价格。他的货币观点使他认为商品的价格将永远是与货币数量成比例的。因此，货币的绝对数量就无关紧要了。尽管如此，他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化是个重要的问题，因为这种变化可以改变人们的习惯。如果货币数量的变化而来的是影响贸易量和对货币需求的习惯的改变，价格也许不会有变化。可是，如果在货币数量增加了以后价格上涨，其影响将是有益的，因为那将刺激工业的生产。休谟对这一点的分析是特别透彻的。他步步追踪增加了的货币数量所走的途径以及货币逐步对于价格所施加的影响，使他发展了一种后来被许多经济学家所采用的价格—货币数量理论。　　

货币数量的增加之所以有益，仅仅是因为它的影响在表露之前还有一个时间间隔。“仅仅是在获得货币和价格上升之间这段间隔或中间的局面中，增加的金银数量才有利于工业。”各种商品的价格逐个地受到影响，在劳动的价格提高以前，货币的增加将加速每个人的辛勤劳动。（1752，第1卷，第313-314页，中译本第32-33页）换言之，休谟所描述的是后来凯恩斯所叫做的“利润膨胀”。由此他得出结论：“一个货币在减少的国家确实比当时货币虽不多却在上升的国家贫弱。”（同上，中译本，第34页）由此他从后门引入了重商主义的货币观，并与他的货币数量论之间产生了矛盾，我们将在后面做进一步的分析。　　

在休谟的论文《论利息》（1752，第1卷）里，一开始就提出了众所接受的理论：低利率是一个国家的贸易繁荣景象的最确切的标志。他追随配第、洛克和诺思，说明一个低的利息率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可是他比洛克更进一步，否定了那种认为低利息率是货币过多的结果的见解，虽然他承认两者是同时发生的。在决定利息率的各种因素中，他象诺思那样首先将贷款人和借款人的供给与需求加以区分。他认为“借款者需求的巨大”和供给那种需求的财富的缺乏将造成高昂的利息率。反过来这些又是工业和商业活动数量微少的结果。遵循诺思的资本具有创造利润的性质的见解，休谟补充了第三个利息率的决定因素——来自商业的利润。他认为利润和利息是互相依存的。“货物营运所得利润低就促使商人更愿意接受低的利息。”另一方面，在他能够取得高利息的情况下没有肯接受低的利润”，低利润和低利息是商业繁荣的结果。（同上，第320-330页）　　

休谟的货币观点很快受到了斯图亚特的批判。在斯图亚特（1767）看来，货币的作用基于分工以及人们在需求方面的不一致，也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对于货币的性质的认识，则类似于马克思后来提出的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形式的发展的观点[19]。“我理解的货币是这样一种商品，它们本身对人没有任何以上提及的物质上的用途[20]，然而从人对它的观念中，它却获得一种评价，变成了所谓价值的一般尺度，以及可转让的任何物品的一种适宜的等价物。”货币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促进了经济活动，“一旦货币这种想象的财富在一国大量涌出，奢华之风将跟踪而至；货币如果成为我们需求之物，人类便会变得勤劳，他们的劳动会转向那些促使富人偏爱的每种物品”。　　

在货币流通和货币与价格的关系上，斯图亚特对货币数量论直截了当提出了反驳。“人们抱怨物价上涨。这对许多物品来说无疑是确有其事。它同我们的原理不能相容吗？价格上涨事实上并不是因为国内有大量货币，尽管我承认国内货币多是事实，也承认这种情况同价格上涨不无关系，但是，影响价格以及总是调节价格涨落的直接原因，乃是需求的增长。既然在一定的金银量同一定的其他物品量之间应有一定的比例，所以，我看不出当金银同物品之间数量比例保持不变时，价格何以变更。不论一国的金属货币增减到什么程度，商品仍然会依照需求和竞争的原则涨落，而需求和竞争总是决定于那些握有财产或某种可以给付等价物的人的意图，而不是决定于他们所拥有的铸币数量。”（参见斯图亚特，1767，第2册）　　

斯图亚特进一步认为，货币流通是商品与货币相交换的一个持续不断的通道，这一过程代表着社会各大阶级之间的基本交换。如果在社会各阶级之间不存在这种相应的交换，消费将会受到限制，“勤奋”将会受到损害。因此，“政治家”必须监督经济活动。在这方面，金属货币是存在着问题的，因为只要人们没有消费的意愿，他们就会将货币储藏起来，并使其从流通中消失。换言之，金属货币会造成国内货币的不充足，实际上会阻碍工业的增长。为了刺激“勤奋”，“政治家”必须把储藏的金属货币挤出来。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政治家”可以依靠银行所创造的货币。斯图亚特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实物财富的融化过程”，即通过银行流动负债发行而取得的流动资产的数量。因此，地主阶级就会增加其消费并刺激工业生产。　　

他对休谟的数量理论有一个总结性否定（同上，第95页）：“每一个国家的流通……必须永远与居民的产业、与能够进入市场的商品生产保持适当的比例……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硬币降到可以用于售出的工业产品的比例以下，产业本身将会停止；或者一些创造物，例如符号货币，将会产生，为其提供一个等价物。但是，如果发现货币超过了产业的比例，它对价格上升将不会产生影响，它们不会进入流通领域，它们将在国库中被储藏起来，在那里，它要一直等到，不仅仅是财产所有者希望消费的呼唤，而且勤奋对于这一呼唤满意为止。”     

这是一个建立在金属货币储藏、对信用货币的内生创造能够适应流通的需要以及货币非中性基础上的对货币数量论的毫不妥协的批驳。这些概念，比如信用货币的内生创造，在19世纪上半叶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论战中，在20世纪20、30年代关于信用周期的争论中以及后凯恩斯主义与主流经济学的论战中一再出现；而货币非中性的概念在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中至关重要。　　

在回答休谟关于流通中货币数量急剧减少只能导致价格下降的观点，斯图亚特（同上，第98页）认为，如果纸币被取消，产业将崩溃，直接交换本身会迅速代替被摧毁的货币交换。价格的确将下降，但不会维持其与货币数量的原始比例。而且，从广义上讲，在一个自由的功能健全的市场上，货币不是一个“商品的代表”。最后，斯图亚特认为，不可能根据货币数量任意变化的假设，得出关于价格的任何结论。货币数量的增加可能会变成消费者需求的扩张，而货币数量的下降必然会导致产业的下降和失业的上升。　　

在对休谟的批判中，斯图亚特运用了“符号”货币的概念，这一概念实际上是指信用货币：“银行纸币、银行信用、票据、债券和商人的帐目记录（同国内记帐给与获取的信用）是包括在符号货币”这一概念中的许多信用形式的几种”（同上，第39页）。　　

与货币数量论的支持者不同，货币数量论反对者一般对法币和信用货币进行区分，并试图找出信用货币在信用体系运行中的行为原则。然而斯图亚特并没有提供信用货币波动如何和银行政策相联系的理论分析。他主张实行完全的证券担保，但确没有在银行正常运行和工业资本家与波动之间建立联系。斯密（1776）为信用货币的回流提供理论基础（虽然存在很多谬误），该分析被后人称为真实票据说。       　　

与休谟的水平的价格—铸币国际流动理论不同，斯图亚特（1767）认为，在商品和货币的国际流动中并不存在一个自动均衡机制。对于银行收支平衡，对外赤字，从资产项目而言，银行可能会失去一些黄金储备，并增加一些证券；从负债项目来看，银行会增加清偿银行负债的数量。这些变化本身并不能重新恢复国际收支平衡。　　

　 　

重商主义对前斯密古典经济学家的货币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这些前古典作家包括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21]、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和达德利·诺思(Dudley North，1641-1691)等。此后，休谟提出了一个金属货币数量论，但遭到了斯图亚特的批评；重农主义将注意力从流通领域转入生产领域（农业），从货币分析转入实物分析，建立了一个不同于重商主义的经济分析体系，在那里问题的中心是纯产品问题，货币从人们的视野里逐渐消失。　　

　 　

一、配第　　

在配第早期的著述中（如《赋税论》），他对货币的观点也是重商主义的。他特别强调了金银是财富的最理想形态。甚至在他的价值的分析中，他非常重视价值表现的货币形态——重金主义思想的残余。不过他自己的分析方法是经常地与这些流行的看法相抵触的。配第之所以能避免当时其他的通病，即把货币与资本混为一谈，就是得力于他的统计研究。他在研究爱尔兰问题时发现货币不过是那个国家每年总支出的零头；当他试图估算英格兰的国民财富的时候，他同样如此。在设法寻求一个国家的适当货币量的时候，他运用了货币的“流通速度”的概念；这个概念在以后的货币理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讨论货币问题的最成熟的著作《货币略论》中，更前进了一步。他断然宣称，一个国家可能拥有过多或过少的货币，并且认为货币之所以需要，只是为了促进贸易和工业；他作出了货币需要数量的计算表，其中也暗示了流通速度的概念。他一再表示反对禁止金银硬币的出口以及限制利息和汇兑率的法律规定。假使一个国家的货币过多，它应该将硬币熔化，作为商品出口到有需求的地方去；或者在利息率高的地方按息贷出。如果货币过少，就应该设立一个“银行，这个银行要是计算的准确，就可以取得二倍于我们的铸币的效果”。　　

　 　

二、洛克和诺思　　

洛克和诺思是配第的直接追随者。他们从配第的地租、利息和货币理论中吸取了某些论点。　　

诺思是对资本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的第一个人，他把资本称作存货。他把那些由于没有能力利用或躲避麻烦将本行存货借出去的行为，说成是等于出租土地。贷存货的人所收的利息就是货币的地租。地主和“存货主”是一样的。他认为，没有人会因为他所有的一切财产以货币形式保存起来而能致富。只有那些总是把财产贷出或用以进行贸易而取得收入的人才会增加财富（诺思，1691）。没有人愿意保存货币；人人都渴望这样处理它以便获得利润。　　

在《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一书里，关于货币的论述作为《政府论》一书的引论。洛克使货币具有一种公认的纯粹假想的价值。不过在《后果》一书里，洛克进而给予货币一种“双重价值”。一种价值来自货币提供年收入的能力（近似地租）；另一种是货币在交换中能得到的任何其他“必需品或生活品便利”的价值。因此，洛克因循了重商主义货币与资本观。但洛克强调的货币的交换媒介职能，他反对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的见解——认为低利率将会提高价格，他指出价格是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所决定。这个见解是以价格的供求理论为基础。 　　

　 　

三、重农主义和实物分析体系的确立　　

以重农主义命名的经济理论体系发展于18世纪的法国，其代表人物有弗朗西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和安·杜尔阁（Anne Turgot，1727-1781）。重农主义具有与较先进的英国前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如配第和理查德·康替龙（Richard Cantillon，1680？-1734）的长处，他们在最终抛弃了重商主义的想法——以为财富以及财富的增殖是来自交换，把创造财富和可能用作积累的剩余转移到生产的领域之内的同时，也放弃了重商主义的货币分析方法，他们分析的中心问题是探求这种剩余，即闻名的纯产品，转而建立了一种实物分析体系和讨论相对价格的决定。这种转变从根本上影响了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斯密的价格理论只是讨论相对价格，对总量关系没有进行探讨；而李嘉图把相对价格的决定与总量关系混为一谈。此后的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新古典经济学仅仅讨论一个实物体系的相对价格决定问题，而把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彻底割裂开来；直到凯恩斯革命重新建立了一种货币经济的分析体系，恢复了总量分析方法，但这种分析方法仍无法与价值理论结合在一起，从而引发了主流经济学关于货币理论的争论。　　

　 　

 诚如上述，重农主义实物分析方法的出现，从根本上开始动摇重商主义货币和总量分析方法；而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即“斯密式的革命”，则是对重商主义思想的致命的反击，把重商主义挤到了经济学发展中的“末流”地位。但进入20世纪后，重商主义思想又得到了某种升值（参见威廉·格拉普1993，载马格努松1993）：一是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提出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或真实领域与货币领域的“两分法”，即在早期古典经济学中被“遗忘”了的有关就业、总产出与价格水平的重商主义观点，与凯恩斯革命有某种相似性被重新发现；二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策略性贸易理论的发展，即莱斯特·瑟若（Lester Thurow）、詹姆斯·布兰德（James Brander）、芭芭拉·斯彭瑟（Barbara Spencer）与保罗·克鲁格曼竞争优势理论替代了古典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新古典的赫克歇尔—俄林定理，被贴上了“新重商主义”的标签（见比约·海腾1993，同上）。　　

 20世纪以来有关重商主义或新重商主义的复兴的各种文献中，新重商主义与策略性贸易理论已融合在一起，但重商主义货币理论的价值却并未真正被提及和发现。实际上，被古典经济学和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所抛弃的重商主义关于货币的性质、货币与资本关系的认识、信用货币的内生性和货币非中性的分析，正昭示着重商主义与现代货币理论争论的某种联系。正是这种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指引了从凯恩斯革命以来主流经济学所没有解决的货币分析的基础的方向。　　

 首先，重商主义从商业资本主义的本能出发，首先提出了货币即资本的认识，并阐述了一个货币经济的交换模型。正是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马克思（1867）使用商品和货币流通公式的变化来说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性质：即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经济中，采用重商主义的交换经济模型，商人在贱买贵卖中必须拥有货币（资本）签订契约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货币成为一种履行契约的方式和保证。因为竞争是与商人可利用的信息和知识联系在一起，或者说与失败或破产联系在一起；完善的法律制度只能保证商人破产后的清算，而不能保证签约者履行契约的能力。因此，市场经济的博弈规则决定了货币契约的性质，即货币是最简单和直接的信用关系。商人占有货币或信用关系的能力决定了获取利润的能力。引入生产后，即是一个马克思使用货币契约的生产模型：资本家使用货币契约，即预付货币资本，雇佣工人和购买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和出售产品获取利润。这是重商主义交换经济模型的一个延伸。这里作为信用关系的货币或货币资本依然是决定竞争能力或获取利润的关键。马克思（1867-1894）关于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形式的发展或资本是一笔预付的货币的观点，是对重商主义的货币即资本的观点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其次，与货币的交换媒介、价值贮藏和计价单位（或价值标准）职能有关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货币是表示相对价格，还是表示总量（价格总水平）？这实际上是“两分法”问题，也是现代货币理论争论的焦点所在。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说法，货币的作用就是为了媒介实物的交换，因为物物交换存在着不便或交易费用高。因此货币表示的是一个相对价格，这个货币可以是任意一种商品。同样，按照“两分法”，一边是真实领域，由实物生产函数来表示；另一边是货币领域，货币没有别的作用，它就是为了表示价格总水平。但实物经济中必然涉及到加总问题，即一个异质品模型中怎么去表示一个价格总水平，或能不能得到一个总量呢？帕廷金（1965）证明了一个命题：即货币不可能既表示相对价格又表示总量。重商主义一开始就从总量关系的角度来探讨金属货币与一般价格水平的关系，而不考虑相对价格问题，具有某种自觉性和先进性。在休谟阐述的金属货币数量论中，同样存在着货币表示相对价格还是总量的混乱。休谟（1752）认为金属货币可以维持贸易平衡，如果贸易不平衡，本国价格水平高了，会引起进出口的变动，金属货币再回流可以平衡价格水平，这就是休谟的水平的价格—铸币国际流动机制；但休谟随后又认为货币可以促进一国产业的增长，有了货币就有了购买力（类似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促进当地工业的发展。按照重商主义的观点，有了货币应该还有利润（剩余），因为利润率是用货币来计量的，没有货币也就意味着没有利润。休谟在这儿是不清楚的，李嘉图也如此。在现代关于凯恩斯主义的争论中同样存在这个难题，即货币如果只表示价格总水平，显然不会产生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即所谓的货币中性。目前主流经济学各种模型中无论引入货币幻觉还是其他的形式，都会发现货币影响到相对价格了，并对产出和就业有影响。相比之下，重商主义关于货币即资本，货币表示的是总量关系而与相对价格的决定无关的观点，更具有逻辑一致性。　　

此外，劳和斯图亚特发展的信用货币的内生创造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货币非中性分析，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货币是外生的、而且是中性的分析体系也是完全不同的。从凯恩斯经济学发展起来的后凯恩斯货币经济学对后者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批判[22]，对此，我们将在第七章进行详细的分析（有关文献的综述可参见哈缪达和哈考特（1988））。　　

  古典货币理论　　

　 　

古典经济学通常是指从亚当.斯密（1776）的《国富论》出版起，至1848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出版为止时期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体系，这是欧洲以极度垄断和特许形式为特征的商业资本主义发展并最终让位于自然的和谐普遍存在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时期[23]。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中心是分析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生产、分配以及商品和服务的交换。本章将首先考察古典货币理论的分析框架，并重点考察斯密和李嘉图的货币理论，以及以这两位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贡献者理论为基础的贯穿于19实际上半叶的金本位论战和“通货—银行”论战中的主要命题及其影响。　　

　 　

古典货币理论是整个古典价值理论与分配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古典经济学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斯密和李嘉图之间，各自的货币理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在货币和信用领域，可以区分两个明显不同的学派：一派经济学家以李嘉图为首，包括金块论者（金银本位主义者，即1810年金块通货报告的支持者）以及后来的通货学派；另一派包括反金块论者和银行学派，马克思曾有保留地赞成过这个学派的观点。　　

　 　

一、古典货币理论的共同基础　　

如上所述，尽管古典经济学家在货币理论和政策上存在分歧与争论，古典货币理论仍然有着共同的基础或理论框架：　　

首先，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自然的和谐普遍存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且这种和谐一直延伸至货币和信用领域。李嘉图和通货学派强调商品的产出总量和商品货币的总量的和谐均衡，并论证了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之中，均不需要政府的干预。按照这一观点，货币在资本主义交换中是次要的，是实际经济活动的面纱。银行创造的信用能够扰乱可能存在的和谐，并导致商品价格的波动。另一方面，反金块论者和银行学派则强调，只要银行贷款的支付以非投机性为原则，在商品产出与信用货币关系之间的和谐同样具有很大的可能性。　　

其次，与前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家关于货币性质的认识不同[24]，古典经济学家却把货币看作“真正的商品”，这种商品可以可靠地用来购买其他商品，并可以克服物物交换的不便，它的价值象其他商品一样是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Petty,1963,v1,p33-34;Smith,1776,p24;Ricardo,1821,p85-86）；而商品货币还是价值尺度，商品的名义价格显然是它们的交换能力的尺度。把价值和劳动联系在一起，是古典经济学的基石。　　

第三，古典货币理论主要探讨货币供应量变化与价格水平变化之间的关系这一实际问题，在这方面，交易方程式MV=PT为各种货币理论学说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参照点。因为它所表述的经济关系简单明了，而这些关系本身并不含有因果联系。这里，M代表货币供应量，V是流通速度，P是物价水平，T是商品交易量。这个方程式也可以写成MV=PQ，Q代表实际总产出，V为收入流通速度（格林，1987，中译本1992）。有争论的不是现实经济中两者的相关性，而是因果关系的方向问题。　　

面对新发现的美洲金银矿所生产的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只是意味着单位货币的贬值，而不象重商主义提出的是增加财富的方式。休谟由此提出的货币数量论把遍及整个欧洲的价格水平的上涨完全归因于货币的扩张；而古典经济学家并不把价格革命的起因追溯为货币现象，而是归结为金矿生产成本的降低（内夫Nef,1941；欧斯威特Outhwaite,1969；维拉Vilar，1976，p343；参见格林，1987）。古典经济学进而认为，从长期看，在经济活动将受到长期因素制约的情况下，交易方程式中P的波动幅度将在价值理论基础上确定；由于萨伊定律和制度因素各自作用，Y和V都是固定不变的。因此P是方程中的自变量，而M则是因变量。商品（或货币）生产成本的变化所引起的P的任何波动，都对M具有相应比例的影响。这种“真实”经济部门货币总需求的决定以“古典两分法”著称，并构成了基本的古典流通法则（配第，1963；斯密，1776；李嘉图，1821；马克思，1867）。换言之，在古典经济学中，因果关系是从价格影响到货币，而不是像我们在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和新古典货币主义理论中所看到的那种相反关系（伊特韦尔，1983；格林，198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可能运用的货币数量必须取决于其价值量”（李嘉图，1821）。流通过程中运用的货币采用何种形式，这并不影响上述论断，因为不论“货币的”数值大小如何，V将是确定不变的。　　

　 　

二、古典货币理论的分歧　　

如果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进一步扩大到长期经济因素的研究以外，那么本来不会产生古典经济学是否包含“货币数量论”这样的问题。当古典经济学家考虑短暂因素的作用时，外生变量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尤其需要作出解释。于是，在这一问题遇到了货币定义和金融组织性质上的麻烦。如果按萨伊定律保持Y不变，那么只剩下两种尚未确定的可能性：一是价格调整即改变P；或者二是数量调整即改变V（通过贮藏或不贮藏）。这正是两派古典经济学家之间分歧的实质。一派以李嘉图为首，包括金块论者（金银通货主义者，即1810年金块通货报告的支持者）以及后来的通货学派；另一派包括反金块论者和银行学派，马克思曾有保留地赞成过这个学派的观点。　　

占主导地位的李嘉图学派坚决主张Y和V都是始终不变的。因此，按照这种观点，所谓货币数量“理论”就根本没有理论，而只不过根据假设的萨伊定律所得出的推理结果。通货膨胀的过程被看作是用以纠正货币偏差的过渡机制：“我实际上假定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商品价格的涨落会同货币收缩的升降幅度成相应比例”（李嘉图，1823，P93）。　　

另一方面，货币数量论的反对派在试图解释他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时，意欲放弃逻辑上的一致性。他们较流行的解释一般把调整的重点放在V上，虽然他们认为调整的幅度应根据M的组成情况而定——要看货币供应是金属货币、纸币还是信用货币。这种学说的缺陷是未能摆脱萨伊定律并提出一种储蓄—投资过程分析，也就是一种产出理论。　　

　 　

　 　

一、货币与交换价值理论　　

第一，在古典经济学家中，斯密（1776，上卷，第4章）对货币的起源进行了早期与全面的讨论。货币产生于交易与分工的发展。在一个复杂的劳动分工情况下，生产者必须用他们的劳动成果的一部分同其他人的劳动成果交换。然而商品的直接交换常常“极不灵敏”，因为生产者的需求各不相同。这样一个“谨慎的人”就必须保持“一定数量的某种物品，这种物品，在他想来，拿去和任何人的生产物交换，都不会被拒绝”（同上，中译本，第20-21页）。贵金属由于其不易磨损性和可分割性而最适合这种要求，“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同上，第21-25页）。金属货币在开始阶段是根据其重量来计算，但是由于每次交换中产生的对金属的磨损和不可避免的搀杂使用，导致国家以重量为基础的铸币的出现；然而不久，硬币仅仅根据形式而不是重量进行流通，这样便建立起商品的名义价格。　　

第二，斯密从理论上把货币界定为一种商品，这种商品可以可靠地用来购买其他商品，并可以克服物物交换存在的问题。商品的名义价格显然是它们的交换尺度的能力。斯密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斯密认为“价值”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是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即使用价值；二是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即交换价值（同上，第四章）。　　

第三，斯密第一次权威性地阐述了古典交换价值理论，把价值与劳动联系在一起，从而奠定了古典理论的基石。“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与麻烦。”斯密虽然把硬币当作货币金属的习惯性划分，但他的劳动价值论使他能够以人类所付出辛劳的货币与商品生产为基础，断定商品与货币在交换中发生联系之前，它们就已经有了相同的标准，即“含有一定劳动量的价值”。　　

第四，斯密还区分了“真实”（价值）和“名义”（货币）价格（同上，第五章）。商品或货币的真实价格即劳动价格，但货币的“真实”价格是受其生产条件变化的影响，所以用来充当货币的金属不能成为这种固定不变的尺度；金属货币所能起到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建立“名义价格”，这种价格随着金属和货币中的金属含量的价值而呈反方向的变化。除了区分实际和名义价格外，斯密几乎没有涉及名义价格的计算体系，没有涉及它同货币价值和商品价值的关系。另一方面，斯密的价值分析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概念是相当含混的，特别是在物化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和在交换中被商品支配的劳动上更是如此。“劳动虽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一切商品的价值，通常不是按劳动估定的。”（同上，第5章，中译本第27页）“等量劳动，对于劳动者，虽常有等量价值，但在雇佣劳动者的人看来，它的价值时高时低。”（同上，第29页）斯密交互使用这两个概念，在理论上没有准确的定义，而这必将在涉及相对价格时产生矛盾的结论。　　

第五，虽然斯密（1776，上卷，第1篇，第4章）关于促使货币产生的动力是专业化的见解已被普遍接受，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中译本1999）进一步指出，分工和专业化是货币产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货币的出现是分工演进的一个结果。当生产资料生产的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没有商品货币，高级分工就不可能实现；而纸币可以代替商品货币大大地提高交易效率因而促进分工和生产率。在他们的模型里引入了斯密的内生比较优势，因此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生产力依专业化水平而定，而后者又取决于交易效率。因为货币的产生影响交易效率，因此也对生产力有重要影响；而纸币的产生由于促进了分工而可能提高生产力。杨小凯和黄有光模型是一个可解释货币出现和货币对生产力影响的一般均衡模型，也是一个将货币的产生内生化的一般均衡模型，从而进一步拓展了古典框架内的货币的产生和货币的作用的新古典解释。　　

　 　

