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化的造反：中国文化大革命晚期清华大学的领导体制*
Joel Andreas(安舟)
Pingping Chi 译
转自：华夏文摘
中国文化大革命业已成为许多学术讨论的课题，但是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前几年的动荡岁月。从1966年毛泽东号召学生、工人和农民结成造反组织，抨击他们在学校、工厂和村庄的共产党官员开始，中国出现了戏剧性的暴力骚乱，学者们很自然的为那个时期所吸引。随之而来的派系斗争把中国带到了战争的边缘，此后毛授权压制那些响应他的号召造反的人。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始于1968年镇压不受控制的派系斗争，终于1976年毛泽东去世。在这个阶段党和国家机构逐步重建，重建工作是在毛泽东的激进纲领的限制下进行的，而这个纲领继续引发政治和社会上的巨大骚乱。该阶段体制化的实验本应受到更加认真的审视，可是情况远非如此。
本文检视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在清华大学实行的独特的领导体制。清华是中国最早的技术院校，中国共产党现任领导班子中一些最有权力的成员也出自清华大学。[1]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内激进派严厉的抨击精英教育和党的官僚作风，这所大学成为他们的基地。这使得清华成为一个非同寻常但又极其有趣的例子。这些激进派高喊着文革口号要限制共产党干部的官僚权力，看看他们是如何在自己统治的机构中建立权威是饶有趣味的。
在此阶段，清华的领导体制可被视为毛泽东和他那些激进的追随者们"体制化造反"的一个尝试，学校的权力划分给工宣队（工宣队由校外的工人和军人组成）和学校的老干部。宣传队负责动员学生和工人批判教师、领导和学校干部。执政的共产党（包括在文革前的中国共产党）传统的领导方法是遵循统一的理念并有一套明晰的权力等级，现在这种权力分割的结果却制造出一套乱哄哄的领导体制，两者彼此格格不入。我将考察清华的这套体制实际如何运作并分析其原因：这套体制也衍生出常见的政治庇护和附庸心态的问题。其后将谈及该时期的这种体制如何符合于全国范围内更普遍的一种模式，我认为正是这个模式促成了干部和造反派之间的权力分割。[2]
将派系斗争纳入体制
1966年夏至1968年夏，和全国其他学校一样，清华大学也处于学生领导的各对立派系的控制之下。学校的"激进派"反对以前的领导班子，要求和过去彻底决裂，而"温和派"要维护现有局面。双方均是由学生、教师、干部和工人组成的"战斗队"的临时联盟。1968年4月，这些派系间持续升温的暴力对抗导致了至少十二人死亡的"百日大武斗"。7月27日，毛泽东派遣大约三万名非武装的工人进校以结束战斗。[3] 文化大革命最初一年以不受控制的政治斗争为特征，这个转折点标志着该阶段的结束。全国的派系斗争由此受到系统地遏制。[4]
1968年8月，毛派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接管清华大学。官方报纸宣布：工宣队的到达是工人阶级掌管教育的新时代的第一步，毛送给工宣队一篮子芒果作为个人赠礼，使得这个时刻更加神圣。派到清华的工人和解放军成了范本，类似的队伍也被派往全国各地审查指导学校工作。宣传队首要的任务是重建秩序，制止大学各派系组织的争斗，并创立新的领导集体。通过严厉的镇压所有潜在的反对者，工宣队树立了权威，他们在学校的八年里营造的不安气氛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这个队伍的成员们明白，他们承担了占领并改造一个原先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学校的任务，这种认知加剧了他们的独裁作风。
由学生领导的两个对立派系随随便便就解除了。暗中维持派系联络的做法被制止，许多派系头目和积极分子受到审查和惩处。[5] 经过一段规定的政治学习，大部分学生被送到军队农场，随后分配了固定工作，通常是在工厂。大学的教师和干部经受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费了更大的力气才过关。宣传队重新审查了教职员工和学校领导从1949年以前的革命直到文化大革命的个人历史。清华大约6000员工中，1228人受到审查，178人被宣布为"阶级敌人"。根据半官方的校志，在运动最高峰的两个月期间，10人被迫害致死。[6] 在1969年，清华大部分领导、教师和员工被送往江西省农村的五七干校，直到1970年新一批学生到达他们才返回学校。
权力的分割
工宣队由两位年轻的军队干部迟群和谢静宜领导，他们与毛泽东关系密切，也是他激进的追随者。迟群曾在负责保卫党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的8341部队担任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则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达十年之久，与毛的妻子江青关系密切。一开始，宣传队的庞大队伍包括5147名工厂工人和105名军队干部，但几个月以后人员大大减少。[7] 绝大部分高层领导是军人，如迟、谢，不过有几个工人也担任了重要岗位。绝大多数工宣队成员是来自本地工厂的普通工人。他们都在工厂里党领导的政治团体中有积极表现，其中多数是党员。除了最高层的几名领导之外，其它工宣队成员都轮流进校，然后返回自己原来的工厂或部队。他们在清华是帮助监督学校领导，而不是自己担任领导。
大多数校领导恢复了工作，工宣队给他们安排的职位与文革前大致相同，不过他们要在宣传队的监督下工作。[8] 工宣队到达不久就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以管理大学，1966年各项职能已经停顿的学校党组织也于1970年由革委会重新建立起来。刘冰再次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负责党的组织工作。文革前负责学术工作的何东昌恢复原职，不过正式的头衔是大学"教学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一把手的位置则保留给宣传队代表。[9] 到1972年，作为学校权力核心的校党委常委会由九名宣传队成员和八名清华的老干部组成。宣传队的领袖迟、谢分别担任书记和副书记。[10]
工宣队的领袖与中共的激进派结成紧密联盟，与此同时，包括刘冰和何东昌在内的学校老干部则与党内较为保守的领导结成紧密联盟。[11] 尽管各级的分裂和联合错综复杂，党的激进、保守两个阵营的分化却也使得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充满活力。[12] 一系列与文革相关的激进政策划定了派系间的战线。[13] 激进派的生命与文革息息相关，他们热烈拥护文革纲领，而保守派努力遏制甚或颠覆文革方针。激进分子的领袖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他们垮台后被指责为"反革命"的"四人帮"），他们主要的支持者是文革早期涌现的地方激进派的残存者。邓小平成为公认的保守派代表人物，他的主要支持者是老干部。
迟群和谢静宜在全国性政治活动中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70年，迟被任命为国务院科学与教育小组的副主任，而谢成为北京市委副书记并于1973年被选入党中央委员会。[14] 迟、谢应邀列席代表国家权力核心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们在文革后期帮助发起并领导了最重要的激进政治运动。他们越过常规的组织程序，直接向激进派领袖江青和张春桥汇报。
大学的老干部和清华的工宣队成员有各自不同的权力背景。一方面，老干部有文化和政治上的雄厚根基，属于国内教育程度最高的一批人，许多人在党内的地位都比半路出家的工宣队要高。不仅如此，清华是他们的势力范围，是他们建立了大学的党组织，而现在工宣队对党组织的领导是薄弱的。另一方面，由于宣传队成员没受过什么教育，他们的权力单单建立在政治资本的基础上，而且他们的政治资本具有文革的独特性。即使是宣传队的最高领袖，起初在党内的级别也并不高，与其说他们的政治权威源于在党内的地位，不如说是由于毛委任他们治理学校。
学校的一位高层领导麦清文回忆说：在那个时期，毛的权威远远胜过党组织的权威。当时造反派的攻击破坏了党的"威信"。
