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文化的奠基者与批判家——孔子与毛泽东 节选
天狼星 录入
“官文化”系列之一——《中国官文化的奠基者与批判家——孔子与毛泽东》
“导论”精华部分
导论 变革求新生——中国文化现代化
20世纪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几乎人类所有的罪恶：战争、饥荒、瘟疫、奴役、杀掠，都一并降临不信基督教的中华民族。当1900年“八国联军”杀进北京，慈禧和载湉仓惶出逃，而“义和团”的“刀枪不入”神功也在“洋鬼子”的枪炮下失效时，就已经注定了中华民族的这场世纪性的灾难。20世纪的中国，同时又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官僚、军阀、地痞、流氓，都在这个世纪大显身手，掠夺财富，贪污腐败，压迫民众，投机暴发，卖国求荣，种种行状，将人身上残存的动物劣性发挥到了极点。不过，这些个体的恶性发作，又有一个共同的逻辑：掌握权力，以各种方式使自己成为官，再把官的权力转化成资本，进而就以“开明”的方式建立与自己的资本统治相适应的“秩序”。也正是在这些冒险家在为自己及其子孙后代“创业”的时候，中国的先进分子挺身而出，勇敢地抛弃旧观念，“向西方寻找真理”，从孙文的启蒙宣传，到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中国展开了从文化到政治、经济的大变革。这场变革经历一个世纪尚未完结，但变革的洪流却无情地荡涤着两千多年来积淀下的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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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并不因为中国人不信从儒家道统就不是中国了，只要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中还有国家，而且中国还是个实体，中国就是中国，中国人也还是中国人。中国的文化是中国经济、政治矛盾的反映，是现实中国人的社会意识。只要我们顺应人类发展大趋势，认真地认识和解决中国的现实矛盾，中国的文化就存在，就发展，鲁迅先生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只要有中国人，只要有中国的社会矛盾，就会有中国的文化。这里的关键就是如何顺应人类总体文化的大趋势，充分地调动现代中国劳动群众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现代中国的文化，就应当民主文化为主体，而非以少数统治者的意识为主体。“保护中国文化”云云，实则是要保护少数人对劳动群众的统治，保护那种以统治劳动群众为宗旨的文化。这是几千年来“以阶级压迫为纲”的儒家道统的体现，也是今天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不要以为“保护”论者是在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他们并不守旧，对于现代世界上的一大圣物——资本，他们是非常崇拜，而且会千方百计将自己掌握的权力转化为资本的。他们是相当“开明”的，甚至会把成百上千亿美元投资于欧美诸国，把他们的子孙都交洋人去培养，至于要既没有资本，也不能购买外国籍的中国人“保护中国文化”，则在于只有这种文化，才是做合格的“好老百姓”的条件。蒋介石集团逃离大陆之前，就是这样做、这样说的。今天，少数“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也在这样做。
当然我并不认为所有持“保护中国文化论”的学者都是这样想的——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的条件。但是，我辈只能靠“舞文弄墨”为生的“脑力劳动者”，起码要清楚自己的地位、立场和角度，进而，当我们说“中国文化”这个话题是，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文化，以及中国文化的历史演变和现时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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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宗教的领袖们也都在宣传这种观念：他们的“神”是唯一英明、正确的，必须将这种“神启”固守于本民族和国家，进而代表它来“征服”全人类，使人类共享这种“文化”。历史上出现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圣战”，就是在这种名义下进行的，而其内在的原因，仍是各国统治阶级之间的经济和政治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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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的阶段性是人类发展的形式，这种发展，并不是取消社会的矛盾，而是在不断地否定矛盾的进程中实现并发展人的本质，促进人性的升华，即不断地克服和改造人性中的动物一般性，使人性逐步地得以创造和发展。人性的升华主要表现于劳动者素质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人本质的核心是劳动，劳动创造了物质财富，劳动创造了文明，与此同时，劳动也创造了人，人在不断的劳动中改造自己。正是围绕劳动这个核心，需要、交往、意识这三个人本质的要素，发展着并作用于劳动。但在社会的特定阶段，由于人的素质和劳动技能、成果的相对低下，在交往及社会关系中出现了阶级，并由此来制约劳动与需要的直接统一，劳动者因劳动的异化而不能实现其社会主体地位，而这个时期的意识也与之相适应，成为阶级的、统治的、压迫的意识。不仅不劳动的统治者固守这种意识，就连劳动者也被迫认可它。但劳动依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劳动者的素质也在不断提高，其劳动生产力及文明也由此而发展。这样，必然会提高劳动者对需要的要求，即增加其对自己劳动和需要直接统一的意识，进而要求改变交往和社会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劳动者的这种要求是通过变换统治阶级的形式来实现的，或者说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适应提高了的劳动者和劳动生产力及文明，而通过自身的变革来改变社会制度和结构的。这个过程往往是以统治阶级中的“开明” 派或进行阶层反对旧制度的方式进行的。如奴隶主中的某一阶层向封建领主阶级的转化，领主阶级中的某一阶层或派别向官僚、地主和资本家的转化，相应地，社会制度也就发生了质变，而被统治的劳动者也从奴隶转化为农奴，从农奴转化为农民和雇用劳动者。这种转变，虽然没有消灭阶级，但也使劳动者逐步提高了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权利。
文化的变革性及其阶级性，也就随社会的阶段性变革而体现出来，其实质，在于统治者与劳动者关系的变化。而这就是文化阶级性的根据，或者说，文化的阶级性，是文化阶段性的展开和具体化。
阶级社会的文化矛盾，主要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关系的意识形态。阶级是在特定文明条件下，在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上的对立与差别的总体形式，阶级不仅体现于经济上，而且要以政治的制度及其法律、政策、政府、军队等予以保证。经济和政治上的阶级性，必然由文化上的阶级性加以规定和制约。在文化矛盾发展的各阶段，除原始文化外，其他阶段的文化都表现为阶级性。对立阶级的利益和意识都会集中体现于文化形态上，而统治阶级的意识，也因其所处社会地位的优势，在总体文化上占统治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中的少数人或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某些人（他们虽出身于被统治阶级，但为了谋取官位或财富而投靠统治阶级），成为职业的思想家，他们将统治阶级的意识设计、生产、包装成文化，并将之说成是全人类或全民族、全部国家的共同利益的意识形态，抽掉或掩饰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这一本质，把国家称作全体国民的总体代表，并反复强调“国家利益”。这一点，越是发展了的社会表现得越明显。至于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所说的“国家文化”，也是他们利用自己的统治地位，将其阶级的文化说成是全体国民的意识形态。不仅统治阶级这样立论，就连进行变革的阶级，也要将自己的意识说成是全人类的或“国家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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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化的世界性，就是人类总体在文化发展上的共同性，这是由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总体一般性所决定的，是世界总体的经济、政治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其内在的一个要素。文化的世界性，一是全部人类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共性，即人类的一般性；二是发展性或趋前性，“人往高处走”，这句平常的俗语道出了人类发展中的一个根本性规律。人类以劳动创造自己的人生和社会，其存在表现出内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不仅是劳动，也是需要和交往的共性，这必然在意识上得以体现。人的素质在提高，人对自由的要求在提高，人的文明在发展。从古至今，所有的个体人都向往好的生活，并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质。不论哪个国家或民族的人，都把追求先进文明作为自己的目标，虽说会受到保守势力的阻碍，但发展却是必然的。这种发展，是人本质的实现，是人性的升华过程，文化的根据在于此，文化的世界性也在于此。也正因此，人类的文化要不断突破国度和民族的局限而交流。文化交流往往是以文化冲突的形式开端，但这种冲突作为经济、政治矛盾的表现，会随着其矛盾的转化而变化，其结果，只能是落后国度和民族的人逐步接受先进的文化，并逐步放弃自己旧有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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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说文化的世界性和交流的时候，并不是否认文化的特殊性，而且，落后国家和民族在接受外来的先进文化时，也是有选择的，并有所改造，不是“全盘”接受。在此基础上，则更应遵循世界文化的发展大趋势，根据自己社会矛盾的变革，进行创造。创造性既是文化的特殊性的根据，又是文化的世界一般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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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人需要一个顺从、安分守己、吃亏是福、尊重官长的小农意识？只有那些以“救世主”自居的，以专权谋取地位、利益的官文化的崇拜者。其根本目的，就是一个，干扰和侵蚀社会主义公有制，阻碍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社会主义文化。
第一章 中国文化史上两巨人
作为思想家，都要将自己的作用和价值扩大，即以自己的思想来尽量地影响他人生活和社会发展。当然，思想家们的作用方式又是各不相同的。有人依附于权势，代权贵者立言，从古至今，此类人多矣，但严格说来，他们并不属于思想家范畴，他们的显赫声望，实则权贵者价值的影子，他们的作用，不过是为聚敛财富和施加暴政者们的帮凶而已。真正的思想家，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他们也要依附于社会上特定的阶级或阶层，但绝不会为一时之利害而出卖原则，更不会把自己视为某权贵者的走狗。他们以自己的独立思维来概括本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和意识，并由此而对人生和社会关系的变革做出规定。这些规定导引着本阶级和阶层的变革运动，从而对社会总体发生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思想家都是社会变革的先行者，而那些依附于旧统治势力的显赫文人们，只是固守以前思想家的过了时的观念，来为现实中没落统治者的利益服务，反对社会变革，反对社会进步。他们实则没有思想，只是利用统治者的权势及赏给他们的各种“职称”，在那里卖弄对过去思想家思想的记忆和教条化解说，企图将社会固定下来，以永保其主子们的既得利益。
古今中外，文人学者多矣，但能真正成为思想家的有几人？而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又大多出现于社会变革的时代，他们的思想活动，也就成为与社会变革相统一的文化变革的导引。他们的思想成果，也就会在社会变革及其后相当一个历史时期，对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关系发生积极影响。正因如此，人类文化的发展由一系列的思想家所代表，而这些思想家的价值，也就体现于文化的变革和发展中。
第二章 孔丘——官文化的奠基者
对于一个出身低贱，只得靠自己努力学得政治本领，且自认为受命于天的孔丘来说，身怀满腹经纶和“复礼”的志向，就像一块美玉，只有展示于天下，才能放其光辉。所以，他从“而立”之年起，至“耳顺”之年，都在孜孜以求“贾者”知其价值。孔丘相当清楚，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时光不会再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并不相信鬼神之助，也不期望长生不老，所以，将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学问的志向，作为一个重要的生活内容。
为了求政，他自知“身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屈身服侍被他视作“礼崩乐坏”祸首的季氏，先做杂役和家臣。这一方面，也许是为了生计所迫，他也有妻子儿女，总得养家糊口。但更重要的，还是冀季氏“善贾”他的才能，并由此而得官并为政。
鲁昭公二十年，正好是孔丘30岁。齐景公由大夫晏婴陪同来到鲁国。为了招待贵官，鲁昭公让孔丘导演礼乐。齐景公对所演奏的礼乐相当满意，就想见一见这位大导演，昭公召孔子进殿，齐景公向他问政。
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僻，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僻，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绌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景公悦。
很明显，孔丘是想以秦穆公重用百里奚，从而使秦国兴盛这件事，来打动齐景公，同时也是说给鲁昭公听的，意思是：我虽然出身低贱，但有济世治国之大才能，你（们）如果能像秦穆公那样重用我，我也可以扶助你（们）称霸于天下。这段回话，给齐景公很深的印象，他根鲁昭公说：“我想让孔丘到齐国做官，你同意吗？”鲁昭公当然不放孔丘去，想用他在鲁国为官，但季氏等人又不同意，孔丘这场为政的希望也就落空了。大概正是这件事，使孔丘在当时齐鲁及邻国树立了声名。所以，后来他老先生在回忆自己一生经历的时候，还要说“三十而立”。
不过，孔丘三十而立的只是志向，官还是未当上，“仁政”还不得推行。到35岁那年，他又带子路等几个弟子去齐，以求官和为政。孔丘先做了高昭子家臣，然后，通过高的引荐，见到齐景公。景公本来对孔丘就有好感，进一步问政于他。
景公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这时，孔丘已远较上次与齐景公的对话更为成熟了，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可谓言简意赅地反映了他关于“复礼”和“仁政”的思想，不仅齐景公非常赞赏这句话，而且后世两千多年的统治者，也都奉此为政治的宗旨。景公想把孔丘留下来，并准备将尼溪封给他。可惜，由于孔丘一来齐国就投奔高昭子，重用他则打破原有的政治平衡，齐国晏婴等大夫不同意景公的主张，孔丘的为政也就作罢，不得不又回到鲁国。
由齐归国到他50岁这十多年时间，孔丘官运不济，主要功夫放在教导弟子上。而他的学问，也是在这段时间得以深化和系统的。不过，孔丘从来不是一个书呆子，他的治学是与从政有内在统一性的。当他仕途不达时，依然将为政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甚至认为治学与为政是相通的。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
子曰：“书云：‘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也就是说，我在这里教导学生知礼明仁，钻研政治学说，也就等于从事政治了。话虽这么说，他老先生心中的苦衷又向谁倾诉呢？他有时也在那里发牢骚：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又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我在这里闲待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种日子真是难过啊！还不如去做掷采下弈的游戏，也比这样闲着好！
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
已经到了40岁，仍然没有君主来任用我，这和死了有什么两样！
可见圣人也是人，他在困境中不仅有执着的追求，也有时会灰心丧气，发愤不满。而他所谓“四十而不惑”这句话，是他临终前才说的，在他40岁时，恰恰有诸多的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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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不在于不要利，而在于是否以“义”的原则来处理“利”的关系。应当“见利思义”而不应见利忘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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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朱子学”的博大和系统，严重地压抑了中国进步思想的形成。可以说，朱熹以其“理学”，将官文化推到了极端，而他以后，恰正是西方商品经济发展的时期，中国也有些机遇，但“理学”的强大及其与集权官僚政治的统一，却促使中国向进一步强化官僚政治的方向发展，从而丧失了保持在人类文明领先的机会，反而给中国人民留下了至今依然大受其害的庞大的官文化这一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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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孔丘及其儒教，是为集权官僚统治做基础的，同时也依官僚政治这个载体而得道统两千余年。而中国两千余年的官僚政治，又是以儒教为其灵魂，不断循环往复，运转如斯。官与儒的这种相依为命，也就在经济、政治、思想、教育的世代演化中，生就了中国所特有的官文化。
第三章 官文化——中国古代文化之骨架
“熟知并非真知”。关于中国是什么及其存在的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最熟知不过的，但对它的理性思考，却往往被忽略了。相比之下，那些认真研究问题的外国人，却因他们不是中国人，而要考虑，并从他们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几乎所有近现代著名的思想家，都对中国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定义。这里，我先引两段荷兰学者高罗佩的话，他于1961年出版了一部《中国古代的性生活》（中文名为《中国古代房内考》），该书的结束部分，这样写道：
每当人们从中国的历史背景来研究中国问题时，都会对两个突出特点感到震惊：中华民族惊人的恢复力和中国文化的强大内聚力。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人们一再看到，异族局部或全部占领下的中国或四分五裂的中国仿佛一夜之间就恢复了过来，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又变成具有同一文化的、统一的独立国家。这一现象使外国观察者颇感惊异，但却从不会使中国人惊奇，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