二、“流通渠道”与真实票据说　　

在任何一个特定阶段，商品交换领域都必须要保持一定的货币量，是古典经济学的特征性观点；而必要的货币量取决于商品的价值、货币的价值与货币的流通速度。在这方面，斯密的观点既不同于其挚友——休谟的金属货币数量论和水平的铸币—价格国际流动理论，也不同于其后来者、古典经济学的另一位巨子——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和硬币的国际流动理论，甚至没有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的共有的交易方程式。　　

（一）“流通渠道”　　

斯密（1776，第2篇，第2章；第4篇，第1章）对必要的货币流通量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即“流通渠道”。斯密认为，一国流通货币是个有限量，并非任何数量的货币都可进入流通，多余的货币会自动退出流通。当一个国家变得较为富裕的时候，流通中的硬币数量会“由于需要”而增加；如果“流通渠道”中的金属货币多于必要量，货币就会“泛滥”，输往国外。这种国际货币流通的作用，实际上是调节货币流通的蓄水池，保持着货币的均衡。“无论哪一个国家，每年买卖的货物的价值要求有一定数量的货币来把货物流通和分配给真正的消费者，但不能使用超过必要的数量。流通的渠道必然吸引充足的货币额，但到一定饱和就不能再容纳。国内所流通的货物既已减少，为流通所必须的货币也必将减少。”（斯密，1776，下卷，第4篇，第1章，中译本第13页）　　

在关于货币国际流动的认识上，斯密和休谟、李嘉图是有差异的。他不认为通货过多是在引起自身贬值和物价明显波动以后才发生，而是认为外溢效应本身即保证了货币不会贬值，物价也不会波动。它起着一种安全阀的泄洪作用，货币在多到足以影响物价以前就已分流，从而抵消其作用。莱德勒（1981，参见布劳格，1987）认为，斯密的看法是一种动态的观点，他侧重于货币量增加与价格上涨之间的失衡“过度时期”，而不是侧重于货币与价格最终均衡的调整（如李嘉图）。　　

斯密（1776，第2篇，第2章，中译本，第267页）进一步认为，形成“流通中的金属货币并不构成社会收入的组成部分，而仅仅作用于构成净收入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增长；然而，减少金属货币却会对劳动力造成影响，代表着社会纯收入的减少。由此，斯密实际上把货币看作是“资本的一部分”。　　

斯密（同上，第268-269页）进一步分析以纸币代替金银币的意义，“有了纸币，流通界无异使用了一个新轮”，因为纸币低廉而其便利性与金属货币“却有时几乎相等”，“类似一种通过空中的马路”，从而可增加社会的总收入或纯收入。在斯密看来，“最普通的，最合用的”纸币主要是“银行的流通券”。　　

（二）真实票据学说　　

劳货币体系的崩溃导致了以后经济学家之间关于纸币作用和行为变化的一系列原则的激烈争论，以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对银行的权威解释，即提出所谓的“真实票据学说”而告终。书中与劳和斯图亚特相对立的观点，即康替龙的观点被斯密接受，这就是银行不可能增加一国的资本数量，而仅仅能够使资本家避免持有闲置的贮藏资本，加速该国资本的周转速度[25]（斯密，1776，第2篇，第2章）。格林（　1987a　）认为，这符合萨伊定律中关于给定产出水平的假设。同样，只要纸币发行总量不超过原本在任何一个经济活动水平下所需流通的金属货币总量，纸币就不会贬值（参见斯密，同上）。　　

斯密主张，要保持纸币和金属货币的经济自由兑换，不仅可以通过实施法定兑换率，而且可让银行采用对“真实票据”[26]实行贴现的办法（同上）。他认为，如果按照“真实”汇票预付银行券（可兑现纸币），银行券的过度发行现象就不会发生。因为当以真实票据贴现时，银行券仅仅是替代了本来大量会处于闲置的金银，因而能用于流通（同上，第231页）。所以，银行券数量相等于在既定的经济活动水平上不存在这些银行券时投入流通的金属货币的极大值（同上，第227页）。格林（1987 b）认为，这种古典的周转法则的发展既适用于信贷货币，也适用于纯粹信用货币。其差异在于，在后一种情况下，“短期”的过度发行也许会导致纸币的永久性贬值。相反，用于交换真实票据的信贷货币，即银行券决不会出现长期过剩，因为“银行的金库。就象一个水池，虽然水不断地流出，然而其他的水流又持续流入，并完全等于流出量，以至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注意和关切，水池始终保持在原来的相当于原来的水位。”（同上，第231页）只有斯密所谓的“过度交易”才会因推动过度的信贷扩张，并伴随金块的流失而打破这种平衡。　　

        斯密的真实票据学说主要反映可兑换金银为背景、18世纪苏格兰自由银行制度下的各个商业银行的活动规律。真实票据学说初遭桑顿（1802）的拒绝，继而被李嘉图和通货学派所否定，但被银行学派更新为“回流法则”而复出。对此，我们将在后面作进一步的展开论述。　　

　 　

　 　

　 　

货币和银行问题是李嘉图早期注意力的中心，后期则转到了价值理论。他的大批关于货币的论著是19世纪头10年金本位论战的产物，总的来说，李嘉图后期的货币思想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李嘉图（1810）沿着斯密的思路，认为货币的价值如同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具有相同的性质，“在我看来，就金块和任何别的商品的价值规定和决定其进出口的规律而言，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同上，第6卷，第24页），是由物化在它的生产之中的劳动来决定（参见李嘉图，1951，第3卷，第2页）。在这里，李嘉图（1821）区分了在斯密那里混淆不清的两个概念，即被支配的劳动价值和被物化的劳动价值。李嘉图（1816）进一步认为，在仅有金属货币流通的情况下，要想实现均衡，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拥有一个由完成国内支付的数量与频率来决定的货币量。这一“必要”量随着流通中商品价值的总量（或支付价值总量）而呈正比例变化，同货币金属的价值呈反比例的变化，同“影响这些支付（货币流通速度——引者注）的经济活动规模”呈反方向变化（参见李嘉图，1951，第4卷，第55-58页）。问题在于何时流通中实际货币量会偏离“必要”量，对此，李嘉图采取了与斯密完全不同的方法，他采用了休谟的货币数量论。　　

　 　

一、货币数量论　　

德比沃（1987）认为，毋庸置疑，李嘉图是货币数量论的倡导者，而且是最坚定的货币数量论者之一。作为一个货币数量论者，李嘉图（1810）正式提出了现在所称的交换方程式：“把所有各种商品放在等式的一边，货币数量乘以它们的流通速度放在等式的另一边。这不就是各种情况下价格的调节者吗？”（参见李嘉图，1951，第3卷，第311页）　　

为了用因果关系解释交换方程式是“价格的调节者”，李嘉图当然只得否认，货币数量和流通速度或者和产出水平（“商品总数”）之间的函数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他并没有否认流通速度会有变化，而是认为它是由信用制度的发展和公众在金融业务上的习惯来决定，因此，基本上可把它看成是一个制度因素的数据[27]。李嘉图的显得有点站不住脚的地方在于，他对货币数量的变化可以引起产出水平变动这一情况的否定。他同意，货币数量的变化通过价格的变化会产生实际的影响。例如，他承认，货币工资随着价格水平的变化所作的调整是缓慢的，因此，价格的上涨会引起实际工资的下降，这能使更多的劳动者就业（同上，第302页）。然而李嘉图认为价格变动的这种影响只是暂时性的并且是不重要的[28]，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影响为储蓄的下降的影响所抵消。因为“那些有着固定的租金和年收入的阶级”、那些有着高的储蓄倾向的阶级，他们的实际收入相应地下降（参见李嘉图1951，第6卷，P16）[29]。因此，总的说来，李嘉图坚持他那“货币是不会引出产品来的”（同上，第301页）即古典两分法观点。这种观点的主要理由似乎是，“维持劳动的基金”以某种方式给定并且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参见李嘉图，1821，第143、164页）；李嘉图看来也认为生产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参见1951，第5卷，第436、438页）。但另一方面，李嘉图似乎倾向于同意价格下降时产量会发生显著变化，这件事，也间接地证实了他的这种观点站不住脚（他的观点实际上只能从一个方向说得通，参见德比沃，1987）。　　

证明任何数量的货币都将被经济体系所吸收而不会“过剩”，是李嘉图用来论证货币数量论得以成立的关键问题。李嘉图的推理如下：货币数量的增加首先会降低利率。利润率不会发生变动，因为它取决于实际的生产要素（在19世纪头10年的初期，李嘉图还持有斯密提出来的模糊观点：利润率决定于“流通媒介之外的那部分资本之间的竞争”（参见李嘉图1951，第3卷，第92页）。他后来放弃了这个观点，不过还保留了利润率完全在实际生产领域中决定的想法）。对货币数量的需求之大难以限定，因为“对银行的货币需求，由使用这笔钱所能取得的利润率和贷款者愿意借出钱来的利率之间的比较来决定。如果他们收取的钱比市场利率为低，不会有什么钱借不出去”（李嘉图，1821，第364页）。追加的货币“会送到每个市场上，并且到处都引起商品价格的提高”（参见李嘉图，1951，第3卷，第91页）。因此，最初是过剩的货币，就会为较高价格水平的商品流通所必需。由于货币不再是过剩，所以利率会提高到原先的利润率水平上来。货币数量的变动最终只影响了价格水平。在李嘉图看来，上述理由适用于（可兑换黄金的和不可兑换的）纸币与黄金，因此，“货币从来不会过剩”（同上，第31页）的原理总得以成立。　　

    　　

    二、货币数量论与劳动价值论的矛盾　　

虽然李嘉图在关于金本位的论战中对货币现象的解释重新回到了休谟的货币数量论，但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仅在于他们讨论的货币数量论的背景不同，更重要的是李嘉图增加了劳动价值论。在这个问题上李嘉图沿着和斯密相同的思路，认为货币（和商品）具有由劳动决定的内在价值。在李嘉图的分析中，货币的内在价值可以同休谟的货币的“虚拟价值”相对应，即它是商品总量同货币总量（价格水平的反比例）相交换的比率。　　

在李嘉图早期的价值理论中，虽然认为“金和银，象所有别的商品一样，有一个内在价值”，但这个价值“决定于它们的稀缺性、获得它们所花费的劳动，以及生产它们的矿井中所使用的资本价值”（同上，第P52页）。这个看法，与他后来认为稀缺性仅仅影响不可再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的观点有很大不同（而此类商品在“市场上日常交换的大量商品中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参见李嘉图，1821，第52页）。因此，李嘉图早期认为稀缺性和生产成本同是价格的调节因素，这和货币数量论较为一致（部分原因也在于早期想法的含糊不清），但和他后来（即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劳动价值论差距较大。虽然李嘉图在《原理》中早已采用了劳动价值论，并且摈弃了他早些时候认为价值也决定于稀缺性的想法，可他还在用货币数量论来说明贵金属（不单是说明纸币），并没有把它限定为一种暂时现象。李嘉图在分析金币流动机制及其对不同国家价格水平的影响时，并未试图协调这个机制和他在“论通货和银行”一章中非常强调的另一个观点：即“黄金和白银，象一切其他商品一样，其价值只与生产它们所必须的劳动量成比例”（同上，第352页）。　　

显然，货币数量论与货币的劳动（或生产成本）价值论之间的矛盾是明显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9年手稿）中批评李嘉图的货币理论时提到了这一点。如马克思写的那样，“如果黄金的价值（根据它所包含的劳动量而）已给定，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决定于商品的价格”（马克思，1859），而不是相反。黄金的过多或稀缺仅对它的价值产生暂时的影响，并且会由其生产量的变动来维持其价值——恰如任何商品的市场价格趋于向自然价格变动的情况一样。但是，在李嘉图的国际间黄金流动的理论中，金的生产成本并不起什么作用，而事实是用黄金来表示的各种价格会发生长期变动，而这些长期变动与生产黄金所必需的劳动量的变动完全无关。对此，李嘉图没有作出任何明显的尝试来调和这两个抵触的观点。　　

　 　

三、货币的性质及与经济活动的关系　　

上述分析表明，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与货币的劳动价值论，国际间金币流动机制与黄金生产成本之间的联系是模糊不清或矛盾的。究其原因，在于李嘉图对货币的性质与作用认识上的不足。　　

首先，李嘉图认为贵金属与别的商品一样是一般商品，并不因为当作货币使用而具有特殊性。“在我看来，就金块和任何别的商品的价值规定和决定进出口的规律而言，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全集》第6卷，第24页）黄金出口（一种“贸易逆差”）的原因仅在于它是“最便宜的可出口商品”。这个错误使得李嘉图在金块论战的早期对桑顿的批评中，暴露出了他观点中的欠缺。桑顿（1802）认为，黄金是作为“一个偿清贸易差额的物品，不是把它本身当作商品”而与别的商品有着区别。桑顿相应的看法是，歉收和政府发放的各种补贴或战争所需而在国外的开支，会引起一个贸易逆差，而李嘉图则声称一个“贸易逆差”总是由货币过剩而引起。李嘉图认为，歉收的结果是货币过剩，因为减少了流通中的商品总量。因此，用商品表示的黄金价值就会下降，黄金就成为最便宜的可出口商品。　　

第二，象货币数量论者通常的想法一样，李嘉图贬低了货币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产品总是由产品或者服务来购买，货币仅是实现交换的媒介”（李嘉图，1821，第292页），正如马克思（1862-1863，第2卷）所批评的，李嘉图仅把货币看成是“产品交换的一个中介”。 因此，他实际上把货币经济与产品经济等同起来，从而使他不能看到后来由约翰.S.穆勒（和马克思）阐发的一个重要思想：“在物物交换时，出售和购买结合在同一买卖行为中。使用货币的结果是，能使同一个交换行为分解成两个不同行为”，从而使危机（“普遍过剩时期”）变得有可能发生（穆勒，1844；马克思，1862-63，第2卷）；而李嘉图的说法是“储蓄就是花费”（《全集》第2卷，第499页），“各种商品普遍过剩，显然是不可能的”（同上，第3卷，第108页）。他比萨伊本人更始终如一地坚持所谓的“萨伊定律”。　　

第三，由于李嘉图的理论的基础在于硬币是可以自由并不断地持续兑换成金块，所以它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持有非流通的储藏货币，因此该理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商品所有者特别需要货币而不是任何其他商品来交换他们的商品。　　

　 　

金本位论战[30]是指在1797—1821年间英国发生的一系列关于货币理论与政策的争论[31]，在这段时期，英格兰银行的纸币暂停兑换金银。暂停兑换起因于18世纪末拿破仑战争期间的金融危机。1793年英法开战后，银行系统的金银储备不断流出，成为国内私人的财产，英格兰银行的反应是紧缩纸币发行，造成了流通手段不足的危机。这种危机由于政府发行国库券而有所缓和；随着战况对英国越来越不利，英格兰银行的金银储备继续外流，1795-1796年间英格兰银行再次紧缩投放，到1792年2月份谣传法国即将进攻英国，终于引发了全国性的银行挤兑风潮。为避免银行系统陷于危机，英国议会发布命令暂停英格兰银行纸币对金银的兑换权。停兑期间，英国出现物价上涨、英格兰银行纸币相对于金银的贬值，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英镑对汉堡汇率的下降。面对这一现象，在英国议会内部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汇率下降、纸币贬值、金价上涨的原因是纸币发行过量，而纸币停止兑现则又助长了这种过量发行。他们认为防止纸币发行过量、恢复货币均衡的有效措施正是恢复战前的纸币兑现制。持这种观点被称为“金本位主义者”，他们对英格兰银行持批评态度，以李嘉图为代表。与之对立的是反金本位主义者、为英格兰银行辩护的人，则认为汇率下降是由于战时向国外额外大量汇款所造成的压力，与英格兰银行的国内政策无关；该行只限于发放以高质量商业票据为抵押的贷款，用以支付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货款，因此不可能发行过多，也不可能促使物价上涨。反金银本位主义的理论依据是斯密的“真实票据学说”[32]。亨利.桑顿（Henry Thornton）采取了一种界于这两派的中间观点，虽然在著名的《1810年金本位报告》完成时，他站在金本位主义者一边[33]。　　

　 　

 一、桑顿与李嘉图　　

 金银本位主义的争论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阶段即1797—1809年间，后期阶段即1810-1821年间。桑顿和李嘉图分别在早期和后期的关于金本位的争论中居核心地位。　　

（一）桑顿的主要观点　　

 桑顿在金块论战的早期为英格兰银行的政策进行批评性的辩护，后期（即1810年以后）作为金块委员会的重要成员，是英格兰银行严厉的批评者之一（参见莱德勒，1987b）。桑顿对货币理论的主要贡献来自《英国纸币信用的性质和作用的研究》（以下简称《纸币信用》）（1802）。　　

 在《纸币信用》中，桑顿对当时英格兰的货币信用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描述。首先他对“货币”的定义，与李嘉图不同。桑顿认为当时的“流通媒介”不仅包括铸币和银行券，而且还包括种类繁多的信用工具；而且“流通媒介”各种成分的流通速度是不同的，而且是经常变动的（桑顿，1802，第3章）。　　

 其次，桑顿认识到了英格兰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重大责任和作用。他较为详细地讨论了英格兰银行应当怎样行动，去尽量减少货币不稳定情况的发生，并在它发生的时候抵消它的后果。桑顿是根据他自己对动荡的18世纪90年代起作用的机制的第一手观察，而着重指出，公众对于银行系统偿还它债务（乡村银行和伦敦私人银行的债务用英格兰银行纸币偿还，在可以兑换的情况下，英格兰银行的债务用硬币偿还）的能力的信心有着重大作用，而且容易变化。只有那些怀疑他们的资产可以兑现的人，才会要求偿还他们的资产[34]。因此，他认为，信心一旦下降，就会导致不断加紧从银行抽走准备金，如果英格兰银行对这种情况的反应是减少放款，其结果是削减公众要求乡村和伦敦各银行支付的英格兰银行纸币的供应。在桑顿看来，对这种“内部的”（即国内的）从银行系统抽走准备金的准确反应是，英格兰银行自由地放款给一切有偿债能力的借款者，已恢复和保持公众对银行系统的信心[35]。　　

 第三，桑顿发展了一种与国际贸易收支逆差联系在一起“转移性支付”分析。斯密（1776）认为，国际汇兑在事实上是通过商品而不是金银的转移来支付的，但他没有进一步解释，转移是怎样进行的；桑顿在《纸币信用》中说明，在可兑现货币的金本位制度下，由于作出转移性支付的国家，流通中的货币会紧缩，而接受转移的国家的货币膨胀，怎样会造成商品的转移；在部分不可兑现的情况下，会导致汇率的暂时贬值。在他看来，货币工资是粘性的，任何突然的货币紧缩都会带来破坏市场的危险，并使实际产出与就业下降，这一危险是要尽量避免的。因此，他主张，由于歉收或一下子支付补助金给同盟国而硬币暂时流往国外，英格兰银行应按照它认为谨慎的办法尽量紧缩国内的货币。在1797年以后实行的规定之下，他宁愿让英镑面对国外的暂时提取而暂时与硬币不等价，却不愿意冒险让国内市场遭到破坏并带来货币紧缩。这是桑顿在1802年为英格兰银行政策辩护、并据以反对金银本位主义批评的一部分理由。　　

第四，桑顿在《纸币信用》（1802，第1、2章）中全面驳斥了被英格兰银行作为贷款指导原则的“真实票据学说”。这一学说将开出来为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货物融通资金的“真实票据”，与仅仅代表一笔债务而没有相应的实际资产去支持的“虚拟票据”区别开来。该学说认为，整个银行系统，特别是将其活动局限于贴现真实票据的中央银行，不能影响价格水平。因为这样做所产生的货币数量随着产出而变化，并且自动和被动地按照“贸易的需要”而调整。桑顿表明，由于商业票据贴现的时期与开始生产一特定单位的产出到它的最终消费所经历的时期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真实票据”与“虚拟票据”之间的区别是似是而非的。但桑顿（同上，第87页）承认，真实票据作为整体可能比虚假票据更快地被偿付，同时资本家的实际销售是可以创造的真实票据的限制条件。桑顿认为，从替代性来看，虚拟票据和普通承兑票据之间不存在区别，即它们都是对商品交付的承诺而非偿付的命令；而且真实票据与虚拟票据的区分同银行的实际活动几乎没有联系。对于银行来说，避免出现问题贷款的最好选择是依靠传统方法，即简单查清借款者的信用状况。。　　

第五，桑顿对银行体系自由运行情况下，银行纸币发行数量存在自我限制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同上，第252-253页）。桑顿认为，在用真实票据进行借款、坚持抵押担保和增加“迅速偿付可能性”的谨慎，可能会导致对银行纸币发行的某些限制；但是如果银行是逐渐增加流通中的银行纸币数量，它们同时也增加了资本家可以用来清算其现存银行债务的工具，而且银行为使银行纸币数量逐渐增加所必需发放的贷款没有必要一定要满足贷款的需求，因此自然也不应限制银行纸币的数量。桑顿（同上，第254页）认为，应该予以重视的是与利润率相比较的利息率。如果银行执行的利息率低于利润率，对新贷款的需求就会没有限制，银行纸币的数量也就没有限制。桑顿最后认为，“想要找出决定银行纸币发行数量的企图，无疑是采用了一个非常错误的指导原则”（同上，第259页）。　　

（二）对桑顿的评论　　

桑顿对货币充当流通媒介和支付手段的认识虽然比李嘉图要充分和全面，但他在《纸币信用》中将信用本身与作为流通媒介组成部分的信用工具区分开来的做法，局限了他对货币本质和货币与银行关系的认识。实际上货币本质上是一种信用关系，要区分信用本身即和作为流通媒介的信用工具，不仅在理论上含糊不清，在实践中更不可能的。当然，这种区分的原意是，当商业票据未进行贴现，在生产者与购买者、购买者之间进行背书转让时，商业票据起到支付手段或货币的作用，而它之所以能够起到货币作用，是因为它是债务契约或信用关系，即以银行信用为基础（银行承兑的商业票据）的银行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用关系；当它进行贴现时，实际上这种银行信用转化为银行贷款。按照现在的银行会计准则，前者是银行的或有资产，后者是货币性的资产（当然，同时它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也增加了一笔负债，即银行活期存款），因此，银行贴现的同时一笔货币也创造出来了。因此，真正关键的是，在真实票据原则之下，如果银行仅仅根据企业生产或贸易的商品作为抵押，即仅仅根据商业票据背后的贸易的真实性开出商业票据，显然对货币和银行系统的稳定是不够的。这里的秘密正是银行与非银行企业的区别所在。因此，银行给企业的真实交易开出商业票据要求抵押或担保，一旦企业无力偿还银行信用和贷款，银行系统就会出现不良资产或短期的支付危机，从而影响或破坏银行系统的稳定。因此，在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内生货币供给机制下，银行系统的稳定取决于抵押品和担保品价值。在现在银行制度下，这种抵押品或担保品主要是不动产、资本性证券或企业的净资产，也就是以货币计算的资本存量价值。关于这一点的认识，无论早期或现代货币经济学家显然没有足够的重视，或者说没有上升到理论上的高度。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银行系统实际上一直根据资产抵押的原则发放贷款或者说创造货币，而这正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决定的。谁不坚持这条规律，谁就会首先破产。当然，货币银行系统的稳定性，还取决于用于抵押的资本存量的名义价值和抵押比例。　　

此外，桑顿对作为英格兰银行指导原则的真实票据学说的批评，也是有问题的。桑顿表明银行系统以真实票据学说作为唯一经营指南的情况下，即使以信誉良好的商业票据作担保而创造的货币，也可能存在不受限制的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莱德勒，1987b）。但实际情况是，在金本位体制下，随着商业银行持有的真实票据（当贴现后）的增加，一方面无论银行是否再贴现，企业的银行存款增加了，这样对英格兰银行纸币以及银行的准备金潜在要求提高了（一旦企业要兑换现金，则成了现实的要求）；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向英格兰银行再贴现商业票据时，英格兰银行纸币供应扩大了，则相应地要求英格兰银行增加金块或铸币的储备。如果，金块或铸币储备不能相应增加，则会出现所谓“未清偿贷款余额与铸币库存准备的比率被扭曲”的情况，从而会出现支付危机和金融恐慌，这里虽然货币扩张了，但货币扩张不一定是“通货膨胀”。　　

（三）金本位论战中的李嘉图　　

李嘉图于1809年加入关于金（银）本位的论战，并很快成为论战中的中心人物。那时的通货几乎完全是由不可兑现纸币组成的。在1797年英格兰银行暂停纸币兑现后，在1809-1810年间出现英镑汇率下降、以及用英格兰银行纸币计算的金价显著上涨（即所谓的“通货膨胀”）。李嘉图主要是在货币的实际问题上，与英格兰银行政策的拥护者展开了辩论，这个辩论的核心观点是：英镑贬值、金价上涨的原因是英格兰银行纸币发行过多，而这种反常现象在可兑现的金本位体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全集》，第3卷）。这样的过度发行不可能有其他结果，“而只会以同样方式和同样比例，像提高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在不降低其价值的同时提高金银的货币价格”（李嘉图，1923，第13页注释及第109页）。换言之，虽然纸币贬值了，但商品的“金块价格”并没有改变。因此，外汇的恶化“将只是名义上的，而不是真正的下跌，不会引起金块的输出”（同上）。　　

