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冷西：《忆毛主席》

《忆毛主席》

吴冷西 著，新华出版社

介绍

　　吴冷西，1919年生，广东新会人。1937年起先后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起先后任中共中央机关刊《解放》半月刊干事、《解放日报》编辑、国际评论部主任。1948年起先后任新华社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1957年至1966年夏先后兼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75年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毛选材料组领导成员。1977年起先后任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富主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播电视部部长。中共中央第十一、十二届侯补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七届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现任中华全国新闻工协会主席。

目　录

　　第一章 从评价斯大林说起
　　　　初进颐年堂
　　　　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苏波关系恶化
　　　　匈牙利事件
　　　　酝酿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共同道路和民族特点
　　　　毛主席的提纲
　　　　集思广益
　　　　政治局会议的讨论
　　　　常委会议定稿

　　第二章　新闻的阶级性
　　　　四点意见
　　　　两种新闻学

　　第三章 政治家办报
　　　　从卢郁文事件说起
　　　　四月的批评
　　　　四点改进意见

　　第四章 批评“反冒进”南宁会议
　　　　批判人民日报社论
　　　　宋玉的辩才
　　　　乘风破浪
　　　　写评论和到地方上去

　　第五章 鼓足干劲与压缩空气
　　　　成都会议
　　　　干劲要鼓足
　　　　留有余地
　　　　过三峡、下武昌
　　　　武昌会议
　　　　省委对人民日报的意见
　　　　应注意之点

　　第六章 武仗与文仗
　　　　密切注意反应
　　　　火力侦察
　　　　绞索政策
　　　　打而不登、断而不死
　　　　对杜勒斯谈话的分析
　　　　我与蒋有共同点
　　　　且看他们怎样动作
　　　　利用美蒋矛盾

　　第七章 冷静的促进派
　　　　三件大事
　　　　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
　　　　修武的一县一社
　　　　七里营的十六“包”
　　　　毛主席的评论
　　　　头脑要冷静

　　第八章 实事求是
　　　　头脑发热
　　　　辩证法的两点论
　　　　三点意见
　　　　破除迷信与尊重科学

　　第九章 又斗争又团结
　　　　从香山到中南海
　　　　开始反击
　　　　西藏叛乱
　　　　直指英印不要躲闪
　　　　以斗争求团结
　　　　高屋建瓴与刚柔相济
　　　　争取与留有余地

　　第十章 报刊宣传要转变
　　　　从西楼到颐年堂
　　　　第一仗打了败仗
　　　　报刊宣传要转
　　　　不要务虚名得实祸

　　第十一章 从学术讨论到“文化大革命”
　　　　多登学术文章
　　　　抓阶级斗争
　　　　文艺批判与“降温”
　　　　发难的信号
　　　　“半马克思主义”
　　　　密锣紧鼓的前奏

　　附：五不怕及其他

第一章 从评价斯大林说起

　　初进颐年堂

　　1956年3月17日，晚饭后，我乘车从国会街的新华社总部出发，沿着华灯初上的西长安街东驶，由新华门进入中南海。汽车沿着南海西岸往北开。沿湖灯光水影，很是别致。北京3月，寒冬将尽。我在丰泽园下车时，已感早春在即。

　　丰泽园是毛泽东主席住处的总称，背靠中海，南濒南海，东与勤政殿相连，西为静谷，景色清秀而幽雅。丰泽园本身包括颐年堂（会议厅）、菊香书屋（住所〕、春藕斋等建筑，始建于清初，通称为“西苑”的一部分，原是清朝皇帝每年春季举行亲耕仪式（在先农坛）之前来此演习农耕的地方，后来才陆续建筑一批又一批的殿堂。

　　我从南面走过一个不大的门廊，进入开阔的庭院。东西两面是厢房和回廊，北面是高大的正堂，这就是颐年堂。毛主席经常在这里召开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党的“八大”前的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八大”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在这以前，我作为新华社社长，曾经常参加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在中南海西门附近的西楼会议厅）和邓小平同志主持的秘书长会议（在丰裕园北面的居仁堂）也参加过毛主席主持的党的中央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一般在怀仁堂）以及最高国务会议（大多数在勤政殿），但从未到颐年堂参加过他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这是党的最高领导核心会议。

　　颐年堂由中央一个大厅，东西两个小厅组成，均以紫檀木雕刻装饰。大厅约70平方米，正面是一个镏金的大屏风，中间摆着足够二三十人开会的大长桌，铺着深绿色的呢绒。整个布置朴素大方。毛主席召开政治局会议就在这里。政治局委员和列席会议的有关负责人一般达20多人。西边的小厅，一般是毛主席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和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地方，那里面12张沙发围成一圈。东边的小厅一般是毛主席请客人吃饭的地方。我先后几次陪斯特朗等美国朋友出席毛主席的便宴就在那里。

　　颐年堂东边有一小门，通毛主席的住所菊香书屋。毛主席来颐年堂开会时，走出菊香书屋的西门．便到颐年堂的东门。

　　毛主席主持这次书记处会议，议题是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反斯大林报告。这个报告是在苏共20大的最后一次秘密会议上作的。我党参加苏共20大的代表团没有参加那次会议。苏共中央是在会后派人向我代表团通报的、所谓通报就是只向我们把报告宣读一遍就拿走了。但是在苏共20大结束不久，西方通讯社就陆续透露这个报告的内容。纽约时报在3月10日发表了这个报告的全文，距苏共20大结束不到半个月、新华社收到纽约时报后马上组织大量人员翻译，译出一部分即印出一部分，全部译完后再装订成本，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开列的名单，分送中央负责同志、这是新华社一贯的作法。我们广泛收集各外国通讯社的电讯和报刊文章，尽到了中央耳目的职责。毛主席和周总理多次说过新华社汇集这些材料的每日两大本《参考资料》（上午版和下午版），是他们每天必读的。

　　当我到达颐年堂时，杨尚昆（他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胡乔木（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闻天（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王稼祥（中央联络部部长）已经坐在西边小厅里，少奇同志、周总理、朱总司令、小平同志、彭真同志也陆续到来。

　　毛王席在8点左右来到颐年堂。毛主席刚坐下就问我：赫鲁晓夫报告全文已分发给哪些同志。我向他报告，已分发了所有政治局同志和有关负责同志、他接着又问大家看了没有，好几位中央负责同志都说看到了但没有看完。毛主席也说他刚开始看，很费力，还没有看完。他问大家看了有什么意见。

　　小平同志接着谈了我党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苏共20大时听到苏共中央联络部一位联络员通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情况。他说，当时只听翻译读了一遍感到内容很乱，逻辑性差，说了一大堆关于斯大林破坏法制、肃反中杀错了很多人、对苏德战争毫无准备、在战争中靠地球仪指挥，等等，还讲了一个南斯拉夫问题，其他政策性的问题无甚印象。当时，他向苏共中央联络员表示，此事关系重大，要报告中央，没有表态。他说，现在再看全文，还没有看完，印象还是不好。现在全世界都议论这个报告，许多兄弟党已表示了态度，恐怕我们党也要表态，采取什么方式可以考虑。

　　会上大家议论纷纷。首先对苏共事先不同兄弟党商量就批判斯大林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很不满，认为这是对各国党的突然袭击，使他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出现严重混乱；同时认为赫鲁晓夫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严重错误。

　　毛主席说，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对苏共20大有保留的，我们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第一篇根据大会开始时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写的。那时我们不晓得他会大反斯大林，从大局考虑给予支持。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苏共20大结束的第二天，中央收到代表团发来电报，报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但不了解详细内容，不好仓促发表意见。所以在第二篇社论中，我们采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方针，只讲他们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笼统地表示支持。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桶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办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研究。大家昨天才拿到全文，还没有看完。希望仔细看看，想一想，过一两天再来讨论。

　　17日晚上的书记处会议就这样结束。可以说，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主席的两点意见作了“破题”。

　　我首次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印象终生难忘。 

　　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是由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讨论和修改写成的。

　　在3月17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后，毛主席在3月19日和3月24日先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出席了会议，列席的除上次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和我外，又增加了陆定一、陈伯达、邓拓、胡绳等。

　　在这两次中央政治而扩大会议上，大家就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及其影响、斯大林的错误、中苏两党的关系、个人迷信等问题展开厂讨论、少奇同志对斯大林主要的错误作了系统的发言，周总理讲了斯大林同我党历史上几次重大错误有关，小平同志着重谈了反对个人迷信问题，王稼祥同志详细分析了赫鲁晓夫报告内容矛盾百出。

　　毛主席也谈到了斯大林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支持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又要中国党不要反击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在他1949年底访苏期间开始时不愿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到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后才相信中国党是国际主义的共产党。

　　毛主席在会上着重讲了四点意见：

　　第一，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于今只有一百年多一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斯大林的错误正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

　　第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

　　第四，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

　　会议结束前，毛主席提出，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发表文章，因为发表声明或做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且此事的后果仍在发展中。政治局全体成员表示赞成。

　　毛主席最后说，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苏共20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加以分析，既要指出他的严事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作一些分析，并说明我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他说，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他要求一个星期内写出来。

　　会议决定由陈伯达执笔，中宣部和新华社协助。会后，我帮助陈伯达收集和整理一些西方国家官方人士和共产党的议论。

　　文章的初稿在3月29日写出。小平同志要陈伯达邀集陆定一、胡乔木、胡绳和我一起讨论。我们在3月29日和30日开会议论，最后又由陈伯达修改，4月1日送毛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

　　4月3日下午，少奇同志在西楼会议厅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开始时，少奇同志说，毛主席委托他召开这次会议，要人家充分讨论如何修改。大家在会上提了很多意见，主要的有：

　　（1)少奇同志提出，文章在谈到错误不可免时，应补充领导人的责任是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还要指出剥削阶级无法克服它的错误官到最后灭亡，无产阶级能够克服自己的错误不断前进。

　　（2）少奇同志提出，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现在翻译用“个人崇拜”这个词，从贬义上说，用“个人迷信”更贴切，但现在报上已习惯用“个人崇拜”，不改也可以。（按：这篇文章发表时仍用“个人崇拜”，后来写《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才改用“个人迷信”。）

　　（3）周总理提出，谈到反对教条主义时，只讲中国党自己反对教条主义，避免使人认为我们广泛号召反教条主义。但可以批判斯大林提出的中间势力是基本打击方向的观点，并说明中国党受王明路线统治时曾因搬用这些观点吃了大亏。

　　（4）小平同志提出，对个人崇拜应多加分析，强调我党一贯提倡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突出和独断独行。

　　（5）朱总司令认为对斯大林的历史功勋，还要写得充实些。全文的主要锋芒不是针对苏联，而是回击帝国主义。

　　除以上意见外，会上还提了许多文字上的意见。

　　会议结束时，少奇同志要求起草小组赶快根据大家意见修改，改完后重排清样，将修改的地方画出送毛主席审阅。

　　会后，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胡绳和我，连夜修改，于4月4日凌晨打出清样送毛主席。

　　毛主席在审阅过程中作了多处重要修改。一是明确指出斯大林的主要错误，并且指出产生这些错误是由于他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违背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二是加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一段；三是在有关中国党历史上的路线错误段落中，突出了两次王明路线和建国后高饶反党集团；四是强调应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斯大林，对他的正确方面和错误方面作全面的分析，明确指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列主义者。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

　　4月4日下午，毛主席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他首先解释他对稿子的修改，然后征求大家还有什么意见。会上少奇同志、周总理、朱总司令和小平同志都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毛主席要我们在会上边讨论边修改。会议讨论结束不久，我们就修改完毕，因为这些意见大多数是属于文字性质的，实质性的意见在上次政治局会议已经谈过，而且已吸收在稿子中了。

　　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毛主席还说了一番话。他说，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20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照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应当说，当时毛上席自己正在实践他自己提出的任务。他在1956年初找中央十几个部的同志谈话。他根据这些调查研究，在这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完成后不久，就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完成之后，1957年2月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毛主席看了我们的修改，将文章的题目改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且在题目的下面加上：“（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不用社论的形式，改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这种方式很特别，更加引人注意。

　　毛主席决定这篇文章由新华社在当天晚上广播，人民日报第二天（4月5日）发表。因为米高扬将在4月6日率苏联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 

　　苏波关系恶化

　　1956年10月20日上午，我接到中央办公厅会议科通知，要我参加下午在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这是党的“八大”以后我第一次参加新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我估计这次会议可能讨论苏联和波兰的紧张关系。因为在这之前三四天，从10月17日开始，外国通讯社就传说，苏波关系突趋紧张，波境苏军调动频繁，苏波边境地区苏军向波兰东部移动，苏联波罗的海舰队正向波兰海域前进，华沙空气非常紧张。

　　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同志（他在“八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8日曾打电话通知我，要新华社注意收集这方面的消息，迅速报告中央。从这一天起，我布置新华社社长办公室、参考资料编辑部、国际部、对外部一天24小时加强值班，一有重要消息，马上报告总理办公室和中央办公厅，然后译出，打清样送中央领导同志。

　　20日我得到中央办公厅的会议通知后，马上到参编部去了解当天收到的最新消息，下午3时提前到达颐年堂。到会的除新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大部分到会外（林彪、林伯渠、刘伯承、康生因病长期请假），王稼祥、胡乔木、杨尚昆、田家英和我列席。

　　毛主席主持会议。他身穿睡衣，一开始就说明：苏共中央给我党中央发来一份电报，说波兰反苏势力嚣张，要苏军撤出波兰。苏联根据华沙条约有权利驻兵波兰，有义务保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苏联不能允许反苏事件继续发展，准备调动军队来解决问题。苏共在通知中表示想知道我们党对此有何意见。毛主席说，看来苏联要对波兰实行武装干涉，但还没有下最后决心。情况很严重，很紧急，所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答复苏共中央。

　　毛主席接着问我，有什么新消息？我汇报当天上午收到外国通讯社的消息，说波兰军队已动员，保安部队也处于紧急状态，华沙工人也纷纷拿起武器。同时从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传出消息，苏联军舰已到达波兰港口格但斯克港外，原驻在苏联西部和民主德国东部的苏军也在调动中。

　　毛主席听后说，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早定方针。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武装干涉，是违反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更不用说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

　　这时会上议论纷纷。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亲痛仇快的严重事件。我党中央一定要坚决反对，尽最大努力加以制止。大家一致建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向苏共中央发出严重警告，表明我党中央坚决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

　　在会议进行中，我又接到我的秘书从新华社打来的电话，说外国通讯社报道苏联一个代表团到达华沙与波兰谈判。（后来才知道这个代表团是以赫鲁晓夫为首，包括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主要成员。）我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毛主席。毛主席说．事不宜迟，我们应马上警告苏方，坚决反对他们对波兰动武。会议一致同意这个决定。毛主席即说，会议到此结束，马上约见苏联驻华大使。他要胡乔木和我留下作陪。

　　毛主席这时仍穿着睡衣，乔木建议他是不是换穿中山装。毛主席说，就这样也没什么关系。

　　约半个小时后，毛主席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接见苏联大使尤金。尤金原是毛主席的朋友，过去两人多次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现在两人都表情严肃，尤金似乎预感到这次紧急接见非比寻常。

　　毛主席劈头就直接了当地对尤金说，我们的政治局刚才开过会，讨论了你们中央发来的通知。我们政治局一致认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苏共中央这样做，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如果你们竟然不顾我们的劝告，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就是这几句话，请你立即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同志。情况紧急，时间无多，谈话就此结束。请你赶紧立办。

　　尤金满头大汗，连声“лa”！“лa”！迅速退走。

　　最后，毛主席对我们说，你们也没事了。新华社要密切注意情况发展，有新消息随时报告。

　　20日整夜，我守候在新华社办公室，直到21日凌晨6时（那是华沙时间20日午夜）才回家睡觉。

　　从这时起，几乎每天下午或晚上，毛主席都在他卧室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苏共中央21日来电邀请我党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中央和波党中央会谈。常委决定派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于22日前往，任务是调解；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也劝说波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只分别同苏共或波党会谈，不参加他们两党会谈。代表团22日晨即乘苏方派来的专机去莫斯科。从此每天周总理都同代表团通电话，代表团也来电报告会谈进展情况。每天毛主席召开常委会，决定给代表团的指示。经过激烈的辩论和耐心的说服，代表团终于完成了劝和的任务。苏波双方一致同意：尽快举行两党正式会谈，改善和加强波苏关系；苏联政府单独发表改进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宣言（即10月30日发表的宣言），承认苏联过去在这方面有错误，并决心加以改进。我党代表团同苏波两方商定，一旦苏方发表宣言，我政府将发表声明予以支持。这就是我国政府于11月2日发表的声明。

　　匈牙利事件

　　然而，无独有偶，国际形势的发展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正当苏波两党在我党从旁劝说下趋向和解之际，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从10月下旬起，匈牙利局势混乱，军警同示威群众不断发生冲突。反革命分子乘机挑拨；国外帝国主义势力也大肆鼓噪，情况越来越复杂而紧张。匈牙利政府出于无奈，邀请驻匈境内苏军协助恢复秩序。这时，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一步策动匈牙利军队叛乱，到处发生反革命复辟、在这严重的局势面前，苏共领导决定从匈牙利撤出苏军。我代表团在莫斯科获悉此事后，在向北京报告苏波达成协议的同时，也报告了苏共决定撤退驻匈境苏军。

　　毛主席在10月30日晚召开常委会时，除同意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方外，还特别电告我代表团：立即约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声明受中共中央委托，反对苏军从匈牙利撤退。少奇同志在10月31日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时，严厉地指出：苏共这个决定是对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苏共中央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将成为历史罪人。苏共中央当时仍坚持要撤退驻匈境苏军。第二大，11月1日，赫鲁晓夫同志在送少奇去飞机场的汽车上，眉飞色舞地告诉少奇同志：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了整夜的会，最后决定苏军仍然留在匈牙利，帮助匈牙利党和人民保卫会主义。在我党代表团上飞机之前，苏共中央年席团全体成员到机场热烈欢送，纷纷感谢中国党先在波兰问题上帮助他们，现在又在匈牙利问题上帮助他们。

　　11月2日晚，毛主席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刚从莫斯科回北京的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汇报。我在南苑机场参加迎接代表团后就直奔颐年堂。这次会议同几次会议的严肃紧张完全不同。整个会议过程洋溢着兴高采烈的气氛。少奇同志首先汇报赫鲁晓夫送他去飞机场路上在汽车上的谈话和上飞机前热烈的欢送场面。然后，他和小平同志着重谈了访苏10天的观感。

　　少奇同志指出，这10天的活动中，感到苏联同志的大国沙大主义由来已久，表现十分突出，由此而引起兄弟党对他们的强烈不满。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也由来已久，于今尤烈。苏共20大大反斯大林带来的恶劣影响，现在已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来。

　　小平同志说，波兰同志在莫斯科向我们诉苦，情绪激动，有时简直有点像我们土改时贫雇农“吐苦水”。从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看，已经出现了否定苏联的一切以至否定十月革命的倾向。各自夸大民族特性，否定国际共性。苏共领导人虽然开始感到过去大国主义一套不灵，但并未觉悟到必须改辕易辙。我们帮人要帮到底，今后还须要向两方面多做工作。

　　这次会议时间不长。因代表团长途飞行劳累，毛主席宣布暂时休会，改日再开。

　　酝酿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1月4日，毛主席又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匈牙利局势。这时，苏军已重新返回布达佩斯，协助匈牙利政府恢复秩序。

　　会上，周总理首先谈了当前西方世界利用匈牙利事件大肆反苏反共，各兄弟党内出现动摇分子以至变节分子。总理认为，苏共领导人表现软弱无力。我们党应作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毛主席在会上强调：我们早就指出，苏共20大揭了盖子，也捅了漏子。揭了盖子之后，各国共产党人可以破除迷信，努力使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寻求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我们党正在探索，其他兄弟党也没有解决。捅了漏子的后果是全世界出现反苏反共高潮。帝国主义幸灾乐祸，国际共产主义队伍思想混乱。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不仅要顶住，而且要反击。

　　毛主席说，苏共20大后，我们4月间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回答当时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现在，经过半年之后，事实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又出现许多新的问题需要做出回答。可以考虑再写一篇文章。

　　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后，会上发言活跃，大家纷纷提出当前需要回答的问题，有一些是西方宣传机器污蔑攻击的问题，有一些是属于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问题。大家还发表了不少好的见解。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泄露后，各兄弟党先后发表声明和文章，或做出决议。我们已收集起来出版两本集子。这些都是正式表达他们的观点的，我们可以仔细研究。还有最近波兰和匈牙利问题发生后又有许多材料需要研究，看看有哪些主要问题需要回答和如何回答，以后再开会讨论。

　　毛主席在会议结束时交代胡乔木、田家英和我，要我们预先准备，开过二中全会（11月10日至15日举行）之后再议。

　　在二中全会期间，在一次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到政治局常委休息室去，毛主席正同常委议论铁托在普拉（南斯拉夫西部沿海城市）的演说（11月11日），胡乔木也在座。毛主席叫我要新华社把铁托的讲话全文译出来（当时在《参考资料》上只刊出西方通讯社的摘要报道），并要胡乔木和我研究起草文章回答。铁托在普拉的演说中，从匈牙利事件讲起，大肆攻击所谓“斯大林主义”和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并号召把各国党的“斯大林主义分子”赶下台。

　　从11月25日起，毛主席差不多每天都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大多数在菊香书屋毛主席卧室举行。有时也在颐年堂两边小会议厅。在毛主席卧室开会时，毛主席通常都是穿着睡衣，靠着床头，半躺在床上。中央其他常委在床前围成半圆形。一般习惯是，靠近床头右边茶几坐的是小平同志，他耳朵有点背，靠近便于听主席说话；依次从右到左是彭真、少奇、总理、王稼祥、张闻天、陈伯达、胡乔木等，我坐在最右边，靠着毛主席床脚的小书桌。一般都是10人左右。这些常委会，朱总司令一般不参加，他年纪大，早睡早起，会议多在晚间召开；陈云同志主持经济工作，一般不参加。（林彪那时还不是“八大”选出的常委，没有参加，1958年5月五中全会增选为常委后，长期请病假，很少参加常委会议。我参加的常委会议一次也没有见过他。）

　　在11月25日、27日、28日、29日这四天的常委会议上，广泛议论当前国际形势，从匈牙利事件到英法侵略埃及（10月底），从东欧党到西欧党，从铁托到杜勒斯，认真研究对各种现象和观点如何分析和回答。大家认为，英法侵略埃及激起全世界人民反对。苏军帮助匈牙利平息叛乱，两台锣鼓一起敲，都是好事。现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极力攻击苏联，共产党内也有人把英法侵略埃及和苏联帮助匈牙利混为一谈，不分敌我，不分是非。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员发生动摇甚至变节。这些是坏事。但是坏事也不见得完全没有一点好处。一旦思想混乱得到澄清。动摇分子吸取教训，变节分子离开了党，党的队伍不是更弱而是更强了。

　　大家还认为，铁托提出的反对“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分子”完全搬用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污蔑，是完全错误的。这种污蔑，是帝国主义分裂共产党，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阴谋。毛上席指出，所谓斯大林主义，无非是斯大林的政性和观点。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也无非是指赞同斯大林的人，那么请问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怎样？我们认为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虽然其中有些错误，但主要方面是正确的。斯大林的错误是次要的。因此，所谓斯大林主义，基本上是正确的；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基本上也是正确得，他们是有缺点有错误的共产党人，是犯错误的好人。必须把铁托的观点彻底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斯大林主义非保持不可，纠正它的缺点和错误，就是好东西。这把刀子不能丢掉。 

　　共同道路和民族特点

　　经过四天的讨论，毛主席把大家意见归纳为以下的要点：

　　第一，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谁不走十月革命道路，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这正如每个人的面目不一样，每棵树长的也不一样。要有个性，没有个性，此路不通。但条条道路通莫斯科。所有道路都有它们的共性，这就是苏联的基本经验，即十月革命的道路。

　　第三，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加以明确的肯定。他有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破坏了一部分法制，但他没有破坏全部法制，破坏了部分宪法，但没有破坏全部宪法，民法、刑法也没有全部破坏，专政基本上还是对的。民主不够，但也有苏维埃民主。有缺点，有官僚主义，但他终究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毕竟打败了希特勒。如果都是官僚主义，都是官僚机构，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吗？说苏联都是官僚阶层是不能说服人的。

