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谁作嫁？
——经济学、市场和改革
的话
夏小林
2008年2月
在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围绕着国家和市场关系的总纲，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关于所有制结构、国有经济布局、国有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公共服务、事业单位、收入分配特别是初次分配和劳资关系等敏感问题的深入讨论。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尤其是其中奥地利芝加哥学派（即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观点，解决以上这些问题的方案早已是一气呵成的，非常简单。在「帝国经济学」面前，实践的历史「终结」之前，经济学的历史早已经「终结」了。
比如，奥地利芝加哥学派认为，在最具代表性、集合性的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国家（政府）的活动应该限于保证合同履行、提供警察和国防服务的范围内。除此之外，其它公共服务领域和全部产业领域，国家统统退出。其中「理性预期」学派比弗里德曼更激进地认为，连最简单的货币主义的宏观调控措施也是不必要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活动中的其它规制，当然更要取消。在社会公平问题上，弗里德曼强调实现机会平等，中国有的经济学人和法学人就奉为至宝。对此，一位海归学人的质疑是：医院大门随便进，机会平等，但无钱不能看病，这就行了？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规范中，市场经济是一种主要由个人和私人企业决定生产和消费的经济制度。保守主义和奥地利芝加哥学派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后者还认为，市场经济越自由越「到位」，在理论规范上甚至超越了古典经济学。
所以，按照这些来自新古典经济学两个流派的基本的经济学规范，中国的「改革」和市场经济「到位」，就是建立私人经济为主体的、最为自由（或者是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最为自由的市场体制中，国家资本（美国GDP里面国有资本的产出占3%）和公共服务最小化。政府尽可能不干预收入分配问题。在初次分配领域，税收应该最小化，以刺激投资，增加就业；政府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包括最低工资制度）和参与，以及工会和雇主组织都应该取消，以保证供求关系和价格的调节作用，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和效率优先。同时，蛋糕做大了，也尽可能不要分给普通雇员和穷人，以刺激他们积极地工作或者去求职。为此，二次分配和福利制度应该最小化或者取消。
与自由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只是代议制民主，或者说，是美国式民主。
根据这些理论或者建议，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循规蹈矩地踏着新古典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舞曲节奏，按部就班，最好是通过苏联式的「爆炸疗法」一步到位至「休克」。在新古典经济学内部，这种做法不仅为自由主义者所持有，并积极在他国付诸实践，保守主义的大宗师萨缪尔森对「休克疗法」也颇为欣赏。
在这种语境中，本文起始列举的那些敏感问题是没有必要进行讨论的了。国内一些经济学人和「改革」专家的所谓「不争论」，实质就在于此。虽然，中国人都知道，说这句话的那位老人，在历史上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和处理绝不仅仅是「争论」而已矣，他是要采取组织手段处理的。由此可见，今天的中国「自由、民主」又进步了。
当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新古典经济学中奥地利芝加哥学派理论的可行性存在大大的问题。第一，它在美国国内和欧洲传统市场经济国家就没有像模像样地彻底试验或实行过英国的试验也不彻底，如没有取消福利制度和关税壁垒。它就像美国的新式武器首先拿来在前南联盟和伊拉克战场上试用一样，一开始就把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其中的转轨国家当成了第一批试验品。举其大者，如在拉丁美洲；前苏联等国次之；再次之是治理亚洲金融危机。另外，在一些外国人的眼中，1990年代的中国竟然也成为了新自由主义最大的试验场。200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杂志的一位首席记者提出的问题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全民福利制度是社会主义的，你们说自己是社会主义，但为什么长期以来就没有呢？
当然，在特定的价值观下评论，这些试验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它们以「华盛顿共识」的崩溃而告终。虽然，西方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巨大的代价是体制过渡的成本，转轨应该是成功的，反对者是民粹主义。但是，美国为什么对已经转成资本主义的俄罗斯还是不依不饶，要将民族分裂和「颜色革命」继续到底？美国实行的是一种什么主义？剑桥大学毕业的王小强博士的解读是，美国实行的是「不当帝国的帝国主义」。转轨只是第一步，终极目标是围绕美利坚世界第一的目标弱化你，消除你方方面面的竞争力 ─ 这是符合经济学中最大化原理的。