因此，李嘉图主张立即恢复金本位制度，以及对英格兰银行的地位和特权进行限制。李嘉图设想，在取消英格兰银行特权后，建立一个不受政府支配的“国家银行”来发行纸币。但这个货币银行体制不同于苏格兰的自由银行制度，是一种金本位体制下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体制。在他死后出版的《建立国家银行计划》一书中集中表述了这一点，虽然他在《原理》一书中已经做了概述。这个计划是，将英格兰银行发行纸币的特权转给“国家银行”，国家银行将代表政府来发行纸币。国家银行的专员们应被赋予完全独立于政府的自主权，扮演的“是所有公共部门并且只是它们的总银行家”角色（《全集》，第4卷，第289页）。他们不能把钱直接借给政府，只能在“公开市场”上购买政府债券。李嘉图认为，这个计划将使得纸币发行比以前较不受政府的支配。这个计划的要旨在于是英格兰银行不能从纸币发行中去赚取利润，只让它作为一个普通的银行机构。这个计划来自李嘉图长期以来所持有的一个想法：英格兰银行是一个没有必要存在的机构，它在赚取那些“应当属于公众”的钱。即使执行这个计划的结果是英格兰银行完全歇业，对公众来说也没有什么不方便。当1844年新的银行特许法案决定把发行部从英格兰银行的银行部分离出来的时候，李嘉图这一计划的影响力得到了证实。　　

 但另一方面，由于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的局限，未能真正看到当时英镑贬值（李嘉图的金币流动机制的分析是错误的）、金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是英国政府在几次战争期间的大量举债和增税（或财政政策），对内生的银行货币供给机制的破坏。英国议会暂停英格兰银行纸币兑现，实际上是迫不得已的举动。在此情况下，金本位货币制度只有三种选择：一是暂时停止现金兑换，让英镑实际上贬值，从而通过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使英国经济在一个新的均衡水平得到恢复；二是继续维持金本位制，英格兰银行纸币与金价在新的均衡水平维持兑换；三是坚持实行金本位制，并按战前兑换比例恢复兑换，即紧缩通货。在货币紧缩的情况下，将使实际产出（和名义产出）和就业下降。李嘉图显然选择了第三种方法。　　

更进一步地说，李嘉图古典两分法的立场，使他没能看到英镑汇率下降、以及用英格兰银行纸币计算的金价显著上涨的根本原因并不主要来自英格兰银行本身。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英镑汇率下降，既有经济因素（如农业歉收和政府的“财政政策”的影响，如为筹措战争经费大量发行国库券，以及增税对消费和投资需求的抑制作用等），也有经济以外的因素（如向同盟国支付战争补助金，公众为逃避禁令将金币熔化或出口等，以及政府利用与英格兰银行的特殊关系而大量借款筹措战争经费等）；正如李嘉图正确地看到，可能还有英格兰银行扩大纸币供给的内在冲动（增加纸币发行收入）或操作失误（如未能区分真实票据与虚假票据）。李嘉图对货币银行体系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认识到，即使在实行金本位制下，英格兰银行与政府的特殊关系对货币（纸币）供给机制的危害性，这种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力为某些银行（如英格兰银行等）提供各种垄断性优待，如银行券发行（地方性）垄断权、税收收入管理的垄断权以及特殊的所有权结构（如与私人合伙人进行不同的特别注册）等，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政府从这些银行借款以筹措战争资金。政府从银行直接借款本身，使银行贷款或银行货币的创造离开了资产抵押，从而对市场经济中自发形成的银行内生货币供给机制的稳定性造成最大破坏。在金本位制下，未清偿贷款与铸币库存准备的比率不恰当地扭曲所带来现金支付的威胁，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恐慌和危机。二是这些早期（1850年以前）的政府银行，在日常业务经营中，不时地使用他们的特许权，经常利用他们的垄断地位，拖后了其他强大而有竞争力的银行的建立。针对当时货币银行体系的弊端，李嘉图关于建立国家银行的计划显然并不是无的放矢的。　　

（四）金本位论战：小结　　

1821年英国恢复了英格兰银行纸币与黄金的完全兑换，从而标志着金本位争论的结束。这次争论围绕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与特定的货币制度建设，实际上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在金本位制下，不可兑换[36]的货币制度如何运行，以及不可兑换与货币扩张的关系，以及两者与物价上涨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英格兰银行以及国家银行的责任程度；第二个更一般性的问题是，内生货币供给机制下的中央银行的责任和“货币政策”的限度。　　

第一，正如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86）所正确指出的，所有参与19世纪早期关于货币与银行问题争论的人，基本上都把金本位视为理所当然的——在金本位下，政府的作用被限制在铸币及其等价物方面（即提供硬币的库存量情况）。暂停支付硬币被认为是——而且事实上通常是——一种克服暂时性困难的一种权宜之计，超出硬币储备的政府发行的任何货币（无论是纸币还是存款），用现代术语来说，均被认为是内部货币而非外部货币。这种带普遍性的观点如历史的经验所表现的那样，毫无疑问地反映了广泛的呼声，“不可兑现的纸币，对于使用它的国家来说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证明是一个祸根”。（费雪，1911）　　

第二，毫无疑问，作为反金本位主义理论基础的斯密的“真实票据学说”，以在金银本位制下、可兑现纸币和18世纪的苏格兰自由银行制度这一特定的货币和金融体系为背景，其对货币和银行的“创造性和深刻的”（马克思，1859，第168页）分析，即将货币的创造与生产过程相结合，这是内生货币供给的基础。特别是“真实票据学说”将银行信用货币的创造与“资产抵押”联系在一起，虽然这种联系缺乏明确性，但结合斯密强调银行必须在收受存款的基础上，才能放款于人的存贷平衡思想，他实际上进一步发展了劳和斯图亚特阐发的内生的银行货币供给理论：　　

　 　

“商人或企业家营业的资本既不宜全部向银行借款，也不宜大部分向银行借贷。商人或企业家，固然可以向银行借钱来应付不时的需要，省得储下现钱留着不用，但他的资本，也只有这个部分，宜向银行借贷。企业家向银行借钱，应该限于这个部分。如果银行借出纸币，不超过这个限度的价值，那发出去的纸币额，亦决不会超过国内无纸币流通所需的金银额，决不致数量过剩，决不致有一部分为国内流通界所不能容纳。”（1776，上卷，第279-280页）　　

　 　

桑顿虽然批判了真实票据与虚假票据的区分，但他实际上部分接受了斯密的货币理论，特别是在他反驳银行货币（纸币）供给机制存在自我限制的自然倾向时。我们已经看到，桑顿对斯密反驳实际上有点无的放矢，因为在斯密看来金属货币是有实体价值的商品，而银行纸币只是金属货币的节约工具，因此纸币不能超出它所替代的黄金和白银的价值，超出部分将回流到银行；而桑顿（1802，第8章）却认为商品的价格是由交换领域中的需求来决定的，他几乎从未使用过货币是一种加工过的产品的概念。这一前提，实际上削弱了桑顿对于斯密的“流通渠道”分析的批评。　　

第三，李嘉图的金本位主义的观点的理论基础是货币数量论。其中心问题是要解释在法定自由兑换条件下，金块溢价即纸币贬值的原因，并找出实际中有助于恢复和保持经济自由兑换的处理原则，从而保证纸币同金属货币的行为一致。也正是由于他的货币数量论和古典两分法的局限，使他虽然比他的前人和同时期的人率先看到了不可兑现的纸币制度下产生通货膨胀的现象与英格兰银行和政府密不可分，但他的理论局限限制了他进一步探究。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金本位体制下出现的通货膨胀，必定是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一方面破坏了内生货币供给的约束机制，和破坏了市场经济中的信用关系；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政府对内生货币供给机制的干预和破坏所直接引发。这就是英国政府通过英格兰银行筹措战争资金，从而使货币不是根据商业发展的需要，而是根据政府财政需要外生发行。更一般地，在英格兰的货币银行体系下，政府与特别注册银行即国家银行的特殊关系，使得政府迫于战争压力而急需资金的特别时刻，频繁向那些特别注册银行告贷，这种特别贷款的数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为清偿贷款与铸币库存准备的比率被一再不恰当地扭曲。由于国内的货币扩张使得国际收支逆转，存在着对外的现金枯竭；同时又由于不断提高名义收入带动了对现金需求的与日俱增，对内的现金枯竭也不可避免。于是，即使政府自己注册的银行，其遭遇挤提的风险也不断增大，随之而来的还有金融恐慌与金融危机的威胁，因此，即使没有政府法令人为地规定“不可兑换”，政府对内生信用货币体制的破坏，一样会导致通货膨胀或汇率贬值。　　

第四，正如莱德勒（　1987a　）指出的，“真实票据学说”的关键错误，在于它把要求贴现的汇票的名义数量隐约看成与银行系统的政策无关，认为它们决定于经济中正在生产的商品的实际数量，而不是从事生产和贸易所感觉的赢利性。桑顿和以后一切批评这个学说的人都已指出，这种感觉的赢利性取决于银行系统愿意放款的利率，以及借款者期望得到的收益率。用魏克塞尔（1898）的语言来说，一切取决于“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之间的关系。莱德勒认为，“真实票据学说”在可兑换制度下本来是一种比较无害的想法，可是遇到不兑现的情况就变成无限制的通货膨胀与汇率贬值的一贴药方。这个结论具有持久的重要性，也是金银本位主义辩论最大的成果。 　　

　 　

1821年英国恢复兑现，即重新回到金本位制。但恢复兑现并没有结束有关货币银行制度的争论。主要由于在金本位制下的和平时期，英国在1825年，1836-1839年间两次发生工业和商业危机。这是在1821-1860年间大约以10年为周期的古典经济危机的一部分。在危机的顶点，商人无力支付债务，利息率由于交易者不顾一切地借入货币而上升到很高的水平，国际收支赤字，黄金流往国外，商业和工业公司大量倒闭，工人失业，价格下跌，市场一片恐慌，人们普遍担心信用体系崩溃导致银行纸币兑换黄金的停止。理论家们目睹了新兴世界市场的周期性的工商危机所造成的货币现象，各种思潮纷纷解释这种现象，并具体化为通货与银行学派之争。　　

这场争论是金本位论战的延续[37]，即作为1810年金块报告继承人的通货学派（Currency School）、作为1810年金块报告反对派的继承人的银行学派(Banking School)和自由银行学派（Free Banking School）之间的流派之争（参见摩根，　1965a　）。通货学派论战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麦克库洛赫（McCulloch）、劳埃德（Loyd）（即奥弗斯通（Overstone）勋爵）、朗费而德（longfield）、诺曼（G. W.  Norman）和托伦斯（Torrens）。银行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图克(Tooke)、富拉顿(Fullarton)、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rat Mill)和威尔逊(J. Wilson)（其观点处于银行学派与自由银行学派之间）。自由银行学派的最著名成员是帕内尔（Parnell）、吉尔巴特（J. W. Gilbart）和斯克罗普(P. Scrope)。　　

    　　

    一、通货学派的主要观点或“通货原理”　　

通货学派的主要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理想货币应该是完全金属货币，理想状态的货币行为应该遵循广义的李嘉图方式，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变化会改变货币的价值，并导致黄金的输入与输出。然而，他们认为，在当时英国实际的货币是由黄金和可兑换的银行纸币构成，所以不具有完全金属货币那样的行为。货币问题的产生源于货币供给（即铸币和纸币）相对于可用的铸币储备基础增长过快。由于英格兰银行和国家银行都倾向于过度发行，因此需要法律强制规定纸币的发行自动与铸币基础同步调整（即“通货原理”）。一旦纸币发行与英格兰银行黄金储备一比一变动，由商业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波动所引发的商业周期与货币因素无关，即周期不会被货币扩张和收缩所加剧（即货币是中性的）；除了法律调节纸币发行外，英格兰银行无需对银行体系整体的运行承担更多的责任，即没有系统职责，而且英格兰银行可以象那些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一样经营（参见古德哈特，1992）。　　

通货学派的原理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即经济中存在着一个一般价格水平，不管货币供给是完全金属通货还是混合的通货（包括纸币和铸币），这种价格水平是同样的（参见施瓦茨，1987；科里，1987）。按照劳埃德的观点，完全金属通货下的黄金流进或流出，对流通中通货的增加或减少有直接的影响，从而必然引起价格的上升或下降；而混合通货下只有在黄金流入或流出恰好与纸币增加或减少相适应时才能发生作用。他和通货学派的其他人，把混合通货下价格水平的上升和金块储备的下降看作是过度纸币发行的征兆；这就意味着金块的输出与输入仅被当成货币过量或不足的标志，从而也是衡量纸币价值的标志。这样，通货学派复制了李嘉图的关于国际间铸币流动的“自动”运行机制和货币数量理论。他们主张法律调节，以保证货币既不多也不少，因为不这样，通货的波动将会恶化经济中循环的趋势。但是，除了纸币发行外，他们没有看到调节银行活动的必要性（参见安娜.j.施瓦茨，1987）。　　

    　　

    二、银行学派的主要观点或银行原理　　

通货原理遭到了银行学派的强烈反对。虽然银行学派也主张维持英格兰银行纸币与黄金的可兑现性，但是他们认为，如果维持可兑现，纸币的过度发行是不可能的；而通货原理只是某些大脑中虚构的产物（参见怀特，1984）。图克、富拉顿等针对通货学派采用了李嘉图的货币数量理论，转而发展了银行学派原理，即回流法则和交换需要学说。　　

       （一）交换需要学说　　

图克（1844）和富拉顿（1844）认为，纸币流通量应该由需求决定——不论季节性原因和还是周期性原因，当商业下降时缩减，当商业扩张时繁荣。这一学说一个暗含的假定是，银行或者能够改变他们的储备金比例，以适应较低或较高的纸币负债，或者通过与存款负债相反的变化来抵消纸币负债的变化。　　

富拉顿（1844；参见安娜.j.施瓦茨，1987）否定了过度纸币发行在缺乏需求下是可能的，纸币发行的变化能够引起国内价格的变化，或这种变化能够引起金块储备的下降。在完全金属通货下和在混合通货下一样，银行存款、汇票和所有信贷形式都可能影响价格。而且，在完全金属通货下，黄金的流入和流出可能改变金块储备，但不会改变价格。如果维持兑换，纸币过度发行是不可能的，也不需要管制纸币发行的法律。收支逆差是一个暂时现象，它可以自行矫正。例如，在农业歉收过去之后，一个好的收成就会随之而来。　　

（二）回流法则　　

银行学派继承了真实票据学说，并将它发展为“回流法则”。按照这个规律，银行券发行过度只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是可能的，因为银行券将会很快回到发行者手里以偿还贷款。　　

        银行学派强调货币当局不应任意增加流通中的银行券数量，而只能随非银行公众的需求相应增加，图克对纸币与银行券之间这一关键差异作了如下解释：“不仅在于规定它们数量上的自由兑换界限，而且在于发行方式”（图克，1844，第70-71页；富拉顿，1844，第3章；威尔逊，1859，第48、51-52、57-58页）。与此相反，通货学派完全把“货币周转”与“信用”等同起来，这在经济上搞错了（马克思，1973，第123页）。银行券的预付并不“增加”货币供应量，而只是改变了货币的“构成”，允许掌握在公众手中的一种金融资产代替另一种金融资产。超额的银行券以存款形态或金块需求的方式返回银行（图克，1844，第60页；威尔逊，1859，第58页；马克思，1867，第3卷，第5篇）。回流法则认为，经济自由兑换不仅依靠银行券同铸币兑换的法定权利来保证，而且通过保持预付贷款的银行券与到期返回银行的银行券之间的平衡来保证。假如，贷款发放发生于代表现实或（在一定时限内）潜在价值量的商业票据，那么，“在长期内，回流和发行将总是互相平衡的”（富拉顿，1844，第64-67页；马克思，1973，第131页）。　　

银行学派没有想象能够靠货币手段消除经济周期，而是发展了一套新的准则。依靠这些准则，货币当局可以通过利率和准备金管理来影响“信用状态”（图克，1844，第124页；富拉顿，1844，第164页；马克思，1867，第3卷，第447页）。在古典分析的框架内，正是银行学派逐步走向建立一套现代货币管理的基本原理。　　

    　　

    三、自由银行学派　　

自由银行学派基本观点是主张建立一个具有竞争性的、自我调节的货币（纸币）发行机制，反对英格兰银行对纸币发行的垄断；认为过度的纸币发行和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即经济波动）只适用于英格兰银行纸币，正是英格兰银行扩大和最终收缩它的纸币发行引发了价格波动：最初银行的行动降低利率，最后提高利率，因为可贷资金供给最初上升而后下降。英格兰银行的垄断地位使它能够造成这种波动，而在竞争的银行体制中则不可能发生。自由银行学派的理论依据同样来自真实票据学说。   　　

  　 　

五、“通货—银行”论战：小结　　

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的分歧首先来自对货币定义的不同。在关于金本位论战期间，流通媒介是由金银铸币、英格兰银行纸币和国家（指伦敦以外地区）银行纸币组成，而汇票和银行存款在批发交易中是广泛使用的支付手段。通货学派（包括金本位主义者）将“通货” 定义为金银铸币、纸币（银行券）等流通媒介上（李嘉图，第3卷；诺曼，1833，第23、50页；麦克库洛赫，1850，第146-147页；参见科里，1987；奥布赖恩，1987等）；银行学派对货币理解比较宽广，体现了深刻的洞察力，图克对通货原理的支持者指出，“货币”必须被理解为不仅是金银铸币和纸币（银行券），还包括支票、汇票、结算单据以及任何形式的可以作为流通媒介组成部分的、在日常交易中发挥货币功能的信用票据（图克，1848；参见皮威蒂，1987）。“几乎不存在可以对信用进行归类的形式，在该形式中，信用经常被要求执行货币的功能；无论这种形式是银行纸币，还是汇票，或者银行支票，该过程在每一个实质特征方面都是相同的，结果也相同。”（富拉顿，1844，第64页）。银行学派看到了可用支票的银行存款取代纸币成为主要的支付手段，因此，纸币发行与黄金准备的关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调节银行业的活动。通货学派的支持者虽然也意识到银行存款能被用来作为购买力，但他们认为英格兰银行纸币（Bank note）发行的数量决定银行存款的数量。正如汉森（1983，中译本第174页）所指出的，“到头来却正相反，正确的还是：纸币发行的规模决定于银行存款水平”。因此，纸币发行的规模与其说是货币数量增加的原因，不如说是其结果；如果认为合乎需要的限制货币数量，唯一可以起作用的方法首先是由银行来限制信用膨胀（同上，第173页）。但毫无疑问，扩展中的经济要求有弹性的通货。1844年银行特许法对国家银行纸币的发行施加的严格限制，要不是钞票已很大程度地为银行存款所代替，使用支票提取存款已成为这个国家工商界使用货币的主要形式，那很有可能导致19世纪后半期价格持续下跌，还很有可能伴随对生产的严重遏制（同上，第157-158页）。　　

　 　

  早期新古典货币和信用周期理论　　

  早期的新古典货币理论是指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以后到凯恩斯的《通论》发表之前的传统货币数量论及其发展形式——即信用周期理论。这一时期新古典货币理论的基本特征是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两分法。新古典经济学将影响市场经济活动的因素区分为“真实”力量和“货币”力量，“真实”力量决定了商品的相对价格和“生产要素”的物品收入，而“货币”力量则决定了一般物价水平。“真实”力量有建立均衡（包括充分就业在内）的强大趋势，而“货币理论”只是分析经济周期、通货膨胀和“偏离充分就业”一类现象（参见罗宾逊和伊特维尔，1974，中译本第294页）。　　

　 　

 边际革命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19世纪70年代，由杰文斯（1871）、门格尔（1871）和瓦尔拉斯（1874）各自独立地发表了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新经济学著作，这就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边际革命”[38]。边际主义的兴起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产生。这场“革命”的最初效果并没有象“马克思主义革命”那样波澜壮阔，直到19世纪末，新一代经济学家才采用边际主义的新“范式”（按照库恩的语言）指导他们的工作。这些经济学家是庞巴维克（1888）和维塞尔（1889）发展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把边际效用论扩展到资本理论和分配论；帕累托（1906）发展了洛桑学派的思想，提出了序数效用理论，并用此论证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从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间，埃奇沃思、马歇尔[39]、J.B.克拉克、威克斯蒂德、魏克塞尔等相继提出了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特别是马歇尔出版的《经济学原理》（1890）在边际理论中成本和价格间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一种广为接受的解决办法，即确立了由相同原理确定的关系：价格取决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生产成本组成部分的价值取决于相似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事实上马歇尔在《原理》中提出的是一种同时决定价格和生产成本组成部分价值的新的一元化理论，即供求规律。用马歇尔（1890）的话来说，就是：“当‘边际效用和成本并不决定价值，而和价值一样受一般供求关系的支配’时，‘生产成本原则’和‘最终效用’原则是供求万能法则的组成部分。”马歇尔支配了英语世界的经济学说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甚至到1939年二次大战开始（参见J。罗宾逊和伊特维尔，1974；坎布斯，1987）。　　

 但边际主义和它倡导的公理化的逻辑分析方法迅速取代古典经济学、并牢固占据统治地位（期间只有凯恩斯经济学对它提出了挑战），却是不争的事实。新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固然与其历史背景、社会哲学和意识形态密不可分（参见J.罗宾逊和伊特维尔，1974，中译本第45页；柳欣，1994，第7页），但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古典经济学非公理化的分析方法和理论中的一些矛盾，也是新古典经济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和分配理论中，产品的价格是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种生产要素的“自然”报酬率推导出来的，它们依次由三种分离的理论来解释：地租是边际耕作成本的级差剩余决定；工资由再生产劳动力的长期成本决定；而资本利润率被看作是一种剩余。因此解释土地和资本的价值的原理与解释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原理是完全不同的。而边际主义的“新经济学”却提出了价值和分配理论的新的一元论（参见布劳格，1985，第298页）。此外，古典经济学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的老大难问题也依然没有解决。斯密曾用水和钻石的自相矛盾情形来说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水无疑很有用，然而它的交换价值却很小；另一方面，钻石并非生活必需品，其交换价值却很大。商品如果要用来交换的话，显然必须有用，但有用却不能决定交换价值。斯密甚至暗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负相关的（参见J。罗宾逊和伊特维尔，1974，中译本第45页）。　　

 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与职业经济学家的出现相联系的。其背景是由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教科书培养起来的一代经济学家在学院经济学的讲台上发动了一场“边际革命”。他们把机械力学的均衡原理和数理逻辑引入经济分析，以建立比较严密的公理化逻辑分析体系。瓦尔拉斯认为：“这种经济学纯理论是在所有方面都类似于物理—数学科学的一种科学”（《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1985）。它是按照牛顿所创立的古典力学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商务，1984）。　　

 这种公理化的逻辑演绎体系是从某些前提假设出发建立起来的。首先他们认为前提假设应具有公理化的性质，即是被人们普遍感觉到或被经验证实[40]（门格尔，《经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在这点上，他们批评古典经济学的前提假设过于狭窄，而不具有普遍性。如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批评劳动价值论不能解释钻石和水何者价值更大的矛盾；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假设是违反经验的，如生存工资假设，正是基于这一点。新古典理论完全改变了古典经济学的命题，他们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假设出发，用“稀缺的商品”来取代古典学派的“生产的商品”，用交换来取代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和分配，用资源配置来取代古典经济学的再生产和资本积累。新古典理论的这一套假设和命题使其能够采用当时自然科学所使用的数理逻辑和物理学的均衡分析，从而建立起一套系统的逻辑分析体系。这就使新古典理论比古典经济学更显得具有逻辑一致性，从而取代后者而成为正统经济学。　　

然而，这种新古典理论对古典理论的取代意味着研究方向的转变，即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转向了纯粹的技术分析，作为表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总量分析完全被相对价格的分析所取代，所遗留的总量问题和货币理论则完全为货币数量论所支配。　　

　 　

　 　

  新古典货币数量论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的出版，标志着新古典主义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参见樊纲，1991，第9页）。这是以完全竞争静态均衡为特征的微观经济学体系。而凯恩斯之前的宏观经济学，则是受新古典货币数量论支配。新古典货币数量论不仅仅是关于货币购买力或货币价值如何变动的理论，更主要是一个关于M如何影响对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MV，并通过MV影响一般物价水平P和产出水平T的理论。虽然一般认为欧文·费雪（1911）第一个对货币数量论做了系统阐述[41]，但货币数量论实际上有3个不同的版本（参见布劳格，1985）：一是费雪在《货币的购买力》（1911）中系统化的交易方法；二是由马歇尔、瓦尔拉斯[42]、魏克塞尔、庇古发展的现金余额方法；三是与罗伯特森和青年凯恩斯联系在一起、并在庇古[43]的《产业波动》（1927）一书中详尽阐述了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概念而登峰造极的收入方法。　　

按照帕廷金（1965，中译本第174-175页），新古典货币理论是按照交易方程式或现金余额方程式组织起来的思想体系。新古典方程式的明显不足在于，它们未能显示利率的作用，从而不能适用于分析利率的整个理论体系；同样它也不能用于证明古典学派关于货币量变动不影响利率的主张。对此，我们称之为传统货币数量论。而收入说的货币数量论则从货币收入—支出分析出发，从流通领域深入到生产领域，将收入—支出分析方法进一步转化为储蓄—投资分析，进而又提出利率因素作为投资和储蓄关系的杠杆；从此出发论述货币对价格水平波动的影响，这就将货币的间接作用进一步深入到生产领域，从而进一步引出货币和经济周期的关系。其中，魏克塞尔可以说是货币数量论向收入、储蓄和投资分析的转折点。而20世纪20、30年代关于信用周期理论的大辩论中，收入说得到了充分发展，其代表是罗伯特森（1926）和凯恩斯（1930）。对此，我们将其看作新古典货币数量论或传统货币数量论的发展形式，专门进行讨论。　　