"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威信在文革早期一落千丈。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受到批判，无论批评的对不对，结论就是他们都是坏干部。腐败、贪污、乱搞男女关系--所有领导都不好。"
麦解释道：由于宣传队是毛派来的，它的权威超越了大学的党组织。
"工宣队利用了党组织，但是党本身没威信了。是工宣队领导党，而不是反过来。迟群首先是工宣队的领袖，然后才是党委书记。"
迟、谢想要紧紧的控制住学校的工作，但党组织的分裂状态妨害了他们实现这个意图。系统的决策机制、常规的命令下达链条和传统的升迁评级体系都被文化大革命破坏瓦解了。此外，宣传队对于自己控制的清华党组织不完全信任，他们又建立了一套权力网络，使其凌驾于原来全能的党组织之上。
自上层和下层监督领导与教师
工宣队在校期间，清华的管理与以往大相径庭。在文革之前，蒋南翔担任领导，大学由高度服从纪律的党组织管理。蒋身兼党委书记和校长两职，他要求下级绝对忠诚，并在各级建立了围绕党委的有效的管理机构。这种权力等级制度是清晰的、单向的、由上而下的。处于底层的学生应当服从老师，校办工厂的工人则服从他们的领导。[15] 在文革早期，这套严密的政治控制体系成为学生造反派的主要攻击目标。清华激进派报纸上发表的一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批评学校干部既有屈从性，又有压迫性。
"他们总是条条框框多，有奴隶主义；工作中他们只对上面负责，他们更在意遵守规则而不分辨是非对错。对上面的人唯唯诺诺，对下面实行资产阶级独裁统治，压制不同意见。"[16]
在文革早期，学生造反派把蒋和其他共产党领导拖到主席台上，他们被自己的下级批判羞辱。[17] 在文革的词汇中，这种来自下层对干部的批判被称为"群众监督"，旨在矫正领导把持权力的官僚作风。为了避免"官僚阶级"的出现，各工作单位的基层员工被授权去"监督"上级。工宣队到清华后，制止了文革早期粗暴混乱的"群众监督"，取而代之的是将约束官僚权力纳入规范的做法。1966年之前在清华实行的是单向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等级制度，现在的体制则是工宣队从上面监督学校的干部和教师，与此同时发动学生和工人从下面批评他们。图1简单示意了清华监督制度的变化，与工宣队在校期间相对照的是文化大革命前的统治政策。
图1：清华大学的监督制度
学生监督老师
在文革后期，大学的教室中坐满了由工厂、农村公社、部队推荐来的学生。工宣队认为这些工农兵学员比起大学领导和教职员工（他们大部分出自革命前上层社会的家庭）来在政治上更为可靠。按照当时的口号宣传，这些新学员不仅应当进入大学，还应当管理并改造大学。朱佑贤记得，在1970年清华欢迎第一批工农兵学员的群众大会上，校领导告诉他和其他新学员说："你们来自工人、农民和士兵的队伍。清华是知识分子一统天下，你们必须要参与政治。"
为了让学生能参与管理他们所在的科系，学校变更了组织结构。文革前，学生和教师高度组织化，不过是分别管理的。学生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学习、娱乐、福利等），而教职员工负责教研工作。职工委员会（以及与其并列，掌握实权的党委）管理各系，职工"教学与研究小组"管理系内各专业。文革期间则大为不同，师生结合到同一机构，学生直接参与管理教学研究工作。
与文革前相同，一个班大约有25名学生，他们在校期间一同生活学习，不过现在每个班里还固定安排了一组老师。对学生和教师双方而言，班级都是基本的组织单位。同届同专业的班级组成"小型教研小组"，其中包括学生、教师和一名工宣队代表。 每门专业由三个小型教研小组构成(每届一组) [18]。教工代表、学生和工宣队"三结合"的"教学改革小组"统一领导这种教研小组。同样由教师代表、学生和工宣队组成的"革委会"则管理各系（每系包括数门专业）。近一半学生是党员，再加上师生通常属于同一党支部，这使得师生组织上的结合更为牢固。实际上，在一部分师生共属的党支部中是由学生担任领导的。
这种蜂窝结构无疑限制了学生选择导师及课程的范围，但却有利于学生参与决策。学生们加入到设计课程和解决教学难题的工作中，小型教学小组频繁会面，讨论学术、组织和政治事务。方学英和其他学员是这些小组中的积极分子，据她说：
"教师汇报后我们来讨论；有时我们否决整个报告，有时则认可其中的一部分，反对另一部分。学生对于教育改革热情高涨。我们会讨论自己的专业方向--说到底，我们要去训练什么人呢？"
这些讨论紧密围绕着中共最高层确立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方向。 "我们在会议上争论，贴大字报表达不同的意见。"[19] 老教师魏学诚回忆道，"不过一般都是附和中央定下的基本观点。"然而争论决非毫无意义。涉及到的教育方针问题是保守派和激进派论战的焦点，其中包括如何在工作地点实行"开门教育"，重点应放在基础理论抑或是实际应用的课程，如何评估学生的学习，是否要把学生分为快慢班等等。结果是把师生双方均置于论战的前线，正是这样的论战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国的政策。激进派和保守派的势力互为消长，中央的政策方针左右摇摆，此时一些人努力捍卫激进派或保守派的牢固地位，有些人则见风使舵，跟着占上风的一派走。方学英说，所有这些政治活动锻炼了工农兵学员的写作、演讲和组织能力。
"我们要参与、管理、改革（上、管、改），要批判教师和旧的教育体制。我们每天晚上都开政治会议，讨论问题，写大字报……我们的业务知识比不上现在的学生，不过写作能力比他们强。[20] 我们要写大字报，参与辩论并且演讲，所以我们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
在小型教学小组讨论如何由上至下的落实教育政策时，一些学生不免对此做出最为激进的阐述，许多教师则发现自己在争论中处于维护传统教育方法的立场。教师们很容易被谴责为"穿新鞋，走老路"，所以他们在论战中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在他们提议采取温和的做法时更是如此。1970年在清华学习的青年农民罗贤成回忆道：
"[当]我们开会争论教育问题时，学生和工宣队代表有话就直说，可教师却不这样--他们是改造的对象。这不是公平的讨论……教师们更加谨慎--并不是他们不敢谈，不过他们比较小心翼翼。"
学生在过去常常屈从于教师，现在情况反过来了。老教师魏嘉陵把这种变化说成是传统师生关系的一种有害的逆转。
"文革前，老师和学生是中国传统的教授和被教授的关系，这样非常好。学生尊敬老师，老师关心学生。文革期间，情况就变了--老师成了监督的对象，学生成了学校的主人。"
在工宣队的领导下，下层对教师和大学干部提出批评成了平常事，但是这在过去是非同寻常的。老教师杨郁天注意到了这个差异：
"那个时候，[工宣队]要求学生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这可不像[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那时他们把一些人叫做右派，把他们当作敌人对待。但在工农兵学员这一段儿，他们不给别人戴上帽子。[21] 不存在什么敌人--他们只是一般性的批评知识分子。这让你不舒服，说话得小心，可是他们不给你扣帽子。我们习惯受批评了。"
杨的话当然不能说明七十年代的政治压力是温和的--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不过从他的话可以看出，对于大多数教师和领导来说，接受来自下层的批评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过去，这样的批评通常局限在批斗会范围内，批斗是只针对少数几个人的，而且预示着严重的后果。
按照传统，教师应当立身严谨，这样才能获得学生的尊敬。和学生开玩笑或者一起嘻嘻哈哈有损于教师的尊严和权威。文革期间，这些想法被批判为"师道尊严"，这个词是用于嘲笑当权者的孔夫子教条。一些学生乐于有机会贬低高高在上的老教授。龙江澄是水利系的一名外籍学生，他还记得张光斗教授每天都要接受审讯，这位教授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水利工程系，在1958年领导设计了大型密云水库。"学生曾对他很不好，"龙回忆道，"一个女生老是打他--她并不伤人，就是过去打他。"
在文革前，张曾是清华最有权威也最受尊敬的教授之一；而现在他不得不在抵挡学生辱骂的时候保持良好的幽默感。"他们拿他取笑，他也反过来取笑他们。"龙补充说，"[不过]他没被打倒，而且学生们尊敬他。"[22]