　　第四，区别敌我矛盾，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同志。斯大林过去对南斯拉夫犯了错误，把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铁托同志。但后来苏共改正了，用对待自己同志的办法对待铁托同志，改善了苏南关系。现在铁托同志不能采取过去斯大林对他的方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在我们共产党人之间，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处理敌对矛盾的方法处理。

　　毛主席说，文章的题目可以考虑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现在仍有重大现实意义。我们的目的是加强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团结。

　　这时毛主席以深沉的语调说了一大段话。他说，现在还是离不开斯大林问题。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一篇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在莫斯科，是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三篇是斯大林去世之后写的，发表在苏联真理报，是悼词。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从感情上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我这个人不愿意人家向我祝寿，也不愿意向别人祝寿。第一篇我抛弃个人感情，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祝寿。如果讲个人感情，我想起第一次王明“左”倾路线和第二次王明右倾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来就有气。但我以大局为重，因为那时欧战已经爆发，苏联为和缓苏德关系而同希特勒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受到西方国家舆论的攻击，很需要我们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写得比较有生气。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斯大林要我们不要自卫反击，否则中华民族会毁灭。新中国成立之后、斯大林还怀疑我们是不是第二个铁托。1949年我去莫斯科祝贺斯大林70大寿，不歌颂他难道骂他吗？我致了祝词，但斯大林仍对我们很冷淡。后来我生气了，大发了一顿脾气，他才同意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于是我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文。斯大林一生，当然是丰功伟绩，这处主要的一面，但还有次要的一面，他有缺点和错误。但在当时情况下，我们不宜大讲他的错误，同为这不仅是对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苏联人民和苏联党的问题，所以还是理智地那样写了。现在情况不同了，赫鲁晓夫已经揭了盖子，我们在4月间的文章，就不单是歌功颂德，而是既肯定了斯大林主要的正确的方面，又批评他次要的错误方面，但并没有展开讲。现在要写第二篇文章，就是逐步把问题讲透，既肯定他的功绩，也分析他的错误，但又不是和盘托出，而是留有余地。

　　毛主席最后说，以上意见请大家考虑。过几天再来讨论。他交代胡乔木先起草个提纲给他看看。 

　　毛主席的提纲

　　过了3天，12月2日晚上，毛主席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在颐年堂两边小会议厅举行。毛主席一上来就系统地提出他对整篇文章的设想。他说，文章的题目可以仍然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可以考虑同4月间写的文章衔接，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表明我们的观点是一贯的，是4月间文章的续篇。

　　毛主席又说，胡乔木拟的提纲使他的想法进了一步，整篇文章可以更富理论色彩，但政论的形式不变。接着他提出以下要点：

　　（一）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道路。先讲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但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是共同的。

　　（二）讲清楚什么是“斯大林主义”，为什么把共产党人分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是错误的。应明确指出，如果要讲“斯大林主义”，那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

　　（三）讲清沙文主义。大国有沙文主义，小国也有沙文主义。大国有大国沙文主义，小国对比自己小的国家也有大国沙文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

　　（四）首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整篇文章可以从国际形势讲起，讲苏波关系、匈牙利事件，也讲英法侵略埃及事件。要分清两种事件的性质根本不同，说明当前反苏、反共浪潮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要区别敌我矛盾和我们内部是非两者性质不同，要采取不同的方针和不同的解决办法。

　　（五）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指出，斯大林的著作仍然要学，苏联的先进经验还要学，但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学、可以讲中国党吃过教条主义的大亏，不讲别人如何。我们党一贯反对教条主义，同时也反对修正主义。苏共20大大反斯大林的某些观点和做法，助长了国际范围内修正主义的泛滥。

　　（六）文章从团结讲起，以团结结束、没有理由不团结，没有理由不克服妨碍团结的思想混乱。

　　毛主席最后说，整篇文章包含着肯定与否定这两个方面，肯定正确的，否定错误的。对敌对营垒好办，问题是内部是非，要讲究方法。比如对斯大林和铁托，都要加以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我们的批评要合乎实际，有分析，还要留有余地。这里用得着中国古人做文章的方法。一个叫做“欲抑先扬”，一个叫做“欲扬先抑”。所谓“欲抑先扬”，就是说，你要批评他的错误时，先肯定他的正确方面，因为批评的目的还是要他变好，达到团结的目的。对铁托适宜采取这个方法。对于斯大林，现在全世界都骂斯大林，我们要维护他，但方法宜于“先抑后扬”，即在论述他的功绩以回答对他全盘告定时，先要讲斯大林有哪些错误，这样才能说服人，使人易于接受。

　　会议结束前，毛主席在征求大家意见后，指定胡乔木和我起草这篇文章，田家英也参加，在12月12日前写出初稿。

　　会后我们3人先商量好分工，分头各写一部分，然后由胡乔木通篇修改一遍。由于事前议论多时，又有毛主席提示要点，写起来比较容易，终于在12月11日印出了初稿。 

　　集思广益

　　12月13日下午，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初稿。大家对初稿意见较多，主要是：正面阐述不充分，辩解过多。

　　大家认为，正面论述中对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没有讲清楚，不能给人以鲜明的深刻的印象。会上大家建议把苏联的基本经验明确概括为几条，作为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和共同道路。

　　对于铁托，大家认为文中多处引用他的普拉演说，然后加以反驳，给人印象不仅太重视了铁托，而且显得我们似乎很被动。毛主席指出，其实我们不过是以铁托演说为由头，批判当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谬论。铁托提出反斯大林主义，当然应当批判，但他的话不宜引用过多。

　　大家还指出，对斯大林的评价，应比4月间的文章讲得深一些，要分析错误的原因，要进一步讲思想原因，还要讲社会历史原因。

　　大家也认为，文章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讲得不充分，这部分应多费些笔墨。少奇同志提出，修正主义者现在大讲“社会主义民主”，其实他们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也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主义加以反对的。要把这个问题说透。

　　大家还认为，在加强团结方面，应充分利用苏联10月30日的对外关系宣言，大讲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关系准则，要展开讲独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等，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

　　会上这些意见，比较原则，也比较重要。胡乔木、田家英和我，经过四五天的努力，拿出修改稿。

　　毛主席在12月19日、20日两天的下午和晚上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稿。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大多数成员都出席了。会上大家发表了很多意见，有原则性的，也有文字表述的。主要的意见集中在以下五个问题上：

　　第一，关于匈牙利事件，不宜写得太细，不必在文章中就这个问题展开辩论，否则就转移了文章的重心，减弱了文章的理论价值。对于匈牙利事件是否可以避免，这个问题的提出和分析显得脱离现实，过于“事后诸葛亮”。须知，匈牙利事件是由各种内外因素形成的，是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利用群众的不满，煽动闹事直至策动叛乱。工人、学生和其他群众是无罪的。如果匈牙利党始终坚强，不自乱阵脚，10月23目的事件也许可以避免，也许可以不用请求苏军协助平叛。华沙条约有规定可以派兵援助，这也要看具体情况，不是什么时候都要派兵。但是，有些重要因素却不是匈牙利党自己可以决定的，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反革命势力是匈牙利党指挥不了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总之，对匈牙利事件，只作总的性质论定就行，不必为每一件事情辩论。

　　第二，关于苏共20大，应该肯定这次大会有积极意义，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是对的，但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错误的。不肯定斯大林的正确方面，就造成了右倾危险。结果果然来了修正主义思潮的大泛滥。因此对苏共20大应有分析。当前的问题是教条主义还没有肃清，又来了修正主义思潮，而且来势凶猛。毛主席强调，文章的主要锋芒是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捍卫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

　　第三，文章要从当今世界两大基本矛盾——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讲起，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反复谈到，4月间的文章中讲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现在的文章要进一步讲分清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应当采取不同的方法解决，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应当采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以便协同一致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文章的出发点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向帝国主义斗争，在这个大前提下讨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内部是非问题。

　　第四，要充分论述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共同道路。先要明确指出苏联的基本经验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是正确的，然后又指出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有曲折，有错误。要批评教条主义不承认有错误，不接受教训，不纠正错误，不考虑历史和民族的特点而全盘照搬。也要批判修正主义只讲苏联的错误，不讲苏联的建设基本上是成功的，不讲它的基本经验是值得学习的，从而否定一切。

　　第五，关于斯大林问题。当前全世界议论纷纷纭繁杂，但焦点都离不开斯大林问题。对苏联的评价，也就是对斯大林的评价。文章应毫不含糊地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因为这是历史事实。当然也要指出他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所造成的不少错误。现在世界上议论最多的，一是肃反扩大化，一是大国沙文主义。但无论在对待反革命分子问题上或对外关系方面，斯大林都有他正确的方面。人杀多了，但对那些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是杀对了，错在扩大化，错杀了好人。在对外关系方面，多数情况下，斯大林还是实行国际主义的，他援助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援助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大量历史事实都证明这一点。当然在这方面也无需掩饰他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苏联政府10月30日声明已自己已承认了。在这里，文章特别要讲清楚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当然应当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很年轻因而不完善，但制度不是万能的，它要人们运用，运用的结果因各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不同而不同。因此要着重分析斯大林的错误在思想方法和工作办法上的原因，然后讲社会根源。

　　毛主席特别指出，对斯大林要作认真分析，第一，先讲他的正确方面，不能抹煞；第二，再讲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第三讲实事求是，不能全盘否定，这叫做“三娘教子”，三段论法。对他犯错误的社会原因，如搞社会主义没有先例，国内外情况复杂等等，但不宜过分强调。因为列宁在世时的社会条件不比斯大林好，但他没有犯斯大林那样的错误。同样的社会条件下，有人可能多犯错误，有人可能少犯错误。这里，个人的因素，个人主观是否符合客观，起着重大作用。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结果他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帝国主义乘机打他一棍子，无产阶级又从另一边打他一棍子，还有铁托和陶里亚蒂也从中间打他一棍子。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丢了，别人就捡起来打他，闹得四面楚歌。我们现在写这篇文章，是为他解围，方法是把斯大林这把刀子捡起来，给帝国主义一刀、给修正主义一刀，因为这把刀子虽然有缺口，但基本上还是锋利的。

　　这两天政治局会议，讨论得比较详细和深入。根据大家的意见，乔木同志精心设计了修改方案，先按原来的分工分头修改，然后由乔木同志凭他擅长的逻辑思维和词章功力通改一遍。

　　12月22日，毛主席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对修改稿提了一些意见后，认为基本可以，决定提交政治局再加讨论。 

　　政治局会议的讨论

　　12月23日和24日，毛主席又在颐年堂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经过修改的稿子。会上采取读一段讨论一段的方法。原则性的意见和文字上的意见都在读完一段之后提出来。因为大家都认真斟酌、仔细推敲，意见还是不少。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问题。大家强调：教条主义还相当顽固，一定要继续反。各国革命基本点相同，但各有民族特色，应有自己的具体道路。不能照搬苏联那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做法，更不能照搬那些已证明为错误的做法。毛主席说：人家犯了的错误你还要犯吗，人家丢掉不要的坏东西你还要捡起来吗？今后不要迷信苏联一切都是正确的了，凡事都要开动自己的脑筋想一想了。别人有无教条主义，我们不讲，只讲我们自己要吸收我党历史上犯教条主义错误的教训。大家又认为，修正主义也不能听任泛滥。他们集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其结果必然导致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利共产党。匈牙利事件，不是因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恰恰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软弱无力，没有肃清反革命势力，也没有能力制止反革命势力挑动群众闹事。斯大林的错误，恰恰在于他没有执行民主集中制；实行个人专断，不是因为民主集中制本身不对。在这此问题上，要批判修正主义，讲清楚无产阶级专政包括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和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两个方面。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大家认为，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以来，在不少人心目中，社会主义阵营是否以苏联为首，国际共运是否以苏共为中心，都成了疑问。文章中对大国沙文主义要批判，但对苏联为首和苏共为中心应加肯定。因为这是历史形成的事实和当前的现实的需要。当然，文章也应说明，“为首”和“中心”不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不是父子党的关系，要强调相互之间独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互相帮助和支援。要讲清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可以稍微点一下有些党的同志对待苏联、苏共不公平。

　　关于从历史长河的观点来考察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大家指出，在4月间的文章中，提到国际共运的历史还比较短，比较年轻，前途光明。现在这篇文章还可以把这个观点进一步发挥，说明国际共运发展中遇到暂时的挫折并不奇怪，资产阶级革命在历史上也经过多次复辟而后取得成功，无产阶级在经过不可免的波折之后会变得更加强大。要使人看了文章之后信心倍增。

　　毛主席在这两天会议上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他说，上篇文章讲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现在的文章要进一步讲这些矛盾不仅存在，而已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从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二是我们要为苏联两个阶段的历史辩护，不仅要维护苏联革命阶段的伟绩，还要维护苏联建设阶段的伟绩。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不仅是一国的民族现象，而且是具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它的伟大意义远远超出了一国范围，是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运的财富。既然苏联的革命与建设取得伟大的成就，如果说它是斯大林主义的，那么，这个斯大林主义就是好的主义，斯大林主义分子就是好的共产党人。

　　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的修改稿中，有一段专门讲和平过渡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赫鲁晓夫在20大的正式报告中提出来的，我们党一开始就对他的观点有不同意见。几次会议上对这一段都没有意见。但毛主席考虑再三，认为这个问题是中苏两党的重要分歧之一，在目前情况下，中苏要共同对敌，不宜向全世界公开这个分歧。最后还是决定删去了这一段。毛主席说，要留有余地，以后还有机会提出来。

　　政治局会议最后原则通过这篇文章，要求我们根据两天会议提出的意见修改后，提交政治局常委最后审定。会议还同意毛主席建设文章的题目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两天会议之后，胡乔木、田家英和我抓紧用一天一夜的时间在乔木家中共同对稿子逐段修改。因为毛主席交代，这篇文章要在今年内发表，把1956年的事作个了结。 

　　常委会议定稿

　　12月27日下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我们再度修改的稿子。常委提了一些意见，大多是文字上的。毛主席已在稿子上修改了三四段。毛主席最后说，两篇文章都是围绕斯大林问题。这个问题的争论还没有完，估计本世纪内、甚至21世纪还有争论，因为这是关系到马列主义基本原理问题，我们要准备长期论战。

　　毛主席要我们马上动手修改，修改一段送他一段，今晚要定稿，明日登报。今年的事今年了。我们三人在会议结束后没有回家，就在中南海食堂吃了饭，立刻到毛主席住所背后的居仁堂（当时是中央书记处的办公楼），开始工作。我们修改完一段，由田家英给毛主席送一段。毛主席一直在卧室等着我们修改的稿子，随到随看随定稿。就这样紧张地工作了一个通宵。最后我们三人一同到毛主席卧室，把最后几段送毛主席审定。毛主席只改了几个字，对最后的结束语特别满意。他交代，要马上将修改处告诉翻译同志，中文已定稿，译文也可定稿。他还确定，新华社于28日晚发稿，中英文广播也同时播出，人民日报在12月29日见报。

　　我们从毛主席卧室出来，已是上午9点多了。迎面一阵寒风，倒也觉得凉爽。 

第二章　新闻的阶级性

　　1957年党中央决定开始整风后不久，5月18日晚上，毛主席在他住所——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当我得到通知赶到毛主席的卧室时，少奇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他们都是常委）和彭真、陆定一、胡乔木等同志都已在座。

　　这是我年初出国访问（1月15日至3月21日，主要是考察英国、法国、埃及、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通讯社）归来后第一次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的气氛还是和过去一样融洽、随便。

　　我进门就在毛主席的大木板床床脚靠左一边，紧挨小书桌坐下（可以说，这是我惯常坐的位置，既是末座，又可就近书桌写点什么）。毛主席右手拿着香烟，左手扬起一张报纸，冲着我问：“你看过5月13目的《新民报》没有？报上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先锋何在？》，署名林放即赵超构，内容相当尖锐，但文笔比较客气。”

　　我回答说，“没有看，这几天又是布置机关内整风，又是报道全国大鸣大放。”

　　毛主席说，搞新闻工作的再忙也要每天浏览全国报纸。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报，北京的光明日报，尤其非看不可，而且要仔细看，看他们有什么议论，有什么独家新闻，编排怎样，从中可以看出政治思想动向。你们的新闻工协会正在开座谈会，昨天人民日报报道了。现在新闻界有许多议论。 

　　四点意见

　　毛主席把当时新闻界已发表的议论归纳为四点：

　　一、他们说，新闻要新。现在新闻太少，旧闻太多。

　　毛主席说，新闻要新，这应当不成问题，因为不是写历史。但是不能没有“旧闻”，也还要有“无闻”。这个问题，我在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谈过，说要作具体分析。一般讲新闻要新、要快是对的，但有的事情发表太快副作用就很大。比如1955年底，北京市几天时间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在天安门召开庆祝大会。这样的新闻本来要慎重考虑，但当天就广播了，以致全国各地一拥而上，照北京的办，工作草率、粗糙。所以新闻太快了有时就出毛病，不如慢一点好。这个问题看来思想上未解决。

　　二、他们说，现在新闻自由太少，统制太多。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包办一切。

　　毛主席说，我们的新闻统制，是否比国民党更厉害？很难说。我们在全国解放后的头几年，新闻统制比较严，很有必要，因为政权刚拿过来，还不稳固，既搞土改、镇反，又要抗美援朝，死板一点好，就是一家独鸣。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情况有了变化，应当研究一下，统制太多、太严要有所改变。

　　三、他们说，记者应当是先锋，“先天下之放而放，先天下之鸣而鸣”。过去出过许多名记者，现在没有，个个都是寥化。

　　毛主席说，《先锋何在？》一文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记者是先锋，这在原则上不能说不对，问题是怎么样的先锋。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说现在没有真正的先锋，个个都是滥竽充数，这恐怕不好说。

　　四、他们说，现在报纸文风不好，教条主义，党八股，引不起读者兴趣。

　　毛主席说，教条主义很讨厌，我也不喜欢。我在延安整风开始时就数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我在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跟新闻出版界人士座谈时也说到，报纸要搞得生动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当时《新民报》赵超构提出要“软些、软些、再软些”。我也反对太硬，太硬了读者不爱看。但是我也担心太软了不好，黄色的东西会出来，所以说两个“软些”就行了。上个月去上海，看了几天《新民报》，办得还是比较严肃的。赵超构是有见解而又诚实的人，他1944年访问延安，我同他谈过话，他回去后写了《延安一月》，在国民党统治区影响很大。（看来，毛主席对赵先生的印象比较好，他后来在反右斗争中扬“新民”而抑“文汇”不是无因的，6月间，毛主席还特意接见了赵先生，勉励他继续进步。）

　　毛主席原来靠着床头斜躺着，这时直起腰来坐在木床上，用右手扳着左手的指头说，看来现在新闻界有三条路线，一条是教条主义，一条是修正主义，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现在教条主义吃不开，修正主义神气起来，马克思主义还没有真正确立领导地位。许多人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 

　　两种新闻学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立足点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资产阶级新闻学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自由竞争，你死我活，无政府状态，是资产阶级新闻界的特点，但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有害的东西，他们都不发表。现在许多人都说解放前的报纸如何好。其实，大公报、申报从清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是适应当时政权的需要。当然，资产阶级报纸有些东两还是要学习的，不能根本割断传统，像电影那样，有些好东西还要继承和发扬。共产党是把人类有史以来的优秀文化遗产都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但是，我们无产阶级新闻学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基础的，这同资产阶级新闻学根本不同。在学习资产阶级报纸的好东西时，只讲一致，不讲区别，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那是不对的。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同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无政府状态不同。在我们国家里，无论哪一种报纸，都纳入国家计划，都要服从无产阶级利益，都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宪法规定的，因为无产阶级最能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和资产阶级的新闻政策，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资产阶级报纸只登对他们有利的东西，不登对他们不利的东西。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报纸也不登对我们有害的东西。这都是阶级利害关系，是普遍规律。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资产阶级报纸大登特登，我们报纸就一字不登。西方通讯社有些消息，我们就不采用。它们也不采用我们的东西。倒是我们办了一个《参考消息》，登了许多西方官方和报刊骂我们的东西，可以说天天替帝国主义作义务宣传，目的是使我们的干部接触细菌，增强免疫力。中央决定《参考消息》扩大发行40万份，过一段时间，总结一下经验，加以改进，进一步扩大发行。这是“有闻”、“无闻”的问题，涉及阶级利益的问题。

　　这时大家议论纷纷，对西方报纸封锁我们的消息举了许多实例，也谈到了西方许多对我们有害的东西我们也不刊登。大家还很关心《参考消息》扩大发行的情况。我作了扼要的汇报。我还谈到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类似《参考消息》的内部刊物，不过发行范围很小，一般干部和大学生看不到。

　　毛主席接着又说，有些消息，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情，不登报、不广播。如禁止鸦片烟，又如轰轰烈烈的新区土地改革，我们就没有发消息，这也是一种“无闻”。我的一些讲话，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讲话，过了3个月才发表；今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已经过了3个月，还在修改，也许下个月才能发表。这不是“旧闻”吗？还有去年4月讲的“十大关系”，已经一年多了，也还不准备发表，将来发表也是“旧闻”。我这个人就是不想冒险，先讲一讲，看一看反应，再作修改，然后发表。有时修改多次还不满意，只好不发表。这是因为新闻观点不同，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新闻观点和新闻政策。

　　毛主席说，有“新闻”，有“旧闻”，有“无闻”。第一有自由，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有自由；第二无自由，凡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无自由，即有限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只有相对的新闻自由，不自由的情况依据不同的阶级利害关系而不同。因为有自由，先锋总是要出的，不会只是出廖化。有新闻，就可以出先锋，旧闻也不是不能出先锋。发表《先锋何在？》一文的本人就起了先锋的作用。

　　毛主席说，根本问题是新闻本来就是有阶级性的、新闻的形式并没有阶级性，正同话剧的形式也并没有阶级性一样，汉奸也可以演话剧。白话体裁国民党用，我们也用。我有时也写些旧体诗。但是，问题在于内容，表现什么思想、什么主题、什么倾向，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就有阶级性了。报纸同政治关系密切，甚至有些形式，有些编排，就表现记者、编辑的倾向，就有阶级性、党派性了。

　　毛主席最后说，现在新闻界议论很多，把教条主义攻一下有好处，不攻一下就只能出廖化，不能出先锋。我们要接受正确的批评，认真改进新闻工作。

　　毛主席这次谈话，是在党中央决定开始整风，并邀请党外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展开时讲的。当时新闻界知名人士参加过3月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得风气之先，首先鸣放起来。中华全国新闻工协会，从5月16日起在北京邀集全国新闻界代表人物开座谈会，征求对新闻工作的意见。第一次座谈会的意见，发表在5月17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毛主席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觉察到新闻界存在三条路线，并指出归根到底是新闻的阶级性和党派性，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新闻学、新闻观点、新闻政策。

　　【在这以后，6月间展开了反右斗争。新闻界一些代表性人物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受到了批判。有些批判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有些批判扩大化了，绝对化了，是错误的，其恶果是伤害了许多有才华的只有某些思想毛病的同志，把许多人错划成右派。】

　　毛主席这次谈话，是他继3天前（5月15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那篇文章之后，专门谈新闻问题。毛主席在那篇文章中已经谈到党内一些有修正主义思想的人，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欣赏资产阶级自由，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赞成民主，反对集中，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必要的但不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毛主席这次谈话，着重讲了新闻的阶级性问题。对于新闻界当时的各种议论，他采取分析的态度，择其善者而从之，并认为攻一下教条主义有好处，可以使我们认真改进新闻工作中的缺点。这次谈话在新闻理论和工作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第三章 政治家办报

　　6月7日，即上次谈话半个月之后，毛主席找胡乔木和我到他家中谈话。当我们一起到他卧室时，发现没有其他人参加这次谈话。 

　　从卢郁文事件说起

　　我们刚坐一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毛主席这里指的事情经过是这样：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在5月25日民革中央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指出一些人提的意见有摆脱党的领导的意思，主张党和非党之间的“墙”应由两方面共同来拆，并批评了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在这以后，卢郁文收到了匿名信，信中攻击他“为虎作伥”，辱骂他是“无耻之尤”，并恫吓他如不“及早回头”就“不会饶恕”他。卢郁文在6月6日的座谈会上宣读了这封恫吓信，并表示他不怕辱骂，不怕威胁，他还要讲话。