         一、费雪的现金交易说 　　

  交易方程是由西蒙.纽科姆（Simon Newcomb，1885）用公式表示，并由费雪（1911）加以推广的：　　

    MV=PT　　

 方程式是一个恒等式，式中M代表货币存量；V为货币的流通速度，即单位美元存量每年转手的次数的平均数；P为该式有关的货币交易中的平均价格水平；T代表这些交易的每一年的物质流量。考虑到交易的非单一性，费雪又写出MV=ΣpiQi 。式中pi、Qi是单个商品的价格和数量。在费雪的交易方程式中，T和Qi是对所有包括清偿货币、中间产品和劳务以及最终产品和劳务、过去生产的商品以及新生产的商品、金融资产以及产品在内的交易的衡量。相应的流通速度也是综合性的。　　

费雪区分了两种交易媒介即通货和活期存款的数量M和M’，以及它们各自的流通速度V和V’：即MV+M’V’=PT。体现了作为交换媒介的银行存款在通货中的重要性的增加。过去的实践仅仅把政府发行的通货计算为货币，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把它看作为健全货币或基础货币，而且认为银行的作用在于增加货币的流通速度，而不是增加货币存量。　　

 如何从交换方程中得出货币数量论？费雪认为，通过货币进行交易的实际量T是外生的；流通速度取决于制度和习惯，它不依赖于方程中的其他变量；通货供给即用通常的术语来说货币基础，在通货和银行准备金之间的划分是稳定的，并且不依赖于方程中的变量；银行是完全“贷足”，因而存款M’是准备金的稳定的乘数，它取决于银行的谨慎态度和规章制度；外生的通货供给本身的变化是冲击的主要根源。在上述情况下既定的情况下，它使价格水平P发生同比例的变动[44]。费雪相信，市场体系会不依赖货币因素而独立地达到商品生产的一定水平，该水平由可得资源和技术水平决定。于是，唯一可自由调整的变量就是商品的价格水平。费雪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复活了古典学派的假设：货币因素至少在长期内不影响经济活动。这就是新古典两分法的含义。　　

         　　

    二、剑桥现金余额说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分析货币的媒介商品交换的作用有两个角度：一是代表“一般购买力”；二是用作购买力的暂时栖身。货币的前一方面作用在交易说中得到了强调；货币的后一方面作用则在现金余额说中得到了强调。它是由剑桥经济学家马歇尔（1923）、庇古（1917）等发展的。马歇尔（1923，中译本第43页）认为，交易方程式的缺陷是“并未指明控制通货流速的原因；为了揭露这一原因，我们必须看看该国人们选择以通货形式保留在手边的购买力的量”。因此，剑桥经济学家探询了人们的货币需求和持有货币的动机。那么人们或企业愿意持有多少货币作为购买力的暂时栖身呢？马歇尔、庇古认为这有两个因素决定，一是人们对持有货币加以权衡利弊、得失而作出决定，“货币保持在手里不产生收入，所以每个人多少是自动和本能地权衡利弊，即把增加持有货币的利益来对比将这增加的货币用于商品的消费（如购买一件外衣或一架钢琴）所得到的直接满足，或在一些企业中用于厂房设备或股票投资所得到的货币收入。这样，一国所保持的货币总值不会比它的成员所愿意持有的现成购买力低得或高得很多。”（马歇尔，1923，第38-39页）这实质上是新古典主义的边际分析。庇古（1917，第45-46页）更明确地运用了这种边际分析，他认为人们将他们的收入用于生产或以货币的形式保持在手里会有一定的安排，“使得他们的收入的最后一个单位用于生产或用于持有货币都会产生同一数量的满足”。二是人们的“价格预期”是决定收入中货币保有比例的另一个因素。“对总的商品价格将会下降的预期，加强了人们持有货币的愿望；预期价格上涨则产生相反的结果”（庇古，1917，第48页）。因此，若用k来表示人们人们持有的货币量占名义国民收入的比重，剑桥货币需求函数为：　　

       Md = kPQ　　

Md是持有名义货币余额的需求，是货币收入减去支出后的余额，也称现金余额；PQ是名义国民收入。另一方面，剑桥经济学家认为，货币（即有形货币加支票户存款）的供应是由货币当局决定的，因此Ms是外生的。由于k是可以看作常数，而产量或实际国民收入Q是由生产技术和消费或家庭的偏好决定的[45]，可以看作是货币领域之外的常数。因此一般价格水平P只能由M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了货币数量论的结论：货币数量的变化在长期内不会产生真实效应，却能决定物价水平。　　

虽然交易分析方法和现金余额分析方法的货币数量论结论是相同的，但在货币的定义、变量和分析技术上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并影响了后来货币理论发展的分歧和争论。　　

第一，交易分析方法把货币定义为债务清偿中凡是用作交换媒介的东西；现金余额说还很适用于诸如不能用支票转让的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这样的购买力的暂时栖身。　　

第二，交易分析方法导致对支付过程有关的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的强调：例如银行体系的发展、达成交易的财务和经济的安排、通讯和交通运输的速度等；而现金余额分析方法导致对影响货币作为资产而使用的那些变量的强调：即因持有货币而不是持有其他资产所造成的成本和收益、未来不稳定性等，从而奠定了关于货币需求的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的基础（参见布劳格1985，第635—636页；弗里德曼，1987）。　　

第三，交易分析方法注重流通中的货币量，是用“飞翔的货币(money on the wing)”即货币流通速度来表述货币数量论，是一种流量分析方法；而现金余额分析方法是用“栖息的货币(money sitting)”即现金余额来说明货币存量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存量分析方法。　　

第四，费雪的交易分析方法是总量分析的，它关心的是整个经济为了实现一定交易量而需要的货币量；而剑桥的现金余额方法是微观分析或边际分析，它关心的是假定必须实现交易的情况下个体愿意持有的货币量。　　

三、传统货币数量论的性质　　

    布劳格（1985，第633页）认为，把货币数量方程，MV=PT，转变为货币数量论，至少需要3个至关重要的假设：（1）在因果关系的方向上必须是从MV到PT；（2）当M变化时，V和T必须是不变的，也就是说，所有V和T的变化必须归结为非货币因素的变化，比如银行业的创新活动，新的支付习惯，整个经济的生产力的增长等等；（3）名义货币的存量必须是外生决定的，即独立于公众对货币余额的需求，在金币本位制下它取决于金矿的产量和国际收支平衡，在可兑换或不可兑换纸币本位制下它取决于中央银行对狭义的“高能货币”基础的控制，因为商业银行体系发行的支票和银行券或多或少与中央银行创造的高能货币基础有着严格的联系。　　

 这样，就得到货币数量论的简单表述：货币供给的外生变动只会引起一般价格水平的同比例变动。哈里斯（1981，第4章）称之为“原始货币数量论”。　　

 这种严格形式的货币数量论把货币的职能定义为一种交易媒介，并假定人们只关心其现金余额的当期购买力，即人们希望在经济的实际产出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时持有一个不变的实际现金余额数量M/P，因此为了维持现金余额不变，价格水平必须按照名义货币供给等比例变动。等比例定理意味着一种均衡状况，因此它暗含着当货币变动时出现失衡时，在M和P之间有一个动态的调整过程。这种调整机制早在古典货币理论中已区分为两种不同的M到P的传导机制：即最早由康替龙和休谟阐述的“直接机制”以及由桑顿（1802）阐明并被李嘉图（《黄金的高价》）引用“间接机制”。直接机制相信在实际和合意的真实余额之间的失衡将刺激支出而最终导致价格与货币的注入量等比例变动；另一方面，间接机制相信在没有市场利息率下降的情况下额外的现金不可能被注入到经济中，只有在利率下降刺激投资支出，从而对价格产生向上的压力直到利息率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因此，等比定理不是关于短期均衡结果而是关于长期均衡结果的定理。在长期均衡中，货币是中性的，即名义货币供给的变动不会对真实经济变量，例如对产出、就业和资源配置产生影响；而从短期向长期均衡过渡期间，货币变动能对真实经济活动产生清楚的影响。　　

 哈里斯则认为，货币数量论者不仅论述了一般价格水平的决定，利率的决定，货币供给理论以及货币需求理论这样一些问题，并且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因此他认为应该把货币数量论作为一种思想框架。弗里德曼（1956）指出：“货币数量论是一个使人想起一般方法的术语，而不是一个定义完整的理论的标签。”　　

 货币数量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清晰特征的阶段：（1）休谟清楚地掌握货币的长期中性和短期非中性的区别，并且对后者倾注了几乎和前者一样的关注。（2）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货币变动的非中性效应菜单，但是当他们在反击他们的重商主义前辈的原始通货膨胀主义的时候，又一贯地淡化它们的重要性。鉴于休谟承认爬行的通货膨胀具有正的产出和就业效应，李嘉图和穆勒避免提出任何有关货币注入可以产生有利的真实效应的建议；在他们看来，货币数量论实质上等于纯粹而简单的等比定理。（3）在1870-1930时期，新古典经济学家逐渐从李嘉图和穆勒采用的严格形式的货币数量论立场上后退，这一时期的货币数量论的典型特征就是收入分析方法的发展。　　

　 　

四、货币数量论的收入方法　　

　 　

 货币数量论的收入分析方法的基本思路是从名义收入而非货币总量出发分析货币收入变动对各种不同的商品价格从而对价格水平变动的影响过程，其特点是由货币收入—支出分析出发，从流通领域深入到生产领域，提出利率因素作为投资和储蓄关系的杠杆，将收入—支出方法进一步转化为投资—储蓄分析，从此出发探讨货币对价格水平波动的影响，这就将货币量的间接作用进一步深入到生产领域，引出货币量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　　

    虽然早在康替龙1755年出版的《商业性质概论》中有了收入说的萌芽，一般认为图克（1844）提出了货币数量论的收入分析方法的基本命题。魏克塞尔（1898）和霍特里（1913）的著作强调“货币收入总和”，强调它是如何变化的，这是马歇尔现金余额方程分析方法的发展和深化，成为迈向分析收入、储蓄和投资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现金余额分析方法的主要代表庇古在其1927年出版的《产业波动》中也转而采用收入分析方法，而凯恩斯则在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中从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对收入说作了充分的分析和阐述。此后，熊彼特、阿夫塔里昂和哈耶克等人也采用了收入分析方法。实际上，至少自詹姆斯.安格尔（1936）的著作以来，货币经济学家都倾向于按照收入交易而不是总交易来表示货币数量方程：MV=Py’（参见弗里德曼，　1987a　）。　　

  货币数量论的交易说和收入说对于货币的作用认识，涉及到完全不同的概念：对于交易说而言，关于货币的最重要的东西是货币的转移支付；而对于收入说而言，最重要的东西是货币的持有。这种差异在关于货币数量方程的剑桥现金余额说中甚至更为明显（庇古，1917）。确实，收入说也许可以最恰当地看成费雪学说和剑桥学说的中间站（参见弗里德曼，1987）。　　

 事实上，新古典货币数量论的显著特点是对短期问题和失衡情况下V的不稳定性，而不是长期的货币对价格的同比例性。即使在费雪的《货币的购买力》这本被认为对严格数量论典型描述的著作里，也包含了“过渡时期”的相当内容的分析，在过渡时期T和V是变动的。这些过渡时期被假设平均长达10年。费雪毕其余生写了关于应对过渡期的周期波动的货币建议。魏克塞尔，正象我们将要看到的，集中关注“累积过程”问题，而累积过程本质上是短期的、失衡现象。同样地，马歇尔货币理论的追随者，例如庇古、罗伯特森、拉文顿和青年凯恩斯，他们关于货币问题的论文和著作中的大量篇幅是论述工业波动中货币的作用，当然庇古和罗伯特森都写了关于商业周期问题的专著。集中于短期分析在20世纪30年代的芝加哥货币数量论者之间，比如H.C.西蒙，更加明显。所有这些的共同特点是在货币和价格的长期均衡关系中缺失利息率，他们主要关注如何通过适当的货币行动以稳定价格水平的短期政策问题。　　

 简言之，在凯恩斯之前新古典货币数量论事实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宏观经济学。在货币数量论的全盛期，它不再是曾经认识的那样——一种主要关于货币价值或货币购买力变化的原因的理论——而是一种M如何影响对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MV、并通过MV，影响价格水平P和 产出水平T的理论。　　

　 　

　 　

  魏克塞尔的货币理论　　

　 　

魏克塞尔对货币分析的贡献最主要反映在他1898年出版的《利息与价格》和1906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讲义II》之中。魏克塞尔的货币理论是属于现金余额说的范围（参见帕廷金，1965；布劳格，1985）[46]还是收入分析方法（如林维星：《货币数量论之研究》）至今存有争议。魏克塞尔（1898）不仅使用了现金余额概念，而且从货币持有量的角度探讨了货币流通速度的决定。　　

　 　

一、魏克塞尔与货币数量论　　

哈里斯（1981）认为，在凯恩斯主义之前，魏克塞尔以最完美的形式提出了货币数量论。“不能否认，在一定情况下，数量论是可能正确的，不论怎样，它带有高度的真理。”（魏克塞尔，1898，中译本第31页）。他进一步指出，“但切勿这样设想，以为货币的现有存量或个人余额的数量，可用来作为商品价格的直接尺度，从而决定其水平。”（同上）实际上，魏克塞尔提出了（在一个充分就业经济中）以实际余额效应和物品市场的失衡为基础来解释货币数量论背后的机制，这就是通过余额效应起作用的“直接机制”。弗里德曼在其现代货币主义理论的发展中，仍然强调这种机制的作用。在《利息与价格》第5章中，魏克塞尔是这样来阐述货币数量论的：　　

　 　

“现在让我们假定，由于某种原因，商品的价格上涨了，货币的存量没有变动，或者货币的存量减少了，而价格暂时没有变动。这样，与价格的新水平相比，现金余额就逐渐显得太少了。因此我要设法扩大我的现金余额。要做到这一点——关于借贷等等的可能性，这里不谈——只有减少我对货物或劳务的需求，或增加我自己的商品的供给。或两者并进。商品的一切别的所有者和消费者，情形也都是这样。由于商品需求普遍减低，供给普遍增加，势必使一切价格不断低落。只有当价格跌落到使现金余额认为已经达到足够的水平时，跌势才会停止（就上面前一个情况说，这时的价格当已跌到原来水平）。”（1898，中译本第32-33页）　　

　 　

在这段引文中，魏克塞尔假设货币存量不变，而且不考虑银行体系。　　

因此，魏克塞尔认为，“这个理论（指货币数量论——引者注）对其主题做了真实的阐明，那种方式在理论上是无可争辩的；但不幸的是只是基于同实践很少关系、有些方面简直全然没有关系的假定。”（同上，第33页）其错误就在于其“其他情况若相等”的假设与现实不符：“但是那些必须设想为‘相等’的‘事项’中，有些却是在整个经济学中最脆弱的，最无从捉摸的因素——特别是货币的流通速度，事实上所有别的因素都可以或多或少归因于它。”　　

 魏克塞尔对传统货币数量论的批驳来自于引入信用制度的分析。在“纯现金经济”的基础上，“如果我们继续下去，把信用这个因素考虑在内，整个情况将完全改观，将立即会失去数量论的凭借。（在简单的信用经济下——引者注）信用的作用，只是象一个强有力的滑车，加速了货币的流通。”（同上，第48页）；特别是在“发达的信用经济”或有组织的信用经济下，“流通的速度在实际上或实质上提高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流通的速度已经能够或多或少随心所欲地增加了。”（同上，第51页）。在这里魏克塞尔实际上考察的是有银行体系运行的经济，他所有的货币定义仍和桑顿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一样，是黄金而不是银行存款，因此，可把银行存款的变动看成是黄金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由于在发达的信用经济中，保持个人现金余额的做法几乎已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活期、定期存款以及货币交易中的各种手段；银行的现金只占其储户存款的一小部分，这表明，魏克塞尔的货币数量论是为基于部分准备金的银行体系而建立的，无疑突破了传统货币数量论从个人货币支出的角度来分析社会货币流通的局限，并反映了“当时货币体系即将经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将使货币体系朝着魏克塞尔所看到的方向进一步发展”（参见希克斯，1977，中译本第69页）。　　

        　　

        二、间接机制的分析　　

    魏克塞尔对货币理论的贡献之一是对通过利息率联系货币和价格的“间接机制”的详尽阐述[47]。间接机制是魏克塞尔在《利息与价格》中讨论的唯一机制，而且它也是累积过程的中心。累积过程是通过利率（包括货币利率和正常利率）的变化对储蓄和投资等间接机制的影响，去分析价格总水平的变动。　　

        累积过程是以对货币利率和自然利率或正常利率之间的关系分析为其出发点的。货币利率是指信贷市场上事实上的利率或市场利率；自然利率被定义为投资者利用银行贷款而获得的预期利润，即投资者在商品市场上的资本收益率；正常利率定义为保证投资者借贷资本需求与贷款人储蓄或借贷资本供给均等的某种货币利率水平，这种利率与自然利率相对应。魏克赛尔在阐述累积过程的性质时写道：“货币利率首先取决于货币的过量或稀缺。那么，它又如何最终由实际资本的过量或稀缺决定呢？唯一的答案是，这两种利率的差别对价格施加着影响。当货币利率过低时所有价格上升。从而货币需求增加，以及由于对现金持有额的更大需要，供给减少。其结果是利率很快回到其正常水平，它与自然利率重新相等。”（1898，中译本第87-89页）　　

        对于魏克赛尔的间接机制的累积过程，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分析：假设由于直接机制的作用从外国购买者那里得到黄金的个人把黄金存在银行里，从而银行现金储备的水平增加，结果它们就希望扩大它们的贷款和银行存款的供给。它们只有通过降低贷款利息才能做到这一点。在货币利率较低时，投资者发现用借款来购买投资品比以前有利了：银行的利率低于魏克塞尔所说的“自然利率”，即物质资本存量的边际收益率。这种对投资品的需求引起了物品市场上的过度需求（魏克塞尔还认为，这种情况会由于消费的乘数效应而加强），结果导致价格上升。因此，货币供给增加通过间接机制（相应地通过直接机制）引起了价格的上升。　　

  但是间接机制的累积过程不是不稳定的发散过程。正如帕廷金（1965，中译本第377-378页）所指出的，魏克塞尔假定这一累积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稳定因素，其功能是使货币利率和自然利率长期一致：价格的上升使得银行计划的贷款供给恢复到它原有的水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价格上升使得私人部门用于支付工资和其他费用的现金需求（黄金）增加了。因此银行的现金储备耗尽，而且随着现金储备水平的下降，银行想要提供的贷款也减少了，结果使得银行利率恢复到原来水平，以便维持他的储备。利率又等于“自然利率”，对投资品和其他物品的过度需求消失，价格也不再上升了。　　

 只有在纯信贷经济或内生货币经济时，累积过程才是爆发式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货币都采取了银行存款的形式，而且银行也不持有黄金或其他现金形式的储备。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可以长期地使它们的利率低于“自然利率”，而且也不会受到任何储备损失的限制。　　

  魏克塞尔的累积过程与古典经济学家（例如桑顿、李嘉图和穆勒）的间接机制分析相类似。它最接近于吉芬所作的分析，因为两者都强调了，引起这个过程得以决定利率和使利率恢复到原有水平的因素是影响银行存款与存款供给的储备耗尽；另一方面，由桑顿和李嘉图所提出的间接机制是通过价格上升对银行信贷需求的影响而发生作用的，因为在任何一种既定利率时，投资品价格的上升都会增加信贷需求。正如哈里斯（1981，中译本第159页）所指出的，“重要之处在于，魏克塞尔的著作是长期以来货币数量论传统的总结——而且，魏克塞尔也清楚地说明他的著作是对货币数量论的精练与捍卫。这种传统并没有背离凯恩斯主义者提出的看法。”　　

　 　

三、对“两分法”的突破　　

魏克塞尔对货币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将价格理论与货币理论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即对古典“两分法”的突破。　　

首先，魏克塞尔在经济学史上第一次从基于马歇尔学派的局部均衡理论的研究方法转向总供求研究方法，以分析价格总水平的长期变化。“任何一种名副其实的货币理论都必须能说明，为什么在给定的条件下对商品的名义需求会超过或低于商品的供给。”（《讲义》II，第160页）。早在《利息与价格》（1898）中，魏克塞尔已着重指出，既然单个商品价格是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则一般商品价格水平的变动，也必然同样是这个道理[48]。基于“一般价格水平的提高是由于总的需求和总的供给对比下的提高”这一论点，魏克塞尔直觉地感到宜于将这两个方面分为两类：一方面是消费品的供给和资本品的供给，另一方面是拟消耗的收入和拟储蓄的收入。通过这四个因素间关系的研究，使他对价格变动的特性，比以前的数量论分析价格水平变动所得的结果，有了更深刻的观察，而数量论对这种总量价格变动特征的商品相对价格变动的问题，却是置之不顾的（参见俄林：“《利息与价格》绪言”，参见魏克赛尔1898，英译本1936，中译本第9页）。　　

其次，魏克塞尔将价格理论与货币理论相结合的另一尝试是想证明维持价格水平不变的利率和在价格与分配理论中的决定的利率，两者是一致的，后者或称作自然利率，即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或称作正常利率，即使新资本的需求恰好和同时发生的储蓄相抵时的利率。魏克塞尔同意，在均衡条件下，价值理论决定相对价格，而货币数量理论决定价格的绝对水平。由于古典的两分法实际上是对均衡条件的比较，魏克塞尔并没有对它提出挑战。然而，在非均衡现象的累积过程中，价值理论与货币数量理论通过利率与正常利率之间的差别联系起来，这种差别决定了价格水平的变化，而不是价格水平本身。所以，累积过程首先是对价格总水平变化，而不是产出和就业变化的分析。魏克塞尔认为，即使在累积过程期间，这种实际体制仍存在于静态均衡之中。由于货币供给的增加使价格总水平上升，形成实际工资水平和消费水平下降的被迫储蓄并形成一种累积过程。只有当银行系统由于准备金的减少而提高市场利率，以使其与自然利率相一致时，才能使自愿储蓄与投资保持平衡并使物价保持稳定。由此，魏克塞尔推论出自然利率的三方面内容：（1）自然利率相当于资本边际生产率的利率；（2）自然利率是使储蓄与投资相一致的利率；（3）自然利率是使货币保持中立，即既不使物价上涨，也不使物价下跌的利率。　　

魏克塞尔理论的最大缺陷在于，它没有说明在存在储蓄投资条件下货币供应量是否会增长。由于投资会带来增加的产出，如果利率等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以及使储蓄与投资相等，则银行系统不需要增加货币供给，而当货币供给不变时，由于投资带来的产出增加必然会使价格总水平下降。也就是说，魏克塞尔自然利率的第三方面与前两个相矛盾。正是因为这点，魏克塞尔得出价格与利率变动反方向变动这种与现实经验相反的结论，并由此推论出货币膨胀过程带来被迫储蓄（即实际工资率下降）和银行准备金减少（即银行并不扩大货币供给）的错误结论。导致这种理论矛盾的根源在于，魏克塞尔对自然利率前两个假定承袭了传统的静态均衡分析，从而不能阐明动态非均衡条件下的有效需求问题，即一定的储蓄投资需要有更大的投资（通过增加的产出）来保证投资的利润率或有效需求，从而利率不可能等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也不是储蓄等于投资。　　

    　　

        四、内生货币思想　　

        货币利率水平最终取决于正常利率，但货币利率首先是由银行根据货币借贷市场情况自行决定的一个单独变量。在银行家指定货币利率这个前提下，货币供应被认为是由货币需求决定的内生变量。因此，自然利率的变化引起货币需求的变化，从而产生失调现象，而自然利率是通过私人银行扩大货币供应量得以被动维持的。（魏克塞尔）“商品价格的波动不是由黄金产量的变化所引致的（假定这里是金本位货币），这种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贷款利率没有很快地充分适应……实际利率的变化”（《讲义2》205）。货币数量论认为，价格水平的变化是和货币数量的变化直接相联系的和成比例的。但这种理论既没有考虑受银行信贷所影响的价格水平弹性，也没有考虑货币数量与个人收入分配决策和企业生产决策之间的联系（即储蓄和投资的关系）。魏克塞尔在他的假说中纠正了这种缺陷：当不存在中央银行所无法控制的某些扰乱（例如，大量黄金的流入与流出、内部现金枯竭、用中央银行贷款弥补的巨额政府赤字、不可兑换纸币的强制性发行、生产力或商品供给发生突然的和大幅度的变化）时，价格波动起源于银行利率与实际利率之间的持续性差异，实际利率指的是新生产资本品的预期利润率。因此，与简单的货币数量论相反，魏克塞尔的分析表明：货币数量使其自身去适应价格水平的运动，这种货币数量对价格水平的适应会影响收入的分配和投资与储蓄的配置。　　