第二，即使在资本全球化的推动下，从1980年代到2000年代，美国部分实行了奥地利芝加哥学派的建议，结果却令人沮丧。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政策使美国延续了47年的收入分配改善进程发生了已经长达30多年的长期「逆转」，2006年美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7，奥地利芝加哥学派的公信力大为下降，激进的自由主义改革派 ─ 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受到的批评也不在少数，共和党的执政基础也被新的两极分化所瓦解。英国等欧洲传统市场经济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情景和趋势。
第三，在全球化中，针对奥地利芝加哥学派（即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性建议的「争论」几乎无处不在，也全球化了。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也没有置身事外，而是积极参与，深入讨论，持之以恒。一点不夸张地说，拿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17版与第10版比较，他现在的批评（或「争论」）重点已经是奥地利芝加哥学派，而不是马克思和社会主义。更进一步的行为是，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持续地对新古典主义的许多理论结论和政策性建议，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和反建议，开始了新的综合创新。
奥地利芝加哥学派在实践层面遇到的挑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在抵制各种内、外干扰中稳定地挺进，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国民经济保持了长期的快速增长。欧洲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进入了拉锯战，民众抵制，久拖难决，攻坚失利，右翼党派和政府的立场已然退缩和软化，「撒切尔主义」咸鱼不翻身。俄罗斯普京总统当年响当当的自由主义言论已经不再，而是干脆表现出向社会市场经济体制靠拢的趋向，还实施了一些「国进私退」的强硬政策。在拉丁美洲，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的后院日益兴起，喧闹一时的新自由主义一地鸡毛。在美国，经济自由化的进展和自由化建议脱节的现象告诉人们，自由化思想在社会和政治层面遭遇到抵制，实践已经在批判无限自由主义的畅想曲，因为，它走调了。
历史没有「终结」，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的研究和争论也没有停滞。歌德的诗句还是在人类思想的回音壁上悠然萦绕，「生活之树是长青的」。经济学家需要学习哲学了。
全球化经过30多年来新自由主义的洗礼，倒是再一次通过全球的两极分化加剧宣示了两个亦事亦理的东西，其一，美、欧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加剧不公平」。而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倡导的「改革开放」，形成的或者是「权贵资本主义」盛行，或者是外资垄断国民经济命脉，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的「变态」、「病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些形形色色的市场经济，共同点都主要是为两极分化中的大资本、大富豪一头作嫁。它们不是中国改革、开放所追求的正道，而是要高度警惕的「改革陷阱」。其二，经济学有价值取向。为什么人服务是经济学的大本大源。中国要警惕新古典主义特别是奥地利芝加哥学派的不良影响。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政策性研究行当和经济学界，在本文起始列举的那些改革、开放问题上，从1990年代以来至今，一种浪漫主义的说法是，已经相对形成了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局面。
其中，各种形态的学术思想，包括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中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观点，对于中国政策制定过程和理论界的影响，似乎大都可以在体制内、外的文献中找到证据，或者是看到痕迹。有的影响所至，直指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大众利益（包括不多的社会福利）的削减，给社会公平和正义带来负面影响，在国内不同阶层都引发了讨论和争论，在国际上也引起了来自经济学界和各类国际性权威机构的批评性舆论。这多少抑制了右翼人士在媒体和各种论坛上的张扬言论。