其他的文明均已衰亡，而中国的文明却依然存在；其他的种族均已消失、流散或失去政治上的认同，而中国却生存下来，不断繁衍，在种族与政治上可以认同。
高罗佩特殊的外国人的眼光，使他成为研究中国性史的第一位学者，也正是这种特殊的眼光，使他说出了上面关于中国文化的话语。这是相当精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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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神秘感，是必然的。中国学者身临其境，自然不会对“本是我家事”的官僚政治和官文化有神秘感。可是，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充分表现出“熟知并非真知”。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功名利禄交给官僚政治，他们或凭门阀势力，或以万贯家财作后盾，或寒窗苦读，科举、进士、做官。成为官僚极其雄厚的后备军，并且以其活动，形成和影响了社会性的官文化。若从个人角度说，他们倍尝酸甜苦辣咸，对于官僚政治和官文化，都有切身体验。可是，“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在受官文化的牵引，并由此而碌碌终生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应对它进行分析和批判。即令那些仕途失意或科举受挫者，虽可发出动人心扉的感慨，但也没有从个别中概括一般。而这种感慨，恰又往往加重了官文化的玄奥性。某些文人，曾写出许多文艺作品，以揭露官场的黑暗，以及“官人”们的种种行状，诸如《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等巨著，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葩，可也只是现象的描写，并无理论的概括。
对于古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官文化是一种“天经地义”，不论为官还是不为官的知识分子，都陷入官文化的迷阵之中。即使是那些吏部尚书，也只是凭惯例行事，谁也未想到应对此做系统的分析批判。而史学家们，则尽量忠实地记录各种官制演变和官员的升迁，并不对其做多少理论的分析。官文化，对于古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既是司空见惯，又是玄奥莫测。
而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官文化不仅是支配和统治的意识形态，也是不得不服从的强权的化身。在官僚统治下，老百姓的生活要由官来管，似乎离了官，他们就不会穿衣吃饭；老百姓之间有了纠纷必由“官断”，才算解决；官在鱼肉百姓，可百姓却称官为“大人”、“父母”；百姓们敬官、畏官、恨官又盼官；民间关于贪官和清官的种种议论和传说，更加重了官文化的玄奥性。而为了遵循孔夫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遗训，各层官僚不仅将职业弄得高深莫测，而且还用各种仪礼加以装饰和威吓，官的活动，似乎成了神圣的宗教仪式。
官文化，作为中国特殊的文化形态，在官和民的共同认可下，延续着、发展着，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都笼罩着官文化的光环和阴影。
自康有为的维新和孙文的革命开始，到毛泽东所领导的人民武装斗争，推翻了旧的官僚政治。然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官文化尚未完全清除，还以各种方式作用于中国的社会生活，并成为继续变革的障碍。当新中国成立四十余年后的今天，人们普遍意识到民主政治的必然和必要性时，却不免因传统下来的官文化的根深蒂固而痛感变革之艰难。然而，即令是那些激进的“民主派”思想家，也仍在大批特批“封建文化”，而未能明确指出通行了两千余年，并仍在现代中国作孽的实际是官文化，而非两千多年前就被官文化取代了的“封建文化”。批判官文化，揭露其神秘和玄奥的装束，则是实现中国政治和社会现代化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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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文化的核心，就是治人。而其特征，就是人治。治人者，亦人也。由人治而治人，这确乎一大学问。
治人，也就是对人的社会生活的管理、统治，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机制。中国的官，可以追溯到文明史的源头，而以官僚制度来维系的系统的社会管理，则是在春秋战国时初步形成，到秦汉以后成熟的。这是一种全方位的政治方式，几乎有人的地方，任何人的活动，都有官来管治，这是官僚体制的功能所在。这样，治人和“人治”就成为中国官文化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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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官的职能是“治人”，那么，对于巩固官僚统治，维护社会秩序来说，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如何建立官僚队伍。是“人治”，还是“法治”，这是战国时儒法两家的分歧所在，而主张“人治”的儒家之所以在竞争中胜过法家，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人治更有利于官僚制度，更适于“治人”。
在孔丘确立其政治思想时，就把“人治”作为实现其理想的主要方式，这是与他的“复礼”和“仁政”相统一的。孔丘认为，既然政治的主要对象是人，而其目的又是“治人”，那么，从事这项职业的人，就必须具备特殊的素质和才能。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的人，不仅要知礼，而且要明“仁”达“义”。只有通过这样一支训练有素的官僚队伍，才能将“礼”复兴起来。他在这方面的心思用得很多，论述也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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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套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既是儒家培训其弟子的“功法”，又是儒家“人治”思想的典型表述。所以《中庸》里说：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一句“为政在人”，说明了儒家人治的实质。而其矛盾，也盖由此出矣。
“人治”的思想，流传于两千多年的集权官僚制度下，是所有官僚的基本意识。经过孟、荀、董、韩、程、朱的道统，而成为官僚政治的一大特征。而“人治”，又与“中庸之道”相统一。然而，悠悠两千年，官僚上万亿，又有几个能够真正地做到完美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套功夫呢？在治人的职位上，不仅权威势重，且掌握大量社会财富，又有谁能不动贪欲呢？儒家的思想，是以“正人君子”执政事，可是“正人君子”在官僚中又有几个呢？于是乎，“人治”的思想，孔丘、孟轲等人的有关言论，一是作为培养士子们的教材，二则成为官僚掩饰其贪污、腐败的工具，三更为对老百姓的障眼法。
“人治”政治的基本要求，就是在分工给某一官员管辖的范围内，以他个人的思想修养，以他的道德标准，以他的好恶，以他的价值观，来具体地管理社会生活，来“治人”。只要不对抗上级官员，不反抗皇帝，每个官在自己的“地盘”上，可以说是“大有可为”。然而，大多数官僚所“为”的，都是个人的私利。贪官污吏横行，“清官”则寥寥可数。长官意志，不知错过了多少可能发展生产力的机遇；官本位则使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至尚的价值观，使中华民族多少优秀的知识分子为之折腰，浪费了多少聪明才智；拉关系，结帮派，成为官场的大通病；官位就是财富，官位就是社会地位，“人治”的归结点，还是以权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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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文化的主要任务，就是教化出一个驯服的被统治阶级，使他们安于被统治的地位，认可被统治，并向统治者交纳税、租。这与集权官僚制下的小农经济是相呼应的。为此，官文化的制造者和宣传者，极力将这种意识灌注于被统治者的意识中：你们是命中注定处于这样的地位的，只有安分守己，勤俭持家，才能生存和延续后代；而官和地主，其身份也是“天命”决定的，不要看着人家荣华富贵就感到不平等，他们是上等人，是治人者，而你们是被治的人。至于文明主体中的手工业者，其生产和生活条件及社会地位与农民相似，因而，他们和农民一样，作为“劳力”者，都应自愿地满足自己的地位，尽一个“顺民”应尽的义务。而少数知识分子，在集权官僚制下，是作为官僚地主阶级的一个阶层或其附庸而存在的，他们的出路，就在于做官为僚，或代“圣人”传授官文化，虽有极少数人会在科学、技术方面有所贡献，但也要由官僚地主阶级所认可，或以此作为升官的手段。他们的意识，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官文化之中。
而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意识，在被官文化控制和渗透之下，就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小农意识。从总体上说，小农意识是与官文化对立的，但它同时又是官文化统治的表现形式。小农意识以认可集权官僚制和官僚地主阶级的统治为前提，它要求确保集权官僚制所规定的经济权利，但从不要求政治上的权利；在既定的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范围内，勤俭持家，安分守己，只求温饱和延续后代；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即被压迫得没有活路时，也会铤而走险，起来造反，但却大都“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至多是由造反的头头当皇帝，做官僚，改朝换代；他们在并不多的社会活动中，要求绝对平均主义，但同时认可集权官僚制的等级制度，承认官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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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与法的溶合，以法而行礼，以礼代法，这与中国特有的“人治”是相统一的。此外，这种“以刑配德”的制度，有一个大好处，就是有利于“长官意志”，更有利于长官及吏僚们的贪污受贿。
以儒为“表”，以礼为“率”，以德为主，以仁为言，与以法为“里”，以法为“治”，以刑为配，以术为行，是相统一的。集权官僚制度以其两千年的实践，达到了这种统一，且应用得得心应手。这两手，都是“治人”的必要方式，前者如同软丝索，不仅捆民身，且索人心。从官僚统治的利益而言，自然“以德服民”为最好，但对那些不服者，则用硬利刃，严刑峻法，施之于叛逆，毫不留情。而且，还可以堂而皇之地说自己实在行“德政”，讲“仁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为千古文人痛骂，只因其未在焚、坑之前宣传一通“仁义道德”；而后世各朝各代，谁个皇帝杀人，不都比秦始皇多的多？却得到那么多的颂扬。这又是儒家学说的一大功劳。而由儒学出身的宰相、御史、翰林院编修们，不仅出主意想办法去杀百姓，而且以其“满腹经纶”，将这杀人说得与秦始皇有天壤之别。孰不知，若无这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儒家的兴盛又待何年何月！他们都愿自称孔夫子的学生，把孔夫子捧成“至圣先师”，却忘记了，他们实则都是秦始皇的子孙，正是在这位中国官僚政治的始祖的福荫下，儒家的万亿弟子，才得以享荣华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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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秦汉以至于明清，中国的官僚政治就是在动乱中，在朝代的更替中世代延续下来。这个过程，儒家的“天人合一”、“人与天地参”及君、臣、民相协同的思想，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后人说，一部二十四史就是“相砍史”，官僚政治内部的矛盾，不能说不尖锐。然而，砍来砍去，并没有砍垮官僚制度，它就象“九头怪蛇”那样，有着极强旺的生命。砍去此头，生出彼头，生生而不息。
中国的官僚制度，从秦算起，两千余年；而其成熟，又与科举制直接相关；科举之于中国文化，在其将近一千三四百年的实行过程中，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八股取士制，又是科举制的最高、最后阶段，它对中国官文化的发展，对于现世的影响，都是非常突出的。早在清初，顾炎武这位颇有革新精神的思想家就写道：
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
将明、清所实行的八股取士，比做秦始皇、李斯的“焚书坑儒”，而且更甚。这在当时，可真是胆大包天的狂语，但其真知灼见，又闪耀于中国文化史上。也是在清初，吴敬梓先生写了他那部不朽之作《儒林外史》，以形象的笔法揭露了科举制的弊端，其中如“范进中举”，可谓人类文学史上的瑰宝！而清末李宝嘉先生的《官场现形记》，则更全面地描述了从科举到为官、为吏、为僚的种种形状，为后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然而，不知什么原因，这两部巨著，却始终没有象《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那样大的名声。或许文学家们可以说它们的艺术性有些逊色，但我总以为，还是官文化在作怪。列宁曾说托尔斯泰的著作是俄国历史的一面镜子。而吴、李二先生的著作，也完全可以看作中国官制、科举制，乃至官文化的写照。也正是这一层，使沉浸于官文化中的文人士子对这两部著作不感兴趣，甚至有人会从心底里生出一股反感。
也许有人会说，吴敬梓、李宝嘉两先生，都因科举失意，才痛恨科举的。如果他们能顺利地通过举人的乡试，甚至能够考到进士，做到官的话，他们也就不会如此痛恨科举和官场了。或许是罢。但有一点，却是明确的，他们二人都有机会再考，却都是自愿放弃功名的，这与那些到了六七十岁还跌跌爬爬地考“秀才”者，是有明显区别的。他们是中官文化之毒，又很快能够自我解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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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焚书，目的是禁绝游士，废除私学。“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之不举者，与同罪。”李斯的上述建议，可谓“愚民政策”的最露骨的表现。其目的是相当明显的，即维护刚刚诞生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这种赤裸裸的愚民政策，被后来的读书人连篇累牍地痛骂。其原因，无非是自认为若生在秦世，不仅自己的“功名”无着落，且有可能被活埋。于是乎，也就更加珍惜“当代明君”所提供的科举之途。然而，科举制，特别是“八股取士”这个大陷阱，把全中国的读书人都圈在四书、五经之中，以八股绳索严严肃肃地捆住思想，其危害却实甚于焚书。秦坑儒不过460人，而科举制所坑的，何止万亿！
由于八股取士，致使文人学子从开蒙起就埋头于“孔孟之道”，所追求的，也只有一个目标：做官。于是乎，读书与做官就划了个大大的等号，这与李斯建议中的“若欲有学，以吏为师”又有什么区别？在这样的制度下，谁还去研究自然科学，谁还去探讨发展生产力？本来，到唐宋时，中国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基础已经具备，只要鼓励知识分子去钻研，达到西方近代的水平并不难。可是，大家都把眼光盯在做官发财上，研究科学技术不仅得不到鼓励，还有“旁门左道”之嫌。即令当时牛顿、瓦特生于中国，又能如之何？朱熹的理学，从哲学思辨能力的角度看，并不亚于晚他几百年的黑格尔。可是，他那确定不移的为官僚政治服务的观念，却自我限制了思辨的方向，把注释孔孟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与他对孔孟经典的解释，恰成为明清两朝五六百年间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经学在科举制下成为唯一的真理，这不仅严重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也限制了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孔丘开创的儒学，虽然在官的捧、保之下，独霸天下，但其自身的发展、演变，也同样受到限制。科举制使孔丘这个“布衣”，官越升越大，唐玄宗李隆基封这个亡灵为“文宣王”，只比皇帝小一级，但他又何尝不是皇帝手中的工具，做官者的“敲门砖”？！
科举制不仅障碍科学技术，尤为损害人格。做了官的，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可他在求学、应试时所受的屈辱，却足以使其丧失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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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废除了领主贵族制以后所建立的官僚制度，是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统治制度，官僚有着无限的权力，以其特有的机制，来管理、统治全体民众。官僚制度的最高层，就是皇帝。从名义上说，皇帝是“天”的代表，也是“天下”万物之主。因此，他是最大的官，也是至高无上的。各级官僚，不过是皇帝的代表，是他的助手和仆从，他们的权力和财富，都是皇帝所给的，是皇帝权力和财富的一部分。对于皇帝，他们是臣，是仆；而对于民众，他们则是主人，是治理者。这种情况，也就形成了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官本位与官至尚的观念。所谓官本位，是从权力上说的。“官者管也，职者值也。”一个官，从他的生理构成上看，并不比普通老百姓有什么特殊；从学识上看，也不比普通的秀才、举人这些未仕者高明多少。那么，他的权力来自何处？只能来自他的官职。前述中央系统、地方系统和武官系统，都是按不同的层次，对名义上是皇帝的权力的分割。一定的官职，都有相应的权力，而这个权力，就由皇帝委派的官员负责，他是皇帝的全权代表。因而，做此官，也就有此权。权与官、与位是同一的，在位即有权，不在位，则无权。所以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也就形成了这种特有的官本位权力观。所谓有权，也就是在官位，争权也就是保官与夺位。
官至尚，则是由官本位引发的价值观。既然官的权力是由其位确定的，他的社会作用、个人的名誉、财富，也都取决于其官位。而且，官场中又有许多礼仪，严格地按官位来规定官僚们的等级，以及相互的关系，甚至对见面时的礼节，身着装饰，所乘车轿，所居住宅，等等，都有明文规定。至于老百姓见官，则更是如见上帝或阎罗。这种森严的等级，时官僚政治的内在构成要素，而它表现出来，也就必然是官至尚。用民间俗话来说，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这种权力方面的“压”，也就必然造成观念上的“敬”和“畏”。进而，就形成只要是上级官，就是绝对正确，就是英明。久而久之，不仅在官场，而且在广大民众中，就形成了“官至尚”的观念。一个人的地位和名誉，取决于他的官位，而士子们也就把争官进位，看成自己的事业。官员们的荣华富贵，作威作福，也就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社会中，形成了尊官、敬官的价值观。官，成了荣耀、权力、才智等等的综合体现和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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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作为中国官僚制度中的政治权力关系，是儒家“人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包括那一整套严格的科举、选官、任用、考核制度形式，都是由此而发的。官本位的特点，就是长官意志决定一切，在各级官职上，都由该长官一人说了算。大大小小的官，把持了全部的政治权力，广大人民群众无权参与国家、社会的管理。只有“官”，才有其政治地位，官位、官品就成了衡量人社会地位和价值的尺度。最大的官，自然是皇帝，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皇帝的本位，也就是最为权威，最为荣耀的了。“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虽说对于皇帝，宰相以下文物百官都不过是幕僚，是臣仆，但他们在各自的官位上，又都是一“小皇帝”。在其管辖范围，搞家长制，一言堂，唯我独尊。他们只对皇帝负责，凭自己的意志和知识、素养，来评判是非，衡量曲直，制定政策，左右国计民生。