在魏克塞尔分析的纯粹信用经济中，“由于现金保有和贷款业务以及汇票、纸币、支票和清算方法的使用都集中在银行手里的结果，那些阻遏着在理想上完美的货币流动性的种种实际障碍，正在逐渐扫除。货币正在不断地变得越来越流动，货币供给，越来越倾向于能够适应需求水平……于是已不再可能将货币的供给同它的需求划分开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量。不论向银行所要求货币数额是多少，那就是银行能够贷出的数额（只要借户的担保是适当的）……这样就由需求本身提供了‘货币的供给’。”（魏克塞尔，1898，中译本第89-90页）这样，正如俄林所说的，魏克塞尔凭借他的纯粹信用经济的假设，顺利摆脱了“困扰着货币理论的‘货币数量’这一概念的纠缠”，货币在发达的银行制度下全部为信用所替代，而“货币是唯一为了借贷而有真正需要的东西，它的量是有伸缩性的。货币的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同需求所形成的任何形势相适应，在充分发展的信用制度下，这种适应而且是完美无缺的。”（1898，中译本第110页）。因此，魏克塞尔无疑继承了银行学派尤其是图克的内生论。　　

　 　

　 　

  信用周期理论　　

　 　

        在凯恩斯《通论》问世之前，解决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总量为什么反复地经历趋势性波动的问题是经济（或商业）周期理论所要解释的。它是独立于古典和新古典的价值和分配理论的发展的，也就是说，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是分离的。在古典和新古典的主流理论中，经济运行中的长期力量会自动趋向一种均衡（即重力中心），而分歧只是来自于对于围绕这样一种（均衡）重心的短期波动的解释中，如货币和信贷在商业周期中的作用。在古典主流经济学中，上至19世纪金银本位主义代表人物李嘉图，以及桑顿，下到通货学派的代表认物奥弗斯通和穆勒，认为货币和信贷在商业周期的外源性解释中，都起到了重要但又独立的作用；沿着同一思路，在边际主义的价值理论，特别是在瓦尔拉斯、马歇尔、杰文斯那里，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与价值理论依然是分离的。20世纪20、30年代信用周期理论的发展，将新古典的边际主义价值论和货币理论结合在一起，“将周期性现象纳入到经济均衡理论体系中”成为可能（哈耶克，1929，第33页）。希克斯（1977）甚至认为这是一次“货币理论的革命”。　　

        信用周期理论发展的背景是对货币数量的收入、储蓄和投资分析的强调（图克，1844；魏克塞尔，1898；霍特里，1913）、同期货币利息理论的发展，1914-1918年通货膨胀和一次大战后的周期性波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具有反复上下波动的经济周期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信用周期，即交替的信贷膨胀和信贷收缩）。　　

　 　

        一、霍特里：商业周期波动的货币分析　　

 霍特里（1879-1975）基本上是一位货币经济学家，他的主要贡献是在货币数量论和商业周期方面。希克斯认为，“有关货币理论革命的往事，要从霍特里讲起”，“这位经济学家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货币理论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7，中译本第124页）。“对那些仅仅读过《通论》及追随《通论》的著作而获得‘新经济学’知识的读者来说，‘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货币的不稳定性）是典型的凯恩斯的教义。并且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这是凯恩斯的特有的教义。与霍特里的《通货与信用》的第一章相比（这一章用了一个挑逗性的标题：《没有货币的信用》），凯恩斯并没有把这个问题表述的更好些。”（同上，第124-125页）。　　

 首先，在货币理论方面，霍特里是最早强调信用货币而不是金属法定货币（“硬币”）的首要地位的英国经济学家之一。在《通货和信用》（1919）中，他直接从纯信用体制开始分析不稳定的基本原因，在这个体制里，交换媒介只不过是一种债务（或信用），银行家就是债务商；他接着又借引入“硬币”来修改这个体系，但他认为现金（硬币）和信用是可互相交换的购买力，而所有的购买力实际上都以信用形式存在，都可以还原为可被清偿的信用形式，而信用包含了银行在需要时支付货币的义务。　　

 其次，他在剑桥学派的现金余额方法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以收入为基础是研究方法，即数量论的收入分析方法，导致更紧密地把货币理论与产出理论结合起来。在霍特里（1919，第130页）看来，货币收入决定支出，支出决定需求，而需求决定价格。他在《通货与信贷》的序言中概括了他的货币理论的目的：　　

“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货币数量论，科学地论述通货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但单靠货币数量论本身是不够的，它导向一种基于我称之为消费者收入和消费者支出的论述方法——那就是说，个人收入的总和与个人支出的总和。”（1919，第5页）　　

　 　

 霍特里要导出的一种货币数量论主要涉及货币（在更广泛意义上包括信用）供给与消费者的收入和支出的关系。霍特里认为，经济行为者个人持有的“未花费的边际”或总的货币余额由消费者的余额和商人的余额构成，而商人的余额是相对稳定的。消费者余额是收入与支出的差额，而投资（储蓄的结果）被计入消费者支出，因而消费者余额仅有累积的现金余额（包括银行存款形式持有的货币）所构成。因此，霍特里的方法是以收入为基础的“货币数量论”，而不是传统的货币数量价格论。与剑桥说的“收入”的区别是，霍特里更多强调的是对名义余额的需求而不是实际余额的需求。　　

第三，霍特里的商业周期理论属于货币驱动型的。霍特里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不稳定性根源来自于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我相信，形成商业循环的波动的周期特征完全来源于货币因素”（1928，第175页）；“存在某个货币和信贷的波动是商业循环的充分必要条件”（1927，转引自帅勇2002，第143页）。　　

那么货币和信贷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循环的周期性特征的呢？霍特里借助于他的消费者收入和支出的概念的分析。他指出，在经济向下波动期间，货币余额的下降要比它们在向上波动期间的增加更迅速。这是由于随着收入下降，消费者将动用他们的货币余额以维持他们的支出。由于消费支出的变化对商人会产生影响，因此就有个进一步调整的问题。考虑一下向上波动的情况：消费者支出的增长将增加商人的名义收入，并降低他们的实际存货。商人们发现他们的余额已经增加，可以从工厂主那里定购更多的存货或减少他们的银行负债。当他们发现不能足够迅速地增加存货时，价格就趋于上涨。“价格上涨，当它出现时，常常是由经济活动造成的；这是生产不能与需求同步的标志”（1928，第156页）。在霍特里的理论中，存货起着关键的作用。商人的存货被视为有较高的利率弹性，因为持有这些存货依靠借入的资金（基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分析），固定资产的投资也是有利率弹性的。因此，利率上升势必导致降低的存货需求和降低新投资水平，从而减少对信用的需求。如果利率上升本身是信用供给减少的结果，在借款方面可能存在某些数量限制。为了降低存货，商人们会停止向工厂主签订新的定货合同。这将导致产出水平下降，从而进一步降低对信用的需求以及收入和需求水平。为了加速存货的缩减过程，商人们可以降低价格以便刺激销售。因此，产出、信用和价格都有累积下降的趋势，一直到银行发觉有超额的准备金，而且认为降低利率和扩张信用是有利的时候为止。在霍特里看来，宏观经济非均衡（瓦尔拉斯非均衡）是根据货币的非均衡来说明的。　　

　 　

“只有在均衡时，即信用和流通货币的数量既不增加也不减少的情况下，价格和货币价值与信用和货币数量的关系，才由个人所考虑的适合其收入的购买力余额的选择所决定。事实上，实际达到一种均衡状态，是很少或许从来没有发生过的。”（1919，第64页）　　

　 　

由此，霍特里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也在货币（和信用）方面，尤其是短期利率（作为一种调节手段，长期利率是相对无力的，因为它对投资的影响比较迟缓；这是因为，在霍特里看来，制定投资决策的依据是马歇尔的资本边际生产力概念）。他不仅将银行利率看成是所有反周期政策的关键因素，而且将其变动看成是周期性变动的唯一解释。在这里他和凯恩斯的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需要政策，而且一直认为这种政策手段就是利息率，或者说“信贷条件”，且这种利率直接或间接地由中央银行来决定。但这是何种利息率呢？接下去的分析，他们就产生了歧义：霍特里认为银行的贷款条件对贸易和工业活动有直接的影响。由于要花更多的钱来支付信用借贷，商人们就会设法减少存货，故乐于少买多卖。凯恩斯从一开始（1930）就否定了霍特里的上述看法，他用另一个由长期利率来发挥作用的机制代替了霍特里的银行贷款条件。银行贷款条件的变化影响的是长期利率，即影响商业能够增加长期资本的条件，只有通过这个迂回的途径，银行借款条件的变化才会影响工业活动（参见希克斯，1977，中译本第126-127页）。凯恩斯对霍特里评论道：“可是无论银行贷款利率是5%，还是6%，它对商人心理的影响与它对制造商心理的影响几乎差别不大。对商人来说，更有影响的是他们所经营的商品的现在和未来的销售率，以及他们对未来的价格变动所作的预期”（1930，上卷，第195页，中译本第165页）。　　

第四，霍特里试图将货币理论与产出理论结合起来。在霍特里看来，制定投资决策的依据是马歇尔的资本边际生产力理论，即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所使用的资本的边际收益在每个行业中将被均等化。根据这种情况，霍特里把“每年节余的劳动与根据原始成本耗费的劳动的比率，视为使用资本的物质特征”，视为利息的“自然利率”。在货币稳定和缺乏银行系统的情况下，这个自然利率等于市场利率或利润率，如同标准的资本边际效率分析那样。但是货币条件的变化将引起价格从而利润的变化；因此市场利率将朝着与价格运动相同的方向背离自然利率。　　

由于引入银行系统，实际利率将取决于银行的行为，尤其是准备金状况。因此，利率将背离利润率。把资本的物质收益、利润率和银行的余额状况联系起来，有一个三方面的均衡的条件　　

        N = p = r　　

其中N是自然利率，即资本的物质收益，p是利润率，即货币形式得到的利润率，而r表示利率，即市场利率。货币供给增加将导致价格上涨和可贷资金的增加。这样，N<p, 同时银行会发觉有超额准备金。因此，为了刺激借款，利率势必要低于原来的水平，即p>r。一般说来，这是扩张性的，需求、投资和产出都将趋于增加——但也已经播下了最终衰退的种子。上升的价格和较低的利率将刺激厂商过度的投资，因为预期收益(p)大于实际所获得的收益(N)。而在周期向下波动的情况下，N>p，且p<r。（参见比格，1987，中译本第2卷，第653页）这样霍特里和魏克塞尔一样，把自然利率同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均衡以及价格水平的稳定性联系起来。　　

        二、哈耶克　　

 哈耶克货币周期理论的核心是建立在奥地利传统和魏克塞尔的累积过程（最先为米塞斯（1912）和卡塞尔（1918）所扩充）之上的生产时间结构的扭曲。哈耶克将“自然利率”和市场利率的差异与强制储蓄中的变易性联系起来，并将其看作是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哈耶克的“超额信贷”理论（即超过自愿储蓄率的货币信贷膨胀）认为，两种利率的差异是由新造出的货币引起的。由“延伸的市场利率”所造成的借贷资本的增加，使得投资超过了自愿储蓄，即一种累积的膨胀结果。投资的这种增加改变了资本品和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使之有利于前者。资本品增加的结果扭曲了生产时间结构。在后一阶段，较高的要素收入使对消费品的需求上涨，它通过增加从银行帐户的提款将使市场利率提高，最终使得一些投资无利可图。然后，在周期中发生的转折造成了生产结构向另一方向的变化，这一次有利于消费品。显然，危机是由过度投资造成的，也就是由希望购买市场上涌现的资本品的愿望的减退而造成的。这种由信贷膨胀所引起的过程的颠倒（如在大部分信贷周期理论中那样），在市场利率赶上价格时确实会发生，而由于银行或迟或早将碰上因准备金所决定的信贷规模的限制，这一过程无法爆发（费雪至少在其早期的著作中已注意到银行体系的这种稳定性倾向，参见费雪，1911）。　　

 因此，哈耶克分析逻辑：新造出的货币—→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异—→借贷资本增加—→投资超过自愿储蓄—→投资的增加改变了资本品与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使之有利于资本品—→扭曲了生产的时间结构—→在后一阶段，较高的要素收入使对消费品的需求上涨—→银行存款市场利率提高—→投资无利可图—→生产结构向有利于消费品方向转化。　　

 因此，在奥地利学派看来，哈耶克的信贷周期理论标志着对前已出现的信贷周期理论的一个真正的突破（参见布赖德尔，1987）。货币理论不再是“一般的”货币价值的理论，因为相对价格可受货币影响而改变，而魏克塞尔的充分就业假定则被放弃了。对哈耶克来说，商业周期理论家的特殊任务，就是分析经济在“连续时期中的短期状况（哈耶克1941，第23页）。对于周期采用这样一种”时际均衡”分析方法，不仅标志着方法论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而且宣告了信贷周期理论的形成。　　

        奥地利学派认为，这种新的“时际均衡”分析方法预示着对传统框架、即古典和早期新古典经济学货币数量论的分析方法的抛弃，在传统框架中周期（被定义为短期非均衡）被看成是对在分散经济中起作用的那些系统和持久的力量所决定的长期均衡条件的暂时背离。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从长期来看是由资本的供给和需求所决定的“自然利率”，不再是这一体系所趋向的标准。事实上，它具有这样一种“时际均衡”的性质，即不仅同一种商品的价格在不同的时点上有所不同，而且资本存量也不会在其供给价格上产生统一的“自然利率”。另一方面，凯恩斯《通论》的发表则将研究努力的方向从这一问题上扭转到研究一个时点上产出的决定问题；直到6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探寻“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以及随后出现的理性预期和非瓦尔拉斯均衡，这一思想体系才返回到理论方面来。　　

        哈耶克对传统货币数量论和信贷周期理论的另一个贡献被认为是区分了“货币中性”和“哈耶克中性”的情形。部分地出于作为将他自己的货币观点与更多人的观点相对比的一种手段，哈耶克提出了“中性货币”的概念。根据定义，中性货币是这样一个货币体系的特征，在这个体系中，货币虽然便利了经济活动的协调，但它本身从不是导致不协调的根源；而传统货币数量论的观点，只要货币价值（用一般物价水平来计量）保持不变，货币便是中性的，这样，经济活动的增加便要求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按比例增加。而哈耶克则认为，货币中性要求不存在“注入效应”，即当货币数量增加时，新货币被用某种具体方式注入，它暂时扰乱了相对价格，从而引起价格体系传递了关于消费者偏好和资源可获性的虚假信息。奥地利学派认为，哈耶克与传统“货币中性”观念相区别的“注入效应”的分析，对于20世纪20年代繁荣时期的美国的货币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参见加里森、科兹纳，1987）。这一时期的美国的货币增长率大致等于实际经济的增长率，这一情况导致了一个几乎不变的价格水平；由于不存在通货膨胀，被大多数货币经济学家看作是货币稳定的信号（第一种含义中性）。而哈耶克关于尽管价格水平稳定，货币通过注入信贷市场必然会导致资源的不适当配置这一相反的断言（哈耶克，1925），就成为他关于由货币引致的繁荣最终将导致萧条这一预测的基础。　　

        在信用周期理论的争论中，哈耶克对凯恩斯的批评直接派生于他自己的资本和货币理论。哈耶克论证道，由于无视生产的时际结构，特别是各个生产阶段的时际补充性，凯恩斯未能辨明能够实现时际协调的市场过程：“凯恩斯先生的总量掩盖了最基本的变化机制”（哈耶克，1931，第227页）。由于将分析的焦点从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转移到作为流动资产的货币，凯恩斯未能看到通过信贷市场注入新创造的货币（指早期）或将它直接支出在公共项目上的政策所引起的危害。　　

　 　

        三、强制储蓄说　　

  强制储蓄说，即货币数量的增加以某些个人的消费减少为代价而对资本积累有利，但是，这些个人不是自愿储蓄，并且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利益。该学说在19世纪早期已出现[49]，但在20世纪20、30年代关于信用和经济周期分析中再一次成为重要的理论。　　

  强制储蓄和信用周期理论分析的结合，产生于魏克塞尔（1907）简要提及的观点，即在累积过程中，提高价格可能强迫靠固定货币收入生存的人们减少他们的消费，即它可能导致能产生新的实际资本的“非自愿储蓄”。米塞斯（1912）和后来的哈耶克（1929）发展了魏克塞尔的分析，并且在所谓的周期性变动的“过度投资”论中，用强制储蓄解释高涨。即由于货币利率太低所造成的信用超限度，和随之而来的累积过程，导致了生产的垂直结构的扭曲；生产者物品的生产超过消费者物品的生产，因为生产资料从后者那里被转移到前者那里。实际资本的增加因为强制储蓄而发生，强制储蓄通过价格上升的速度快于工资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以及某些收入的刚性而起作用。消费者被强制性储蓄发生在他们的消费之前，以便将储蓄的货币给予企业家，后者接收额外的货币，支配它们用于额外资本品生产的资源。然后，借助于膨胀性的信用扩张和强制储蓄达不到实际资本的永久性增加这是可能的，并且在高涨期间所建立的新资本必定在下降期间被破坏。因此，强制储蓄说实际暗含着一些基本的前提：一、充分就业；二、储蓄等于投资；三、可贷资金的概念。　　

        罗伯特森在《银行业政策和价格水平》（1926）一文中，对不同形式的储蓄或“缺乏”作出了最为详尽的分析。他引入了“自动缺乏”的概念（指强制储蓄）：在计划消费上的自愿减少，当由于新创造的货币被加入到用于日常在市场上买卖商品的货币流而造成价格水平提高时，它就会出现。　　

        强制储蓄论的部分内容，随着凯恩斯《货币论》（1930）的出版以及随后他与哈耶克和罗伯特森的争论被进一步加以研究。按照凯恩斯的观点，罗伯特森没有明确的自愿储蓄的定义，他的定义与对于收入的混乱使用有关，并且它意味着对强制储蓄含义的一个欠缺的看法。凯恩斯把储蓄定义为收入或正常成本与消费者支出之间的差额，它不同于投资，因为储蓄和投资是由不同的经济行为者所作出的决策，意外利润和损失，是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平衡数字。当投资超过储蓄，并且购买力被伴随的通货膨胀所重新分配时，强制储蓄或自动缺乏存在：一方面，它表示消费者继续享受而不得不支付的货币数量增加，另一方面，它也表示由企业家意外利润所提供的额外投资。因此，凯恩斯并不怀疑通过购买力的再分配使得净投资增加出现的事实，但认为它不是非自愿的行为。凯恩斯（1930）对强制储蓄说的冷淡和其基本方程式的纯静态性质，招致了罗伯特森和哈耶克的尖锐批评。虽然他们的立场不同（哈耶克认为“强制储蓄”是信贷周期理论的渣滓），但都认为凯恩斯的信贷周期分析不过是企图找出维持货币均衡的适当的银行政策。特别是，对于前者来说，凯恩斯的信贷周期学说缺乏适当的连续稳定性分析（时期分析方法），而对于后者来说，则缺乏与资本理论的明确结合（时际均衡分析方法）。　　

        与此同时，林达尔在《利率和价格水平》（1930）一文中提出了类似的分析。在高涨的累积过程期间，上升着的价格不得不改变对那些具有很强储蓄刺激者有利的分配，直到社会上总的储蓄对应于实际投资值，这一点基本上由利率所决定。这种储蓄主要是自愿性的，因为单个人自由地消费他愿意消费的数量，并且唯一的限制是他自己信用上的可靠性。凯恩斯在《通论》中持有相同的观点：这种储蓄形式与个人自愿地储蓄他所储蓄的数量，完全一致的而不考虑他或他人可能进行投资的数量，因为没有一个人可能被迫持有额外的货币（对应于新的银行信用），除非他慎重地倾向于持有更多的货币而不是其他财富。林达尔把强制储蓄保留在个人因为不能得到信用而不得不限制收入之外的计划消费的可能性之中（被定义为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所有资本品资本价值的利率），其中，消费者得不到信用的事实可以通过关于借贷的附属担保品的银行规则而被加以解释，即他处于一个不完全资本市场中。　　

        汉松认为，（1987b）一旦林达尔“事前”和“事后”的概念被引入，所有这些关于强制储蓄问题的争论都能加以解决。货币利率的下降导致计划的和实现的投资超过储蓄（与计划的收入有关），并且，随后的价格增加会意味着企业家事后的收入较高，这与凯恩斯《货币论》中意外利润的概念是相同的。这种未被预期到的意外收入在该期不会被花费，它会提供额外的必要的储蓄，因为事后投资必须等于事后储蓄。林达尔把它表示为“无意储蓄”，并且他发现，“强制储蓄”是一个不恰当的术语。　　

  概括地说，在信用周期理论的早期，对于新的信用注入甚至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通过价格水平的增加也可能导致一个额外的至少是暂时的投资，在这方面存在着一致性的意见。但是争论时期晚近的文献，例如，林达尔和凯恩斯，都不认为额外的储蓄是强制性的。同时，几乎他们都发现：依靠信用膨胀作为增加资本积累的手段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公平的。关于强制储蓄的争论，在凯恩斯《通论》发表以后，在经济学家的视野里很快消失了。　　

　 　

四、信用周期争论：小结　　

     在信用周期理论的发展中，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如米塞斯、卡塞尔、哈耶克、熊彼特和阿夫特林，以及当时英国主流经济学——剑桥学派的成员们，如凯恩斯、罗伯特森、庇古、霍特里，美国的费雪和米切尔都明确地或含蓄地使用了由瓦尔拉斯、门格尔、马歇尔和杰文斯所共同确立的同样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由两个基本命题组成：一方面，在投资量和利率之间存在着反向关系（即向下倾斜的投资需求曲线），同时另一方面，尽管有短期“摩擦”，仍假定利率对于投资决策和充分就业下的储蓄之间的分离有足够的敏感性。这一论点的核心，首先在魏克塞尔的累积过程中被明确地阐述，即短期内市场利率围绕自然利率波动，而自然利率则由资本的长期供给和需求所决定，而对作为股本的资本，这种供给和需求，则又保证了计划的投资和充分就业下的储蓄之间的平衡。信贷周期理论的争论主要是集中在对各种短期力量的分析。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完全可以认为我们讲的是一种（关于周期的）货币理论，其倡导者们之不同仅仅在于一个问题：银行贷款利率主要作用于‘持久资本’呢（凯恩斯，罗伯特森、哈耶克），还是要经过批发商行的存货（霍特里）？”（参见熊彼特，1954，第1121页）。　　

　 　

主流经济学的货币理论　　

主流经济学包括新古典凯恩斯主义（即新古典综合派）、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迭代模型[50]。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发表，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石，凯恩斯的灵活偏好货币理论打破了世代沿袭的传统——主要是从其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来理解货币，凯恩斯以前的几乎每一位货币理论家都信奉这种传统，其特点可以说是对货币的“流量”分析；相比之下，凯恩斯以及追随者的则是“存量”分析。从早期的希克斯等人的凯恩斯模型（IS-LM分析），中间经帕廷金的瓦尔拉斯式的解释和托宾的资产组合选择理论，一直到华莱士的迭代模型。所有这些变体都遵照凯恩斯的观点，认为货币本质上是作为一项资产，作为一种价值储藏的手段，认为货币理论是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的一个分支（参见梅尔•科恩，1989）。　　

  托宾的q理论:货币理论中的一般均衡分析　　

一、货币理论的（新古典）微观基础：资产选择理论　　

凯恩斯灵活偏好理论，提出了持有货币的三个动机：交易动机、谨慎动机与投机动机。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当人们可以持有能带来利息（例如债券）的资产时，他们却愿意持有货币。”凯恩斯（1936）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断言存在着“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个必要条件，把货币作为持有财产的工具的灵活偏好也就不存在了……这个必要条件是不确定性的存在”。凯恩斯在回答这一问题是指出债券的获利性具有不确定性，并假设财产所有者不喜欢风险。在主流凯恩斯主义的模型中，这种对风险的厌恶被解释为凯恩斯谨慎需求的基础；虽然凯恩斯认为投机动机取决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在主流凯恩斯主义的模型中，投机动机在逻辑上并不依赖于不确定的作用，也并不要求以风险厌恶为前提，它仅仅要求，无论风险如何，个人的目的就是要从他们的财产中得到最大化的收益。从而，从个人最大化行为假设的基础上导出了个人货币需求理论 。具体地说，个人货币需求理论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基础上：人们的目的是既要使他们财产收益最大化，又要使他们财产的风险最小化。　　

 这种关于行为的假设是货币理论的资产选择方法的基础。正是由马科威茨（1952）和托宾（1958）发展的资产组合选择理论通过个人最大化行为导出多货币和其他资产的需求函数，从而确立了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从而为新古典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的联系确立了微观基础。在新古典的两分法中，真实部门和货币部门是分离的，实际变量可以从个人最大化行为导出，而货币的需求却根据完全不同的原则即习惯或需要导出。例如，剑桥的k或货币的流通速度v，均不是最大化行为。因此，资产组合选择理论通过将价值理论的平常工具应用于货币需求，从而克服了方法论上的两分法（见费尔德尔和霍姆博格，1987，P153）。　　

 在资产选择分析基本模型中，投机需求、交易需求和谨慎需求的利率弹性成为问题关键（如鲍莫尔（1952）和托宾（1956）阐述了交易需求，并证明在某些合理的假设之下，它取决于利率；托宾（1958、1965）仔细分析了关于投机动机和预防动机的一种观点），因此，关于上述三种货币需求分析的差别，也仅取决于关于模型的特殊假设。也就是说，持有货币的投机动机、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与由于利率的变化而改变理想的货币余额实际上并没有不同，相反，它们都基于同样的动机：即风险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其区别也仅仅在于满足这些动机的机会不同：即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或不存在，以及预期的性质与确定性的差别。从而，凯恩斯灵活偏好理论的核心即关于预期和不确定性的分析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新古典的风险和收益分析，或者说货币需求理论成为研究既定财富在不确定条件下（风险）的各种资产的配置问题。这种货币需求理论的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资产选择分析方法，已成为现代货币分析的基本理论框架[51]。　　