尽管师生间生硬的权力逆转制造了紧张气氛，可一些学生和教师却说他们在这个时期培养了亲密的关系。方学英于七十年代早期在清华上学，现在任教于此，她把现在的师生关系和三十年前作了比较。"那时老师的地位不如现在高--说起来，那时学生的地位更高。"她告诉我，"老师们认同这样的观点：他们是在旧体制下训练出来的，需要接受改造。所以他们愿意和学生们一起。他们不像现在的老师那么有权威，不过师生关系更密切。"梁佑生50年代就读于清华，毕业后留校教书，他对比文革前与文革期间的师生关系时，也有类似的看法。
"在文革以前……学生对老师非常尊敬；不过彼此等级分明--学生和老师是低层与高层之间的关系。[文革期间，]大部分工农兵学员对老师也充满感激之情，但那不是等级关系，而是因为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对老师感情很深，也很亲。老师花费心血教导他们，他们真的是心存感激。"
文化大革命晚期，为了响应"开门办学"政策，师生到工厂一起生活工作，方、梁和其他人注意到，他们的关系在这段时间里尤为密切。"我们在工厂的时候和学生一起住，八个人一间。"梁回忆道，"我们分享一切；我们无所不谈。"
工人监督领导
在文革期间，清华校办工厂的管理体制也经历巨变。为了结合教学、研究和生产，清华和其他工程技术院校一样也建立了几家校办工厂；到七十年代早期为止有1800余人在工厂工作。[23] 在1966年以前，基层工人已经结成小组，领导组织起车间的基本生产。因而工厂工人和学生一样是高度组织化的，不过在生产小组以外，他们的作用就非常有限了。在文革前几年，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名校工厂的管理干部洪承谦说："文革前，工人是被管理的。文革一开始，工人成了主人。"有一段时间，学校党组织工作停顿，学生领导的派系忙于争夺学校的控制权，这个时候工人选出了临时委员会来管理校工厂。老工人陈金水讲到了清华设备工厂的情况："我们工作单位的所有领导都被打倒了。包括厂长、副厂长、党委书记和副书记。"他告诉我，"我们选举出一个新的领导集体……四个工人和一个技术人员……领导集体不一样了--要是有人不好，我们就选别人。"
在那个时候，清华工厂的员工也分裂成对立的派系，可是派系路线并不是决定选举的唯一因素。陈回忆说：
"派系很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你是否信任那个人。他们是不是老实，有没有办事能力，和群众关系好不好。在一起工作几年了，很了解大家都是什么样的人。"
1968年夏，清华的派系矛盾转变为武装冲突，工人们放弃了学校工厂。工宣队八月份接管学校后，组织了新的革委会来管理工厂，由宣传队代表担任领导。老的管理干部通常回到原来的领导岗位，不过包括一些曾被选入临时领导班子的工人在内的基层工人也进了革委会。即使在重新任命了老领导之后，工人对工厂事务仍然保留了实际的影响力。文革使得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成了一个广泛讨论的话题。"[我们批评管理干部]脱离实际，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陈回忆说，"我们批判官僚作风--如果你不懂，就应该虚心请教，不然事情办不成。"
作为曾被打倒的工厂领导，洪承谦在工宣队的监督下又当上了厂里的高层干部。洪在回想那段岁月时心里怀着矛盾的感情。"那时候工人们造反，要推翻管理规定--有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朝着无政府主义方向发展。" 他说，"工人们会说，'你怎么一当上领导就不劳动了？'有了这种思想，形势变得很混乱。"
起初，许多事情都要召开群众大会来决定。洪认为这不实际。"一百个人没法领导"，他原来经常举一个例子来向工人们解释这个问题，和我也讲了这个例子：
"工宣队一到，就召开大会讨论工作时间的问题--早上几点上班，中午几点休息，晚上几点下班。所有人都开会整天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做不出任何决定。难处在于有人在学校住，有人在市区住，有人单身，有人带小孩--大家的意见五花八门。最后，他们没法决定，还是按照学校的规定来。"
大会的人数逐步减少。洪说："会议变得比较有规矩了。说老实话，工人其实对开会没兴趣。"尽管工人对于群众大会的热情降温，他们还是继续在管理工作中占据一席之地。每个车间派出三名代表参加会议，协调不同车间的生产任务。
"所有事情都得和工人讨论。他们对讨论生产很有热情。当然了，接着就是要批判知识分子，工人们就干这个。通常的说法是：'知识分子在纸上画条线倒容易，他们不考虑工人在实际生产中遇到的困难'。"
基层工人被提拔到车间和工厂的领导班子里，同时也进入各系的领导班子（在那个时期，校工厂在行政上与相关的科系结合）。实际上，有些普通工人在全校各级领导班子里都占据位置。
把基层工人提拔到领导岗位的政策被称为"掺沙子"，意为加入沙子以打散坚硬的泥土。一方面，这个比喻是指让工人、农民加入知识分子组成的领导集体--这两者之间存在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差异。按照同样的原则，基层教师也被提拔到清华的主要领导集体中。这种做法是要让非领导成员介入领导集体--他们之间存在被领导者与领导者的差异。两种做法互有交叉，指导思想都是通过引入外界因素来瓦解铁板一块的领导班子。
消除阶级和特权
组织下层监督领导，以及将基层员工和学生引入管理层，都属于范围更广的一系列措施中的一部分--这套措施旨在缩小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距。领导们按照要求与下级同吃同住同劳动，其中还包括强制限定的体力劳动。"一周里有一天要参加生产，在周五或者周六。"洪承谦回忆道，"我有指定的任务--在指定时间操作指定的机器。要是有脏活儿累活儿，我也得带头干。你看--我可不是个大块头，可是也要做辛苦的重活儿。"
福利待遇的分配也与以前不同，目标是减小收入最高者和收入最低者之间的差距。尽管1949年以来共产党政府的分派方式较之过去平均得多，可是相对而言仍有一部分人获得更多的利益。在五十年代，所有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工龄和专业水平评了级，岗位工资和包括住房在内的其他物资福利都是基于这个级别分配的。教师分为四个基本级别（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正教授），工人分为八级，每级又有细分的等级。在六十年代中期，工人的月工资从16元到107元不等，教师的工资则从46元（刚参加工作的助教的月薪）到360元（最资深的教授的月薪）不等。
在文革十年间，这套评级制度被看作是违反了共产主义原则，共产主义革命中朴素和平等的道德观重新盛行。洪承谦回忆说："那时的看法就是人人都要和工人农民处在同一生活水平上。"1971年是自文革前以来第一次涨工资，不过这次只针对低工资的人。月工资在55元以上的人被排除在外，这意味着1966年以前参加工作的大部分教师和许多老工人都没涨工资。另一方面，大部分工人都提了一级工资，主要的受益者是那些工龄不足十年的年轻工人，他们之中许多人孩子还小，迫切的需要增加收入。1971年以后，职工们开始按常规升职并相应的提工资，不过也只限于低工资者。至此，文化大革命的工资改革仍遗留了巨大的收入差距，然而改革是明确的朝着平均主义的方向进行的。高工资并没有降低，但似乎以后涨工资都不会超过55元了。由于大部分工人在刚参加工作的头几年都拿二级工资（每月42元），年轻一代的工资差异就很小了。
在教师当中，专业级别成了活生生的幽灵。文革以前，定位个人身份，确定生活目标、建立社会地位和决定物质待遇的关键要素就是在这套等级中所处的位置--由助教开始，向上经过讲师，再到不同几个级别的教授。这一整套级别都被一个统称--"老师"--取代了，这个词原来是指所有教职员工。文革十年期间，关于教师专业级别的提法会招致批评，说到这些特定级别的专有名词都用过去时，只是为了表明某人在文革前曾是什么级别。然而级别的影响力依旧存在，它不仅仅是过去的提法，也决定着实际的工资--过去评的级别现在固定不动了。
基于级别的就诊的特权也因为文革而告终。和许多大单位一样，清华有一个学校诊所为员工和学生提供医疗保健服务，要是有病情复杂的患者，就送到北京医院。大学在五十年代制订了一套特别规定，允许级别最高的教授和学校高层领导在就诊时不必排队等候，在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到市里最好的医院就诊。1966年以后，这套特别规定被废止，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排队看病。