官等于公，等于正。不仅官自认为这是天经地义，而且民众也如是看。民间纠纷，必须经官，才得评判。一人一事，只有有了官的肯定，才能去做；受到表扬，就感到光荣。不论何家何族，都要找出自己祖上某人曾为某官，以此壮门户，荣乡里。而现任官员，则不仅自己威风，其家族也大受其益。官，成了社会生活的标准；官，也成为权威和真理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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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百年不遇的“清官”身上，治理灾害，昭雪冤案，生活安定，行路平安，以至造一座桥，建一座庙，铺一条路，都要由清官，即救世主来安排。如此官本位，也太可怜了。而那些贪官污吏，也正是依据官本位，来“以权谋私”的。
由于以官位为本位，因而，往往造成国家机构设置的变化。即至今还可以看到的“因人设位”、“因官设事”等现象。历朝历代的机构调整，有时是根据需要，有时则就只是为了安排某官，而且其官品就成为新设机构的品级。从而造成机构臃肿，不问实效，代代相袭，官僚队伍越来越庞杂。以至李世民说出这样的话：
为官择人者治，为人择官者乱。
然而，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又有几个“明君”、“贤相”？官本位，也就必然造成拉关系，结帮派，上下打点，左右平衡。某官为了保住其品位，处理政事时，往往首先考虑的，并不是此事的是非曲直，也不是国家和人民利益，而是上下左右的关系，是此事如何处理与个人的利害。一种政策的出台，如果是以官的利益为“本位”，那是不可能促进社会发展，而且必然损害公众利益的。这一点，不论从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可以发现。
官本位必然造成官至尚。在官僚政治下，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而士的唯一出路和地位标准，就是科举、为官。所谓“功名”，已不再是商鞅所规定的以杀敌首级为标志，而是科举考到哪一级；而个人的地位，则是官做到哪一级。全民族在两千多年的时间内，只有这么一个价值标准，至于搞科学技术，搞学术研究，以及从事商品经济、农业生产，都远远不如为官高尚。“读书为做官”，这种观念，一直到现代，依然残存着。既然官位高低是衡量人地位和价值的唯一标志，因此，做官、升官，也就成为共同的奋斗目标。不仅读书人要做官，就是那些大地主、大商人，不能科举考试，也要拿出自己视作生命的金银，去买官。这一条，可以说是纵横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通病。不论是考来的官，还是买来的官，都是每个人的命根子，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自动放弃此位。升官，是一大光荣，个人高兴，同僚嫉妒；罢官，降级了，则是致命打击，门可罗雀，茶可结冰。在位时，宾客盈门，致仕（退休）后，则无人问津。
官的至尚，关键的一条，就是官与财富的统一。官位是财富，升官就等于发财，而这财，不仅来自俸禄，更多的是来自外财，贪污贿赂，是官员的主要财源。而这，恰恰就是变卖权力，以至公开出卖官职、缺位。
而老百姓对官们的称呼，也充分体现出官至尚。区区七品县令，被称之为民之“父母”；其他大官，统统称为“老爷”、“大人”；而皇帝，则称“万岁”“圣上”。民见官，要叩首，下级官见上级官，也要行大礼，臣下见皇帝，不仅要三拜九叩，且要称“陛下”，即以下跪者自称来呼皇帝。种种礼仪，充分体现出官至尚，并将官场的秘密掩饰起来，把普通人的官，装扮得宛如仙人。
官至尚，作为一种观念，一种文化传统，在两千多年的演化中，不仅制约着众多士子的名利观，他们要为做官碌碌忙忙过一生，而且对于民众的心态和意识，也有深刻的影响。官的威严、富贵荣华，官的显赫地位，都使一般老百姓在畏官的同时，产生对官的敬仰。为官的可以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又能使家族增光，乡里添彩。人们总要拿自己的某某亲族，甚至同乡“做了大官”而感到荣光。一则古来的笑话，很能说明这一点。一位目不识丁的王婆婆，花钱让木匠给自己做了一口柏木棺材。看着自己的“寿材”，她很满意，又请了一位秀才，在棺材头上写上几个字，以表明自己的身份。可是，老太太的祖上、亲属都无做官的，于是秀才写了：
翰林院侍讲太学士国子监祭酒隔壁王婆婆之柩
王婆婆很是高兴。可见，官本位和官至尚作为中国官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不仅在官场，在民间，也都得以漫延，笼罩于中华大地之上。鲁迅曾说：
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贴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
这可谓对官本位和官至尚的一种高度概括了。
官本位和官至尚，这种浓重的官文化所笼罩的社会生活，恰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主要内容。从民主政治的角度说，官文化是过时的、没落的，然而，官文化毕竟是中国历史一个阶段，而且是主要阶段的统治文化，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是必须认真对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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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得力于“八股法宝”来治学的李宗吾，将中国官场及士子们的活动，归结为两个字：厚和黑。厚者，脸皮厚业；黑者，心肠黑也。他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厚、黑二字的概括，据他自己说，完全是从中国历史中得出的。《厚黑学》开篇第一段，也即“八股义法”的“破题”，这样写道：
我自读书识字以来，就想成为英雄豪杰，求之四书五经，茫无所得，求之诸子百家，与夫廿四史，仍无所得，以为古之为英雄豪杰者，必有不传之秘，不过吾人生性愚鲁，寻他不出罢了。穷索冥搜，忘寝废食，如是者有年，一旦偶然想起三国时几个人物，不觉恍然大悟曰：得之矣，得之矣，古之为英雄豪杰者，不过面厚心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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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古往今来之“大英雄”、“大豪杰”，统称为厚面黑心之所成就，这不能说不是一大发现，且其用语不凡，一扫中国官场中“仁义道德”、“智勇双全”、“清官明君”等冠冕堂皇的装饰，揭穿了儒家学说的虚伪。这一点，在明清两代的文论和小说、诗词中，已有诸多描述。然而，大多数文学作品及政论文章，都把对“贪官污吏”的谴责，与对“清天大老爷”的歌颂，对应起来，意在扶正驱邪。以儒家的道统，来抨击违背仁义道德者。还有一些关于“忠臣”、“奸臣”的描写，如《杨家将》之类，处处弥漫着官僚意识。但这些作品，毕竟也从一个方面描写了中国官场的黑暗，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矛盾的写照。唯《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一批被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的作品，在着意刻画中国的士子和官僚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这些作品，都是针对“最高阶段”的中国官僚制度而发的，是对官文化的比较全面的描写。当官僚制度由明、清至民初开始走下坡路后，能够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这些不朽作品，将成为后世民主政治中的人，回顾这段文化史的一个很好的资料。对应《明史》、《清史稿》，可以看出，《儒林》、《官场》二书，虽为形象描写，但其所揭示者，不足儒林、官场中弊端之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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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中的许多特殊现象，都与官僚政治有直接关系，“上行下效”，不仅各级官僚如此，而且影响到平民百姓的生活。中国的官僚政治所生产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弊端，依然还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这也许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李宗吾的《厚黑学》由曾在中国的文化界掀起一个小“热潮”的原因吧。而继《厚黑学》被各出版社争相出版之后，又有上述那些正面宣扬求官、做官之道、之经的书被翻印出版，且在现代官场中流传。对这些书的“正”读与对《厚黑学》的“反”读相呼应。让人不寒而栗：今夕是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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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做官只为财”。这句俗语，流传于两千多年的平民百姓之口，也见之于两千多年来万亿官吏之心，形乎于他们的行为之中。这一点，既不是什么秘密，而且也并非不合礼教。在孔夫子那里，就已经把“利禄”，规定为官所追求的目标，并提出要巧妙地运用这个手段，来控制官僚体制的运作。而他老先生的“待沽”和“流动展销”自己的道德文章，也是有此“财”字做其目标。说来说去，儒学士子们的心意和行为，仍来自“至圣先师”的言传与身教。
不过，孔老先生所讲的“利”和“禄”，是要合于“仁义”，源于“礼”的，他虽然非常讲究衣、食、住、行，但却反对“不义之财”。他的这些说教，也就成为后世儒学与官家进行宣传和思想工作的依据。而历代帝王，也都清楚如何有效地运用“利禄”这个杠杆，来操纵庞大而系统的官僚机器。
官员们的俸禄，要比平民的收入高出十几乃至几十、几百倍。在社会上，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特权阶层。他们的官位、权力和个人的私利，是完全统一的。然而，俸禄并非官僚的唯一生财之道。对于大多数官僚来说，贪污和受贿，不仅是其收入的一部分，而且是更为主要的部分。“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这句话，用于官僚更为确切。
在中国人的词汇中，官是“做”的，这个“做”字是非常准确的，同样准确的，是“发财”的“发”字，其内涵之丰富，外延之广泛，恰可以表现以各种手段无偿占有社会剩余产品这一事实。做官，也就是掌握社会的公共权力，而这种权力是远超过其个人的能力范围的。以社会的权力来谋取个人的私利，也即无偿地（非劳动所得地）占有社会大多数人的剩余产品，其财当然会“发”起来。以几千万，乃至几亿平民百姓的血汁所聚集起来的财富，被少数官僚“做”到自己的手中，哪能不富呢？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官文化，也就是“富”的文化。做官和发财的一致性，恰是官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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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官僚政治史，既是一部勾心斗角，相互砍杀的历史，也是一部贪污史。廉吏、循吏，在史书和文学作品上始终是被推崇的人物，可见，这类人物是多么的稀罕。这里也充分体现了“物以稀为贵”的道理。至于贪污和贿赂，则是为官的“秘传家法”，绝大部分是暗中进行的。而官僚体制的头儿，即皇帝，就是最大的贪官，虽说法律从未规定他贪污受贿该如何处置，但他为维护自己的统治，一方面制订了严厉的对贪官污吏的惩治措施，另一方面则又睁一只眼，闭一支眼。照理说，天下乃皇帝之天下，贪污受贿，都是侵吞皇帝的私财，所以他要严惩；可是，贪赃枉法者如此之多，又怎能惩治过来？而他派出去的“钦差大臣”，往往又都是“见钱眼开”之徒。故而，皇帝在那里，靠着一群群中皇帝、小皇帝、土皇帝们的贪污、行贿、受贿而维持自己的统治。一个由官僚所把持的“人治”社会，本来就没有什么法制。各种“法规”，一是对其相互权利的规定，再就是关于人民群众对其义务的规定。贪污与否，贪的数量大小，既取决于官权的大小，又取决于其“厚黑”技巧的掌握和运作。
第四章 毛泽东——官文化的批判家
毛泽东的“我”也是受社会、受时代制约的。他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中国的代表，在于他生活于大变革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在于他以自己全身心的奋斗，以探讨社会的矛盾，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进而将个体的“我”作用于社会的“我”的变革之中。而他本人，也是一个矛盾体，是他所处的时代社会矛盾的体现。与孔丘不同，毛泽东从不相信，也不宣扬“天命”，更不愿承认自己是“天才”。他坚信矛盾的存在，探讨矛盾的内在规律，并力求遵循规律来解决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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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的着眼点是政治变革，但他对中国的官文化，尤其是其理论基础的孔丘学说，却从未进行深入批判，相反，他也和洪秀全、康有为一样，都把孔丘的“大同”说，作为自己思想的一个信条。陈独秀则不同，他在思想进程中，虽然曾有信从康、孙的阶段，但很快就被他那激进的思路跨越，并在关注政治变革的同时，注重批判官僚政治的思想基础。在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同时，打出鲜明的旗帜，号召“打倒孔家店”。在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批孔的大量文章，他本人则既是主帅，又是先锋。即使是孙文视作理想社会的“大同”，陈独秀亦予以揭露和批判。
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乃指君主禅让而言；与民主共和，绝非一物。
在这一点上，明确地显示出陈独秀与孙、康、洪的区别，也表现出他对孔丘思想更为深刻的批判。陈独秀是抓住了中国旧文化要害的，他所提倡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是思想界的一场根本性变革，他集中力量来批判孔丘，是为推翻官僚统治，建立民主政治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他强调，要革新政治，就必须革新政治的文化基础。
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原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
陈独秀自认为是个政治家，他十分关注政治的变化和发展，为此，他反复强调，革新政治，与革新国民的精神文化是内在统一的。政治革命看似容易，但革命真正的胜利，却相当困难，这就在于旧政治，即官僚与军阀们是以孔孟及朱王学说为依据的。当时一些文人学子，在思想已经没落的康有为的带动下，公开提出保护孔丘学说。诸多“孔教会”、“孔道会”纷纷以孔丘为中国之教主，他们为了保护孔丘学说，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将孔丘与宋儒区分，认为是朱熹等人坏了孔丘的好传统，他们主张回到孔丘那里，恢复孔丘的真正思想，批朱而尊孔；二是称孔丘学说有其“民主”精神，正是现代所需要。对此，陈独秀以他独特而深刻的洞察力，予以针锋相对的批判。
他明确指出，原始儒学（孔孟）与后世儒学（程朱王等宋明理学）是内在统一的：
孔门文史，由汉儒传之；孔门伦理道德，由宋儒传之，此事彰著，不可谓诬。
一些人说原始孔教为民间化的真孔教，而三纲五常为伪孔教范畴。陈独秀指出，三纲五常恰正是孔丘思想的精神所在，他从孔丘的“礼”论证了这一点，三纲五常就是孔丘“礼”这一范畴的具体化，而礼恰是孔丘所提供给统治者的主要工具，是官僚政治的内在条件。因此，要进行政治革命，必须彻底批判孔丘思想。
对于所谓孔丘思想中有“民主”精神，陈独秀指出，这是一大误解，孔学中所有的，是“民本”思想、而非“民主”思想。前者是“为民做主”，后者是“人民做主”。二者有本质差别。
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此等仁民、爱民、为民之民本主义，皆自根本上取消国民之人格而与以人民为主体，由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以古时之民本主义为现代之民主主义，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
现代的“新儒家”，往往以“阐发孔子民主精神”为号召，甚至据“民贵君轻”等民本论来说什么：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讲“人权”、讲“民主”，现在根本不用再搞早就有了的“民主改革”。而今天的某些政府官员，还常常在民众大会上，用“七品芝麻官”唐成的所谓“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作为自己的施政宗旨。至于“包青天”在文艺领域的大复辟，更是司空见惯。这些，都足以证明陈独秀在本世纪初所发的言论是多么深刻，而以民本主义这种官文化来取代民主精神，不仅在世纪初有，在世纪末还有，以后仍然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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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独秀和孙文不同，鲁迅的主要贡献，在于从深层全面而具体地揭示中国官文化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对于孔孟之道和官文化，鲁迅以他犀利的笔，予以深刻的批判。在他的笔下，“礼”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仁义道德”的实质，就是“吃人”；“孝”是残害青少年的“斧钺”，“忠”不过是“一味收拾弱者的方法”；“恕”就是“纵恶”；“王道”与霸道“其实都是兄弟”；“中庸”，则是“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种针锋相对、剥皮刮骨式的批判，对于认识深厚的官文化，是相当必要的。对当时流行的尊孔、读经、复古，鲁迅给以无情的反击，指出：
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当然，在流行时，倘无弊害，岂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实际上，却断没有这样的事。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革。
他坚决主张，要对旧文化进行锲而不舍的斗争，要有韧性，持久不断。
对于中国的旧文化，他以自欺、自大、自利、难变、体面、惰性、调和、破坏欲、残虐、卑性、奴才主义等术语予以概括。尤其让人叫绝的是，他以：
读经，作文言，磕头，打屁股，
来概述官文化，可谓形象之极！
当然，鲁迅笔下，也并非把中国旧文化描写得阴森可怖，或者如死水一潭，毫无生气。他对于中国人民是有着深沉的爱的，闰土、祥林嫂这些受传统文化残害的下层老百姓，内心却存在着强旺的生命力。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正是这个脊梁，支撑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存在，也必将支撑中国的变革和发展。要在消灭官文化的同时，兴盛这种被长期埋没的中国文化的精华，才是中国得到新生的途径。