　 　

二、货币理论中的一般均衡分析：凯恩斯主义传统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价值理论与货币数量论的分离一直是理论难题。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理论框架中，瓦尔拉斯（1874-77）首先阐述的是交换中的均衡问题，然后再将生产和资本积累当作基本交换模型的扩展予以引入。在这一结构下，瓦尔拉斯令货币的供给与对货币的需求相等，将货币引入模型，以便使其与他的体系的其他部分吻合起来。这一点是通过把自身无任何效用的货币存量，同确实进入居民户效用函数和厂商生产函数的货币存量“所能提供的服务”相区别而做到的。在瓦尔拉斯之后，希克斯（1935）建议简化货币理论，让货币理论服从（非货币的）价值理论。希克斯认为，“边际效用分析不是别的，它只是一种一般的选择理论”，而且，人们的确在对其持有的货币量进行选择，所以，可以将货币理论纳入价值理论中。帕廷金（1965）的著作将这一传统推到了极端。他将瓦尔拉斯的货币“所能提供的服务”解释为对“违约困境”的避免。在帕廷金看来，货币和一般均衡框架的结合是通过实际余额效应，从而使名义量值和真实量值一起被决定，并比较精确地表述货币在短期和长期都是中性的观点。这种在一般均衡框架内将货币理论融入价值理论的分析方法，即“瓦尔拉斯—希克斯—帕廷金传统”（参见豪伊特，1987，V3，中译本第552-557页）。　　

 托宾（1961）提出融入货币的价值理论框架作为研究货币理论的外部考察方法的基础；他在1969年发表的《货币理论中的一般均衡方法》中，阐述了将货币需求理论的凯恩斯主义资产选择方法与一般均衡分析的相结合的观点。这就是他的著名的“q理论”。　　

 托宾的方法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建立经济个体、经济部门和整个经济的资本帐户结构模型，在一个资本帐户的模型中探讨资产负债表中所显示的各种资产和负债菜单、决定各种资产的供给和需求的因素以及资产价格和利息率这些相互联系的市场行为。由于托宾采用的是针对资本帐户存量的分析，因此可以避开一切流量变量。在此基础上，托宾试图完成希克斯的“简化方法”在一般均衡体系中的延伸。他将收入帐户的各种变量视为“试验性”的外生变量，即在产出、收入以及其他流量变量视为既定的条件下，研究资产存量市场的均衡。托宾认为，收入流量可被看作是暂时固定的外生变量，是不受资产市场价格变动的过去资料，从而“支出决策和资产配置决策是相互独立的——特别是财富积累的决策与资产配置的决策是可以分别处理的”。托宾的这个假定直接对应于希克斯的将货币市场从商品市场中分离出来的LM曲线。将资本帐户从经济中的生产和收入帐户中分离出来只是第一步，他承认，“这是一种为了方便的简化，而不是现实”（参见托宾，1969）。　　

 在托宾建立的封闭经济的资本帐户结构中，行代表资产或负债，包括货币和实物资本形式；列代表各个经济部门，例如公众、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等等。每一行之和为整个经济中该种资产的净外生供给，每一列的总和等于一个部门持有的净财富。托宾认为，一切货币问题可以通过这套资产市场联立方程式的数学演算来解决。　　

 托宾的q理论涉及到资本边际效率和相对价格的关系。这一理论可以用下面的方程来表述：　　

        W=M/P+B/P+qk                                      (6.1)　　

        q=R/r=Pm/P                                        (6.2)　　

        方程（6.1）和（6.2）表示，作为一个整体的私人部门的财富（W）是由（中央银行）货币（M）、（政府）债券（B）和股票或实物资本的存量（K）所组成的，资本存量（股票或实物资本品）的价值是由相对价格（q）所决定的。q是实物资本品对消费品的价值比率，它可以用来表明实物资本的实际价值，q还可以用资本边际效率R对利息率r（即资本的供给价格或实物资本的收益率）的比率来决定（即q=R/r），或资本品的市场价格（Pm）对它的生产成本（P）的比率来决定（即q= Pm/ P），如方程（6.2）所表明的。在均衡条件下（即q=1）单位资本品和消费品的价格应该是相等的，这是由于同质的收入假设；当q不等于1时，投资将发生变动，由此带来金融市场上股票价格的变动（参见托宾，1980）。　　

        托宾后来对于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的结合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在198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发表的题为《宏观经济活动中的货币与金融》（1982）演说辞中指出，“1969年，在描述多资产结构的货币分析文章中，我运用了自己现在反对的、不合理的两分法[52]。我试图将资产价格和数量的存量均衡扩展到更大的资产组合，同时画出单一的‘LM’轨迹和‘IS’轨迹。我现在承认，这种浓缩常常是难以达到的。”托宾认为，“对实物资本和总财富的存量而言，这种原谅可以忍受，但不平衡的政府赤字、货币操作和外部不平衡会相当快地改变相应的资产存量。一个其解会产生流量但却完全忽略这一结果的模型，可能被怀疑是遗漏了即使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的重要现象，继而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给予不完全的、甚至是误导的分析。”托宾指出，虽然凯恩斯—希克斯方法的主要结论是无懈可击的，但是他认为，宏观经济活动的短期决定模型应该是一个时间片段的连续动态分析方法。　　

弗里德曼：重新表述的货币数量论　　

　 　

在20世纪30—50年代期间，凯恩斯主义思想至少在学术界取得了统治地位。与此相对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传统即使不能说是完全暗淡无光，但至少是相形见拙了[53]。在60年代起，对货币数量论的兴趣又大大复兴了，但这种兴趣集中在货币数量论的现代表述上，而这种表述的最初主要发展体现在弗里德曼（1956、1959）的两篇文章中。现代货币数量论的思想被称为“货币主义”[54]，以对照于凯恩斯主义。　　

 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货币主义者力图对被凯恩斯主义革命侵占的宏观经济分析重新确立货币数量论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把货币存量的变化视为解释货币收入或名义收入变化的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主要的因素。而正统凯恩斯主义分析强调真实扰动（尤其是投资和自主消费）是货币收入波动（主要表现为真实收入变化）的主要原因。凯恩斯的《通论》意味着，在失业状态（此种状态会延续很长时间）下，收入速度（V）会非常不稳定，会被动地适应独立出现的货币供应（M）或货币收入（PY）的一切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货币被视为较不重要的因素。例如，在出现流动性陷阱和投资陷阱的两种极端情况下，货币无关紧要，因为货币政策在影响经济活动方面会完全失效。在出现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货币供应的增加会被收入速度的相反变化完全抵消，增加的货币供应会按不变的利率和收入水平完全被闲置余额或投机余额所吸纳；在出现投资陷阱的情况下，由于投资完全没有利息弹性，货币供应的增加也对真实收入水平无任何影响。货币供应之所以无力影响真实收入，是因为投资对利率变化不敏感。当货币需求相对于不变的收入水平而言增加时，收入速度会下降。因此，不难证明，在凯恩斯所说的货币无关紧要的两种极端情况下，自主消费、投资或政府支出的任何增加都会导致简单凯恩斯交叉或45度模型的完全乘数效应。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数量理论关系（MV=PY）依然有效，但正统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这种关系从实施货币政策的角度看是无用的。　　

　 　

二、货币数量论首先是货币需求理论　　

正是在上述正统凯恩斯主义的背景之下，弗里德曼（1956）力图在经济学界维护和重新确立芝加哥大学讲授的货币数量论的“口述传统”，即宏观经济分析的数量论分析方法。虽然传统货币数量论是关于货币供应和一般价格水平的一套理论，但弗里德曼（1956）最初却把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为货币需求理论，而不是一种产出理论、一般价格水平理论或货币收入理论。他认为，“对于经济中最终的财富持有者来说，货币是一种资产，是持有财富的一种形式。对于生产性企业来说，货币是一种资本品，是生产性服务的一个来源，这些生产性服务与其他生产性服务结合起来共同生产出企业所出售的产品。所以，货币需求理论是资本理论中的一个特殊议题，从而，它具有这样一种非同寻常的特质：它连接了资本市场的两端，一是资本的供给，一是资本的需求……而利率反映了财富这一存量与收入这一流量的相互关系，所以，如果以Y代表收入的总流量，且以r代表利率的话，那么，总财富则为W=Y/r”（参见弗里德曼，1956，载利尤伯编，1987，中译本第362-363页）。　　

弗里德曼假设，对货币的需求（象对任何其他的特定资产的需求）一样会给持有者带来服务流，这种需求主要依赖于三个因素：（1）财富约束，此种约束决定了可持有的最大货币量；（2）相对于其他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价格和收益而言，货币的收益率情况；（3）财富持有者的兴趣和偏好。全部财富在各种资产间的分配情况，取决于各种资产的相对收益率。这些资产不仅包括货币（M）和债券（B），而且包括股票（E）和实物商品（G），以及人力资本（H）。　　

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的简化形式可以写为：　　

        Md/P = f ( Yp , r , Pe ; u )　　

其中，Md代表名义货币余额需求；P代表一般价格水平； Yp代表持久收入，用以代替财富，即收入约束；r代表金融资产的收益率； Pe代表预期的通货膨胀率；u代表个人偏好。这种分析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财富水平越高、其他资产收益率越低、预期通货膨胀率越低，则货币需求就越大；反之则反是。在均衡情况下，财富在各种资产之间分配按照新古典主义的边际收益率相等原则；当边际收益率不相等时，追求最大效用的个人便会在不同资产之间重新分配财富，因此，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是新古典主义的“资产组合选择理论”[55]。资产组合的调整过程对于货币主义者所说明的传导机制至关重要。弗里德曼重新表述货币数量论与传统货币数量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即打破了新古典的两分法[56]，正是通过这种机制，货币存量的变化才会对真实部门产生影响。弗里德曼认为，“在分析长期增长和短期的周期波动中，把真实部门和货币部门的相互作用介绍进来，比把相互作用省略掉更为有用得多。”（弗里德曼，1959，第151页）。考察货币当局的公开市场操作导致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产生的作用，便可说明这一点。假设在初始均衡状态下，财富在各种资产之间是这样分配的，以致边际收益率相等。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债券以后，公众持有的货币量将增加。因为随着任何资产持有量的增加，该资产的边际收益率都会降低，所以货币的边际收益率将下降。随着超额货币余额被换成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如耐用消费品），货币余额的价格将被抬高，直至重新确立资产组合均衡，此时人们将再次自愿地持有所有资产，边际收益率将再次相等。与正统凯恩斯主义分析相对照的是，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是各种各样的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替代物，但却没有哪一种资产或哪一组资产可认为是货币的近似替代物。所强调的资产和相关支出的种类要广泛得多，因而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刺激可对总支出产生强烈得多和直接得多的影响。　　

 这种调整机制还可以通过引入“货币幻觉”的假设来进行说明。假设在初始均衡状态下，公众的资产组合是既定的，即公众愿意持有的实际货币量是既定的；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买政府新发的债券后，货币供应量随之增加。如果存在“货币幻觉”，即公众感觉到其持有的实际货币量大于愿意持有的量，他们便调整资产组合，把多余的货币用来购买其他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假定各项资产原有数量不变，则各项资产的价格便上涨，直至由于价格上涨抵消了新增的货币供应量，使整个社会的实际货币余额回复到人们愿意持有的量为止（即实际余额效应）；假定产量增加，则随着实际收入的增加，人们意愿持有的实际货币量也增加，这样便吸收了新增加的货币供应量。这样，通过价格或产量的变化，或者是两者同时变化，通过资产组合的调整，整个经济从原有的均衡点转移到一个新的均衡点(参见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82)。　　

弗里德曼对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受到了帕廷金（1969、1972）的批评。帕廷金（1969）认为，弗里德曼的理论不是纯正的货币数量论，只不过是伪造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帕廷金的理由：一是弗里德曼象凯恩斯一样，但同传统的数量论理论家不同，用资产组合选择分析来解释货币需求；二是他的分析是一种存量分析，而非流量分析，这同样与凯恩斯的做法并无二致，因此应把弗里德曼的重新表述视为凯恩斯主义分析的扩展。实际上，弗里德曼在1972年的《对批评的评论》中，在纯货币需求理论的范围内，同意了帕廷金的观点（参见哈里斯，1981，中译本第177页注释19）。在给《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1968b）写的关于“货币数量论”条目中，弗里德曼承认自己的“重新表述”深受凯恩斯灵活偏好分析的影响，并大量使用了“灵活性”一词；同时他也指出，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分析比传统货币数量论更加重视当前利率的作用，他批评传统货币数量论以货币存量与支出流量之间的关系的方法去研究货币调整过程，几乎完全忽略了以货币存量与其他资产存量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基础的凯恩斯分析法。尽管如此，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分析方法与凯恩斯灵活偏好理论之间仍有三个值得强调的主要区别：首先，可以把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分析看作是他的持久收入消费理论在分析一种特定资产方面的应用；其次，他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视为一潜在的重要变量，将其引入了货币需求函数；第三，他断言，货币需求是由数量有限的变量组成的稳定函数。特别是第三点，它是货币主义的核心观点。如果货币需求是稳定的，那么收入速度也将是稳定的，也就是说，若货币需求函数中数量有限的变量哪一个发生变化，收入速度的变化将是可以预测的。弗里德曼（1968b，第434页）把货币数量论看作“这样一条经验规律，即所需实际余额的变化往往是缓慢而逐渐发生的，往往是先前供应量变化引发的事件造成的。而与此相对照的是，名义余额供应量的大幅度变化却可以而且常常与需求的变化无关。结论是，物价或名义收入的大幅度变化几乎总是名义货币供应变化的结果”。　　

　 　

三、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争论　　

布劳格（1980，中译本第239页）写道，“现在回想起来，最近二十年中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的辩论，应该是整个经济思想史上最动肝火而又没有意义的论战之一，常常与最黑暗的中世纪时期的争论差不多。”　　

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之间的争论，与货币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57]。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争论的第一个基本命题是货币存量变化的重要性问题，即是否应把货币存量的变化视为解释货币收入变化的最主要因素。这场争论于1970年达到了顶点，该年弗里德曼为了回答批评者发表了《货币分析的理论框架》（参见弗里德曼　1970a　，1972；托宾，　1972a　）。在该文发表之前，货币主义没有明确的、正式的、前后一致的理论结构的表述。在打开货币主义的“黑箱”供人们作理论考察时，弗里德曼试图证明，“经济学家之间的基本分歧是经验上的而不是理论上的”。他的理论表述到头来证明是广义的IS-LM模型，这种模型把货币主义分析方法放入了主流位置。按照托宾（1981）的说法，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核心问题都是经济对货币刺激的供给反应。把这种刺激区分为价格和数量，被弗里德曼称作“遗漏方程”。在托宾看来，弗里德曼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从本质上说并非不同于折衷主义的主流凯恩斯主义理论和经济计量学的工资/价格/产量方法”（托宾，1981，第36页）。　　

争论的第二个基本命题是围绕菲利普斯曲线涉及的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关系问题。正统凯恩斯主义者运用菲利普斯曲线把产量和就业决定理论与工资和物价上涨理论联系在一起，并把菲利普斯曲线解释为一种长期稳定的交替关系，此种关系为政府提供了各种可能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的组合供其作“相机抉择”（例如，萨缪尔森和索洛，1960）。弗里德曼（　1968a　）和费尔普斯（1967）分别独立地对这种稳定关系理论提出质疑，他们都否认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永久（长期）替代关系。弗里德曼区分了名义量值和真实量值，通过引入自然失业率概念，用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扩展了基本的菲利普斯模型，把预期通货膨胀率当作决定货币工资率的一个附加变量。弗里德曼认为虽然由于“货币幻觉”的原因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但在长期没有货币幻觉，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不会再有替代关系，因此在自然失业率水平，劳动市场处于均衡状态，通货膨胀被完全预计到了，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垂直线。弗里德曼的分析帮助调和了新古典经济学有关货币长期中性的论点，同时又允许货币在短期内发挥实际作用。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的政策含义是，任何力图将失业长期维持在自然失业率之下的努力，都将导致加速通货膨胀，都将要求有关当局不断提高货币扩张速度。虽然在70年代早期关于是否可能存在垂直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问题，在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论战中引起了很大争论，但到70年代中期和后期，大多数主流凯恩斯主义者已逐渐承认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不过，关于经济在受到干扰后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复归垂直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仍有许多争论。　　

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之间的争论表明，他们的分歧与其说是“质”的差别，不如说是“量”的差别。这种争论促使货币主义思想和凯恩斯主义思想正在综合为一个整体。正如莫迪利亚尼（1977）所指出的，“实际上，主要的货币主义者和主要的非货币主义者之间并没有重大的分析上的意见分歧。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这样说过，‘现在我们都是凯恩斯分子’[58]，而我可以准备换个说法，‘我们都是货币主义者’——如果把货币主义的含义定为在决定生产量和物价中，货币存量起着主要作用的话。确实在这个意义上，始终是货币主义者的名单是极广的，其中包括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及我自己，如我的1944年和1963年论文中所表明的那样”。　　

主流经济学关于凯恩斯经济学的争论　　

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发表，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石，从此，货币理论成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并一度几乎成为同义语。主流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将货币供给视为由中央银行自主决定的外生变量，货币需求则被解释为公众在给定财富下的资产选择，货币的供求可以通过利率对生产和投资产生影响，但生产过程却不能对货币产生任何直接影响。这种理论不准备解释、也不能解释货币的创造过程，企业和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货币创造对于资本形成的意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通论》虽然试图通过打破新古典理论生产（真实领域）与货币（货币领域）的两分法，但由于《通论》中缺少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的基础，并没有真正建立起“生产的货币理论”[59]。在《通论》中，凯恩斯依然沿用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论，从而使得他的理论始终被新古典教条的阴云所笼罩。另一方面是主流经济学对凯恩斯革命的解释。1937年，希克斯用IS-LM模型来解释凯恩斯的理论以及莫迪利亚尼（1944），这些观点认为，凯恩斯的理论是建立在货币供给量给定时的货币工资刚性的前提下（ 伊特维尔，1987），从而把凯恩斯理论完全纳入新古典理论的逻辑轨道，凯恩斯革命被解释成建立在刚性价格基础上的新古典理论的特例。　　

在主流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是如此说明的：给定货币供给，由于预期和不确定性，货币的投机需求将影响利息率，即由于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在货币市场需要利息率去均等货币的供给与需求；而利息率的变动会影响投资和就业。当存在灵活偏好陷阱时，或实际余额效应不起作用时，失业均衡将被保持，其中货币供给内生变动的可能性被完全排除了。这个分析是由IS-LM模型所表明的，虽然这一分析涉及到投资和就业，但依然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上把货币供求分析作为数量论的名义变量，而不能真正表明资本存量和收入流量的关系。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弗里德曼的对全部存量和流量的货币需求理论、理性预期对所有不确定性和预期的分析，庇古效应和哈耶克效应所表明的价格水平和资本存量价值、消费函数之间关系的分析，虽然都表明了这个框架涉及到资本市场或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的分析，但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中，这种存量和流量的关系只是名义量值，决定产出与就业的依然是实际量值。在这个框架中，货币非中性仅仅来自于不确定性，或者说，货币并不能使资本和财富联系起来，因而它不能表明存量和流量均衡的特征，或不能表明过去与未来以及市场经济的博弈规则。因此，除非假设由于不确定性而导致的价格刚性和货币幻觉，失业将被数量论的实际余额效应所排除，即失业以及凯恩斯效应仅仅来自于不确定性和各种刚性。主流经济学中关于宏观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争论仅仅在于各种不同的刚性及不确定性和预期的性质和特征，其中不同的实际余额效应对于不同的刚性分析扮演重要的角色，只要瓦尔拉斯均衡或新古典的相对价格理论被保持，这将是唯一的逻辑推论。然而，凯恩斯对于货币的分析已经超出了瓦尔拉斯定理和数量论的实际余额效应（参见柳欣，1996，32页）　　

希克斯的IS-LM模型提供了一个框架以使货币部门与实际部门联系起来，其中凯恩斯效应取代了货币数量论的实际余额效应，即给定货币供给，货币需求的变动会影响利息率，进而影响投资和收入，同时收入的变动又影响货币需求。然而，这一模型完全排除了资本存量和它的价值决定的分析，导致了模型的不稳定性。一方面，由于货币需求或资产选择涉及到财富或资本存量，投资和收入流量的变动将影响财富存量，进而影响货币的投机需求（而不只是交易需求），这会改变原有的货币均衡（即LM曲线）；另一方面，如果货币需求涉及到投资，即融资动机，利息率将不仅由财富的资产选择所决定，而且涉及投资流量，如前所表明的，投资的货币需求会影响利息率。这两个方面都会使IS曲线的移动影响到LM曲线（参见戴维森1994，奇克1982）。而排除资本存量和他们的相对价格分析是导致IS-LM模型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但更复杂的问题是资本存量的相对价格是如何决定的，或什么是资本存量价值决定的基础。这个问题是资产选择理论以及实际余额效应所必须回答的问题。在新古典综合宏观模型中，生产函数是以给定的资本存量为基础的，其假设是投资流量的变动并不会资本存量的数量和价值，这一点被称之为短期均衡；但它的长期均衡并不能从短期均衡中推论出来，换言之，这一理论并没有说明如何把投资流量与资本存量相加在一起。这里存在着魏克塞尔效应和异质资本品的加总问题，新古典综合的宏观模型在逻辑上是不一致的。　　

        托宾的q理论表明了资本存量和流量的相对价格关系，这也涉及到资产选择理论。这个分析实际上表明，资本存量价值不仅依赖于商品市场中流量的供给与需求，而且依赖于金融市场的资产选择，进而联系到资本品和消费品的相对价格。当新投资被加入到模型中反映相对价格的变动，货币和资产选择将进入到相对价格的决定中来。然而，托宾并没有把他的分析与价值理论或相对价格的决定联系起来，而仅仅局限于分析风险与金融资产收益之间的关系，其中货币并不联系到相对价格，而是联系到不确定性和价格刚性。当货币和其他金融资产被加入到这个模型中，不确定性和价格刚性的假设将难以保持，因为实际余额效应或财富效应会发生作用，从而不确定性和刚性成为货币幻觉。　　

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或“资产选择”理论正是表明了这种实际余额效应。按照弗里德曼的理论，货币需求是所有各种资产存量（包括人力资本）和收入流量的函数，收入流量只是财富存量的收益或贴现值。考虑到所有存量和流量的持久收入使货币需求函数相当稳定。由于价格水平的变动涉及到存量和流量的相对价格，一旦出现货币幻觉，货币需求会变得不稳定，由此影响产出和就业或名义收入；另一方面，财富效应或实际余额效应将调整相对价格和名义收入，使之与持久收入相一致，其最终结果仅仅是价格水平的变动，因而，凯恩斯效应只是来自于货币幻觉，或存量与流量的相对价格扭曲（弗里德曼，1956，1957，1987）。弗里德曼对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的批评对于实际余额效应是一个突出的例证：按照IS-LM模型，政府财政支出的变动将影响收入水平，进而影响货币需求和利息率，然后影响价格水平，其中价格水平和相对价格的变化并不改变原有货币需求函数；而按照弗里德曼的分析，名义收入的变动将直接影响货币需求，因为它会改变存量和流量的相对价格，换言之，凯恩斯效应能够起作用仅仅是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动来自于货币幻觉，从而货币需求的变动所产生的实际余额效应将通过存量和持久收入的调整恢复原有的相对价格。这样，如果货币供给随着财政支出一起增加，其结果只会导致经济的不稳定和通货膨胀（弗里德曼，1960，1977）。　　

显然，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是另一种“被迫储蓄”和数量论的实际余额效应，只是包含了资本存量、存量和流量的关系。这样，由IS-LM模型和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所表明的凯恩斯效应仅仅是新古典的实际余额效应的一个特例。　　

然而，在主流经济学模型中存在着严重的逻辑缺陷。例如，当投资的变动伴随着技术变动，财富存量也会发生变化。如果投资并不是基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和时间偏好，而是技术变动下的垄断竞争，货币作为联系过去与未来或存量和流量的中介，和由货币供给所决定的投资将成为相对价格的一部分，这一点是通过货币的供给与需求决定的利息率所表现出来的，换言之，信用条件和价格水平的变动将通过内生的货币供给影响相对价格和投资。当然，这会涉及到就业和新技术的应用。通货膨胀并不是来自于“实际余额效应”，而是来自于它的失效，即垄断竞争的信用条件被破坏，使货币失去了联系过去与未来和保持正常信用条件的功能，用主流经济学的话说，但要反过来，在竞争是市场经济中，只要货币是实际变量，而其他的变量都是名义变量，因为货币代表着竞争的博弈规则或信用关系，虽然，货币并不是真正的实际变量，但只有货币能够使表明技术关系的实际变量起作用。　　

利息率作为一种相对价格是毋庸置疑的。但新古典理论把利息率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联系起来，而把货币与数量论联系起来，从而把货币排除在实际资产之外，并从本质上否认利息率是由货币供求所决定的相对价格，这就抛弃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联系，这一点来自于新古典理论对资本和竞争的性质的错误观念，即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只是一种技术关系，而不是现实的市场经济。　　

