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勃尔•施丹戈特（Gabor Steingart），1962年出生，先后在麻尔堡和柏林攻读国民经济和政治学，后又攻读经济新闻学。1990年在《镜报》任职，1995出任经济版主编，现任《镜报》副主编，2001年出任驻柏林办事处负责人。他的《德国：超级经济强国的衰落》在德国上市后，数月间书店无法满足读者的订单。他因此在2004年被评为年度经济记者之星。 对于西方富有的国民来说，世界经济一体化向他们呈现的是一副呈下降趋势的经济报表：当欧、美，在为了财富而进行的世界大战中败北之时，亚洲开始迅猛崛起。这些处在崛起中的国家与西方曾经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以及所获得的经济成果都是如此的异工同曲，那就是：为了集中力量于出口工业，他们容忍国内苦涩的贫穷，进而导致了难以预见的巨大的环境毁坏。与此同时，西方人的工资和社会福利水平被降低，她们数十年来辛苦赢得的知识也将逐渐被吞食殆尽。随之而来的，也就是西方民众每天所感受到的：先是简单的加工行业转移走了，而崛起国的抢夺浪潮正疯狂地卷向中间地段和高技术领域。西方占绝对优势的时代已走向终结。
睿智的葛勃尔•施丹戈特前瞻性地认为，西方人对此威胁虽然有所感受，但至今还尚未进行严肃的分析，他的《为财富而战》所要做的，就是对此做出客观和真实的现实分析，并大声呼吁，是西方行动的时候了，而且是全力以赴的行动——打赢这场对权力和资源再分配与再争夺的世界大战。
我们处在一个飞速变幻的时代，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人们难以预料和描述的奇景。昨天还属于第三世界的数十亿人突然崛起，而我们却像赫尔姆特·施密特所描述的那样，成了这非正常死亡的历史见证人。
西方拥有绝对优势的时代走向终结。世界的中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已经从欧洲转到了美国，而今天却又从那里向亚洲倾斜。世界权力的新局势由此构成。我们必须无条件地把友好而崇敬的目光转向远东，因为在那里所出现的，并非是我们现在的继续，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自日本开了腾飞的先河，随之又有了新加坡、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和韩国四小虎的崛起，而中国和印度将把这个发展完满终结。它们在过去几十年里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令人惊奇的事实：为了使国内人均社会总产值翻一番，英国人用了六十年的时间，美国人用了四十年的时间，虽然日本人也同样用了四十年的时间，然而中国人却只用了十二年的时间！到公元2035年，中国和印度两国的购买力就足以控制整个世界市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的世界市场占有额还是中、印两国之和的三倍，可是仅仅过去了三十个年头，它就萎缩到这两国经济能力的一半。就连当今世界的霸主美国，也不得不面对中国和印度的发展而自愧不如。尽管，西方世界的经济机器在未来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形象，但已经不再是最强大者了。西方民主和自由的价值依然有效，但是却再也不具有普遍的意义。纽约、巴黎、伦敦和柏林的生活依然在继续，但是一种新的高级文明在遥远的亚洲诞生了，其自我意识有可能很快变得目空一切。
新的世界绝对不会像过去的世界那样和谐。现代的赢家将反映在经济战场上，并由此继续推向政治和军事。也许对于过去几十年童话般的腾飞，中国和印度的总理只需要先作一个这样的短暂的声明：他们所要做的不外乎是“重新规范一下世界秩序”。今天亚洲的军备已经大规模地增加了，核导弹已经成为这些新强国的基本象征。
尽管国际商品流通和贸易关系在加强，但是一触即发的贸易战之危险并未降低。亚洲的崛起伴随着本土上的极度不安因素。那新获得的经济能力将激发起亚洲的自我意识，同时也将引发彼此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民族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落差将成为不同寻常的导火索。
以其二十余亿之人口，今日的亚洲已经变成了难以扭转的人口大爆炸的主导者。就其影响范围之大和发展之持续而言，是史无前例的。这些“崛起的国家”以残酷的掠夺自然环境和本国民众的方式，把全部资本集中于出口工业。西方人经过长期斗争所争取来的社会保障，在此却完全被停止了。接受简单的劳动加工，这只是亚洲挑战的序幕，进攻、抢夺西方中型企业以及现代高技术劳动位置的信号已经发出。亚洲诸国把它们的投资高度集中在科研和教育领域，所有这一切的目标不外乎是要获得绝对领导，而不是仅仅保持合作关系。他们所要的是执掌帅印，而不是作马弁。
促使世界改变的这个动力，就是本书所要探讨的题目，具体的就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动力何在？在这个推动力下，我们的生活以及政治体制将如何被改变、如何得以重组？在这新形成的世界劳动市场中，谁将获胜？谁将败北？我们今日所谓的西方，来日还能保留多少？
在此要面对现实，也就是展望那些为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在平日的演讲中所忽视的现实，其中不乏被低估了的，但却是无法否认的客观现实。只要是涉及到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那么为了获得惊人的效应，他们当然开口闭口合作关系。他们把世界经济一体化解释成为自然趋势，解释成为迅猛异常的“海啸”，这就像当年奔驰汽车的老板埃查德·罗伊特所称的那样，目的也不外乎是要推卸他们的责任罢了。许多人还总是在讲，所有民族都将同样地从世界经济一体化这个进程中获益，尽管客观事实并非如此。可惜在政治中有时却会如此：由于担心说出真理会失却选票，结果也就真的放弃了真理。
西方人至今对此威胁尚未进行分析。面对一体化的挑战，其支持者与反对者一样，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最后的时刻都陷入了误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支持者以为，凭借着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资本市场就能轻松地扩大产品销售地区；以为一体化进程的推动者一定就是获胜者。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反对者虽然是以同样的眼光关注着这个世界，然而却带着另外的一幅有色眼镜。在他们看来，国际经济竞争不外乎是剥削和压制第三世界而已。
在这场争夺财富的战争中，赢家和输家事实上也只是掉换了位置而已。亚洲的新强大所导致的也就是西方的弱化；他们的腾飞也就是我们的衰落。在今天的欧洲，大规模的失业和国家赤字满目皆是；在美国，贸易赤字和个人债务持续增长。许多人靠贷款去购买那层出不穷的消费品，其中不乏孤注一掷、对未来彻底失望者。西方人已经无法应对今日之现实了。
对于西方富有的国民来说，他们的经济报表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所呈现出来的是下降趋势。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所有这些经济增长势头强劲的国家，都可以把其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围绕着资本与劳动效率的强化而壮大，以便明显地、成倍地提高其国民的富裕水平。而今，西方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却在萎缩。年复一年，中国和印度把数百万新生的富有生机的劳动力输入到生产领域中去，而西方人却在向数百万人减少社会救济金。对于那些在职人员来说，什么都在减少：工资在减少、辞退保护在减少，而且国家的福利也逐渐地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那在法国大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那建立在自由、平等和博爱基础上的社会价值观，正面临着历史的新挑战。
对此，西方的政治家不仅应变仓促，而且手足无措，甚或经常前后不一。他们称赞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优点，目的是在那关键的一瞬间立竿见影地赢得他们那少得可怜的选票，而民族、人民和国家在他们心目中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不过欧盟所具有的政治空间、作用，远比其所认为的要大得多。西方所能自卫的程度，也远比其所显示出来的要强得多。好的政策必须以承认现实为起点，而本书愿意投石问路。
葛勃尔·施丹戈特
2006年9月于柏林
第一章欧洲足迹遍全球：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预演
帝国主义来了
如果把19世纪和21世纪初叶的霸主们做比较，你就会发现：从严酷性角度来讲，无论是雅克·希拉克、托尼·布莱尔或者是安格拉·默克尔，他们出任领导人时所面临的境况的复杂，远比拿破仑、维多利亚女王和威廉二世时代所面临的都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的当权者们都倾向于以武力去解决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他们是野蛮的、不讲民主的，而且很少尊重其他肤色、血源、出身的民族。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他们毫不犹豫地践踏成千上万人的性命—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呼吁着要提上议事日程，并且试图在国际战犯法庭上能够彻底根除的就是这一类问题。但愿在人类历史的史册上，秘书长的努力能留下耀眼的一笔。要知道，目空一切曾经是那个时代的标志。
当年的那些霸主胜于今日这些国家和政府首脑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他们比较坦诚。而所有那些处心积虑的设计、组织秘密勾当的事情，他们都交给驻外大使和外交部长去干。这些独裁者在相互的交往中直接了当，朋友和敌人都清楚他们的立场、观点。如果你仔细去倾听，也许就能清楚地听到过去的几百年里，那些霸主们以震耳欲聋的声音在一字一句地、而且郑重其事地宣告他们的意愿，那残酷无情的声音在大地上久久回荡。几乎没有人寄幻想于康德的永恒和平、自由。拿破仑面对被俘虏的奥地利军人简捷明了地宣告了自己的追求：“我所要的是舰船、殖民地和贸易。”谈论远方的殖民地就像议论家里要处理的旧货一样，简单得没等邻居明白过来，他们就把这些事情全处理完了。“只要把这个世界的最大部分置于我们的统治之下，”英国的殖民地政治家（也是许多宝石矿山的所有者）塞西尔·罗兹如此说，“那么所有的战争也许就会结束。”这位先生作为最嚣张的殖民主义者而被记入非洲历史。他那流行了几百年的战争宣言就是：“扩张就是一切。”
他的士兵赞美诗充满了生存竞争意识，而那刚刚被发明的“马克沁”机关枪正好作为这种意识的物质基础：
前进吧，我们国王的勇敢士兵，朝着那异教的国家迈进。
祈祷的经书在你们的口袋，杀人的武器握在你们手中。
把神圣的使命带到那可以付之于实施的地方，
实现这愉快的使命并非太难，要知道你们手中有一挺马克沁机枪。
那野蛮民族的心中充满了邪恶。
他们的精神世界为那异教的污垢所覆盖。
因此他们很难接受你们的教诲，
用这挺马克沁机关枪，给他们深刻地讲一次道。
假如他们对主的十诫还理解不透，
你们就得开导他们的首领，改变他们的国家；
假如他们依然执迷不悟，公然找你们的茬，
用手中的马克沁机枪，给他们再布一次道。
在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叶，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到此时为止还一直保持沉默的国家，也开始不安于现状，要站出来讲话了。只要涉及到这个地球的重新划分，这两个国家就要参与。当年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如是说：美国尽管“讲话可以客气些，但是手中得握着一根粗警棍”。这根警棍就是海上制动权，而这就是他不断强化的法宝。
随着德国的威廉海姆大帝二世那番志同道合式的演讲，他很快也就名声远扬了。在这个演讲中，他把自大狂妄以及对同时代人的轻蔑表露无遗。那就是：倔强不顺的中国人，公然敢对西方人的摆布说不，那么他就派兵前往；在布莱梅港口，他面对士兵们发出了这样的出征动员：到了远方的中国之后，你们“就要像千百年前匈奴人那样，在他们国王的率领下去动作”。而随后在中国，他的这些士兵们就真是那样做的。
相反，现在的社会政治生活却像是五彩缤纷灯光下的一场化装舞会。可以想见，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政治家一个个地进入到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他们那做作的姿态，绝大部分都是鹦鹉学舌得来的。一旦涉及到解决失业和消除贫困问题，或者保持空气干净和维持世界和平的问题，他们就希望，以这种冠冕堂皇的方式使自己尽可能变得不那么太引人注目。而他们的政治生涯只不过是为了议会那些无法阅读的议案、文件而忙碌，对于这个国家的实际生存价值、作用而言，所有这些议会文件、资料恐怕连国家公务员们的一声呻吟也未必能消除。可以说，这些政治家们是不坦诚的，而且绝大部分深藏不露。
经济界的领导们自产自销。他们愿意作受人敬重的人，但是绝对不作有野心者；他们愿意让人承认聪明，但绝不愿给人们留下狡猾的印象。大集团公司的老板们很难为情地从年终赢利中拿走他们的红利。有谁想到过，这年终赢利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挤、压出来的，所以它就有些不太招人喜欢了。当然，这绝大部分是从客户那里，从工人那里榨出来的，很少是从国家那里弄出来的。在现代的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是这样的情况：政治人物都力图使自己的言行无懈可击，而对于坦诚、清晰和明了，他们似乎是心有余悸。尽管，这并非意味着，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谎言，但是，真理在其被揣测到之前，确实一直被掩盖着。政府代表们谈到国际合作伙伴，其实是指那些比自己强大的，或者超过自己的。经济界的领导人嘴里谈的是竞争，可是心中所想的却是建立垄断控制。国家之所以冠冕堂皇拒绝以武力去确保其政策的实施，就是因为自己现有的军事力量不值一提，对着那天文数字的军事装备也就只能望洋兴叹。可见，这些政治家和国家经济的设计师们之所以把世界经济一体化作为唯一的和平成果出售给我们，就是因为那强迫其他人与自己一起干事情的人，并不想让人与他分享生活。
乍听起来，所有这一切并不像它们本身那么合逻辑。这种新的经济体制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制造着不平等和紧张局势，甚至曾经把这座宏大的世界建筑体引向倒塌的正是这个制度自身。而今，这个经济趋向一体化的世界也并非如其所显示的那样牢固。谁只要抚摸一下世界经济的个别组成部分，就会感触到这种紧张的局势，就能觉察到它在如何颤动，那么，也许就可以获得这样的信息，即我们此时此刻采取某种预防的措施，也许还能够有助于事。
借历史之鉴，无疑有助于防患于未然、有助于解决当务之急。我们回顾今日世界秩序的原始形式，就可以翻看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毛坯。这历史至少对我们这些后人有所教益，因为在那时，也就是当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预演还处在预演节目单上的时候，其真实性的可见度远比今天要大得多。民主是被创造了，但是它并没有得到落实。新闻自由早就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是并非在世界各地都被认可了。这也就是说，那时的独裁者对民众以及无冕之王并没有产生任何畏惧，独裁者可以随意讲他们所想的，而且常常是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也正是因此，纵观数百年的历史，就能对当年世界贸易开始扩张时的情景，获得一幅清晰、明了而深刻的印象。那些在当年首当其冲所遇到的事情，也就是今日困扰着我们所有人的事情，即：失业和剥削；原料贫乏和扩张的兴趣；劳动者的权利和企业的赢利。从那时起，所有涉及到国家问题的关键就一直是这样的问题：被奴役还是称霸世界？
随着第一家工厂投入生产，一直到很快就可以从船坞供应大型蒸汽式战舰时为止，一种典型的形象就出现了，而她永远作为令人厌恶者保持在所有人的记忆中。她当时就特别引人注目，而其出名就是因为她善于挑衅、打斗。她毫不在意帝国主义的头衔，而一意孤行。艺术和文化曾经是她装潢的门面，对内、对外采取暴力才是她的乐趣，而整个世界在她的眼里不过是自己冒险的一个游戏场地而已。
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把她那忠诚勇猛的海军派往世界各国，去拜会各国的首领，以暴力去征服，而她的国家也就以此而成倍扩大。仅仅西班牙的国王在19世纪的下半叶就发动了五次海战，可是令王室恼火的是所有这些战争都以失败而告终。拿破仑在其执掌法国的十六年中，几乎没有哪一年没有战争。法国国民那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事实上全都被翻译成了步兵、骑兵、炮兵这样相反的词义。