对于鲁迅，毛泽东不仅敬重，而且达到思维逻辑上的沟通。虽说他们并未能见上一面，但鲁迅对晚生的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是从心底里敬佩的。毛泽东则更把读鲁迅的书，作为自己认识中国文化的重要方面。也正是毛泽东，给了鲁迅以这样的评论：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文化革命是与政治革命相统一的社会运动。这种认识，是对陈独秀、鲁迅有关认识的继承和发展。当我们将对官文化的批判视作毛泽东政治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时，又要看到，这正是他所理解的文化革命的主要内容。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在这一环节上，得以统一。任何一个人晚年的思想和行为，都与他世界观形成时所受到的主要启发有密切关系，青年时期的志向，往往制约着他以后的行动。毛泽东受孙文的影响，主要是立志于中国的政治革命，而他的政治革命，又在立意和性质上超过了孙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在政治革命上的历史成就，远远超过了孙文。而陈独秀和鲁迅的文化革命，毛泽东认为在完成政治革命任务之后，必须继续进行，而且要在更深刻、更广泛的意义上展开，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政治革命的成果，从而完成全面的社会革命，以此来实现他青年时期的远大志向：改造中国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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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矛盾，只有中国人自己通过对旧文化的深入批判，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系统考察，才能得到准确的认识，才能把握其规律，才能在此基础上，切实地动员起中国的民众，正确地予以解决。这个道理，毛泽东是真正领悟了的。如果不是毛泽东此时的“另有计划”，只要他一念之差，也随那些同学们一起到法国去勤工俭学，他也只能和这些人一样，去做中国革命领袖的助手，而这位领袖，又不知在什么时候产生。那样，中国革命还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摸索。中国革命之所以选择毛泽东作为自己的领袖，并不在于他是什么“天才”，而在于他切实地将自己植根于中国这块土地上。…………
然而，毛泽东立志不出国留学，并不等于他不接受外国先进的思想，作为一个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终生奋斗目标的热血青年，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外国的各种学说感兴趣，并认真地学习。从受康梁影响，接受改良主义思想，进而学习进化论，以及各种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一直到受陈独秀的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其间还有一段时间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可以说，毛泽东始终是站在一个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来学习外国的社会学说，并以中国革命的需要来选择这些学说的。他最后认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并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这种不断选择中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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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中描写的故事，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队伍有不少相似处，他几乎把这部书随身携带，须臾不离。从中他悟出了不少道理，如从“林冲打洪教头”里，他认识到以退为进，待机破敌的策略；从梁山泊各路好汉的“聚义”，他看到革命队伍中“山头”的存在，提出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进而消灭山头，坚决克服山头主义。毛泽东对《水浒》的评价，影响最广的，是其晚年与陪读者芦荻讨论此书所发的一番议论。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段话，是在1975年8月13日说的，很快就由国家舆论机构传播，并引发了一场运动。这里，当然有“四人帮”的歪曲和利用，自当别论。但这并不影响毛泽东对《水浒》这部书评价的高明。据我个人看，古往今来关于《水浒》这部书的评论，都不如毛泽东的评论言简而意赅。而且，这段话可以说是毛泽东批判古代文化的典范。“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仅是梁山泊的好汉，也是大多数农民起义的通病，它充分反映了中国官文化在民间的广泛存在以及对小农意识的制约和渗透。“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一细节，许多评论家都忽略了，而毛泽东抓住这一细节，从而抓住了《水浒》中官文化的实质。至于对宋江的评价，即将他归入与高俅类似的“地主阶级内部的一派”，也是相当深刻的。毛泽东的这种批判，明显地受到鲁迅的影响，他也引述了鲁迅的话：“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里，再一次体现出毛泽东与鲁迅心思的“相通”，而我们只有从批判官文化的角度，才能领悟其中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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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民主，既是从思想上对官文化的批判，也是从制度上消除官文化的必要条件。这是更为实在、也更为具体的批判。从发展的角度看，人民民主专政，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官文化及官僚政治的批判，是埋葬官文化的过程，一是通过政治变革，逐步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民主文化。批判与建设，是有机地结合的，由于官文化的深厚，对它的批判及对民主文化的建设，也都必然出现反复，甚至被扭曲。在中国如此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中，实行民主政治，是一项相当艰巨而复杂的历史任务，在完成这项历史任务的过程中，歪曲以至颠倒人民民主专政的现象，是不可避免地出现的，甚至很可能会由官僚政治占上风，官文化复辟的现象。
西方的一些学者，往往习惯于以他们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对于毛泽东及其“人民民主”思想，也爱用西方式的民主文化来比较、判断，以至做出这样或那样的结论。他们最为熟悉的，是其本国的政治制度，虽说在议论其国内问题时，常作出各种批评，但在评论中国政治时，却又要以此为标尺，说长论短。他们最不熟悉的，是中国的国情，尤其是中国的官文化，这是西方国家所没有的，或少有的。因而，在评论毛泽东及其“人民民主”思想时，看不到他的创造性，也看不到其先进性，却比较喜欢抓住人民民主专政过程中某些官文化的残余，而大肆攻击毛泽东和中国的政治制度。这种情况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最为突出。在某些西方学者的笔下，毛泽东成了“专制君主”、“独裁者”，而人民民主专政则与集权专制划了等号。这些观点，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也有一部分人拿过来，以作为其否定毛泽东的必要依据。
可是，历史竟如此地作弄人，当中国的“先进”人物拿五六十年代西方学者的观点来批判毛泽东时，西方的学者却又转而更深一层地探求毛泽东政治思想中的民主成分。如美国的施拉姆在其《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中写道：
毛在1949年说他创建的新政权叫“人民民主独裁”，也叫“人民民主专政”。人们不应因这个术语的不同来制造更多的麻烦。因为，在马克思的术语不能全部从汉语中找到贴切的对等词时，“独裁”这个词在过去的年代里有时是作为“专政”的翻译词来用的。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讲，它依然散发着旧的、中国式的独裁的味道，这个术语实际上非常巧妙地概括了毛关于政治领导的态度的本质。
一方面，毛使基层群众广泛地分享民主制，这一点他超过了当代其他任何革命领导人。在这方面，他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并帮助他们在自己的政治进展中为下个阶段做好准备。但同时，毛又把民主的增进看作是只能在“强大的国家”组织内实行的事项。在这一点上，以我之见，毛是对的。遗憾的事，他的“强大的国家”的思想特别像独裁，在这个强大的国家中，就政治倾向有多少符合正统、多少背离正统而论，毛作为中国革命的历史领导人，归根到底仍是一个“独裁者”。
曾经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不论是官员、军人、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的工人、农民，都会回忆起毛泽东时代所留给人们的相当强烈的情状：一方面，毛泽东公开号召人民群众起来造各级官员的反，大字报、大批判，都受到“毛主席”这一权威的保障，人民有了充分的自由，然而被“毛主席”保护的群众所可以批判的各级官员，却有一种天然的义务，要求人民群众不得以任何形式和语言，来表示对“伟大领袖”的不满和怀疑。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毛泽东所设想的革命前途上，尽量地克服因自己的私利而引发的与这个共同的前途相违背的东西，而人们又都有一种并不清楚的“主人”意识，并把这种意识纳入对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和事业中，由此形成的依赖感，既是促动人们参与社会变革和建设的因素，又为某些人的消极和被动提供了理由。
“人民民主”作为一个政治学的范畴，是毛泽东从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中总结、概括出来的，这在政治科学的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创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革命斗争，毛泽东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是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必要准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则标志着人民民主专政的确立，并以宪法和各种法规对此做了规定。
这是同一社会变革过程的两大阶段，从已经走过的历史进程看，第一阶段，即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艰难困苦，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以相当快的速度和最佳的路线，而取得了成功。这个革命，将对中国官文化的批判和官僚政治的推翻紧密结合，而它所实现了的，是推翻旧的官僚政治，而不是埋葬官文化。官文化以及他深厚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于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它虽然受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冲击，但并未消灭。这种受到批判和冲击的官文化，还会以各种形式，制约和影响新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而且，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以及国内已经出现了的资产阶级的意识，为了颠覆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必然要把官文化作为自己的工具。资产阶级意识和官文化的结合，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大敌，在如汪洋大海的小生产者的社会环境中，向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向这个政权中的各级官员，展开了一场持久战。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比，这场战争是更为复杂、长期的，而且并不像武装斗争那样攻防阵线分明，真刀真枪地对着干。文化的作用，是无孔不入的，亦无处不在。官文化从其倾向上说，是要复辟旧的官僚制度，而资产阶级意识则相应的以优裕的生活享受和个人的“自由”，来腐蚀党和政府的官员。不论官文化和资产阶级意识，都从日常的生活、工作中全方位地、细致入微的侵向人民民主专政的机体，侵向其中所有的官员。
由于民主文化在中国尚未成熟，新的国家政权与旧政权在形式上又有某些相似之处，因而官文化对人民民主专政的侵蚀也就相当突出。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以及各种方式的贪污腐败行为的出现，都是官文化干扰的结果。对此，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就曾有所预见。1949年3月5日，他在中共第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是相当清楚地看到了新生政权被腐蚀、瓦解的危险的，他在强调对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十分注重从纪律、法律和制度方面的规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为体现“人民民主”这个政治概念，而创立的制度。从它的原则和形式上看，都更能全面、充分地表现民主政治的原则，是比西方的议会制更为民主的制度。至于这个制度在不同时期、地区的实施中所出现的问题，则是官文化残余干扰的表现。国内外都有人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攻击，说它是“独裁专制”的工具。这是一种相当片面、肤浅、短视的认识。由于官文化的广泛而深厚的影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施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那样违反民主原则的情况，但这不等于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民主。这个制度虽说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但它的原则和建立本身就是对官文化最好的批判，并为进一步的批判提供了条件。应当看到，一种政治制度的事实，不仅要有相当的经济基础，而且需要相应的文化条件。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毛泽东“人民民主”思想的具体体现，标志着两千余年官僚政治的终结。然而，这个新制度又是在官文化尚未消除的条件下建立的，因而，短期内旧制度的阴影，还不可避免地在某个局部掩盖民主政治的光辉，甚至还有可能在“人民民主”的旗号下，出现官僚政治的复辟，但这些，都只能是短期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对民主政治的要求也必然日趋强烈，这个大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官文化作为旧中国官僚政治的意识形态，也必然会在“人民民主”思想的批判中，日益缩小其存在的范围，进而在毛泽东所开创的社会变革和文化革命大业中，逐步地被清除出历史舞台。
民主与官管，是相对立的两个范畴，同时又是统一的。即令最为民主的国家，其政治事务也不能由民来直接、全部地管理，而应由真正代表民意，并以民主的方式推选出来的代表进行管理。对这些管理者，现代人想出了各种称谓，如“干部”、“委员”、“领导”、“首长”，但其实际的职能，就是管理。老百姓对此有着十分明确而执著的认识，他们依然使用着一个古老而贴切的概念——官，来称呼这些管理者。由于毛泽东所发起的对官文化的批判，曾有一段时间，“官”这个称谓似成为一种贬义词，虽说不少人为成为官而费尽心机，但却不愿听人称他为“官”。在现代中国和世界，取消官，还不具备条件。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也并非要取消官，而是要讲“官”置于“民”的制约之下，由“民”来主“官”。官要自觉地遵循民的利益和意志行事，而不是凌驾于民众之上，作威作福。包括几百年来人们反复称颂的“包公”及其他各位“青天大老爷”，都是主民的，而不是由民所主的。那位“七品芝麻官”的名言：“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在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竟成为不少身为中共党员的“国家干部”的座右铭，这种情况，一方面表现出我们的民主文化水平之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官文化的严重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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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到创建井冈山的革命根据地，以至长征途中对革命队伍的正确领导，再到延安领导抗日战争，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的思想日臻成熟。在抗日战争胜利在望时，他写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对此有一段相当精辟的论说：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应，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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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写作《论联合政府》中上引那些话时，一个重要用意，在于指导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即将到来，且极有可能的与国民党及其各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中，坚持自己的原则，有效而又有力地使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然而，这种可能性并未成为现实，现实的不是在中国建立一个联合政府，而是建立了一个由共产党单独执政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更加注意强调其群众路线的思想，提出一个明确的民主集中原则，坚持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他认为，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由于官文化的存在，党和政府中极容易产生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等危害人民民主的思想和行为，坚持群众路线是克服和抵制这些危害的必要条件。
毛泽东对一党专政条件下官文化的残存及其危害的重视，是贯穿于他在建国前夕至建国以后他的全部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的目的，是如何在一党专政条件下建立一个能够代表群众，又被群众所监督的政府。由于一党专政，因此不仅政治权力集中与这个党，而且社会的各种矛盾也都集中于这个党。中国共产党按其纲领而言，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如何保证这种性质，保证这个党的领导人能够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呢？毛泽东在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斗争中，曾反复批判其专制给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危害，揭露了“四大家族”为代表的新官僚阶级侵吞国家财富，把持经济命脉，以及各级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从一定意义上说，国民党反动派一党专制的垮台，原因就在于它反对民主，最终被民主势力所推翻。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可以说是民主反对专制的胜利，是觉悟了的现代中国人民在民主自由思想的感召和引导下，变革以官文化为理论基础的专制的胜利。然而，共产党又如何能够在同样是一党专政的条件下，避免国民党的下场呢？