  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　　

按照哈考特（1987）的定义，后凯恩斯主义指一组强烈反对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正统凯恩斯主义的IS-LM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并努力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可供选择的“多种研究方法”而联合在一起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但它 “不是一个紧密的团体”（艾克纳，1979），实际上还是一个相当“异质的组合”（哈考特，1982），仅仅由于它们都具有向正统挑战的愿望而被联系在一起。其主要观点可以追溯到其创始人的贡献，即凯恩斯的货币观点、卡莱茨基的真实分析、斯拉法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影响，尤其是马歇尔对凯恩斯的影响，以及贯穿于卡莱茨基和斯拉法著作中的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观点（参见斯诺登等，1994，中译本第444页）。　　

大致说来，后凯恩斯主义的“多种研究方法”或分支[60]，主要包括：（1）后凯恩斯货币学派，由于其成员主要分布在美国，也称作美国后凯恩斯主义者，它侧重马歇尔短期分析和局部均衡分析以及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如温特劳布、戴维森、明斯基、克雷格尔、摩尔、奇克和S. 道、R. 罗西姆等，卡尔多是个例外，他在货币理论上持有相似的观点；（2）新李嘉图主义，也被称为“剩余学派”或斯拉法主义，它侧重马克思、斯拉法的价值和分配理论以及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如盖尔加尼（1978、1979）、巴拉德瓦杰（1978，1983）、伊特韦尔（1979、1983）、米尔盖特（1982、1983）、帕西内蒂（1962、1974、1981），以及达特和阿马德奥（1990）等；（3）后卡莱茨基学派，它侧重马克思再生产原理和卡莱茨基的有效需求原理，如琼.罗宾逊、索耶等。另一方面，美国后凯恩斯主义者，包括老一辈经济学家汤申德（1937）以及沙克尔[61]等，也被称为“原教旨凯恩斯主义”；而罗宾逊以及新李嘉图主义者等参与“剑桥资本争论”的经济学家，也被称为“新剑桥学派”。一般认为，除凯恩斯之外，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奠基者是罗宾逊、卡尔多和卡莱茨基；而第二代后凯恩斯主义者的杰出代表主要有明斯基、戴维森、克雷格尔和哈考特等。　　

后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强调历史时间、不确定性和内生货币。但在它的演化和发展中，特别是与主流经济学的竞争中，后凯恩斯主义没有显示出必要的内在一致性、综合性和强劲性。其分歧的一个主要来源基于原教旨凯恩斯主义和剩余学派的重要不同（参见达特和阿马德奥，1990）。　　

  对《通论》的释义　　

　 　

 后凯恩斯主义者，特别是美国后凯恩斯主义者或原教旨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凯恩斯革命的精髓在于《通论》的第12章和第17章，以及他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就业一般理论》（　1937c　）。他们强调不确定性和历史时间、生产的货币理论。奇克（1978）曾简明地阐述了后凯恩斯主义的基本观点：“《通论》代表着一个生产经济模型，它使用货币，在时间中穿行，受到不确定性和出错的可能性约束。”　　

　 　

一、不确定性和历史时间　　

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凯恩斯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将不确定性牢固地置于经济各阶段的中心（参见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3；温特劳布，1975；N. 夏皮罗，1978；菲茨吉本斯，1988）。明斯基（1975）更是生动地指出了凯恩斯理论的这个特点，他评论道，“失去不确定性的凯恩斯，就象失去王子地位的哈姆雷特一样。”凯恩斯认识到经济是在历史时间中而不是逻辑时间中运行的，“通过时间的运动则只能是单向的，从过去到将来的”（参见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3，中译本第63页）。因此，今天和明天的差别是24小时，而今天与昨天的差别则是永恒的，因此经济行为主体面临的是不可逆转的、不可知的、但不是不可想象的未来（参见沙克尔，1967）。在这样一个独一无二、不会重复的世界中，概率法则不适用，万花筒般的变化和根本不连续性是其特征，货币、传统和契约的存在因此而有了额外的重要性（参见沙克尔 ，1972、1974；戴维森，1984、1991）。也就是说，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解释了投资的易变动性和货币存在的基本理由以及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波动。投资决策是建立在猜想、本能和动物精神的基础上的。在这样一个世界中，预期很容易挫伤是不难理解的。持有货币的决策，本身是习惯方式，使人们保持了灵活性，因此推迟了特别无知时不可逆转的决策的制定。沙克尔（1968）发展了在真正不确定条件之下决策者面临的问题。经济行为人可能面对全新的环境，即他们以前从未面对过的环境，而且他们所作的决策，一旦实施，其结果就无法推翻。沙克尔（1968）用他的“判决性实验（crucial  experiment）” 的概念来说明这个问题的本质：　　

　 　

拿破仑不能一百次重复滑铁卢战役，希望普鲁士人按一确定的比例来得太晚。他的战斗决策就是我称之为‘判决性实验’的东西，用判决性这个词是取抉择之意。如果他胜利了，重复在长期中是不需要的；当他失败了，重复是不可能的。　　

　 　

 因此，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如果假设有关未来的知识可以在今天获得，那么不确定性环境就成为风险环境，而风险是可测、可保险的，凯恩斯和其他宏观经济家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就不存在了。　　

　 　

二、生产的货币理论　　

凯恩斯对生产的货币理论给予了极大重视，它确定了有效需求在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世界中的波动。《通论》阐述了货币在历史时间内影响经济的交换和生产过程的方式。在凯恩斯笔下的各种自变量，即消费倾向、资本效率、流动偏好、既定预期及货币政策和银行经营政策等都相互作用，决定有效需求（参见克雷格尔，1987，第2卷，中译本第106-109页）。早在1932年构思《通论》的阶段，凯恩斯就意识到传统理论中缺乏生产的货币理论（参见塔希斯，1987）[62]。在1933年初《通论》的草稿中，凯恩斯就区分了货币经济和那些不存在货币或货币只是虚构的经济。但在定稿中，凯恩斯没有将货币的基本作用明确表示出来，但是很显然，凯恩斯所考虑的问题不会出现在非货币的瓦尔拉斯经济中的（参见斯诺登等，1994，中译本第456页）。　　

 在《通论》第17章中，货币作为一种占有特殊地位的资产，具有零收益，同时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其好处超过了它的可忽略的持有成本。凯恩斯认为，货币具有两个特殊的属性：它的生产弹性等于或几乎等于零；同时它的替代弹性等于或几乎等于零。这两个特性对解释有效需求的失灵起着决定作用。对于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而引起的对灵活性需求的增加，即货币需求的增加，不会导致在货币或其替代物的生产中对劳动需求的增加，不过它将导致非货币生产及相应的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因此，凯恩斯认为没有货币的经济体系会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均衡。也就是说，新古典理论会自动成立（参见克雷格尔，1985）。　　

凯恩斯的这些观点被后凯恩斯主义者进一步发展、深化，他们强调不确定性、货币工资的中心地位既作为价格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又作为经济的稳定或不稳定的主要决定因素，以及资本积累过程的存量—流量关系。其中最著名的是戴维森（1972、1978、1984）。戴维森运用《货币论》和《通论》中的马歇尔框架来分析不确定性环境下生产和货币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其中马歇尔的“理性”行为人尽他们的努力做到最好。在积累理论中，他使用凯恩斯关于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的理论，将投资支出的流量和资本存量联系起来。戴维森和克雷格尔（1983）使用现货和期货市场以及它们的价格的同样对比来阐明《通论》第17章的分析，认为在《通论》第17章中和积累相联系的真实力量和决定利率的货币力量走到一起了，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货币的特殊属性和基本性质（即灵活性），正是由于这个性质，非充分就业均衡才有可能。因为，货币的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微不足道，将需求从商品转换到货币不一定创造充分就业。戴维森（1980）进一步发展了凯恩斯（1936）的货币与货币工资关系的认识，他强调货币的灵活性升水的作用，因为合同是以货币形式固定的，货币工资通常是十分稳定的。正是货币的灵活性使得工资以货币的形式而不是其他商品的形式固定下来，而且货币工资相对稳定的事实，为货币经济的继续存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明斯基（1975，1978，1982）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设认为是从《通论》中继承下来的，这个假设涉及一个关于经济周期波动的内生理论。明斯基（1975）认为，这种波动是真实因素和货币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当企业对所承担的财务履约义务（即资产负债表的负债一方，他们是根据其初始预期而发生的）含义作出反应时，预期的现金流量不能实现就会造成过度的真实运动。而利润流量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关键性和必要性，正是引起大量债务的原因。在明斯基看来，在债务-通货的紧缩过程中，两者是不平衡的，因为通货的紧缩将导致现金流量的减少（即价格或销量的下降）和现金履约义务（债务）的增加。因此，债务-通货紧缩过程使生产单位（企业）在融资方面更加无力，更容易破产。　　

　 　

三、有效需求原理　　

奇克认为“后凯恩斯主义分析以其观点的多样性和不断分化而著称”（参见阿马德奥，1989，奇克的《序》）。后凯恩斯主义者在有效需求问题上的分析方法就集中体现了这个说法，虽然几乎所有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都承认“有效需求原理”是《通论》的关键。　　

对于原教旨凯恩斯主义者来说，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的主张与时间和货币密切相关。在这里，马歇尔对《通论》的结构产生了实际的影响。首先，凯恩斯深化了马歇尔的“时间”观念，“时间几乎处于每个经济问题的中心”，时间是不可逆转的，因此“人在期初和期末是不同的”（马歇尔，1920）。在这种不确定的世界里，经济行为人因不完全的信息和了解未来的不可能性，就不可避免地出错，而这种错误不可能毫无代价地消除。在经济波动时期，具有完全流动性的资产即货币的存在，使得经济行为人推迟购买特定的可生产商品（尤其是投资品）。凯恩斯特别强调研究有效需求中的投资部分及其促使其发生变化的主要动机的因素。其次，马歇尔认为对劳动力需求源于对由劳动生产的产品的需求；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在总量层次上对此做了一般化，并得出劳动市场未必出清的结论。第三，《通论》中应用了许多局部均衡的方法，而不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所有经济问题依次解决的办法；凯恩斯以局部均衡方法阐述一动态理论（即移动均衡分析），试图证明均衡是存在的，失业可能持续下去，凯恩斯把马歇尔向前推动了一大步，从马歇尔那里得到了其中宏观层面上的东西。第四，马歇尔虽然保留了新古典的两分法，但他削弱了它的价值理论，做法是使用供给和需求的长期力量解释长期状况和与之相关的长期正常价格；凯恩斯虽然驳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信条，但是在《通论》中他并没有把他自己完全从价格的供求理论中解放出来，这与他在《货币论》中关于部门价格水平的理论，在其中货币工资水平和利润差额分别成为价格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的观点相比倒退了一大步，因此《通论》的价值和分配理论的基础是薄弱的。　　

在《通论》中有效需求还与货币联系在一起的。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在凯恩斯笔下的各种自变量，即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灵活偏好和银行系统的货币政策等都相互作用，决定有效需求。消费倾向表明企业家若不想亏损就必须按照收入增加时收入和支出之间的缺口的大小来增加投资；而货币生产经济中资本边际效率和灵活偏好则解释了，为什么与资本边际效率有关的利率的基本特性使得投资率很有可能严格按照这一缺口的大小进行调整。由于企业家追求货币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就业或实物产出最大化，所以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的投资决策必然导致充分就业下的均衡。凯恩斯关于就业水平限度的论述，使得任一水平，包括充分就业，都可视为稳定均衡；因此凯恩斯经济学是比经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更为一般的理论，因为在萨伊定律中只有劳动市场实现作为给定的充分就业限度的规定，才是唯一稳定均衡。此外，凯恩斯不接受小企业接受价格的观点——这些小企业总是在不确定条件下营运的。因此他强调有效需求对企业的意义：总需求可能会自发地发生变化，因为投资不仅取决于长期预期，还取决于银行货币政策。这里的关键是银行可以在无需先有储蓄的情况下创造货币，这就逆转了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　　

另一方面，新李嘉图主义者也接受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主张意愿的储蓄通过收入水平的变化而等于意愿的投资。但是他们认为那是或应该是一个关于收入和就业的长期水平（意为持久力量作用的最后结果）的一个理论。因此，他们主张将有效需求原理和古典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即由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特别是斯拉法（1960）重新表述的劳动价值论结合在一起，以寻求一种长期均衡。与之相联系，新李嘉图主义者一直不满意凯恩斯经济学中马歇尔的影子，比如供给和需求决定价格的理论，以及新古典主义在凯恩斯的投资分析中的遗迹，这些遗迹主要是在《通论》第7章中讨论向下倾斜的资本（和投资）边际效率表、对资产的需求表（参见米尔盖特，1977）。他们认为，凯恩斯所有这些建树与后来“剑桥资本争论”中发现的资本倒转是不一致的，例如既没有假定资本边际效率表向下倾斜，也没有假定投资边际效率表向下倾斜；更为甚者，在《通论》第17章的论证中，凯恩斯使用利息率的灵活偏好理论而使货币利息率成为关键，这是使用新古典“不完全性”的一个例子，而在长期理论中是不能作这样的使用的。新李嘉图主义者认为，凯恩斯基于灵活偏好的利息率理论并不是一种长期理论，其中的一个理由是，由于实际余额效应，在假设工资率和价格完全可变的情况下，利息率的变动会使经济调整到充分就业水平（米尔盖特，1977；盖尔加尼，1978-1979）。因此，与之相对照，他们特别强调有效需求原理与利润率的联系，认为使用外生给定的利润率假设，在有效需求的作用下（假设资本家不消费），产出和就业将被决定，古典经济学将成为凯恩斯经济学的长期理论（参见米尔盖特，1982）。正是在这一点上，原教旨凯恩斯主义（或美国后凯恩斯主义）与新李嘉图主义产生了严重分歧，例如奇克（1994）指出：“只要新李嘉图主义者——或叫斯拉法主义者，或叫做任何其他什么主义者——坚持认为任何理论的标志都是对其长期趋势点的关注，那么在我看来，在他们与后凯恩斯主义之间就是不可调和的。在此问题上，我们之间差异很大，因此沟通双方将是十分困难的。当然，在斯拉法方法中有些方面与后凯恩斯主义十分相近，尤其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前提假设进行挑战的那些很有价值的贡献。我认为将二者合而为一的工作极其困难[63]。”（参见，斯诺登等，1994，中译本第488-489页，“奇克”）。　　

  内生货币供给理论　　

　 　

一、货币—信用经济中的货币的特性　　

       在凯恩斯的《货币论》和《通论》提出的货币经济的分析框架上，后凯恩斯主义提出了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这个理论实际上是在货币—信用经济的框架内发展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是“特殊的”。“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任何理论分析，如果不考虑货币的特殊性，以及货币在时间上赖以发生作用的金融机构，那么这种理论就必然是干枯的”（罗斯艾斯，1986，中译本第15页）。　　

        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历史时间中的不确定性”。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和历史的时间中，决策是事先作出的，结果是事后得到的。正是资本主义对不确定性的反应造成了货币的特殊属性:　　

货币的第一个特性是财富或价值的贮藏手段。它来自于利息率未来趋势的不确定性。　　

        货币的第二个特性是没有通常意义上的那种生产功能。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与货币数量论的分歧，可以从对金融资产和不动产加以区分的做法上反映出来。不动产不具有流动性，不能作为财富的贮藏手段；也不存在很高的替代弹性。因此，货币和准货币的这种特性，才使得货币供给的收入流通速度成为经济运行中的关键因素；通过金融创新，使得“一般流动性”状况，而非狭义的货币供给概念，成为经济波动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对于货币供给，不管怎样下定义，必定成为内生的了。　　

货币的第三个特性是它使货币债务成为可能。金融合同不同于涉及产品和投入价格的远期合同，它把债权人与债务人联系在一起。明斯基（1982）将企业、家庭和政府对融资的态度分成三种类型：套头交易（hedge）、投机(speculative)和负债(ponzi)融资。简言之，债权人放弃了以货币形式的潜在购买力以换取或许能（或不能）在将来实现的收入流量。这样产生的债务的信用状况，取决于借款人是否有足够的现金流量来保证金融承诺的有效性。每一种借款人都有一种主要的现金来源，对家庭来说是工资收入，对政府来说是税收，对非金融公司，是预期总利润所产生的现金流量，而对金融公司，则“是从所拥有的合同中得到的现金”。建立在债务基础上的货币经济的稳定性，决定于这三种融资类型的混合状况和融资方法沿这一融资“光谱”移动的状况。例如，为了抑制物价的普遍上涨，中央银行把货币政策目标由控制利率（联邦基金）转向控制货币基础（非借入准备金），这就可能导致各种利率的大幅度上涨，进而导致套头交易融资转入投机融资，投机融资转入负债融资。或者如果来自体系外部的重大冲击（如石油危机）诱发了严重的衰退，即使利率不变，预期利润率的急剧下降也可能导致同样的后果。不管在何种情况下，由于总的支付义务超过了预期的总的现金流量，经济的整个债务结构是难以支持的。随之而来的将是普遍的由债务导致的经济紧缩，而这又将导致企业破产和银行倒闭现象的大量涌现。据此，“货币不仅仅是使需要的双重吻合（在新古典主义的物物交换经济中），不再是成交的必要条件的一种通用的配给凭证，而且是在不确定条件下为资本资产的地位融资的一种特殊债券”（明斯基，1982）。　　

与此相对照，新古典理论所研究的东西实质上是在确定性条件下运行的物物交换经济。如果有货币的话，货币也是事后引进的，就象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哪”，或者象弗里德曼所喜欢说的那样从直升飞机上撒下来的，或者，它以作为计价物的某种商品或以金属货币的形式出现。对于货币商品来说，存在着一个货币生产函数，它对需求增长的反应取决于它的以产品计的供给弹性的性质。新古典理论并没有提出一个与经济的真实部门相互作用的货币体系。货币的引入往往是以货币数量论的形式出现；在这个理论中，货币供应量是由中央银行外生地决定的。从长期来看，货币供应量被认为仅仅能够影响物价水平，而对实际产出和就业并不能产生持久的作用——充分就业均衡状态下它们是静止的。而在货币—信用经济中，货币不具有生产意义上的供给函数。存在于某一时点上的货币供应量主要取决于银行贷款的净额。货币并不是中性的，在不确定条件下运行的经济中情况尤为如此。不仅如此，企业家和家庭是根据以货币标名的契约承担义务的。因此，货币制度在信用经济的运行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理解货币—信用经济的运转，对于分析现代资本主义是关键性的。　　

         　　

        二、货币内生性　　

        主流经济学的货币理论都假定货币供应量是中央银行外生地决定和控制的，因此，其货币供给函数，即Ms = Mo；货币供给机制只是基于基础货币（H）的机械的货币乘数（m）作用过程，即货币存量M = m *H。因此，主流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分歧仅仅在于是应该如何控制、通过什么工具控制——自由准备金还是借入准备金？　　

        与此相反，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现代信用经济中，货币供给是内生的。他们认为，货币供给“调整自身以符合商业要求”（卡尔多，1970），即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和在较大或较小的程度上，在一定限度内，终将满足商业对货币的需要而不管中央银行做些什么。在其最极端的表述形式中，它是对萨伊定律的反用。某些后凯恩斯主义者已接近认为，由于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将会满足对于货币的需求，在货币领域，需求能够自动和充分地创造自己的供给。如果中央银行只是部分地满足了对于货币需求的增加——这是更为可能的情况，那么，通过调动闲置货币和节约交易货币，将发生沿着流通速度曲线的运动。然而，通过金融创新的中介作用，随着利息率的上升，又将发生流通速度曲线的移动。　　

        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反对主流货币理论，“主要表现为它对货币数量论中的因果关系箭头的颠倒：货币供应被看作是名义收入的函数而不是相反”（罗斯艾斯，1986，中译本，第1页）。因此，他们具有与正统货币主义者所阐述的相反的货币与支出的因果关系。罗斯艾斯认为，一个充分发展了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需要毫不含糊地在三个方面直截了当地拒绝货币数量论：（1）拒绝资本主义经济自然趋于长期充分就业均衡的概念；（2）拒绝关于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是稳定的并且独立于利息率（即货币需求是人均实际收入或一般物价水平的稳定函数）的论点；（3）拒绝货币数量论中的由货币供应量到名义收入或一般物价水平的因果链的箭头。　　

 三、历史渊源　　

 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分析框架是由明斯基（1975、1978）、戴维森（1978）和罗西姆（1981）建立的。它强调货币—信贷流量从银行体系向经济中的企业部门的流动；或者同传统教科书的表述相反，因果关系是从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方指向负债方，即银行首先发放信贷，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们便在资产负债表的右端自动创造了活期存款。罗斯艾斯（1986）认为，“这种观点同凯恩斯的《货币论》而不是《通论》中阐述流动偏好理论的证券—资产法更为一致。”（同上）。实际上，这种货币的“内生性”观点历史悠久，可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的反金块本位主义者和银行学派（见奥布赖恩，1975），他们强调“真实票据原则”（最近此观点由戴维森复兴，1989）及与数量论相反的因果关系。　　

米尔达尔1932年出版的《货币均衡》（1939）中清楚地复活了银行的“银行学派原则”并明确改变因果关系箭头方向。其贡献主要是认为 V是变化的，因果关系由P（或Y）指向M； 处于时间中的信贷合同是任何物价水平理论的中心，因为“信贷构成了支付手段总量的主要部分，或至少决定了流通速度”； 明确提出货币的需求函数与供给函数的相互依赖性并进而否认后者的外生性。　　

50年代末期起，拉德克利夫报告中“一般流动性”命题（1959）的提出、格利和肖（1960）和托宾的“新观点”（1967）被认为是内生货币思想复兴的开始（参见宁咏，1999）。拉德克利夫委员会（1959）和卡尔多在英国议会的证词表明，货币供应量在很大程度上已变得不甚重要，只有对经济的一般流动性加以控制才能获得一种有效的货币政策。格利和肖（1960）[64]、托宾（1967）则从反面提供材料，力图证明政府等外生力量对货币供给的控制是极为有限的，货币供给主要是独立于外在控制的经济过程内部活动的结果。　　

 格利和肖的突出贡献在于揭示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中的作用。格利和肖认为，战后经济情况的根本变化之一就是金融当局直接统治之外的非货币金融中介机构的急速成长，无论货币机构或非货币的金融中介机构，都能创造金融债权，它们都可以根据持有的某类资产而创造出成倍的特定负债，创造可贷资金，引起超额货币量，并产生大于事先储蓄的超额事先投资。由于货币当局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不能进行有效控制，因此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在和发展弱化了货币当局对信用从而货币供给的控制能力（格利，1960；格利和肖1979）。　　

        托宾（1967）继承和发展了拉德克利夫委员会、格利和肖的观点，认为在现代金融制度下，货币资产和非货币资产、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区别，货币和其他资产之间存在着可替代性，使单纯的货币数量变动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不可能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变动的主要因素，更不可能是唯一因素，人们的注意力已从货币的数量和货币流通速度转向全部资产的供求上；同时，人们也从单纯重视商业银行的作用转向所有金融机构在货币供给过程中的作用。托宾认为，“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所有金融中介机构的主要作用是同时满足两类个人或厂商的资产偏好，一类是借入方，他们不受其净财富数量限制地扩展包括存款、房地产、机器和设备在内的实物资产的规模；另一类是借出方，他们希望能够将其财富以货币价值稳定、拖欠风险小的资产形式保存起来”。对于公众来说，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创造取决于公众的资产偏好和资产选择结构，从而货币的供求不仅取决于货币的成本和收益，还取决于其他资产的成本和收益。也就是说，人们对任何资产（包括对货币的需求），不仅仅取决于一种利息率，而取决于多种利息率及其比较，也就是取决于相对利息率，即各种资产的相对收益率。托宾认为，公众的资产偏好和资产选择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因此不能单纯从中央银行角度研究货币数量的决定。也就是说，如果要对货币的需求发生影响，或者说，如果要对利息率的变动发生影响，那么不能仅仅着眼于对货币数量进行调节，而且也不单纯是银行机构的任务。重要的是，应当把货币问题同价值理论结合在一起考察，进而研究资本理论，研究金融部门与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把货币理论的研究扩展为金融部门与生产部门之间关系的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基于以上认识，托宾批判了主流经济学的货币乘数理论，认为这种存款创造过程描述为一个拘泥于银行准备金的机械的乘数过程并不能反映真正的存款创造过程。真正的存款创造过程应该是一个反映银行与其他私人单位的经济行为的内生过程。托宾考察了存款—准备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的变动情况，指出这两个比率是由经济过程内生决定的 ，从而货币乘数具有内生性。　　

　 　

 四、主要观点和分析结构　　

　 　

（一）收入到货币的“反因果关系”　　

对于观察到的货币存量与货币收入的紧密统计关系，后凯恩斯主义把它置于复杂的银行—金融体系中，以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来解释。指出，货币供给的变化先于货币收入变化的事实丝毫无助于建立货币主义者所指出的因果关系。后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支出的有计划的增加如果要实现的话，就必须得到资金支持。这种“预备性的商业行为”标志着事先希望从银行系统获得贷款，而且，只有银行创造出必须的信用数量，这些行为才能得以实施。银行部门可以主动满足或挫败私人部门的支出计划。凯恩斯在引入“融资动机”概念时就意识到这一点（见戴维森，1965），卡莱茨基在讨论经济周期时也意识到了，当时他强调建立灵活的银行系统，因为任何投资都会带来利润，从而值得为此借债。这就产生了一种产生收入的融资过程，通过此过程，计划支出通过银行信用转化为实际的支出。摩尔（1979b）将后凯恩斯主义观点总结如下：　　