　　毛主席说，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寻常。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虽然社论已经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鲁迅写文章常常就是这样，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做政治家办报。

　　毛主席谈到这里，话题一转，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今天找你来，主要不是谈这些，而是中央想调你去人民日报主持编辑工作，看你是不是愿意去。

　　毛主席话题这么一转，我感到很突然。我事前毫不知情，就是乔木通知我去主席处谈话时也没有透露半点信息。所以我当时冲口而出说了一句话：“我毫无思想准备。” 

　　四月的批评

　　毛主席看看我又看看乔木，接着就谈到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他说到，两个月前他曾经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他说他批评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无动于衷，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有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甚至连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家不鸣（按：“马家”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家）。他在上海（按：毛主席在3月下半月离京，南下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视察）发现这个情况，感觉很不妙，就回北京来查此事。他先找胡乔木谈，第二天（4月10日）又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和副总编辑谈。毛主席说，他当时说得严厉了一些，说他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这样猛击一掌，为的使他们惊醒过来。毛主席说，他当时列举几个例子证明他的看法。他指出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按：指4月10日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前几天的社论（按；指4月6日的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都没有提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这回事。

　　毛主席对着胡乔木说，中央党报办成这样子怎么行？写社论不联系当前政治，这哪里像政治家办报？乔木解释说，这件事情他也有责任。人民日报在最高国务会议后订了宣传计划，也起草了几篇社论，但他感到写得不好，修改了几次，仍然没有把握，所以就耽误下来了。

　　这次谈话中，毛主席没有当场决定我去人民日报。他要我再考虑考虑，10天后再谈。他在那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上又改了几个字，要胡乔木在第二天（6月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要新华社在当天晚上向全国广播。这样我和胡乔木就各自回家了。

　　还不到10天，6月13日晚，毛主席的秘书电话通知我：主席要找我谈话，要我马上就去。当我到达毛主席的卧室时，胡乔木已经在座。

　　毛主席一开始就告诉我，中央已经决定调我去人民日报，同时还兼新华社的工作。 

　　四点改进意见

　　毛主席接着又重提他4月10日同人民日报同志的谈话。毛主席说，他在那次长达4小时的谈话结束时，曾归纳了四点意见：

　　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的政治，写新闻、文章要这样，写社论更要这样。如2月间的最高国务会议和3月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及其以后的发展，报纸的宣传要围绕这个当前最重要的政治来做。

　　二、中央的每一重要决策，报纸都要有具体布置，要订出写哪些社论、文章和新闻的计划，并贯彻执行。2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当时来不及整理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要点写文章、社论来宣传，在这方面，人民日报有充分的条件可以得风气之先。现在这个讲话已作了多次修改，差不多了，只有几个地方还要斟酌一下，再过几天就可以发表。人民日报就要准备作系统的宣传。

　　三、人民日报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些，开会要讨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实质问题，可以争论。报纸的编排和文风，不要刻板，要生动活泼。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四、要吸收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家参加报纸工作，要团结好他们。理论版和文艺版要设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属半独立性质。

　　谈到这点意见时，毛主席讲了一段很长的话。他从领导的任务一是决策、一是用人讲起，评说汉代几个皇帝的优劣。他称赞刘邦会用人。他说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据史记载，刘邦称帝之初，曾问群臣：何以他得天下而项羽失天下？群臣应对不一。刘邦均不以为然。毛主席这时背诵《史记》中刘邦说的一段话；“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响，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毛主席接着说，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者太子也”。

　　毛主席说，领导的任务不外决策和用人，治理国家是这样，办报纸也是这样。

　　毛主席这时又回过头来就调我去人民日报工作的问题对我说，你先作为乔木同志的助手去试试看。今晚就同乔木一道去上班，拿这篇文章去。

　　这时，毛主席送给我一篇打字稿。我看是一篇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的文章，题目是《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这样的署名很少用，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去年（1956年4月和12月）先后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文章。那两篇文章在我们起草时不是用这个题目，也不是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都是在差不多定稿时由毛主席提议修改并经政治局同意的。

　　毛主席接着说，上次批评人民日报时，我曾许下诺言，说我辞去国家主席后可以有空闲给人民日报写点文章，现在我还没有辞掉国家主席，就给人民日报写文章了。（按：毛主席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早在1956年八大之前就在中央内部提出过。1957年4月30日毛主席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商谈帮助共产党整风时又对他们讲到他想辞去国家主席。事后陈叔通和黄炎培联名写信给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力陈不赞成毛主席辞去国家主席。毛主席把这封信批给中央政治局同志传阅，他在批语中说，他要从1958年起摆脱国家主席职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5月8日，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陈、黄的信和毛主席的批语，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此事经党内充分酝酿，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才作出决定。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改选刘少奇同志担任国家主席。）

　　毛主席最后严肃地对我说，要政治家办报，不是书生办报，就得担风险。你去人民日报工作，会遇到不少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碰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毛主席扳着指头说这五不怕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毛主席接着逐条作了解释，讲了很长的一大段话。（详情见我写的《五不怕及其他》一文，附后。） 

第四章 批评“反冒进”南宁会议

　　1958年元旦过后不久，我到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地点中南海居仁堂开会。

　　居仁堂是一座小巧玲珑的宫殿，相传清末西太后经常在此接见外国使节，坐落在中海和南海交界处，毛主席住地丰泽园的北面。因年久失修，1961年拆除，准备重建办公楼。后来考虑到经济困难，工程一直没有开工。现在是一块平他，只在附近盖了一座毛主席晚年居住的202号楼。

　　书记处会议由小平同志主持，主要内容是传达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会议开始不久，彭真同志递给我一个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是毛主席亲笔这样写的：

　　“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10天会，20号完毕（中间休息2天到3天，实际开会7到8天）。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我看了很吃惊，为什么通知把我的名字放在最前面？我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很自然地想到是不是这次会议特别同报纸和通讯社有关。我首先联想到，人民日报在几天前发表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只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定稿，没有送毛主席（他当时在杭州）审阅，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这篇社论明确提出从1958年起把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方面来，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发表后在国内外影响很大。这是根据毛主席在莫斯科参加兄弟党会议时的几次讲话的精神写的，我想不致有什么大问题。接着我又想到，在1957年11月兄弟党莫斯科会议后，人民日报还发表过两篇较有份量的社论。一篇是11月18目的社论，指出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必然会带来农业生产高潮，还会带来工业生产高潮，出现生产大跃进。这是在我们报纸社论中第一次出现“大跃进”这个后来震动国内外的名词。这篇社论是人民日报编辑部自己写的，我看大致没有什么问题。另一篇是12月12日的社论，是论述毛主席在农村合作化高潮一书的序言中提出的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这一篇社论是经毛主席在莫斯科参加兄弟党会议时亲自修改定稿的，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听了传达毛主席在杭州会议的讲话，其中谈了17个问题，都没有涉及报纸和通讯社。我问胡乔木和杨尚昆，他们说不了解开会通知的名单排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胡乔木的神态似乎流露他担心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谜一直到南宁会议上才逐步解开。

　　1月12日，南宁会议开始，毛主席一上来就讲他建国八年来一直为工作方法而奋斗，1956年“反冒进”是错误的。这里说的“反冒进”，是指1956年6月到11月中央一些同志发现不少地方和部门的基本建设规模（包括农田水利建设）过大，造成财政赤字，原材料非常紧张，因而提出反对急躁冒进。

　　这样，南宁会议就成为一次以批评“反冒进”为小心的议论工作方法的会议，为同“反冒进”相对立的“大跃进”在政治上、思想上做准备的会议。

　　毛主席认为，一个时候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进”的口号、“反冒进”挫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是错误的方针，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的。他严厉地批评了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财政工作报告和计划工作报告，也指出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反冒进的社论（题目叫做《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非常错误的。这时我才开始悟到会议通知中毛主席点我的名的一个因由。

　　散会后我马上找乔木同志，问他毛主席指的人民日报社论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也不完全清楚。我们商量后当天晚上就打电话回北京．要人民日报编辑部把6月20日社论的全部过程稿送到南宁，并要他们写一个关于社论起草与修改、定搞过程的简单说明。

　　我13日收到人民日报编辑部送来的材料后，同乔木同志一起查看整个起草过程。原来这篇社论最初是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的。在中宣部讨论时陆定一同志认为不能用，要重新起草。他请示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要他根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亲自组织中央宣传部的同志起草。初稿由王宗一同志起草，在中宣部多次讨论、修改后由定一同志送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他们两位都作了一些修改，并提出再加斟酌的一些意见。定一同志根据这些意见又作了修改，最后送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审定。少奇同志在个别地方作了修改后送毛主席。我们在最后定稿的清样上看到，毛主席圈了他的名字，写了“我不看了”这几个字。我同乔木商量，整个过程清楚，但不好在会议上讲，免得使事情尖锐化，因为会议从一开始空气就非常紧张了。 

　　批判人民日报社论

　　毛主席把人民日报社论的摘要在会议上印发，并且加上批语：“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主席在会议过程中，多次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并且把这篇社论作为当时中央一些同志“反冒进”的证明。他逐段逐段地批判这篇社论。

　　毛主席指出，人民日报的社论是6月20日发表的，距离李先念同志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五天。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社论发挥了“反冒进”的思想。毛主席念了社论中的一段话：“急躁情绪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间，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的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纲要40条一出来，各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止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毛主席在念完这段话后说：“这是说，中央已经下决心反冒进了。”

　　毛主席再念了社论的一段话：“现在中央已经采取措施纠正这种情况了，各部门、各地方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了，有些还没有纠正，或者纠正的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需要我们今后经常注意。”接着，毛主席评论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说还要继续“反冒进”。

　　毛主席说，急躁冒进究竟从何而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在反对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急躁冒进）。”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话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主席说，这篇社论说的是既反右又反“左”。你不能说它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好像有一点。社论说，“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今后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阻碍地向前发展。”你说这些话不对？这是对的啊！但是，这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你看，这篇社论下面接着就说，“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毛主席说，这篇社论的落脚点是落在反对急躁冒进，反“左”而不是反右上面。社论的把文章做在“但是”后面。

　　毛主席还说，社论引用了我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的话。看来的用意一来不要冒犯我，二来是借刀杀人、但引用时又砍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不引用全文，因为一引用全文就否定的观点了。我写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右倾保守的。社论引了我说扫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实际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 

　　宋玉的辩才

　　毛主席说，他并不反对对某些搞过了头的东西加以纠正，但反对把一个指头的东西当作十个指头的东西来反。对过急过多的东西加以调整是必要的，但在全国范围内把急躁冒进当作主要倾向来反对就错了，这实际上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人民日报的社论反冒进，使用的是战国时代楚国一位文学家宋玉攻击登徒子大夫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毛主席详细地讲了宋玉的故事：起因是登徒子大夫在楚襄王面前说宋玉此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希望楚襄王不要让宋玉出入后宫。有一天楚襄王对宋玉说，登徒子大夫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宋玉回答说，“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楚襄王问，你说自己不好色，有什么理由呢？宋玉回答说，“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宋玉说这样一个绝代佳丽勾引他三年，他都没有上当，可见他并非好色之徒。接着，宋玉攻击登徒子说，“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厉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意思是说登徒子的老婆头发蓬蓬松松，额头前突，耳朵也有毛病，不用张嘴就牙齿外露，走路不成样子而且驼背，身上长疥疮还有痔疮。宋玉问楚襄王；登徒子的老婆丑陋得无以复加，登徒子却那么喜欢她，同她生了五个孩子。请大王仔细想想，究竟是谁好色呢？毛主席说，宋玉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攻其一点，尽量扩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整个故事见宋玉写的《登徒子好色赋》。昭明太子把这篇东西收入《文选》，从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至今不得翻身。

　　第二天，毛主席把宋玉这篇赋印发给大家看。 

　　乘风破浪

　　在15目的会议上，毛主席谈到什么时候都要鼓干劲、争上游时又提到人民日报。他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写得好，因为它的主要精神是鼓起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这也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问题。

　　当天晚上，毛主席找我和胡乔木到他住处去谈话。他的住处离我们住的广西省政府交际处大楼不远，是经常接待越南胡志明主席的别墅式的高大平房。毛主席主持的会议就在这间大平房的客厅里举行。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毛主席开始就问元旦社论是谁写的。乔木说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写的。我补充说，这篇社论经乔木同志作了较多的修改，并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定稿。乔木说，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说定稿时已打电话报告了主席。毛主席说，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十五年赶上英国。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

　　接着，毛主席又重提1957年春天人民日报不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他说，人民日报能结合形势写出这样好的元旦社论，为什么去年就成了死人办报？他对乔木说，我当时很生你的气。我先一天批评你，第二天批评总编辑、副总编辑、当时在气头上，说话有些过重，很不温文尔雅，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使你们大吃一惊，三天睡不着觉。去年四、五、六月，实际上是我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你也上夜班、看大样，累得不行。后来我想这也不是办法，才找人给你作帮手。找不到别人，就派吴冷西去。这时，毛主席转向我说，当时我对你说过，如果在人民日报呆不下去，就回到我这里当秘书。看来派你到人民日报去没有错。现在大家对人民日报反映比较好，认为有进步。评论、新闻都比较活泼。但是还要努力，不要翘尾巴，还是要夹着尾巴做人。 

　　写评论和到地方上去

　　我向毛主席汇报了现在人民日报采取各编辑部包干与评论的办法。毛主席说，人民日报的评论要大家来写，各编辑部在他们分工的范围内包干的办法是好的。但包干也要有个统帅，你这个总编辑就是统帅。你的任务是组织大家写，自己也写。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评论你要亲自主持写，像我们前年起草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编辑部文章那样，是我亲自主持写的。

　　谈到这里，毛主席提起他几天前（1月12日）写给广西省委书记刘建勋、韦国清的一封信，信中是谈办好省报问题的。信中说：“送上几份地方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省报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毛主席说，他之所以写这封信，是鉴于人民日报的经验教训，不仅中央报纸，而且省级报纸，也要认真办好，关键是党委要抓紧。

　　毛主席又说，你们采取包干的办法写社论，可以避免一个人独揽一切，既有分散、又有独揽．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一种工作方法。总编辑同各编辑部主任的关系应该这样，有统有分。各编辑部和各版可以展开竞赛，半年或一年评比一次，看谁搞得好。毛主席还强调说，写评论要结合形势，结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要看得准、抓得快、抓得紧、转得快。要像今年元旦社论这样，不要像去年2、3、4月那样，对我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毫无反应，闻风不动。评论要写得中国化，有中国气派，不要欧化，不要洋八股，不要刻板，要生动活泼。形式要多样化，有编者按语，有短评、时评，有专论、社论，有评论员文章、观察家文章、编辑部文章，等等。评论是说理的，但不排斥抒情，最好是理情并茂。

　　毛主席问我，最近有没有到地方上走走。我回答说，我到人民日报后一直忙于内部工作，还没有到地方上调查研究。毛主席严肃地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头头，一定要经常到地方上去，呼吸新鲜空气，了解下面的实际清况，搞好同省委的关系。你2月份就下去，到两广和福建跑一跑，既当记者，又做地方工作，你不要老呆在北京。北京官气重，只能作加工厂，没有原料，原料来自下面。你的位置应该活动一些，经常到各地跑跑。2月份下去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可以，八大二次会议时再回来。人民日报是中央一个部门，有任务经常联系地方，还有任务经常转载地方报纸上的好东西。这对地方报纸是鼓励，也使地方上的同志非看人民日报不可，而且还可以把一个地方的好东西向全国推荐。你们前些日子介绍上海梅林食品厂和安徽桐庐县的经验就很好。毛主席接着就谈到了上海、广东和浙江省委的三个报告，要人民日报考虑转载。他说这三个报告也不是都写得很好，报纸可以摘要发表。

　　我向毛主席汇报人民日报准备有计划地在第五版发表一些思想评论。毛主席听后说，人民日报是中央机关报，不能简单地报道各项具体工作、具体业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从思想上、政治上影响全国。我赞成你们写思想评论，而且要当作一项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来做，认真做好。比方说，红与专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你们可以就这个问题展开议论，要号召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党政军民学都来注意红与专的问题。

　　毛主席还问了人民日报内部的一些情况。我向他汇报人民日报干部情况后，他说，要学会用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善于用他的长处，帮助他克服短处。你不要搞一言堂，要让不同的意见能充分发表。古人就提倡“兼听”，共产党人应该更能“兼听”。“兼听则明”，听到各方面的反应，就能够从中吸取各方面的营养，减少工作中的失误。

　　在谈话过程中，胡乔木同志主要谈了他在去年初没有抓紧宣传主席讲话，并说主席批评他浅、软、少是对的、他只简单地谈到1956年6月人民日报社论的大概情况，并说他那时正起草八大政治报告，无暇顾及此事。毛主席说，这不关你的事。那篇社论写好后曾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我不看了”四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后来乔木同志在会议让只检讨1957年的事，没有谈1956年的事。

　　谈话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毛主席毫无倦意。最后他说他还要准备明天在会议上的讲话，谈话到此结束。

　　第二天（1月16日）上午，毛主席作了长篇讲话，主要谈学习问题。他开头就说，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省委，任何一个军委，特别是报纸，一定要学理论，做理论工作。各个部门、党委和报纸的主要负责人，要经常挤出时间来学习理论，学习各方面的知识。毛主席说，这次我特意指定吴冷西来参加会议，因为他是党中央机关报的总编辑，他应该了解全面的情况。报纸是新闻纸，对许多事情的反应要快，但勉强求快就会出错。现在人民日报反映中央的意见比较快，比较好，但还要进步。有些重大问题自己没有把握，就应多加斟酌，不可草率从事。不仅报纸的重要文章要多加斟酌，中央各部门、各地方党委给中央的文件，应该像中央前年写《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文章那样认真讨论，认真修改。如果不这样认真，那么你这个部长，你这个省委书记，早晚有一天要垮台。毛主席又说，现在大家都说很忙，为党为国，夜以继日，但是只搞些数字，不搞理论，不搞辞章学，不搞考据学，不搞逻辑学，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一大堆数字、材料，没有把心思放在理论方面，这种情况很不好。人民日报总编辑更要重视理论，不要被日常流水一般的新闻报道淹没了。

　　【历史表明，毛主席批评“反冒进”是错误的，反冒进是对的，根据少奇同志和周总理的思想撰写的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社论也是对的。把南宁会议上毛主席批评人民日报社论的讲话，作为历史教训，记录下来，看看毛主席50年代后期起的错误指导思放早期轨迹如何，我以为还是有益的。至于他在这次会议期间关于如何办好报纸的意见．无疑是仍然值得我们重视的。】 

第五章 鼓足干劲与压缩空气

　　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我在2月间接连主持起草了几篇较重要的社论，如《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等。从这时起，人民日报的宣传向“左”倾斜。

　　同样根据南宁会议精神，我主持人民日报编委会制订了全面改进人民日报工作的二十三条纲要，对宣传中央路线方针政策、评论工作、新闻报道、版面和标题、干部队伍、同各地省、市委的关系，等等都提出了要求，其中有些是适当的合理的，有些则是要求过高、过急。我赶在成都会议之前把这二十三条纲要报送毛主席，请他给予指示。 

　　成都会议

　　成都会议于3月9日召开，那是在成都郊外金牛坝宾馆举行，各部部长和省委书记住在四层楼的宾馆，中央政治局常委住在各个小别墅。这次跟南宁会议一样，也是政治局常委的扩大会议，到会的中央有关各部部长和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各省的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和华东只有个别省委书记到会，其余的将参加在武昌召开的会议。

　　武昌会议（4月1－9日）可以说是成都会议的下半部，主题都是传达和讨论南宁会议的精神，各省汇报本省的规划。也可以说这两个会议是南宁会议的继续。

　　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他在18天的会议中，除了在听各省汇报时不断插话外，一连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3月9日，10日，20日，22日，25日，26日），那气势真可谓思如泉涌，气若长虹，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他一开头就提出现在我国进入技术革命时代，但接着又两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两大剥削阶级和两大劳动阶级，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

　　他指出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出现及其原因，认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正在创造中，还有待证明；

　　他分析教条主义在我党历史上所造成的危险及其产生的原因，提出要继续反对教条主义；

　　他大讲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大讲矛盾的互相转化，大讲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吹掉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农业40条和促进会这三个东西，担心会不会再来一次反冒进；

　　他提倡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相结合，特别是批评京戏《法门寺》里贾桂式的“奴才习惯”，表扬《西厢记》里普救寺和尚惠明挺身突围请援兵，欣赏《红楼梦》里凤姐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风格，称赞《苏报案》中邹容写的《革命军》把满清帝制批得痛快淋漓和章太炎指名大骂光绪帝“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的气概，并列举古今中外著名人物，说明总是青年人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胜过学问多的人，总是后来居上，号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要有六不怕的精神。

　　这次会议上，除了印发中央各部门和各省的工作报告及有关决议草案外，毛主席还亲自批示印发了《华阳国志》、《都江堰》、唐宋诗人有关四川的诗词五六十首、明朝人的入蜀诗十八首、《苏报案》等等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摘录。

　　会前我送给毛主席的《人民日报苦战三年工作纲要》草案也由毛主席批印给会议了。 

　　干劲要鼓足

　　毛主席在会议的第一天讲话（3月9日）时即谈到：“报纸如何办？中央、省、专区的报纸如何改变面貌，办得生动活泼？人民日报提出二十三条，有跃进的可能。我们组织和指导工作，主要依靠报纸，单是开会，效果有限。”这同他在南宁会议时专门写信要刘建勋和韦国清同志抓好报纸一样，毛主席很重视办好报纸。

　　在会议过程中，有一次在散会的时陆。可能是3月20日，毛主席讲完话从会议厅出来，我赶上前去问毛主席：这次会议讨论不讨论人民日报的二十三条？毛主席想了一下回答说，这次会议讨论很多问题，光印发的工农商方面文件就有两大堆，文教方面的人没有来，人民日报的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讨论。

　　很显然，毛主席在会议过程中讲话的上述主要之点，也是人民日报宣传报道的纲目。特别是毛主席在他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大约在3月15日左右）谈到总路线时，提醒我说，人民日报2月3日的社论题目叫做《鼓起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很好，但还不够。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干劲，在去年反击右派以后，早就“鼓起”来了，现在的问题是鼓得够不够，责任在领导。这里有一个数量问题，是鼓起三分、五分还是七分、八分？领导的责任是因势利导，使干部和群众的干劲鼓得足足的。所以我们的总路线，应该叫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这就比较完全了。毛主席的这些话，连同他后来谈总路线开始形成的话，给我深刻的印象是宣传要强调鼓劲，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气可鼓而不可泄。

　　还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深刻。一是毛主席在3月22日讲话中谈到“提高风格，振作精神”时，批评陈伯达过去死也不肯办一个理论刊物，胆子太小，这次才振作精神，下决心办。另一件是毛主席在3月25日讲话中批评卫生部，说他们替人民日报写的关于除四害的社论，写了很久还是没有写好，替中央起草的除四害指示根本不能用。毛主席说，卫生部不卫生，思想上并不相信四害真的可以除掉。后来还是胡乔木同地方上的同志合作，才把中央指示写成了，社论也写好了（按：指人民日报2月13日的社论《一定要在全国除四害》）。这两件事都说明办报纸要提高风格、振作精神。他在批判教条主义时，还指出人民日报过去学真理报，照搬洋教条一套，连标题也模仿，不独立思考，像一岁孩子一样，处处要人扶，否则就丧魂失魄，没有主见，没有独创，连中国人办报的好传统（如讲究版面的编排和标题等）也丢掉了。后来才有所改变。 

　　留有余地

　　当然，在会议过程中，毛主席也多次讲到办事要留有余地。本来，南宁会议议订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曾规定：苦战三年，争取大部分地区基本改变面貌。到了成都会议，毛主席一开始就提出究竟要多久完成十年农业计划和工业计划？他开始设想：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争取七年内实现农业四十条，五年实现农业机械化。他请各省研究。在会议过程中．毛主席看到河南的计划是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一年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他说，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都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五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这个省登报，那个省登报，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以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一年完成，你也说一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年，灵了，让它当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一年，有什么要紧。毛主席说，此事关系重大，他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谈谈。他还说，1955年合作化高潮时周小舟看见别的省一年实现高级社，紧张得不得了。其实不要紧。李井泉就是从容不迫，四川实现高级化不是五五年，也不是五六年，而是五七年，不是也蛮好吗？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这些话我虽然听到了，但是被前面所说的关于解放思想、提高风格、敢于创新等等大量的议论压倒了，因而没有足够的重视。随着大跃进高潮的到来，也冲昏了头脑。

