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的文艺作品已经汗牛充栋，似乎无法再吸引人们的眼球了。可是，当杨华方先生的最新力作关于毛泽东1925年回韶山的长篇在《中国作家》上出现时，笔者的注意力还是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了过去。这是一部长篇纪实作品，与众多刻画毛泽东的作品不同，它既没有一味地追求“宏大叙事”，用大题材、大场面来塑造神一样的领袖，也没有迎合时下流行的“新历史主义”之风，大玩戏说的把戏，以“人性”的名义，把历史剧倒腾成单纯的情感戏。
作品的一大特色或许在于它将“传统”和“现代”两种因素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故事有两条线索：毛泽东的革命生活和毛泽东的家庭生活。从“传统”的层面看，作品坚守了历史小说的庄重，充分展示了毛泽东的革命情怀和英雄品格；从“现代”的角度看，作品生动书写了毛泽东的诸多日常生活，尤其是他和杨开慧的爱情和婚姻。因此，毛泽东作为“大英雄”的可敬，以及作为“小男人”的可爱得到了均衡的刻画。作品也因此将历史的严肃性和历史的丰富性完美结合在一起。这样，毛泽东的形象不仅和读者保持了距离，也和读者拉近了距离，从而得到了多角度、立体化的刻画。
作品以毛泽东革命斗争的暂时受挫为背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以个人身份加入国*党，被选进国*党权力机构，正当他踌躇满志的时候，张国焘等人开始了对他的打击迫害。1925年1月，刚过而立之年的毛泽东被挤出党中央领导层，成为一个平民百姓。“无官一身轻”的毛泽东带着妻子杨开慧回到故乡韶山“养病”。故事背景的转移暗示了小说叙事策略的变化：通过“小事件”来刻画毛泽东的“大品格”。
真正的革命者走到哪儿都是革命者，况且，在当时的中国，走到哪儿都需要真正的革命。韶山尽管是一个封闭的小山村，但等待毛泽东的决不只是久违的乡情、温馨的家庭和宁静的风景。韶山虽然没有“大革命”，却处处暗藏着“小斗争”。所以，毛泽东固然避开了波澜壮阔、轰轰烈烈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但刚一踏上故乡的土地，便遭遇到“地头蛇”成胥生的刁难。成胥生为了试新枪，以莫须有的罪名枪杀了两个乞丐。然后摸摸发热的枪管，对会场上的乡民说：
大家都看到了，今天，我们枪毙了两个过激党。不安分守己，扰乱乡里，违禁抗税，这就是下场。按照老规矩，过激党的尸体要暴尸三日，任何人不得违例。谁要在三天内收尸，按过激党一样处决。[1]
成胥生虽说只是团防局的一个局长，但却有几十条枪，在韶山说一不二。也就是说，他既是“法律”的执行者，也是“法律”的制定者。他不准乡民给乞丐收尸的警告就是他新颁布的一条“法律”。毛泽东虽然是“强龙”，但是他赤手空拳，如果他违背这条“法律”，也一样会被处决。
面对成胥生的“法律”，大部分乡民选择了沉默。几个有胆色的乡民决定冒险为乞丐偷偷地收尸。毛泽东没有选择沉默，也没有选择偷偷摸摸。因为他不仅有勇气，也有智慧。他的智慧源于他在大风大浪中所经受的无数磨难和考验，他的勇气则源于他天性的刚烈，以及对人道和公正的捍卫和寻求。最后他不仅公开为乞丐收了尸，而且在成胥生的眼皮底下为两个受难者举行了祭奠。
为乞丐收尸的情节暗合了一个古老的神话原型：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在这个著名的希腊悲剧中，流亡者波吕涅刻斯（Polyneices）为了抢夺哥哥厄忒俄克勒斯（Eteocles）忒拜王的王位，率外邦军队前来攻打自己的城邦忒拜城。两兄弟在交战中双双阵亡。他们的舅父克瑞昂（Greon）被长老们推委新的国王。可瑞昂指责波吕涅刻斯：
他是个流亡者，回国来，想要放火把他祖先的都城和本族的神殿烧个精光，想要喝他族人的血，使剩下的人成为奴隶，这家伙，我已向全体市民宣布，不许人埋葬，也不许人哀哭，让他的尸体暴露，给鸟和狗吞食，让大家看见他被作践得血肉模糊！[2]
至于违背法律的代价，克瑞昂交待得很清楚，那就是这个人将会在大街上被群众用石头砸死。面对至高无上的法律，面对沉默的臣民，一位美丽的少女——波吕涅刻斯的妹妹安提戈涅（Antigone）勇敢地站出来，埋葬了她的哥哥。因为她认为，在人间的法律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法律——神律。在神律的“条文”里，埋葬死者是人们神圣不可亵渎的义务，特别是死者亲人的义务。死者得不到安葬，便不能渡过冥间，前往冥土，也就无法得到下界鬼魂的尊敬。
