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缺经济学》的逻辑缺陷
记得八十年代中期,一本叫《短缺经济学》的书很流行。由于当时正是要对计划经济进行改革的风潮中,这本书对社会主义经济的逻辑批判就显得很及时,并影响了很多从事改革研究的人——包括贫道本人。
短缺经济理论是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其基本思想是:
(1)“短缺”是社会主义国家常见的现象。资本主义经济基本上是需求限制型的,经常“供过于求”;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是资源限制型的,生产增长受资源的限制,上层决策者、企业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行为必然受到物资短缺的制约,“求过于供”。
(2)“短缺”根源来自国家与企业存在着“父子”关系。利润刺激的削弱、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臃肿的官僚机构、对企业的大量的行政控制等是造成短缺经济的真正原因。社会主义企业存在着不断扩大再生产、追求产品数量的推动力。追求产品数量→囤积原材料→物资短缺,形成了一个互相加强、自行维系的过程。“投资饥渴”症,各级领导都力图为本部门争取尽可能多的投资份额,企业超支可以由国家财政补贴,投资风险主要由国家承担,也是造成短缺现象的重要原因。
(3)“短缺”影响了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短缺”造就了一种“卖者”支配“买者”的社会关系,居民不仅要承受为得到物品去搜寻、排队、等待而付出的代价,还要经常忍受卖者或物资分配者的粗暴无礼和漫不经心。
(4)只有经济体制改革才有可能消除“短缺”现象。改革必须首先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运行方式及其弊端有清醒的认识,并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消除“短缺”。短缺克服与否以及短缺的程度如何,是检验改革进程的重要标志之一。科尔奈的这一经济理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具有的弊端的理论概括,从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现在回头看,觉得科尔奈的理论是有缺陷的,主要是他在区分两种经济体系运行特点时从企业微观行为特征做出发点,而没有从两种经济本质特点作为出发点。
科尔奈把现代经济类型分为需求限制型和资源限制型本没有什么不可。因为观察起来,资本主义经济如果发生运行障碍,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而社会主义运行的常态就是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因此始终对资源分配产生压力。在现象描述方面,科尔奈没错,但对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分析,却不尽然。
社会主义经济确实会发生居民、企业、政府都尽量占有资源的情况。但是,科尔奈认为是“占有冲动”导致了短缺,就在逻辑上很难讲清楚,也不符合实际情况。短缺造成资源紧张,资源紧张造成短缺,这等于是关于短缺的语义重复,并不是一种论证方法。因为这里没指出逻辑起点——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有效需求这么持续的旺盛。
从逻辑上讲,囤积不会是一个无限增加的过程。一个企业或者单位对资源的囤积很难超过一年需要的30%,就算达到50%,这个数值也就封顶了,不会无限增加,也就是有一种边际变量趋于零的特点。比如一个钢厂囤积矿石总要有场地,多囤积50%就足够了。你不可能设想这个钢厂可以无限制囤积下去,50%,100%,200%……。而且计划和监察部门本身也会制止过分行为,多囤积50%都很难做到的。
那么,计划经济无非是一种比一般市场经济多占用一定比例资源的经济。这个比例也许是30%,也许是20%,总会有个基本平衡点。如果是这样,这种经济就不可能存在“短缺造成囤积,囤积造成短缺” “互相加强、自行维系的过程”,而会停止在一个附带了一个常量占用的常态上。
也就是说,科尔奈把一个常态描述为一个过程,是逻辑叙述错误的关键。他看到社会主义企业总是多出一块资本主义企业没有的常量,就分析这个常量是怎么来的,怎么从没有到有实现的,于是认为这个本来会止于某点的变动会自我循环,无限发展。
说到这点,贫道稍微扯远点。贫道早就发现,多数人把城市道路阻塞归结为“汽车太多”。比如通常用一个城市汽车拥有数量和增长率来说事。对不对呢?不能说不对,但不准确。道路是否拥挤,取决于“在途汽车”与车行道总长度直接有关,与“汽车总数”和行车道总长度间接相关。其实,汽车并不是总在马路上跑,除了公交出租车,大部分车大部分时间是爬在地上的。那么,解决交通关键在于什么呢?在于让汽车尽快到达目的地。如果北京汽车实际平均时速从现在的 19公里 /小时达到 38公里 /小时,“在途汽车”就少了一半。如果提高到 60公里 /小时,北京马路上的汽车就只剩三分之一。一切围绕如何让汽车早点到家,交通压力就减低了。
也就是说,看见汽车在跑,不要以为它就这么跑下去了。要想到它会停。科尔奈的问题就是看到“资源占用扩大了”,没看到“资源占用会停下来”。^_^。