殖民地的狂热，最后无一例外地传染了欧洲民族的各个阶层。这一切对于那时的强权者来说，所围绕的不是在历史中求生存，或者经受历史，而是更多地去创造历史。当权者们对于他们的言辞露骨得毫无忌讳，因为各国的工人领袖们彼此之间频频为国家利益而摇旗呐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称费迪南德·拉萨尔是一个“糊涂的榆木犹太脑瓜”。马克思甚至称社会民主党的竞争者为“卑劣的犹太人”。
这些强权者轻松得犹如水中的鱼，因为他们身处的是一个这样的社会：道德在其中就像其语言一样极其低下。作家、出版商、经济界人士以及为数众多的小人物们，都在积极鼓动他们的总统和皇帝，而唯一不为人们所讲的就是宽容。查尔斯·达尔文发表了他的“生存竞争”理论，按照他的观点，唯有“适者生存”。在美国，人们谈论的是把“优选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作为能够胜任美国人的人种的问题。这是约翰·费希克的哲学，他在“命运宣言”中对这个国家的民族作了这样的历史预测。而在德国，人们也感受到类似于此的情况，而且其范围之大、程度之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19世纪初叶，有关控制世界的议论在街头巷尾无处不在。
在他们的眼中，所有其他的民族除了被掠夺的价值之外，一无是处。即便是那位在我们今天的书中被描述为启蒙者的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德尔也不例外，他把中国人与“冬眠的教堂老鼠”相比较，不相信他们有什么能力。他说：“在这个地区的人种绝对不会像罗马人和希腊人那样改变。中国人就是而且只保持着中国人的特点：一个从其根源上眯眯眼、短鼻子、扁平额头、胡须少、耳朵长而且腆着肚子的民族。所有他们的机制能够创造出来的，他们已经全都创造出来了。”
在欧洲，对于中国人至今为止给我们所造成的影响，现在没人予以重视，而那时，诽谤亚洲民族更是时髦的事情。在莱奥波德·冯·兰克的眼里，中国属于那种“保持永恒不动的民族”。而法国那位哲学家外交部长托克维尔则坚信，他自己明白，中国人何以如此，那就是：“中国人丧失了改变自己的力量”。
所有这类方式的辱骂通常大都是为那些身着盔甲的军人所作的前奏曲，以便他们随之能够毫不留情地发起进攻。那时的欧洲是一个由许多这样的国家而聚集到一起的欧洲，这些国家把前往海外杀人弑血变成了自己的第二本性。在王宫跳着华尔兹，可是在边境上却敲打着进军的鼓点。英国作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在其作品中通过小说人物讲出了一句话，一句当年许多英国人在殖民地问题上所说的，至少所想的话：“强者的权力就足以使其他的民族放下武器，这个权力对于大多数人已经够了。整个一代人的洗礼盆都是用血来注满的。”
原料和人力：工业资本主义诞生之源
在帝国主义者有可能开始之前，必须先形成其必要的技术前提条件。没有工厂就不会有批量生产；没有蒸汽船，就不会有世界远洋；没有炼铁厂，就不会有坦克；没有化学工业，就不会有燃烧弹。一言以蔽之：没有工业化，那么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以及围绕着它而引发的战争就是无法想象的。
最初是19世纪中叶那大量的创造性的发明，正是它们使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成为可能。“这个世界犹如一艘启锚的船”，哈佛大学的大卫·兰迪斯教授就当时的发展局势作出了这样的述评。毋庸置疑，并非整个世界都处在这种启锚、扬帆的状态，它仅仅发生在世界的西方部分，也就是一个只占当时世界人口七分之一的地区。
一个让人感到震惊的发展开始了，先是欧洲，然后是美国，如日中天。人均收入直到公元1500年还与西欧不相上下的印度人和中国人，却在这场为了富裕生活而战的竞争中，成了最大的失败者。知识在大爆炸，但是却没有在他们那里；经济在迅猛发展，但是却远离了他们的国度。
西欧人均收入在工业革命初期首次达到了两倍于中国人的程度。到毛泽东领导时代结束时，也就是在大约150年后，西欧的人均收入从平均水平上讲，已经相当于中国人均收入的十四倍。印度人在18世纪初叶，也就是在进入蒸汽机时代之前，所拥有的经济生产力不足英国人的一半。可是到了20世纪初叶，英国人的平均生产能力是印度人的七倍！原因只是由于人工生产的电力，它帮助西方人提高了生产力。
生产力中的这种飞跃是前所未有的。正是这种新技术把西方人从这个世界中分化了出来，而且先是欧洲人，然后是美国人因之脱颖而出。人类被分为技术上的赤贫者和新奇迹工具的拥有者。世界由此分化为无法追赶的不同等级。如此持续了百余年的光景，直到另外的那一部分开始了他们的奋起直追。世界经济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原始分化？为什么恰恰是发生在那个时代？为什么这种飞跃当时只发生在西方？
所有这一切都逐渐接近了历史学家所得出的结论：这种造成西方创造发明精神一下子释放出来的关键性推动力是偶然性。一种偶然激发出了另外的一种偶然，多种偶然性连锁反应的偶然性链条便由此而引发，这种连续的偶然性改变着这个地球的生活，时至今日依然如此。许多被专家们当作为确定性的东西而予以证明的，也不外乎只是在其结束后才这么设想到的。直至今日仍然没有人可以满意地回答这个真正的关键性问题：它们何以会发生在那个时代？何以出现在欧洲？所有这一切的发生何以是如此的排山倒海，而且是一种持续至今依然在改变着这个世界的爆发力？
西方的许多人认为，促使这些人成为创造发明家的原因首先当归属于基督教的劳动道德观念。有的认为，相对于非洲或者中亚来说，欧洲的气候更适合于人们进行创造发明。可是英国的濛濛雨和德国那变化无常的天气何以会比马拉喀什（摩洛哥的城市）的太阳或者上海的那闷热的阳光更有利于人们思考呢？也有人把它归之于地形学，认为是地形产生了振幅。英伦岛上和阿尔卑斯山脉中的泉水和岩石更富有自由度，因为就思考的自由度而言，生活在小地方的人远比那生活在中央集权控制下的庞大帝国的人，如俄罗斯和中国人，要自由得多。但是基于这种小地区的山民和岛民生活所提出来的生活方式，难道不正是那种为我们嘲笑式的称之为乡巴佬的生活方式吗？
第三种学派强调启蒙运动的伟大作用，其中包括高校以及科研机构所作出的社会性准备工作。但是为什么却是那位优秀的理发师和假发制造者理查·阿克莱发明了纺织机？为什么埃德蒙·卡特赖特，也就是一位原本靠牧师和写作维持生计的人，却作为涡轮驱动的水力纺织机的设计者而载入史册呢？为什么全世界在第一台可使用的电磁式电报机问题上感谢麻省的艺术家塞缪尔·莫尔斯？要知道，这位莫尔斯先生可是一位以油画的方式，不仅保留了许多田园风光，而且把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的形象永远保留下来的人。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他们自认为，自己找出了历史的规律性。他们说，早期的资本主义是基于自然本能而带来这些创造发明的，这一切原本是其自身发展的需求。所发生的这一切，均非理性之所为。由于纺织女工的体力被发挥到了极限，凭借她们的体力已经无法再提高生产力了，因此出现了“珍尼纺织机”。批量生产无法长期容忍以马车和小船给客户运送货物的方式，从而使蒸汽式海洋轮船和机车应运而生。如果没有电报通讯途径，人们何以与远在天边的美国人谈天呢？
但是，人类历史究竟从何时进入了理性阶段？如果人类历史上原本就曾经拥有某种理性天赋的力量，那么为什么我们自己却倒退回去，继续犯那历史上已经有人犯过的错误、去重复作那过去已经有人作过的错误决策呢?可见所有这一切在极大程度上依然是非理性的，中国的皇帝在公元一千五百年时竟然焚烧了他们自己的贸易船队，随之使这个帝国被封闭了数百年。也许，1943年2月的那个晚上，在柏林体育场的集会上，当这位历史的演说者提出“你们愿意进行一场全面的战争吗”的问题时，听众们应该给予“不愿意”的回答，可是，这样难道就理智了吗？
对于工业革命来说，所有被提及到的条件都是原因，但是其中却没有任何一个是决定性的原因。工业革命是一场偶然性的相互抨击、作用的结果，所有这些在其相互撞击、剧烈增加的过程中，不外乎作为偶然的因素。它们绝非什么世界精神，绝非什么确定性的必然因素，它们既非上帝，亦非上层政治。对于欧洲和美国来说，这些就是人们称之为幸运的某种机遇。即便是这种机遇，在某种程度上也需要更多的预备，这就像戈特利布·戴姆勒所经历的那样。
这位机械工程师被他的老板赶出公司，就是因为他在汽油发动机上没完没了的科学怀疑和提问，以至于这家工厂主无法忍受他的工作。戴姆勒继续研究，并且与威廉·迈巴赫设计出了他们自己的发动机，可那时在整个德国没有一家企业敢于生产他们开发出来的汽油发动机。最终，一家巴黎的机械企业以专利入股的方式同意生产，这就是工业革命，它是在克服所有这些错误之后所取得的进步，而同时也使人类由此而进步。
然而这样的事情只有一次：恰好那种发展，那种本身带有极大理性色彩的发展，在其诞生的历史进程中却是非理性的。有些令人费解的是，这就发生在西方人群中，而且所有变化中最大的变化就是那发生在人的内心深处的变化。
对事物的新认识：发现者变成发明者的动力
在18世纪的某个时间里，自然科学家们获得了某种可以感受到的突然释放。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成为数学家，而愿作神学家的人越来越少。家境殷实的市民纷纷在家里设立实验室，在那些曾经受人肃然起敬的俱乐部，如伦敦的皇家社团或者科学院里，聚会的是那些新时代的先驱们。在每次月圆之前的夜晚，月球协会都召集全体会员会议，因为人们在此所期盼的是那最大的灵感。聚会上所形成的新思维方式确实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在这些科学社团中，也就是在这些曾经出于把研究聚会看作为秘密社团而感到担心的组织中，形成了讨论平台和合作伙伴。许多杂志被创刊，科学家们很自豪地，而且第一次把他们对这个世界研究的成果以准确时间的方式报告了出来，而这些成果在此之前一直只是他们的个人秘密。这是其中的一点。
比较重要的是这样的一种意识的改变，那就是：那些到此为止一直对于通过观测而获得一些新知识、新问题感到自豪的科学家，再也不把自己只看作为现实的观察家，而是进了一步，要在改变现实方面搭上一把手。由观众变成了行为参与者，这些科学的发现者此刻也把自己看作为占领者。代替从显微镜和望远镜后面对世界的惊叹，他们要自己去作现实的创造者，因为现实对他们已经司空见惯，并且感到不足了。这些科学家们以此也就又返回到普通民众的阵营中，而民众此刻却也朝着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在欧洲，机械学校和科学讨论俱乐部犹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出现。发明创造的能手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他看到鸟就想着飞行；他观察鱼就想着一艘水下潜艇；他感触着水力和热力，就琢磨着，如何使它为自己所用。大部分的企业都热衷于，从实际中尝试着对数以千计的小产品进行改进。由此就给发明者提供了致富的最好机遇。申报专利的数量持续地直线上升，尤其是在英国。1770年时有300项专利申报，而1810年就已有1124项，而二十年后就有2452项发明创造被国家登记为专利。经济由此而摆脱了其冬眠阶段，向世界显示出了自己旺盛的生产力。这绝非是绝无仅有、少见多怪的异想天开，恰恰相反，发明创造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热点。
感兴趣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在这个世纪之前，人们热衷于对未知的动物、植物以及生活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的民族的发现，这些知识的渴望主要在于探求自然科学、数学以及天文学方面的规律性。经历了过去的那个远洋时代之后，他们开始向这个世界深处进发。19世纪也许可以由此而成为一个杰出思想和新生物诞生之最的世纪。技术革新在层出不穷，如驾驶汽车就是在这个时代第一次成为可能的，还如纺织品生产，也是在这个时代极大的简单、轻松化了的。尤其是，人的寿命基于显著改进的医疗保健而得到了延长。在19世纪末期，英国人的寿命比19世纪初期延长了12年。
正像稍微回顾即可意识到的那样，这个不同凡响的世纪也只是对欧洲而言。进一步讲，所有那些时至今日依然推动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绝大部分都是在欧洲诞生的：一名意大利人在1800年发明了电池；一名法国人发明了缝纫机；英国人在1838年把第一艘大型铁船送下水；19世纪20年代照相机问世。可以说，这块大陆上的所有民族都对工业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即便是那些人数稀少的民族也不例外。譬如：发明了达那炸药的就是一名瑞典人，而发明了船上的螺丝钉的是一名波西米亚人。
就这样，一个发明促进了另一个发明的诞生。如果没有纽约的乔治·韦斯汀豪斯的气动制动装置，快速运转的车轮就无法在短时间内停下，那么列车的运行也许就变得无法想象。如果没有瑞典人那新的炸药出现，那么经过阿尔卑斯山脉就没有办法实现。在持续九年的铁锹与炸药的交替作用下，15公里长的圣·哥达隧道问世了，而且在1882年，铁路部分剪彩通车。
也许，当西方人与一根导火索接上的时候，爆炸声和火花就无处不在。在加工领域带来最大突破的人当属亨利·福特，他作为流水线生产的发明家而载入史册。1913年时，他还没有想到这个流水线方式，而这一切其实只是出自于他杰出的剽窃或者照抄。一次参观屠宰场使他一下子恍然大悟。他看到，被宰杀的牛是怎样挂在钩上通过大厅转来转去地被加工，而每一道加工程序都由不同的屠宰小组完成：第一组剔除内脏；第二组剥下牛皮；未到第三组剔除里脊肉，牛的臀骨和肋骨就已经与剩下的肉体上分离开来了。最后也就只剩下了牛的骨架。福特把这个想法运用到汽车生产中去，不同于屠宰的是，他从牛骨架，也就是从汽车的底盘开始。他把发动机的浇注部分与驱动部分分别由不同的专业人员进行组装，而且在铺设线路之前，汽车窗户就镶上了，而门也被安装完毕。福特设置了一个四段式的安装生产工序，汽车组装从此由上向下逐步完成，以便安装大厅最终被作为自动化批量生产方式被确立。
眼前溜发生、所展现的这一切使当时的人们目瞪口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这位先于卡尔·马克思三十年出生的德国政治经济学家为这一代发明家撰写了一篇赞扬文章，他的赞誉至今依然行之有效：“你们使人们有能力，从深深的地下挖出宝藏，而这是人们以前无法想象的；是你们，让人们获得了这样的能力，与风浪去争斗，并且借助于那飞行速度最快的鸟，从一个地方飞往另外一个地方；是你们，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并且增加了国家的人口，你们的劳动成果所带来的幸福效益仍然在继续增长，而且将一代代的继续下去。”
车间工人：工业化时代的冲锋陷阵者
这一切使西方世界的总统、皇帝、部长和高层官员们很快意识到，对于他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来说，这些新技术所意味的就是一种丰厚的战利品。在那时，这些苦思冥想的发明家所追求的是出名；企业家所追求的是持续的增加赢利；而国家元首们所追求的不外乎是扩大他们的版图和权力。唯有那些用高技术武装起来的国家元首，才有可能把自己的贸易商船有目的、有成效地派往远方的国度。谁只要想着让别人以塔勒、英镑或者美金来给自己支付赢利，那么赢利的光环在不久的明天就会照耀到他的头顶。
对于宗主国的总督们来说，那些富有魅力的落成典礼和庆祝活动，远比他们的民主制度更具有吸引力。他们喜欢去工厂或者矿井参加剪彩；更乐于把香槟瓶抛向刚刚刷漆的船舱。那时所有的国家之间的合作，其实质性内容不外乎是要彼此显示，何处是未来的归宿。那个时代的世界博览会就是经济达尔文主义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欧洲人的远洋轮船公司在大西洋航线上围绕着那最快的“蓝色航道”展开角逐；“北德罗特”与“法国北大西洋海运总公司”相争，随之二者又联合起来与英国人的“白星线”海航公司相争。1912年4月14日到15日深夜，“白星线”公司先于所有其他公司而载入世界历史，如果其他公司那时也在按计划行驶在海上的话。这艘当时世界最大的远洋蒸汽轮在这次远航中没有抵达彼岸，轮船上的绝大部分乘客由于冻、饿而身亡。这“泰坦尼克号”之名作为无限遐想的真实标志而永远保留在人类历史中。
所有人都被惊呆了，但是也就几秒钟的时间！工业资本主义化之路是无法逆转的。在西方，到处是机器轰鸣，它们需要煤、铁矿和水，吞食着粮食、棉花、烟叶和木材，而最后吐出了武器、肥皂、火材、棉织品、香烟和食品等等。所创造的生产力记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那在1881年所发明的卷烟机，仅用十五台就足以满足整个美国的香烟需求量。直到19世纪初叶，尽管农民和手工业者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而且加班加点，但是年生产力提高的幅度也就刚刚达到0.15%。可是19世纪末期，生产力的年增长幅度达到了四倍。欧洲的铁产量仅仅在1870到1890年间几乎就翻了一番，而钢产量在1880到1890年间增加了十倍。
这个新时代几乎改变了所有的一切：从人们谈论的话题，到他们思维的方式；从观察，到感受以及居住。工业革命确实成了所有时代最伟大的革命。没有哪一个洲可以永远逃离；很少有哪一块土地不受触动；也没有哪一个人、哪一个党派或者哪一个国家可以持续地抵抗这场革命所带来的变化。“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这一切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就被这样毫不客气地给予了评述。