然而，最戏剧性的变化发生在住房分配上。清华是一个资金雄厚而且占地广大的学校，目标是为所有员工提供住房。可是在文革前，学校宿舍总是短缺，房子是按级别分配的。工人们住的五个"工区"都是狭窄老旧的平房，而教师和领导住在新盖的楼房里，根据住户的级别不同，每栋楼在面积大小和舒适程度上都有不同规格。1966年以后，这种和岗位、级别挂钩的差别待遇不再为人接受。激进派学生借用了一句土改的口号"打倒土豪分田地"，他们主持了大学里住房的重新分配。高层领导和教授原先住在比较高级的公寓和别墅里，现在或者被迫搬到面积较小、设备较差的单元房里，或者和别人同住。空出来的房子则让工人和年轻教师的家庭住进来。1968年，工宣队认可了这次重新分配，并组织抓紧建造新宿舍。工人和教师分一样的房子，不是根据级别，而是根据家庭人口来决定分配住房的优先权。由于工人一般比教师结婚早，所以他们分新房子的时候经常排在前面。
工宣队的监督职能有利于在清华推行提倡艰苦朴素和平均主义的政策。组成这个队伍的工人和士兵仍旧从自己的工厂和部队（他们结束在清华的工作后还要返回原来的工作单位）拿着普通工资--工资通常是十分菲薄的。宣传队许多成员在原来的工厂和部队经历过更加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在这项主要针对体力劳动者以及住房困难者的计划中，他们热切地担负起领导职责，尤其在进一步视察乡村、建筑工地和工厂时，他们更是热情高涨。这些人的热情、耐心和此类领域内的工作能力使他们在大学中的威信得以提高，帮助弥补了相对领导和教师而言在教育水平上的不足。
政治庇护与附庸心态重现
工宣队管理清华的几年间，大学领导和教师确实受到来自上层和下层的监督。工宣队本身则不是这样。原则上说，宣传队并不应当免于下级批评。工宣队领导曾就这一点严厉批评过原来的大学领导班子，同时他们为自己制订了高标准。
"我们必须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虚心向广大群众学习，听取他们的意见，接受他们的监督……由于我们在领导位子上，绝对不可以高高在上、官气十足。有些人只会批评别人，不能解剖自己，只听顺耳的话，听不进逆耳的话，把自己当作是摸不得的老虎屁股……我们必须自觉的把自己置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宣传队里肩负主要领导工作的同志尤其应当如此。"[24]
话虽这样说，可是在接受来自下层的批评方面，工宣队实际并不比蒋原来的机构更加积极主动。清华大学里敢于公开批评工宣队领导的人寥寥无几，有些敢于这样做的人，他们的下场也令人望而却步。据清华工厂的工人陈金水回忆，"工宣队怎么说就怎么做。"这样一来，文革前学校党组织中滋生出的政治庇护与附庸心态在工宣队驻校期间又复活了，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
"造反精神"的阴暗面
自1969年党组织重新恢复以来，激进派的领袖开始大规模招收新成员，希望籍此来改善自己在党内的弱势地位。举例来说，在清华，工宣队从1969年到1976年新招募了3271人，学校党组织的规模在此期间扩大了一倍多。[25] 不过，对于激进派来说，关键并不在于单纯的扩大党的队伍，而在于充实赞同自己主张的新成员。因而他们坚持吸收党员的主要标准应当是有"造反精神"。在文革初期，造反派们充满反抗精神的政治文化曾一度盛行，他们试图通过这种做法把自己的这种精神注入到长久以来重视服从权威、高度官僚化的党组织中。这项事业遭到了抵触。
1973年8月中共第十届党代会后，激进派紧跟着开展了新一轮的政治进攻，与此同时他们的新生力量也进入共产党的顶层。在这次进攻中，激进派强调了振兴文化大革命"造反精神"的必要性，鼓励他们的支持者"反潮流"，即抵制过去几年来人们在坚持文革方针上打退堂鼓的做法。激进派在官方报纸上呼吁党支部不要吸收惟命是从的"驯服工具"，要发掘年轻的积极分子，这些人应当表现出造反精神，具有独立思想，"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敢于向领导提出批评。他们尖锐的指出，要警惕党内的保守主义倾向，并且引用了两个贬义词以说明这种倾向，即"好人党"和"业务党"。"好人"是从"老好人"的形象中抽象出来的，意为循规蹈矩、唯命是从的人。"业务"是指经济和技术工作（相对的是政治工作），"业务党"这个词是用来批评关心管理社会胜过改造社会的趋向。在他们看来，共产党的任务是领导继续革命，而非巩固现有秩序。因此，共产党员不应该畏惧革命，不应该成为驯顺的专业人员。
地方党领导通常不乐于招收"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新人，这是不足为奇的。为了敦促他们改正方向，官方报纸上登满了党支部的模范经验--有些人以前被认为是"找麻烦"、"好争辩"、"不能担任领导"，在认识到他们具有与党内走资派斗争的战斗精神后，这些党支部吸收他们成为新党员。不难想象，对于大部分党支部来说，这真是强人所难。别说党的领导了，就连大部分基层党员无疑还是更中意服从规矩，关心业务的"老好人"。清华工厂的领导洪承谦说，党内是讨厌那些提出批评意见的人的。
"入党的人一向都有好品质--他们忠厚老实，工作做得好。但在文革期间，有些新入党的人喜欢批评别人。我们叫他们'口头革命派'。他们话说得漂亮，可工作干不好……不过造反派很难入党。要投票决定--党员得同意才行。大部分党员是文革前入党的，他们看不起造反派。"
在洪看来，优秀的党员工作努力，品行端正，而造反派不好好工作，只喜欢批评别人。两相比较下，造反派就几乎不可能是优秀党员。以"造反"为政治上的判断标准，这是在文革早期放任自流的派系斗争阶段发展出来的，而党的风气却是遵循一套等级分明的组织原则，把这种判断标准加诸于党，显然是件困难的事。
清华的"拍马屁造反"
在某些工作单位中，激进派的一伙人站在反对当局的立场上，他们要振兴"造反精神"的努力兴许还保留着这个词表示叛逆的本来意义。然而清华最重要的权力正是掌握在激进派手里，在这所大学中，"造反精神"的含义被现实的权力关系扭曲。工宣队发动学生和工人批评文革前当权派的代表人物。这些老领导负责组织教学、研究和生产，批评他们的主要内容是提倡知识精英主义，重视业务水平而忽视政治积极性。用于批评官僚权威的措辞手到拈来，（反对共产党干部官僚作风的长篇社论是官方报纸的主旋律），然而这种批评意见在大学中并不常见，即便有也十分空洞，这是因为实质性的政治权力集中在宣传队手里，而他们基本上是免于受非议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清华"来自上层和下层的监督"的政治动力衍生出一种我称之为"拍马屁革命"的政治激进主义，其内涵就是批判老领导，巴结新领导。
在文化大革命早期，工宣队的领袖致力于描绘造反斗士的英雄形象，他们鼓励那些热血沸腾的积极分子争相表现自己的"造反精神"。可是在工宣队的领导下，这个词的意思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看看一个学生对于她的党支部讨论入党申请的描述，我们就会明白"造反精神"在当时的含义了。"形式上，[入党的]程序和现在一样，但当时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方学英回忆道，"在文革期间，他们要看你是否有造反精神，……[就是说，]你有没有批评老师，关不关心政治--你批评别人是不是积极。"我问方批评工宣队是不是也算有"造反精神"。"领导们确实总说希望大家有'造反精神'，"她回答，"可实际上他们想让大家听他们的，去批评别人--批评那些老领导。不管谁当领导都喜欢那些听话的。"
如此一来，当时在清华表现"造反精神"就意味着服从于工宣队的权威。这显然和文革初期宣扬的"造反精神"大相径庭，那时候的"造反精神"是以积极大胆的挑战共产党干部的权威为主要标志的。[26] 拍马屁造反的激进主义其实和文革前党员及共青团员（及积极分子）的激进主义更为类似，正如魏斐德（Andrew Walder）所说，激进主义分子需要表现对党的忠诚，这有助于以忠于直接上级为基础的一套依附体系的发展。[27] 不过在文革前，清华一直由党组织统一管理，服从上级也相对简单直接。现在工宣队介入大学，而且坚持让学生和工人批评他们的直接上级，这使学校里的权力关系大大复杂化了。
拍马屁造反的做法并没有大行其道，起码在方学英班级的党员中是这样。有一名学生被认为是过分热衷于批评人，以便讨好工宣队代表，她讲了自己所在的党支部是如何拒绝此人的入党申请的。
"实际上，和其他同学处好关系也很重要。大家对这一点心照不宣。比如说有个同学，有造反精神，积极提出批评意见，可我们拒绝了他的入党申请。他和军代表[一名工宣队成员]关系很好，那个军代表推荐他--让我们批准他入党。可学生们不喜欢他，所以不投他的票……我们觉得他想拍马屁，为了讨好领导什么都干。"
这种奴性与反叛的奇异结合可能使得许多人出于不同的原因而对彼此心生龃龉。很多学生和工人不喜欢奉承领导的人。同时，党的风气在很大程度上是保守的，与任何一种造反派相比，还是顺服的老好人更吃香。
