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览前贤国与家 成由勤俭败由奢
过去，举国上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如今，大江南北贪腐随处可见。长此下去，党将不党，国将不国！
笔者曾经读过一篇文字生硬的文章，叫《甲申三百年祭》，“李闯王”“戴尖顶白毡帽，穿蓝布上马衣”的农民起义领袖形象深深地扎入脑海，今天又读，觉得文章的意义远不止此。
《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同志于1944年3月写成并分期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的论文，全文1.7万字。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对该文进行抨击，认为该文是在影射、攻击国民党政府。然而，郭沫若论文在延安却得到了不同的对待，毛泽东向全党推荐《甲申三百年祭》，并把它作为党内整风的重要文件。
《甲申三百年祭》写的是明朝被推翻、李自成由胜而败的历史事实，也是“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的典型事件。我们不妨把文中的主角“崇祯”和“李自成”比作两个“执政党”，即以崇祯皇帝为首的“皇帝党”和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党”。这两个“执政党”在公元1644年相继败亡，令后人感慨不已。正如郭老所言：“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260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
那么，这一年给后人留下了什么“值得回味的事”，抑或给我们什么启示呢？笔者认为，两个“执政党”的败亡，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思考，我认为至少有两点启示的确值得注意：
启示一：骄傲、腐化、脱离人民群众，是“执政党”失败的重要原因。郭老写到，“承万历、天启之后崇祯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崇祯即位之初，奋力铲除了败家破国的魏忠贤和客氏集团，但是后来，“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事实正是如此，为了抵抗清军和镇压农民起义军，明王朝加重对农民的盘剥，走上了杀鸡取卵的道路，断了农民的生路。面对严峻的饥荒，有一位武生李琎，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向富人和臣宰“搜括”钱粮，以应对当前局面。然而却遭到了大学士钱士升等权贵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皇帝党”首领崇祯优柔寡断没了主意，最终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而反抗皇权的“农民党”首领李自成采纳了“不杀人，收天下心”的意见，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实行“均田免赋”、“赈饥民”的政策，趁势占领了北京，夺取了政权。
大灾之年，大敌当前，“皇帝党”首领崇祯何尝不想国泰民安，他是多么想社会和谐啊！所以他屡下《罪己诏》，向国民检讨自己的错误。他说：“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对官僚的腐败，他看得很清楚。还说：“嗟此小民，谁能安枕！”，似乎对老百姓很同情。但是，结果呢？说一套，做一套。皇库里堆积着大量金银，拔一毛而利天下的事，“皇帝党”却不做，更不愿意惩治腐败。当时，饥民为延缓死亡而吃草，吃树皮，吃石块，竟至“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的地步。草、树皮和石块充饥终逃不过死亡，“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郭沫若根据史料描述的灾情令人不寒而栗。他进而批评“皇帝党”是“口惠而实不至”。当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这样大的积余，皇帝如能为天下赈灾，尽可以少下几次《罪己诏》，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然而毕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易，而叫皇库出钱困难。
由此看来，“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只有落到实处，才能取信于民。因为人民群众评判“执政党”的好坏，是看实际行动，而不是看如何“爱民如子”的官样文章。“执政党”同人民保持怎样的关系，才能有效的执政？“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崇祯应该是知道的，所以屡下《罪己诏》讨好民意。那么，“皇帝党”同人民的实际关系是怎样的呢？大臣马世奇的一篇《廷对》说的很明白，马大臣解释百姓起义的原因时说，“非附闯也，苦兵也。”“苦兵”是因为官兵破家、杀人、屠城，“人之居者、行者，不得安保其身命”。老百姓“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朝廷用兵剿“寇”，而老百姓望“寇”剿兵。这对于崇祯皇帝来说，真是莫大的讽刺。“皇帝党”同人民的关系如同水火，最终使明王朝灭亡。
当然，“农民党”执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脱离了人民群众。郭老在文中说出了“执政党”在胜利后必须防止骄傲和腐化，才能长久执政的道理。“农民党”在繁华的京城，一些“干部”的生活作风开始腐化了。郭老写到：“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
启示二：用人不善，队伍涣散，使“执政党”难以有效执政而人亡政息。“皇帝党”执政，从全国读书人和武人中挑选治国安邦的人才，应该是不难的。但崇祯不这么做，而是依赖宦官，依仗近侍。在使用人才方面，崇祯刚愎自用，时常“朝三暮四，轻信妄断”。结果用了些什么人呢？朝内以大学士钱士升为首的官僚集团极力反对明智之士提出的合理政策建议；在外的名将杨嗣昌、宋一鹤、左良玉烧杀劫掠。而对时局提出合理应对政策的武生李琎差点丢掉性命。这样的“干部队伍”建设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农民党”也犯着同样的错误，内部分裂使李自成最终溃不成军，丧失了战斗力。李自成兵败，逃出北京，后面却被叛军吴三桂紧紧的追着，一路损兵折将。更为可悲的是，受丞相牛金星谗言挑拨，杀了大将李岩，导致高层分裂。军师宋献策、大将刘宗敏同李自成分道扬镳。李自成终为清兵所擒，遭了杀戮。由于李自成用人不善，枉杀忠臣，“农民党”在危难时失去依靠，彻底失败。起义军由一支所向披靡的雄师，成了一蹶不振的弱旅。“大顺”政权从起义胜利到失败仅幸存了42天，是件让人深思的事。
其实，两个“执政党”失败的教训和留给后人的启示不只这些，上述两点仅为笔者学习之心得。《甲申三百年祭》给了中国共产党什么思考呢？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甲申三百年祭》引起了正在考虑如何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的毛泽东的注意，他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专门将《甲申三百年祭》印成文件在党内下发，意在使“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及时地警告防止“糖衣炮弹”的袭击，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反复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再次提到了李自成的教训，并把此行比做进京“赶考”，并说“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防止胜利后骄傲和腐化的问题，所以在建国后保持了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经受住了执政的考验。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面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都继承了毛泽东关于要借鉴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注意防止骄傲和腐化的思想。2002年12月，面对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反腐败斗争的艰巨任务，胡总在当选总书记后不到一个月，便率领中央书记处全体人马来到西柏坡，重温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强调“我们一定要牢记毛泽东倡导的‘两个务必’。即使将来我们的国家发达了，人民的生活富裕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也不能丢。”
党的十七大报告，胡总再次强调，“一定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努力”，“勤俭节约、勤俭办一切事业，反对奢侈浪费”，还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他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
这一切都说明，《甲申三百年祭》已经与中国共产党汲取历史教训、防止骄傲和腐化的一贯努力联系在了一起。它不断提醒党不要重犯因胜利而骄傲、因骄傲而失败的错误。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大党，被人从外面打垮是很难的，如果要垮，必然是垮在内部的骄傲和腐化上。笔者相信，只要党巩固执政地位、防止由盛而衰的历史任务没有完结，《甲申三百年祭》的警示作用就会继续发挥下去。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历史是面镜子，它的作用是让今人对照，读史明志，读《甲申三百年祭》，俺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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