同时，这种恐惧远比这种剧烈的改变力要大得多，它所创造的，一方面是似乎没有止境的富有者，而另一方面是那与前者密切相关的、不受法律保护的、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的工人。作家查尔斯·狄更斯以此图描述了当时的状况：“一座机器和工厂烟囱的城市；一座带着黑色排水沟和紫红色、闪闪发光、臭气难闻的河流的城市；一座由镶嵌着大窗户的高楼所拼起来的城市，那楼房的后面，整日整夜的叮咚着、震动着，而且伴随着蒸汽机活塞一上一下的运动、撞击，它犹如一只深陷在忧伤、迷茫之中的大象的头。”面对工人生活区的这种贫困状况，像李斯特这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对这个社会以“野蛮、残暴”这样的词作出了批判性宣判。
资本主义的这座新圣坛犹如魔咒一般吸引着那些已经相对贫困化了的人们离开了农村，而重新再返回农村几乎是不可能的了。由于现代化的农业技术、方法，使得村庄里所需要的从业人数越来越少。未来属于城市。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在迅速缩减，到1870年时，已经有40%的英国人工作在工业领域。
美国紧跟着时代的车轮。1870年，美国从事农业的人口还在50%以上，生活在有2500人以上的城市里的总人数还不到美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工业人口总数已经提高到整个人口数的三分之二，至此已经有半数的美国人生活在城市。
可是，社会福利状况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因此，工会和工人党派在法国、英国和德国诞生，她们已经在为其会员、党员的权益进行抗争。所有国家的帝国主义者都恼火了。在1905年时，威廉二世感到国内这种威胁性的反抗已经严重阻碍了他那自豪而宏大的外交计划，以至于“我们由于这种社会民主都没有办法从国内抽调出人马去应对外部的威胁”。这使他愤怒，并决定以武力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且“首先枪毙这些社会主义者，要砍掉他们的脑壳，即便是血流成河，也不能让他们再造成影响。然后就发动战争，但是绝对不能颠倒顺序，而且不能用同样的速度”。
快、高、深：资本主义陷入危机
工业社会内部的矛盾对立明显在骤增。工厂的烟囱浓烟不断；机器和人在同步运转，而且终日不停；新的生产设备一口接一口地吐出成品。国内市场对于这些产品是太小了。如果仍然只是把它们的销售局限在某一个国家的话，那么这势必将不仅极大的束缚生产力，而且也将使工人的工资收入极大地受到扼制。
然而，这些新生的工厂主们却不管不顾，继续疯狂生产。这第一次尝试就显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预演未必能获得预想中的那种好的终结。这种新体系不仅在当年而且在今天仍然表现为没有节制，它在实践中从来没有出现过那种为理论家们所期望的平等。在19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的几十年中，英国的商品批发价格整体上下跌了45%。工会也第一次为眼前这样的两种现象所惊呆。这就是为我们现在才真正充分认识到的现象，即：降低工资所期待的是一个方面，而失业所期待的却是另外一个方面。垄断、独裁也属于其中的特点：谁为了争取权利去与他的工厂主进行斗争，最终却失去其所有的权利。这就是工业资本主义位于统治地位的时代。扣发工资、肉体惩罚以及随意解雇，这是当年的家常便饭。每日工作时间延长到18个小时，而且所有我们今日称之为福利国家所具有的东西，在那时根本就没有，以至于连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在1891年都不得不提醒世界上的这些新权贵们，“不可以把工人当奴隶来对待”。这足以说明当时许多工厂主是如何对待工人的。在那里有数百万计的简单劳动者，他们在工厂里如同牛马一般受人驱赶；他们从事着繁重的劳动，但是却没有人代表他们的利益。这种新制度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由于这种残暴的方式而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
这种工业资本主义自身似乎还带有某种真正的系统上的缺陷，那就是：这种工业化密集型生产设备所拥有的是向市场不断扩大的、规模性的产品供应，可是它所面对的却是民众日渐萎缩的购买力。或者换言之：工人们所生产的产品超过了他们所能购买的能力。
解决产品所面临的这种问题的方法只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抑制工业生产能力，这可是从来就没有被认真考虑过的事情。工业资本主义所赖以生存的就是人类那难以填充的天然的欲望。追求更大的赢利、追求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生活享受，这种驱动力至今依然有效。
随之也就马上涉及到第二种可能性，这也是越来越招人喜欢的方法：出口。因为那在国内找不到买主的问题，通过对外贸易就可在某种程度上即刻得到解决。即便是国内市场饱和了，那么生产者依然可以借对外贸易获得新的销售地。那在一个国家似乎无法销售的货物，也许在另外的国家、地区可以变成抢手货。而这种可能性首先就在于，这些所谓的另外的国家是远离生产国的，而且销售人员在开发这些国家的市场方面要采取不同于在生产国所使用的方法，譬如说，要更残酷些。
生产饱和伴随着其经济上的所有危机性表现，尤其是工资下降和失业，它势必给予所波及的社会造成恐惧感。不安定因素在蔓延，首先触及到的就是工人阶层。谁想避免国内战争，那他就只能作帝国主义者，塞西尔·罗德斯这位手握大权的霸主如此呼吁。也就是说，这些帝国主义者动用了其所有力量向陌生的国家进发。他们所热衷的是原料、生胶、锌、石油、咖啡、茶叶、金和钻石。他们对异国劳动力也是残酷榨取。无论是人力还是资源，他们都要以最廉价的方式攫取。既然已经出口，为什么不同时把商品、法律以及维持社会稳定、和平的警力等也一揽子出口呢？既然能够向异国市场供货，那么按照生产的原始目的，如果让生产国的人们能够享用，这不是也挺好嘛！
为了给这个新的时代铺垫通道，英国的联合舰队和皇家的大炮就派上了用场。在180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些年间，意大利把自己的版图扩大了250万平方公里；德国扩大了260万平方公里；法国扩大了900万平方公里，而英国则扩大了1200万平方公里。围绕着财富而进行的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行动正式开始之前，欧洲各国早已进入了拼搏的状态。
起初并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日渐接近的灾难。在那时，很快的就有1500万欧洲人被送上战场！这对于当代人来说，仿佛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事情。殖民地霸权移交的微风轻抚着欧洲人的灵魂，也到处在装满他们的财宝箱。他们没有花费太大的精力和费用，就重新瓜分了这个地球的四分之一。西方的富裕程度在提高，世界贸易经历了它暂时的辉煌。从1850到1875年，贸易商船的货运量翻了四倍，而且在随后的40年中又翻了一番。一个充满活力的欧洲此刻达到了其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权力和威望的顶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预演似乎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这块大陆巍然矗立、光耀照人。
处在疯狂扩张中的英国人
所有帝国主义者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没有羞耻感。他们作为占领者和被占领国的管理者，作为经济上的索取者以及冷酷算计的毁坏者所要作的就是，铲除所有阻碍他们的因素。什么文化传统、什么人的生存，根本不值得一瞥，帝国主义者原本属于一个深思熟虑的进攻者，在他们的眼里，同情感只是意志软弱者的托词。“如同雨云带来风暴一样，帝国主义者所带来的就是战争”，法国社会党领袖让·饶勒斯这么说。
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这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预演看作几百年来最疯狂的猎取财富阶段。本国民族也许因此而感到庆幸，如果他们只是作为苦力、官僚主义的帮手或者傀儡政府的成员度过其人生的话。他们所经历的在某种程度上犹如我们今天在屠宰场所经历的那样。据最新估计，在被西方国家占领期间，资源丰富的国家之一的刚果被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作为“私人殖民地”，仅仅在这里，就大约有一千万人死于非命。
战争一词在当时确实是口头语：价格战争、贸易战争、经济战争、殖民地战争等等，由此到世界战争的距离并不遥远。对于西方人来说，新殖民地国家的居民对他们而言，要么是顺从的劳动力，要么是炮灰，或者是消费者。他们的土地、森林只是作为无偿的原料供应地。他们的整个国家、全体人民都成为交换物，供那些强权者凭借武力选择，或者按照强者之间的协议和平进行分配。葡萄牙甚至尝试着，把它的海外占领地典当给德国。
当时，所有的霸权者都坚信本国民族处在上升阶段；认为通过尽可能多的扩大占领地，就能有效确立和保障自己的影响力和富裕程度。这曾经是世界贸易中的一种货真价实的疯狂变态，这种变态所造成的伤害和耻辱至今依然清晰地保持在人们的记忆中。世界贸易从第一天起，就不是一种友好的货物交换体系，而今所谓的友好在更大程度上不过是幌子而已。当年，社会上所笼罩着的是一种远古风格的侵略和消灭异族的气氛，人们经常所谈论的话题不外乎就是这些，而今人们将尽可能的对此保持沉默或者回避。英国早在工业革命前就是一个贸易民族，而它从开始贸易之日起，就做出了这样的一副榜样：只要别的民族在某个方面先于自己，那么英国人就焚毁他们的贸易商船和生产基地，以便摧垮他们的经济机制；为了一丁点儿的财富，他们就大开杀戒；他们所期望着的是，让所有能看得见的东西最终全部都落入到他们的小财宝箱。英国出口权力最重要的方式方法就是：武装舰队和商船同时开拔，而他们的武装舰队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当其他的贸易民族也同样拥有了强大的海上战斗力的时候，持续不断的海上之战也就揭开了序幕。对那些不仅工业已经发达了，而且在武力方面也不那么扭扭捏捏的国家，英国就寻求与他们保持友好的利益共享。对于世界上那些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相反则采取强占的方式，并把他们划归到大英帝国的旗下，作为他们销售和采购的市场。英国人在1882年占领了埃及；在1886年获得了肯尼亚；在1895年，英国王室把几个占领地区组合成了一个名为罗得西亚的殖民地国；在1898年又占领了苏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大英帝国已经占有了世界上20%的人口和面积。按照统计，平均每个英国人可以拥有八个随从；每平方公里的英国本土都相应拥有一百平方公里的殖民占领区。法国属于当时的第二大殖民地占领国，与英国根本无法相比：每个法国人刚刚能够配带一个被奴役者；每平方公里的法国本土，可以相对有十八平方公里的殖民地领土。
英国的海军守护着海上通道；进入未知领域，先派遣一支所谓的科学探险队，以便向当地的反抗力量了解气候状况和原料的富有程度。借助于军事装备，实质上首先是凭借着随身所携带的炸药，使他们横穿陌生国度。唯一可能遇到的麻烦常常是当这支科学探险队碰上了其他帝国主义者。
1898年9月中旬，当英国霍雷肖·肯特彻勒将军率领着五艘炮艇和一支由一千余人组成的科学探险队登上了苏丹的法朔达城（今名为：克多克市）时，这座城市的屋顶上已经飘扬着法国的三色旗。法军在少校让－巴蒂斯特·马尔尚的率领下，十周前已经控制了尼罗河，然而英军统帅阁下的自豪感依然未减。
法军想回避，但是英国人却要求他们说清楚。肯特彻勒将军要以大英帝国的名义，把非洲这块儿新大陆由北到南整个吞下。它的目标是用一条铁路把开罗到南非的好望角整个联系起来，以此把非洲的经济圈放在英国的旗帜下。简而言之，法朔达城作为整个计划的一部分是不可缺少的。
法国人原本也有一个类似的计划，只不过那是从另外的一个方向介入的一条路线。他们从西向东横穿这烈日炎炎的非洲大陆，经过长达14个月艰苦、疲惫的长征，刚刚获得了这么些成绩，却被拦截住了。巴黎的政治家们暴跳如雷，“如果放弃的话，那么这个位置就会被别人占据”，当时的法国总理朱尔·弗朗索瓦－卡米尔·费里就这样的为本国科学探险队的侵入辩护说。
而此时此刻的问题是：两个欧洲国家在非洲剑拔弩张、怒目相向，在侵略的企图上是一致的，那就是：苏丹绝对别想独立，也绝对不能只让两个侵略者中的某一个独吞。敌对的情绪在两国的本土上迅速上涨，以至于有可能在欧洲引发一场战争。经过反反复复的商谈，三色旗最终还是被降了下来。法国人意识到，他们的军事力量赶不上他们的霸权要求。在“苏丹和约”中一切都被商定好了：直至今日，可怜的苏丹依然归属于英国人；濒临边境的乍得盆地划归给法国人。当地的非洲人继续住在那里，属于他们的只有：是人，但却没权力。
德国：姗姗来迟的殖民主义者
那时的德国在世界政治上只扮演一个配角，最初是无可奈何，而后是心甘情愿的。以聪明的自我限制的方式，奥托·冯·俾斯麦把他在1871年1月所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对外宣称为“心满意足”的国家。“我们属于心满意足的国家，我们没有与人动干戈的需求”，他在1887年这么宣布。
此话有其理智的一面。俾斯麦把南部的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和黑森－达姆斯塔特等小王国与北德联盟构成了德意志帝国。这个到此为止相对比较小的普鲁士王国由此一下子变成了欧洲大陆上的大国之一。一个庞然大物在没有大动干戈、没有像其他欧洲霸主那样的毁灭性兼并的情况下产生了。这个新的帝国由此将不会被包围、被侵袭。俾斯麦向所有这些统一进来国家做出了保证，要维护它们的和平、权益。他绝非和平主义者。他亲自发动了三次战争：1864年与丹麦之战；1866年与奥地利和巴伐利亚之战，以及1870～1871年的与法国之战。而现在，他最需要的是，让新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稳定下来。这只能通过保持和平的方式得以实现。俾斯麦是一位聪明的政治家，他从不冒险。此刻的他心中明白，以什么样的刺激才能抓住国民的心。当时的情绪刚刚开始升起，许多人对掠夺和奴役别国充满幻想和疯狂。但是他知道，越是贪婪的人，最后获得的越少。
可是年轻的皇帝威廉海姆二世却不这么认为。俾斯麦必须在1890年3月下台，而且整个帝国马上开始实施新的完全不同的内、外政策。“我们不想遮住别人的阳光，但是我们要求获得自己在阳光下的位子”，德意志帝国的外交部长本哈特·冯·比洛公开了德国的愿望和要求。
但是，这位年轻皇帝的目光究竟应该瞥向何处？有什么样的猎物适合于德意志帝国的口味？非洲已经被分配完毕，而且这种既成的局面总还得持续几十年。自从在法朔达城达成了统一之后，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胃口更大了，他们要继续瓜分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被彻底瓜分的部分。1904年，欧洲的这两个帝国主义者商定，哪些国家由法国国际军来管理，哪些由英王陛下的皇家军来管理。对此，德国人当时特别恼火。
他们对这种霸权分配的原则并无异议。这原则只是人们借以进行政治活动依据，他们绝对可以用它大作文章。可遗憾的是，它没有把德国包括进去，这口气岂能咽下。在给他夫人的信中，德国外交部政治顾问弗里德里希·冯·豪斯丹直言不讳地写出了他的不满：“我们现在面临这样不愉快的事情，英国和法国将猛烈地进攻我们，而我们却置身事外，对于进行争取海外领地的事情无动于衷。尽管我个人并不需要获取这些领地，但是许多民众随之会呼吁，而且令他们感到迷惑不解的是，怎么德国什么也没有得到！”
也就是说，柏林所要做的是，重新铺开世界地图。印度已经被占领，非洲已经被分割，美洲咬不动，那么也就只有去亚洲了。拿下中国就成了德意志帝国殖民地政策的出师考核。
中国：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新猎物
19世纪的中国是一块肥肉。国家很大，但是实力却不怎么强；它的历史、文化传统很富有，但是军事技术却贫乏。中国的皇帝乾隆把西方人给推回去了，这是他所有错误之最。1793年秋，他坐失了与世界列强英国和平理解的最后一次机会。在此之后，西方列强打败了这个中央的帝国。他的国家那活生生的身躯，被人像死尸一般的抢劫、分割，其残忍之程度令绝大部分欧洲人至今依然感到目不忍睹。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无疑更是记忆犹新。
这一切是以贸易尝试开始的。英国国王的特使团于1793年9月抵达北京，前往大清的热河行宫，并且给乾隆皇帝带来了漂亮的礼物：一个出产于德国的天体运行仪、一架望远镜、一个气筒、一只透视镜、出自伯明翰和设菲尔德的钢、铁产品以及韦奇伍德瓷器等等。英国人想进行贸易。在眼前的这些东西中，究竟有哪些是新的、哪些是期待他回答的，北京的这位皇帝原本是知道的。可是，他却以鄙视的目光把摆在眼前的现代化给回绝了。“我们瞧不起技术戏耍，我们对你们国家的手工业产品也不需要”，他就这样写信通知英国国王。在信中，他还写了一些话，一些基于完全错误估计自己霸权地位而说出来的话，也是翻译基于英王的心境而根本没有翻译出来的话，那就是：“国王，你当顺我意愿行事、增强你的忠心并永保服从，以保你国共享神圣的和平”。