　　毛主席在会议结束前的讲话中还说，希望各省第一书记，恐怕还要加一个书记及其他某些同志，从繁忙工作中解放一点出来，做一些研究工作，注意一些重大的问题。比如吴冷西同志，我们谈过几次，要他学大公报的张季鸾，到处串门子，打听消息，聊聊天，看看市场，参加这样的会议。中央的报纸也好，省市的报纸也好，总主笔不能每天沉埋在那些事务工作里头，必须解放一点。如何解放法，大家去研究。总而言之，少管一点事，少管一点就能多管一点。

　　成都会议可以说是继续南宁会议的批判“反冒进”。毛主席看到会议开始阶段务实较多（主要是讨论“两本账”）后，提出会议最后几天务虚，整风，开思想座谈会。从3月24日上午起采取召开大组会议（差不多是全体会议），由少奇同志主持，毛主席不出席。大家漫谈思想、结果又走向总结1956年的所谓“反冒进”的教训。发言的人差不多都作了自我批评，不仅各大协作区区长都讲了（柯庆施很活跃，连插话讲了三次，总是带着教训人的口气），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也讲了，周总理、少奇同志、陈云同志、小平同志都谈了经验教训，彭老总也说很受启发。

　　成都会议就是在大家检讨“反冒进”的空气中结束，广度和深度都超过南宁会议，是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之前的思想准备会议。历史地看，经过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已经抬头了。这也反映在人民日报的宣传报道上。

　　过三峡、下武昌

　　在成都会议结束的当天，晚饭的时候田家英告诉我：毛主席说，人民日报的二十三条改进工作纲要，这次会议来不及讨论。毛主席说他将去武汉，要我随他一道去重庆，下三峡，将在武昌议一议人民日报的问题。

　　3月27日，我和田家英随毛主席乘专列从成都到重庆。这是过去蒋介石专用的专列，样式和布置都已陈旧。参加会议的中南和华东的协作区长们另乘专列先行。毛主席的专列当晚抵达重庆。

　　3月29日，毛主席乘“江峡轮”从重庆出发。随毛主席乘船的除了警卫人员（由王敬先同志率领）和服务员外，只有田家英和我。原来计划同毛主席一起到武昌开会的一些省委书记已乘客轮先行出发。我和田家英估计，毛主席意在畅游三峡，借以稍事休息，排遣一个月来连续开会的劳累。据毛主席的服务员告诉我和田家英，毛主席正在填一首词，铅笔写的，尚未完成，放在床头，可惜他匆忙间没有记住。

　　“江峡轮”29日晚抵白帝城，已是夜色苍茫，但闻隐隐涛声。30日早饭后，“江峡轮”起航进入瞿塘峡。快到巫峡时，毛主席披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一面欣赏三峡风光，一面同船长和领航员谈及有关三峡的神话和传说。毛主席还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留意从几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他对我们说，宋玉在《神女赋》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冀。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实谁也没有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

　　直至快过完西陵峡，毛主席才回到舱内客厅，同田家英和我闲谈。他从田家英的同乡革命军马前卒邹容谈起，纵论苏报案中的章太炎、章士钊等人，进而泛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曾经是生气勃勃，勇于革命的壮士（详见拙作《五不怕及其他》）。

　　武昌会议

　　4月1日至9日，毛主席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到武昌开会，一方面让他们了解成都会议的情况，另一方面听取他们（主要是河南的吴芝圃和安徽的曾希圣）汇报“苦战三年”的打算。大体上每隔一天开半天会，其余的时间让大家看成都会议的文件，并由谭震林、柯庆施和陶铸介绍成都会议的情况。

　　毛主席在听各省汇报时，作了很多插话。

　　在吴芝圃谈到河南正处在全面大跃进时，毛主席说，这可能是冒险主义，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后来，毛主席又说，河南的工作做得还是好的，不要说他们过火了，只是要压缩一下空气，做得切实些，一些口号在登报时要注意一下。

　　在曾希圣谈到安徽大搞水利工程时，毛主席说，现在说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其实三年之后还要苦战五年，才能完成40条。提口号要注意留有余地。苦战三年只能算是初步改变面貌。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事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当一点。对工程师、科学家，要又信又不信，要相信科学，但要破除迷信。

　　在舒同谈到山东三年实现40条有把握时，毛主席说，今年是空前的一年，这样的大跃进在历史上未曾有过，我们没有经验。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

　　在周小舟谈到湖南也处于高潮时，毛主席分析全国出现高潮的原因：一是从前（1955年到1956年上半年）有过一个高潮；二是1956年6月起反冒进，又有了“反面经验”；三是1957年三中全会恢复了40条、多快好省和促进会；四是整风、反右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最重要的。毛主席还说，他现在担心是不是会再来一个反冒进。

　　毛主席又讲了现在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一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残余，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加上一个右派。另一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不同于前一个剥削阶级。我们的方针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前一个剥削阶级。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还会有反复。这里又一次流露了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的想法。 

　　省委对人民日报的意见

　　4月7日上午，根据毛主席的意见，由柯庆施主持会议，专门讨论人民日报二十三条改进工作纲要。会上，我先介绍了起草这个纲要的想法，希望各省委书记多提意见。到会的九个省、市（上海）委书记都提了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是：

　　1，对毛主席和中央的意图，人民日报得风气之先，希望能及时告诉各省报和省委，同时在报纸上用评论的形式加以宣传。过去人民日报在这方面做得不好，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反右斗争时做得比较好。

　　2，人民日报宣传大好形势的主流不够，而对支流则讲多了，特别是对一些群众有意见而又难于解决的问题（如职工福利、房子、两地分句居等等）讲多了。

　　3，最近一个时期的宣传，希望在压缩空气时注意避免影响士气，避免泄气，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

　　4，第七版的理论文章，希望能正确阐述中央同志提出的理论问题，把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加以理论阐述，对争论的学术问题应适时反映并且要表明态度。

　　5，报纸的版面，希望能照顾全国各省，避免各省登报不平衡。

　　6，过去报纸对有些省工作中的问题，批评不够实事求是，至今仍有意见。

　　7，报社派驻各地记者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过去有些记者对问题看不准，抓不起，也写不清，希望能继承全国解放前的好传统，可以考虑由省委一位常委兼任记者站或新华分社的社长。希望能编印毛主席写的一些新闻、社论，供记者编辑学习。

　　当天下午开会时，毛主席问柯庆施：上午谈人民日报的问题谈得怎样。柯庆施只简单说，大家提了一些意见，吴冷西都记下了。毛主席说，人民日报要经常注意搞好同全国各省委的关系，多听省委的意见，认真研究和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人民日报要办得好，不仅要同中央各部门搞好关系，还要取得各省的支持和帮助。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中央自然得管，各省委也有责任帮助把它办好。我们的一贯方针是全党办报。毛主席还说，人民日报的二十三条改进工作纲要，可以作为草案先实行起来，到年底再总结经验，加以修改。农业40条写于1955年，其后经过多次修改，还要再修改才提到八大二次会议去。

　　会议结束后，毛主席仍留在武昌东湖湖滨别墅休息，我和田家英也停留了几天。那时的湖滨别墅，同后来重建的东湖宾馆不同，是一栋石头建筑，并不很大，坐落在东湖岸边。毛主席每天早晨和傍晚都沿湖边散步。

　　大概是4月11日上午，毛主席早饭后散步回来，叫我和田家英一起同他在湖边凉棚下闲谈。毛主席问到，柯庆施主持的会议上，各省委书记谈了些什么意见。我根据记忆，把上述意见作了扼要的汇报。我还谈到，人民日报同各省委的关系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只是有几个省委对人民日报1955- 1956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央曾为此作过决定）时批评他们省里的某些工作有意见，一度关系比较紧张，所以在会上还旧事重提。毛主席说，对省委提的意见，要作分析。对的要接受，认真改进。你们认为不对的可以提到小平同志主持的书记处会议上讨论，然后向有关省委作必要的解释。一般人都不太容易接受批评，你们在报纸上公开批评省委的某项工作中的缺点，人家有意见是正常的，何况你们的批评有时不免不够实事求是。因此你们的批评应当十分慎重，事实力求八九不离十。涉及省委本身的，事前可以听听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批评一般工作中的缺点，你们编辑部自己负责，当然也不要鲁莽从事。无论如何，你们要经常告诉记者、编辑，要搞好同各省委的关系，这是按党的原则办事的关系，不是庸俗化的关系。 

　　应注意之点

　　接着，毛主席又谈到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毛主席说，武昌会议，还有成都会议的精神，就是人民日报宣传的大纲，有些具体意见，我在这两个会上都谈到了。还有几点同报纸关系较为密切的意见。接着，毛主席谈了以下几点意见：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江苏提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这种精神是好的，应当宣传。这次在武昌有些省提出，怕一说调整一下宣传调子就会泄气，这种顾虑要注意。目前总的方针还是鼓足干劲，气可鼓而不可泄。

　　2，现在各地提出这个“化”那个“化”很多。“化”就是要变，反映群众的愿望。提出“化”的口号响亮，能动员群众。但是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像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做“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是讲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有事情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而还。报纸对一些具体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目前大跃进的形势正是锻炼的好机会。可以按照各省委提出的意见，编印一些新闻和评论供记者、编辑学习。（后来新华社编印了毛主席写的新闻和评论的文集。）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告中央书记处。（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后来定一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在北戴河会上，也没有就此做出决定。看来这是因为形势变化太大太快所致。）

　　毛主席在谈话中又一次催我离开北京到外地走走看看，并且要我在八大二次会议后就下去一两个月，回来就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我在五六月间去河北、河南调查研究，虽走马看花，也很有收获。

　　南宁会议是一个劲反“右倾”的，成都会议和武昌会议的主旋律是鼓足干劲，其间虽然也谈到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但声音微弱，到了5月间的八大二次会议，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我主持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6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道，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 

第六章 武仗与文仗

　　1958年8月，政治局常委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原定着重讨论工业问题，后来又增加人民公社问题。

　　会议8月17日开始。我因事晚去几天。中央办公厅20日来电话催我赶快去。我21日乘中办的班机到达北戴河，同胡乔木同志住在一座别墅。那是北戴河中区中央负责同志的别墅区，都是解放前达官贵人和洋人的旧别墅，只有毛主席的住处是新建的高大平房。

　　我到达北戴河的第三天，8月23日中午，福建前线的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就万炮齐轰仍被国民党军占据的金门、马祖及其附近小岛。

　　密切注意反应

　　当晚，我参加了毛主席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才知道：7月中旬美军入侵黎巴嫩、英军入侵约旦，企图镇压伊拉克人民武装起义后，中央即考虑在福建前线采取行动，以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帝斗争，又打击蒋介石集团在金门、马祖一带经常骚扰我福建沿海的气焰。蒋介石早在7月17日就宣布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全线处于“紧急戒备状态”，表明了他们将有所行动。我空军于7月底开进福建前线，同国民党飞机连续作战，并夺取了福建沿海的制空权。炮兵增援部队也陆续到达。与此同时，全国展开了支援伊拉克、阿拉伯人民反对美英帝国主义侵略中东的集会和示威游行。

　　毛主席在会议上说，今天开炮，时机选择得当。联合国大会一天前通过决议，要求美、英军队退出黎巴嫩和约旦。美国人霸占我台湾更显得无理。我们的要求是美军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台湾太远打不到，我就打金、马。这肯定会引起国际震动，不仅美国人震动，亚洲人震动，欧洲人也震动。阿拉伯世界人民会高兴，亚、非广大人民会同情我们。

　　这时，毛主席对着我说，找你快来参加会是要你了解这突发事件。你的任务是要新华社迅速、广泛收集国际反应，重大反应要用电话传到北戴河来。报道和评论暂时不搞，观察几天再说，这是纪律。要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广播电台的编辑部。服从命令听指挥，部队如此，新闻宣传单位亦如此。

　　毛主席又说，前几天在工作会议开始时他讲了八个国际问题，这些问题多年来一直在脑子里转来转去，逐渐形成一些看法、观点，思想就开朗了。但是这些观点在对外宣传中不能不分时间、地点和盘托出，要有所区别。比如，我说大战打不起来，但军事工作中要有打起来的准备，宣传工作中要讲战争危险，号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又如谁怕谁多一点，我说帝国主义比我们多怕一点，但宣传上应讲我一反对战争，二不怕战争。又如我说帝国主义制造紧张局势有刺激世界人民觉醒的有利的一面，但宣传上要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制造紧张局势，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诸如此类，这个世界上坏事太多，我们如果整天愁眉苦脸，就在精神上被压垮了。我们要学会用分析的方法，看到坏事有两重性，看到紧张局势固然是坏事，但它又可以促使许多人觉醒起来，下决心同帝国主义斗争，这又是好事。这样看问题，我们就可以在思想上获得解放，不致于老是觉得包袱沉重。

　　毛主席说，这次炮轰金门，老实说是我们为了支援阿拉伯人民而采取的行动，就是要整美国人一下。美国欺负我们多年，有机会为什么不整它一下。现在我们要观察各方面的反应，首先是美国的反应，再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我们现在处于主动，可进可退，游刃有余。美国人在中东烧了一把火，我们在远东烧一把火，看他怎么办。我们谴责美国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这不冤枉他。美国在台湾有几千驻军，还有两个空军基地。美国最大的舰队第七舰队经常在台湾海峡晃来晃去。美国在马尼拉还有一个很大的海军基地。美国海军参谋长帕克不久前（8月6日）就说，美国部队随时准备在台湾海峡登陆作战，像在黎巴嫩那样。这就是证明。 

　　火力侦察

　　过了两天，8月25日下午，毛主席又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地点是北戴河海滩游泳场的休息室。毛主席刚下海游泳回来，穿着睡衣就主持开会。除了少奇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外，还有彭老总、王尚荣（总参作战部长）、叶飞（福州军区政委），胡乔木和我也参加了。

　　毛主席一开始就说，我们在这里避暑，美国人却紧张得不得了。从这几天的反应看，美国人很怕我们不仅要登陆金门、马祖，而且准备解放台湾。其实，我们向金门打了几万发炮弹，是火力侦察。我们不说一定登陆金门，也不说不登陆。我们相机行事，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因为登陆金门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重大。问题不在于那里有95000蒋军，这个好办，而在于美国政府的态度。美国同国民党订了共同防御条约，防御范围是否包括金门、马祖在内，没有明确规定。美国人是否把这两个包袱也背上，还得观察。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察蒋军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中国人就是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何况金、马以至台湾一直是中国的领土。

　　毛主席又说，凡事要抓住时机。去年开始反击右派是抓住了卢郁文事件，批判《文汇报》是抓住了《新民报》作了自我批评。这次炮打金门，就是抓住美军登陆黎巴嫩。既可以声援阿拉伯人民；又可以试探美国人。看来美国人左右为难，处于东西难以兼顾的境地。但是我们宣传上目前暂不直接联系金门打炮，而要把主要锋芒对着美国到处侵略，谴责它入侵中东，也谴责它霸占我国领土台湾。最近美国国务院发表一个反华备忘录，我们人民日报就可以以此为由头，历数美国侵略中国的罪行，驳斥备忘录对我们的诬蔑攻击。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美英军队从黎巴嫩和约旦撤退一事，也可以组织评论，要求美军从它在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基地包括我国台湾撤退。现在宣传上要打外围战，等美国、蒋介石以及世界各国的动向摸清楚之后，再开始就炮打金、马问题发表评论。届时我国政府也要发表声明或文告。现在要养精蓄锐，引而不发。

　　彭老总在会上提出，金、马前线官兵艰苦奋斗、英勇作战，可以写些通讯报道。但要注意保密。大家同意前线记者可以先做准备，发表时机另议。

　　以上中央关于组织评论和通讯的指示，当晚我用保密电话告诉了在北京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但没有谈及中央决定炮打金、马的意图和设想，这在当时是最高军事机密。

　　8月27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主要还是谈他在会议开始讲的国际问题，也谈到人民公社。在会议休息时，毛主席把乔木和我找去，谈了人民日报的宣传。他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对国际问题应该有研究，形成一定看法，不要临时抱佛脚，发表感想式的意见。对许多国际问题都要有基本的看法，应该有比较深刻的评论。现在报刊上有些评论是感想式的，搞新闻工作，光务实、不务虚不好。要经常找有关同志吹一吹，有了看法，有了意见，就要找机会、找题目，加以发挥。毛主席还说，人民日报在一个时期应有一定的方向，宣传要有重点，抓住当前的主要任务。今年年初报纸宣传方向比较明确。《从梅林看全国》的社论写得不错。最近一个时期，宣传上就显得杂一些，编辑条理差，把一些东西堆在一起，看不出方向，缺乏思想的鲜明性和一贯性，评论和消息配合不够。现在中央已决定今年钢铁产量翻一番，大办人民公社，大办民兵。报纸就要跟上。人民日报的版面要调整，要突出工业，首先是钢铁工业。工业消息放在一版和二版，农业放到三版去。毛主席要胡乔木和我研究一下，北戴河会议结束后回北京布置。

　　这以后几天，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钢铁翻一番和人民公社问题。但毛主席仍然十分注意各方对炮打金门的反应，特别是美国的动向。他的秘书几次打电话给我，查问新华社印发的《参考资料》中刊出的美国动向的后续消息。我在这期间也要求新华社每天上午打电话汇报当天收到外国通讯社的要闻，重要的我都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告了。 

　　绞索政策

　　中央工作会议8月30日结束后，毛主席回北京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在最高国务会议开始前一天，9月4日，毛主席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是讨论炮打金门后的形势。会上大家分析，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讲了话，美当局已下令把地中海的军舰调一半到太平洋来，同时又提出在华沙恢复中美会谈。看来，美方估计我们准备解放台湾，他们想守住台湾，是否也固守金门、马祖，似乎尚未下决心。艾、杜的讲话都含糊其词。美国人还是怕打仗，未必敢在金门、马祖同我们干起来。我们这次炮打金、马的火力侦察已达到目的，不仅美国人紧张起来，全世界人民也动员起来了。但是，会上大家也认为，我们现在的方针还不是马上登陆金门，而是把绞索一步步拉紧，进一步对美国施加压力，然后相机行事，大家同意周总理提出的采取宣布我领海为12海里的办法，使美国军舰不敢迫近属于我领海范围的金门、马祖。毛主席认为，美舰入侵我领海，我有权自卫，但也不一定马上打炮，可以先发出警告，相机行事。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另一手，通过即将在华沙恢复的中美会谈，以外交斗争配合福建前线的斗争。有武戏又有文戏。我们还有一手，就是宣传斗争。这时毛主席对胡乔木和我说，现在要大张旗鼓地谴责美国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要求美国军事力量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强调台湾及沿海岛屿是中国领土，炮打金、马是惩罚蒋军，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不许干涉。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是舆论机关，评论可以讲得激烈一点，当然也要适当，不要说过头话。以上这些关于宣传工作的意见，我都向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作了布置。

　　毛主席9月5日到8日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原定会议主要议程是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特别是1958年钢铁产量翻一番的指标）和人民公社问题。毛主席在5日和8日讲了两次话。他除了讲到国内问题外，着重讲了国际问题，大体上也是他在北戴河会议中讲的八个问题。其中谈到绞索问题时，毛主席说，我们炮打金、马，美国人紧张起来，杜勒斯似乎要钻进金、马绞索，把台、澎、金、马全都包下来。这也好，给套住了。我们什么时候要踢他一脚就踢他一脚。我们主动，美国人被动。蒋介石过去给我们捣乱，主要是从福建这个缺口来的。金、马在蒋军手里，实在讨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但是，我们现在不是马上登陆金、马，只是试试美国人，吓吓美国人。但有机会就打。机会来了为什么不把金、马拿回来。其实，美国人心里也怕打仗，所以艾森豪威尔公开讲话时没有说死要“共同防御”金、马，有点想脱身的味道。他们想采取脱身政策也可以，把金、马11万蒋军撤走就是。赖着不走，就让蒋军呆在那里，也无碍大局，美国人给套住就是了。

　　毛主席在8日讲话过程中，忽然问吴冷西到会了没有？我答应到了。毛主席说，今天的讲话要发新闻，你先做准备。我同乔木商量，感到什么内容可以发表很费斟酌，最后确定先写有关绞索的部分。我起草了新闻稿，也给乔木看了。散会之后，毛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常委还留在勤政殿的休息室。我把新闻稿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边看边谈边改。他说，可以只发表关于绞索部分，其他问题只是内部交换意见，至少目前不宜公开发表。绞索问题也不宜联系金、马来谈。用国家主席身份讲话，不宜直接联系金、马，不同于写社论、做文章。当然也不能写我们对金、马的方针，这是军事机密。但对即将恢复的中美会谈，要表个态，可以说寄予希望，不管将来结果如何。我们现在一手打炮、一手谈判，一武一文。打炮是火力侦察，今天打了3万发，配合天安门群众大会，大造声势。谈判是外交侦察，摸清底细。两手比一手好，保持谈判渠道是必要的。毛主席审改了新闻稿后，交我要新华社当晚发出，人民日报第二天（9月9日）见报。

　　这里还可以补充一个插曲，就是在最高国务会议期间，9月6日，赫鲁晓夫对我炮打金门摸不着头脑，害怕引发世界大战，特派葛罗米柯到北京来探询究竟。周总理和毛主席先后把我方意图告诉葛，并说明不会打大仗，万一中美之间打起来，中国也决心单独承担，不会拖苏联下水。赫鲁晓夫得知后立即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警告美国当局在台湾海峡慎重从事，并声明一旦中国遭到侵略，苏联准备随时援助。真是虚惊一场，空放一炮。

　　打而不登、断而不死

　　在最高国务会议之后，毛主席即离开北京，从9月10日至28日先后视察了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等地，29日回京。第二天，9月30日，毛主席的秘书通知我说毛主席有事找我。我马上赶到中南海丰泽园。当我走进菊香书屋的四合院的东厢房时，毛主席一个人正在书房里看字帖。他招呼我坐下后说，他这次外出巡视，看到各地群众干劲很大，尤其是大办钢铁、大办民兵。他为新华社写了篇关于他巡视大江南北的新闻稿。稿子正在打字，稍等一会就好。毛主席说，这次特别请张治中将军一起视察。张治中将军原是蒋介石的亲信，1949年初国共和谈破裂后站到我们这边来的。张治中在沿途视察时除了关心工农业飞跃发展外，还特别关切台湾海峡的形势。他对我们迟迟不登陆金门很不理解，主张这次解放台湾做不到，但无论如何要把金门、马祖拿回来。他说这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毛主席说，其实我们也不是不想拿下金门、马祖，但这个问题不单是同蒋介石有关，特别是要考虑美国的态度，切不可以鲁莽从事。美国人也害怕跟我们打仗。我宣布12海里领海后，美国军舰开始不承认，多次侵入我领海线，但不敢驶过他们承认的8海里领海线。后来经我多次警告，美舰也不敢入侵我12海里线了。美国空军虽然有时也飞到大陆内地侦察，但在台湾海峡，美国飞机开始时经常侵入我领空，后来也不敢越过海峡的中线。有一次美舰为国民党运输船队护航，向金门运送弹药、给养。当这个联合舰队抵达金门港口时，我下令猛烈炮击，美舰马上掉头逃跑，国民党船队遭殃。可见美国也是纸老虎。但是，它又是美老虎。目前美国在台湾海峡集中了美国所有12只航空母舰中的6只，重巡洋舰3只，驱逐舰40只，航空队2个，实力相当强大。不可轻视，需要认真对待。因此我们现在的方针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意即只打炮不登陆，封锁金门，断其后援，但不致困死）。

　　毛主席又说，在华沙恢复的中美会谈，经过几个回合的互相侦察，大体上可以判断美国人要保台湾但不一定保金门，而且有迹象显示美国人企图以放弃金、马换取我承认其霸占台湾。这需要研究对策。张治中将军的主张恐怕不宜采纳。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现在要在宣传上来个暂停，待中央决策后再说。

