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绘的图纸”与许诺的“黄金世界”
何吉贤
就我的阅读和观察所及，以知识分子的身份、从“战略高度”“问政”的传统，在当代中国，似乎并不长。革命时代成就了“全民政治”，但革命政治也是一种“密室中的政治”，“先锋队”的高度决定了“战略的高度”。除了从党和政府的文件中体会“战略的高度”、从领导人的著作中找寻“高度”的依据之外，知识分子在公共媒体中对“国家战略”指手画脚，不是凤毛麟角，也是转弯抹角、欲说还休。9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所谓“改革共识的破裂”，中国知识界的分裂和争论将关于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理解、当前中国形势的判断，发展模式的选择、内部政制的变化、国际战略的调整，社会观念和文化发展战略的变化等等问题都纳入了知识分子讨论的范畴，从而也慢慢挤出了一个从“战略的高度”讨论国家发展前途的“舆论空间”。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国家治理方式的某种转变，另一方面也可看出知识分子发言方式的某种变化。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五四”曲终人散之际，鲁迅眼中“高升”或“隐逸”的背后，是一场新的政治的转变。这场新的政治转变，尤其是新的现代政党政治的出现，使五四“新青年”一代从“新文化”入“新政治”的发言方式，其有效性很快受到了质疑。最近30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隐喻的意义上重临了当年五四一代的遭遇。在“人文精神”溃灭，“思想隐退、学术凸显”，新的学术专业化分化的背后，知识分子在论题和发言方式上经历了从所谓的“文化热”到“财经热”到“法政热”的转变，这一转变之后，某种新的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许正在形构。当然，这一略显单一的粗线条的描画根本无法恰当地体现这些年中国知识界的整体变化，但作为一个简单的背景，它对于理解我们将要讨论的玛雅女士的《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以下简称《战略高度》）却是有益的，要不肯定会出现疑问：什么样的“战略高度”？――是“文件的解读”还是某个“智库”的“内部报告”？哪里的思想界？――是朝东还是面西？是“纸糊的金冠”还是“手塑的偶像”？
《战略高度》是玛雅女士专题访谈录的汇集。一些读者可能已陆续在《天涯》、《凤凰周刊》等刊物上读到过其中的某些篇章，我自己在读到诸如《新乡村建设的思考与跋涉》（专访温铁军）、《中国在21世纪上半期的国际环境与战略选择》（专访黄平）、《中国：文化大国的兴衰与重构》（专访祝东力）等文时，对其中提问者的精到、细致，受访者的深刻、坦诚曾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今，这些陆续完成的访谈录最终汇集成书，我才认识到原来访问者是在有意识地进行一个系统的工作，用玛雅自己的话说，是要“为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思想的传播和普及做一件有益之事”。确实，要谈“战略高度”这样的问题，一个脑袋一张嘴并不够使唤，这种在一个高明的“指挥者”指挥下的“众声喧哗”也许是最为恰当的方式。相信，虽然真正的战略思想家并不多见，但是在开放的话语空间中，战略性建树却常有。而不仅如此，大战略思维既不是政治领袖的专利，也不局限于官场，它更多地来自民间，来自学界。所以，多年来她“往来于媒体和学界之间，求教中国出色的社科、人文学者，是因为中国的当下和未来，亟需出色的战略思想以及这种思想的表述与传播；是因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战略应当成为全体公民的话题”。
“三农问题”的政治光谱
全书四个部分互相关联又互相推进，对改革的总结和反思直面当前困扰中国社会的最迫切问题及其解决思路，围绕“胡温新政”、产业发展道路、“三农问题”展开讨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则以“民主”这一各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为中心，展示了学界不同光谱下的多种声音；国际部分先讨论国际战略思维的调整，再讲地缘政治、中美关系、中印比较，以及“颜色革命”，有点有面，最具实际“战略”演示意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文化大国战略”的提出，则在更为深层的意义上为国家发展战略提供新的“高度”。正如现实的问题是互相缠绕一样，有些问题在书中的四个不同板块也会一再出现，比如：“胡温新政”与中共执政能力、新的国际战略的调整、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就互为关联；关于民主的讨论就不得不面对如何思考和应对“颜色革命”的问题；民族主义既是外交政策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也是国内改革（如产业发展路线）和内部整合（如《我们走在大路上》提出的方案）的动力。但如果允许我选择几个关键词作为本书主要内容的说明，我的答案是：“三农”、民主和核心价值观。
三农问题是本书的第一个重点，访问者用四篇长文的篇幅追问这一问题，使学界这些年关于“三农”讨论的关键人物的重要思考和各种解答方案都得到了呈现，在“土地私有化”争论日益尖锐，一部分学者急欲将其从知识分子的嘴上笔下落实到红头文件中的当下，这样的追问极具迫切性。本书中，在玛雅的追问下，解决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思考出现了这样几种思路：