另一个问题是,科尔奈没有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有效需求”总是得不到满足。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有效需求”总是走着一个由强转弱,以至于最终形成生产过剩。这是需要解释的。因为没有需求的不同特征,供给和资源约束特征的差异就不说明问题。供给和需求本身就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单纯从供给角度看会发现一些特点,可以描述供给方面的差异。但怎么能一口咬定差异不是因需求特点不同引起供给特点不同呢?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差异主要是企业所有制方面,不是企业管理体制方面。科尔奈从企业管理角度上找两种经济运行方式上差异的主要原因,确实很困难。也可以说基本不会成功。
所谓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欲望”。如果有效需求低迷,通常是两种可能造成的。一是想买买不起,一是有钱不想买。有效需求旺盛则是因为大家都想买,而且都买得起。那么我们看看不同社会制度对这个问题的影响。
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是全民或集体所有。前者必然形成资本拥有者及其关联群体的收入分配多与无产者,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于是形成低收入群体想买买不起。同时,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过快,很容易超越“想买的东西”的最高点,于是边际储蓄率越来越大。结果占80%的群体想买买不起(收入往往只占总收入的30%),占人数20%左右支付能力非常强的群体(收入往往占总收入的70%,储蓄率往往大于40%)有钱不想买。最终造成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形成过剩型经济危机。
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个人“资产收入”,收入分配相对平均,甚至会越来越平均(比如苏联在70-80年代最高和最低工资差距比50年代前要小很多)。这样,相对于同样供给量来讲,有效需求就显得很旺盛。
可以简单算笔帐。假如A是社会主义国家,B是资本主义国家。他们都是100万人,年产肉类都是600万公斤,都假定两个国家平均一个人一年吃 18公斤 肉(每月3斤,每天1两)就满足了欲望。A国家收入平均,都能一个月买得起 1公斤 猪肉。由于人均只有 6公斤 肉的供应能力,却想吃 18公斤 肉,因此A国家肉的有效需求就显得过于旺盛,而且一定形成严重短缺。大家都没吃肉吃舒服,于是就抱怨政府。B国家有20%的人不存在支付问题,都吃够了 18公斤 肉。总计消耗360万公斤肉。但另外80万人收入每年只能买得起 2公斤 肉,总消耗 160公斤 肉。于是,市场上还多余出80万公斤肉。也就是大家都不排队,肉铺里挂满了各种卖不完的新鲜肉。吃舒服的人自然没意见,吃不起的人也不会抱怨政府,因为是你没钱。
这并不是瞎算的数字。1970年中国肉类产量人均 7公斤 (596.5万吨,82992万人)。当时大约每年按票证供应的肉为一人一年 4公斤 肉(每月半斤,国庆和春节加半斤。由于有些群体吃肉多,比如牧民,有些岗位肉供应多,比如部队,加上出口,也只能达到这样水平)。当时猪肉0.6元一斤,羊肉0.5元一斤。即使学徒一个月21元收入,花工资的0.3元去卖肉是没问题的。其实,如果真的随便买,一个月花1.2元吃上两斤肉他也不怕(1年 12公斤 )。于是肉类供应很紧张。1970年中国农民人均月消费9.5元,城市居民月消费21.75元。如果花0.3元把肉票买了,或者农民平均每月消耗总消费的3%去吃肉了,都不是做不到的。
1970年印度肉类产量人均1.4公斤(74.9万吨,53908万人)。但是印度人从来没人抱怨肉类供应紧张,印度这时候不仅没有过肉票,肉铺里也是挂满了新鲜肉。印度人吃肉能力不见得比中国人差,每天吃1两肉肯定不会觉得“腻歪”。印度人最后是怎么吃肉的呢?估计有10%的人每年吃12公斤(总产不够吃到18公斤),吃掉64.7万吨,其余90%的人每年人均吃0.21公斤,不到半斤肉,也就是过年锅里有几块肉,大家尝尝油腥味儿。
问题就出来了,社会主义中国人均 7公斤 肉的“供应能力”倒是非常“短缺”,资本主义印度人均 1.4公斤 肉的“供应能力”却“过剩”。这怎么能证明社会主义中国经济是因为“物资供应不足”造成短缺的呢?
其他情况也如此,比如1980年贫道花200多元买了一台开封产的12吋黑白电视机,还是走了当开封市重工局局长的表兄的后门。当年中国电视机产量是2492万台,印度产量是88万台。印度电视机并不短缺,不会存在要走后门才能买的情况。难道中国比印度产量大27倍,倒给判定是供给不足吗?
因此,科尔奈的短缺经济理论错在了在分析不同经济体经济活动的差别时,没抓住两者最核心的差别,没有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基本经济制度上的差别入手,以此做研究的出发点。而是从企业运行特征入手,把现象作为本质,把终点作为起点来研究,自然逻辑难以周延,与事实也不相符。用俗话说,叫没有提纲挈领;用计算机设计语言说,叫没有自顶向下。难听点说,叫瞎子摸象、管中窥豹。
当然,贫道知道为什么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当时被西方经济学界捧得那么高,为什么被从苏联到东欧一直到中国的改革派当作法宝。道理很简单,这个时期需要一个从社会主义国家出来的经济学家提出一个“转轨”、“接轨”理论,管它逻辑周延不周延,管它与事实是否相符,只要有点“像”就行。
可悲呀,中国这么多精英学者,连个烂脏科尔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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