　　新闻稿打字出来以后，毛主席要我看看有什么意见。我看到稿子的末尾专门提到张治中将军陪同视察。我对整个稿子没有什么意见，只觉得末尾一段文字可能引起外间由张治中而联想到同国民党有什么关系。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这个新闻稿新华社当晚广播，人民日报在国庆日的头版头条地位登出。

　　对杜勒斯谈话的分析

　　国庆节刚过，毛主席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台湾海峡形势。从10月3日至13日，几乎天天开会。在3、4两日的会议上，主要是分析杜勒斯9月30口的谈话。杜勒斯在这次谈话中，明显的要制造“两个中国”，提出要求中共和台湾当局“双方放弃使用武力”，同时又批评台湾当局不应该把那么多的军队放在金门、马祖，认为这是“不明智和不谨慎的”。当记者问他，如中共方面作某些让步，那么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否有所改变时，杜勒斯说，“我们在这些方面是灵活的。”“如果我们必须应付的局势有所改变，我们的政策也会随之改变。”

　　周总理在常委会议上指出，杜勒斯的谈话，表明美国想趁目前这个机会制造两个中国，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以此为条件，美国可能要台湾放弃所谓“反攻大陆”的计划，并且从金门、马祖撤退。杜勒斯这个政策，一句话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同我们最近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侦察美方底牌的情况是一致的。美方在会谈中说的甚至比杜勒斯更露骨。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都认为，中美双方都在摸底，在华沙如此，在金门亦如此。现在双方都比较了解对方的意图了，美国人也知道我们并不想在最近时期解放台湾，也并不想同美国迎头相撞。公平地讲，在台湾海峡对峙中，双方都比较谨慎。我们在8、9月间火力侦察是对的，迫使美国人不得不考虑怎么办。同时，我们只打蒋舰，不打美舰，海空军都严格遵守对美舰、美机不开火的命令，这也是谨慎的，克制得当的。至于在宣传上我们大张旗鼓地谴责美国侵略我国领土台湾，抗议美舰美机侵犯我领海领空，不仅动员了全国人民，而且动员了国际舆论，支持了阿拉伯人民，也对美国当局造成强大压力，这是做得对的。

　　我与蒋有共同点

　　毛主席在会上说，侦察任务已经完成，问题是下一步棋怎么走。他说，对于杜勒斯的政策，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都反对两个中国，他自然坚持他是正统，我是匪；都不会放弃使用武力，他念念不忘反攻大陆，我也绝不答应放弃台湾。但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在一个相当时期内不能解放台湾，蒋介石“反攻大陆”连杜勒斯也说“假设成分很大”。剩下的问题是对金、马如何？蒋介石是不愿撤出金、马的，我们也不是非登陆金、马不可。可以设想，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如何？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不死不活的吊在那里，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我们一打炮，蒋介石就要求美国人救援，美国人就紧张，担心蒋介石给他闯祸。对于我们来说，不收复金、马，并不影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光是金、马蒋军，也不致于对福建造成多大的危害。反之，如果我们收复金、马，或者让美国人迫使蒋介石从金、马撤退，我们就少了一个对付美、蒋的凭借，事实上形成两个中国。

　　大家同意毛主席提出的设想，让蒋军继续留在金、马，使美国当局背上这个包袱，时不时挨上我们踢一脚，提心吊胆。周总理估计，美国可能在中美会谈中提出三个方案；第一方案：要我们停止打炮，蒋方减少金、马兵力，美方声明金、马在美蒋共同防御范围之内；第二方案：要我们停止打炮，蒋方减少金、马兵力，美方声明共同防御限于台、澎；第三方案：要我方停止打炮，蒋方从金、马撤退，双方承担互相不使用武力的义务。三个方案都不能同意，因为三者的实质都是制造两个中国，使美国霸占台湾合法化。但中美会谈继续下去为有利，可以拖住美国人，力求避免美方或其他西方国家把台湾海峡问题提到联合国去。对亚非朋友也要把问题说清楚，免得他们不明真相，给我们帮倒忙。大家都赞同周总理的估计和想法。

　　毛主席最后说，方针已定，还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让蒋军留在金、马。但打也不是天天打，更不是每次都打几万发炮弹，可以打打停停，一时大打，一时小打，一天只零零落落地打几百发。但我们在宣传上仍要大张旗鼓，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金、马打炮是中国内战的继续，任何外国和国际组织都不能干涉；美国在台湾驻扎陆空军是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美舰云集台湾海峡是蓄意制造紧张局势，都必须完全撤退；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反对美国霸占台湾合法化；我们和蒋介石通过谈判解决金、马以至台、澎问题。毛主席说，以上这些原则，在舆论宣传上可以鲜明提出，在华沙会谈中可以外交词令些，但也不离原则。所有这些，都要在我政府发表正式声明之后才公开宣传。人民日报目前可以“停火”几天，准备充足弹药，一声令下就排炮轰击。

　　且看他们怎样动作

　　在4日的会议后，毛主席5日下令我军暂停打炮两天，并亲自起草了6日发表的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文告一开始就提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并指出大家都同意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都同意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文告说，台湾领导人同美国人订立的《共同防御条约》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要抛弃你们。杜勒斯9月30日谈话已见端倪。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文告正式建议举行谈判，和平解决打了30年的内战，并宣布福建前线暂停炮击7天，以便金门军民获得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

　　毛主席起草的这个文告，是炮打金门形势的重大转折，即以军事斗争为主转入以政治斗争（包括外交斗争）为主。

　　观察两天之后，毛主席于8日下午又在他家中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大家一致指出，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反应强烈，有些西方报刊甚至说这是台湾海峡两方关系以至中美关系发生戏剧性变化的预兆。美舰已停止护航，也不再入侵我金门领海。只有蒋介石的国防部认为是中共的“诡计”。毛主席当时问我，人民日报的社论准备得怎样。我说已写好一篇专攻美国人的。毛主席说，先要做国民党的工作，要写一篇着重对蒋介石说话，同时也给美国人出难题。可以说明并非诡计，阐述我对台的一贯政策，这次是又一次伸出手来。还可以挑一下美蒋关系，说寄人篱下不好受，搭美国船不可靠。然后批杜勒斯的所谓停火，要美国人过五关（停止护航，停止侵犯中国领海领空，停止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从台、澎撤退美国全部武装力量）。毛主席要我当天晚上写好，他夜里等着看。他要我不必等散会就回去写。

　　我从中南海出来，回到人民日报社，到对面的一家饭馆吃了一碟炒面当作晚餐，接着就在办公事赶忙起草社论。由于已有毛主席的提示，写起来比较顺手，午夜过后不久就赶了出来，排出清样送毛主席审查已是9日凌晨两三点了。毛主席果然当夜审阅并修改了社论，主要是修改社论的最后一段，重新改写为：“看来，问题尚有待于观察和考验，离解决之期尚很远。帝国主义到底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到底是反动派。且看一看他们究竟怎样动作吧！”毛主席在清样上批示：“不算好，勉强可用。”签名后写的时间是十月九日六时。

　　我在10月9日上午收到毛主席退回来的社论稿，同时接到毛主席秘书林克打来的电话，说毛主席交待要把杜勒斯8日宣布美舰停止护航加进社论中，并说发表时间可以推迟一天。我看了毛主席的修改稿后，感到社论原来的题目很不醒目，于是根据毛主席修改过的最后一段最后一句，把题目改为“且看他们怎样动作”。由于这个题目比较特别，加上社论的文体又比较接近告台湾同胞书的风格，这篇社论10月11日发表后曾被误认为是毛主席的大手笔。

　　过了两天，10月1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休谈停火，走为上计》的社论。这是根据周总理4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的意见写的，并经周总理最后审定。内容主要是批驳美国人要求在金马前线停火，说明中美之间根本没有战争，停火从何而来，并要求美国撤走在台湾和台湾海峡周围的全部美国海、陆、空军事力量。这篇社论，正好配合毛主席起草的10月13日发表的国防部命令。国防部命令宣布再暂停打炮两周，仍以没有美舰护航为条件，如有美舰护航，立即开炮。

　　利用美蒋矛盾

　　几天之后，艾森豪威尔下令把增援到太平洋的第六舰队那部分舰只调回地中海，并派杜勒斯到台湾去同蒋介石会谈。人民日报编辑部不明就里，写了一篇题为《咎由自取》的社论，说杜、蒋唱“双簧戏”。10月21日发表后，周总理当天上午就打电话来严厉批评我们说的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中央的方针。当天下午，毛主席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时也批评我们的社论书生气，对中央的方针理解片面，摇摇摆摆，不适当地强调了美蒋一致。毛主席说，这次杜勒斯跑到台湾去，是要蒋介石从金、马撤兵，以换取我承诺不解放台湾，让美国把台湾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蒋介石不答应，反要美国承担“共同防御”金、马的义务。两人吵了起来，结果各说各的，不欢而散。这完全不是“唱双簧戏”。毛主席请周总理专门找我谈一次，然后另写一篇社论，重新评论杜蒋会谈。（周总理第二天就找我谈话，详情见我写的《严师的教诲》一文，载《我们的周总理》一书中。）

　　毛主席在常委会上说，美蒋关系存在着矛盾。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属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独立性，这就发生矛盾。蒋介石和他的儿子蒋经国还有一点反美积极性。美国逼得急了他们还是要反抗的。过去大骂胡适，罢黜孙立人，就是例证，因为他们捣乱的 靠山是美国人。最近台北发生群众打砸美国大使馆更是例证。美国在台湾的驻军，蒋介石只同意美国派出团一级单位的兵力，不同意派师一级单位的兵力。我炮打金门开始后，蒋介石只同意美国增加海军陆战队3000多人，而且驻在台南。毛主席说，我前几天说过，我们同蒋介石有一些共同点。这次杜勒斯同蒋介石吵了一顿，说明我们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联蒋抗美。我们暂不解放台湾，可以使蒋介石放心同美国人闹独立性。我们不登陆金门，但又不答应美国人的所谓“停火”，这更可以使美蒋吵起架来。过去一个多月中我们的方针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现在仍然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更可以宽一些，以利于支持蒋介石抗美。

　　会上大家都同意毛主席这些意见。周总理还提出，“断”和“打”是相关的，既然“断”要放宽些，那末“打”也得放松。毛主席说，我们索性宣布，只是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而且单日只打码头、机场，不打岛上工事、民房，打也是小打小闹，甚至连小打也不一定打。从军事上看，这似乎是开玩笑，中外战史上从未有过，但这是政治仗，政治仗就得这样打。毛主席说，现在我们手里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打金、马蒋军好办，但跟手里有原子弹的美国人打仗，就不是好办法。将来大家都有原子弹了，也很可能都不打原子弹。

　　会议快结束时，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提出是否发表一个正式声明，宣布双日不打、单日打。毛主席说，恐怕有这个必要。他同时还要我注意，前面说的那篇社论要在正式文告后才发表。

　　10月25日，毛主席起草的以彭德怀国防部长名义发布的《再告台湾同胞书》的文告指出：10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杜勒斯谈话，一面说这位美国老爷终于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中国”，并愿意同它打交道，一面又说台湾那个所谓“中华民国”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美国人的计划是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是托管台湾。文告说，“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文告宣布：已令福建前线解放军逢双日不打金门机场、码头、船只、海滩。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

　　文告登报的当天（10月26日），毛主席找我和田家英谈话，除了要我们去河南调查人民公社的情况外，也谈到炮打金门、马祖。他说，在炮打金、马过程中，我们和美国人都搞边缘政策。美国集中了那么多的军舰，而且侵入我领海，给蒋介石船队护航，但又从不开炮；我们也是一万、两万发炮弹那么打，美舰护航时更大打，但只打蒋船队，不打美舰队，不过炮弹就落在美舰附近，吓得他们掉头就跑。双方在台湾海峡对峙，同时又在华沙会谈。美国人在这个战争边缘，我们在另一个战争边缘，双方都在战争的边缘，都不越过这边缘。我们用战争边缘政策对付美国人的战争边缘政策。《聊斋志异》中写了很多不怕鬼的故事，其中有一篇名《青风》，说的是狂生耿去病夜读于荒宅，“一鬼披发入，面黑如漆，张目视生。生笑，染指砚墨自涂，灼灼然相与对视。鬼惭而去”。你不怕鬼，鬼也无可奈何。炮打金、马的经过也是这样。

　　可以说，这些话是毛主席对金、马事件的总结。

　　毛主席还对我说，你们要善于抓动向。看来现在还不太懂。美国人想从金、马脱身，杜勒斯谈话就显露了这个动向，你们没有抓住。你们编辑部也不大会写文章。接着，他拿当日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为例，谈了如何写文章的几点意见：

　　1，文章要有中心思想，最好是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出来，也可以说是破题。文告一开头就提出绝大多数人爱国，中国人的事只能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这个思想贯串全篇。整个文告，从表面上看，似乎写得很拉杂，不连贯，但重在有内在联系，全篇抓住这个问题不放，中间虽然有穿插，但贯彻这个中心思想。《红楼梦》中描写刘姥姥进大观园就是这样写的。

　　2，文章要形象化。文告中不说“沿海岛屿”，而说“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不仅仅说“供应”，而具体说“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这就形象地给人深刻印象。你们写文章偏于抽象，一般化，缺乏生动性，看了留不下具体印象。

　　3，文章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两篇告台湾同胞书的文体就是这样。中国文字有自己独特的文法，不一定像西洋文字那样严格要求有主词、谓语、宾词。其实西洋人说话，也经常省去主词或宾词的。你们的文章洋腔洋调，中国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这可能是看惯了翻译过来的西方文章。其实翻译也有各种译法，严复的译文就是中国古文式的，林琴南的译文完全是意译，都和现在的白话文译文大不相同。

　　从这以后，金、马事件告一段落，福建前线炮声零落，而台湾海峡风浪依然。

　　在整个金、马事件过程中，毛主席直接指挥军事、外交、宣传三条战线，真可谓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

第七章 冷静的促进派

　　1958年10月26日上午，毛主席秘书通知我，说毛主席要找我和田家英谈话。我原以为，大概是谈发表毛主席的《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因为毛主席一个星期以前写信给我，要我把《世界知识》杂志发表的毛主席论纸老虎的一组论述加以转载，转载时可以另写编者按语，并要我就此同陆定一同志商量。我同定一同志商量结果，认为毛主席的论述，还可以再增加一些，重写按语。于是我找田家英同志帮忙增加一些毛主席的论述，主要是1957年和1958年的论述，并一起草拟了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按语，排出清样后送毛主席审定。所以我想毛主席找我们是谈这件事。

　　当我到达毛主席卧室时，田家英已在座，手里拿着我们编好的关于纸老虎的言论的大样和按语。田家英先给我看了经毛主席修改过的按语，主要是修改按语最后一段。毛主席还要我们对几段论述作一些调整。

　　处理完此事后，毛主席对我们说，今天找你们来是谈另一方面的问题，谈国内问题。

　　接着，毛主席就直接了当地提出，他想派我和田家英到地方上去作一次短期的调查研究。地点他已经选好了，就是河南新乡地区的一个县（修武县）和一个公社（新乡县的七里营公社）。他要我们各自带几个助手，分别先后去修武县和七里营公社，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时间一个星期。他将在11月初离京去郑州，在那里开一个小会，作为12月初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的准备。他要我们11月5日在新乡搭乘他的专列去郑州。

　　三件大事

　　毛主席说，中国今年出了两件大事，一是大跃进，一是公社化。其实还有第三件大事，这就是炮打金门。他说，大跃进是他发动的，公社化是他提倡的。这两件大事到8月间北戴河会议时达到高潮，但那时他的心思并没有全花在这两件大事上，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国际问题吸引去了。早先是同赫鲁晓夫大吵了一顿（赫鲁晓夫7月底到8月初访华），不久又炮打金门。毛主席说，他在这段时间想了许多国际问题。他列举了一连串问题，如戴高乐上台、黎巴嫩事件、紧张局势、封锁禁运，等等，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谈了他的独特见解。毛主席对我说，你们办报的要经常研究国际问题，多同一些有见解的人交换看法，慢慢形成比较符合实际的观点，遇到国际上突发事件，就不致惶惶无主或临时抱佛脚。

　　毛主席说，现在来谈国内问题，你们办报的也要心中有数。这就要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北戴河会议迄今已有两个月。国庆节前我去大江南北走马看花，除了给你们新华社写了一条新闻（按：指毛主席自己写的巡视大江南北的新闻，登在10月1日报纸上）外，感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毛主席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你们要去的修武县，全县已成了一个公社。我还要派人去了解山东寿张县，听说那里准备苦战三年进入共产主义（按：后来派陈伯达到遂平调查，因为陈已去过寿张了）。

　　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

　　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着一遍，要你们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主席郑重地说，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门照本本上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话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报纸宣传影响大，人家头脑发热，搞报纸宣传的也头脑发热，那就坏事了。

　　这是在大跃进中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说要做“冷静的促进派”。回想从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起，毛主席的多次谈话，给我强烈的印象就是报纸要促进，不要促退。

　　毛主席这次谈话涉及的问题较多，时间也较长，一直到中午过后。他留我和田家英吃午饭。饭厅就在北房五开间的中间堂屋。可能是预先告诉了大师傅，加了两个菜，一个是小砂锅炖狗肉，一个是红烧狮子头，其他四个菜是湖南腊肉，豆豉炒辣椒，西红柿炒鸡蛋，麻婆豆腐，都是毛主席常吃的。比较特别是一个莼菜汤，每人一个拷得半焦的玉米，这是最后吃的，也是毛主席的习惯，有时代之以烤红薯。毛主席喜欢吃饭时喝一两杯酒。这天喝的是茅台酒，第一杯是主席请我们喝，第二杯是我和田家英一同祝毛主席健康。

　　毛主席在吃饭过程中还向我们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如此）。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位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他吩咐我们下去不要张扬，我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田家英那一组则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名义。

　　从毛主席住处出来，我同田家英商量一下，就分头找人组成调查组。我在北京挑选了三位记者，又请河南分社选一位记者在新乡等候，正好两男两女，连我在内一共五人。

　　我和田家英等一行10月28日夜乘火车离京南下，第二天抵新乡下车。我们同新乡地委商定，当天下乡，田家英一组留在新乡去七里营公社调查，我带的一组先去修武县，四天为期，然后调换，我回七里营公社，田家英去修武。

　　修武的一县一社

　　我和记者们10月29日下午去修武县。我们先请县委一位副书记介绍全县办成一个大公社（13．5万人）的一般情况，然后分别同城关大队（原为公社）大队长、五里塬乡（大队）的支部书记、艾曲乡（大队）艾曲村的生产队长谈了话，还召开了群众和下放干部座谈会，最后才请县委书记单独同我们谈他对一县一社的看法。在修武调查的四天中，我们还利用晚饭后和中午歇晌的时间串家走户，同个别群众接触。

　　从调查中了解到，这个一具一社是由原来245个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县统一收支，生产资料全归公有，由公社（县）统一调配，农副业和工业、手工业产品也全部由公社（县）统一调拨，生活资料的日常消费由公社供给。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们都说，他们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男女老少都实行低水平的供给制，办了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接触到的干部和群众，生产热情很高。正巧碰上他们全县总动员大炼钢铁，男女老少爬高山、背矿石，不叫苦，不叫累，兴高采烈，十分感人。因为办了公共食堂，大部分妇女都上山了。但从中也了解到，由于大办钢铁，地里的庄稼没人收，只见低年级的小学生在拾谷穗。地里的棉花大部分没有摘下来，只有幼儿园的老师带着一些小孩搞一点点。据财贸干部对我们说，本该收籽棉900万斤，到10月底只收到159万斤。敞开肚皮吃公共食堂当然大家高兴，许多人都说一生也没有像这两个月吃这样饱的饭。但好几位老人（有的原是贫农，有的原是中农）都在发愁，说“这样吃法长不了”。

　　最后我们同县委书记谈了一个晚上。他先谈一县一社的优越性，也谈了今后三年的规划，但提出了不少关于全民所有制和供给制的疑问和顾虑。

　　我们在11月1日从修武转到新乡县（田家英同时也从新乡去修武）。那里另一番天地。新乡县委给我们简要介绍时着重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像修武那样一具一社，只挂了一个“县联社”的招牌，似乎他们以为我们是赞成一县一社的。新乡人口和耕地都比修武多，经济比修武富裕，粮棉都高产，每人每年平均分配也高于修武。

　　七里营的十六“包”

　　第二天，我们去七里营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挂起“人民公社”牌子的公社。这个公社有5个大队79个生产队，人口3万，耕地9万亩，年总收入1218万元，是新乡县最富的公社。这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实行的供给制。据公社书记说，他们实行十六“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以至理发、洗澡、缝纫、电费，都由公社包了，这十六包的费用每人一年共78元。

　　调查了七里营公社以后，我们又去看看公社所在地周围的两个大队（刘庄和陈庄）。其中刘庄大队（那时就是史来贺同志当支部书记）给我印象特别好，主要是那里干得实在，说得也实在。史来贺同志既讲成绩也讲困难。他的大队有800多人，1900亩地，总收入31万元，人均分配达104元（1957年即为96元）。当时他正在发愁的是还有三分之二的棉花在地里没有人收。大部劳力上山炼铁去了。

　　在新乡，我们还调查了一个公社——兴宁人民公社。这是一个4000户、2万人口的社，实行军事化，全公社编成15个营50个连。尤其特别的是实行房屋公有，搞集体宿舍，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中居住。我们具体调查了东郭大队，这个大队共有224户，开始时有150户男女老少都分开住，现在仍有6O户集中住在八个地方，男女各住四处，实行礼拜六制度，回原家度周末。据大队干部说，这是公社统一布置的。大多数社员意见很大，只有少数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的愿意分居。大队干部说，正考虑改变做法。我遇到公社干部时就顾不得下来调查前规定的守则（不要随便表示意见），忍不住指出这种拆散家庭的做法是件错误，共产主义不是不要家庭。那些公社干部还想不通，说河南许多地方都这样做，并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

　　11月5日，毛主席乘专列南下，在新乡稍停。田家英也从修武回来。下午，我同他一起到毛主席专列上去。毛主席正在听新乡地委和几位县委同志的汇报，他叫我们到郑州后再向他汇报。我同田家英晚上商量好：到郑州向毛主席汇报时，可以先扼要介绍一下修武和七里营的情况，然后着重谈所看到的公社化后的问题，特别是所有制和供给制的问题，主要是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和七里营的十六包的问题。

　　11月6日，我们随毛主席到郑州。当晚毛主席就要我们到专列上去汇报（他外出视察工作时常食宿在专列上，有时甚至开会也在专列上）。我们按原来计划先扼要介绍情况。由于我先到修武，我着重汇报了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

　　我谈到：修武县委书记虽然说一县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他认为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同营工厂和国家的关系，公社的产品不能全部由国家调拨，国家也不能供给公社需要的所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提出：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那末，有两个问题他担心不易解决：一是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产品。我说，这位县委书记既怕灾年饥荒，又怕丰年谷贱伤农。我还谈到修武县委书记怀疑他们实行的低标准的供给制能否叫做按需分配。我说这只能算是很勉强的“温饱”。

　　毛主席详细询问了县里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互相间进行哪些交换。我汇报说，修武县同国家的经济往来主要有两种，一是纳税，主要是农业税即公粮，工商税不多；二是交换，主要是向国家交售统购的粮、棉、油料等农副产品，和向国家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种交换都是商品交换，现金结算的。

　　毛主席对供给制也很关心，在田家英汇报时详细询问了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的具体内容，并提出这样低标准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谈到，七里营的十六“包”，是新乡地区包得最多的，但标准仍然很低。“食”是吃饭不要钱，都吃公共食堂，据估计一年需42元（菜肉未计）。“衣”一项是一年每人21尺布、2斤棉花、2双布鞋（因妇女上山炼铁、下大田，不织不做了），共18元钱，医药费每人每年以2元为限。产妇补助1斤红糖、20个鸡蛋，殡葬和结婚各补助10元。看戏不要钱，那年只看了1次戏，6次电影。田家英和我都认为这只能说是平均主义，不能说是“按需分配”，更不能说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毛主席的评论

　　毛主席在我们汇报中间不断插话，有些是提出问题，有些是发表评论。

　　毛主席谈到修武一县一社时指出，一县一社恐怕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的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要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的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谈到修武说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为全民所有制，只能叫做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拨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于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为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末，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有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万吨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4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这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