第一种可以称为“权利派”。以研究乡村社会冲突和农民维权问题著称的于建嵘认为，现在中国农村面临两大问题，首先就是保障农民的基本权利问题，“包括废除一些法律的权利。”“要给农民一个非常宽松的自我发展的权利，使他们能够创造社会财富的权利。”虽然没有直接点出，但土地的“所有权”当然是其中的应有之义。第二才是怎样发展，“发家致富”，“摆脱土地、走向市场”。徐勇也在确认“土地作为农民的一种物权”的前提下，把土地问题作为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根本。李凡也说，“三农问题的核心是政治问题，解决三农问题，我认为就是权利问题。”因此要扩大村民自治，坚持和扩大村委和乡镇的直选。
第二种可称之为“基于实践的乡建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当非温铁军莫属。他认为，目前中国学术界奉行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这“四化”之路与中国乡村复杂多样的村社状况不符，“传统的村社制度和所谓的现代法制社会无法直接对接”。温铁军主张并试行一种“改良式”的乡建思路，并称自己为“新乡建派”，奉行一条在实事求是的基层调查研究和设点试行基础之上，强调农民的生计、联合协作与多元文化的道路。在农民维权问题上，他试图将“对抗性的矛盾转化成改良性的乡建”，因为对抗性的思路往往出自城市知识分子臆想性的“政治化”想象，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导致农民无法承担的后果，且不利于真正解决问题。从这种基于实践的、渐进改良的思路出发，温铁军坚决反对实行土地私有化，他在比较了印度、巴西等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大量贫民窟和社会动荡状况后指出，“血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农村政策的底线就是不搞土地私有化，否则，我们在上世纪牺牲了几千万人的生命才完成的民主革命又会倒退回去。”
第三种可称为“文化乡建派”，书中出现的贺雪峰、何慧丽等大致都可归入此派。贺雪峰认为，在当前的发展模式及农村的实际状况下，从经济上提高农民收入的空间已不大，所以，“对农民应该由增收转向全面增加福利”。比如改善农村的文化和环境，改善农民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人与人的关系，使他们能够相互合作，自己提供公共物品，解决自己的文化需要，增强农民的“主体地位”，建立他们在农村生活的“人生意义”。由此，乡村基层组织要加强而不是削弱。何慧丽提出“文化本位”的新农村建设，认为要在农村发展合作经济，而“它的抓手恰恰是社群文化合作”。
由于“三农”问题已成近年来中国发展中一个“纽结性”的问题，各种立场和思想背景的知识分子都会在这一问题上发声，上述归类只是与本书内容有关的一种简单素描。当前，有关农村土地“所有权”问题的争论日趋尖锐，关于“三农”问题论述的战略性意义日益凸显，在理解有关论述时，必须关注到它们不同主张背后的思想脉络，进言之，也就是要将各家的“言说”放在论战的背景下来考察，它们真正的立论依据和意图才能得以把握，它们在整个当代中国思想和政治版图中的位置才能得以确立。由此看来，本书提问者将不同立场和思路的答问者的回答归并在一起，显然有其深意在，本书也不是一本简单的“谈话录”，很多“访谈”都是多次对话后的整理，而且，其中多个不同访谈对象的“访谈”显然不是在同时同地进行的，访谈者将其归并在一起，可以看出提问者在之后作为“”的用功所在，同时也可“窥探”在“提问”背后所持的某种态度和立场。
另一方面，“三农”问题虽然在近年凸显，但对于中国来说却是一个“老问题”，说得上是某种“学理”了，作为一个“发展战略”问题，当前的各种解决思路也可在历史中寻到其印迹。温铁军作为新“乡村建设”派的领军人物，从来不讳言他与上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力践行者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的承接关系，而作为新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不同分支，贺雪峰、何慧丽等人与温铁军的关联也无庸讳言。19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曾受到“自由派知识分子”（如《独立评论》派）和左翼知识分子（如千家驹等）的质疑，有意思的是，在新的世纪，“乡建派”的政治内含却发生了变化，访问者玛雅总结成“右翼在帮农民维权，左翼在帮农民发展”，新“乡建派”处在了广义的“左翼”光谱下，这一转变包含了怎样的历史条件，又有着怎样的含义，确是发人深省的。
民主的“真理性”
民主是本书第二个重要议题，几乎占了“政体”部分的全部内容（关于中印“体制优势”的比较，关于“颜色革命”的对话，所围绕的核心问题也是“民主”），但显然，与对“三农”问题的处理方式略有不同的是，在关于民主的讨论中，本书并不试图呈现关于民主问题的思考的复杂光谱，而只是在与中国问题的相关性上，也即不是在把民主作为“普世价值”，或在“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言不达意的顺口溜式的意义上，而是在与中国问题的历史关联上来讨论和回答这一问题。这使得本书在有关民主的表述中，从“三个视角、三种表述”，到“强大的民主的国家”，再到“民主是国产的好”，语调日趋明确。
