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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是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诞辰120周年。这位出生奥匈帝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终其一生致力于寻找人道主义的新社会：一个欣欣向荣、但经济价值并非至高无上的社会，一个公有共享且不是马克思集体主义的社会。
波拉尼孜孜破译他所处时代问题的答案，首先因为他是一个艰难时世的见证者。他目睹了金本位制的崩溃、充分就业的瓦解、法西斯独裁的崛起、两次世界大战的惨剧、罗斯福新政与斯大林五年计划，以及自由放任主义的损害和凯恩斯预算干涉主义的胜利。经历了众多的灾难，热情而富于使命感的波拉尼转向历史和比较的证据，以确认社会脱节的经济原因。为此，波拉尼写作了《大转型》一书，试图重写工业革命的历史。
在对1832—1834年英格兰的《斯宾汉姆兰法案》（Speenhamland Law，其核心内容是根据一个依赖于面包价格的标准对工资实施补贴，这样，不管穷人的收入是多少，他们的最低收入都可以得到保证。它曾经有效地阻止了一个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及其废除的分析中，波拉尼揭示了市场资本主义并非仅凭演化力量就可以实现；毋宁说，它的起源是由于国家权力的占有者一方出于有意的努力和战略利益的考虑，创造出了最适合于市场经济的各种制度及管理上的安排，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劳动力的市场化。因而，资本主义以及作为其必要条件的劳动力的商品化都是一种政治上的建构。
在波拉尼眼中，“市场是政府一方有意的并且常常是暴力介入的结果，这个政府出于非经济的目的把市场组织强加于社会之上”。波拉尼根据人类学研究成果指出，市场虽然是调节经济生活的一个非常古老的制度，但在现代社会之前，从未成为社会经济组织的中心，甚至很少成为重要的制度。19世纪之前的人类经济活动史表明，除了体现市场功能的交换之外，人类经济活动方式还有互惠、再分配以及家庭，后三者甚至是主导性的。
在此，波拉尼的矛头直指亚当·斯密开启的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提出，社会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存在，或者说社会劳动分工依赖于人类“以此物换彼物的倾向”。波拉尼认为，亚当·斯密关于早期人类经济心理的见解，与卢梭关于原始人政治心理的观点一样，都是错误的。劳动分工，作为一个与人类社会同时出现的现象，源自于性别、地理和个人禀赋这些事实上的固有差异；而所谓的人类天生倾向于交换的说法，几乎完全是虚假之言。波拉尼认为，在传统社会里，利润的想法是受到禁止的；临机应变和讨价还价行为会被谴责；慷慨的赠与是一种美德。
波拉尼用史实批判了市场神话和市场乌托邦，他所做的就是澄清社会意识和文化中古典经济学造成的经济人假象，恢复人的本性，论证人们在本质上并不逐利，而是相互需要；国家和市场恰恰摧毁了人们原有的满足相互需要的制度，经济变得凌驾于其他领域之上，社会中的所有行为和活动都服膺于经济的价值与市场的操纵，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间关系错位。这是19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根本性变革，波拉尼将其命名为“大转型”。
“在19世纪社会，经济活动被抽离并输入到一个独特的经济动机之中，这确实是一个奇特的转折。”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经济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用波拉尼的话说是一种“嵌入式”（embedded）经济。19世纪以来，这个有机结构被打破了，经济离开社会，成为“脱离式”（disembedded）经济，牺牲了人们共同珍视的家庭、生态、健康、和谐和团结。
英国在工业革命中的经验显示了市场的可怕后果，这也是社会迅速地求助于一种“保护性反向运动”的原因，因为它可以钝化市场的自我毁灭机制。波拉尼写到：“19世纪的社会史是一个双重运动的结果：一方面，与真实商品相关的市场体制在扩张；另一方面，与传统商品相关的市场体制却在受到制约。尽管市场一方面在全球到处延伸扩张，所涉及到的商品之数量增长到了不可思议的规模；而在另一方面，一个措施和政策网络却被集合成为各种强有力的制度，以便阻挠与劳动力、土地和资金相关的市场行动。社会保护自身以躲避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所固有的危险，是这一时代历史的最具包容性的特征。”
尽管波拉尼并没有否认市场的优点，但他对这种机制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他强调，市场并非唯一可能的经济体系，也未必是最先进的一种，还存在另外的选择，和社会、文化互相调和，并使经济成长和个人自由并行不悖。研究苏东转轨问题的学者和中国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新左派，都在从这位在西方受到广泛尊重的知识分子那里汲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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