　　头脑要冷静

　　毛主席在我们结束汇报时说，你们这次下乡调查才一个星期，但发现了坐在北京办公室里想都想不出的问题，是不是头脑比一个星期前冷静一些了？是不是发现许多实际做法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一定要注意保持冷静头脑，善于看出运动中过激的苗头。毛主席说，这次我派陈伯达到遂平去，他回来却向我宣传要取消商品交换，实行产品调拨。他过去到过寿张，很欣赏那里苦战一年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有些同志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但临到实际问题，马列主义就不知道哪里去了。毛主席说，看来很有必要读一点书。他打算在郑州会议上同到会的同志一起读一本书，就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面读书，一面联系当前我国的经济问题，边读边议，使大家大脑清醒起来。

　　毛主席还特意对我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道，发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解。要当促进派，但要当冷静的促进派，不能做冒失的促进派。毛主席还说，他对报纸宣传还有一些意见，过几天空一点时再谈。

　　毛主席从11月6日起主持郑州会议，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定初稿和15年至20年规划纲要草案，提了许多意见。前一个文件是陈伯达主持起草的，毛主席批评他急于过渡，讳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重新写。后一文件提出1972年要生产2亿吨钢，毛主席指出这个草案缺乏根据，但不必修改，可在北京召集一些高级干部议论一下（后来就搁置起来了）。

　　从11月8日到10日，毛主席带领与会同志逐章逐段阅读斯大林的小册子，上午和下午都边读边议。他指出：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织大家学习这本书和另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许多糊涂观念，保持头脑清醒，否则，急于过渡，搞产品调拨，农民会起来造反的。毛主席在读斯大林的小册子过程中，讲了很多很重要的意见。郑州会议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决定县以上的干部普遍学习这两本书。

第八章 实事求是

　　毛主席在郑州会议告一段落后（郑州会议原来是为武昌会议做准备），就在11月11日乘火车继续南下。我和田家英也跟随前往。在专列上，毛主席11日又邀集河南11个县委书记（信阳、南阳、洛阳、开封、商丘、登封等）座谈，11日晚又专门同遂平县委同志谈话，对公社供给制询问得很详细。县委书记谈到现在最苦恼的是全国来参观的人太多，每天少则五百多人，多则三千多人，难以应付。13日毛主席又找信阳地委谈话，特别称赞他们没有拆散家庭，又特别关照他们要保证社员有八小时睡眠、四小时吃饭的时间。

　　毛主席14日到达武昌，住东湖宾馆。他要我和田家英参加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张平化同志主持的座谈会。这些座谈会从14日接连开到2O日，实际上是调查会。14日毛主席听取了王任重同志汇报湖北全省的情况和恩施、孝感、沔阳、襄阳等县公社化的情况。接着由麻城、鄂城、黄冈、枣阳等县的县委书记以及一些公社党委书记和钢铁厂厂长、下放干部先后作了汇报。毛主席没有到场的我们事后都向他汇报了。我们着重向他反映了县委特别是公社书记、钢铁厂厂长汇报中提到办公社中，富队和贫队之间的矛盾，群众对“军事化”、“食堂化”抵触甚大，大办钢铁中好铁只有两三成，干部作风浮夸、粗暴等问题。后来我和田家英都感到，毛主席要我们参加一系列的调查会，一个重要的用意是要我们上一堂调查研究的课，既了解实际情况，又学习实事求是。

　　武昌会议从11月21日开始，这是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成员外，有中央一部分部长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毛主席在会议第一天作了长篇讲话，谈到了许多重大问题：如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还是要划线加以区别，不要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新40条（按：指在郑州起草的15－20年规划纲要草案）根据不足，北戴河会议决议说人民公社在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太快了，1958年吹得太厉害，现在要压缩空气，长时期内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明年任务要减轻等等。

　　头脑发热

　　第二天（11月22日）晚上，毛主席把我和田家英找去谈话，主要是谈宣传上要压缩空气、实事求是的问题。他特别提醒我：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

　　毛主席的谈话是从当天（11月22日）下午他找各大协作区组长谈话说起的（中央1954年撤销中央局一级组织后，1958年6月又基本上按原中央局管辖的省、市、自治区划分为七大协作区，每区设组长和副组长一二人）。看来毛主席对下午的会议很有感触，他跟我们谈话时仍处于亢奋状态。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减为1800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毛主席维持原来的指标。毛主席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毛主席又说，其实1800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1958年）预计炼出的1000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850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6000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

　　毛主席说，一定要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得体积小些，不要虚胖子，要结实些。我看明年要减任务，工业这样，农业也这样。去冬今春修了500亿立方水利工程，今冬明春就不要再搞500亿土方了，要减下来。

　　谈到这里，毛主席说明他找我们来是为的把压缩空气的精神赶快告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编辑。他说，现在宣传上要压缩空气，不要再鼓虚劲，要鼓实劲，自己不要头脑发热，更不要鼓动人家头脑发热。

　　辩证法的两点论

　　毛主席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怪话，不让讲坏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还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还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都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都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当然是好事，但浮夸成风就不好。

　　毛主席问我们，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他自己回答：我看瞒产比虚报好。没有打那么多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产量征购，多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瞒产少报，当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粮食丰收，干部要实报，农民想少报一点，无非想多留点，多吃点。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瞒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虚夸危害很大。

　　谈到这里，毛主席又讲起故事来、他说，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战，曹营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安徽有个口号，说：“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做诗，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样浪漫主义。

　　毛主席还说，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有位县委书记强迫农民浇麦，下令苦战三昼夜，结果农民夜里在地头挂起灯笼，让小孩子放哨，大人睡觉。那位县委书记看见点亮了灯笼，就以为已经浇麦了。鉴于虚夸作假成风，我们对下面送来的报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恐怕要打它三分虚假，比较稳当。否则，按虚报的数字来订生产计划很危险，订供应计划更危险。

　　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

　　毛主席谈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赶我追”，大搞虚夸。这要引以为戒。

　　三点意见

　　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之后，又归纳为三点意见。他说：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相。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毛主席说，那半句话是我特意加上的，当时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哪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毛主席说，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所以要下明矾，要压缩空气，说泼点冷水也可以，但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错误领导上承担责任就是，不要责怪下面。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经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表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份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多的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汇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这样的“穷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主席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谈到这里，毛主席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主席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两条线：一条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毛主席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想抢在苏联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

　　破除迷信与尊重科学

　　毛主席说，他在郑州批评了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批评起草新40条（按：指15年－20年规划纲要草案）的同志想入非非，要生产2亿吨到4亿吨钢。现在有些同志说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际上把科学也破除了。毛主席说，凡是迷信一定要破，凡是科学、真理一定要坚持。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除，如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级森严、娇骄二气，非破不可。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不能破除，如工资制度、国家强制、上下级关系等等，还得保持。如果把这些必要的、有用的部分也破得体无完肤，就会天下大乱，总有一天要承认错误，还要赔礼道歉。

　　毛主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冷静，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问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先要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时毛主席指着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

　　毛主席同我和田家英这次谈话谈得很直率，有时甚至相当激动。看来可能是经过下午同各大区组长的谈话，思想相当活跃，滔滔不绝，一直谈到深夜。

　　最后，毛主席要我尽快把这个精神告诉记者，并问我用什么方法可以快些。我告诉他：新华社正在北京召开全国分社会议，主席的意见可以向会议传达。毛主席先提出可否把会议搬到武汉来开，接着又考虑到临时安排不便，而且中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接着要开六中全会，要来很多人。田家英提出，中央办公厅每天有专机来往京汉之间，可以明天回去传达，后天回来开会。我看可行，毛主席也同意这么办。

　　这样，我23日飞回北京，当天向参加国内分社会议的同志和新华社、人民日报部主任以上干部作了传达。当时我考虑到毛主席谈话中涉及一些重大决策与具体的人和事，没有全部向大家传达，而且传达时要求大家只记总的精神和要点，不要作详细记录。所以后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档案中都没有完整的记录。幸好毛主席22日深夜谈话的主要之点，有些在2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已讲过，有些在23日会议中也讲了。

　　毛主席这次谈话，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左”的指导思想问题。以后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仍然表现了要求过急、过高的“左”的思想倾向。例如全会通过的1959年计划，规定钢产为1800－2000万吨，虽然比北戴河会议减少了900－1000万吨，但仍然太高（1959年6月颐年堂会议才根据陈云同志的建议降为1300万吨）；粮食产量指标仍为10500亿斤，并未比北戴河会议规定的减少。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只批评了两个急于过渡的思想倾向，仍然没有解决人民公社的根本问题。但是，历史地看问题，毛主席从1958年11月初郑州会议起就开始注意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他认为是“左”的偏向，这次谈话比较鲜明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无论如何，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对于我国新闻工作，实际上也关系其他工作，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武昌会议后，毛主席回到北京。1959年1月间，我向主席汇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按照他11月22日谈话精神作了检查，并采取改进的措施。毛主席说，最近暴露了去年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今年的工作有可能比去年做得好。我们工作中不可能不犯错误，有些错误别人犯过了，自己还会犯，这样才能取得教训。你们记者检讨了错误，改了就好，但不要泄气，得到教训就行。

第九章 又斗争又团结   香山到中南海

　　1959年4月19日是星期日，天和日暖，我大清早就同家人一起去香山郊游，中午在香山饭店吃饭和休息。

　　这是旧地重游，1949年3月底，毛主席和党中央从西柏坡搬到北京，开始就在香山驻扎。我同新华总社的部分编辑人员随中央到达香山，编辑部就设在香山饭店。毛主席住在半山腰上因山泉汇成两个清澈见底的池子而得名的双清别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书记处成员也住在香山。刘、周住在香山饭店旧址东面两栋小楼里，其西就是新华社编辑部所在的香山饭店；由前后三排四合院组成。当时新华社社长是胡乔木，副社长兼总编辑是陈克寒，我是副总编辑。编辑部写出的重要稿件，都送少奇同志和恩来同志审阅，其中特别重要的还要送毛主席审阅，这是中央在西柏坡集训新华社主要干部时立下的规矩。我每晚11点左右带着最后审定的稿件乘车进城，到设在司法部街原国民党“联勤总部”（位于现在人民大会堂西边，已在1959年拆除）的新华总社城内办事处，向北京各报发稿，并处理北京分社当天采写的重要稿件，然后连夜返回香山。直到8月间编辑部搬进城内司法部街为止，每天晚上都是这样。恩来同志从5月份起即忙于筹备人民政协，一般是白天到中南海办公，夜晚回香山。少奇同志6月到8月访苏，回国后即搬入中南海。毛主席在香山为新华社写了许多重要评论和新闻。他的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是在双清别墅写的。他直到9月中旬写完了五评艾奇逊白皮书的新华社社论：《唯心历史现的破产》，才搬入中南海菊香书屋。

　　这次重游香山，同新华社搬离此地，差不多快10年了。由于整个上午游览了卧佛寺、碧云寺等地，相当疲劳，我在香山饭店餐厅吃完午饭后就到后院找原来住宿的地方休息，准备午睡。正在这时候，服务员来要我接电话。我一时有些纳闷，怎么电话打到香山来找我了？我接上电话，才知道是中南海总机打来的，说毛主席的秘书罗光禄同志找我说话。这时我心里想，中南海的总机话务员真了不起，居然能打听到我在香山饭店。罗光禄同志的电话很快接通，他通知我说，毛主席要我马上回城参加会议。这样一来，午睡不成了，我马上坐车回城，直奔中南海。这时已是下午3点多了。

　　当我走进颐年堂的时候，毛主席冲着我说，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你到哪里去了？上午通知下午3点开会，找了半天才找到你。我赶忙说，我一清早上香山去了，刚才接到开会的通知就马上回来。

　　开始反击

　　毛主席接着说，昨天（4月18日）印度官员散发了一个达赖喇嘛关于西藏叛乱的《声明》，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反击。找你来是要你立即起草一篇评论。我问：评论着重讲哪些观点？毛主席说，刚才同总理他们议了议，可以着重从三个方面批驳所谓“达赖喇嘛声明”：

　　第一，《声明》从“西藏独立”说起，反映了英帝国主义历来的梦想，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第二，《声明》说人民解放军在西藏违反1951年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但又举不出任何事实。我们要指出，过去8年中，西藏地区的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样，没有任何改变；西藏内部的事务，几乎没有一件不是经由原西藏地方政府负责进行的；中央人民政府还宣布1962年以前不进行民主改革。

　　第三，《声明》歪曲了3月10日至19日发动叛乱的经过，我们可以根据达赖喇嘛3月10日以后给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来说明：达赖喇嘛是被反动分子包围，并在3月17日被劫持走的。《声明》中也说是“顾问们认识到”达赖喇嘛及其家属和官员“离开拉萨成为十分紧迫”。

　　周总理还补充说，《声明》行文不用第一人称“我”，而用第三人称“他”，完全不是西藏文体，而是像英皇诰示那样的文体；《声明》用的某些观念和词句也是外国的；散发这声明的又是印度官员。我们要指出，这些都表明《声明》不是达赖喇嘛本人的，而是别人强加于他的。评论中可以揭露这点。

　　少奇同志还谈到，评论要提出质问：现在发表这个声明，究竟想干什么？可以点出他们这样做是下决心同中国对抗。

　　会上还提出有关西藏叛乱和中印关系的一些其他意见。最后毛主席提出，时间不早，会议到此结束。他要我当天晚上把评论起草出来，他夜里等着看。

　　我散会后即回新华社起草评论，晚饭后继续写。完稿并打出清样送中南海，已是20日凌晨3点多了。

　　第二天（4月20日）下午，毛主席找我和胡乔木一起到他家里去，先把他修改过的清样给我们看，其中主要是加了一段话，即：“现在西藏的这一个叛乱班子，完全是英国人培养起来的。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的这一份不光采的遗产，所以这个班子中的人们的心思，是里通外国，向着印度，背着祖国的。你看，他们双方是何等亲热呵！简直是卿卿我我，难舍难分。”毛主席还要胡乔木和我对评论中的某些措词再斟酌修改。胡乔木和我在主席的卧室里当场作了一些修改，然后请主席审定。毛主席看了我们的修改，最后提出，这篇评论要今天马上发表，而且可以署名为“新华社政治记者评论”，这样的形式会引起人们的重视。题目仍然是《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由新华社今晚先发，人民日报明天（4月21日）登在第一版头条位置。以达赖名义发表的《声明》也全文发表。我赶紧回新华社布置翻译和发稿。

　　隔了一天，4月22日，毛主席又在他家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我也列席了。毛主席在会上说，现在宣传上集中反击印度的反华言行。人民日报的版面要调整，集中反映有关西藏叛乱的问题，宣传我们迅速平定叛乱以及目前正在采取的民主改革措施。印度官方的和非官方在西藏叛乱问题的反华言行，都要陆续发表。国际上支持我们的言论也要发表。从3月17日起，尼赫鲁仅在议会中就发表了五六次讲话，我们一直保持沉默，为的看看他要走多远，有意后发制人，现在可以回答他了。人民日报要抓紧写出评论尼赫鲁讲话的文章，经中央讨论后发表。

　　毛主席这里提出人民日报抓紧起草的文章，是4月初在杭州一次常委会议上指示我着手准备的。

　　西藏叛乱

　　本来，早在3月10日，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策动在拉萨聚众闹事，中央得报后指示中央驻西藏工作委员会加强戒备，严阵以待，不打第一枪。毛主席当时不在北京（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即于3月上旬南下武昌），他在3月12日至15日连续三次打电报向中央提出他的看法，认为拉萨上层反动集团可能认为我们软弱可欺，闹事可能扩大，我们不得不准备提前实行民主改革。他建议我们在西藏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准备爆发叛乱，并请中央考虑对达赖可能出走采取何种措施。他还赞成中央以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将军名义写信答复达赖在3月10日以后的三次来信，宽大为怀，希望达赖实践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

　　少奇同志于3月17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西藏藏军积极准备叛乱的紧急情况和毛主席的建议。会上，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讲到，我们和平解放西藏已经8年。过去没有进行民主改革，主要是等待上层人物觉悟。现在一些上层人物要叛乱，这逼得我们不得不进行改革。当前首先是准备坚决平息叛乱，改组西藏地方政府，改组藏军，实行政教分离，然后全面实行民主改革。会上大家同意中央常委的意见并讨论了对达赖本人的方针。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最好设法使达赖留在拉萨，如果做不到，他硬是出走，这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因为现在我们工作的立足点已不是等待原来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些上层分子觉悟，而是坚决平叛，全面改革。对此，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着重加以解释。周总理还指出，这次事件同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政府在幕后很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在会议结束前，中央得悉达赖已离开拉萨，当即决定增调部队入藏，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叛乱，但方针仍是决不打第一枪。

　　3月19日晚，西藏叛国集团发动叛乱。中央即指示驻藏人民解放军于3月20日进行坚决反击，迅速平定叛乱，并开始实行民主改革。

　　毛主席从武昌到上海，先开政治局常委会，然后于3月25日至4月5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七中全会。我3月23日到达上海时，大家议论集中于西藏叛乱。会议的第一天，毛主席宣布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人民公社和1959年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问题，同时要小平同志把中央常委对西藏叛乱和中印关系的意见向会议通报。小平同志传达中央常委的意见是：

　　第一，要理直气壮，坚持平息叛乱。因为8年来中央和入藏部队执行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而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却撕了协议，背叛祖国，武装反抗中央，进攻人民解放军。

　　第二，要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但对达赖还要留有余地，还是用“叛乱集团劫持达赖”的说法，同时宣布由班禅出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代理主任（原主任为达赖）。

　　第三，现在我们的口号是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要重新起草西藏自治区章程，要进行民主改革，要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都要理直气壮地宣传。

　　第四，现在暂不公开点印度当局（尼赫鲁为代表）的名。毛主席说让它多行不义。中国古语说，“多行不义必自毙”，现在让印度当局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跟它算账。尼赫鲁关于西藏叛乱的一些讲话，也暂不报道，因为报道了就要反驳，现在还不到跟他辩论的时候。要看一看再说，这是留有余地。与此相关，印度噶伦堡是这次叛乱的指挥中心，也暂且不提。这同样也是因为提了就要同印度政府交涉（后来在3月28目的新闻公报中又提到1955年的叛乱分子的活动中心是噶伦堡，印度官方即多方辩解）。

　　小平同志传达后，就指定我同有关同志起草一个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新闻公报。我们起草后经乔木同志修改即送中央常委审阅。毛主席于27日在草稿上作了多处修改，并请其他常委同志以及乔木和我在文字上再加斟酌。新华社在3月28日广播了这份公报，人民日报29日刊出。这以后，毛主席多次批示要我注意印度官方的反应，并考虑加以报道。

　　上海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到杭州。我随周总理也去杭州，任务是参加修改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先念副总理的预算报告。4月8日，毛主席在杭州西湖的西南岸刘庄别墅，召开中央常委会议。会上，大家对周总理的报告稿意见不多，很快就定稿了。毛主席在会上强调要马上准备对西藏叛乱事件以及印度当局的态度发表评论。他指出，此事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估计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中大家要议论。毛主席说，人民日报要着手准备一篇比较充分的、把问题展开来讲的社论。现在英国、美国和印度都在吵吵嚷嚷，搞反华大合唱，支持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反对我们平叛。我们要沉着应战，要准备在宣传上加以反击。回北京后就着手准备。

　　4月13日回到北京后，周总理具体布置我着手起草评论，他由此想到并确定成立一个国际问题宣传小组，由我和乔冠华（当时是外交部部长助理）负责，吸收张彦（中央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姚溱（中宣部国际宣传处长）和浦寿昌（总理的外事秘书）等参加，直接归他和小平同志领导，每周或半月在人民日报社开会，讨论有关国际问题的报道和评论，有问题直接向他请示。目前集中力量研究和起草有关西藏叛乱和印度当局态度的报道和评论。由于在上海会议时毛主席指示发表尼赫鲁3月30日的讲话（4月3日在人民日报作了详细报道），我先把人民日报一篇观察家评论修改好，经周总理审定后于4月15日发表，题目是《不能允许中印友好关系受到损害》。这篇评论，只讲了帝国主义和印度非官方攻击我平叛的言论，而对尼赫鲁演说中说“不可让中印关系恶化”，表示欢迎。但评论中引了《印度快报》对尼赫鲁演说的评论，说尼“在送鲜花方面非常慷慨，右手向西藏人扔鲜花，左手向中国大扔鲜花”，说尼要“保持这两方面的微妙的平衡，那显然是他最为难的时刻”。

　　4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一届人民政协第一次会议的议程。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其中谈到西藏叛乱问题。4月1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人民政协会议也同时举行。西藏叛乱事件成了这两个会议议论的中心之一。

　　接着就是前面提到的毛主席4月22日在中央政冶局常委会上提出在宣传上集中反击印度方面在西藏叛乱事件上的反华言行。我参加会议后回来赶忙向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传达和布置。当天夜里，我想到前些时候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对印方的反华言论极为克制，现在开始反击，应当有一篇解释的文章，于是赶写了篇题为《予诽谤者以打击》的文章，在23日人民日报的国际版发表。4月24日又发表了两篇短评。

　　直指英印不要躲闪

　　4月25日，毛主席给乔木同志、彭真同志和我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乔木、冷西、彭真同志：

　　‘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改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18日（按：应为3月20日）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说话。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和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前昨两天报纸好了，声势甚大。也有缺点：印度、锡兰、挪威三国向我使领馆示威，特别是侮辱元首这样极好的新闻，不摆到显著地位，标题也不甚有力。短评（按：指人民日报4月24日两篇短评）好，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昨天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按：指《于诽谤者以打击》不如光明的评论（按：指光明日报4月24日题为《清醒点，印度扩张主义者！》）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尼赫鲁廿四日与达赖会面后放出些什么东西，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二天发表。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廿五日上午六时”

　　乔木同志和我25日上午看到毛主席的信后，马上照办，召开了会议，统一宣传口径，并研究了尼赫鲁和达赖的谈话。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达赖告诉尼赫鲁，他写给谭冠三的三封信是真的。尼赫鲁说，印度仍然实行和平共处原则。我们后来根据尼赫鲁会见达赖前后几次谈话，4月27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题为《读尼赫鲁总理的谈话》的评论。国际宣传小组26日讨论毛主席的信时，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在形势转换的关键时刻，我们的思想总赶不上毛主席。人民日报如此，外事部门也未能例外。

　　以斗争求团结

　　4月25日晚，毛主席又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反击印度反华言行问题。胡乔木和我都列席了。毛主席一上来就问我，文章写得怎样。我回答说正在修改。接着，毛主席提出他的进一步的想法。他说，我们反击印度的反华活动，着重同尼赫鲁大辩论。现在我们对尼赫鲁，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其实也不会完全闹翻。我们的方针是以斗争求团结。现在形势对我们有利，叛乱已迅速平定，他再闹也闹不到哪里去，他对西藏局势无能为力。这次斗争只是笔战、舌战，但对澄清是非极为必要，对内对外都是如此，大辩论有极大好处。但是，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对尼赫鲁的几次讲话要加以分析，反驳他时要充分讲道理，把西藏叛乱的原因、我平叛和改革的性质、印方过去的干涉、我们为维护中印友好关系的努力等等，都讲得清清楚楚。有利，就是有利于印度人民弄清事实真相，有利于围绕西藏叛乱事件的国际斗争，有利于我在西藏平定叛乱和民主改革，也要有利于维护中印友好关系和争取尼赫鲁同我们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节，就是要留有余地，对尼赫鲁要有分析，好的要肯定，只批评他不好的，不要把话说绝，还要讲究必要的礼貌，既尖锐又委婉，不谩骂，要给尼赫鲁下楼的台阶。为了表明我们的忍耐和后发制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充分发表印方的反华谬论，也要充分反映西藏人民对平叛和改革的热烈拥护。要发表读者来信和历史资料，充分说明我平叛、改革的正确和外国干涉的无理。

　　毛主席说，尼赫鲁原来对形势估计错误，误以为我对叛乱没有办法，有求于他。确实我驻藏部队数量很少，入藏时连地方干部共有五万人，1956年撤出二万多人，只留下一万多人。西藏地方很大，边境线很长，没有那么多军队驻守，也很难全都守住，叛乱分子自由进出。但人民解放军还是顶用的，这次驻藏部队稍为增加一点，很快就把叛乱平息了。所以现在印度当局很被动，我们很主动，是反击的好时机。人大、政协正在开会，会上发言理直气壮，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反对英帝国主义分子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中国内政。但我们不是执意要跟印度闹翻，不怕闹翻不等于以闹翻为目的，我们是以斗争求团结。对达赖也不是当作叛国者，还是采取争取他回来的方计，人大还要选他当副委员长，跟班禅一样。他是否回来，那是他自己的事。但我们表示这样的态度对国内国外都有必要。因此人民日报的文章还是要高举团结的旗帜，这样对内对外都有利无害。

