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
本文标题有两层模糊不清的意思。首先，毛的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其思想的一个方面呢，还是如某些人所说，它构成了毛对革命理论和实践所做贡献的基本内容？其次，我们现在所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和哪家的“马克思主义”呢？
对西方那些崇拜毛的人而言，如同在对毛的态度上与之立场迥异的苏联人一样，马克思主义（就像他们所信奉的那样）就是真和善的同义语。因此，本文就要探讨一下，毛自始至终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呢，还是连一点马克思主义味道都没有？还有些人想问，毛的思想既然是集古今中外各种迥然不同的思想之大成，那么把毛的思想的这些组成部分之一置于其余部分之上是否合理。坚持认为毛的思想结构和内涵基本上是由马克思主义决定，而否认它与其产生的文化环境有关系的人无疑忽视了如下一点：毛本人曾反复号召，不仅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而且要使中西融合，结合成一个新的综合体。而把毛的马克思主义看作不过是许多其他成分组成的思想中的一个成分，则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毛泽东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努力运用他从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那里学来的原理指导自己，并用马克思主义词句阐释其政策，并论证其正确性。”
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几乎涉及一切可以想见的领域，从哲学到社会学和经济学，而列宁虽然写了一本乌托邦式的《国家与革命》，并把大量精力花费在现已基本被人遗忘的关于科学哲学的争论上，人们普遍认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范围缩小到仅仅集中在夺取政权斗争的策略上。一二十年前，几乎人人都这样议论毛，他的形象主要是一个根据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在非欧洲国家设计了一种新的革命模式的游击战士的形象。今天，从最近出版的材料看，情况非常清楚，成熟了的毛泽东既是一位哲学家，又是一位战略家。
毛不仅为人类的最终命运战斗（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和操心（马克思比列宁更有心于此），而且还承担了掌权的重任；既要努力缔造一个革命国家（列宁在其被病魔夺去生命前几年曾这样努力过），同时要改造社会和经济。他和列宁在面临的环境和所采取的解决方式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在另一个方面他们的态度又极其相似。在夺取政权前后，毛始终认为，列宁也曾这样认为，政治是人类活动中最终规定一切其他活动的首要因素。
1919年7—8月，在毛刚刚投身革命，但对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以铿锵有力而富有远见卓识的言辞谈到了这一基本矛盾：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过着奴隶的生活，只有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隶）。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译文载《中国季刊》第49期（1972年1—2月号）第86—87页。]
不到一年，毛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不到10年，毛对列宁主义战略和策略有了基本的了解，不到20年，在延安时，毛就精通了马克思主义，足以开始写着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著作。在组织他的力量夺取政权并领导中走向社会主义时，毛不得不面对的还是那些他在1919年就想要解决的问题。
早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毛就在组织城市知识分子从事政治活动、研究激进思想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之后，他当了两年工会组织者。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期间，他在上海、广东的国民党机关当了一二年的官。然而，促使毛对革命理论做出创造性贡献的，则是他在1925—1927年领导农民运动时学到的知识。
在1926年9月发表的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①的重要文章中，毛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不过，这井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1925年年中以来在农村掀起的革命活动高潮，甚至使那些最向往城市的人也不得不加以注意，其程度之深，以至不论国民党抑或共产党发言人几乎在每次讲话中都要讲一通关心农民运动的套话。但另一方面，毛依据中国社会的构成说明农民重要性的论点则确实是了不起的。
总之，可以概括为两条。首先，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它是整个反动秩序的基础；因此，必须在乡村中对其给予决定性的打击。“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其次，尽管有时提到“进步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但农民还是被描绘成比工人更坚定和更彻底的革命者。工人目前在寻求的只是诸如结社自由等有限目标，而不是立即推翻资产阶级。相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换言之，工人（现在，但到底多久？）只是改良主义者，他们满脑子“工会意识”，而农民则认识到了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中心地位，从而在政治、经济上千方百计地开展广泛的斗争。