有些人对那些认同文革前秩序的人员和现象进行批评，要说他们都是拍工宣队的马屁倒也不尽然。许多人是真诚的投身于推进文化大革命教育改革的事业。尽管如此，在来自上层与下层的监督营造的氛围中，所有这一类批评都可能被当成是拍马屁，而且要那些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搞清楚自己的动机无疑都是困难的。
清华激进的群众动员具有的官僚主义特征
在文革晚期，激进派寻求每一个机会来发起新的运动，反对保守的共产党官员，1974年和1976年两次主要的群众运动显然也赢得了毛的支持。这两次运动都是自清华发起的。1973年下半年，迟、谢动员学生和教师批判何东昌实行的较为传统的教学方法，这次运动为1974年全国范围"批林批孔"的重要运动铺平了道路。接着，在1975年秋天，清华又发起了一场"教育革命大论战"，刘冰是主要目标。接着，这场论战在下一年中转变为全国范围内批判邓小平，反击"（颠覆文革正确路线的）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两场运动中，一开始的焦点都集中在教育方针上，后来争论就扩大到了激进派和保守派意见相左的所有重要问题。
至此，激进派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集权提出的尖锐批评已逐步升级，他们宣称这些领导正演变为官僚资产阶级。在所有那些最为详尽的论述中，一部分文章是由清华以及与之相邻的北大的执笔的。举例来说，清华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提出，共产党干部的社会地位必然使得其中一部分人想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走资派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产物。其产生环境必然长期存在。无产阶级掌权后，结果是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走资派]想要扩大……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并将其转变为统治压迫人民的特权。他们把自己占据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位置转化为利益，享受物质上的特权。"[28]
这篇文章得到了北京大学学报的响应。
"[资产阶级分子]必然试图将他们的权力转化为资本，把他们的管理和服务职能转化为压迫剥削人民的权力。他们借自己的权力无所不用其极的把劳动人民排斥在管理规划工作之外，对于管理生产方法及使用劳动产品的权利紧抓不放，从而使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体制变成一纸空文。"[29]
在批邓运动中，处于激进派控制之下的官方报纸登载出越来越具煽动性的言论，抨击共产党官员的调子甚至比文革早期还要高。接着，非官方的造反派报纸把他们的敌人称为"特权阶级"；国家最具影响力的几家报纸现在都在呼吁人民与危害群众的"剥削阶级"作斗争。不过，采用的动员方法与文革早期放任自流的派系斗争则大异其趣。激进派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官僚体系由上至下的动员机制，而这套方法是掌权的共产党惯于使用的。1966年，毛曾鼓励学生、工人和农民组成自己的"战斗队"并和其他战斗队串联；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学生和工人在1976年接到指示，要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的开展斗争。1975-76年运动的焦点还对准教育问题的时候，清华土木工程系党委就讲了如何在系内组织运动：
"目前对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已经在党委的领导和统一安排下逐步展开。我们在系内系外和校内校外都没有搞串联。我们也没有组织战斗队。我们没有建立据点，没有停止工作或中断上课。'一切行动听指挥'。这就确保了运动健康顺利的开展。"[30]
开展运动的方法及其目标之间的对照令人印象无比深刻：目的是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干部官僚主义的统治，方法却是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下参与运动。
尽管当时的报纸报道这场运动是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据清华经历了这场运动的学生回忆，情况却与此相去甚远。工农兵学员左春山强调说参加运动是带有强迫性的。他回忆道："上面命令我们去开会。必须积极参加，不然人家就指责你只对学习业务感兴趣，所以一定得在会上积极发言，要紧跟路线。"龙江澄是一名外地学生，1976年就读于清华，他记得政治会议很乏味。 "就象是诵经班--开始先唱首歌，然后读恩格斯或是列宁，讨论如何应用他们的思想，接着再唱首歌就结束了。"他说，"大家没什么热情。"1976年春，迟群和谢静宜在清华电子工程系的一次学习会上讲话，甚至他们也承认在一些单位士气低落，大家"显得疲于战斗，垂头丧气"[31]
毛曾在1966年发起了对党的官僚作风的猛烈抨击，尽管1976年的运动在很多方面都是那次攻击的延续，但是这次缺少了文革头几年造反的干劲--那时党组织陷入瘫痪，学生、教师和工人组成了自己的战斗队，数以万计的群众涌入清华校园读最新的大字报，他们挤在大会堂里一字不漏的听着激烈的辩论。到了1976年，同样有几千人来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可这次他们是由工作单位用公共汽车或卡车送来的，大字报的内容也是由工宣队预先协调安排的。运动不仅缺少文革初期那种狂风暴雨般的能量，而且党组织基本是由不抱同情态度的干部把持，所以也不可能期望他们对运动提供什么支持。这场有气无力的运动注定走向穷途末路。
体制化造反的局限
工宣队介入清华大学开创了一套权力分割的新体制，在这套体制中，工宣队与激进阵营联合，学校老领导大多与保守阵营立场一致，而前者有权对后者实行审查监督。这种权利分割为组织自上及自下的监督领导创造了条件，宣传队进而将其拓展为一套详尽的管理模式。就文革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而言，这套模式有其可取之处。群众监督、团体联合以及更为平均的分配方式，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大大缩小了领导与非领导之间的差距，同时也改变了两个阵营之间的权力分布。
这套管理模式阻止了当权者重新走回到官僚主义老路上。在文革以前，大学的干部、教师及领导通过统一的党组织单方面对学生和工人实行监督。现在干部、领导、教师和学生、工人拥有同等的监督职责，而且后者参与决策的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下级批评上级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被期许的。
然而，不能批评工宣队领导这个事实却从根本上削弱了群众监督的意义。这样一来，群众监督的主要对象就是文化权威，而非政治权威。由于工宣队领导实际是免于受下层批评的，所以历时已久的政治依附风气大体上继续存留。清华实行的这种自上及自下的监督仅仅是加强了由来已久的政治庇护与附庸主义的格局--不过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而已。在工宣队的铁腕统治下改造大学的努力以制造出"拍马屁造反"激进主义和一批黯然无光的政治运动而告终。
当激进派对共产党领导集权的理论性批判愈形清晰之际，自身也与其批评的这种风气纠缠不清。至少在清华，激进派采取的领导模式最终也显现出政治依附风气的主要特征--而这正是他们所批判的。
体制化派系斗争更为一般的模式
在毛的迟暮之年，两派的人都想赢得他的支持，而他则先支持这派再支持那派。这种矛盾态度长期以来使学者们困惑不已。在研究那些年的政治纷争的时候，我发现有一种模式可以解释这个矛盾。情况显示，各级的派系斗争都正在被纳入党政机构的体系内。被打倒的共产党干部官复原职，不过文革早期激增的造反团体的成员也掌了权。而且，任命的格局显示这两类人分别被委以不同的工作：老干部负责管理政治和经济部门，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而造反派则被授予组织手段发动政治运动来反对这些干部，强力推行毛的激进纲领。这种分工看来显示着一套精心建构的领导体制，在该体制中造反派与当权者针锋相对。当时支配了中国政治生活的派系斗争曾被看作是对继承权的争夺，这一局面赋予我们看待此事的不同认识。也许斗争并不单纯是通往终点的手段，而是终点本身。