　　会上其他常委都谈了自己的看法，都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大家都要求抓紧时间把文章写出来。最后毛主席决定，起草小组加以扩大，由胡乔木领头，要我先修改出一个初稿，然后交乔木修改，再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这以后的几天，我同人民日报和国际宣传小组的同志集中时间修改文章，于4月30日修改完毕，即送乔木同志。乔木在5月1日修改了一整天，当晚由中央办公厅印出分送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有关同志。

　　高屋建瓴与刚柔相济

　　5月2日下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乔木的修改稿。会上毛主席和其他同志讲了不少意见，主要有以下六点：

　　一、文章应以评论尼赫鲁4月27日的讲话为主，他前此在议会中发表的六次讲话可不涉及，以免分散力量。

　　二、要高屋建瓴，从西藏人民早已盼望改革农奴制度讲起，一下子把尼赫鲁置于反对社会进步的地位，因此要用相当文字分析西藏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野蛮和落后。

　　三、要揭穿尼赫鲁打着“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的幌子干涉中国内政，说明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及在西藏和平解放8年来执行十七条协议。

　　四、要指出印度历来对中国西藏地区的野心和干涉，着重揭露1950年我进军西藏时和这次叛乱事件中印度政府的所作所为，并联系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历史以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人的衣钵。

　　五、要指出尼赫鲁本人前后自相矛盾，肯定他说过的好话，批评他的坏话，指出他一时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一时又要把西藏变为中印缓冲区；一方面同中国一起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另一方面又以种种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六、评论全篇贯彻维护中印友好，并以此收尾。周总理特别指出，要引用尼赫鲁1954年10月访华时说过的好话。

　　毛主席在会议快结束时，同意会上对文章题目提出的意见，把题目改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他要乔木和我当晚好好想想大家的意见，第二天用一天的时间修改，4日再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5月3日一整天，乔木同志和我同浦寿昌（周总理的外事秘书）一起修改稿子。乔木同志胸有成竹地提出了系统的修改意见，并亲自动笔进行修改。我同浦寿昌同志从旁提些意见请他斟酌。我们从上午9点到夜里9点，完成了全稿的修改。午餐和晚餐都在乔木同志家中。

　　5月4日下午，毛主席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日报评尼赫鲁讲话的文章。会上大家只提了一些有关个别提法和词句的意见，因为原则意见上次会上已提过，并经乔木同志巧妙地综合在一起了。毛主席最后提出，政治局原则上通过这篇文章。署名仍同1956年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一样，写明是“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文章”。为慎重起见，他还要我们在第二天再认真从头到尾通改一遍，随修改随送他看。这样，乔木同志同我和浦寿昌同志，5月5日再通读通改一遍。修改不多，毛主席在晚饭前就最后审定了。我在这一天清早，已布置新华社翻译，所以定稿后即迅速用中、英文同时播出，人民日报5月6日登出。

　　5月6日夜，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毛主席指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5月7日起一律暂停发表印度和其他外国对西藏问题的言论，也一律暂停发表批评印度、英国等的反华言行的评论，看看印度及其他方面的反应再说。全国各报也照办，由我告诉中宣部发出通知。因此从5月7日起，舆论界一片风平浪静，外交部则开始了一连串的中印之间的“照会战”。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的发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应。一位外国报纸驻北京记者在报道中评论说，“这是一篇马列主义的杰作，它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态度鲜明而坚定，又始终贯彻中印友好的方针。”印度的报界纷纷发表社论。《政治家报》的社论说，人民日报文章的“大部分是以温和的和相当说理的态度来说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国民先驱报》的社论说，“人民日报文章要求停止印度人和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的争论，它的语气是友好的。”“中国人保证说，民主、繁荣的西藏自治区，必然会成为巩固和加强中印友谊的一个因素，而不会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对印度共和国的任何威胁。这种保证将会为人们所接受。”当然，也有一些报纸仍然对人出日报的文章横加指责。至于尼赫鲁总理本人，他5月8日在议会中讲话时说：“来自中国的言论对大家所知道的事实提出了异议。我对于来自中国的一些有关印度的言论，也不认为是事实。我有时怀疑我们继续进行这种争论会不会有什么用处。”对于尼赫鲁这种似乎他是旁观者的态度。英国《泰晤士报》社论说，“尼赫鲁不会再来反驳，而会注意中国方面关于恢复友好关系的说法。”香港一家报纸评论说，文章“说情又说理，委婉又强硬，确是使尼赫鲁颇难回答的”。

　　争取与留有余地

　　毛主席在看到了各方反应之后，于5月11日上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他说，对尼赫鲁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方针。尼赫鲁是中间派，不同于右派。他像任何人一样，是可以分析的。他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又有坏的一面。人民日报的文章肯定了他好的一面，但着重批评他坏的一面。这是因为他在前一时期放了很多毒，我们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是，要记住，经过这样一次批评以后，我们还是要看到他还有好的一面，他做过好事的一面，所以还应该争取他，给他下楼的机会，不要把事情做绝。

　　毛主席又说，对达赖目前宜采取不予理睬的方针。不管他发表什么声明，我们都暂不理睬，看一个时期再说，这也是留有余地。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宗教领袖，毕竟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表现还可以，后来到北京当人大副委员长，表现也可以。就是说，达赖有过好的一面。因此，将来他如果想回来，我们还是采取欢迎的态度。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回来之前要发表一个声明，宣布他过去在噶伦堡和其他什么地方说过“西藏独立”之类的话是不对的，一律作废，这样就可以回来。这个条件不算苛刻。我们既往不咎，是够宽大的了。

　　毛主席还特别对我说，今后关于西藏问题的宣传，数量要减少，正面的和反面的各占一半，不要说一切都好，也不要说一切都坏，总的份量要减少。

　　在这以后，毛主席和中央同志的主要精力，又重新回到纠正大跃进时期工作中“左”倾的错误了。 

第十章 报刊宣传要转变

　　1959年5、6月，北京外松内紧。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会议一个接一个，国务院的总理和各位副总理都全体出动到外地调查、研究，并反复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特别是“以钢为纲”的钢产量的指标。

　　本来，从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起，中央即开始纠正1958年工作中“左”的错误，主要是纠正当时已经发现的人民公社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至于工农业生产中高指标的错误，虽然也降低了一些指标，但很不彻底，因而整个国民经济的困难日趋严重。

　　当时整个国民经济计划是“以钢为纲”的，但1959年钢产量的计划指标一直不能落实。1958年12月的武昌会议，钢的指标从8月间北戴河会议确定的3000万吨降到1800—2000万吨，4月的上海会议再降到1650－1800万吨。但上海会议刚开过，又发现1650万吨的指标仍然难以完成。首先发现这个问题的是陈云同志。他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肯定当年钢的指标只能定为1300万吨，而且要完成还得克服许多困难。

　　从西楼到颐年堂

　　5月11日下午，少奇同志在西楼会议厅召开政治局会议。陈云同志在会上详细说明了他的意见。周总理认为，一年时间已过去近半年，整个经济计划由于钢产指标一变再变，一直落实不了，整个工业生产非常混乱。现在是“人心思定，生产思常”。希望赶快把钢的指标定下来。他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小平同志也认为，现在急需下决心退，退到可靠的阵地再前进。少奇同志赞成能搞到多少就算多少，不能勉强确定明知完不成的指标。由于此事关系重大，周总理建议先由他会同国务院各位副总理分头到各个重点产铁地区去调查，然后再向毛主席汇报并由政治局最后确定。会后，他和八位副总理分头到九个地区去了。

　　一个月后，6月12日到13日，毛主席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会议开始就提出，1959年的计划指标曾多次开会调整。这次会议还要决定降低指标。因此应当各抒己见，应当左思右想。不管过去说过什么大话，都允许翻来覆去。周总理根据他和各位副总理下去调查的情况，在会上详细分析了与时的经济形势，认为陈云同志建议把钢产指标降为1300万吨是实事求是的。富春同志、先念同志也就计划和财政、市场问题作了说明。廖鲁言也提出1959年粮食指标从8000亿斤降到6000亿斤。

　　毛主席在两天的会议上讲了两次活，并多次插话。他说，去年的大跃进，对破除迷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不讲时间、空间和条件，主观主义大为发展，没有把主观的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只讲主观能动性，而且无限扩大，这点必须坚决纠正。

　　毛主席还说，他过去没有摸工业，只抓了农业。去年才开始接触工业。在这种情况下，犯错误可以说是必然的。人的认识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找到比较正确的道路。他强调要总结去年的经验。他认为去年的经验对于今后搞经济建设是十分宝贵的。他指出：去年我们至少有三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是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毛主席说，多快好省还是可以做到的，但太多太快就不行。去年我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什么是多快也不甚了了。现在钢的指标降到1300万吨，仍然是多快，因为去年只有810万吨好钢，今年增长60％，这样的速度在苏联也从未有过。综合平衡我们讲过多次，但还是不容易做到。事非经过不知难啊。权力下放过多的情况要扭转过来。人权、工权、财权、商权都应该收回来，由中央和省币两级专政，不能再往下放了，否则就乱了，没有办法控制了。今年粮食生产可以订600O亿斤的计划，能收到500O亿斤就很好，因为估计去年只有4800亿斤。但粮食消费计划只能按4000－4500亿斤的收成来安排。

　　第一仗打了败仗

　　毛主席还说，大跃进本来是好事，但四大指标（钢、铁、粮食和棉花指标）订高了，结果天天被动。经济工作我们究竟有没有经验，群众路线究竟怎么样，都值得我们重新考虑。过去一年头脑发热，现在冷静下来就是了。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转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一定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过去只注意人和人的关系，没有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过去搞民主革命，忙不过来，打仗占了大部分时间。后来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精力是搞阶级斗争。去年北戴河会议才开始搞经济建设，特别是抓工业。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现在不是互相指责、互相埋怨的时候，而是要认真吸取经验教训，赶紧把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尽快把生产计划落实。

　　毛主席在会上的两次讲话和多次插话，表明他对去年工作中的错误考虑得比较多，并且作了坦率的自我批评。我特别注意到他讲到第一次抓工业像秋收起义时那样，头一仗打了败仗。他详细地讲到他在秋收起义时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因为四面都有地主的“民团”，第三天才找到了起义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据我记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到上海会议，毛主席曾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但像这次会议上这样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这两天会议开下来，大家心情都比较舒畅，而且开始有一种感觉，认为毛主席已经做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们自己也得承担自己那一部分的责任，周总理和富春同志发言时就有这样的表示。

　　毛主席在会议上还谈到报纸宣传问题。他说，现在我们宣传上遇到困难。去年是那样讲的，今天又怎么讲。现在《人民日报》和《内部参考》是两本经。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搞两面派。公开报道尽讲好的，《内部参考》讲不好的。当然，《内部参考》还是要办，不好的事情还是有个地方讲。但公开报道老是这样只讲好的，不是办法。去年说了许多大话、假话，应该逐步转过来。自己过去立的菩萨，现在自己不要再拜了。现在计划已经确定，方针已经明确。宣传有准绳了。过去报纸上说的虚夸的数字、过高的指标，现在根本不去理它，转过来就是。关于如何转，这个问题请中央书记处研究。

　　报刊宣传要转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彭真同志14日召集书记处会议（小平同志在五月间摔伤了腿，住院治疗）。会上大家议论了宣传上怎样转的问题。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宣传上应该转，但要逐步地转，不能急转弯，而且报纸公开宣传也不能把工作中的问题全盘托出，还要内外有别。最后决定，由乔木、周扬和我准备一个文件，书记处再讨论决定。我们三人在15日和16日一起讨论和修改原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宣传上如何转的问题的通报（草案）。17日彭真同志再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这个通报（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后就准备以中央名义下发。彭真同志把修改后的通报送给少奇同志审批。少奇同志认为，通报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此事关系重大，需要由毛主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6月20日，毛主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宣传上如何转的问题。少奇同志在会上比较系统地讲了几点意见：

　　第一，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应当认真总结去年宣传工作的经验教训。他说，报纸上去年放了许多“卫星”，失信于人。我们去年浮夸风刮得厉害，下面怎样讲我们就怎么报道，表面上似乎“密切联系实际”，其实是跟着下面走，犯了尾巴主义的错误，结果走向反面，完全脱离实际。人民日报宣传虚夸，基本上是反映了中央一些同志那个时候的思想和作风，所以不能完全怪报纸。但是，报纸也有责任，记者、编辑加油加醋，以致错上加错。因此报纸编辑部自己应当总结经验教训，不能只怪人家。反右斗争之前，有人曾要求报纸“独立负责”，不受党组织的领导。这些人发表了许多右派言论。同时还有另一种倾向，就是太死板，没有生气，教条主义。这也不是中央的意见。半年来报纸对工作中的许多问题不报道，不宣传，这是有意识这样做的，是中央决定暂时不要说的。但长此下去也不是办法。

　　第二，目前宣传要转变过去一个时期的状况，但也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地转，而是要逐步转。这里有两条战线斗争的问题。报纸要讲一些事情，又要不讲一些事情，就是要有计划地讲，既不要浮夸，也不要泄气。基本上讲正面的，也讲一部分缺点，讲一些困难。讲困难也是为了鼓劲，动员群众去克服困难。所以宣传上既要防“左”，又要防右。现在宣传上的困难在于过去公布了一些虚夸的数字，因而一直很被动，要变被动为主动，得有一个过程，因为实际工作的转变要有一个过程。政策方针和计划指标已经确定，这是转变的前提，但还得有时间落实和贯彻。所以我们在宣传上只能逐步地转，逐步地讲，不能一下子和盘托出。从对外宣传上说，还要考虑一些兄弟党过去一直为我们说了许多好话，如果我们一下子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会使兄弟党很被动。1956年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做法，使兄弟党被动，又被敌人利用，我们不能那样干。中央报纸也好，地方报纸也好，在宣传中要有对敌斗争观念，不要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都在报纸上捅出来。

　　第三，关于工作中的缺点，在宣传上应该讲这些缺点已经或者正在怎样改正，从这样的角度上宣传。不能把所有缺点都讲出来，只能讲百分之一，讲典例的、有教育意义的。这是我们历来的做法。因为我们的工作中主流是好的，缺点只是支流。比方说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过去强调数量是必要的，没有数量，质量无从说起。我们从无到有，开始只能着重数量，有了数量以后就要抓好质量。过去我们的缺点是只抓数量不抓质量。报道缺点不能用纠偏的态度，不能泄气。不能给群众泼冷水。当然，在讲缺点过程中，一点不泄气也困难，泄了以后可以再鼓。从全局来讲，主要还是鼓劲。

　　第四，根据过去10年的经验，经济建设是波浪式地发展的，这可以说是一条规律。发展的速度不可能年年一样。因为人们做计划、订指标不会一下子就完全客观实际，不可能那么准确，总会有多有少、有快有慢。上半年慢了，下半年就快一点。上半年快了，下半年就慢一点，这是合理的，正常的。但是我们搞的是计划经济，应该预先估计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尽可能预作安排，这样就可以避免大起大落、大波大浪，避免经济工作的严受失调。去年大跃进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一般说，当时估计增长19％是可能的，但再高的增长究竟能够达到多少，这就心中无数。经过去年的大跃进及其后的大失调，我们就可以认真地研究所谓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速度究竟怎样才适当。平衡是运动中的平衡，运动的幅度究竟有多大才比较合适，这是我们今后需要研究的问题。犯了错误，可以取得教训，可以把事情办得好一些。去年的经验教训是全民性的、非常丰富也非常深刻的，因而是十分宝贵的。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就是最大的成绩，没有理由悲观失望。

　　少奇同志的讲话，主要是谈宣传问题，也涉及对去年工作中缺点错误的总的分析。

　　不要务虚名得实祸

　　会议结束前，毛主席也讲了话。他说，现在我们名声不大好，别人看不大起我们，这也有好处。去年大吹大擂，不但敌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而且还有我们的一些朋友，都对我们有些害怕，现在不大怕了。还是不叫别人害怕为好。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我的感觉，去年北戴河会议后，从9月到今年5月，一直是被动的。去年11月开始发现问题。这是在郑州会议的时候，一些同志起草了一个15年（1958－1972）建设纲要，目标是年产4亿吨钢。我当时就问，要那么多钢干什么，有什么用，能不能生产那么多？那个时期就发现大家喜欢高指标。后来又发现陈伯达起草的一个文件，绝口不讲商品交换，甚至连“商品”两字也不提。我感到一些同志思想中对社会主义经济究竟要不要商品经济，是只搞产品交换还是有商品交换，都糊涂了。于是建议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目的是想使大家对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看法，知道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但是，当时许多同志思想并没有转过来。武昌会议还是高指标，还没有认识平调农民是剥夺农民。第二次郑州会议才解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问题。高指标从武昌会议、北京会议到上海会议，一降再降，都没有降到实处。可见认识错误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做到的。人们的思想符合实际要有一个过程。现在人家说我们去年成绩没有公布的那么大。这不要紧。我们现在不要同人家争论成绩的大小，明年再看。去年讲了大话，也可能有七分是真的，三分是假的，也可能是二八开，究竟如何，现在不必争论。

　　毛主席在谈到宣传问题时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总的说，反右斗争起，人民日报比过去好，老气没有了，但去年吹得太凶、太多、太大。现在的问题是改正缺点错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我看人民日报，只看一些新闻和一些学术文章，对其他的东西不大有兴趣，它们吸引不了我。不过《参考资料》和《内部参考》我每天必看，这两种刊物，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记者协会办的《新闻工作动态》也不错，反映了新闻界的一些思想动向，可以看。但公开的宣传，不论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王顾左右而言他。

　　毛主席提出，关于当前报刊宣传的通报，可以不用中央通报的形式，而用乔木、周扬、吴冷西他们三个人的意见的形式，再加上一个中央通知，说明中央同意他们的意见，并且提出6月底前召开一次报纸宣传工作会议，要各省报总编辑、新华分社社长和中央一级报刊、新华总社、广播事业局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同意毛主席的建议。

　　毛主席最后还说，报纸办得好坏，要看你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我是提倡政治家办报的，但有些同志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优柔寡断。袁绍、刘备、孙权都有这个缺点，都是优柔寡断，而曹操则是多谋善断。我们做事情不要独断，要多谋，但多谋还要善断，不要多谋寡断，也不要多谋寡要，没有抓住要点，言不及义，这都不好。听了许多意见之后，要一下子抓住问题的要害。曹操批评袁绍，说他志大智少，色厉而内茬，就是说没有头脑。办报也要多谋善断，要一眼看准，立即抓住、抓紧，形势一变，要转得快。

　　会议结束后，大家先后离开颐年堂，毛主席叫我留下，同时招呼少奇同志过来一起谈话。毛主席对少奇同志说，你刚才讲报纸宣传的意见很好。人民日报去年出了很多乱子，要加以改进，是不是请你抓一抓人民日报。少奇同志说，现在我管的事情很杂，也很少接触人民日报，管不了，还是请主席直接管好。毛主席看少奇同志这么讲，就对我说，以后有事情要请示，你可以找少奇同志，也可以找总理，也可以找我，但多找他们两位，日常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管。谈到这里就散了。我离开颐年堂，少奇同志在门口对我说，人民日报要办好，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毛主席说的多谋善断，你们首先要多谋，然后也要善断。对于比较重要的问题，你们可以而且应该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最后还是中央来断。这样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少犯错误。

　　颐年堂会议可以说是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的整个纠“左”进程的顶点。这次颐年堂会后，中央各部门即重新安排1959年的计划，实事求是，认真落实。关于报刊宣传，会后也将中央的通知和我们三人的意见发出。但是，后来中央考虑到时间紧迫，7月初即召开庐山会议，决定暂缓召开全国报刊宣传会议。而庐山会议的结果，不但这个宣传会议没有召开，连那个关于目前报刊宣传的意见，也无疾而终。更重要的是，从郑州会议开始的纠“左”进程中断了，比1958年1月南宁会议更为严重的反右倾斗争展开了。

第十一章 从学术讨论到“文化大革命” 多登学术文章

　　1964年1月7日，元旦刚过，毛主席在颐年堂西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七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在会议过程中，毛主席提出人民日报的问题。他说，人民日报要发表学术方面的文章，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文章，抓活的哲学。现在报上政治新闻太多，尽是送往迎来，这个会议那个会议。这些事情完全不登也困难，但可以少登。如果要登，可以增加一两个版，多登学术力面的文章。

　　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我当时感到是完全正常的，加强学术宣传是很必要的。我向人民日报编委会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编委会认真讨论并决定采取措施增加学术文章。为此编委会给中央写了一个关于加强学术讨论的报告，并请求中央帮助增调搞学术理论工作的干部。

　　毛主席2月3日在人民日报的报告上写了批语：“少奇、小平同志：人民日报历来不重视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章很少，把这个阵地送给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这种情况必须改过来才好。现在他们有了改的主意了，请书记处讨论一下，并给他们解决干部问题。”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此事，责成中宣部和中组部帮助人民日报增调干部。人民日报即着手筹备开辟《学术研究》专刊。

　　3月21日，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八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稿时，我趁机谈了人民日报筹备《学术研究》专刊的情况。毛主席又一次强调，人民日报要抓理论工作，不能只搞政治。毛主席问到史学方面的情况，我汇报史学方面的争论颇多。毛主席说，不要怕争论，把争论双方的意见都发表出来，让大家讨论。不少学术问题（他举出关于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的问题）争论多年，还得不出各方一致同意的结论。

　　我们当时理解，毛主席要人民日报抓学术理论工作，就是要我们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为此我们在4月间召集了有各方面著名学者参加的座谈会，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请大家帮助人民日报办好《学术研究》专刊（3月26日开始）。会上大家发言踊跃，赞成开展学术讨论。

　　抓阶级斗争

　　但是，出乎我们的理解，到了五六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不久，毛主席6月21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我到达会场时陆定一同志已经在座，少奇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陆续来到，彭真同志也参加。会议一开始，毛主席就对着我说，今天找你来是要批评你，批评人民日报提倡鬼戏。他说，人民日报1961年发表了赞扬京剧《李慧娘》的文章，一直没有检讨，也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就提出抓阶级斗争，但人民日报对外讲阶级斗争，发表同苏共领导论战的文章，对内不讲阶级斗争，对提倡鬼戏不作自我批评。这就使报纸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毛主席指着我说，你搞中苏论战文稿，一年多没有抓报社工作。你一定要到报社去开个会，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讲一讲，也同新华社讲一讲。毛主席还说，人民日报的政治宣传和经济宣传是做得好的，国际宣传也有成绩。但是，在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报长期不抓理论工作，从报纸创办开始我就批评这个缺点，但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你们的《学术研究》专刊是我逼出来的。过去人民日报不抓理论工作，说是怕犯错误，说报上发表的东西都要百分之百正确。据说这是学苏联《真理报》。事实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报纸。《真理报》现在正走向反面，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犯最大的错误。人民日报不要怕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改了就好。

　　毛主席这里批评人民日报宣传鬼戏的文章，是人民日报1961年12月28日发表的题为《一朵鲜艳的红梅》赞扬京剧《李慧娘》的文章、该文认为这出戏改编得好，并批评那种把鬼戏一律看作迷信的观点。后来报社文艺部收到一篇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我审看时认为不必由人民日报出头大张挞伐，而且毛主席指定袁水拍（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编辑的《不怕鬼的故事》才出版不久，也不宜此时发表批评鬼戏的文章，于是把此文转给《文艺报》处理了。因此人民日报一直没有认为发表赞扬《李慧娘》是错的，也没有批评“有鬼无害”论。编辑部一直认为，不能说一切鬼戏都是坏的，禁止一切鬼戏也是不对的。