中国并非是自愿的，而是英国人使用了野蛮和强暴的手段。这个精明能干的岛上民族此刻便以商船向这个“中央帝国”进行走私贸易。难以计数的、大宗的鸦片在印度生产，然后运往中国，在高峰时走私量达到每个海运旺季就2500吨。中华民族似乎很快就被完全麻醉了。吸食鸦片不仅瓦解了这个国家，而且也导致了国民经济的崩溃。在城市里，瘾君子无处不见。据专家们估计，当时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染上鸦片烟瘾。英国人控制了这个国家，尽管其军队还没有介入。
当中国的皇帝下令全面打击鸦片时，与那尚未露面的侵略者之间的战争便不可避免了。英国人原本就一直等着这个开战的信号。此刻，那些出自于英国兵工厂的现代化的死神被发往中国皇家的军队。大炮在轰鸣。现代武器解决了所有的剩余问题。1842年8月，中国被迫与世界市场接轨。
在港口城市如广州、上海、厦门、福州以及宁波，英国人的贸易分公司开张了，而且它们都不受中国法律约束。香港作为赔偿成为战胜国的租借地。中国贸易商行的垄断被解除了，鸦片贸易事实上合法化了。在随后所赢得的战争中，英国人使这种“不平等条约”体系继续扩大。在商定此类贸易协定时，他们作为一方却控制着谈判桌的两边，那就是：他们降低关税，并按照他们的意愿设定有益于自己的贸易条件。那么随后，大英帝国何以如此地投注全力于殖民地霸权之争，这也就毫不奇怪了，因为战利品就像兴奋剂一样刺激着他们。今天那些来自于遥远欧洲的自命为中国人的和平贸易伙伴们，尤其是那些要求北京别忘记了人权的伙伴们，当年曾经是何等令人作呕地对待那四万万民众！
俄国人占领了满洲里；法国人拿走了北部湾（越南和中国南海之间）；日本人强占了弗莫萨（今台湾），并且要求清政府放弃对朝鲜的保护权；胶州湾和青岛港落入日耳曼帝国的手中；旅顺到了俄国人的手中；威海让英国人占了；而广州湾地区从一开始就让法国人给占了。海港城市上海所受的欺辱尤其严重，因为英、法两个列强在究竟谁对这座城市说了算的问题上又一次发生了分歧。
在西方，也许很少有人还能想起这一切，然而中国的每一名大学生对此心中都保存着一幅画。西方人责备现在的中国人侵犯人权的所有犯罪，其实都是他们当年先开始这么对待中国人的。中国就是因此而受到凌辱、欺侮并陷入贫困的。火药、接种天花疫苗、纸、瓷器、丝绸以及指南针等是在中国被发明的，可是在长达70余年的时间里，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度之一，却一直作为西方国家的自助仓库。除了日本之外，亚洲人的生活水平从19世纪初叶到20世纪中叶几乎没有任何提高。这块大陆保持了150年的停滞、沉默。
中国人的每一次起义都使这个国家的状况又恶化了一些。他们进行了反法战争，结果越南北部成了法国人的管辖区；他们出于自卫与英国开战，结果失却了自己对缅甸的影响；他们抗击日本，结果却使朝鲜一下子成了日本势力区。1900年夏季，淳朴的百姓掀起了反对被占领的运动。“驱除鞑虏”，开始了抗击西方入侵的呼吁。这场群众性起义活动被西方以义和拳起义之名而诅咒，因为起义者中的许多人来自于农村的义和拳组织。而义和拳起义最终也被一支国际联合军所镇压。作为屈从的另一个标志就是，中国人的“赎罪使命团”必须前往位于波茨坦的威廉大帝二世的皇宫，以便就起义之事表示道歉。
那曾经令人感到骄傲、自豪的中国，此刻所拥?的只是一个独立主权国的表象。语言、文字以及警察队伍依然保持，但是北京的政府却不再是家里的主人。西方小庙里的幽灵把持了这里的政府管理。中国，这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泱泱大国，成了西方的一个半殖民地国。
世界经济一体化里程中的第一份报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这些欧洲人是想获得更多的财富和额外的霸权，然而最后所得到的却只有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和毁灭。这场世界性殖民主义最终才露出了其从经济上原本是一笔最大的错误预算的庐山真面目。所有那些早就实行此类现代化的国家、社会，终于认识到自己几十年陷于持续的焦躁、激动、愤怒和恐惧不安的状态。最后的结果是，恶化的恐惧和超级霸权的美梦引发了两场残暴的战争，而第一场就已经被称之为不该发生的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事实上是一场欧洲战争，因为它是在欧洲被挑起的，并从欧洲燃向世界的各个角落，以便最后再反馈到其爆发中心、回归到那惨无人道的中心小组赛区。
在只有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欧洲公然两度沉沦于废墟和尸骨堆积如山的悲惨现实中。这可是一块这样的大陆，曾几何时，它以其大量的发明创造深刻影响、震撼了整个世界，并由此而在这个世界上形成地动天摇的连锁反应！可它此刻却又陷身于火海！在柏林，从数公里之外，您就可以望见那座纪念教堂的废墟，因为那围绕其残缺躯体的周围早已经全部塌倒。即便是所有那些在伦敦城里被炸毁的建筑物重新站了起来，但是在纽约的世界经济中心，所有在这场战争中所带来的东西将永远被保持着。有鉴于欧洲的战乱，这一切也许需要安全保障，而且也在海外给它们找到了保险箱。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以一千五百万人的死亡而告终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交出来的却是一张死亡达六千万人的报表！自从1945年5月以后，决定欧洲命运的权力握在了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手中。联邦德国靠美国运送食物，而东欧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唱着国际歌。
朗朗天空构不成那军事包围圈，那持续十余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为它创造了前提条件。而和平的商品交换也就仅仅发生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英国人生产手绢，葡萄牙人生产葡萄酒，用手绢去交换葡萄酒，这对双方无疑都是有利可图的，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就是这么写的。这也许不失为一件好事情，可惜实际生活并非如此。当卡尔·马克思低估了资本主义的聪明才能时，大卫·李嘉图却把它看得太高了。
那种不惜一切只求赚钱的体系需要一种有效的制约方式。它的任何越位或者违规都有可能导致货币流通的危机，而且任何理智的经济都有可能被它送上断头台。如果霸权问题成了主题，那么世界贸易那错综复杂的成就体系的运转就会炙热、爆炸。世界也就随之归属于了那些军事强者，而买卖人也就毋庸置疑地成了人类屠宰场的财源。
如果允许我们把欧洲那段历史的一个错误作为前车之鉴的话，那它就是：工业革命未必一定伴随着政治思想革命。发明创造和苦思冥想尽管加速了经济领域的发展，但是国家却依然停滞不前。民主还处在萌芽状态，政治上的强者可以肆无忌惮、任意横行：民族与民族对立，军队与军队抗争。美国从远方关注着，有担心、有害怕，但是对于日渐增大的机遇却暗自高兴。
围绕着彼此和平相处问题，欧洲人当年所犯的错误难以计数。没有人想去进行和解尝试，缺乏的是进行调解的意愿，尤其是缺乏能够进行疏通、中介的机构。没有欧盟；没有联合国；也没有任何有影响的货币基金组织。八国首脑联席会议和二十国首脑联席会议还没有诞生；世界货币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别说诞生，就是连这个想法都尚未形成。相反，路人皆知的是：教会早就失却了它们的感召力，狂热的民族主义正在上升成为替代的宗教。冲突在上升，安全感在跌落。
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十余年来在不断炙热化，因为那增长的财富从一开始就孕育着一对这样的卵生子，它们寸步不离，那就是：恐惧。哪里有生活水平的改善、提高，哪里就会出现这样的担忧、焦虑，保不准下一个月这一切又可能成为过去。时至今日，对富裕生活的追求和担心失却财富的恐惧，依然是这个新时代历史的两个重要的驱动力。
英国王室的影响力早已经萎缩。迅速从岛民上升成为世界霸主的腾飞也同时很快地超过了它们政治和经济的承受能力。海外的新竞争所需要的是绝对实力和新鲜感，从直接经济利益上它们常常不值得。除了征服的费用之外，还有占领后的开支，尤其是后者的增长速度有时确实是难以预测的。谁要是指望着每获得一个平方海里就能为本土扩大世界市场增添一块儿砖瓦的话，那它就会大失所望。英国人对于世界经济的意义在萎缩。德国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早在1913年就超过了英国。
单就人口数量而言，德意志帝国那时可就称得上大块头了。在1870年时德国人口还是四千万，而到战前增长到六千五百万。在欧洲唯有俄罗斯的总人口超过德国。由于其在地理上所处的中间位置关系，使德意志帝国尽管是所有政治冲突的中心，但是从贸易上总是有利可图。德国?工业成就快速提高，很快就超越了其周围国家。战前德国铁炉所流出的生铁，超过了法、俄、英三国生铁产量的总和。诞生不久的化学工业也是光彩照人。那时，拜耳（Bayer）、巴斯夫（BASF）和赫希司特（Hoechst）三家所生产的工业染料已经达到世界总产量的90%。
这些大型公司构成了一个这样的舞台，一个使德国所有党派中的民族主义分子得以表演的舞台。“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必须开始殖民地”，德意志帝国总理比洛向他的国民们发出这样的号召。自由主义政治家弗里德里希·瑙曼认为，“在德国的组成部分中闻到了春天的新气味”。这个向前奔波的德意志帝国在某种程度上就这样开始了起跑，但同时也是在进行着垮台的准备。在俾斯麦建立了德意志帝国不久，这些企业就开始了它们疯狂的幻想。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开始于萨拉热窝，而是起源于欧洲的中心。
为民主敞开大门：皇帝和将军们最终交出了一个倍受煎熬的国家，那旧日的民族仇恨之种，已经被重新深埋在耕作层中。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党员从他们的君主那里，获得了足够的营养。
其他的欧洲人也同样从根本上算错了账。那为他们所热衷推行的殖民地政策，并没有带来持久的财富。法国作为当时第二大殖民地国家，早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就已经成了失败者。尽管从1871到1900年，法国帝国主义者把它们的殖民地扩大到九百万平方公里，可是就是在这同样的时间里，它在世界生产总额中所占比例下降了20%。人们由此也许可以看见，大概这些法国人不会把他们在土地面积上的赢利转换到经济上去。它们的相对意义实际上是在萎缩。
法国人当时已经是一个政治民族；他们的虚荣心确实远比他们的经济成就大得多。如同其他的殖民者一样，他们不断地用自己的经济资本来兑换政治声望。他们之所以如此就是寄希望于，这些兑换最后能够获得经济上的红利，可是事实却未能如此。大量的钱财流入殖民地，尤其是给了那些不同的同盟国，土耳其、俄国等从中获益匪浅。与那受人憎恶的德国人相反的是，他们早已为那慷慨大方的巴黎政治家们所娇生惯养坏了。所有这些政治上的奖金从来就没有算过利息，法国外交政策的红利一直是苦不堪言。在世界大战的前夜，法国工业生产能力不到德国的60%。同样，法国作为农业大国，其每公顷农产量也就是德国的65%。在工业化进程中，面对德国和美国的竞争，法国是处在相对的逐渐贫穷化进程中。
意大利从一开始就是在追逐现代化的末班车。1913年，其工业生产总值是英国的六分之一；是德国的七分之一。在世界工业生产的这块大蛋糕中，意大利人在这个世纪的末期充其量也就能够占一个2.5%。这个份额甚至一直保持到世界大战爆发前都没有变动。那执掌这个国家的家族长老确实在家里是很有权威的，但是在世界政治领域权力却有限。意大利是一个工业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家。
俄国错过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曙光。早在工业革命开始前，俄国作为经济大国仅次于西欧国家，但是后来就被落了下来。尽管欧洲大陆的西部已经富有了，可是东欧和西欧之间的距离在起初并没有真正拉开。在1700年，西欧（英国除外）人均收入大约高于东欧的60%。120年后，这个距离基本上还保持原样。随后开始了所谓的大陆漂移，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纪转换之后，西方国家的情况上升到两倍于它们的东部邻国。东欧的国民不仅发明创造比较少，而且也不重视其他国家的发明创造成果。这里的农民尽管看到邻国在大面积作业、生产方式在变化，但是他们却根本就没有兴趣去学习、模仿。他们只当观众，不介入这发展的世界历史。
西欧人在自己的家门前原本早就能学习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教训：这个世界曾经是紧紧相连，但是同时又裂痕很深。很快的，借助于那与西欧对立的模式，俄国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写上了失败的一笔。经济上的差距是政治和军事疏远的前奏。欧洲大陆经济上的分化是后来形成两部分的根源，早在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登上政治舞台前，欧洲大陆东、西分化的局面就已经被规定好了。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预演何以必须失败：错误的起点
日渐激烈的世界经济大战首先意味着英国的衰落。亚当·史密斯早就意识到，维护殖民地需要付出相当高的代价。“我们国家领导们最终要么实现他以及许多国民所作的那金灿灿的美梦，要么就得从这美梦中醒过来”，这位国民经济学家就是这样呼唤自己国民的。如果大英帝国的那些省份对于维护这个帝国毫无益处，那么就应该放弃它们。可以说，英国获得了很好的建议，威望与计划必须与自己的实际状况相符合。
可是，英国国王什么也不愿意听，什么也不想看。他沉醉于殖民地的高烧之中，即便是掠夺所带来的资源与为之所耗费的财富在价值上持平。那庆祝征服其他民族的欢呼声使英国上下对眼前那日趋下降的趋势视而不见，因为这种衰落与经济权威的膨胀与时俱来。而他们所获得的战利品不外乎是：大片的沙漠、高山峻岭、无法穿越的热带森林，还有那数百万计的人，而这些人不仅远离欧洲大陆，而且他们上交给占领者的只能是那些必须给的。
对于英国精英来说，继续这种殖民地制度可以列出许多的理由。军界愿意让这种制度继续发展；殖民地的行政长官自然把它说得非常重要；远洋公司靠它呼吸。但是，这一切却无法推动价值创造的发展。恶作剧式的，至少从背面看上去似乎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强国正在谢幕，一天一步地退向幕后。随着持续的监督、管理和平叛，这个国家耗尽了它那令人羡慕的经济资源，也因此而无力去改善自己的生活了。
只要您想看，那么就能目睹当时的状况：这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模式是一种以征服民众和大陆为宗旨，并且要充分利用这些被征服的人、物和资源的模式，可是操作起来却是一件无利可图的事情。抢夺从一开始的投入就很高，随后的维护稳定还得付出，可是整个殖民地区的生产能力却在下降，因为所有的新广告投入充其量只是在振作士气，而不是用之于生产。
最后，英国再也不是掠夺者，而只是守门员。殖民地的3.5亿国民绝对不会甘为四千万英国人的奴隶。在遥远、广阔的殖民地国家中，突发事件此起彼伏，印度的暴动、起义一个接着一个。几乎在每次重大的胜利之后，尤其是当女王维克托利亚被任命为印度女皇后，很快就得为那失却的稳定付出代价。三分之一的印度占领区直到50年代末期还需要第二次征服。大英帝国是富有的，尤其富有连绵不断的武装冲突。在伦敦，人们把装模作样称之为“共同的兴趣、利益”，原因何在？这持续不断的武装冲突对谁有益？用这些钱财和能量有什么不可以建立的，甚至足以建成一个稳定的世界帝国。
然而，那造就了英国童话般却又真实崛起的发明创造精神似乎已经凋谢了。资本主义原本所具有的核心能量是，由划时代的思想、观念中产生经济奇迹，而经济奇迹又生成技术的飞跃。可是此时此刻，它却失去了其所长。这里的人们却只是相互依靠：本土人士寄希望于殖民地，而殖民地的人们却指望着本土。大英帝国就这样经营着它的本土、附属国、自治领地、战略要地以及移民地区，以难以计数的支出，换取少得可怜的回收。与后来的美国公民持续了五年的炙热战争，它耗费了英国的巨额资金，如果把这笔资金折合为今日的价值，那就是2.34亿英镑！即便如此，然而在1783年所结束的战争依然是以放弃这个利润丰厚的殖民地为代价。英国人感到倍受耻辱，而美国人却终于获得了自由。美国随后很快就强大到足以从经济上战胜其原来宗主国的程度。
英国人没有考虑着，对自己失败的原因去进行分析。当然，他们既没有喘息的机会，也没有反思的时间。政界、军界以及皇室成员都想方设法去忘却美国独立的不快，他们因此要尽快地又对其他的民族开始掠夺。在伦敦，人们开始谈论“大英第二帝国”，这种说法是就其重建而言的。
殖民地的疆土在扩大，其中也熔化着世界强国财政预算的动人幻想。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标志着大英帝国的高峰和转折点。在伦敦的水晶宫里，英国的展品几乎可以获得所有的奖品；但是它们在1867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仅仅获得了10%的奖。那数十年前所燃烧的激情在这个国家的生产、创造中心消失了。当年那把杰出的思想、观念在国民经济中转化成巨大生产力的动力也明显减弱了。我们可以想见的，也就是我们今日在有些民族中所发现和经历的：生产创造的核心在熔化，那么它的外表很快也就会冷却下来，随之那滚动的车轮甚或出现某种撒气过程，一个原本丰满的国民经济从而也许在短暂的时间里就会抛锚。