我考察了清华小范围内的这种政治构架--纳入体制的造反派对阵当权者。不过整个教育系统似乎都是同样的模式（教育领域之外，这类例子也比比皆是）。
1970年，国务院（中国的最高管理机构）召集科学与教育小组开会修订教育政策。清华工宣队领导人迟群被任命为小组副主任，由于得到了副总理张春桥（他负责国务院统管的教育工作）的支持，迟迅速成为小组中最具影响力的成员。他的导向是拥护激进政策，避免精英教育，将重心放在针对工人农民的实践教育上。推广模范学校就是其中一项尝试--模范学校包括附属于上海机器工具厂的"七二一"大学，以及辽宁省的朝阳农业大学。不过科学与教育小组对学校机构没有领导权，只能劝勉学校干部实行他们的主张。
教育部最终于1974年重新成立，以正规的管理机构取代了非正式的教育与科学小组，毛拒绝了江青和张春桥任命迟群为教育部长的请求，转而支持周恩来提名的较为保守的人选周荣鑫。[32] 周荣鑫在教育部和正规的教育机构推行较为传统的教育政策，而迟群和谢静宜则在中央激进派的支持下推行比以往更加激进的政策，继续把处于他们控制之下的清华和其他学校作为实验模型。
在省、地区及学校各级都可以看到被纳入体制的造反派和当权者之间的这种分裂。在各级管理机构中，复职的老干部占了大多数，不过激进派作为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群众代表"，名义上具有监督管理机构工作的职权。由于各级党委业已恢复（并再次成为实际的权力核心），一些激进派也被选进党委，并且许多地方激进派被提名为1973年第十届党代会的代表。然而，正如罗德明（Lowell Dittmer）和M·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所指出，激进派很少被赋予常规的管理职责。[33] 许多激进派完全没有任何职责，被排斥在革委会的实权位置以外，而革委会作为一个规模庞大的审议机构，通常并不行使行政权力。不过这些激进派常被授权组织学习与批判运动。[34]
在各个学校，随着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宣传队介入，权力进一步被分割。一般而言，这些宣传队的威信远远比不上迟、谢及其下属在清华的威信，小学里相应的位置通常分派给一名工人或农民代表，他们实际的职责是巡视调查和社团联络。[35] 不过宣传队在名义上还负责监督学校干部。学校干部接受正规教育部门下达的命令，执行较为传统的教育方针，因此激进派努力鼓动宣传队支持他们的主张，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这个时期的教育政策左右摇摆不定。毛坚持让保守派的官员管理教育部门，支持他们教育"正规化"的工作，可是接着他又鼓动了一系列激进的政治运动，反对教育官员和他们的政策。[36]结果是保守派的权力牢牢建筑在行政部门的基础上，而激进派的权力则严重依赖毛的领袖权威。激进派的社团联合与正规党组织之间是一种非正式的，但又实际存在的平行关系，彼此常处于正式对抗状态。因此，尽管激进派安坐于权力中心周围，但他们的显赫势力却并非依靠官僚权力，而是更多有赖于毛的支持以及这样一种认知--即他们是传承领袖使命的人。他们的宣言广为传播，也得到了"伟大舵手"的认可，可是由于几乎没有直接的行政权力，贯彻他们的主张多是依靠在政治运动中取得胜利。
这样的机构配置中暗藏着政治冲突，文革晚期教育领域的这种局面兆示着一种更为一般化模式的存在，而我在清华看到的派系斗争只是这种模式的一个例证。一些学者提出了类似的看法，认为毛是在派系之间寻求一种权力平衡。举例来说，David Zweig就土地均分政策方面的派系冲突做出了深刻的论述，他提出："毛是个玩平衡的高手，他乐于让现代化主义者和理论家交战，只有当一方的优势产生威胁，使得国家的发展方向过于一边倒的时候，他才插手干预。"[37] 其他人则认为毛在中共党内一直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这个时期的派系冲突是该策略的一种延续，[38] 或者是毛的个人领袖权威与党组织之间关系日益紧张的一种反映。[39]
基于以上论述，我在此提出两条并行不悖的观点：第一，毛在此期间的政治策略是要创建一套基于体制化派系斗争的独特的统治系统；第二，派系斗争依赖于工作职能的分割，而这种分割意在挑动造反派反对当权者。
若要证明这个观点并进一步将其展开，则有必要认真检视其他基层单位以及高层政治圈的情况。（在此我已体察到精心设计的架构，而其他学者也许只是看到一系列急就章的行为，权力斗争、妥协和解，这些无疑是属于这段混乱历史的一部分。）
清华的情况远远算不上典型，这限制了我们直接将此个案推广至一般。无论在地理还是政治的意义上，大学的位置都紧邻国家权力中心。清华工宣队的领导与中央激进派领袖联系紧密，大学的老领导则与保守阵营的实权人物关系密切，因此比起那些较为偏远的地区，清华的政治格局更加直接的受到中央激进派与保守派斗争的影响。不仅如此，迟、谢在全国性政治活动中的显赫声名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权力，他们可以借此与学校的老领导对抗。其他宣传队没有这样的权力（而且他们也未必执行激进纲领）。因此不能把清华的权力态势当作典型情况。对此阶段其他学校、工厂和地方政府记录在案的斗争进行研究，就会发现这些斗争千差万别，情况迥异：有罢工、抗议、反对共产党领导人的大字报运动、小规模武装冲突、拘捕扣押、局部政治突袭与反突袭。[40] 研究揭示了这样的现象：在许多工作单位，激进派被委以反对当局的角色，负责自下层发动对领导干部的批判。比起清华的拍马屁造反，这项事业可是危险得多了（而且还需要那种革命中的反抗精神和大无畏品质）。
如果说毛是精心设计，安排下让造反派反对当权者的局面，那么这个布局最终是脆弱不堪，随着毛1976年去世而不复存在（此后激进派被有计划的从各级权力位置上彻底清除出去）。尽管如此，这种旨在抑制官僚权力的特别努力所得到的结果是值得我们认真检视的。基于本文提供的材料以及其他一些对该时期局部冲突的研究，我得出以下判断：如果反对当局的造反派是从下面组织起来的，那么凡是在这样的地方，他们就缺乏权威，地位不稳；若造反派是从上面组织起来的，那么他们所在之处则会出现逢迎谄媚的迹象--这在清华就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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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文的研究得到了Fulbright-Hays, Spencer Foundation和Peking University Fellowships的支持，以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学会各位同仁的帮助。同时感谢那些不吝于花费时间告诉我他们故事的清华人。Rogers Brubaker, Mick Mann, 唐少杰，丛小平，王超华，Margaret Kuo, Steve Day, Wu Shengqing, Eileen Cheng, Elizabeth Van der Ven, Paul Pickowicz, Joel Esherick, Andrew Walder,苏杨，Bill Rowe, Tobie Meyer-Fong, Kellee Tsai, Andrew Kipnis, 以及The China Journal两位不知名的读者都给了我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英文版发表于THE CHINA JOURNAL，No. 55，2006年1月
[1] 在中共最高层，政治局常委九个委员中的四个人均为清华毕业生，其中包括现在的胡锦涛总书记。分析清华毕业生的权力地位，可参看 Cheng Li :China's Leaders:The New Generation (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2001) 。
[2] 我访问了清华大学的89个人--有学生、教师、职员、工人或领导--工宣队在校期间（1968-76）他们至少有部分时间在学校。访问时间由1998至2001。本文中被访者均为匿名。我也研究了当时的档案，包括大学报纸和领导报告，个人回忆，官方和半官方的校志，以及统计公报。要更多了解我的研究方法，请参看 Joel Andreas, Dismantling and Rebuilding Class: The Failure of the Communist Experiment in China,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2003。