这是长期困惑毛泽东的一大主题。建国以后的实际情况，进一步使这个问题突出，并日趋尖锐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坚持他的群众路线的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框架内来探求解决的途径。他认为，要限制党和政府中公职人员的腐败及官僚主义等倾向，唯一可以起制约作用的，就是群众。发动群众来与这些人进行斗争，以群众的力量来监督和制裁他们。其具体的方式，就是群众运动。从“三反”，到“四清”，再到“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的群众运动，在毛泽东的思想中，都是为了反对新时期官文化的残余及其在党和政府中的表现。
然而，群众运动只是民主的初期形式。实际上，毛泽东所领导的武装斗争，也是一种群众运动，或曰群众战争。这是反对集权官僚统治的必要形式，其原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毛泽东发动的武装斗争的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也是它与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本质区别所在。而夺取政权以后，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应有所发展，有所改革，即以社会主义法制来规定和保证民主。但是，我们看到，毛泽东对此并不十分明确。这与他本人对法律知识的欠缺（注：在毛泽东的知识结构中，法律和经济知识是两个薄弱的环节，这对他在建国以后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失误，密切相关。）有一定关系，但之所以有这种欠缺，又是他不注重法律和法制建设的表现。一个人的知识，不可能是什么都先准备好，再去从事社会活动，而往往是要在实践中学习。对于军事，毛泽东也曾是外行，但时间要求他去学习，去充实军事知识，他做到了，并达到相当高的程度，领导武装斗争取得了胜利。但对于法律的学习和研究，在他留下的大量读书记录中，很少看到。这甚至比对经济知识的学习更少，例如他就比较集中地研读过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没有集中研究法律的记载。
以群众运动这种初级的民主形式，来限制和反对官文化与腐败，显然是不适当的。1957年的“三反”运动，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保证，不仅一开始就受到各种抵制，而且在运动中还出现了混乱，以致又回过头来反“右派”，造成建国以后一个全国性的大冤案。而“四清”初期整基层干部时的过分行为，也与法制不健全有关。更严重的，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可以说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且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发动的，其目的仍是清除官文化及其造成的腐败，但由于没有法制，这场运动一开始就出现了混乱，不仅不能达到其目的，而且为各式野心家继续官文化提供了口实和条件。
我时常设想，如果以毛泽东的威望，在建国以后确定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讲民主自由的原则贯彻其中，那么，不仅他老人家功德圆满，而且中国人也可由此而纳入健康发展的道路，至今被人民群众切齿痛恨的官文化和腐败，也可以得到切实抑制。然而，设想毕竟不是事实，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重大历史任务，更为沉重地留给了后人。
这是毛泽东最主要的局限和缺陷之一。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它的群众路线和民主自由的思想。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也要依靠群众，也要动员群众与反民主的官文化进行斗争，但这与武装斗争时的群众运动是有区别的，关键是要切实以法律规定和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并以法制来惩治各级官员的腐败。这里面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探讨。毛泽东只是提出了问题，即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十分注意反对官文化及其对政权中公职人员的侵蚀，而且这种制约力量只能来自群众。但他并未认识到，群众只有以法律为依据，而且要组织、聚合于法制上，才能形成真正的势力。没有法制保证的民主，只是一句空话；没有民主原则的法制，只能是少数人的专制。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矛盾的演化，充分表明官文化的沉重存在，同时也说明，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才能克服官文化及其危害。
纵观中国历史，毛泽东的权威是任何人也不可比拟的；中国的人口在毛泽东时代居世界第一位，毛泽东的无比权威，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现代和历史上，也是第一位的，从恺撒到拿破仑，再到丘吉尔、希特勒、罗斯福、斯大林，他们的权威所制约的人口，谁也比不过毛泽东。
从这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权威者，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最大的“官”。自从遵义会议确定了他的领导权，毛泽东就在人类的行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他，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他，领导了以“小米加步枪”为装备的中国士兵，坚持了八年抗日战争；是他，指挥人民解放军，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内，消灭了国民党的八百万大军，解放了除台湾以外的全中国；是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自豪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他，果敢地派兵抗美援朝，与世界第一军事大国对抗，并第一次战胜了这个霸主；是他，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试图以军事和政治的方式来一个经济的大飞跃；是他，在中国发动并指挥了各次政治运动，以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企图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加速政治的变革，尽快地消除中国的官文化。
这些，都是人类历史上的壮举，不论成效如何，其能够形成社会运动，就表明毛泽东一方面从思想上把握了社会发展的精神，切实地代表了民意，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说他是最大的“官”，不仅是因为他身居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样的高位——这些位子在他去世后依然有人来坐，而他之前中国的“大总统”、“委员长”、“皇帝”，其官位都不小于他，更重要的还是由于他的权威。他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权威者。
然而，当世人注意到毛泽东是个最大的“官”的时候，却往往忽略他的另一面，即他始终不是以“官”，而是以“民”的身份和思想自居。作为最大的“官”，毛泽东巧妙而有效地利用权力的杠杆，改造社会，建设新中国；作为“民”的一员，他又时刻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想人民群众之所想，作人民群众之所为，他将自己看成人民群众派在政府机构中的代表，来指挥和监督各级官员的所作所为。
当官仍保民本色，这是毛泽东之谜的一个重要谜底。正是因此，他才能真正做到与中国的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我在《劳动人道主义》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但凡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都是当时先进阶级的代表，在他们的思想中，也都集中体现了人道主义。马克思的伟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从工人和劳动群众的立场上，提出了自己的人道主义原则，并据此来分析社会矛盾，设计社会的变革。毛泽东是切实地体会到马克思主义这一原则的，他是从劳动人道主义的角度，来强调当官要“为人民服务”，要真正地当好“人民公仆”。朱德有一句诗写延安时的人民政权，“只见公仆不见官”。这种情形的出现，与毛泽东的保持“民”的本色有直接关系。
建国以后，毛泽东不再有随意接触人民群众的机会，这是他相当苦恼，为了摆脱这种人为的隔阻，他想出一个办法，让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做“耳目”，探亲访友，外出办事，都要搞社会调查，写书面报告，使他能够了解全国的真实情况。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1957年底，警卫战士马维探亲回来，不仅写了调查报告，还带回一个窝头，又黑又硬，交给毛泽东，并说：“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他们就是吃这样的窝头。”毛泽东眼圈一下子就红了，掰一块窝头放在嘴里，泪水立刻溢出眼眶，当他咽下那口粗糙的窝头时，豆大的泪珠便顺着脸颊淌落下来，鼻子也壅塞了。他一边哭，一边掰了窝头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吃，你们都吃一块。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的人吃的粮食啊！”当晚，他失眠了，嘴里不断喃喃：“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以后很长时间，他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多次自言自语：“我们是社会主义，不该是这样。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那段时间，毛泽东多次召集政治局会议，研究“办法”，尽快使国家和人民富强起来。据李银桥的回忆，这个“窝头”事件，是促使毛泽东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一个重要起因。而其更为深刻的原因，还是毛泽东作为“民”的立场和情感。
“大跃进”运动并未成功，但这个运动之所以能够发动，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响应，与毛泽东的“民”的情结，有着密切关系。包括以后的各次运动，都有这个因素在内。“民”的利益和情结，与“官”的权威和政权的机制，促成了毛泽东和他的事业，其成功与失误，也都与此密切相关。
正是由于自觉地以“民”自居，并将自己的感情和价值与“民”相统一，毛泽东才在中国社会从集权官僚制向社会主义民主制的转变过程，起着关键作用，并由此而成为自孔丘之后中国文化史上的又一巨人。
然而，这种转变并未消灭官，它只是将旧有作为根本制度的官僚制转变为受社会主义民主制这个新的根本制度控制的管理体制。这是一个质变。原来的官，是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也是社会的主体和统治者，现在的官，则是受民主制控制的社会管理机器上的构件。不过，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制及其对作为工具的官僚体制的控制，还需要一段时间。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变革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毛泽东作为官文化的批判家，他对集权官僚制的否定，只是一个创始，社会主义民主制在他的事业中，还处初级阶段，而他在这初级的社会主义民主制下对仍保存下来的官僚体制的改造，是他批判官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他的思路是向前的，但在方法上却有重大缺陷。这一方面表明他本人的知识构成及思维方式上的局限，另一方面也表明这被保留下来作为工具的官僚体制对他的制约。他毕竟还要依靠这个体制来贯彻他的思路，而且，是这个体制上的最大的“官”。这种“官”的身份和体制，使他这位官文化的批判家，又不得不受官文化的影响。
这是一个大矛盾。建国以后的毛泽东，就是在这种矛盾中渡过的。作为“五四”青年，他向往民主，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坚信社会主义民主原则；但他作为最大的“官”，必须保持自己的权威，同时也要受他要改造的官僚体制，及这个体制中那些不想批判官文化，甚至信奉官文化的人的制约。这是比建国前公然以“民”的领袖的身份与官僚地主阶级进行斗争时更为困难的。他一方面要不时强调自己是“民”，要代表“民”的利益，另一方面还要当“官”，以各种手段与危害自己权威的人进行斗争，而这又不能不陷入官场的运作，从而甚至影响他信从的民主原则。比如，建国以后对他的个人崇拜，他虽然也会说“讨嫌”，但又认为“必要”，而由此对民主制的干扰是相当严重的。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他所代表的“民”，也是有局限的，他们将自己要做的“主”，统交给他们的领袖，而这不仅加重了毛泽东的历史责任，也使他常感力不从心。
中国社会变革之沉重，社会主义民主制实现之艰苦，在毛泽东的“民”与“官”这双重身份上，得到了集中体现。但是，变革仍是必需，也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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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地、人奋斗了一生的毛泽东，于65岁时以他崇高的威望，以中国共产党的旺盛朝气和深得民心，以及新政府的健壮机能，发动了一场经济的“大跃进”。这是毛泽东一生中领导的唯一的一次以经济指标为目的的群众运动。这场以战争模式进行的经济运动，从发起就违背了经济规律，并由于各级官员的浮夸、瞎指挥而失败。紧接着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又受到彭德怀等老部下的批评。虽说毛泽东有效地维护了自己的权威。但“大跃进”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困难，却深深地折磨着他那颗未变的“民心”。困难时期，他坚持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吃肉，这既表明他与老百姓“共命运”，也反映出他内心的自责。而当他和全国人民一道渡过三年困难时期以后，他老人家已经70岁了。而这时的中国，虽然表面上仍然十分稳定，但在毛泽东的眼中，却是矛盾重重。他更为注意的，就是被保留下来的官僚体制日益与他艰难创造的初级社会主义民主制相冲突，他感到了巨大危险，即官僚体制在一些信奉官文化者的利用下，会危及，甚至断送社会主义民主制——这是他最高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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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中外学者总习惯于从中国政治的权力之争，以及更为具体的经济发展路线来评说毛泽东在六七十年代的思想和行为，这未免太偏狭了。美国学者迈斯纳对此问题的看法，要较上述学者宽阔。他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不是仅从中国的当时政治矛盾，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角度，来分析毛泽东此时期的思想和行为。他指出：马克思认为国家及官僚机构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已相对独立于某些社会阶级获得了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统治。马克思还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后官僚政权复辟的可能性。
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是建立在下面这个令人鼓舞的假定之上：社会阶级差别的废除必然伴随着国家和官僚机构的废除。
当然，现代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历史讽刺是,凡是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国家，革命非但没有缩小官僚权力，更谈不上开始任何国家消亡的进程，相反，比起革命所推翻的官僚机构，新的官僚机构以更大的规模、更强有力的职能并在性质上更加独立而发展。人们通常注意到的事，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而且大大地低估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后官僚主义的威胁。但是，人们同样也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没有想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发生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十分落后的国家里这种可能性，而事实上在20世纪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实际上，社会主义革命恰恰在那些马克思认为会产生出强有力的官僚国家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在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不久，这个问题就具体化了。在俄国革命后不到5年的时间里，列宁就在思索，为什么新的苏维埃体系这样快就变得如此官僚化和专制化。在病榻上，列宁十分悲观地得出结论：他已经目睹了旧沙皇官僚机构的复活，布尔什维克只不过给这种官僚披上了苏维埃的外衣。不久，列宁最担心的事情也发生了：在斯大林时期，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全面官僚化了。伊萨克·多伊奇曾把这种状况称为“官僚主义强烈的肆虐横行”。
苏联及东欧的这种官僚主义强烈的肆虐横行，在斯大林逝世以后，依然在发展。苏联的新领导人，甚至将这种官僚主义推广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此，毛泽东早在50年代就已觉察并开始抵制，这导致苏联断绝给中国的经济技术援助，撤回其在华全部专家。如此严重的国际官僚主义与旧殖民主义并无实质区别，而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经济困难，却是雪上加霜。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一部分人顺着苏联领导人的思路，一方面，要在国际上服从苏联的官僚主义领导，另一方面，则要强化本国的官僚体制。毛泽东对此当然不甘寂寞。他在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之后，以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来考察分析中国的历史。这期间，他对中国社会矛盾的认识，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及路线，也形成了与苏联的官僚主义者本质上的分歧。从60年代初，毛泽东就主持写作了“九评”及一系列的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战文章。这是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国际间的大论战。毛泽东在论战中，形成并阐发了他对社会主义时期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思想，以及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思想。这是一位70岁的老翁所做出的又一件创造性思维的作品。我们看到，虽然有明显的局限和诸多缺陷，这个作品中贯穿着他自青少年时期以来就保持的反抗精神。毛泽东已经把反对官僚主义与防止“和平演变”，阻止资本主义复辟统一起来。尤为重要的是，他从苏联的演变中看到一个最大危害——官僚资本主义，这是初级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可怕的结局，如果不认真加以斗争和制止的话，这种危险是很有可能的。而十几年后的苏联解体和剧变，恰恰证明了他的这种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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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领导和主持与苏联官僚主义者（他称其为“修正主义者”）论战的同时，必然也将批判的目光放在中国大地上。他痛苦地发现，苏联及东欧政府中的官僚主义，在他所领导的中国，也广泛地存在着。虽然，中国的官僚主义危害远不及苏联那么严重，但演化下去，也是相当危险的。对这种状况，迈斯纳写道：