　　毛主席这次批评，比前几次批评人民日报不重视学术理论要严重得多。很明显，毛主席这时已开始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了。但是，我当时对此没有领会。因为，从1961年初起，中央全力抓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前后，更强调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同时在政治、文教、科技、民族、统战等方面的工作也有计划地作了一系列的调整。1962年夏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但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都提出调整工作不受阶级斗争影响，毛主席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也同意不要干扰调整工作。因此1961年特别是1962年以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按照这个精神，全力宣传国民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调整工作，没有宣传阶级斗争。人民日报先后开辟了农业和工业的知识专栏以及《长短录》杂文专栏，宣传学雷锋、干部参加劳动、比学赶帮等等。1963年秋起更大力宣传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在这段时间内，毛主席主要精力放在中苏关系和中印关系，国内调整工作主要由少奇同志、周总理、陈云同志和小平同志负责。

　　现在回想起来，毛主席一直是注意抓国内阶级斗争的。就在1963年5月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他一面主持讨论起草《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面又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一个《十条》。到了1964年五六月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农村社教运动时，他过分严重地估计全国基层中有三分之一的地方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在这次会议期间，毛主席6月3日在一份会议简报上写下了一段批语给我。批语说：“你应当下决心在今冬明春这段时间内，在北京地区或天津近郊去‘蹲点’，至少五个月。家里工作可以抽时间回来处理。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抽出一批人，同当地干部合组一个工作队，包一个最坏的人民公社，一直把工作做完，以后，就作为你们经常联系的一个点。还要在另一个冬春，在城市参加‘五反’。千万不要放弃参加这次伟大革命的机会。”从1964年冬起，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照主席的指示办了，只是我因起草和修改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1964年12月在人大会议上）和随小平同志、彭真同志访问朝鲜而迟到早退。

　　文艺批判与“降温”

　　就在6月21日福建厅批评人民日报不抓阶级斗争之后一个星期，毛主席6月27日在中宣部一份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材料上写了批语，说这些协会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到了7月2日，毛主席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文化部和全国文联以及各协会重新整风，并决定成立一个五人小组（组长为彭真同志、副组长为陆定一同志，成员有康生、周扬和我，后来叫做文化革命小组）领导这一工作。这就是说，号称反修防修的文化革命，首先从文艺领域开始了。

　　值得注意的是，1964年7月间，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接近尾声。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7月14日发表。毛主席从中苏论战中越来越强烈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修正主义并非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深刻社会根源的规律性的事件。因此他到1964年就更加肯定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加强反修防修的斗争，从国际斗争联系到国内斗争。也正在这时，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取得巨大成就，调整与恢复的任务预计1964年底可以完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从农村基层发起的“四清运动”，就扩展为上层建筑的“文化革命”。

　　从1964年夏天起，逐渐形成新的形势。从人民日报到全国各地报刊，错误的批判从文艺领域批电影《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京剧《李慧娘》开始，逐渐扩大到其他意识形态领域。杨献珍的“合二为一”、周谷城的时代精神、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孙冶方的价值法则观等等，都成了吹毛求疵、颠倒是非的批判的对象，而根本不是什么学术讨论。这些错误的批判，都同康生有关，他当时是中央理论小组组长。

　　1964年底，江青约中宣部5位副部长（周扬、许立群、林默涵、姚臻和我）座谈，要求中宣部通知全国报刊批判10部影片。我记得，她要批判的影片有《不夜城》、《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红日》、《逆风千里》、《兵临城下》以至《白求恩》等。当时大家都没有同意，认为要慎重考虑。事后江青就到上海去，上海报纸就陆续批判这些影片，全国其他地方也相继仿效。在这样压力下，中宣部被迫要人民日报批判《不夜城》和《林家铺子》。

　　鉴于这些错误的批判有大泛滥之势，中央书记处于1965年3月初开会讨论此事。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都主张赶快“刹车”，学术讨论要“降温”。之后，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编者评论和文章，提出不要否定古典文学作品，也不要否定有缺点的现代文艺作品。

　　在这期间，人民日报先后开辟了许多专栏，继续宣传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如设计革命、为革命做生意、组织工业生产高潮、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学习毛主席著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学王杰、学习焦裕禄、县委革命化等等，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发难的信号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甚至连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事先也毫不知情，上海文汇报突然于1965年11月10日抛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于姚文的后半部武断地认为该剧借古喻今，联系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对吴晗同志进行政治攻击，而且还提到吴晗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海瑞的文章。我不同意姚文元的这些观点，不同意在人民日报上转载，认为这样联系就把文艺评论变为政治问题。我请示彭真同志（当时小平同志去西南三线视察，中央书记处由彭真同志主持工作）如何处理，他说要商量商量。我陪斯特朗去上海参加为庆祝她八十寿辰的活动时，在毛主席给她祝寿的宴会上，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如何处理。因为我当时认为此事与毛主席无关，既已请示中央书记处，就无须打扰主席了。直到周总理在为斯特朗祝寿后从上海回到北京，才决定人民日报转载并加编者按语，经彭真同志和周总理审改后于11月30日发表。编者按语措词比较缓和，基本倾向仍然是作为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处理。

　　以后发展的情况表明，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号。这篇文章是江青策划、毛主席看过的。从此大批判愈演愈烈，有的报刊已点名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著名学者。

　　以彭真同志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1966年2月初开会研究当时学术讨论的情况，认为要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因而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提纲。当时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开会讨论并认可了这个提纲中提出的意见，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并且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毛主席汇报，最后由毛主席作决定。2月8日我们飞武汉，从机场直去毛主席住处汇报。汇报后毛主席同意以中央名义批发这个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

　　后来才知道，差不多与此同时，江青受林彪的委托，在上海起草要彻底摘掉所谓文艺黑线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在4月初中央批发全党之前经毛主席看过。而毛主席在这之前，在《二月提纲》之前，1965年12月在杭州同陈伯达等谈话时就说，姚文元文章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这些情况，不仅我们，而且连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被蒙在鼓里。人民日报还是按照《二月提纲》的精神组织学术讨论，凡是涉及庐山会议的文章都被删改或不发。

　　“半马克思主义”

　　人民日报这样做，又招致毛主席的严厉批评。1966年3月18日至20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比较特别，到会的常委除主席外只有少奇同志（他正在准备出访巴基斯坦等国）和周总理，没有过半数。小平同志在西北三线视察，请假，未到会。其他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会议议题事先没有通知，只在开会时说要讨论我党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23大，还有什么其他问题也可以谈谈。18日下午，毛主席在西湖西南岸的住地刘庄召开一个小会，到会的有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彭真、康生、陈伯达和我列席。会议结束前，毛主席突然批评我说，人民日报登过不少污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我过去批评你们不搞理论，从报纸创办时起就批评，批评过多次。我说过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你们的《学术研究》是我逼出来的。我看你是半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我对一些没有希望的人，从来不批评。毛主席又说，你们的编辑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坏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不犯错误的报纸是没有的。人民日报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可能以后还会犯错误，说从此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人民日报还是有进步，现在比过去好，我经常看。但要不断前进。

　　从会议厅出来，我向周总理说，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总理对我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回到西冷饭店，我又对彭真同志谈了这事，他也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他们两位的话可以说是安慰我，但我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毛主席这次批评，是我最后一次直接听到他的谈话。距离我在1956年春初进颐年堂，刚好10年。

　　回想起来，毛主席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问题上来，实行他称之为防修反修的部署，是在赫鲁晓夫下台（1964年10月）之后，也是在国民经济全面恢复之后。当然，在这之前，6月在批评人民日报的同时，他也在1964年五六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但是，下决心大搞防修、反修是在1964年底和1965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起草《二十三条》的过程中。毛主席在会议的最后阶段，同少奇同志发生争论，认定社教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还指责中央机关有两个“独立王国”（当时没有点名。后来在人数很少的常委会上说，一个是中央书记处，一个是国家计委）。

　　密锣紧鼓的前奏

　　姚文元的政治诬陷文章发表的同一天，中央发出通知，把杨尚昆同志调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这不是偶合。一个月后，1965年12月，又发生林彪向毛主席诬告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为此毛主席从杭州到上海，紧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兵种和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都参加，我也列席了），其后中央军委又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错误地“揭批”罗瑞卿同志。随着这样的形势的发展，斗争已从意识形态领域完全转入政治领域。

　　中国政局密锣紧鼓地进入1966年。3月的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3月底毛主席指责彭真同志和中宣部的谈话，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对陆定一同志的诬陷，批判《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这一系列事件，无中生有地制造一个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其后又上升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无论如何也跟不上形势。人民日报1966年4月在突出政治问题上同解放军报的论战，很难说究竟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

　　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5月31日，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央宣布由陈伯达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实行夺权。用陈伯达自己的话来说，他在人民日报搞了一个“小小的政变”。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主持起草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从此，不仅人民日报，全国新闻界大难临头，遭到空前浩劫。所谓“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我不久即被捕入狱。

　　1968年9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题为《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反革命恶文，大肆污蔑攻击“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新闻界的“狐群狗党”和“代理人”，给全国新闻界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状，全盘否定新闻战线的17年。可惜至今还没有看到有哪篇论文系统批驳姚文元这刀笔。

　　回顾这段往事，可以看到，在国民经济调整恢复时期，以人民日报为例，我国新闻界虽然受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左”倾指导思想越来越严重的影响，但毕竟仍然对国民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全面调整做出了贡献。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大批判中，虽然总的走向是亦步亦趋，但也不是没有抵制。这一段的评验教训，正反两面都包含带有时代特色的诸多内容，亟需加以分析总结，既不要肯定一切，也不要否定一切。

　　（全文从1990年12月至1994年6月陆续完成）

附：五不怕及其他

吴冷西

　　1957年6月7日，胡乔木同志通知我，说毛主席要找我谈话，要我先到他的住处，然后一起去见毛主席。

　　这是个初夏的下午，中南海显得特别幽静。我们从乔木同志住处出来，沿着小路走过居仁堂（这是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地方，后来拆除了），来到勤政殿（这是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地方，后来也完全拆除了）后面的一个小旁门，进去便是毛主席的住所－－菊香书屋。

　　这是一个不很大的四合院、毛主席通常习惯在北房工作和睡觉，虽然他的大书房在东厢房。这高大的北房是五开间，毛主席睡觉和看书大都在靠东边的一间，那里简直也是一个书房，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也常在这里。

　　我们进去的时候，毛主席正在翻看当天的报纸。他似乎醒来不久，斜躺在两张单人木床合拼成的大床上，已看过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放在左手一边的木板床上，那里堆满近期看过或要看的书，有古籍（大都夹着书签），也有新书（有些翻开的）。他手里正拿着文汇报，右边的床头桌上还放着好些其他报纸。

　　毛主席见我们进来就放下报纸，招呼我们在靠床前的椅子上坐下。他先问我们看过今天的报纸没有？说现在报纸很吸引人看，许多人高谈阔论，说要帮助共产党整风。

　　谈了一些别的事情之后，毛主席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找你来是商量一件事，就是想调你到人民日报去工作，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

　　这件事对我很突然，事前一点风声也没有，连胡乔木同志也没有给我透露过一点信息。我当时反应很快，但也只对毛主席说了一句话：“我毫无思想准备。”

　　毛主席接着谈到，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经再三研究才考虑你去。这时我就申述我的情况，说我虽然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和研究了两年，又在抗大和陕北公学讲过马列主义课，但10多年来一直搞新闻工作，没有搞理论，学术问题、文艺问题懂得更少，不适宜到人民日报去。毛主席听了之后，又大讲了一段关于党内许多负责党员怕教授的话，指出这很不妥当。

　　最后在结束谈话时，毛主席对我说，中央想调你去人民日报，可以同时兼着新华社社长。给你10天考虑时间，最多不能超过半个月，时间很紧，工作很需要。10天后再谈。

　　从毛主席住处回来以后，我一直权衡主客观条件，总觉得我去人民日报不合适。

　　还不到10天，6月13日下午，毛主席的秘书高智同志打电话给我，要我马上到毛主席那里去。这次我是从颐年堂进去的。这里是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或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地方。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发生乱子时，这里几乎每天下午都有会议。从颐年堂向东走过一段回廊，才到达毛主席住的菊香书屋的西门。

　　我到达毛主席卧室时，胡乔木同志已经在座。

　　毛主席一见到我就问：这几天考虑得怎样？去不去人民日报？

　　我又拿这些天想到的意见，向毛主席重新说明我不宜去人民日报的理由，但最后增加了几句这样的话：从我本身的条件看，我认为我去人民日报是不适宜的。但我是一个党员，中央如果做出决定，我只有服从。我希望做出决定之前能考虑我个人的意见。

　　毛主席回答得很干脆，他说，没有那么多好考虑的了，中央已决定你去人民日报，而且今天就要去。今天你先以乔木同志的助手的身份去，帮他看大样。你看了他再看，由他签发。这样工作一段时间，中央将正式宣布任命你当总编辑，同时还可以继续兼任新华社社长，把两个单位的宣传统一起来。

　　毛主席接着严肃地告诫我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毛主席说，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对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毛主席接着举例说，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他自己也有这个体会。他说到，他讲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后来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讥讽说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他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这时看的。那时他被解除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看了不少从红军走过的县城中弄来的书籍。

　　然后，毛主席笑着问我：你怕不怕老婆离婚？我回答说，不怕，我想不至于，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话。毛主席接着说，不怕老婆离婚是对男的说的，对女同志就应该不怕丈夫离婚。总之，这“五不怕”总得准备着。

　　这次谈话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人民日报上班。毛主席说的“五不怕”，我经常用来告诫自己，经常警惕是否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是否敢于坚持真理。

　　半个月以后，党中央才宣布邓拓同志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我任总编辑。邓小平同志为此专门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个编委会的同志开会，宣布中央的决定，并肯定邓拓同志主持人民日报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他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努力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在这以后，邓拓同志和我的分工是，他主管评论、理论和文艺，我主管新闻和版面，一直到年多以后他工作变动为止。

　　●●●

　　1958年3月，我去成都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叫做成都会议。会议从3月8日开到26日。会议结束的当晚，田家英同志（他当时是毛主席的秘书）告诉我：毛主席说，我送给他审阅的《人民日报苦战三年工作纲要》他来不及看了，要我随他到重庆，然后沿长江下武汉，那里还要开会。

　　3月27日，毛主席乘专列离开成都，到达重庆时已是万家灯火，层层叠叠，整个山城十分壮观。

　　29日乘江峡轮从重庆出发，晚泊白帝城。随毛主席乘船的除警卫和服务人员外，只有田家英和我。看来毛主席意在畅游三峡，借以稍事休息，排遣一个月来连续开会的劳累。据毛主席身边的勤务员告诉我们，毛主席正在填一首词，似乎还未定稿，用铅笔写的，放在床头。

　　3O日早饭后，江峡轮起航开入三峡。快到巫峡时，毛主席穿着睡衣来到驾驶室，欣赏奇峻的两岸峡谷风光，特别留意从几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直到快过完西陵峡，才回到舱内客厅，同田家英和我一起闲谈。

　　毛主席谈到，他在成都会议时收集一些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选了十几首印发给与会的同志。他特别称赞扬慎的诗，说他是明朝一位很有才学的人，因议论朝政被流放云南30年以至老死，很可惜。他又说到，四川历代人才辈出，我们党内好些将帅是四川人。

　　毛主席又谈到在会议上印发的“苏报案”。毛主席说，邹容也是四川人，他的日文很好，而且是在四川学的。接着，毛主席详细讲了清朝末年有名的“苏报案”。他讲到，“苏报案”是由邹容写的《革命军》引起的。他写这本小册子时只有18岁，署名“革命军马前卒邹容”。《革命军》一出，上海的《苏报》为之介绍宣传，章太炎为之作序，影响极大。于是，清政府大为恐慌，下令抓人并查封《苏报》，《苏报》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的主要舆论机关，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章士钊、柳亚子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进行论战。

　　毛主席强调说，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章太炎当警察拿着黑名字来抓人时挺身而出，说：“别人都不在，要抓章太炎，我就是。”从容入狱。邹容本未被抓，待知道章太炎已被捕后，不忍老师（邹称章为老师，章比邹大15岁）单独承担责任，毅然自行投案，终于病死狱中，年仅20岁。《苏报》当时的主编章士钊倒没有被捕。

　　毛主席很称赞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家。他谈到，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英年早逝。章太炎活了60多岁，前半生革命正气凛然，尤以主笔《民报》时期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后来虽一度涉足北洋官场，但心在治经、治史，以国学家称著。鲁迅先生纵观其一生，评价甚高，但对他文笔古典，索解为难，颇有微词。他出版一本论文集，偏偏取名《訄书》，使人难读又难解。

　　至于章士钊，毛主席说，这位老先生是他的同乡，湖南长沙人，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除担任《苏报》主笔外，还给其他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其后赴欧洲游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等职。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读，没有那么古典、怪僻，也较梁启超谨严而有条理。抗战中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建国后同我党合作，他自己说他“反动而不反共”。

　　毛主席在船上对这几位清末民初的政论家讲了这许多话，显然他在青年时期对他们印象甚深，也同他自己从办《湘江评论》开始一直写过许多政论有关。他更多的兴趣在于这些政论家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与文风。

　　听了毛主席这一席话以后，我才开始留心近代报刊的历史，并陆续阅读了一些政论家的文章。

　　●●●

　　4月l日至9日，毛主席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到武昌开会，一方面让他们了解和讨论成都会议的决定，一方面听取他们（主要是吴兰圃和曾希圣）汇报“苦战三年”的打算。

　　在最后一天，毛主席安排这些省委书记对《人民日报苦战三年工作纲要》提意见。现在看来，我主持起草的那个纲要，虽然有些问题不无道理，但也多的是头脑发热、好高骛远的产物。当时省委书记们关心的是改造人民日报同各省委的关系（前些年人民日报在报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同一些省委的关系有些紧张），并希望人民日报多发表有关他们省的报道和文章。毛主席当时表示，人民日报要考虑各省委的意见，搞好同省委的关系，取得省委的帮助把报纸办好。报纸的《苦战三年工作纲要》修改后仍然作为草案先实行起来，再根据实践的经验不断修改完善。

　　会议结束，各省委书记走后，毛主席仍留在武昌东湖湖滨别墅休息。我和田家英也在那里游览了几天。

　　别墅在东湖边，对岸是珞珈山，武汉大学就建在山麓。毛主席早晨和傍晚都沿湖边散步，这是他难得的正常作息秩序。在北京，他经常是整夜工作和看书，清晨才开始睡觉，下午两点左右起床。这样的作息时间每天向后推延一两小时，大约半个月一个周期。

　　大概是4月11日上午，毛主席早饭后散步回来，叫田家英和我一起同他在湖边凉棚下闲谈。毛主席从长江大桥谈到八七会议、武昌起义、黎元洪以至张之洞，接着又谈到章太炎曾一度应张之洞之请到武昌办报，但因同张的观点不同，不肯就任主笔，终于离开。他又谈到像章太炎这样激进的革命派，开始也并未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分清营垒，而是同他们一起办报。章太炎就曾给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清议报》写文章，共同主张维新，是后来才分道扬镳的。

　　毛主席又泛论在近代史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需要自己的舆论工具，都热心于办报。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是这样，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也是这样。

　　毛主席接着问我是不是广东桥会人，我回答是，然后，毛主席就议论起梁启超来了。

　　毛主席说，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斗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毛主席还讲到，梁启超是在两次赴京会试落第之后，才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一起搞“公车上书”的。“戊戌变法”后，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即逐渐失去革新锋芒，成为顽固的保皇派，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后来，他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和段祺瑞执政，但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欧战结束后出国游欧，回国后即退出政坛，专心著作和讲学。

　　毛主席又说到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

　　毛主席说，写文章尤其是政论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梁启超那个时候写文章的人好卖弄“西学”，喜欢把数学、化学、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论，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写政论，常常闹出许多笑话。做新闻工作既要知识广博，又要避免肤浅，这不合易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学习做到。

　　毛主席还谈到，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开始确实很辛苦，他自己写评论，又要修改别人来稿，全部编排工作和复校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后来才增加到七八个人，其中三位主要助手也是广东人。现在我们的报社，动辄数百人、上千人，是不是太多了？

　　毛主席对梁启超有褒有贬，可见对他的生平比较熟悉，对他的著作也有研究，对办报的甜酸苦辣都很有体会。

　　××××

　　1958年国庆前夕，9月30日下午，毛主席的秘书通知我到丰泽园（这是毛主席住地的通称）去。当我到达毛主席书房的时候，他正在看字帖，这是他工作之余作为休息的习惯。毛主席的书房是一个真正的书房，除了一面是窗以外，房子三面都是从地板到顶棚的书架，放满了各种各样的书。临窗有张大写字台，另一侧还有一张长桌，上面堆着书，还放着好些字画卷轴。毛主席还有一个自己的图书馆，田家英和其他几位同志为他在全国到处收集图书，特别是解放初期，藏书是相当可观的。

　　毛主席见我来了就对我说，他代新华社写了一条新闻，写的是他对新华社记者谈巡视大江南北的观感，稿子已拿去打字，过一会就可以看到。他叫我先坐下来谈谈。

　　毛主席先从他巡视大江南北谈起，说到地方上走走，可以看到许多新鲜的东西，从而引起一些想法，最后形成若干观点。那篇新闻稿只说了很少的一部分。

　　毛主席接着又说，你们办报的要经常下去呼吸新鲜空气，记者、编辑要这样做，总编辑也要经常下去。他扳着指头说，今年你已经去过南宁、成都、武昌、北戴河，虽都是去开会的，但总算下去了，以后还要下去调查研究。我说我在五月间去河北、河南走了一趟，很有收获，当然还是走马看花。毛主席说，要下马看花，不能老是走马看花。

　　毛主席说，在北京当然也很重要，这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是议论多的地方。办报要听到各方面的议论，写评论才能有所谓而发。这方面你要学张季鸾。

　　从这谈起，毛主席对《大公报》议论了一番。

　　毛主席指出，《大公报》从天津起家时是由三个人的“合作社”从别人手里接办的。这三人“合作社”是吴鼎昌出钱，胡政之经理，张季鸾主笔。抗战前虽然不断有所发展，但在整个中国政局中没有多大分量。抗日战争是《大公报》的鼎盛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局面给《大公报》发挥其作用提供了条件。张季鸾以及继任的王芸生，在这方面的作用值得重视。

　　毛主席说，吴、胡、张三人合办《大公报》时相约只办报不做官，但后来吴、胡都做官了，只有张季鸾没有官职，他却是蒋介石的“国士”。张本人年青时在日本留学，虽然许多留学生都参加党派，但他始终以超党派自居。此后，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标榜。他在重庆经常来往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他同陈布雷交往甚深，同时也常到曾家岩走走，到处打听消息，然后从中做他的文章。他办报素以客观、公正自夸，平常确也对国民党腐败加以揭露批评，但每到紧要关头，如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就帮蒋介石骂周恩来了。王芸生后来接他的班，在国民党发动内战前后，也是这样给蒋介石帮忙的，直到国民党崩溃前夕，才转而向我们靠拢。

　　毛主席说，人们把《大公报》对国民党的作用叫做“小骂大帮忙”，一点也不错。但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

　　毛主席还说到，张季鸾这些人办报很有一些办法。例如《大公报》的星期论坛。原来只有报社内的人写稿，后来张季鸾约请许多名流学者写文章，很有些内容。他在延安时就经常看。《大公报》还培养了一批青年记者，范长江是大家知道的，杨刚的美国通讯也很有见地，这两位同志都在人民日报工作过。

　　毛主席最后说，我们报纸有自己的传统，要保持和发扬优良的传统，但别人的报纸，如解放前的《大公报》，也有他们的好经验，我们也一定要把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学过来。

　　这时，毛主席的新闻稿打印出来了。我看了一遍，没有什么意见，毛主席就吩咐当晚广播，第二天（国庆节）见报。

　　××××××

　　从听到毛主席讲“五不怕”起，我在人民日报工作了整整9年。这段时间内毛主席对人民日报的指示很多，其中许多都有记录存档，可供分析研究。我在这9年工作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但我一直未能忘怀的就是“五不怕”。

　　1967年春，当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军事监护”时，我在狱中给毛主席写的第一封检讨信一开头就提到他在十年前对我说的“五不怕”。我接着写道；“我万万没有想到，十年后的今天，我真的成了阶下囚。”

　　由于这样的前因后果，我把毛主席讲的“五不怕”和同办报有关的几次谈话写出来。事隔三十年，记忆不完全准确，但主要意思是不会错的。

　　（1987年12月，发表于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日报回忆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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