[3] 激进的井冈山派系起初抵制解除武装，派去镇压学校派系的五个工人被杀。了解清华大学派系斗争的情况，参看Joel Andreas, "Battling ove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ower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ory and Society, No. 31(2002), pp. 463-519; William Hinton(韩丁),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以及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
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国大学出版社，2003)。
[4] 在许多地区，这一段是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时期，由于激进组织抵制解散，军队和地方党领导以粗暴的方式重申他们的权威。参看 Andrew Walder 和苏杨,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Scope, Timing, and Human Impac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73 (March 2003), pp. 75-99。
[5] 对于原来的积极分子而言，最痛苦的时刻莫过于1971年5.16事件期间的长期审查，这次审查直接指向原来激进派的成员。清华的审查在一名学生自杀后戛然而止。
[6] 刘克选和方明东(主编), 北大与清华 (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1998), p. 621. 该数字包括了自杀者以及由于审查引起的压力，造成健康问题恶化而去世的人。
[7] 贺崇铃(主编), 清华大学九十年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pp. 274-75。
[8] 大学的党委书记蒋南翔情况尤其特殊。他在文革前已经担任高教部部长。在清华的校工厂工作了几年；邓小平1978年上台后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
[9] 刘冰，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10] 刘克选和方明东，北大与清华，p. 129。
[11] 激进派在全国占据优势的时候，工宣队也在清华居支配地位，而当保守派在全国占据优势时，学校的老领导力量则上升。然而宣传队和老干部双方在政治上都并不是始终一致的--有些老干部与宣传队领导结盟，而许多宣传队领导最终倒向大学的老干部一边。
[12] 在文革十年的早期阶段，派系冲突错综复杂，这种混乱状况使林彪和其他军官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而且他们既不投入激进派阵营也不投入保守阵营。林彪1971年9月葬身火海后，激进派和保守派的分化愈加明显。
[13] 文革纲领确定了1966-76十年的政治日程。由于激进派对此热烈拥护而保守派持反对态度，所以提到该纲领时使用"激进"和"保守"这两个词是恰如其分的。
[14] 参看Ding Shu, "进入中共中央核心的译电员"，华夏文摘， 文革博物馆通讯， 第65期， （www.cnd.org/CR/ZK00/zk210.hz8.html）， 2006年1月12日；以及贺崇铃，清华九十年， pp.279, 284。
[15] 和其他工程技术学校一样，清华以结合教学、研究和生产为目的，也建了一批工厂。
[16] 井冈山（清华井冈山兵团印发），1967年4月18日，p. 2。
[17] 在群众大会上批判羞辱共产党干部一直是过去"开门"整党的特色，不过批判是由党的机构组织的。对于内战中这种事件的生动描述，可参看 韩丁，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纽约：Vintage Book, 1966）。
[18] 文革期间的大学教育一般缩减为三年。
[19] 大字报由个人或小组撰写，贴在公共场所，是1957年以来在中国发表政治论述的一种重要形式。
[20] 在此期间，清华的学生不仅从事政治活动，也刻苦学习工程技术的实际知识，但是几乎不学习抽象理论。而且由于许多工农兵学员并没有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在清华的三年学习中，更为复杂的科学和工程课程对他们来说也难以掌握，而这些课程在文革前都是要教授的。激进派更为关注的是避免精英主义而非训练合格的工程师。
[21] "戴上帽子"意为使人成为批判对象，给他贴上诸如"反革命"、"右派"、"资产阶级知识权威"或者"走资派"之类的标签。
[22] 译注，鉴于张教授在学术上的实际表现，文革以后张的形象，未必如朝野尊重的那么神圣，特别与黄万里教授相比。
[23] 李鸿儒和 Jiang Xihua, "清华大学校办产业发展初议"，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第一期 （1994）,pp. 82-87。
[24] 人民日报，1975年7月27日。
[25] 学校里党员的数量从1965年的3287人增加到1976年的7021人，激进派1976年底下台后，这个数字急剧下降，到1982年低至3414人。参看方惠坚和张思敬（主编），清华大学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p. 819。
[26] Helen Siu指出，既然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们誓死忠于毛主席，他们反对权威的热忱态度就显得尤为荒谬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s in Rural Revolution[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40) 。造反派把对毛的忠诚当作能够合法挑战地方共产党干部的手段。
[27] Andrew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28] 清华战报，1976年5月10日，p. 27，该文大致出自系列的评"走资派还在走"的论文中，该文的属于安舟采访对象。
[29] 马延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一些体会（第四部分）"，北京大学学报，第四版（1976年9月1日），由Surve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gazines翻译，895期（1976年10月28日），pp. 18-30。
[30]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党委，"我们如何开展教育革命的大辩论"红旗，1976年1月1日，由Surve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gazines翻译，（1976年1月23日-30日），p. 73。
[31] 迟群和谢静宜，"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学员和干部学习1976年5月16日两报一刊社论座谈会上的讲话（原件）"（北京，1976年），p. 3。
[32] 严家其和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由D. W. Y. Kwok翻译）(Ha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p. 459。