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就减少了一半，到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它在世界经济中也就只有14%的份额。它变成了一个处在衰落中的社会，再也无力与新型的处在上升中的美国进行较量了。一个世界强国在退伍，而另外的一个则问世了。美国的崛起和英国的衰落是相辅相成的?世界“经济霸主”，这个按照法国经济学家佩鲁的观点具有普遍性的说法，由此再也不属于大英帝国了。这种新的“世界长老”随着美国而继续发展。
在1870～1880年的十年间，美利坚合众国的经济实力是人均增长率为2.7%。英国人连它发展速度的一半也达不到。就这样的继续发展到了世界大战的前夜：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是30年一直保持人均继增1.5%的速度，而英国人在这同一时期所创造的成就还达不到美国人的三分之二。大英帝国的相对没落已经开始了。美国由此取而代之一跃成为最重要的世界强国，而且是绝对的强国。一个新的超级强国在向世界展示自己，尽管在19世纪末期时情况还不太明确。
一场大规模的人类残杀完成了基本的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状况和地位比以前又好了许多。早在1913年时，美国就已经生产了世界工业产品的三分之一。仅仅过了五个年头，这场战争几乎把欧洲变成了一块不毛之地，美国在世界工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由此也就上升到50%。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是那场在一战之后二十年所发生的战争，使欧洲告别了这个大型舞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这些欧洲的霸主们以其总数不到当时世界10%的人口，统治着全人类的三分之一。整个非洲和亚洲的三分之二都归欧洲领导、管理。当列宁把帝国主义定义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时，他确实太抬举它们了。事实应该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垮台的前兆。
帝国主义显然是自由经济制度崩溃的前一个阶段，它的终点就是非洲的大部分、欧洲的半数以及亚洲的大面积的社会主义化进程。昔日的欧洲当时也许在经济方面有可能成为一个世界霸主，但是从政治上确实是勉为其难。这里有的是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但是却没有欧洲人。蒸汽机的时代尽管取缔了马车的时代，但是这些国家本身并没有变化。它们依然是保持着那马车时代的国家。尤其是德国和英国进行生死决斗，直到两败俱伤、都奄奄一息为止。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也就是欧洲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中所显示的那些，压根儿就没有任何和平的保障。也许人们可以这样简单地概括表述为：欧洲的崛起是苦思冥想者、技术人员以及商人们的杰作，而崩溃则是因为为军事武装和政治家透支太多所开出的账单。西欧帝国主义者垮台了，富裕的生活退化了，法国和大英帝国落下了它们在世界舞台上的帷幕，德意志民族的国家第一次丧失了自己的尊严，并且最终丧失国家主权长达几十年。对于所有欧洲的参与者来说，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预演从根本上是失败了。尤其是一个当年的殖民地国家此刻雄赳赳、气昂昂地站了起来。
第二章美国的世纪：一份财务报表
一个毫无思想准备而建立起来的国家
在北美诞生一个世界霸主，这是当年没有人会相信的事情。1620年11月，一拨衣衫褴褛的人们乘坐着“五月花号”登上了大英帝国的这块殖民地，在世人的眼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清教徒、梦想家、撞大运者，这些人绝非是那种能够创建一个国家的人。就像后来成为大西洋运输业的新生力量的那些人一样，他们来自于英国以及欧洲的其他国家，踏上的是一条陌生而且未知之路。在他们之中不乏那种被乡邻看作为怪僻者和常有理者，说得好听一些就是所谓的理想主义者。与其说他们是在这里登陆，还不如说他们是被搁浅在这里。要想在家乡人中找出一个想念他们的人，那可真是难上加难。
他们寻找新的殖民地、金子，寻找更大的幸运机遇；所有他们所寻找的，可能会超过他们所携带的，因为他们在故乡原本也差不多是一穷二白、一无所有。投入到这种外出淘金热的也有乌克兰人、俄国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埃塞俄比亚人和阿富汗人，他们把自己的亲人留在家中，孑然一身到西方或者附近的大城市去，从那里给她们生活邮寄去某种新奇的变化。幸运对他们眷顾的程度那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就是当年移民者的特点。他们获得了所有他们期望得到的东西，那富有的状况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其中的一些成果时至今日依然供养着所提及的民族。
他们登上了世界最大的、最肥沃的、气候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他们遇到了大片的金矿、油田。面对这里的一切，他们自身也特别的努力和勤劳：在时机成熟之际，他们把工业革命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其发展之快令老态龙钟的欧洲人目瞪口呆。他们在田野里矗立了电线杆、铺设了铁轨，他们还发明了汽车批量生产技术。他们不仅形成了一种为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称之为“巨大动力”的东西，而且建立了在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最大的帝国。在今天，美元依然决定着世界经济动向；美国的财政系统依然是世界的基准。如同罗马的副执政长官一样认真、严肃的是，美国的五个区域指挥官分布在这个地球上，分别对欧洲、拉丁美洲、中东、太平洋地区和北美地区负责。美国在境外的驻军今天还有32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1700年时生活在北美殖民地的人口总合。这些驻军所担负的任务是人道主义的介入冲突（维和）、帮助受到冲击的国家重建，以及那绝对的理所当然的任务：讨伐、剿灭所有那些有可能危及美国经济和安全者。
令人惊奇的是，美国竟然发展成了一个这样的超级大国。尽管今天有人一再宣称有先见之明，可事实上在此之前，那走到世界前列以及建成富裕国家之路并没有显示出来。那所谓的预兆不过是从回忆的角度出发所写的历史，因为这些回忆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些冒险活动的结局。实际上，在开始时所显示出来的路径却是五花八门的，其中也包括了灭亡之路。而适合于一个强大的、持续上升的强国发展之路，有时甚或比其他的路径更为艰难，因为这些移民最初对于这个新国家的体制毫无思想准备，甚至连这样的一个愿望都没有。
他们原本是逃离了家乡的，因为与国王、教会以及所有其他方面的大量冲突使他们筋疲力竭，而且也一无所获。他们已经没有在这个控制着世界的帝国之中获得成功的兴趣了。他们属于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新教徒，所有皇家以及西方议会、政府那冠冕堂皇的礼仪、习惯都被他们看作为故作姿态，仿佛他们早就要考虑着进行改革。他们有意识的寻找回避，希望在大环境的背风区实现他们那小小的幸运，说大一些，也就是那么几个信徒们所共识的幸运罢了。
在新领地中那艰辛的生活也使得他们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也是值得说明的原因。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肥沃的海岸线；站在他们身后的，是一望无际的土地，横穿它首先就需要马和敞篷车。这些移民们既没有军队，也没有宪法。为了生存而拼搏的现实不允许有精神上的享受。土著印第安人为了寻找食物在这块土地上漫游，从而到处都与这些新来者发生冲突。印第安人求生存的愿望与要把这块土地据为己有的新来者之间形成了对立。现实经常就是如此：一种新文化的诞生总是从打碎旧文化开始的。自从第一次交锋时起，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90%的土著印第安人消失了，其中绝大多数死于那些被带进来的疾病。而残存下来的也都被限制在指定的居住区，或者被作为活玩物继续获得生存。那位名为“坐着的公牛”的美洲印第安领袖是传奇人物，可是他最后也只是以西部惊险片中的一个角色而告结束。
这些新来者不允许别人靠近自己，以此使自己形成了矛盾对立的两重性格：一方面是虔诚而勤劳，又乐于助人；另一方面他们如同是硬木雕琢出来似的，极度地奴役和压迫那些先于他们生活在这里的人。土著印第安人几乎被灭绝，而从非洲押运来的劳工奴隶必须一直工作到倒下再也爬不起来为?。在1776年的“独立宣言”刚刚签署后不久，那后来称之为美国的国家拥有大约三百万国民，但是其国内的奴隶总数却是五十万人。
但是，这并非意味着，这些人很快就超过了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美国在其建国80年后，还明显地落后于其原来的宗主国英国的水平。英国是作为工业革命的先驱而出现的，而且自工业革命以来，它统领整个世界百余年。此外，起初的美国就连一种把那些来自不同地区、国家的新美国人联结起来的力量和方法都没有，更不用说建立一个国家的设想。美国期待着这种融合，也就是寻求自己的国家归属和认同。人们摆脱了传统的以人种认同的方式，而去寻求其他的认同方式。在今日的纽约和大西洋沿岸的居民地，主要聚集着荷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而宾夕法尼亚曾是德国人的中心，英国人迁居到北海岸地区，苏格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及一些德国人散居在西部的中间地段。譬如，由于担心德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发出了“消除陌生感”的警告，因为德国人总数达到9%，尤其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甚至达到居民总数的三分之一。
那些后来称之为美国人的人们那时所努力着要保留的，原本是大英帝国国王陛下的统治。可是，自从大英帝国把矛头指向这些移民之日起，这种效忠于英国国王的向心力就迅速的下降。苦于其殖民地政策的高昂费用，因此英国的国王乔治二世要寻找新的收入来源。他由此而把目光转向了北美殖民地，这是一块儿经济发展很好的地区，开始对这块儿地区实施新的税收条例和海关规则。那些过去一直是十三个殖民地之间直接进行的贸易活动，国王现在却要把它们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因为英国人不喜欢在竞争中让人卡住脖子，所以他们还禁止北美殖民地从事某些产品，如服装、钢铁等的生产，甚至对印刷品实施了特殊税，其中包括报纸、日历、证书等。为了征税、敛财，就连国王也开始建立自己的皇室官僚机构。
谁要是厚颜无耻伸手索要，就别指望着听到那被榨取者的叫好声。对大英帝国的好感在下降，对宗主国的忠诚开始消失。英国财政局首次被用焦油涂抹，为的是让他们随后到鸡毛湖中去洗澡。焦油和鸡毛在当时的美国是被用来表示反感的形式。
一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由双方精心策划组织的独立战争的具体细节，并非我们这里所感兴趣的问题。八年战争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的一副情景：英国人以夷制夷，用当地土著印第安人和大量的奴隶联合军来对抗美国联军，使得他们一直到最后依然都有胜算的希望。只要那些美国联军不是一直为华盛顿所统领的话，那么英国人的胜利原本也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由二万人组成的美国联军几乎被击溃，当华盛顿在他最危机的关头向英国的最大竞争对手法国求救时，美国联军只剩下五千人。法国人很快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先发出军备和粮饷，随之就派遣了六千人的新军。结果已经可以感受到了，法美联军节节胜利，而英国所得到的与其说是一场军事上的失败，不如说是某种史无前例的政治耻辱。2.5万移民阵亡，但是美国自由了。接下来的一幕就是需要坦然承认的事实：美国还不知道，用自己刚刚获得的自由来干什么。
就是为了让自己说了算以及面对危机的自卫行动，一个国家诞生了，尽管原本没有人想创建它。这些移民创造了某种国家的标志，而他们从内心里却又不愿接受它。他们很快地就已经热衷于某种升旗礼仪，而这以前在英国可是被他们看作为愚蠢可笑的东西。他们开始关注自由权力和宪法的目的，这一切都是他们以前所反感的。他们要寻求相互接近，尽管在他们的人生中至今还没有过。“我们要么抱成一团，要么各走各的路”，据说富兰克林就是这样呼吁自己的同胞。一个国家就这样的在毫无思想准备的状况下被建立了。整个的诞生过程并非像今天美国人所津津乐道的那样，是由富兰克林、华盛顿和杰斐逊建立，而是由当年的列强法国和英国建立的。它们一个用其海关政策和税收政策煽起了独立战争，而另一个令这场战争胜利结束。没有英国就没有战争，没有法国就没有胜利。如果想严肃的对这段历史进行记载，如果想修改那至今为止依然不合实际的历史记述的话，那么应该提请注意的是，应该把英国的乔治三世和法国的路易十四的名字作为国家奠基人刻在美国独立日上。那么。美国的小学生们也许从一开始就学到，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是巴黎政府的一份礼物，那是法国人通过拼搏而获得的自由象征和记忆。与此同时，那欢庆的日子也应该与史实呼应：是1783年9月3日的第一份巴黎和平协议确定了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而1776年7月4日所宣布的只是单方的意愿。后者只是意向，并非双方签字的正式协议，也不像人们今天所看到的情况。
“美利坚合众国”最初不外乎是一个幌子。尤其是十三个殖民地的统一对于他们有些不知所从。让他们结成一个松弛的友好协会，这难道不是当年的许多政治家所期望的吗？或者形成一个联邦国家，而每个联邦都有自己的权力中心，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挺好的方式吗？任命一个富有威望和权力的总统，也许是一个有助于解决这些移民者问题的最好方式，或者这些政治家们有权力，可以对这个“君主国的婴儿”进行监护，不是吗？何去何从，这些移民对此不可能有决定权。
这场战争只是掩盖了这块大陆内部的矛盾、分裂，并没有消除和弥合它。一个国家诞生了，但是它却是在没有国家设想、没有国民、没有国内各州共同认可的税收权威的情况下诞生的。它只是一个躯壳，在这个躯壳里缺少的是凝聚力和控制力的核心。
一个几经风雨而诞生的超级大国
如果这段历史在当时就那么简单的定格的话，那么在美国也许会发生许多其他的可能，可惜事实并未如此。如果不是内部的冲突和矛盾迫使这个国家一次又一次地去解决自己内部问题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根本问题也许就会被搁置起来。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今天的美国充其量也许就只能说是一个“失败的国家”、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
自第一批移民达到之后，240年过去了，可是要想成为世界霸主，它还需要具备三个最基本的条件：首先，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家政权，它既非英国那宫廷礼仪式的，亦非普鲁士官僚主义式的，但是一个在最后有决定权的领导是必须的，譬如在战争中要有人指挥、命令；其次，结束各自为政的状况。譬如在海关、货币和税收问题上要统一。要拥有一个可以实现规模集成生产的工业基础作为前提。只有大规模的，也就是从西海岸到东海岸、从北美洲大湖群伸展到墨西哥湾的国内市场，才会使庞大的魔力得以展现。这也只有在资本主义上升的时代，也就是在规模生产的时代，才有可能。
这第三个条件是最难形成的条件，但它也是最重要的条件。它的重要性就在于，所有其他的一切都得取决于它，故此引入一个详尽的解释也许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值得的。
围绕上述这两个问题也许会迟迟形不成统一意见，其症结就是以何种代价，为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助产。因此必须具备的第三个条件就是：终止奴隶制。这种长期、持续的奴隶制从道德上是卑鄙的，它带来了无穷的而且至今依然无法消除的伤害。可是，道德问题不是首要的问题。在此所要强调的是，奴隶制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讲，都属于歧途。奴隶制国家早就属于一种残渣余孽，而且属于一个灭亡了的时代。无论如何，一种这样的模式根本就没法满足新时代的要求。未成年的奴隶劳工充其量是努力的手工劳动者，别指望他们会有主动的精神去进行创造性活动。谁要是把自己的国民经济建立在缺乏教育的奴隶们的基础上，那它就绝对无法拔地而起。它充其量也就能建成一个以手工操作为主的农业国家。在此条件下，一个带有杰出思想的、富有创造性的中心就不可能形成，因为这样的中心只能由那些技术和自然科学精英们组成，而他们属于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和职员所构成的中间阶层。奴隶国家属于原始社会的遗孽，在这样的国家中，统治阶层尽管出身高贵，但他们在经济方面未必能有所贡献。