在2007年10月以后，极右翼的某些声音在媒体方面的市场一时间也开始缩小了。但是，事情并不会一劳永逸地结束。旧的影响还在，根深蒂固；思想的发散和人才的「输入」（包括「提拔」人才）还在进行，不能说打回头浪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例如，新华社2007年12月8日以解读十七大报告为由，发表了题为〈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的文章，该文提出「1997年以后，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大企业集中，而从一般竞争性行业中逐步退出」。 但是，在十七大报告中并没有提出国有经济从「一般竞争性行业中逐步退出」和向「大企业集中」的观点，这是强加在十七大报告上的说法。在2000年以来，国务院国资委对「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观点也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也不符合1997年以来国有资本布局调整的历史。最后，从1990年代以来，这种说法的专利一直属于体制内的右翼经济学人和官员。其实，关于这个老问题，刘国光先生的评论是很客观的。他引经据典，在2007年9月发表的〈关于分配与所有制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中指出：「中央政策也是很明朗的。十五大报告就规定，『在其它领域（主要指竞争性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十六届三中全会也讲到，在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以外的其它行业和领域（主要也是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通过重组和调整，在市场经济中『优胜劣汰』。并没有规定国有经济一定要退出的意思，而是说可以在竞争性领域参加市场竞争，『提高素质』，『优胜劣汰』，『加强重点』。」
再如，《中华工商时报》在〈2008，春天奏鸣曲（中篇）〉中就「新一轮改革」报道：2008年1月12日，几个「当今中国顶尖的经济学家在北大百年讲堂开讲」，其中突出的改革诉求，就是中国一定要实现「小政府」+「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民营经济」（包括土地私有化）的目标。这完全是在「顶尖的」倒卖新古典经济学特别是奥地利芝加哥学派的初级教材和其陈腐不堪的「改革建议」（「华盛顿共识」），「打右灯往右拐」。看来，2008年中国的思想界会更热闹了，但是，「顶尖」们在理论和政策性建议方面确实了无新意。
在新的改革、开放探索中，是没有人能够担保一帆风顺的。一位领导人说，今天的中国在进行新的长征。而历史告诉今天，长征道路确实是曲里拐弯的，并且遇到不少来自内部和外部的风险，共产党、红军和老百姓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在特定的视角上看，在所有制结构、国有经济布局、国有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包括外资）、公共服务、事业单位、收入分配特别是初次分配和劳资关系等改革、开放的构成要素中（不是全部），其中任何一个题目在实践中发生了某种偏差，一方面，都会明显地对国计民生产生负面影响，增加中下层收入人群特别是穷人的烦恼和不幸，会影响整个社会改革、开放进程的走向，并增加政治基础的不稳定，甚至是在国家安全方面增加失控和危险的因素。
另一方面，当人们感觉到或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偏差时，就会对其相关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性安排提出质疑，展开争论。这意味着，在当今世界各种理论观点争相影响中国的时候，如果哪种观点一时间在政策性层面发挥了比较明显的影响，就会开始受到政策实践和民众的严格检验，以及越来越理性和严格的评论。在中国政治民主的进程中，这是一个好现象。
当然，有些在媒体上风行一时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性主张，并没有在政策层面产生实质性影响（如「土地私有化」），但是，仅仅因为它们意味着对于合理或不合理的政策方向的批评和否定，也会引发争论。毕竟，经济学人的观点和主张一旦付诸实践，就可能导致资源和利益的再分配，有得有失，有荣有辱。损了少数人，有几个人要说话；损了多数人，危及了国家，就有更多的人要争论不休，直至所谓的「精英集团」中发生观点上的公开分裂，社会上群体性事件快速倍增，等等。
这本书是2004~2007年期间，个人参与公共政策和相关理论问题讨论的文章的集结。其中，第一部分是讨论理论上本源性的大是大非问题，其它更多的内容则集中在公共政策的层面，围绕着本文开头列举的那些重要而敏感的改革问题提出了分析和建议。有些补充性评论，也包括了2008年初出现的异像。这些主要面对体制内的某些自由主义和官僚化倾向提出的各种政策性问题的讨论，有批评和建议，难免在一些问题上针锋相对。
在讨论中，文章尽可能地结合中国的现实问题，援引或者介绍传统市场经济国家的有关情况，包括理论研究成果和数据，形成一幅比较的画面，以在一个更为宽泛的视野中凸现所讨论问题的实质和走向，凸现一些自由主义论者有意无意地闭目塞听，抱残守缺，忽视或掩盖西方经济和经济思想中不利于他们的动态，将私有制主导的市场经济浪漫化，误导舆论、思想和政策选择的行为，击破迷信，解放思想。
书中关于浙江省劳资关系的调查文章，得到赵大东、林新英和陈海春三位老同事的个人资助，得到许多人自觉和自发的各种帮助，令我感动，在此谨表谢意和感激。其余则是所得稿费在自我资助。所以，它们品格都是独立的。至于书中的专栏短文，大都是在编书过程中我临时补写的。
这些文章的基本内容和观点如下：
—— 经济思想史、经济学和经济史都说明，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存在「为什么人服务」的大本大源问题。
——相对于财富和收入的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传统市场经济而言，「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和「国家调控市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最有希望的探索和事业，是21世纪的「新长征」。
——所有制结构改革，包括竞争性产业领域、垄断领域、公共服务领域（如公立医院）和重要的大型工业基地（如东北）的所有制结构改革，都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非公经济36条」也要受宪法规范。要完善改革的决策机制，完善配套措施，及时总结国内、外的经验教训。也要警惕新自由主义和既得利益集团在这些重要问题上的影响。