安提戈涅面临着一个两难：如果不埋葬自己的兄弟，她就违背了神的律法；如果埋葬了自己的兄弟，那她就违背了世俗的律法？在神灵与世俗之见，她该怎样选择呢？克瑞昂问她：“你真敢违背法令吗？”安提戈涅说：
我敢；因为向我宣布这法令的不是宙斯，那和下界神祗同住的正义之神也没有为凡人制定这样的法令；我不认为一个凡人下一道命令就能废除诸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不成文律条，它的存在不限于近日和昨日，而是永久的，也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现[3]
安提戈涅始终认为她反对的只是克瑞昂，而不是法律，更不是城邦，因为克瑞昂说的话并不等于法律，更不代表城邦。安提戈涅的悲剧给人们诸多的启示：人间的法律必须符合神律，而神律其实就是天性和公理。法律具有时代性，但天性和公理却是永恒的。她把国王的法律与神律区别开来，其实就是告诉人们，国王制定的法律如果违反天性和公理，它就是“恶法”，甚至连“恶法”都算不上，而伤天害理的“恶法”人们没有必要去服从。这其实涉及到“恶法非法”的问题。因为克瑞昂的法令根本不考虑“公正不公正”，而只是考虑“维护城邦秩序”，其实只是他自己的权威和利益。在当时的希腊人看来，正义是法律的基本原则，无论是“神授法”还是“自然法”，其合法性的基础均在于“正义”两字。
小说既是对神话的模仿，也是对神话的改写。青年毛泽东作为一个现代的安提戈涅，他同样面临着服从“法律”还是遵从“神律”的两难选择。这样的情节隐含了众多的意蕴，也对塑造青年毛泽东的性格起到了奇妙的作用。
首先，它揭示了青年毛泽东对法律阶级性的充分认识，对中国社会现状深刻的洞悉。成胥生作为韶山的克瑞昂，他所颁布的“法律”、以及他颁布法律这个行为其实都是“非法”的。因为法律不是个人的意志，而是公民的意志，代表着是人们的普遍信念。索福克勒斯创作《安提戈涅》时，希腊正处于民主政治的巅峰时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因此，在剧作家的观念中，克瑞昂是一个典型的僭主。换句话说，如果只属于一个人的城邦不算城邦，那么只属于一个人的法律当然也不是法律。
在毛泽东的青年时代，中国依然处于极端的专制和混乱状态，像成胥生这样的“僭主”何止千万？胸怀天下，心系苍生的毛泽东早已经不是甘心做奴隶的顺民，在他看来，成胥生的法令无疑是恶法，因为它不仅违背了传统，更为重要的是，它违背了“正义”的原则。如果“恶法”不改变，那么会阻碍社会公正的实现。成胥生的“恶法”其实就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现状的缩影。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法律的正义原则在现实的中国无迹可寻，现行的“法律”是统治者的个人的法律，只会成为少数统治阶级背离人性、欺压百姓的工具。因此，毛泽东对成胥生的反抗，代表着革命者对腐败和专制社会的颠覆，对建立一个自由、公正、民主的新社会的渴望。
其次，它暗示了革命的艰难。恶法的横行，正义的缺席，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恶法多么强大，而是因为需要正义的人在面对恶法时，缺乏应有的勇气和抗争精神。在《安提戈涅》中，面对克瑞昂的“法令”，除了安提戈涅，全城的人都表示了顺从。安提戈涅的妹妹伊斯墨涅的话最富有代表性：
你想想，如果我们触犯法律，反抗国王的命令或权力，就是死得更惨，首先，我们得记住我们生来是女人，斗不过男人；其次，我们处在强者的控制下，只好服从这道命令，甚至更严厉的命令。因此我祈求下界鬼原谅我，既然受压迫，我只好服从当权的人；不量力是不聪明的。[4]
在毛泽东所出的时代，面对强权，怀有伊斯墨涅这种心态的中国人占据了绝大多数。因此，专制之所以根深蒂固，公正之所以长期缺席，是因为专制有丰厚的土壤，公正缺乏基本的营养。这也揭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者要改变现状，不仅要遭遇恶法的阻挠，更要面对千万同胞对变革的冷漠，对恶法的顺从。