原创能力也随着主权和教育程度而继续上升，这就是创造的能量何以在开始时特别低的原因。不自由的人没有申报专利的权利；他们知道的很少，考虑的也很少，他们是没有地位的苦工，那少得可怜的工资使他们终日只能为饣胡口而奔波。别指望什么会从那些没有自由的人中诞生出来。一架高效的机器，它不只是在特殊、例外情况下带来技术突破，而是有规律的带来创造性成就。如果决定选择奴隶制国家，那这个选择者的所作所为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愚蠢的。大英帝国垮下去的教训就在于，强占者和被强占者之间无法对红利形成任何保障。为什么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和英国的贸易中享有所有的垄断权，可它在某种程度上却很快的衰败了呢？为什么非洲被许多国家的皇帝、将军们视为富饶的宝库，但却被他们疯狂地掠夺呢？为什么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英国每抢占一块海外殖民地，它的经济增长率在事实上就下降一些呢？按说它通过占领获得了许多人力，应该是走向富裕和权力之路才对呀！
在美国，那些聪明的人们看到了这些问题，但是他们仅靠自己的力量却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北部所承受的压力已经到了极限，而这种压力也就源自于这个新生的国家限制了经济发展、摧残了道德文明。可是南部却对此保持沉默。在沼泽地区，也就是那不仅诞生了大型烟草和棉花农场主，同时又孕育着疟疾病菌的地区，奴隶被作为主要的劳动力。在南卡罗来纳，奴隶性黑工的数量超过了白人贵族家庭的奴隶总数。
国家分裂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或者作为一种选择，那就是：重新进行战争。这次也许可以算作为所有战争中最残酷的战争：内战。正像很快就显示出来的那样，双方都想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拼搏。南部的目标是保持现状，并且力图终止北部那日渐形成的崛起梦。而北部的目标是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个要登上世界舞台去参与表演的国家。它为此必须具备这样的基本条件：应该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应该有统一的国内市场；应该是一个不仅以经济调解力为基础，而且重成就的社会。如果是别无选择的话，宁可付诸于武力也要建成一个这样的国家。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这些流亡者又一次经历了腥风血雨的洗礼。第一次，他们是作为移民而向前挺进，他们要摆脱那些反对的意志而作为国民。而第二次，他们要在这瞬间失却自己的国家存在，这预备过程和不确定的过程已经启动，而昨天也似乎已经被蒸发。最终，一个民族终于登?了世界舞台，她的强大令她有足够的理由坐在世界各国的最前排。
昔日的奴隶社会要解放自己
四年内战的结局证明了北部的强大，也以此证明这个现代化的美国是无可争议的胜利者：奴隶或多或少的自由了；他们有权进入议会；有权组建家庭；有权自己开办公司。南部白人贵族以往惯用的政策在国家法律的角度上被废除了。
新时代获得了胜利。虽然没有欢庆游行，但是欢呼声横贯佐治亚、密西西比、阿肯色、弗吉尼亚、路易斯安纳和田纳西等州。尽管那为许多人所要求的土地改革并没有实施，而且奴隶仍然被白人贵族家庭之间买卖着，但是，奴隶在这块土地上参与竞争的禁忌总算是解除了。修建公立学校，有色人家的孩子第一次获得了就学的机会。美国经历了教育的大爆炸，这一切都是美国力争成为工业国家而作出的贡献。1870年只有五万两千名年轻人接受过高等教育，而二十年后这个数字翻了三倍。南部的心态并没有改变，但是它也只能在民间艺术中找到自己的藏身之处。他们对于给整个国家打上奴隶制烙印的渴望虽然还没有被消除，但是所发出来的光却已经很弱了。美国尽管还忍受着疼痛，但是已经进入状态了。
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不仅战胜了种族剥削制度，而且使封建制度得以畅通。由此，美国发展、壮大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所有前提条件都具备了。自从“五月花号”登陆以来，美国就一直呈现为某种半国家、半幻想的临时组合状态。事实上也就是由此刻起，这种结构才开始确定下来，并且由国家的设想中形成了一个国家，而这几乎与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战胜了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同时诞生。
国民经济由此开始了繁荣。有关这个国家的迅速发展，人们也许可以像看温度计那样，从经济数据上很容易的读懂。美国的生产核心指数保持持续上升，其增长的程度很快就达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境地。国民经济自身形成了某种爆发力，它也使得这个国家有可能很快的在政治和军事上强大起来。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所形成的那种火山爆发式经济增长，就像人们在二战后的欧洲以及今日的中国所看到的那样。仅仅在1870到1900这短短的几十年中，其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了三倍；工业生产力增大了四倍。美国以这样的速度与世界贸易接轨了，这眼前的事实令英、法、德诸国家瞠目结舌。美国的出口总值在1870年是5亿美元，而1900年就提高到15亿美元，而1910年就接近20亿，并且在欧洲战争爆发后达到30亿美元。
只要您抓住这支温度计，那么就能读到那大宗的、惊人的数据。在从19世纪最后的30年到进入20世纪的那段时间里，美国农作物总产量提高了260%；原煤总产量提高了800%；用于铁路的钢轨产量的增大程度超过了520%，其他的发展就可想而知。与后来的超级大国苏联低水平的经济发展相比，单以铁路为例：第一次大战前俄国有铁路七万公里，而美国却达到四十万公里。
美国是一个在特殊风雨洗礼中而诞生的国家，它对外坚持独立，对内实行刺激发展，它把全面崛起作为目标。大量的人投奔向它，因为它提供了有助于个人富裕的所有条件；这些人都在那里定居了下来，因为这里给予了工作、土地和个人自由。形成超级大国的生产核心指数也因此而迅速的发展、增大，因为持续不断的有带着新思想、新观念的人加入到这个国家的行列中来。整个社会所流行的成就感激励着他们，他们那让自己富裕起来的意愿促使他们从零开始，创造出今日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这个国家发展的意志力是我们无法具体测量的，但是加入到这个国家的人们所带来的贡献却是不胜枚举的。仅仅在1870到1890年间，美国常住人口就增加了50%，达到六千万人。这些新来者都不失时机的投身到那些位于匹兹堡、底特律和克利夫的工业区。在那里，他们先是为高炉冶炼作出了贡献，而后又在汽车工业生产领域添上了一笔。1870年时，外国工人在工业生产领域大约占30%，但是到19世纪末已经达到了60%。这些移民不仅在劳动、工作着，而且同时也在省吃俭用的积蓄着，这二者当时都非常重要。
这种资本的积累构成了美国的投资资本，使那些主导工业的崛起获得了经济上的保障。乔治·威斯廷豪瑟创立了著名的电子产业集团；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创立了他的石油天地；亨利·福特让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企业问世；法国移民杜邦家族建立了一个化学王国，也是一个令当时的世界为之一新的大型企业。在纽约，银行家约翰·皮尔蓬特·摩根成了华尔街的偶像。也正是在此时此刻，一个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过程形成了，在其中先是劳动产生了资本，而随后又让资本创造了劳动（位置）。
当年的美国不在乎军事。一百年前的美军从人数上也就是现在的7%。那时，他们所肩负的使命既不是世界警察，也不是干涉他国内政的武装力量，而只是给予这些移民们提供服务的企业。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这些新美国人经过印第安人地区扫平道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军事武装在美国所起的作用还是无足轻重。尽管当时美国的钢铁产量是俄国的七倍之多，但是其军队却不到俄国的八分之一。美国精英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国内发展。甚至在1892年，一位纽约的殖民主还建议，彻底取消美国的外交部，因为海外事务对于美国人来说，并没有多大的意义。英国人最初根本不想承认眼前所发生的事实。那些逃出去的人怎么可能会从经济力量上超过他曾经居住过的家乡。英国作为父母是过去的十九世纪的世界霸主，而美国作为其子女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接过了统领世界的帅旗的。如果没有这场人类的自相大残杀，美国就其总的实力而言，也许至少要到1925年以后才能够面对欧洲，而且它还得一直保持世界大战前的这种增长速度，要想上升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恐怕还得需要一些时间。
欧洲人几乎保持了四百年的世界霸权。尽管那帅旗在不同的民族之间传来传去，但是这个交替依然是发生在欧洲内部。整整一个世纪的所有崛起，无不出自于欧洲。随后的几百年也似乎由此而获得了保障：英国和德国那绝对的海、陆军事优势，法国和比利时所获得的那优越攻、守技术，还有那场早到的工业革命，这一切都是源之于某种思想的火花，它才是真正的燃料，欧洲也许可以凭借着它而持续不断的发展。然而此刻升起了另外的一颗行星，它拥有更大的经济实力、更强的技术能力和政治上更大的统一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带来了极大的幸运。也许正是因为它从不欢呼着投入那血淋淋的残杀，从而才使这个幸运得以降临于它的。美国曾经是无情、粗野而果敢的斗士，但是他们绝不为了战争而去进行战争。美国人曾经为了渴望更大的权力、更富裕的生活以及减少威胁而去战斗，但是他们并不是要靠把这个世界踩在脚下去生活。也像其他挑起战争的国家一样，他们也曾经造成了许多人的死亡。但是，他们绝不像英国人在印度、法国人在非洲那样滥杀无辜，也不像德国人在希特勒时那样，去修建灭绝人性的杀人工厂。
如果您准确的回顾一下，严格的讲，美国人甚至还没有处心积虑的挑起过战争。他们在等待着而且犹豫不决，直到别无选择时。独立战争是由英国人引发的。而美国人参与第二次大型海外战争，那纯粹是被拖进去的。
每一次武力冲突的结束都给美国人在权力、声望以及财富方面带来收益。与英国人的实力较量给他们带来了自己的国家；对印第安人之战使这个新生的国家获得了安定；即便是那场美国人打美国人的残酷厮杀，也使这个国家得到了发展，它把这个国家紧紧的凝聚成了铁板一块，美利坚合众国由此而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正是这强大的政治推动力随后又引发了另外的三场战争，它们不同于过去所发生的那三次战争。这不同首先就在于，它们是在异国他乡进行的。此处第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崛起而战，虽然占了上风，而死伤惨重。而这种结果绝非每次战后都有的情况。尤其是德国，通过其所发动的两次战争不仅一无所获，而且两次全都赔了。而美国的战争相反却是一份这样的账单：在支出栏目是经历战争的那一代人的痛苦和难以抚平的伤感；在收入栏目却是那至今依然闪闪发光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方面的丰厚赢利。
第一次对外战争发生在美国边境。回顾历史，这不外乎是一场牛刀初试战。当时的美国外交部长约翰·海称之为“漂亮的小战”。起因原本是美国总统对西班牙的恼火，一艘停泊在那时为西班牙人所控制的哈瓦拉港口的美国船只创造了这个机会。经过不到四个月的战争、冲突，就以解除西班牙的殖民地权力而结束了这场美国和西班牙之争。在和约中，西班牙必须把波多黎各（岛）、关岛和菲律宾割让给美国，而古巴此时实际上已经成了美国的管辖区。在进入20世纪之际，美国已经在古巴的关塔那摩建立了它的军事基地。
随之接着又有两次大规模的海外战争。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经是世界强国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使美国变成了世界超级大国。要说美国人乐于战争的话，那也言过其实。在独立战争问题上，美国人由始至终意见一直不一致。许多人不愿意与自己出生的国家分离开来。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一直到最后一分钟也仍然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在当时所进行的民意测验中，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反对介入。美国总统威尔逊赞成民意。他说，“为和平而斗争”是这个国家的自豪和骄傲，但是目的只是为了和平，“因为只有和平才是医治和振奋这个世界的力量，而绝非战争”。因此一锤定音，那振奋他的国家的力量就是，以胜利而结束这场战争。
这位总统警告德国要有所节制，而且还中断了与德国的外交关系，但他还是没有正式宣战。只有当德国的潜艇增大了对美国船只的攻击之后，美国才介入了这场人类残杀。头上的乌云已经密布，脚下的大地已经被分割成形形色色的战场：运动战、阵地战、消耗战，这就是当时的词汇。这场战争使欧洲变成了废墟，赢家和输家在这块土地上几乎并没有什么区别。尤其是美国那尚未动用的力量，确实使德国感到威慑。那决定性的打击是从战争道义上的进攻。德国在武力上的夜郎自大越来越让人感到可笑，有关其军事力量强大的谎言震耳欲聋。那是在1917年初，在美国宣战前三个月，时任帝国海军部副部长的海军中将爱德华·冯·卡波尔在议会大声宣叫：“美国人根本就不会出现，因为我们的潜艇将把他们打沉。美国的军事力量也就是零，零，还是零。”
事实上，美国人将要到来的消息早已经在法国传开。美国的武装介入对德国意味着三个胜利，即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德国人再也没有力量了，他们未必渴望战争，然而他们确实被作为热衷于战争的木偶而扔了出来。美国人介入战争之时，也就是确定了德国皇家军队必败无疑的命运的时候。
美国人也意识到了这些。因为他们的国度远在这个废墟之外，故此在结束战争会谈之后，他们马上就开启了出口的发动机。所有和平无法获得的，战争都给带来了。正是战争毁灭性的力量，为美国人创造了开阔的空间地带，使美国的经济机器在这里得以大显身手。此时，几乎世界产品的半数产之于美国，美国的总收入相当于世界上其他23个富裕国家的总和。在战争的这些年中，美国由一个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这就是它所获得的收益，它从其他民族那里，赢得了大笔的利息。在其他国家从美国所借的130亿美金贷款中，至少有100个亿是来自于战争借款。即便是在会谈协约后的几十年中，美国依然还在从它的战争介入中继续获得益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催化剂，美国人借以从一个区域性强国一跃而变成了世界强国。“我们早就不再是一个外省居民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在议会上讲。这场战争使“美国人变成了世界公民”，他就是这么说的。他的潜台词是，美国人并非是普通市民，而是这些市民的市长。
在世界霸权的游戏中，昔日的欧洲霸主已经被淘汰出局。只要注意一下欧洲那跌跌撞撞，甚至说是停滞不前的经济机器，美国那相对的腾飞就愈加一目了然。令人心旷神怡的工业化成就在欧洲的许多地方都被荡涤一空，它们包括铁路、电讯线路、工厂以及成千上万的房屋，那曾经是劳动创造的基地。战争在一方面毁掉欧洲当年所积累的财富，另一方面也毁掉了那些对欧洲迅速重建所必需的条件。此后的经济也就仅仅达到战前水平的13%，即便是在德国和法国，生产水平也就只达到战前的三分之二。
超级大国的份量在从欧洲工业国身上戏剧性地递减。世界经济一体化在继续发展，但却是带着另外的标签。欧洲的时代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告结束。世界工业生产力在1913到1925年之间的增长幅度是22%，然而欧洲人却在这个增长量上没有添上任何值得一提的一笔。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在这一时期大约增长了50%。所有测试一个社会成就的仪器仪表此刻都对着大西洋彼岸显示出了绿色光区：在校大学生数量在1900到1920年之间翻了一番；平均每五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已经拥有了一辆汽车，而此刻的英国人也就是十个人拥有一辆汽车。在战后的第一个十年中，美国汽车行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了30%，而其他行业的增长率也不亚于此。