—— 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资减持要维护保障和和发展社会公平的底线，要维护促进了国民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微观基础：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化竞争性格局。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决策机制「要与国际接轨」，要与政治民主化和决策科学化接轨。全面建立「选举人 ─ 议会（人大）─ 政府 ─ 企业」的委托代理机制刻不容缓。国资的进退取舍和国企改革，必须尽快实现法制化和现代化，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监督和问责。2007年12月已经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程序的《国资法》不能回避这种至关重要的大问题。
—— 事业单位改革要强化公共服务、法制和公平机制，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总体改革方案。涉及近三千万人的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改革，必须真正地、彻底地纳入接受《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法律规范的轨道。
——在初次分配领域完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刻不容缓。否则，所谓的「二次分配」杯水车薪，难以解决实质性问题，不可能达到总体上改善中国收入分配状况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目标。另外，多年来劳资争议增速数倍于GDP增速的事实提示，劳资矛盾已经成为需要政府和有关非政府组织着力解决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从更广阔的视野上看，在改善收入分配的基本制度安排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性经济制度具有关键意义。要在这个前提下引导、鼓励和支持其它经济成分健康发展。同时，要着力发展政治民主和公民社会机制。大量事实和国外权威的经济理论分析表明，近几十年来，传统市场经济国家依靠私权、市场、代议制和公共服务四项工具，在经济增长、「蛋糕做大」的背景下，并没有挡住收入分配状况一直长期「逆转」的趋势。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在当今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主导的世界中，「寻底竞争」盛行。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
细心的读者能够发现，这本书中的观点和建议，有的已经和思想界相同的声音一起，融入了当时或新的政策日程之中，如有关所有制结构调整的一些内容，有关初次分配和劳资关系的一些内容，有关事业单位改革（包括「医改」）的一些内容，等等。而有的仍然在与不同的观点和政策性意见「较劲」，都没有歇着的。只要中国的「新长征」还在走，不同的经济学思想都还在努力向政策领域渗透，思想领域中还存在着冲撞和激荡，这本书中记录和争论的问题就会忽明忽暗地顽强存在着，某些一时似乎解决了的问题，也可能翻牌。
这里强调的一点是，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要害在问题的背后。背后问题比较多，轻一些的是某些政策的协调性和系统性不足，有关的经验不足，这属于工作层面的原因，相对较好解决。重要的是无知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两者还相辅相成地发挥作用。俄罗斯一些原右翼知识分子对此有切肤之痛的感受，一些人从热烈地拥抱「休克疗法」、「美式民主」到面临民族浩劫时，因绝望或自杀、或反思，就是例证。真诚热爱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没有体制转轨和市场经济的知识，无知无畏，一往无前，结果不善。「善良的愿望铺成了通往地狱的道路。」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对此的感叹是，他们「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在中国，由于知识界历时已久的分化，对于他国转轨悲剧的耳闻目睹和商业习气的多年浸润，现在的自由主义者中会自杀的「老九」从根子上就是没有的，「反思」也免谈，但是，固执偏见、「无知无畏」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却是举世公认「有」的。这是危险的要害所在。例如，体制内一些「老九」和有的官员关于全面私有化、自由化和美式民主化的主张，其中一些人是老谋深算，投机取巧，上下游走，另一些人是对这三化充满了浪漫主义的遐想和情怀，一有机会，或捧场，或张扬，是为案例。
书中的内容不代表我所服务的单位。但是，这里还是应该表达对自己服务过的单位的谢意。1985年我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在这样一个出色的研究团队中工作，使我受益匪浅。1991年底单位改名后，我仍然在其中工作，一直到2003年机构改革，才随着研究所转到国家发改委宏观院系统工作。我在国家体改委、国务院体改办的研究所工作期间，多次参加中央和国务院下达的重点课题调研和写作，特别是参加中共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和十六大政治报告（或「决议」）写作组下达的专题调研报告工作时，身处一个由各级公务员组成的集体之中，因此受到的熏陶对我从事公共政策研究是非常有帮助的。