在尽量呈现有关民主论述的复杂性的基础上， 本书关于民主的论说贯穿了一条“红线”，也即：首先承认民主对于当前中国的迫切性，但西方的自由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对中国却不一定适合，中国要探索适合自身历史和现实的民主模式。在这一基础上，参与对谈的各位学者又作出了侧重不一的表述。房宁认为，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实行什么样的民主，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客观历史环境。归根结底，是历史环境决定了人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民主是客观的，是内生的。为什么民主在中国会成为这样一个引发众多争论的“迷思”？在房宁看来，这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有一个关键的误区，就是把民主的形式（比如选举、多党制和议会制等）当成内容了。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他给出的思路是采取问题推动的策略，即通过对问题的解决，通过试错法，使中国的政治体制逐渐完善起来，而不是从观念出发，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一种理想的状态，预先在脑子中构想一幅图画，然后再照着图样施工。要根据中国的历史、国情，以及中国的实践经验，来建立一个中国民主的独特的话语体系。因此，“民主是国产的好！”
杨鹏承认“中国的民主实践，自然会产生出中国式的民主”，但前提是要开放各种可能性。他提出，如果现在绝对不能开放党禁，那么党内分派这种民主形式，能不能讨论和小范围试验？他认为当前最稳妥的办法，是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分为两步走――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在这点上，潘维和王绍光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潘维认为，中国是精英党领导下的民主制，中国的问题是制止腐败，选举不能制止腐败，也止不住共产党质量的退化。相反，选举导致腐败，因为选举游戏制造腐败。要防止共产党退化，保持其公信力，即“合法性”，不在于直选，而在于建立法治政府，党政分开，建立成熟的公务员系统。王绍光认为要保持共产党的活力和执政的“合法性”，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党的规模，而要进行精简。他认为，国家是最大的人权机构；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才可能有一个质量比较高的民主。因此，以民众的选择权制约政府的执政权的选举式民主并不是中国民主的理想选项。以选举为特征的政体叫做“选主”，一定要把“民主”跟“选主”区分开——民主是老百姓当家作主。建立民主国家，也必须加强国家机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民主只能是一纸空文。“广泛的民主，公平的自由，有力的国家”，这是王绍光关于中国民主道路的答案。
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在其研究民主的专著《民主的模式》中开篇就说，“民主思想的历史是奇特的，而民主实践的历史则是令人困惑的。”证之于二十世纪中国人探索民主之路的历史，这也是非常形象的说明。从五四时代的“德先生”，到“民国”时期的“议会制”、“宪政”实验，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人民民主”实践，在民主的言说和实践之间，又有几多的差距和困惑？当下关于民主的言说中，“民主是个好东西”固然是空洞的，因为这种提法并没有对民主做出界定，世界上关于民主的实践和设计五花八门，总不能一律为之叫“好”吧？那么，这种“好”民主是什么呢？是竞选制民主？是全民民主、人民民主？还是一种抽象的对民主的信念？然而，“民主是国产的好”中的“民主”和“国产”又是指的什么呢？舶来的“民主”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国产”？如今，在工业消费品领域，“Made in China”几乎已成了一个全世界流行的标识，但是，这个标识中又包含了多少的中国因素？在制造业领域，“中国造”几乎成了外国技术（包括设计管理，甚至是外国的款式型号）、中国原料和加工的代名词。这里包含了多大的中国因素，中国要素与外国因素结合的条件是什么？反过来，“中国因素”，或者说“中国的特殊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拒斥“西方式”民主的理由？这些都是需要认真追问的问题。毛泽东在谈到近现代中国思想变化的过程时曾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这里两次提到了“真理”，“真理”是普遍性的，“先进中国人”是在普遍性标准的意义上去“西方寻找真理的”，当然，他们不是来自西方的真理的“进口代理商”，真理性要在与中国传统和历史、中国的国情和问题的关联中体现。再进一步，“民主是国产的好”背后，有什么样的主体性？房宁的论述中，无论是“主权民主”，还是“有序政治参与，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背后都有一个“国家”的主体在，但这个“国家”主体是什么，却恰恰是最需要分析和说明的。
“中国问题”期待着“中国理论”或“中国社会科学”，这是“特殊的机遇”，但也是考验，因为如何将“中国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及其认识转化成新的思想和实践的动力，而不是成为阻碍我们的思考，或成为耽于现状，以及其它种种无法明言的目的的借口，仍然是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核心价值观”的“高度”