[33]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6), pp. 418-419, 以及Lowell Dittmer, "Bases of Power in Chinese Politics: A Theory and an Analysis of the Fall of the 'Gang of Four'", World Politics, Vol. 31, No.1(1978), pp. 26-60。
[34] 在群众宣传方面以及包括上海、辽宁在内的一些省市政府中，激进派也赢得了重要的领导权。参看Lowell Dittmer, "Bases of Power in Chinese Politics"，以及Parris Chang, "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 in Chinese Politics-A Case Study of the Strategies of Conflict of the 'Gang of Four'",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July, 1979), pp. 21-42。
[35] 参看Dongping Han, The 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New York: Garland, 2000)。
[36] 70年代早期对教育政策的争论，详细情况可参看Theodore Chen, Chinese Education Since 1949: Academic and Revolutionary Models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1); John Cleverly, The Schooling of China(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5); 崔相录（主编），东方教育的崛起：毛泽东教育思想与中国教育70年（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Suzanne Pepper, Radicalism and Education Reform in 20th Century China: The Search for an Ideal Development Mod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Jonathan Unger, 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 Schools, 1960-198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以及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37] David Zweig, Agrarian Radicalism in China, 1968-1981(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9。
[38] 参看Fredrick Teiwes, Leadership, Legitimacy, and Conflict in China: From a Charismatic Mao to the Politics of Succession (Armonk:M. E. Sharpe, 1984); Fredrick Teiwes, Politics at Mao's Court: Gao Gang and Party 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50s (Armonk:M. E. Sharpe, 1990); Tang Tsou, "Prolegomenon to Study Informal Groups i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ly, No. 45(1976), pp.98-114; Tang Tsou, "Chinese Politics at the Top: Factionalism or Informal Politics? Balamce-of-Power Politics or a Game to Win All?" The China Journal, No. 34(1995), pp.95-156; 以及Avery Goldstein, 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of-Power Politics: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Politics in China, 1974-1978(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39] 参看Byung-joon Ah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China's Search for Political Order", The China Quartly, No. 58(April-June, 1974), pp. 249-285; Jiwei Ci, Dialectic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Utopianism to Hedon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Lowell Dittmer, China's Continuous Revolution: The Post-Liberation Epoch, 1949-1981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Maurice Meisner, Ma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Eight Essay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Martin King Whyte, "Iron Law Versus Mass Democracy: Weber, Michels, and the Maoist Vision", in James Hsiung (ed.), The Logic of "Maoism": Critiques and Explication (New York: Praeger, 1974), pp. 37-61。
[40] 参看Anita Chan, Stanley Rosen和 Jonathan Unger(eds.),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The Li Yizhe Debates (Armonk:M. E. Sharpe, 1985); Keith Forster,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M. E. Sharpe, 1990); Keith Forster, "Spontaneous and Instutional Rebellion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Extraordinary Case of Weng Senhe",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7(January 1992),pp. 39-75; Goran Leijonhufvud, Going Against the Tide: On Dissent and Big Character Posters in China (London: Cuzon Press, 1990); Elizabeth Perry 和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Jackie Sheehan,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London: Routledge, 1998); 以及 Shaoguan Wang, Failure of Ch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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