维克多利亚的生活风格很快的便在大西洋的彼岸破灭了，其速度之快远远超过了英国人之期望。尽管禁酒，但是酒精大王却笼罩着美国的大城市。年轻人听着爵士音乐、扭着狐步舞；西格·弗洛伊德被普遍认可；男女平等的思想也引入了日常生活。现代的奇迹开始了。
即便是美国，也不能永远享受其胜利的果实。工业生产能力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市场需求的增长。那在战后爆发最猛烈的危机很快就随着一场深层的经济萧条降临了，其中包括：成千上万的企业破产，股市崩溃，大批的失业，这一切成为这个社会从上到下、最常见的沮丧的话题。对资本主义优越性的怀疑迅速增长。美国的上空笼罩着乌云，世界经济危机的闪电击中了这个国家。这是它在作为世界霸主之后还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
这位世界级市长大人的反应就像一位总督。经济是世界一体化的，但是美国的政治家却不是。他们的目光无法超出自己国家的饭碗。对于自己国内过剩的生产力，他们所采取的解决办法是严格限制欧洲进口，这使得世界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国内的购买力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阵冷风吹过。股市暴跌埋葬了消费的兴趣。许多曾经对贷款寄予希望的人，也不得不以最大的力量来进行分期偿还。生产与消费陷入了矛盾对立。那边是工厂的生产过剩，而这边却是市民那日渐减弱的购买力，而且双方甚至厮打起来。把美国赶入经济萧条中去的驱动力是相当巨大的。
这场危机如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而且显然是人为的。尽管政府是在总统赫伯特·胡佛的领导下，但是政府却做出了错误的反应。美国在欧洲的供应商说到底，是靠贷款资本来维系的，这也是世界大战所形成的态势。可是，美国政府此刻却要收回贷款，同时还要把进口关税提高40%。这对于外国商人实质上就意味着禁止进入美国市场。在短短的几个月里，这个世界就陷入了连锁的恶性反应之中，而且伴随着一连串的诸如：威胁和最后通牒；新关税；配额和反倾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开始倒退，全球的生产总值在萎缩。1933年，美国平均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失业，大街上有1300万人无事可做。
在1919到1933年之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几乎减少了一半，许多家庭挣扎在生存线上。饥饿笼罩着居民区的上空。在芝加哥就有十二个月领不到工资而晕倒在课堂里的老师。各个城市都出现了由于饥饿而死人的情景，这犹如欧洲中世纪时的悲惨境况再现。在美国的许多地方，发生了哄抢食物运送车的事件，还有不时向白宫的抗议游行。胡佛显然是一位缺乏同情心的总统，他以把刀架在好人脖子上的办?，公然用装甲车和催泪瓦斯对付那些不满意者。美国那富有成效的历史尽管还没有结束，但是它至少暂时中断了。
希特勒的帮助：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仿佛是为美国人出现的。新出现在这块古老大陆上的不满情绪是处在形成中的世界霸主最需要的东西。在胡佛那样风光的落选后而登上美国总统宝座的是福兰克林·德拉若·罗斯福，他当时对美国再次介入欧洲战争特别犹豫，可是最终还是介入了。这场战争最后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获益者，除了美国之外别无他人。尽管美国既不想打这场战争，也没有这样的要求，但是它从中所获得的益处，那可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大规模的经济萧条那昏昏沉沉的状态结束了。在交战之前，经济就已经重新恢复并进入了发展，而且速度惊人，尤其那日渐浓郁的硝烟更加刺激着它的发展。那由于20年代的大量失业以及股市暴跌在30年代初所带来的自信心丧失，在这瞬息之间云消雾散。欧洲的战争点燃了引爆装置，它最终造成了推动美国历史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从和平经济到战争经济的转换，使那些生产力在昨日还无法发挥到三分之二的钢铁工业，今天就得开始加夜班。1940年那让美国军舰翻一番的决策，对重工业就如一支强心剂。
经济的发展以强大的动力进入了腾飞状态，劳动力很快就供不应求。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去参军、去当工人，以便获得收入。失业率不仅仅是在缩小，甚至可以说是在消失。
此刻，那1870万至今为止生活在生产领域之外的人们，朝着生产领域冲去。他们以其热能给经济发展的列车又加上了一台发动机。那刚刚返回工作岗位的不足900万的失业工人，又创造和带来了大约1000万个新的劳动位置。这些位置需要所有那些不作为正式劳动力的人来填充。家庭妇女、老人、大学生甚至中学生，此时都以计时、计件工资的方式，挤上了工作台。早在美国介入欧洲战争之前，它就已经进入了经济稳定发展的时期。
钢铁工业和军事工业扬马加鞭，军队成了这个国家最大的买方。军界以对新坦克、飞机和机关枪的渴望，不断给经济注上新的推动力。新上岗的工人和招募的士兵的工资流入了零售商的钱箱，以致于他们的商品供不应求。火花从军事工业溅到了消费品工业生产领域，那由大萧条所带来的被减半的社会总产值很快地得到了医治，并且在1940年底就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到战争结束时止，生产性和服务性行业的生产总值几乎翻了一番。
这种腾飞在绝大部分程度上是靠国家贷款扶持的，这在那时并不碍事。这种以牺牲未来为代价的形式也可以算作为最后的经济咆哮，对此用一个不中听的表述方式就是国家财政赤字。美国联邦的财政赤字在1933年时还是220亿美元，到了1940年就增加到500亿，1942年已经达到790个亿，1943年冲到1430个亿，而1944年跃到2040个亿的新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年已经是2600亿的美金。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公然把国家财政赤字推到如此的高度。在1940到1945年间，罗斯福政府的开支，相当于其前任在150年间开支的总和！
何以发生如此的事情？要知道美国一方面是全国上下、众志成城的发展经济，而另一方面又对介入战争非常犹豫。可是，那陷于危机中的温斯顿·丘吉尔不断地向他的白宫同仁发出求救信，想方设法让美国介入战争。“如果我们被消灭的话……”这位英国首相经常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他的信，他以此种方式尝试着，把美国拖入战争。
美国人还在犹豫，他们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而这一切都朝着有益于他们后来争得世界霸主的地位发展着。当年那些在后来被看作为英明的决策，原本也有美国自身的矛盾性问题。政府在全力进行军事武装，但是它并不马上宣战。美国并没有睡觉，它也没有偏离方向。它像一只猫一样匍匐在那里，窥视着扑上去的最佳时机。这等待是许多人无法忍受的，因为对于数百万在俄国的人们以及那些被关在德国集中营中的人们，这一切所意味着的就是死亡。人们不禁要问，为了在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斗争中把自由的大旗扛到底，究竟还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法国已经沦陷，波兰、挪威、希腊和巴尔干已经成了附属国，德国境内的犹太教堂和犹太商店里乒乓作响，一种精确屠杀犹太人的业务已经开始，俄国已经筋疲力尽，它尽管与英国建立了联盟，也很难打退那疯狂的德国。在他那著名的“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演讲中，丘吉尔向他的国民们宣誓，“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还从来没有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但是这在美国并没有引起反响。尽管这位英国首相发出了“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的决心，可是美国人似乎并不准备对此去付出什么代价。
丘吉尔严厉谴责柏林的独裁者，称他为“仇恨的集中体现”，是“羞耻和厌恶的怪胎”，从这位独裁者身上所看到的是某种“心灵死亡的病原体”。然而，美国面对世界历史舞台，似乎依然无动于衷地要保持观众的角色，而且冷冰冰地注?着处在聚光灯下、正在燃烧的伦敦，以及党卫军在远离战线的后方正在忙于灭绝手无寸铁的市民。1941年圣诞节前夕，一个疯狂的、为美国犹豫不决而冲昏了头脑的希特勒向美国宣战。那么美国怎么反应呢？美国依然继续保持其窥视的姿态。
一直到了1942年11月8日，这个世界强国才在非洲登陆，以便由此向欧洲进发。如此这般的长时间等待从道义上是不可原谅的，时至今日它仍未获得人们的谅解。但是这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军事上都为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强国奠定了基础，即便当时的美国领导人还没有清楚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为了国家利益是一种本能。美国人必须出战，可是介入的时间越晚越有益于美国。因为它本身的壮大随着这种时间的延续也就越加牢固，从而也就势不可挡了，即便有人已经作了绊脚石也无所谓了。对于我们所认识到的，那些隐藏在他日记中的秘密，既没有人讲，也没有人会信，要知道，这是麻木岁月的逻辑，是欧洲瘫成一盘散沙的岁月。确立了美国后来霸权地位的不在于美国介入这场战争，而在于它介入得很晚。
欧洲到二战结束时，其工业设施至少有四分之一被毁掉。在德国，也就只有20%的铁路线还能继续使用，而美国却毫发无损。当罗斯福总统决定进行武装干预时，德国的希特勒政权早就无力对大西洋彼岸进行反击了。
在战争死亡人数方面，美国在战后所呈现的报表也远比欧洲小。一名美国阵亡者所对应的是十八名德国人和五十八名俄国人。美国为此付出了四十万人的性命，而苏联是二千三百万。俄国承受了这场战争的主要负担，然而所获得的只是经济上无足轻重的东欧诸国。而匈亚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拉托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以及那大约三分之一的德国，谁也无法挑起世界霸主的名分。
英国后来被世人作为胜利国对待，这尽管是很礼貌的，但是根本不合事实。早在俄国人之前，英国人就输掉了这场世界战争。英、法两国正是随着德国军队的无条件投降而告别了世界历史大舞台的。安理会的席位不过是作为一份对过去的贺电而已。感谢丘吉尔的抵抗行动，正是它构成了1940年和1941年的顽强抵抗，从而阻止了希特勒的快速进攻，他以此弥补了美国介入战争前的这个时间空间。这位伟大但却有些怪僻的政府首脑拯救自己国家的自由，但他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的高昂。
作为运送武器的回报，英国必须把它从纽芬兰经牙买加再到英属圭亚那的空、海基地交给美国人。在这些以前飘扬着大英帝国旗帜的地方，从此也就只悬挂美国的星条旗了。战后，英国回顾了所受的损失，那远远超出了被炸弹所轰炸的内城：殖民地王国处在分崩离析的状态；海上战斗力受到重创；世界经济的中心从伦敦已经转往纽约，而国家资财不得不定期的汇往美国。罗斯福满足了丘吉尔的请求和强迫，但是美国不会无偿的介入战争。这个代价，这个为美国总统所索要的代价，绝不少于世界的霸权地位。
绝对的世界经济一体化：一个国家兴旺起来
促使美国人勤俭持家的动因是对战争的厌倦心理；从战时生产及时转向和平生产是美国政府的杰作。劳动力和新资本给国家的生产力添足了马力。双方此刻相辅相成。百姓们在战争岁月里一分一分的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钱此刻正好投入到工业生产领域；大约一千万在此之前还没有劳动位置的士兵并没有被送回家，尽管家门就在附近。他们也没有简单的奔向工厂的大门，尽管这也是一种给予他们的选择。国家以各种措施对未来作出预测；它向每个退伍军人都提供一个受教育的机会，甚至奖学金，由此这一千万人一点一点儿的，而不是一下子的奔上了正常的职业生活之路。这不仅意味着一种时间上的推延，而且同时也是一种无数倍的质的改善，是劳动力潜能的提高，这个英明决策可是这个世界上当时所没有的。美国的生产力注入了一千万名劳动力，这是其中之一。更重要的还在于，美国以此集中强化了劳动力的质量，这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没有对这些就业人员的教育培训推动力，美国战后的最大的生产力飞跃也许是无法形成的。
这个超级大国此刻致力于推进境外美国利益，因为这个移民国家也包括在西方行列之中。现在的问题是，要设法把边境经过大西洋向前推进：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瑞士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的民主社会把自己作为新目标交给了美国的投资者，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战后所实行的独裁使得它们被放到了一边。一个世界性的资本市场诞生了，它那日渐明了的目标就是，把西欧诸国与美国的价值创造循环体系联结起来。数千亿的资金流过了大西洋，那是以重建援助的名义，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作为某种接轨的费用。苏联人怨声载道，可是没有用处。西方在提高它们的生产力，而东方却在增大它们的政治宣传。莫斯科的外交部长称美国的这种经济援助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对此他们坚信无疑，认为这些援助首先是基于美国的利益需要。在西欧诸国的经济收入中，最感兴趣的就是外汇，美国总统卡尔文·库利奇在20年代时就明确的告诉了这一点：“美国人的投入所作的就是这个业务”。
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美国也还只是一个富有经济成效的大国，但还不属于世界经济一体化性的国家。它那时整个国家收入的90%是在境外实现的；外贸自从世界经济危机以来一直保持在最低水平；美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也同时下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在抗击希特勒的世界大战中，军事武装比经济利益更加急迫。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空间已经具备，需要经济的权威们所做的也就只是去占领它。而权威们也不失时机，它们带着北美野马福特和美金，跳着摇摆舞，而且在好莱坞已经开始预制那理想的梦幻。德国的电影制片商维姆·温德尔斯把此称之为“殖民地化的幻想”。
这块大陆尽管说是美欧共享，但是随着二战的结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开始形成了一个新的大陆漂移。一个区域在逐渐形成，它尽管从耕地、水域以及山脉上彼此未必一体，但是从精神生活和经济结构上却形成了一个包括大约五亿人在内的群体，一个在非同寻常的引力下的没有国界的结构体产生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欧”。这是一个一目了然的世界，物质生活的富裕和个人的自由在其中相互融为一体。
新的基础也是旧的废墟。欧洲对世界霸权的要求经过两次劳而无获的冲刺之后宣告结束了。美国作为一个大陆的解放者来了，因为这个大陆自身无法和平共处。无论是在生活的方式方面，还是在生活的兴趣方面，美国都为欧洲设计好了，而且也显示它们是今日一定要比昨日好，即便在今后的几十年里依然有益无害。美国的民主制度如同通俗文化一样受到了欢迎。它们使欧洲在强力下分离，并变成了特殊的省区。它们设置了一种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则，这种资本主义以成就感和竞争力为基础，并以此赢得了在欧洲的合法性，从而使其早年的亏损尽可能的得以弥补。
把进军欧洲的美国人看作为黑心资本家的接收大员，这是不公平的。事实上，自从世界经济一体化出现以来，第二次冲刺明显的要比第一次更有理智，而第一次只能算作为欧洲人自食其果。新的资本主义是以美国人的方式进行的，它显然的要比正在行使的欧洲方式稍微文明些。它的政治领导对权力并不那么热衷，对国家经济的侵略活动尽管并没有消失，但已经不那么明火执仗了，尤其是德国以前的那种恣意妄为看不见了。当然，现在所涉及的是更深层的，尽管借他人之鸡给自家生蛋，但是尽可能的避免侮辱和伤害失败者也是必然的。在所有美国经济体制需要福利调整的地方，无不出现欧洲人的身影，尤其是法国人、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再英勇地献一次身。美国创造了自己的市场经济体制，它既减少了失败者的怨气，又减弱了赢家的趾高气扬。可是，在美国重建援助的保温箱中，欧洲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左滑去，左得远远超过了当年能够的极限。