　 　

“有证据与以下因果关系明显一致：因果链是由商业银行贷款到货币存量再到货币基础，这反过来清楚地说明了倍受注目的货币与收入的经验关系主要反映了由收入到货币的‘反因果关系’。”　　

　 　

（二）工资—物价定理　　

 凯恩斯认为，关于物价上涨的原因，从长期来看，取决于货币工资的增长是否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所以货币数量论的结论是错误的。戴维森从凯恩斯关于货币工资既是成本又决定有效需求的观点出发，认为名义工资“作为一个价格，实际进入到所有的成本函数和大部分的消费者需求函数中……名义工资的变化将改变成本函数和消费者需求函数，这将影响各种价格和总的物价水平。”（参见温特劳布，1977，第285-287页），因此，名义工资的增加既有“成本推进”作用，同时还有“需求拉动”的作用（即工资增加引起需求增加，从而使物价上涨）。温特劳布（1978）进一步把凯恩斯关于货币工资和物价的关系用“工资成本加成方程式（Wage-Cost Mark-up Formula）”来说明：　　

        P = k W/A　　

其中，P代表一般物价水平，k代表整个经济中单位劳动成本或总边际利润上的平均加成，W代表平均货币工资，A代表平均劳动生产率。温特劳布认为，除非国民收入分配中有“革命性的变化”，否则K是特别稳定的，“在经济学的所有比率中K最稳定，在美国企业总产值中多年来K≈1.9。”这样，在考虑P的变化时可以忽视K的变化，“从因果关系来说，侧重点放在方程式P = k W/A的右边，平均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在物价水平波动时起主要的作用。”[65]（同上，第168页）因此物价上涨是由于货币工资的上升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即：　　

                p = w- a　　

因此，温特劳布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与货币数量论方程式（M=kPQ）完全对立的观点。　　

卡尔多（1970）也曾提出决定货币供给变化的两个主要因素：货币收入变化率与工资膨胀率。于是，后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存量的增长是“通货膨胀的结果，而不是起因”（索耶，1991）。这一点摩尔（　1979a　）也曾清楚地说明，他认为，货币供给增长使工资和价格上涨有了充分的依据，但不是原因：“后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存量内生地对信用需求的变化作出反映，并把货币工资变化率看作主要的外生变量，价格和货币存量都对它作出调整。”　　

　 　

（三）货币供给是工资率的函数、货币需求是名义收入的函数　　

许多后凯恩斯主义者把货币供给看作是工资率的函数。认为，工资的增加将迫使企业向银行告贷，以满足其增加了的流动资金需求；这些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充分支持下将自动地满足这种需求。这种论点实际上是主张：对于任何给定的利息率水平（中央银行通过其公开市场业务可以决定利息率[66]），货币供给的弹性是无限的，即对应于给定的利息率，货币供给曲线是一条水平直线。　　

 卡尔多（1980、1981、1982）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后凯恩斯主义的内生货币理论。卡尔多（1982，第24页）认为，在货币—信用经济中，任何时候货币供给量是由货币需求来决定，即货币供给直接随着公众对现金和银行存款的“需求”变化而变化；而货币需求是名义收入的函数，货币需求的变化是利息率变化所导致的生产和收入水平变化的结果，换言之，利息率对“持有货币的愿望”没有直接影响，只有因收入水平的变化所引致的间接影响。因此，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确定利息率而不是货币存量；对货币存量，中央银行在任何情况下是没有控制能力的，货币需求的任何增加都有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予以充分满足；在既定的利率水平上，货币供给曲线的弹性是无限大或水平的。明斯基（1982）、摩尔（　1988a　）也从中央银行保持金融秩序稳定的职能出发，强调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身份。　　

卡尔多（1981）在为《德国经济学百科全书》所写的条目中系统地表达了“关于货币的凯恩斯主义看法”：　　

　 　

        严格地说，政府或私人的支出的变化，将被反映在货币数量的变化或者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上。如果一个企业决定增加支出……或者是个人决定增加支出……则所增加的支出将被反映到收到款项的个人或商店的存款增加上。这是指支出的资金来自透支或新的贷款，货币供给随之自动增加，其理由很简单，即增加的支出将扩大收款人的银行存款；另一个可能性是，增加支出的资金来自支出者的闲置货币——或者是收款人用所收款项来向银行还债——这样，存款总额保持不变，但货币流通速度增加了。上述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都意味着总支出的增加不是中央银行采取行动或中央银行暗中或公开批准的行动的结果，这是私人决定的结果，甚至中央银行对此事先一无所知。　　

和商品货币不一样，信用货币的存在是由于企业或个人或政府机构向银行借钱的结果，并且信用货币由于向银行偿还债务而消失，这种消失是在收入大于支出时超出部分直接用于减少银行透支这样的制度下自动发生的。因此，和商品货币不一样，在信用货币经济中，现有的货币总量决不可能超过个人愿意持有的数量：就是这种情况把超额的货币供给存在的可能性排除了……　　

　 　

摩尔（　1988a　）进一步在温特劳布—卡尔多内生货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水平主义”内生货币理论。摩尔认为，在“利率（Y轴）—货币量（X轴）”二维坐标系中，传统的货币外生性理论将货币供给曲线表示为一条与X轴相垂直的直线，可以在货币当局的操纵下作任意的水平移动，故称之为“垂直主义”；他与此相反，认为货币供给曲线完全是一条平行于X轴的直线，在既定的利率水平下，货币供给完全是适应性的，可以根据需要无限量地创造或收缩。此外，他还系统批判了数量论的“货币基础—乘数”分析方法，指出中央银行在现代复杂和国际化的金融环境中根本不可能控制基础货币，另外，货币乘数也只是一个经验意义上的比值，并不能反映创造货币的因素和货币创造的过程。在这里，摩尔引用“古德哈特定理”[67]，认为只要政府运用观察到的货币乘数进行调控和管理，基础货币和货币供给量之间的关系也会中断。另外，摩尔（1988b）用计量方法检验了真实经济变量对货币数量的影响，信贷对储蓄的重要影响，同时验证了工商企业的信贷量是由工资、原材料成本、税收支出等变量决定的，从而从经验上支持了内生货币供给的观点。　　

        摩尔等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需要将中央银行的支持职能和控制职能分离。虽然货币供给受到政策控制，但在一个复杂的货币信用经济中，真正的控制是很难实现的，供给相当程度上是内生的（参见德赛，1987）。摩尔强调了货币当局面临的困境：要么满足交易需要（包括工资推进的压力），要么加剧失业，采用不妥协的货币紧缩政策。这一困境的产生是由于银行系统无法辨别哪些是有意识的商业行为（“真实票据”）引起的私人投资需求和哪些是由增加的货币工资（“通货膨胀票据”）引起的私人投资需求[68]。正如戴维森（1989）指出的：　　

　 　

任何能满足交易需求的健康的银行机制可能被反过来用于创造“通货膨胀票据”式的弹性货币，而不是“真实票据”；任何旨在限制银行系统发行“通货膨胀票据”的能力的政策，都同时限制其为维持充分就业提供充足的“真实票据”的能力。　　

　 　

（五）金融创新与货币的内生性　　

后凯恩斯主义者很早就认识到金融创新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认为这种创新与内生货币供给过程相一致的。明斯克（1957）就提出了金融创新将进一步缩小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差异，从而弱化中央银行的货币控制能力的命题。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金融业开始大规模的金融创新，众多后凯恩斯主义者都对金融创新和金融制度的演变趋势进行了分析，例如罗斯艾斯（1986、1989）、摩尔（1986、1988b）、雷伊（L. R. Wray，1990、1992）等。摩尔（1986、1988b）、雷伊（1990、1992）等人指出了商业银行经营从传统的资产管理向负债管理的转变，商业银行可以直接在金融市场上筹措资金，而无需等待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的注入，减轻了商业银行对基础货币的依赖性，从而弱化了中央银行传统的数量控制手段的力度；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已由原来吸收存款，转变为直接在金融市场发行融资工具，后者几乎不受中央银行控制。“货币内生性的含义绝不是说中央银行是无能或被动的，必定是适应性的，而只是说中央银行的控制工具是价格而非数量”（摩尔，1988b）。这个价格即利率、汇率等，而数量是指货币存量、贷款数量、银行准备和基础货币等。　　

罗斯艾斯（1986、1989）则认为，拉德克利夫委员会的一般流动性命题间接提出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问题。虽然它没有提出这个概念本身，但却反复强调了信贷结构的弹性以及因金融创新而导致的V（i）曲线的移动——这种金融创新使正统货币主义的货币政策（在美国）中的公开市场处于无效状态。　　

　 　

        五、供给主义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的争论　　

         综上所述，后凯恩斯主义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事实上有两种较大区别的观点，相互之间开展了争论：一边是所谓的“供给主义学派”，以卡尔多和摩尔为代表。他们认为，因为中央银行希望维持金融体系的正常秩序，所以它就必须满足商业银行对准备金的需求；货币供给是水平的，利率由中央银行外生决定，故又称“水平主义”。另一边是“结构主义学派”，以温特劳布（1978，第5章）、罗斯艾斯和珀林（1991，1993）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央银行可以对准备金的使用实施有效的数量管制。为了获得准备金，银行被迫通过发行负债来借款，如发行大额可转让存单，以此来改变它们的资产负债表的构成；在自发地寻找准备金的过程中，银行倾向于提高利率，以便能够把资产持有者吸引到流动性较差的非存款性金融工具上来，因此，尽管存在内生性，货币供给曲线在利率—货币区间仍然是向上倾斜的。　　

        结构主义的观点即向上倾斜的货币供给曲线，目前在后凯恩斯主义者中间得到了较多的支持。因为它表明中央银行可以对银行准备金和货币供给施加数量的限制。这个学派的共同特征是强调金融创新的重要性。罗斯艾斯（1986）强调货币流通速率以及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同上，第3章），货币需求的增加不需要完全由中央银行提供。它们可以通过利用个人所持有的闲散资金余额、交易差额的节省和银行方面的金融创新来满足。他认为，银行不必自动满足客户的贷款需求，而是定量提供贷款；不应该过分强调透支，因为透支倾向于保持“未用”状态（同上，第4章）。相反，他强调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对于内生货币供给的重要性。部分地产生于利用交易资金和动员闲置资金的经济活动所导致的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部分地由中央银行所支持的金融创新，总括起来造成了一个向上倾斜的货币供给曲线（参见罗斯艾斯，1986）。珀林（1991、1993）则强调了金融创新在决定货币供给曲线向上倾斜中的作用。他认为，当银行寻求准备金时，金融体系的组织结构会发生改变，如果这种改变是成功的，它会提高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因此银行就可以在不必提高利率的情况下找到准备金。珀林（1993）区别了两种可能性：第一，金融创新使得货币供给曲线保持水平，直到金融创新的作用消失且利率上升为止；第二，金融创新导致货币供给曲线斜率逐渐降低，趋向于水平的位置。这两种观点哪个正确基本上是个实证问题，并且取决于金融创新的成功。珀林进一步指出，准备金的自发产生不会完全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流动性危机而且金融危机也有可能出现。在珀林看来，结构主义方法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自然而然地承认了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雷伊（1990，第3、6章）也持有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的观点，与水平主义者例如摩尔（　1988a　）不同[69]，他强调流动性偏好的重要性。雷伊认为，在经济扩张期间，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变动越来越缺乏流动性，在一段时间内中央银行不可能提供所要求的流动性，这使得供给曲线暂时垂直；然而如果要维持金融稳定性，中央银行最终将提供必要的储备，但却是在更高的利率水平下提供的，因此货币供给曲线的斜率将慢慢向下倾斜。道（1996）在最近的文章中也反对水平的货币供给曲线，其理由是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银行会系统地合理使用信贷；而随着信贷风险的逐渐增加，会迫使银行增加流动性偏好[70]。　　

        概括起来说，结构主义和供给主义方法的区别主要在于中央银行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独立地确定利率。在回击珀林（1991）的批评时，摩尔（　1991a　，第406页）指出，“利率是一个有自主权的政策工具，它的水平取决于中央银行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因此可以没有经济周期或者经济增长的一般理论”[71]。摩尔关于利率是外生性的论断，基于这样的判断：在固定汇率和没有资本管制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独立确定利率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当中央银行必须保卫它的外汇储备时，所谓的利率自主性就被严格地限制了；另一方面，如果汇率是可以浮动的，中央银行就会有相当大的独立确定利率的能力（参见摩尔，　1988a　，第271页）。　　

        实际上摩尔关于利率是外生性的论证是个有局限的论断，它只适合小国模型；而且即使对发达国家来说，只要汇率不是无限制的浮动，中央银行独立确定利率的能力就再一次被限制了。从20世纪80年代中开始，极大多数经济学都不再把准备金看作是一件应该严格控制的货币政策工具。古德哈特（1975，第6章）最先提出的关于对中央银行提供的准备金进行控制的企图将导致利率的大幅度波动的论点，即“古德哈特定律”，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从经验的角度，同样也可以证实，从20世纪80年代中开始，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已经不再是稳定的了（参见B. 弗里德曼，1988）；最后，中央银行所拥有的影响经济的“真实”部门和“货币”部门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是短期利率的观点现已得到普遍的接受（虽然假设的利率政策运行模式完全不支持摩尔的分析，但是论据表明，由于中央银行决定的利率的变化会影响商业银行的赢利能力，并因此而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数量的限制；在主流分析的IS-LM模型中，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参见伯南克和布林德，1988；B. 弗里德曼，1995；泰勒，1995）。由此，后凯恩斯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和新古典的“新货币经济学”一起，被称为20世纪80年代最具“革命性”的两个货币学派（参见斯密森，1994）。　　

  融资动机：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　　

　 　

在面对俄林等对凯恩斯的灵活偏好利率理论和乘数理论的批评文章中[72]，凯恩斯（　1937a　、1937b）提出了融资动机（finance motive）的概念。这是“发生在实际投资进行之前的，对货币的暂时性需求”。它同计划的投资有关，因为在“进行投资之前”，须有相应的财务准备金（financial provision）或资金供给，它是为了“当前的投资决策所需要的。一笔预先提供的现金”，这是传统的交易货币的需求之外的一种货币需求。而与融资动机有关的计划投资是企业通过内部资金（积累的折旧基金和未分配利润）加以解决的投资的超出部分。在关于融资动机的这篇文章中（　1937a　 ），凯恩斯强调了融资动机的重要性。“我现在认为，当初我在分析货币需求的各种源泉时，如果能更加强调这一点就好了”。　　

凯恩斯（1937b）的另一种解释，被竭力论证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后凯恩斯主义强调。“在企业家筹措资金的时候和实际进行投资的时刻之间，存在着一个空位期，在这个空位期，存在着对流动性的额外需求，但是却不存在着它的额外供应”。凯恩斯认为这种可以称为货币资本的资金是一种“转动资金（revolving fund）”，随着投资的平稳进行，“当前的事前投资所需的新资金流量是由当前的事后投资所释放的资金流量提供的。”但是，如果事前投资大大超过事后投资流量，那么融资问题就会充分表现出来。在短期的空位期内，“资金完全是由银行提供的，而且正是因为这一事实才使得银行的政策在决定新投资到底能以多快速度进行方面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央银行决定了银行所能提供的资金量，中央银行的政策在决定投资速度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在从较低经济活动水平到较高经济活动水平的过渡过程中银行系统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如果不能充分满足对事前资金的要求，“在短期借贷市场”上就会出现壅塞，投资速度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与融资动机相对应的货币具有流量货币的性质，这与《通论》的存量货币形式有较大的差别，因此罗伯特森（1940）认为，凯恩斯提出“融资动机”实际上是向可贷基金的流量货币形式妥协，认为可贷基金利率决定模型和灵活偏好利率决定模型分析是等价的。蒋硕杰（1987，第4卷，中译本第237页）对此总结道：“（融资性需求）具有投资的流量决策引起的流量特性。正如凯恩斯在他给俄林的回信中所述（1937年），融资是一种周转性资金。只要它是被用于现时支出，流动性的缺乏便会自动得到补偿，短期处于缺少流动性情况的打算也便是再度可行的，这实际上是对传统的货币循环流动观念的再次肯定，这一观念也是可贷基金理论家从一开始就一再强调的，而凯恩斯本人却因过分强调资产现金配置中整个货币数量是人们自愿持有而最终忽视了它。”　　

后凯恩斯主义（比如，戴维森，1965）强调货币需求的“融资动机”，称之为“第四种货币需求”，认为在融资性需求中，货币具有资本的性质，它是生产组织的手段，而不是简单的交易媒介或价值储藏，因此它是内生货币理论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如何在灵活偏好理论与“融资动机”进行协调问题上，后凯恩斯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分歧。在灵活偏好理论中加入融资性需求，这意味着在存量货币中加入流量货币，这样就必然导致存量和流量的矛盾。戴维森认为，在“融资动机”存在的情况下，IS-LM模型是不稳定的。因为由于“融资动机”的存在，投资增加必然导致货币需求的增加，也就是说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是相互联系的，IS曲线和LM曲线也是相互影响的，当融资动机导致IS曲线移动时，LM曲线也随之移动（参见宁咏，2000，第64页）。有些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如摩尔，1988b），认为应该抛弃灵活偏好理论[73]，罗斯艾斯（1989）明确提出在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内摆脱IS-LM模型困境的一条出路是，把强调的重点由流动偏好理论转移到信贷货币理论和银行的作用上，即把卡莱茨基的加成定价理论应用于银行对银行信贷所索取的贷款利率。而雷伊（1992）则认为灵活偏好理论是能够与内生货币供给（即融资性需求）相协调，从而建立一个包含灵活偏好的货币需求理论，　　

罗斯艾斯（1989）认为，融资动机主要在经济迅速扩张并导致有计划的投资出现不同寻常的增加时才起作用。在正常情况下和长期中，融资动机终究不是货币需求的重要部分。尽管它确实存在，但它只是一种一旦所需储蓄得以实现就会消失的“临时性”需求；如果中央银行货币紧缩政策所导致的金融创新造成了货币收入流通速度的增加，如果中央银行充分满足了对货币的需求，这种“临时性”需求也会随之消失。从另一方面讲，罗斯艾斯（1989）认为凯恩斯并没有充分利用他的融资动机概念所提供的机会。他在《通论》中的流动偏好理论是他在《货币论》中对货币需求分析的倒退。流动偏好理论实质上是一个债券—货币模型，在这里，对货币的需求是一种对于可带来收入的资产的需求。然而，融资动机所强调的是对企业信贷流量的而不是对作为资产存量的需求的货币需求。它所关心的是工业部门以及通过投资和资本积累过程对利润的追逐。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时，最重要的不是货币需求，而是流入工业部门的信贷货币流量。但是，在分析投资过程时应注意不要夸大银行的作用。银行体系影响投资速度能力只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发生的短期现象。正常情况下，对资本的大部分事前需求将通过公司内部融资与多余的银行流动性的某种结合而得到满足。由于计划投资得到了实现，对交易货币的需求的增加（这是投资对经济活动水平的乘数作用所造成的）需由与较高的收入水平相联系的增加了的储蓄来满足；所不足的部分则要由中央银行，或在较高的利率水平上，要由货币的流通速度的变化——这是通过调动闲置资金或金融创新实现的—来补足。　　

罗斯艾斯（1986，中译本第108页）对一些后凯恩斯主义者，例如温特劳布和卡尔多把货币内生性理论作为弗里德曼的反题来发展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显然没有抓住机会对凯恩斯的一般流动性理论以及他借助债券—货币模型对这一理论所做的表述提出质疑。内生性模型可以同凯恩斯的融资动机联系起来，货币需求主要是企业部门对金融信贷的需求，而不是一般公众对资产的需求。由于坚持后者，《通论》倒退成了一个流动偏好模型。把货币需求同投资融资和资本积累问题联系起来能提供远比只限于把内生性命题作为敲打弗里德曼和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者的棍子更为诱人的理论前景。他认为，在信用—货币经济中，投资有不可忽视的金融内涵。在《通论》中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应被抛弃，以便使一种从信用需求而不是资产需求角度加以阐述的理论得到发展。在这种理论中，1937年的融资动机将能得到更好的表达。　　

    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小结　　

      　　

外生的货币供给是主流经济学货币理论的基础，即货币数量以及利息率都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后凯恩斯经济学家的批评是重要的，特别是在通货膨胀问题上（卡尔多，1982；戴维森，1994），新古典综合派的货币政策、即试图通过中央银行来控制货币数量和利息率，在实践中是失败的，这一点与货币的内生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信用货币、银行作为企业和内生的货币供给是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的基础（卡尔多，1982；奇克，1983；摩尔，　1988a　、1988b；罗斯艾斯，1989；考特瑞尔，1994等）。然而，这一货币理论的基础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因此引发出一些问题。其一是，这种货币理论与凯恩斯的流动偏好和投机需求理论的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一直不能被说明，如果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被放弃，又如何看待凯恩斯的其他理论（如利息理论）和把凯恩斯的理论作为一个整体。例如，戴维森认为，凯恩斯货币利息理论主要依赖于货币的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但货币的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是以外生的货币供给为基础的，当货币供给成为内生的，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与货币的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之间是什么关系则没被说明；其二是，什么是内生的货币供给的限制，如果货币供给不受约束而完全反应企业的货币需求，稳定状态的货币供应量又是如何决定的；其三是，当一些后凯恩斯主义者强调信用货币和内生的货币供给时，货币与资本存量的关系或存量与流量的联系往往被忽视，而这是内生的货币理论的关键所在。　　

对上述问题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答案，这里不再赘述。需要表明的是，以上关于内生货币供给的讨论涉及到凯恩斯关于外生的货币供给的假设以及他的整个货币理论。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与主流经济学货币理论的对立关键不是内生还是外生货币供给的假设，而是“货币数量论”与“货币的价值理论”的对立，即这里是否存在一种实物的总量生产函数，而一旦不存在这种总量生产函数，从而不存在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的划分，则货币量值将独立于任何技术关系，所有以货币量值计量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变量将独立于技术关系而被决定，由于所有的名义变量的决定都取决于货币供应量，从而内生的货币供给将是决定这些变量的基础。后凯恩斯经济学关于内生的货币供给的分析正是没有抓住这一根本点，其所表明的内生的货币供给理论只是局限在枝节问题上，比如商业银行准备金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都可以视为内生的货币供给，因而一旦存在实际变量，则内生的货币供给只能用于讨论价格水平的变动，或对实际变量的冲击与扰乱。　　

显然，内生的货币供给并不能单独表明货币理论的基础，在主流经济学中也有许多关于内生的货币供给的论述，如托宾、格利和肖、麦金农等都对货币的内生性进行过讨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哈耶克的自由银行制度，其中货币供给完全是内生的，罗伯特森的可贷基金理论中的货币供给也具有内生的性质，但它们与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是对立的。在货币理论史上一直存在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之间的争论，还有关于信用周期理论的争论，这些争论都涉及到货币的内生性问题，但这些争论在本质上依然被货币数量论所支配，因而货币数量的变动只能影响价格水平，即使加入凯恩斯效应或被迫储蓄等，货币只是对由生产函数所决定的实际变量的扰动，即在短期影响产出与就业，长期将只影响价格水平，这种新古典货币理论或货币数量论的基本命题是难以被打破的。同样，关于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的讨论也是如此，只要这种争论建立在两分法的基础上，货币的非中性也只能是短期的，长期就只能影响价格水平。　　

在凯恩斯的《通论》发表之后，表明金融市场货币供求的资产选择理论被建立和发展起来，这种资产选择理论的发展正是要把货币与资本存量的价值联系起来，以表明收入流量和资本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动，由此可以把货币理论的分析扩展到金融市场。然而，在这些研究中，凯恩斯的“货币价值理论”被主流经济学完全抛弃了，而代之以货币数量论的两分法，这使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失去了基础。一方面，凯恩斯灵活偏好货币理论的要点是，货币市场与资本存量市场是不可分离的，通过由货币供求决定的利息率使资本存量和收入流量联系起来，当货币连接起存量和流量，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不仅表明货币需求的变动，而且同时表明货币供给的变动。另一方面，凯恩斯所使用的外生货币供给的假设来自于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的经验。应该提到，前面对内生的货币供给和银行的分析所强调的是货币是一种信用关系和作为最直接的资产抵押，而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这种信用关系是与政府和中央银行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政府和中央银行在现实中扮演着重要的信用关系或“资产抵押”的角色，是货币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假设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对于讨论现实的金融市场是重要的，从而内生的货币供给将反映在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上。同样，对于中央银行控制利率也是如此，虽然这对货币供求有很大的影响，它并不能完全决定货币供给和名义变量。由此可见，无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对凯恩斯关于外生货币供给的假设都存在着误解。一旦实际变量被基于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其结论只能是数量论的实际余额效应，失业只能归咎于刚性价格。后凯恩斯主义的批评正是集中在这一点上，即中央银行货币供给和贴现率的变动将影响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进而影响内生的货币供给而导致主流经济学货币政策的失败。但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并不能表明长期中内生的货币供给的决定，特别是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各种变量比例的决定，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所表述的内生的货币供给的核心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