除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专题文章、专栏和个别附录之外，书中的文章都是首先在《香港传真》上及时发表，尔后，再分别于其它公开媒体上刊登的。在这方面，创办并主持这个刊物的王小强博士作为它们的第一读者的理解、支持和及时而非常专业化的建议，对我的帮助很大。这本书的缘起，也是来自他的提议。在此谨表谢意和感激。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国光先生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我也在此谨表谢意和感激。
在编书时，我按照专题对原文章内容进行了新的组合，没有根据原来的时间顺序编排。但是，每一部分或章节，都注明了所用原文的标题、发表刊物和发表时间。有的地方，修正、补充了一些数据、数据和文字。但是，原文的观点和逻辑没有变化。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楚国人屈原的话。社会、主义、学科和个人，都应该是这样的。
序
刘国光
2008年春
2007年夏、秋之间，我在写作〈关于分配与所有制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时，查阅和引用了各方面的文献资料，其中，有夏小林在《香港传真》上发表的几篇文章。不久，因香港大风出版社的提议，夏小林将它们集结成书，取名《为谁作嫁？——经济学、市场和改革》，准备付梓了。
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一本针对性强，主要是在论辩中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书。它涉及经济理论和历史，但主要在政策层面研究了一些重要的具体问题，并有建议。我认可它所体现的基本倾向，对年轻一代研究者的这种倾向感到很欣慰，故为之作序。
书中讨论的问题集中在2004~2007年间，这正是中国经济学界，乃至整个思想界就改革、开放问题进行广泛讨论的时期，左、中、右的各种观点层出不穷，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方面面。大众也踊跃参与。目前这一现象仍然在新形势下扩展和延伸。
我认为，在各种观点交织碰撞的背景下看此书，它确实提出了一些可供人们开阔思路的问题。择其要者，大致有二。
第一，要破除迷信，正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价值取向，以及传统市场经济在财富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基本偏向。必须承认，新古典经济学在描述和分析市场经济方面是有重要贡献的，同时，也要看到它的核心价值取向是维护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价值取向深刻地影响着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偏好。在经济思想史上，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开创者之一的英国人纳骚．西尼尔，就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是「富人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穷人政治经济学」。
经济思想史还表明，在面临挑战资本主义的劳资矛盾、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运动时，维护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难得超然物外，而是以各种方式深深卷入其中的。
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都在反映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例如，社会主义经济学所代表的就是无产阶级。这也就是说，按照西尼尔的分类标准，马克思的经济学属于「穷人政治经济学」。
由于马克思对穷人的「深切同情」，他甚至博得了新古典经济学奠基人马歇尔永远的「敬意」。相比之下，后来被人称为「所谓『穷人的经济学』」家的舒尔茨，虽然对新古典理论做出了一点贡献，但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影响倒是显得小多了。
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有鲜明的价值取向，而且具有开放系统的特征，在其创立和发展中，吸纳、改造和利用了人类经济思想发展所提供的重要成果，包括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成就。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当代的西方经济学，在总体上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另外，新古典经济学承认，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能够促进效率，但在财富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基本偏向，是最有利于富人的。近几十年来，由于财富分配不公加剧和自由化等原因，欧、美的收入分配出现「逆转」，社会不公平加剧。