在一个饱受政治分裂和贫穷之苦的国家里，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要求在政治上建立中央集权制，但中央集权的建立又进一步加强了那些本来就有利于官僚化的历史条件。……
在这些既定条件下，庞大的官僚机构便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成为统治力量。这种现象并不使人感到惊奇——事实上，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使人吃惊的只有一点，即中国的官僚权力和官僚特权没有发展到苏联那种极端的程序，统治者同被统治者之间的分裂和冲突相对说来也没有那样尖锐和严重。人民共和国产生了新官僚机构，但从一开始，这个官僚机构的权力和独立性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这里存在两个限制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毛泽东个人的巨大权威和声望。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官僚深恶痛绝，再加上他与他所信任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特殊关系，遏制了官僚权力的常规化和制度化。另一个更普遍的因素是中国革命的传统。在30年代和40年代的艰苦斗争中，形成了中国革命深深的平均主义精神和价值观念，而群众路线的指导原则又要求在干部和群众、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和保持普遍的团结。
将毛泽东视作遏制官僚主义的重要因素，这是一个相当有见地的认识。事实上，毛泽东也是以人民的一员，人民的代表身份，来参加国家政权，来当“官”的。作为最大的“官”，他居高临下，比任何人都清楚官僚主义的表现和危害。他时刻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要防止官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结合，防止党内某些干部带头走与马克思主义相违背的“资本主义道路”。
…………
现在，一些人往往以各种方式来指责或抱怨毛泽东对商品经济注意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事实。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中，经济思想并不是充分的，虽然他在建国以后努力探求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道路，但由于青年时期对经济学说注意不够——当时他的兴趣主要在政治上，而且又受苏联经济模式的制约，以及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抑商”思想的影响，他并没能在他所说的“价值规律大学校”中，找到一条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道路。他在经济发展中，更愿意，也习惯于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促动，“大跃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这场以政治为核心的经济大跃进，在当时的领导层是一种共识，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央领导成员，也都和毛泽东一样，是把政治运动看成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的，但毛泽东因此而应负的历史责任，却是不可推卸的。而当事实证明“大跃进”的思路是不可取的之后，毛泽东虽然下功夫专门研读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他并未能因此而充实他在经济学方面的欠缺，依然坚持“政治是统帅”，“突出政治”，“抓革命，促生产”等思路，并强调对商品经济和“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这种思想和作法，无疑是不利于我们这个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完善的。
作为“事后诸葛亮”，我们还可以对毛泽东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并以一个完美无缺的神圣的领袖的标准，从我们对这个领袖所寄托的无限希望，来对毛泽东做出这样那样的评价。然而，只活到本世纪70年代中期的毛泽东，是不可能按90年代的“孔明”的要求行事的。确实，现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中，仍有一种思路，是把他视为无所不能的深，并以对他的过高期望为标准的，但发现他并没有满足这种期望的时候，就转而从崇拜变成指责。
毛泽东生活于“突出政治”的时代，他的“政治是统帅”的思想，是这个时代的要求和表现。作为一个革命的政治家，毛泽东的历史使命，就是批判旧的政治意识形态，即官文化，同时领导人民群众运动，推翻旧的官僚政治。我们看到，他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但这只是变革时代政治革命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就是建立新的民主政治以及与之相呼应的民主文化。这是比前一部分任务更为艰巨而复杂的。毛泽东以他年老的身体和年轻的赤子之心，承担了这一历史任务。他发现，在旧的官僚政治推翻以后，由于官文化的存在，建立新的民主政治的过程，又必然伴随着对旧的官文化的继续批判。官文化对新政权的腐蚀作用，则使民主政治的建设，难上加难。他的伟大指出，就在于面对这种困难，敢于斗争，并以自己坚定不移的逻辑和巨大的威望、来推行自己的思路。
毛泽东很清楚，他未能完成建设民主政治和民主文化的任务。在他逝世前一年多，他给周恩来写了下面的词句：
父母忠贞为国酬，
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
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
身躯倦，
鬓已秋，
你我之辈，
忍将夙愿，
付与东流？
作为一个现代思想家，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与历代开国帝王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仅是要夺取天下，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他的“业”，也就在于此。在他心目中，如果新的民主政治不能建成，那么，已经取得的“江山”，还会丧失，旧的制度，还会复辟。
虽然拼搏一生，取得了人类中一分子所能成就的最大的功业，但是，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并未完成他的夙愿。垂暮之年的毛泽东，与2500年前的孔老夫子一样，虔诚地企盼他理想中的社会制度能够实现。与孔夫子不同的是，毛泽东在创建新制度的过程中，是将孔夫子所奠基的官僚制度作为斗争的目标，将其官文化作为批判的对象，并在这种斗争和批判中形成新的民主政治思想，进而为使之成为现实，成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奋争。孔夫子的官僚政治理想，是他在死后300余年才实现的。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民主政治理想，未能在他有生之年完全实现，并不足怪。而他为了加速现实运动以尽早实现理想的作法，也就不免带上空想色彩，以致“过犹不及”，甚至被某些个人野心家所利用或歪曲。
然而，历史绝不会倒转，它可以在某一阶段出现一些弯曲和停顿，但受矛盾的规律制约，它将永远向前。一个历史任务，可能会遇到一时的误解，但历史毕竟会对它自身负责，从而对历史人物以科学的评价。毛泽东对中国官文化批判的历史价值，也必然在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和民主文化的发展中，得到进一步的肯定、继承和发展。
…………
任何人都不是靠“怀旧”来生活的，他们都期望未来的美好，都对现实进行思索，也都对历史进行反思。
老知青万红阳如今在北京一条繁华的商业街开了家时装店，可以日掷千金而不皱一眉，“大款”的生活使他日渐冷漠。当他坐在天安门广场仰望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回首往昔那率直的天真、狂热的信仰、忘我的牺牲时热泪盈眶，社会教育与人生体验都没有能够告诉他：为什么今天日子富了，我们却“穷”得除了“钱”什么都没有？
这可以说是文化上、思想上的一种反思，是对人生意义和社会价值的进一步理解。毛泽东说，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没有了精神上的追求，将生活的目的放在金钱上，必然造成空虚，也就自然地把曾经充满奋斗精神的时代来追思，当做美好的目标来追求了。
…………
尽管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毛泽东热”，但我们从中却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即把毛泽东看成是官僚主义和腐败的对立面。近几年来的腐败现象，是从党中央到普通老百姓异口同声地批判和谴责的。全国人大，党中央，国务院，纪检委，检察院，法院，为此做出了各种决议，提出了各种对策，但收效都不明显。官倒横行，腐化成风，长官意志，践踏民主。这日益演化的腐败，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公愤。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想起毛泽东时代那廉洁的政风，想起毛泽东的语重心长的话语，想起毛泽东本人的高风亮节。人们很自然地用那个时代与现在的官场相比；拿毛泽东的有关话语批判现在的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
正是毛泽东去世后的社会矛盾，使人们看到了毛泽东的文化意义。当他活着的时候，反复告诫人们所要警惕的官文化造成的危害，人们往往将信将疑，甚至觉得他是在危言耸听。而当他去世以后，这种危害端的降临人世，不仅使人承受不得，又奈何不得的时候，人们才认识到他的远见，认识到他思想的内在精神。虽然人们以官文化和小农意识的方式来崇拜它，并以同样的方式否定他，但他的精神仍是批判和否定官文化。
毛泽东开创了对官文化批判和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文化的新时代。但这仅仅是创始，而不是终结。就像孔丘只是创立官文化一样，毛泽东对官文化的批判也不是完满的，它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和方法，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得以继承和发展的前提。对官文化的系统、深入批判，还要延续几十，甚至上百年，只要社会主义民主文化还受到官文化的抵制和干扰，就要批判官文化。而且，随着社会的演进，官文化的存在和作用方式也会不断改变，因而，对它的批判，也要不断地深入、具体。
“毛泽东热”是对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思想的反思，这种反思则是对中国社会矛盾的进一步认识。这只是初级的反思，进一步的思考，则使人们认识到，要真正消除官文化和腐败，就必须实行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正是这一点，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有着众多的论述，就象他生前以主要精力批判官文化一样。毛泽东对官文化的批判，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前提。随着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民主法制建设必然成为中国社会大变革的中心，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遗产，也就必然会引起人们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重视。正是从毛泽东对官文化的批判中，人民群众看到了民主法制的重要性。虽然毛泽东没有完成这一事业，但他的思想，却是在中国进一步实行民主政治的武器。当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也不可能，而且没有必要再把他的话当做“最高指示”，句句照办。人民群众中所体现的历史的逻辑，将在对毛泽东有关思想的继承中，以时代的精神，进一步发展他的有关思想，从而形成与中国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民主政治和民主文化。
第五章 批判官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前导和重要内容
官文化作为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意识，曾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统治方面和骨架。对官文化的批判，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就是新生的社会主义民主文化批判和否定官文化的过程。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必要前导和重要内容。陈独秀、毛泽东开创了对官文化的批判大业，这种批判以一开始就与社会大变革相统一，虽说不像欧洲启蒙运动对基督教的批判那样有系统的学理性，但却有强烈的实践性。这既是必要的，又是有局限的。在对官文化的进一步批判中，我们不仅要注重实践，也要注重学理，使二者辩证统一起来，从而促进中国的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是本世纪中华大地上最响亮的一个口号，也是中国现代文明主体的心声。它是一个总目标，也是一个大趋势。100多年来，仁人志士，为之抛头洒血；智者贤才，为之苦思苦索；广大劳动群众，为之欢呼奋争。写下了多少壮丽的诗篇！真可谓惊天地，震鬼神。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再生之路，兴盛之途，也是人类总体进步不可缺少的一环。
然而，我们也看到，尽管中国人民勤奋劳作，艰难斗争，忘我牺牲，为了现代化这一总目标而拼搏，但我们依然未能完成现代化这一历史任务。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成就与我们所付出的努力相比，则太不相称了。是什么力量抵消了我们这个民族奋发向上的努力？用我们的一句老话来说，本世纪中国人民的现代化事业，充其量只是“事倍功半”。为什么大部分的努力未有功效？人们可以举出诸如自然灾害和外国侵略等因素。这都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但它们的障碍作用，用毛泽东的哲学来说，还都是外因，还必须经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这个内因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官僚体制和文化。
官僚体制和官文化对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对商品经济的限制。人类的现代化，首先是从欧洲各国发展起来的，它的基础和前驱，就是商品经济。商品——货币——资本这个转化的逻辑，在几百年的时间内，迅速地带动了欧洲经济的飞跃性发展，生产关系由封建领主制质变为资本制，生产力则从手工劳动步入机器化大生产，进而又跨进电子时代。商品经济在欧洲的发展，虽然也受到封建领主的限制，但由于贵族政治的松散性，各领地之间的政策差异和政治的“死角”，更由于封建君主与领主之间的矛盾，君主及其中央政权为了削弱、乃至消除封建割据，不得不借助商人的财力，并靠鼓励商品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虽说欧洲的封建时代受基督教的影响，也曾奉行“重农抑商”政策，但由于没有大一统的、强有力的官僚体制，这种政策的实行是不彻底的。但正因为没有强大的官僚体制，没有深厚的官文化，欧洲的商品经济才得以迅速发展，并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变贵族政治为民主政治，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商品（资本）经济的发展。
类似欧洲几百年前的情况，在中国历史的春秋战国时也曾出现，但由于儒家和法家等学说及其代表的社会势力的制约，中国那时并没有发达的商品经济，相反，却采取了严格的“重本抑末”政策，到中央集权政府统一中国，则在将土地收归国家所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抑商”作为基本国策。而广泛、深厚的官文化，又制造了一个强烈的氛围，从官方到民间，不仅抑商，而且贬商，损商。这样，原来已经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在官僚体制和官文化的重压下，苟延残喘，虽说官们也爱钱，但他们只知道如何盘剥商民，而不会，也不愿意发展商品经济。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当西方的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开始对中华帝国进行其殖民扩张时，官僚体制和官文化才真正地受到了冲击。然而，它却不可能改变自身体制和政策去促进商品经济，而是以其余威和残力，再次压制商品经济的发展。革命势所必然。孙文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对于推翻官僚政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官文化并不因政权的更迭而消失。袁世凯、蒋介石的政权，就是官文化作用的结果。官文化仍然在直接地或间接地通过腐蚀以民主形式建立的政权，来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等人的倒行逆施，依然对中国商品经济起着相当大的限制作用。而官文化对官员们的腐蚀，官僚主义和腐败，至今仍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最大障碍。
2． 对民主政治和民主文化的压制。民主政治和民主文化，是人类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方面。官僚政治和官文化，是与民主政治和民主文化直接对立的。在西方国家，民主政治是在反对贵族政治的过程中形成的，并在推翻贵族政治之后确立了自己的统治。西方并没有系统的官僚政治和成熟的官文化，虽然在贵族政治末期，封建君主和改革派人士曾想从中国引进官僚政治，但没有成功。在西方国家“全盘华化”的幻想失败的同时，它们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产生了与商品经济相呼应的民主政治。这种政治形式的出现，使西方国家在政治上摆脱了原来的落后状态，成为世界的先进国家。而中国原来因官僚政治而保持的领先地位，则变成了落后地位。中国人是在被西方人侵略后，才对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并逐步学习和引进民主政治和民主文化的。在没有强大的商品经济作后盾的情况下，中国的民主进程相当缓慢，官僚政治和官文化以其传统势力，奉行其“阶级压迫为纲”的基本路线，千方百计地压制民主运动。这种压制是相当残酷的，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大大小小的官僚们都行动起来，企图以武力一举镇压民主运动。与此同时，官文化也抖擞精神，以其仁义道德和宗法观念，无微不至地反对民主意识。在官僚政治以其武力从肉体上消灭革命的民主人士的同时，官文化则力图从精神上消除民主意识。这本身就是中国百余年来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矛盾。官僚政治和官文化的严重存在和作用，阻碍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3．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从鸦片战争以来，由英国打先锋的外国侵略者，开始了瓜分中国的过程。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把世界上大多数落后国家和地区都管分完毕之后，它们集中力量来瓜分中国。按照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做法，这种瓜分，是以殖民地化为主要方式和目的的。它们起初也是这样来对待中国的：把中国的统治者作为打击的主要对象，通过夺取政权来推行其殖民地计划。后来，帝国主义者逐步发现，中国的官僚统治虽然与其本国的政治制度大相径庭，但却又可以成为它们达到其侵略、掠夺目的的最好工具。于是，变打击为拉拢和收买。这一招果然高明。军阀、官僚、政客们，为了自己的地盘和利益，纷纷投靠各家外国主子，在为虎作伥的过程中，捞取个人利益。这群卖国贼，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出卖领土，出卖矿藏，出卖人民的劳动力。而帝国主义者也就乐得维持这样一个官僚买办政府，作为榨取中国资源和人民血汗的工具。从袁世凯及其北洋军阀，到蒋介石、汪精卫的卖国政府，无一不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官僚政治向帝国主义的卖身投靠，使其得以延续，但同时也更加激起人民的觉悟。这种情况，使中国人民的革命更加艰巨，同时也更为深刻。