最后，它隐喻了毛泽东变革现实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刘小枫曾说：“在《安提戈涅》里，出现了两种‘法’：传统的宗法和国王的立法……国王的立法本身是忤逆传统的宗法，因而算Transgression——僭越了天神划定的界限；安提戈涅忤逆了国王的立法，也算Transgression，但却是忤逆人义的法。……克瑞昂的Transgression和安提戈涅的Transgression不可等而视之，安提戈涅依传统宗法Transgression，因而是Sacred，克瑞昂的Transgression忤逆传统宗法，不可成为Sacred。”[5]在杨华方先生的小说中，同样有两种法：成胥生的法令和存于人们心中的普遍道义。在成胥生的眼中，毛泽东是“有罪的”，但是，在毛泽东的眼中，真正的罪人是成胥生，因为他忤逆的是天理。正如毛泽东和钟志申给乞丐所写的对联中所言：“爷死了，孙死了，难以一了百了；不是鸡，不是鸭，怎能随便乱杀”。[6]上联愤叹爷孙俩含冤含恨地被杀，，下联怒骂成胥生的残忍凶暴。对抗一种“非法”的“法律”，对被对抗者来说是“有罪的”，但对广大的民众来说，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伯纳德特用“神圣的罪业”来形容安提戈涅的选择。“神圣的罪业”对描述青年毛泽东勇敢抗争不公正社会的行为同样适用。。
问题在于，Transgression就是“违法犯罪”，又何以是Sacred（神圣的）？这种二律背恰恰能够巧妙揭示出人物的性格。安提戈涅的选择其实是充满争议的。并不是所有同情的天平都完全倾向于她，所有指责的矛头都对准克瑞昂。比如黑格尔就从悲剧的本质出发，指出戏剧揭示了两种理想的斗争。国王可瑞昂代表了城邦法律的威严，安提戈涅从人道主义、亲情伦理的角度代表了个人对家庭及其成员的责任。在黑格尔看来，双方都是符合理性的，但由于他们都只是代表了片面的正义，所以其结局都必然是毁灭性的。尽管黑格尔也只是一家之言，但客观地说，安提戈涅的行为确实既是Sacred（神圣的），又是Transgression。安提戈涅性格的矛盾性无疑增加了悲剧的张力，这也让她的两难延伸为人类的一系列两难：在社会与自我之间、在屈服与抗争之间、在盲从与独立之间、在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之间、人们又该怎么选择呢？
但《毛泽东1925年的203天》并不是悲剧，它着眼的是真实历史人物的现实选择。因此，毛泽东的两难并没有安提戈涅的两难那样的模糊性和象征性。按照黑格尔所说，克瑞昂和安提戈涅都逃脱不了有罪指控。这种结构代表了人所担负的多重义务：每个人遵守一种法律都往往以违反另一种法律为代价。黑格尔的论断有一个基本前提：克瑞昂确实具有正义性，至少他是否具有正义性可以商榷。但问题是，作为现代的克瑞昂，成胥生不具有正义性却是无容置疑的。克瑞昂的“法律”是不是恶法可以争议，但成胥生的命令不仅连恶法都算不上，它根本就是私刑而不是“法律”。因此，安提戈涅面临的问题是：是服从神律还是服从法律？神律固然高于法律，但法律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尽管不是所有的法律都是合理的。而毛泽东面临的问题则是：是服从正义还是服从淫威？如果从利害关系上考虑，应该服从淫威；如果从道义上考虑，则应该服从正义。正义的价值是永恒的，淫威的罪恶也是永恒的。
因此，毛泽东选择的真理性，无论从历史还是角度看，都是无可争议的。说他的选择是Sacred，是对他开天辟地行为的最好描述；说他的选择是Transgression，同样是对他颠覆罪恶，对抗淫威的最好赞赏。这样，小说在重新讲述远古神话的过程中，通过“以小见大”这一朴素的艺术手法，凸现了青年毛泽东非同一般的激情、睿智、胸襟和抱负。
注释：
[1][6]杨华方：《毛泽东1925年的203天》，《中国作家》2007年第4期。
[2][3][4]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罗念生译，见《神圣的罪业》，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89、194、186页。
[5]刘小枫：《神圣的罪业•中译本序》，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本文原载于《三湘都市报》）
宋德发：安徽庐江人，文学博士，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和教学。曾在《文艺报》、《中华读书报》、《俄罗斯文艺》、《国外文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中国图书评论》等报刊上发表评论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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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作家杨华方荣获第三届毛泽东文学奖
2008-06-13 15:34:36 来源：湘潭在线新闻网 ：楚荷
三年一次的毛泽东文学奖是经湖南省委、省政府批准的文学最高奖。2008年4月份，在第三届毛泽东文学奖颁奖仪式上，湘潭作家杨华方的长篇纪实小说《毛泽东在1925年》隆重获得该奖。获本届毛泽东文学奖的还有何立伟等4位作家。