新古典经济学中这个说法，是公允的、科学的。如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语言，可以说得更加透彻。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分配决定于生产，任何消费品的分配，都是生产条件分配的后果，生产条件的分配本身，表明了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性质，不同的生产关系决定了不同的分配关系、分配方式。资本主义的私人生产资料占有制，决定了这个社会中贫富两极分化是一种常态。正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上，邓小平一再强调，在改革、开放中，「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所以，我认为，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现代社会主义理论最新成就的基础上，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收、改造和利用新古典经济学，进一步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同时，也要在这种正确的立场上，以「为我所用」的态度，吸取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好的做法、经验以及教训，进一步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和增强公共服务。但是，在学习西方时要避免囫囵吞枣、全盘照搬的教条主义态度，要避免新的西方迷信。
第二，中国在调整所有制结构、国有经济布局和国有企业重组方面，要始终不渝地、科学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这不仅事关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它与十七大报告提出改善收入分配的重大决策也是紧密联系的。因为，所有制是决定收入分配的根本因素。归根到底，是所有制决定收入分配关系。如果私营经济成为了「主体」，生产性财富的分配出现了高度的两极分化，宪法确定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性经济制度遭到瓦解，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只会加剧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从再分配入手解决不了收入不公的问题。
广泛的的国际经验也已经说明，在私有制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下，依靠再分配确实解决不了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欧、美和那些转轨国家的「殷鉴不远」。近些年来西方经济学界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要认真看待，引以为戒，而不要闭目塞听，一厢情愿地制造新神话，以为「私有化」和「市场化」到底就能够避免或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
围绕这个要害问题，夏小林关于国有经济控制力包括的范围的意见是值得注意研究的。他认为，「在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中，增强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发挥其主导作用，理应包括保障、实现和发展社会公平的内容和标准。对那些对于政府调控经济不重要，但是对于保障社会正义和公平非常重要的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产，也应该认为是『重要』和『关键』领域的国有资产，要力争搞好」，这也属于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的范围，是不能退穿的「底线」，是「正当的选择」。
据此，他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收入分配要重视初次分配领域的制度安排。首先，在基本制度安排方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即使在竞争性领域，能得「优胜」的国有企业也应该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受宪法规范。其次，要着力完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制定政策性的日程表，切实改善广大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和福利状况。
这本书的某些内容是有待完善的。比如，在着重分析了西方经济学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取向时，对于如何改造和利用西方经济学来建设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分析不够充分。在关于竞争性领域国有股减持的量化分析上，提出了非常值得注意的倾向性问题，但数据分析还需要完善。在收入分配政策方面，有关再分配的内容也有待充实。
真理越辩越明，事实越辩越清。上下求索，见仁见智，集思广益，融会贯通，是研究之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许多新问题需要在讨论乃至争论中去加深认识，这才有希望建立起具有创新精神和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我期待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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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夏小林 ISBN: 978-988-17302-5-1 出 版 社: 大风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8年10月 价 格: 88元 备 注：繁体，香港原版 |