在第二次冲击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美国国民是一帆风顺。借着欧洲美国化的东风，一场美国欧洲化的瑞雪也悄然降临。一个福利性国家在美国第一次问世了。它们所供给的远比超级蛋糕和服装仓库所提供的要多得多。美国虽然是西方富裕国家中的后来者，但它却以迫不及待的脚步赶了上来。从低社会福利的角度上讲，五十、六十以及七十年代，可以算作为辉煌的三十年。仅仅在从1950到1960年的时间里，美国的社会总产值实际增加的程度为41%。这个富裕的国家经历了它至今为止那最繁荣的时期。那用于社会救济的财政部分在1960年首次达到国民总收入的7%。1975年，随着经济能力的提高，国家把社会福利预算翻了一番，达到21%，其中包括有退休养老金、医疗保险等在内。这已经达到了欧洲多数国家的水平。即便是社会福利最高的丹麦也不过是把国民总收入的24%用之于社会福利。尽管并未达到所有美国人都享有医疗保险的程度，但是90%以上的工作人员享有法定的退休养老金保险。在那法定的最低退休养老金中，国家还借助于企业退休养老金基金的方式，至少使工作人员的养老金数额增加了大约40%。
恰恰是美国上流社会的一员成了富有同情心的资本主义的急先锋，他就是约翰·F.肯尼迪。在就国家状况的第一次演讲中，他向人们描绘了一副令人忧郁的图象（“我们经济的疲软已经持续三年了；我们经济的滑坡已经持续七年了；而国家经济收入的下降已经持续九年了”），然而真正引人注目的还不是这个现象，而是他的反应。真正令人们更受触动的不是当时世界经济的危机，而是其他的事情。肯尼迪不准备节约和减少财政支出，他没有把省吃俭用的命令发向全国。他要让那些为失业率所困扰的地区借助于国家的帮助获得重建，而不是凭市场规律任其自然发展。他应诺，“提高那些收入很糟糕的工人的购买能力”。他说，他的目的就是要“给那些失业者的家庭带去更多的食粮，给需要帮助的孩子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听上去仿佛是社会福利政策的声音，但更多的是经济策略，是为经济利益所驱动。肯尼迪试图通过形成群众性购买力，从而克服经济的滑坡，他的这个措施确实成功了。
肯尼迪所说的这些，一直到他死后仍然在发生着作用。最低工资和失业救助金被提高了；国家的最低养老金被实施了；最后还有一个精心妆扮的免费住院护理福利计划，这可是要为每一个有难的美国人提供帮助的互助计划。这项计划是在肯尼迪被谋杀后，由其后任总统，也就是替补上来的原来的副总统林顿·B.约翰逊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让所有阶层都与“大社会”衔接起来，也就是说，要打造一个类似于大和谐的伟大社会，约翰逊向他的追随者们发出这样的呼吁。财政预算中的社会福利部分几乎在他的总统任期内翻了一番。这个到世界经济危机时的社会福利几乎还等于零的国家，此刻要建成为福利国家了，但是它并不是在向自己的国民去施舍，而是形成权益要求。美国的资本主义总算有了一点儿人心。
共产主义宣传那令人忧郁的预言由此就受到了驳斥。西方工人阶级并没有出现贫困化，而资本主义也显示出其人性的一面。企业的赢利与工人的富裕生活之间不仅并非对立矛盾，相反甚至是相辅相成。不同党派和社会团体并非要消灭对方，而仅仅是代表不同利益者的兴趣。战后的西方以此给予其国民的东西，远比战前以及战争期间那神经质的资本主义所提供的显然要多得多。欧洲和美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形成了一个整体，富裕生活和自由稳定在这个区域内起到联结、协调的作用。
乐观主义的基因：假如强者变成弱者
今日美国的强项，也是它们的弱项。因此认真细致地观察他们也是很有价值的。在本质上有三个相关的因素，这是人们在波士顿和洛杉矶之间就能发现的。它们表现为这么三个特殊性，而且正是它们确立了美国时至今日的世界强国名声。
第一个是：绝无仅有的乐观主义和冒险精神。美国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其长于追求新的，而此并非始于昨天（就像东欧人），也非始于几十年（就像中国人），而是自其移民的第一天起就如此。是新来者，却没有拘束、没有压抑感的特性显然就储存在这个民族的遗传基因中。
在那奔放的成就感和冒险精神的感召下，就业人员仅仅从1980年以来就增长到四千四百万，也正是这种全社会认同的成就感，造就了一种稳定、持续的人力资源的输入。在此不仅仅是人数的增加，如果这新增加的一千七百万前途未卜的人们不是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某种重要的刺激、推进力上，而只是集中在自己那书面权力上，那么所产生的影响恐怕只能是恰恰相反，而这一点无疑可以从两德统一的境况中感受到。
第二个是：美国是绝对的国际化。早在美国的诞生史上，也就是当许多国家的反叛者们在今日美国的大地上统一起来的时候，美国就显示出其世界婴儿的特点。赫尔姆特·施密特把这些美国的创建者们称之为一种“精英的活力”，这种活力时至今日依然把他们的这种基因继续遗传着。他们的语言占有统治地位，西班牙语和法语早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就被排挤掉了；从T恤衫到摇摆舞，再到电子邮件，他们的日常文化以和平的方式控制着半个世界；美国的康采恩从一开始起，就挤进别的国家，以便在他国异乡进行贸易、建立生产基地。这种跨国康采恩尽管并非美国人的发明，但它却成了美国人的长项。
第三个是：美元是世界通用货币。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用自己的货币在各国可以进行贸易的国家。谁想拥有美元，谁就得向美国买。无论是流通纸币的数量，还是贴现率的程度，所有有关这一切的重大决定，都作为涉及到民族独立性的重要措施，在这个国家境内被解决。在世界经济的雄鹰身上，流淌着美国人的血。世界业务交往的半数以美元的形式进行着；世界各国货币储存的三分之二是以美元保存着。二战后的法国总统戴高乐早就对这种“过分的特权”表示惊奇。
我们现在再来看其反面。一是：美国人的这种乐观经常超越天真的界限。国家、企业和私人生活中那不断增加的债务到今天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的程度。把未来寄托给上帝，明天会比今天好，批准数十亿的财政预付，其数目之大已经严重的危及到了未来。下层社会和中层社会实际上已经中止了节俭。自21世纪以来，他们生活得就像一个非洲的大家庭，直接从手边全部进到嘴里，根本不作任何什么经济上的预留。
二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在倒退。美国把世界贸易以目中无人的方式向前推进，结果就导致了其本国工业的糜烂。他们的一些生产行业，尤其是家具业、日用电子业、许多汽车零部件生产商以及那新生的计算机生产业也都纷纷迁往国外。自由贸易给予了现在那些处在上升中的国家以机会，它们正在借以从美国在世界市场的占有份额上切下一大块蛋糕。
三是：美金不仅仅令美国强大了，而且也把它美化了。政府尽力地打气，美金也就以雄壮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但是现在的这种流通方式有可能从外部，譬如从北京，使美金虚脱。比尔·克林顿的说法是“战略伙伴”，乔治·布什已经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两位总统的想法是一致的。客观上在正常时期合作，维护相互依赖和责任。如果时间变化，它们就会剑拔弩张。
只要你冷静注视一下21世纪初的美国，就会发现，它虽然还是世界霸主，但却属于一个这样的霸主：它从外部受到挑战，它在内部困难重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倒档对于开放性的美国经济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因为美国的工人以此就有可能被赶上绝路。亚洲的崛起也就自然地构成了美国国民经济的相对下降。对于企业的工人以及社会中层来说，这种下降已经是绝对的了，因为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明显在减少：手中的钱少了，体面少了，重新在这个社会上站起来的机会也绝对少了，甚至越来越难了。在这场为了财富而进行的世界战争中，他们属于失败者。这是天命，但并非他们的错。破灭的是他们的个人机会。每一个国家，或者说每一个把追求幸福提高到首位的社会，都必须面对那些不舒服的问题，尤其是当其国民中越来越多的人遇到自己的社会财富被劫持时。
社会中层在分化：新的不平等
1998年10月28日，美国国会组建了一个高级委员会，以便对贸易逆差和工业的退化问题进行调查。今日的美国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当时的贸易主管洛布特·佐立克、今日货币基金组织的二号人物安讷·克余戈尔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理施特·瑟欧沃等人，受总统之委托，要就这种状况作出准确的解析。这个委员会在调查报告的结论中指出，到70年代末为止，美国人的世界秩序保持完好。在经济危机后的第一个十年中，各个社会阶层的家庭收入同时都增长得太快，这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穷人。美国社会中第一个五分之一（最低层）增长幅度为120%；第二个五分之一（稍高的一个层次）的增长幅度为101%；第三个五分之一（再好一些）的增长幅度为107%；第四个五分之一（更高一个层次）的增长幅度为114%；最好的层次，也就是第五个五分之一的增长幅度为94%。这就是那以数字所显示的美国梦。
发展趋势随之发生了变化，因为日本起来了，世界贸易潮流改变了方向。资本家打破了故土难离的惯例，并且寻找更适合于自己立足之地。那或多或少的与出口同时增长的外国直接投资，此刻直线上升。原本一直作为支持德国、美国或者法国商品出口的外国投资，此刻也开始修建工厂。这么一个“为了世界市场”的口号，就使全球性生产迅速增大，这也随之带来了资本和劳动的新布局。在1985到1995年间，世界生产力增长了100%，可是投放到国外去的直接投资在这一时间却增加了几乎500%。随着生产因素的这种变动，资本也开始把劳动（位置）问题变成为不安定的生产因素。
新的就业位置转向他处，但是它并没有给美利坚合众国中的家庭收入带来任何影响。在随后的，也就是在经济危机后的第二个十年里，最低层的那个五分之一的收入缩小了1.4%；第二个五分之一还增加了6.2%；第三个五分之一增长了大约11.1%；第四个五分之一增长了19%，而金字塔顶上的那些人们，也就是那些领头人，那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先锋和预言家们，其收入的增长幅度达到42%。
这个委员会无法完全相信自己所列举的数字，因为家庭收入是由工资、股票、房租收入以及房屋销售等共同组成的。谁要是在工资之外没有别的财产，那就别指望获得任何红利了。如果其中的一些人持有股票，而另外的一些人没有的话，那么即便是工资不变也会形成贫富两极分化。任何利息最终都比一点儿也没有要好。可是要弄清所有这一切确实是太难了，故此，这些专家们只好仅仅看工资收入。谁挣的是什么？社会下层与中层和上层在工资收入方面的比例关系如何？工资支出在这些年中是怎么变化的？
现在，美国的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这个问题终于给弄清楚了。一种工资的分化早已经开始，这种分化导致了收入塔的第三层的劳动力贬值。直到70年代，社会各层的收入基本上是同步增长，在从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的那段时间里，下层社会开始感受到这种增长的差别，那就是男人们的工资减少了15%。而社会上层的工资在此时间里增加了10%。随之，社会中层的脚下也开始晃动。社会中层的工资从1985年就开始下降，而高收入则从90年代中期再次明显的增加。此后几乎没有太多变化。劳动和贫穷再也不构成对立的伴侣。下层仍然是下层，而上层由此之后却在不断上升。当年的社会中层逐渐接近下层。他们在自己房间所置放的财富，不外乎是到处可见的高级骗局形式而已。即便是那映入眼帘的近郊也无人敢信以为真。停车场那成行的汽车队，通常都是属于银行的。
有别于美国经济辉煌时期的内容，也就是国家创造财富是为了所有人的那个时期的内容，可以从国民经济的仪表上准确的读出来：直到70年代，国家的生产力依然还是以光照世界的方式集中的开放着。美国向世界提供美金和货物。这个庞大帝国的核心能量是帮助被战争毁坏了的欧洲以及日本进行重建。在四十余年间，美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和最大的贷款发放国。所有给予的就如同在教科书中所写的那样：世界上这个最富有的国家向贫穷的国家输出钱财、物资。美国从自己创造的成果中拿出了一些能量，用以使其他国家得以辉煌或者至少能够发光。它以此成了无可争辩的世界力量的中心，能源由此出发向各个方向分配。
即使没有武装介入，美国的资本也在这个世界上四处为家。有人把此看作为恩赐，也有的把它看作为赎罪，无论如何，这对于美国来说，都是一大宗业务：在它们经济权威的最高峰，这位西方工业国领袖在外国所获得的净财富占到其国民社会总产值的13%。换句话说就是：美国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为数众多的国家都成了它旗下的分区、小组。
毋容争辩的是，如此强大的美国是一去不复返了。这个力量中心尽管依然比别人强大，但是能量的反向倒流可是已经有些岁月了。今日北美的生产力，早已经是由亚洲人、拉丁美?人和欧洲人共同资助着的。这个最大的出口国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这个昔日世界上最大的贷款发放国，已经变成了今天最主要的借贷国。今天的美国是外国人的天下，外国人在美国所拥有的净资产高达2.5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他们掌握着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1%；他们持有全部美国股票的9%、工业债券的17%、国债的24%。
造成这种新现实的原因既不在于美国人的懒惰，也不在于美国人那无可争辩的消费兴趣。应该对此负责的是美国的工业，具体说，就是因为它们所保留下来的太少了：它们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减少到了只剩下一半的程度；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它们只占到17%；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对美国出口，但是却未必以同等的价值在美国采购。在2005年，对华的贸易逆差是2000个亿的美金；对日的贸易逆差是800个亿的美金；对欧洲的贸易逆差超过1200个亿美金。就连对那些发展程度比较低的国家的贸易关系，如与乌克兰、俄国，美国也拿不出贸易顺差成绩单。在美国，每天都有货船被卸空，但是很少有从美国上船的货物。许多货运船都空着返回。
谁要想为这个超级大国找出减轻物质负担的渠道，至少在贸易报表上会一无所获。所运往美国的不仅仅是原料，还有其他商品的进口、供应，所有这一切所满足的是这个庞然大物。譬如，原油的进口达1600亿美金的价值还不属于最大块。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尖端产品，如汽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子游戏机等等，无不来自世界各地，相反却鲜有自己类似的产品投放到世界市场上去。
就是那些特别尖端的产品，美国人也很少进行出口贸易了。1989年，他们以高技术创造了350亿美金的利润。2002年这一部分下滑到亏损的程度，由此之后一路下滑。现在，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早就逐渐超过了出口。即便是把服务性行业那些无形的产品，譬如咨询、顾问、规划、设计以及安装和修理等计算在内，也无法扭转这种亏损的局面。
在世界经济中，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与商人库房所遇到的有相似之处。作为老客户在拿走货物时可以“记账”，但是无论是在库房还是在世界经济中，这种方式总有一天会走到头。通常的情况是，先出口，后进口，否则就会弄得经济拮据。或者他们的钱掏干了，那随之会发生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唯一的出路就在于，这位有着长期巨额亏欠的客户得进行一场全方位的明显的奋力冲击，目标就是得提高自己的出口能力。已经有多家纯进口超越过纯出口的例子。战后的德国做到了，日本人和中国人也做到了。
至今在美国还没有看到任何采取对策的迹象，没有看到对货币准备进行贬值、对进口进行控制、没有全力奋起的准备。现在美国人的消费几乎相当于欧洲人的两倍，这个国家毫无顾忌地到处采购商品，根本不考虑自己提供相应的出口。观察一下实际生活的变量就会发现，表象与存在是一种合作伙伴关系。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是这样尝试着去讲的：美国人民废除了经济重力法则。其他国家的商人们也许就别无选择。他们只能向世界超级大国美国供应物资，以便至少能把他们生产商的压力减轻一些。消费而没有成就，这是帝国主义强大的一个标志，他们就这样的忘乎所以的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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