长篇《毛泽东在1925年》2005年在《三湘都市报》上连载，2007年在大型文学月刊《中国作家》上发表，同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作面世后，引起文学界的关注，《文艺报》、《湖南日报》、《作家天地》等报刊，中国作家网、湖南作家网、人民网、新浪、搜狐、凤凰等几十家网站选登或发表文章评论该作，称该作在伟人艺术形象创作方面有新突破。文学博士宋德发在评论中说：“关于毛泽东的文艺作品已经汗牛充栋，似乎无法再吸引人们的眼球了。可是，当杨华方先生的最新力作关于毛泽东1925年回韶山的长篇在《中国作家》上出现时，笔者的注意力还是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了过去。”三次获鲁迅文学奖的著名作家何建明说：“作品虽然反映的是毛泽东1925年回韶山200多天的故事，却把青年毛泽东惊人的智慧和超人的胆略展现得淋漓尽致。故事情节生动曲折，波澜起伏，引人入胜，不仅尊重了客观事实，在塑造伟人毛泽东形象的手法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描写毛泽东早期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过程，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幽默、智慧、真实的早期毛泽东形象。”文学博士、教授吴投文认为，该作在塑造伟人艺术形象上进行了大胆探索，第一次以人性化的视角，描绘了毛泽东处理儿女私情的风趣幽默，披露了毛泽东和杨开慧这段时期鲜为人知的感情故事。文学博士、副教授宋德发还通过比较文学研究的视角，把该作中毛泽东的艺术形象与外国文学中安提戈涅的艺术形象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作品在重新讲述远古神话的过程中，凸现了青年毛泽东非同一般的激情、睿智、胸襟和抱负，使毛泽东这一艺术形象更丰满，也更有力量。
杨华方曾任湘钢报社社长，《湘潭日报》副刊部主任等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理事、湘潭市作家协会主席，湘潭市文联副主席等。著有中篇小说集《松叶和他女人》，散文集《撒花人》，散文小说选集《杨华方作品选》，长篇传记小说《毛泽东在 1925年》。影视文学剧本《月有阴晴圆缺》（20集）由我国和马来西亚合拍，《难忘1925》（4集）由中央电视台等播放。获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中国铁流文学奖、中国广播电视奖、第三届毛泽东文学奖。另获省、全国报纸文学副刊作品、编辑奖30多篇次等。
强档推出《难忘1925》
2002年06月30日《解放日报》
1925年初春，青年毛泽东回到老家湖南湘潭韶山冲，决心在故乡这片土地上开垦中国革命的试验田。他要向世人证明：山沟里照样也能出马列主义……这是电视剧《难忘1925》的开头部分。
东视新闻娱乐频道7月2日七点档开播的《难忘1925》，表现的是毛泽东早年呕心沥血对中国革命进行初步探索和实践，在农村建立党支部并在斗争中使农民党员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曲折经历。全剧的结尾是：尽管现实依然十分严酷，但毛泽东坚信在农村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是一条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苍茫大地”终将迎来“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大好局面。
中央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导小组在《难忘1925》的剧本讨论会上，作出了“题材独特，角度新颖”的评价，潇湘电影制片厂随即组成精悍的摄制组，由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导演系的余立平执导，由多次饰演青年毛泽东的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王领衔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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