【内容简介】
在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围绕着国家和市场关系的总纲，右、中、左一起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政策性争论。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解决中国问题的普世方案早已是一气呵成的。在「帝国经济学」面前，实践的历史「终结」之前，经济学的历史早已经「终结」了，— 这是梦。
全球化经过新古典主义各流派无休止的洗礼，再次宣示了两个亦事亦理的东西：为什么人服务是经济学的大本大源；「市场经济加剧不公平」。中国要警惕新古典的「改革陷阱」。
【本书特色】
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作序，这是一本针对性强、主要是在论辩中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书。它涉及经济理论和历史，但主要在政策层面研究了一些重要的具体问题，并有建议。
书中讨论的问题集中在2004~2007年间，这正是中国经济学界，乃至整个思想界就改革、开放问题进行广泛讨论的时期，左、中、右的各种观点层出不穷，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方面面。大众也踊跃参与。目前这一现象仍然在新形势下扩展和延伸。
在各种观点交织碰撞的背景下看此书，它确实提出了一些可供人们开阔思路的问题。
【简介】
夏小林
1985年进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现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国民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集体协商委员会专家。
【目录】
第一部分 经济学和市场：为什么人服务
第一章 为什么人服务是经济学的大本大源
1.1 古典学派等：鲜明的价值取向
1.2 西尼尔巴斯夏：虚假的「中立论」
1.3 奥地利芝加哥学派：伪「自由」式微
1.4 为什么人服务是经济学的大本大源
第二章 「市场经济加剧不公平」
2.1 什么是市场经济「到位」？
2.2 市场理论中的公平解决方案
2.3 萨缪尔森「与时俱进」和「胜者通吃」
2.4 「寻底竞争」：大象闯入瓷器店
2.5 结合现实问题的评论
第二部分 所有制结构改革：公有制是主体
第三章 所有制结构调整：政策框架和争议
3.1 全球回头浪：新自由主义黯然失色
3.2 竞争性国企全退等于自杀
3.3 「非公经济36条」不在宪法框架之内？
3.4 公共领域「医改」：丢失目标和规矩？
3.5 地区「改革」：「全面放开股权限制」
第四章 在宪法框架内完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
4.1 五项前提性原则
4.2 产业政策是主杠杆
4.3 加快完善社会政策
第三部分 国资：公平和发展的财富基础
第五章 科学确定国资的退让底线
5.1 有缺陷的国资转让、减持比例底线
5.2 国资「重要领域」的关键标准：公平和发展
5.3 「靓女先嫁」反证：国企无效率是伪命题
5.4 假定私有化来了：两极分化、国将不国
5.5 四点政策性建议
第四部分 事业单位改革：增强公共服务
第六章 制度安排失范与改革目标含混
6.1 聘用制：「无法可依」及制度性后果
6.2 直面改革设计缺损：总方案和法制在哪里？
6.3 六点政策性建议
第五部分 初次分配领域：完善劳资协调机制
第七章 浙江调查：私营部门劳资关系
7.1 「GDP」和就业增长：非公经济为主
7.2 增长背后：雇主「主导」和劳资纠纷
7.3 劳资关系各方主体的目标和行为
7.4 劳资关系调整机制
7.5 国际比较和评论
7.6 政策性建议和宏观展望
第八章 中国：就业结构、劳资关系和收入分配
8.1 就业结构：非国有单位为主，底线在哪里？
8.2 劳资人员比例：9比1
8.3 劳动权益状况差：凸显劳资协调机制发育滞后
8.4 「强资弱劳」：瓦解改革，动摇国本
8.5 劳资协调机制「欠账」多：时不我待
8.6 制定弥补制度缺失的日程表
第九章 企业社会责任和最低工资
9.1 社会责任是要为利益攸关者负责
9.2 「撒切尔陷阱」和「光说不练」
9.3 斯蒂格利茨提醒：经济学人要扩大眼界
第六部分 理论质疑：「四位一体」公式
第十章 私权、市场、代议制和公共服务的局限
10.1 全球和各类国家两极分化加剧
10.2 中产阶级：「社会稳定器」不稳定
10.3 发达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的政策性含义
10.4 转轨国家基尼系数高攀的政策性含义
10.5 马克思、新古典和改革
10.6 社会主义日程表：增强公共服务及基础
专栏：
专栏~1 「实证经济学」独木难成林
专栏~2 新古典教条的「改革导向」
专栏~3 垄断行业改革的「美国式思维」
专栏~4 克隆北欧模式？
专栏~5 阿马蒂亚‧森：中国医改效果不如印度
专栏~6 温习三民主义：国有和「民营化」的取舍
专栏~7 谨防外资的产业「斩首计划」
专栏~8 宏观调控中的新博弈
专栏~9 统计局的所有制结构预测：「主体」颠覆了？
专栏~10 罗斯福新政：放开罢工和建设三方协调机制
专栏~11 西方经济学家担忧：自由市场促使收入分配逆转
附录：
附录~1 评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
附录~2 改制大跃进急剎车，东北重估国企价值
附录~3 国资调整《指导意见》不能突破中央规定
附录~4 《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纪要》节选
附录~5 「事业单位劳动者订合同纳入劳动合同法调整范围」及后话
引用及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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