“战略问题研究家”时殷弘认为，“战略”就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经过深思熟虑形成的关系”，其关键在于目的、手段以及效益、代价这四者间复杂和辩证的全局性关系。本书的“战略”与这一源自战争的“战略”界定有所不同，在我看来，它至少包含了三个层次和多重因素。三个层次是指：与具体问题关联的战略实践、战略的理论脉络和依据以及战略的价值依托。多重因素则包括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实践和理论、民众和精英等，它们共同构成了“战略”讨论的平台，有具体战略问题的讨论，但更注重的是“战略”的“高度”。
从这一角度看，黄平的访谈可作为本书的典范。他在探讨“中国在21世纪上半期的国际环境和战略选择”时，并没有把讨论局限在国际战略格局甚至地区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以及中国的战略选择上，而是在新世纪“内外难分”的发展格局下，将国际战略问题首先看成一个“中国怎么定位，怎么认识自己以及被别人认识，相应地怎么来行为”的“课题”，并最终落实到如何摸索出一套“新的道德理念、制度和治理模式”――它虽然与别人不同，至少是和而不同，在国际上，也要被承认为“是一种类型的文明，而不是什么‘异类’”。这样来讨论国际战略问题，不仅角度独特，而且有着令人企羡的“高度”。
也是从这一角度看，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和讨论，也许是本书需要特别加以注意之处。“战略”的高度落实到何处？发展的迷局如何解破？如果没有关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讨论，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无法回答，“战略”的讨论也无法脱离具体问题的纠缠，上升到总体“战略”的高度。在与潘维的讨论中，本书将社会核心价值观体系置于“和谐社会主心骨”――“民族精神骨架”――“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保证这一线索中，核心价值观体系所包含的“七类社会基本关系”（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群体与社会的关系、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人民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以及民族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和“七种基本价值观”（道德观、自然观、群体观、社会观、政治观、民族观和国际观）互相对应，“核心价值观自内而外成一个分七个层次的同心圆体系，其内核是人类的普适道德观，外壳是国际价值观，七个层次之间是一种相互关联机制”，使得这一讨论超越了中国传统伦理（如“文化保守主义”所称的传统伦理甚或如30年代“新生活运动”中所鼓吹的礼义仁智信）与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扞隔，具有相当的包容性。与祝东力的讨论则从现代历史及其文化实践的角度，对以“独立的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大国”战略进行了具体阐述，并提出了由塑造“新型精英群体”而重塑“核心价值观”的重建文化大国的策略。
作为一本探索中国发展“战略”之路的对话录，本书在“战略”的三个层面上始终相互贯穿，互相对话，而在我看来，本书还有另一个不在场的，却又贯彻始终的“对话者”，那就是活生生的、千变万化的实践。在本书的序言中，祝东力对参与本书对话的诸“学者”有一个归纳，他指出，这些出生于40年代末到50年代的“红卫兵－知青”一代，在其青春年少之际，即经历了大时代的转折和动荡，“遭遇了中国政治、世界政治的大课题，而获得了一种开阔的大视野和问题意识。”在以后或下乡，或进厂或参军的经历中，又积累了底层生活的经验，重新获得了对社会，对中国和世界的新的认识。在我看来，这使得这帮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的学者的观察和思考有了一个“焦点”和底线，有了一个最终的“对话者”。促使温铁军投入“新乡建”实践的是乡村实际状况的呼唤，是他对“上层知识分子”对“三农问题”的臆想性解决方案与乡村实际状况落差之间的认识；房宁在论述为何“民主是国产的好”时，也一再强调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之路，要以“问题”推动，而不是从观念出发，画出一张理想的“施工图”。从这一角度说，“战略”的探讨并不是为了上上“折子”，抑或描画什么许诺的“黄金世界”；“战略的高度”提供的只能是一种“高度”的启示，而不是种种具体的解决方案，对于我们这些被屏蔽在“战略”决策讨论之外的“沉默的大多数”来说，这样的讨论也许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去了解“战略”后面未被揭示的多种可能，从而能对我们身处的现实有更切实的理解。
然而，现实的道路总是通向不同的方向，面对“分裂”的现实，我们所能提供的只是对“现实”的言说，而永远不能是现实本身。在这一意义上，对于我们身处的“现实”，我们自身的“经验”和“感受”，也要充满警惕。“我是生活在中国，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吗？”在眺望“战略高度”的时候，鲁迅式的疑问也许始终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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