4．对新政权的腐蚀。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们往往把主要的矛盾指向“君主制”，认为民主制就是对“君主”的否定。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或许是有道理的，但在中国，则有很大区别。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障碍和对头，是官僚政治，君主只是官僚政治的一个因素。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权，但并没有推翻官僚政治，没有对官文化的实质性批判，结果，只有工和之名，并无民主之实，反而造成了一个更为明确的官僚制度。由于既无民主，又无君主，众官僚（军阀）群龙无首，混战一通。孙文领导二次革命，并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民主运动大有起色。然而，由于没能深入批判官文化，官僚意识在革命队伍的某些领导人头脑中还居支配地位，一旦革命取得一些成就，就有人从官文化和个人私利出发，背叛民主，实行独裁。蒋介石政权就是官文化所腐蚀的新政权的典型，他口口声声“三民主义”，实则是要建立他个人的王朝。对于蒋政权的腐败，连其靠山——美国政府，也不能不承认。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49年7月30日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说：
我们的观察人员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察觉的腐败现象，已经使国民党的抵抗力受到致命的削弱。它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已经证明是无力应付的。它的部队已经丧失斗志，它的政府已经失去人民的支持。……国民党的部队无需别人来击败他们，他们已自行瓦解。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对自己失去了信心的政权和一个丧失了士气的军队，是经不起战斗的考验的。
这种腐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自身的官文化。也由于这个官文化，汪精卫及其追随者，不惜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组成伪政府。至于满清那些遗老遗少在官文化的支撑下，以末代皇帝溥仪的名义所建立的伪满洲国，则更是中国官文化的又一特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胜利，也是中国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迈进的一大步。然而，由于官文化残余的存在，在新政权中也不断地发生官僚主义和各种腐败现象。这一直是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巨大威胁。毛泽东就此一再提出警告，甚至发动各种群众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种腐蚀作用一直没有消除。需要说明的是，官文化的残余是与资产阶级意识结合在一起，向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行使其腐蚀作用的，因而也就表现出新的特点和方式。可以说，那些令人民群众不满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正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因素，而它的根源，就是官文化。通过对新政权的腐蚀，官文化严重地障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压抑了人民群众民主权力的行使，阻挡着中华民族民主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要在先进的思想指导下，遵从人类现代发展的大趋势，从发展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角度，解决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官文化是与这个历史的大趋势相对抗的，是旧意识传统中最为强大、顽固的力量。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官文化对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作用，以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思想为指南，持久地、深入地批判和清除官文化的残余，为现代化创造必要的民主文化条件。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习惯于这样的思维：西方国家正在实行的政治、经济制度，中国完全可以照搬过来，只要这样做了，中国也就现代化了。这是一个相当简单而直接的路线。也不能说这不是一条进步的路线。然而，这个简单的思路，在中国却行不通。这是为什么呢？
民主，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并不是源于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国人知道并接受民主概念，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在中国儒家学说中，有着深远的“民本”思想，但这是要求君主和官僚们重视“民”对国家，对统治阶级的基础作用，要求他们能够有效地治理和驾驭民，并不是要给“民”以主人的地位，更不是让“民”来主持、监督政府。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依然还是建立在“民本”思想上的，不过是要给民众以更多的发言机会，以及参与政治的条件。只有到孙文那里，才明确提出“民权”思想。他这一思想的来源，就是西方国家近代的民主政治和民主文化，但在孙文的思想中，“民权”已非民主，是比其来源大大打了折扣的。
民主政治，在西方也被称为议会政治，最初是在古希腊的雅典时期出现过，虽说当时的民主仅限于奴隶主阶级，但其一慧、选举等形式，却作为一种文化，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专制，而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得以继承和发扬。欧洲中世纪的贵族政治，是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否定，到中世纪末期，封建君主曾想效法中国的官僚政治，来确保其统治地位。但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资产阶级势力的强大，已不容许在封建统治内部的这种改良。新兴的资产阶级从雅典民主文化传统中，提炼出适宜其需要的民主思想，并以此作为斗争的旗号，经过几百年的曲折斗争，终于在英、法等国，确立了民主政治制度。虽说最初的民主议会制还有许多封建残余，如贵族院（上院）的特权，以及君主立宪等，但毕竟打破了贵族政治的一统天下。又经过100年左右的时间，比较全面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得以确立，而民主文化，作为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也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在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中，逐步地形成和普及。西方的民主政治和民主文化，以美国为最具代表性。虽然在创建这种民主政治的过程中，贡献最大的是法国革命，但它在美国这个主要由移民构成的国度中，得到更为全面的发展。西方的这种民主政治和民主文化的原则，在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和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中，得到最初的基本表述。
…………
这是一条十分简单明了的思路：以先进的民主政治代替没落的官僚政治，这样，就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
然而，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努力，这个思路不仅没能取得成功。相反，那些打着“民主”旗号的新官僚，却更变本加厉地实行并强化独裁统治。而且，那些被中国知识分子奉为楷模的西方各国，不仅没有帮助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相反，却把主要的兴趣和精力用来支持反民主的官僚政治，并不遗余力地侵略和掠夺中国，他们的所作所为，正是他们的制度和文化所宣称的相反。毛泽东就此说了一段相当精辟的话：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师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可见，这种照搬西方民主政治和民主文化的思路，还是大成问题的，还必须重新检讨，认真地反思。这里既包括对中国官僚政治和官文化的批判，又应包括对民主政治和民主文化的分析。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民主文化是否正确，更不是什么中国人不能接受“西方文化”。中国之所以没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关键在于两千多年的集权官僚制所造成的官僚地主阶级及其转型的了的官僚资产阶级势力之强大，弱小的自由资产阶级势力不足以与之抗衡。官僚资产阶级虽也是资产阶级的一种，但它只是在经济上承认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则坚决反对民主。这是中国的特产，也是在现代条件下反动势力的集合。面对强大的反动势力，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进行新的探索，寻找新的出路。
…………
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向往，以及关于如何在中国实行这样的民主政治的高谈阔论，具有明显的空想性。他们忽视，甚至可以说有意回避中国的官僚政治和官文化。以弱小的中国资产阶级之力，是不可能推翻强大而根深蒂固的官僚政治的，而官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与资产阶级意识又有相通之处，官僚资本化和资本官僚化成了中国近现代一个大的特征。这就造成了名义上的“民主”，实质上的“官主”和独裁政治。
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是消灭阶级和消灭阶级统治，这也是人类现代化的一个阶段的目标。马克思以其辩证思维揭示了政治发展的方向，这比起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来，不仅是高明的，也是超前的。当那些学者以自己繁琐的论证，来强调资产阶级民主的“绝对优越”时，马克思就预示了这种民主要被新的、更高阶段的民主政治所取代。不过，马克思也没有陷入幻觉，他并不同意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彻底消灭政府”的观点，他认为，由于经济、文化发展上的限制，无产阶级革命并不可能一下子就消灭国家，取消民主，而是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即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巴黎公社的一个重大历史意义，就是以工人阶级的创造思维，使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成为现实。
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社会人为力量（即被人民群众的压迫者所篡夺的力量）（原为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但被组织起来反对和打击他们）。这种形势很简单，像一切伟大事物一样。
这种政治形式，无非是将民主政治的原则简单化和普及化，取消资产阶级民主有关财产和各种条件的限制，实行真正的普选制，并把资产阶级为了行使自己的统治，而设立的有关政治活动的各种神秘、虚构的形式统统取消。
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作以议会方式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作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批准议会制的阶级统治（选择这种统治的工具）；而现在，普选权已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从前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高俸厚禄的阿谀之徒、闲职大员等高位权贵们，这个阶层从群众中吸取由教养的分子，并利用他们去反对居于等级社会下层的群众自己。现在这种错觉已经消除。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公社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属于国家的全部创议权都已转归公社。
中国的那些“国粹主义”者们，自可以感到欣慰，马克思所批评的“象蟒蛇一样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网罗起来（缠绕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中国早在公元前二百多年就已建立，先于欧洲两千多年。它在法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建立，是与中国官文化的影响分不开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建立过程，吸取了相当多的中国官文化。当官僚体制在中国成为现代化的大障碍时，其某些因素，却在西方各国的现代政治体制中得以存活。孔丘以“礼”所论证的各种官制及官仪，即马克思所说的“国家事务的神秘性和特殊性这一整套骗局”，被西方资产阶级所学习，并进一步发挥了。
这种情况，丝毫也不能说明中国官僚政治还有其先进性，相反，却又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局限。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不仅指明了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方向，也为中国革命和政治的变革提供了一个新的前提。毛泽东就是在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来创造性地思考中国的政治现代化问题的。他关于新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以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等思想，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正确思路。
虽然中国没有经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但在马克思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指导下，却能以新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来填充这段历史的空白，而且，唯有以这种方式，才能有效地反对强大的官僚政治，并在推翻官僚政治之后，经过人民民主专政，过渡到民主政治的高级阶段——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
然而，国内外的一些学者，至今仍然不理解上述道理，他们依然固守着本世纪初的一些认识，以为只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才是唯一的民主，依然期待着在中国实现这种民主政治。这种既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符合现代政治发展规律的思想，应当休矣！我们已经在政治现代化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不能因为官文化残余的存在，就全面否定我们在这方面的成就。现在所应当做的，就是尽全力批判和消除官文化的残余，使我们的政治体制更符合无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原则，而不是退到孙文的时代，继续走已经行不通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路。
…………
人类已有的发展阶段，也就是作为文明主体的劳动者发展文明和提高自己地位过程的阶段，原始社会的人类基本上以家族、部落为单位而生存，其文明程度很低，文明主体的素质也很低，虽无阶级压迫，但却受自然界的严重制约。奴隶社会是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表现，部族间战争的俘虏不是杀了吃掉，而是留下来强迫其劳动，这表明奴隶的劳动成果除其自身消费外，可以给奴隶主提供剩余产品。宗法社会第一阶段实行农奴制，这是比奴隶制更有利于生产和文明发展的，它表明劳动者素质和地位的提高；宗法社会第二阶段由集权官僚制所实行的小农经济，变农奴为农民，又使文明主体素质提高所促成的社会地位之提高制度化。这种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但在法、俄等欧洲大陆国家不过实行了几十年至一百多年的制度，又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与以前的剥削制度一大区别在于，它是以工业文明的发展为基础的，而奴隶社会和宗法社会则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在工业文明的初级阶段，生产资料控制于少数人手中，文明主体成了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雇佣劳动者。这是文明主体素质提高和文明发展的又一阶段，文明主体虽无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却有基本的人权，从而有了更多的自由。正是由于这种自由，文明主体才得以更快地提高素质，促进文明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文明主体就必然要求进一步增加权利，提高地位。这就是从19世纪开始，到20世纪大兴的社会主义运动之实质。社会主义文化就是现代文明主体要求增加权利，提高社会地位的意识之集合。
现代文明主体的增加权利，提高地位的要求，其目的就在于实现文明主体的社会主体地位。这也就是对资本统治的否定，是素质日益提高的现代文明主体的根本利益，也是工业文明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内在依据。农业文明所经历的几个阶段，是以从奴隶到农奴到农民这样三个文明主体的演进为内在依据的。工业文明初级阶段上的文明主体，以体力劳动者为主，进一步的发展，则要求以脑力劳动者为主。相应地，初级阶段的工业文明大体上会采取资本主义制度，即少数资本所有者控制生产资料并雇佣劳动者为其生产。这种制度是不适合于工业文明高级阶段的，素质提高了的文明主体及高度发展了的工业文明，是不会容忍少数不劳而获的资本所有者存在的，他们有能力管理自己创造的生产资料，也有能力管理生产和全部经济活动。必然会以自己的争取进一步解放的社会运动，建立一种新型的与自己的素质和文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制度。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而为了建立这个制度的社会运动，就是社会主义运动，这个运动和制度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就是社会主义文化。
社会主义文化的原则和核心范畴，就是自由。这是从劳动人道主义出发的规定，也是文明主体发展的内在需求。历来的统治阶级都把自由视为自己的专利，他们认为，劳动者不应该有自由，或者说根本不懂得自由。如果哪个劳动者也谈起自由，那就是“大逆不道”，甚至是“造反”。这种观念流毒之深，以致20世纪末，仍有人称自由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错，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在强调自由，历史上由启蒙学者高举的“自由”大旗，是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而现实中所坚持的自由，则是占有私有财产，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自由，以保证他们对生产和经济运动及社会生活的统治。社会主义文化中的自由，是以人为单位和出发点的，其特点不在于自由地去竞争占有物质财富，而在于自由地发展和发挥文明主体的素质、才能。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会发展文明，但发展文明不是目的，而是文明主体自由发展的手段；文明发展也不是原因和根据，而是文明主体自由发展的结果和表现。文明主体当然要享受其创造的文明成果，但这种享受不是目的，而是自由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素质提高了的文明主体不仅要克服资本统治造成的劳动异化，还要消除需求的异化，即根据人素质的提高和自由发展来反思、规定需求，进而规定生产。只有这样，文明才能与文明主体的自由统一发展。
对于社会主义的自由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做了初步规定，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写道：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自由的原则是需要一系列社会机制来保证和实现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结构，马克思曾以“自由人的联合体”来表示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文化还包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系统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系统论证，还包括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制度变革中的战略、策略等。这里，最为关键的就是民主。民主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政治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民主是自由的实现方式。社会主义民主是对文明主体经济和政治权利的保证，也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内在机制。社会主义文化规定了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则以民主自由为号召，组织文明主体为争取解放而斗争，社会主义制度则按民主文化的精神建立和不断改革，从而引导社会的发展。
…………
在世界近代化，也即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中国是落后的，但在世界现代化，也即社会主义化的过程中，中国却是先行的。不过，先行并不等于发达，中国的现代化虽有社会主义导引，但却受到薄弱的工业基础和沉重的旧文化，特别是官文化的阻滞，从而表现出曲折和迟缓。毛泽东面对这沉重的矛盾和缓慢的进步，曾发动了两次“大跃进”，一是针对工业化的，二是针对官文化的，却都“欲速而不达”。矛盾依然存在，中国的落后仍是不能不承认的事实。这种落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旧的官文化在社会制度和生活中的存留与作用。
中国现代社会矛盾，既受世界社会矛盾的制约，又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就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自由的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社会矛盾中并不突出，未能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而受官文化所支配的官僚势力，却在社会主要矛盾中作为一个方面而存在，在旧中国，曾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变成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中国的社会变革，是由社会主义文化所引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斗争为主动因素的，它由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转化成主要方面，这个因素的性质从原则上说，就是社会主义因素，也正因此，中国的社会变革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基于这些特点，我认为，现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长着的社会主义因素与受官文化支配并存在于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中传统的官僚势力的矛盾。这部分传统官僚势力，是旧社会统治势力在新社会的存留，它集中体现于少数公职人员身上，并广泛地以官文化的传统而影响大多数公职人员以及民众的思想和行为。在已经官僚化了的少数公职人员执掌权力的地区和部门，他们形成了一股反对社会主义，侵吞国有和集体资财的势力，有的甚至变成官僚资本，而更广泛的官文化的存在，则腐蚀着公职人员的思想和意志，使社会主义事业不同程度地受到阻滞和侵害。
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合乎历史规律地解决中国现代的社会矛盾，这首先就是主要矛盾。一些人看到近年来受官文化支配的传统官僚势力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的祸国害民的行为，就不加分析地全面否定中国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看不到社会主义势力的存在及其与这股旧势力的斗争，得出相当悲观的结论，甚至认为只有发展自由资本主义，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孰不知，迄今为止，这部分民营的私有资本，在中国依然是相当弱小的，而相当一批以“民营”形式出现的资本企业，实则是官僚资本或受其操纵的，这就是少数已经官僚化的公职人员及其子女们侵吞国有资财而形成的，他们绝非“自由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是现代化的动力。这股势力不仅侵吞国有和集体资财，还会压制，甚至掠夺私有的民营资本，迫使其成为自己的附庸。在这种情况下，企图靠民营的“自由资本主义”领导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根本不可能的。
中国现代化的领导和主导力量，只能是生长着的社会主义因素，它虽然还不十分成熟，但毕竟已在中国革命中成长了近一个世纪，不论从经济、政治、文化上，都成为一股强大的，至今仍在中国社会居支配地位的势力，它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聚合着社会上全部进步力量，这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变革大业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据。
…………
仅仅依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述，或者沿用苏联的教科书，是不足以批判和克服官文化的。社会主义文化，也是生长着的，必须从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践中进行认真的总结，从发展的现代文明主体利益和意识中概括社会主义文化，从而使之在变革中不断地发展，并以此为据，深入地、动态地批判官文化。
官文化并不是历史地形成以后，象化石和出土文物那样，静静地等待我们去分析它、批判它。它本身也是在不断地演变并体现于变化了的社会关系之中。从现象形态上，我们是不可能看到那些身着西服革履，臀坐高级轿车，满口“市场经济”的现代“领导干部”的头脑中会有官文化的。他们甚至连孔丘是何许人也不清楚，更不用说接受系统的儒家道统教育了。他们接受官文化，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中，从不得不保留的官僚体制中，从自己的切身利益中，实在而实用地接受传统于上级、同僚、下级中的官文化，更重要的是从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中滋生与官文化相统一的官本位、官至尚的价值观，及相应的思想和道德。
因此，当我们批判官文化时，不仅要依据史料和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对官文化在历史上的具体表现进行分析，更要从现实社会矛盾中，实证地探讨官文化的传统，特别是它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存在，并把这种实证研究与理论的批判统一起来。这种实证研究，也是最现实的批判，其素材是普遍存在的，关键就是在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下，进行认真的收集、比较、归纳、分析和综合，不仅做出概念性的理论规定，而且揭示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质性阻碍，同时，又要探讨克服官文化，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途径。
官文化，作为中国这个在农业文明发展中领先的古老大国的意识形态，在人类历史和文化史上是有其特殊价值的，对它的系统批判，不仅是文化史研究的必要环节，也是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制度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个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肩上。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对官文化的批判，不仅是要从理论上揭示其实质，更要让人们清楚它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存留和危害。这种批判当然要说服人，但所要说服的，并不是坚持官文化的那些既得利益者——他们之所以坚持官文化，不是因为他们信其为“真理”，而是因为这是其利益的表现和要求，他们不会放弃既得利益，所以，任你再讲什么“理”，他们也是不会被说服的。在社会矛盾中，这种情况是很多的，比如现在中国的经济学界，虽然没有什么理论的探讨，但却总有那么几个人在拼命地“献计献策”，名为“强国富民”，实则为了个人私利而投个别权势者之所好。对这些“经济学家”，你用理论来说服他们，是根本不可能的。对他们来说，理就是利，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官文化的坚持者是共同的——实用主义者的普遍性。
从社会主义文化对官文化的批判，所要说服的，是被官文化所迷惑，所危害的人民大众。两千多年来，集权官僚制的系统、严密的统治，是以官文化对民众的“驯化”为前提和内容的，在威压和迷惑之下，民众被迫认可了官文化和官僚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才是官文化的力量之所在。从社会主义文化对官文化的批判，就是要从民众的立场，说明他们的利益，概括他们的意识，形成他们自己的文化——这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彻底地批判官文化。当民众已经明确官文化并不是给他们带来利益，而且是与他们的利益相对立，是侵害其利益的意识形态，从而，那些官文化的坚持者们的本来性质，也就会被民众所识破，不再听信他们那用传统的或现代的词汇包装起来的“强国富民”的巧言妙语了。
坚持官文化的权势者们的力量，就在于民众的不觉悟。
当中国的现代文明主体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启发下，充分地觉悟到自己地利益，并明确官文化及其坚持者对社会发展的阻碍，对文明主体利益的侵害，才能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引导下，不断地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以此来克服官文化。
官文化作为某些既得利益者的意识形态，是不能只靠理论的批判来清除的，必须将理论的批判与实际的斗争统一起来，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官文化。
社会主义文化作为现代文明主体利益和意识的集中体现，本身就是文明主体觉悟和争取自己利益的思想体系，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就是依据社会主义文化所建立的，它既是文明主体斗争的结果，又是文明主体利益的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并非“上帝”赏赐给劳动群众的“上方宝剑”，而是与侵害劳动群众利益的那些社会势力进行斗争的法律依据。
在马克思创立社会主义文化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考虑到中国这深厚的官文化，但他却从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体制中，看到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不能不保留国家机器的条件下，这种官僚体制可能给社会生活和发展带来的危害。并由此得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恩格斯在概述马克思的这一学说时写道：
按照哲学家的学说，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有关国家的事物的崇拜。由于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其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崇拜就更容易生根。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拥护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专门研究中国的官文化，但他们对官僚体制的批判，对在西方国家也存在的官和权的崇拜的揭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不得不保留国家，同时又要限制公职人员异化为“社会主人”的论证，都从一般的意义上规定了人类政治变革的原则。这同时也是我们批判官文化，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原则。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批判官文化，并以群众运动方式展开的反对和防止“社会仆人变主人”的斗争，其思想原则就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将之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但由于所采取的仍是群众运动这种初级的、粗放的民主形式，因而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给“四人帮”等官僚野心家以可乘之机，压制民主，镇压群众。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在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下，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制的改革与完善，在保证劳动群众民主权利的前提下，加强法制，使之摆脱群众运动那种粗放形式，达到与现代文明主体素质和觉悟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制阶段。
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它的首要任务，就是以法律规定劳动群众的民主权利，即选举权、被选举权、自由结社和集会、言论的权利，以此来规定劳动群众作为社会主人的地位，与此同时，还要严格规定国家机关及其中工作人员的职责，要求他们依法办事，但凡出现侵害劳动群众利益的失职、渎职，乃至以权谋私的现象，必须依法严惩。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群众的民主权利，是从其对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派生的，也主要是保证这种所有权及其他经济权利及社会活动权利的。
由于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是由国家或其他社会机构（如集体单位）来行使其共同占有权的，这样，在占有权的行使与所有权主体的利益之间，就有可能出现脱节，那些在国家或社会机构中供职的个人，就有可能利用国家或社会机构所集中行使的占有权，来谋取个人私利；或者，他们不能尽职尽责地行使占有权，从而给生产和整个经济活动造成重大损失。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主体有充分的政治权利，来选举行使占有权的国家或社会机构中的主要负责人，并充分而严密地监督他们尽职尽责，对于不称职、失职、渎职和以权谋私者，进行必要的处理和惩治。
官文化残余的社会条件，就在于还保留着国家机器，而且这个机器还行使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及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权，在国家机构中供职的人有可能变机构的职权为谋取私利的手段。从而也就形成一部分公职人员的当官做老爷，侵吞国家财产等思想和行为，对此如果不严加惩处，就会使他们产生错觉，以为国家机构的权力就是他们本人的权力，他们不仅“领导着”群众，而且“供养着”群众，没有他们，人民群众就连起码的吃、穿、住、行都做不到。官本位，官至尚，长官意志，愚民手段，贪赃枉法，无所不为。在他们眼中，只有任命他们，给他们官做的上级官才是唯一可以制约他们的人。一直到今天，中国的法学家还在讨论什么“权大，还是法大？”似乎，某级官本身真的“有”权，实际上，这个权并不属于官个人，而是属于国家机构；国家机构的权力则无非是集合起来的民众的经济和政治权利。“权”就是“法”的要素，当然要服从法制的整体。社会主义民主的权利主体是民众，各级国家机关中公职人员有与普通民众平等的经济和政治权利，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特权。
将自己供职的国家机构的权力视为自己的权力，并以国家机构的级别来表示自己的价值，甚至谋取个人的私利，这就是官文化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的集中表现。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克服官文化，主要就是从法律上界定国家机构的权力与个人权力的行为。为此，就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充分地动员民众，使他们明确自己的民主权利，并有效地行使这种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官文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文化。
中国的社会变革又达一个关键时期，素质和觉悟已大为提高了的现代文明主体，已强烈地意识到强化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必要性，他们已具备这种拥有和行使民主权利的素质和能力。是官文化的坚持者为了保住其既得利益，才制造出种种理由，或是经济发展不足，或是群众素质低，以此来反对强化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甚至会用各种手段来阻碍这场必要的变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就要承继马克思、毛泽东的原则，带领广大文明主体在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下，与这股阻碍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势力进行斗争，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进程中，克服官文化。
这是历史的必然。
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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