虽然毛从这个时期以后一直确信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但他再也没有像这样从理论上赞颂农民的作用。相反，他一直反复强调农民必须接受工人阶级领导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确实，毛在随后几十年中一直在不懈地探索把无产阶级绝对领导的原则与早在1926年就孜孜以求的中国社会的远景相结合的方式。
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毛都在力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当然，夺取政权斗争的客观条件同建设社会主义迥异，但跨越1949年这个伟大的分界线后，他的中心思想始终不变，就足以证明从1926—1976年的整个阶段，他的处世之道是始终如一的。
如果我们力图理解中国文化与源起于西方的革命理论之间的冲突对毛本人的影响，而不仅仅是从外部评价其结果，那么恰当的做法是从毛对这两个客观情况之间关系的看法开始。在1938年即将与国际派（即亲苏派）摊牌的情况下，毛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讨论了这个问题。20年后，毛又一次决心摆脱苏联的束缚，设计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一再提出这个问题。虽然他不再使用“中国化”这个提法，因为这似乎表明他一心只考虑中国的事，而实际上这个词已被多列士等欧洲共产党人用滥了。
1938年10月，毛在其号召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性著作中，界定这一词汇的内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①使马克思主义带有中国特点，意味着毛用“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②来表达它。但是，使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中国化只是改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并使之适应中国国情这一更带根本性事业的外在表现。
在毛看来，这个改造工作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呢？一方面，应该使马列的思想和方法适应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基本农业国的国情。但这还只是他的设想的一部分。他写道：“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于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③1942年2月，毛再次告诫他的同志们：“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进行理论性创造。”毛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采用“民族形式”，而“民族形式”不仅包括从中国过去的典籍引章摘句，更要吸取其精神实质。毛所指的从“历史的中国”经验中吸取其精华的方法的本质是什么，有哪些因素对它发挥作用？从毛延安时代的著作中可以大致看出，是指毛当时思考的可以笼统地界定为治国之道方面的问题。当他50年代重提此事时，这一点得到了完全证实。毛在1959年3月说道：有些事情况不需要任何民族风格，诸如火车、飞机和大炮。政治和艺术却应当具备民族形式。①
到了50年代中期，毛虽然开始怀疑苏联模式的价值，但他仍然敬重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遗产，但其着重点逐渐从遵循马恩列斯所做贡献的“基本特征”转向如何修改和发展它。因此，毛在1956年写道：“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我们必须接受它。但这个普遍真理必须与每个民族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②另一方面，为了回答1960年莫斯科会议对中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指责，他在1961年1月声称：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是一样的，但枝叶上有所不同，正如树各有其不同的枝叶一样。每个国家的条件不同，过去我们就吃了只注意普遍真理的苦，而不注意调查研究。③
毛泽东关于社会变革中政治领导作用的思想，如同它在延安时期形成的那样，是由两个看起来相互矛盾，而实际上相辅相成的方面组成的。一方面，他用严词重申列宁对马克思主义重大贡献之一的由革命精英实施集中领导的原则，他在 1942年2月1日 发动整风运动的讲话中抱怨：一部分同志“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①与此同时，他号召实行“群众路线”。他在 1943年6月1日 的指示中有一段界定群众路线内容的名言：
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的认识论。
认为平民百姓可以成为制定正确政策的思想源泉，并且认为他们反过来能够理解这种政策，而不是盲目地执行政策，这标志着同中国传统思想的大决裂。孔子曾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③这是毛自五四运动以来就力图从他的同胞们头脑中铲除的儒家思想的一个方面，虽然毛同时也号召保护中国遗产中仍然进步和有用的东西。然而，他这样做的时候并不怀疑列宁主义原理：只能从外部向工人阶级灌输阶级意识，更广义地说，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向社会提供思想指导。在上面引述的毛关于群众路线的指示中，有一段话说得很清楚：革命运动的领袖们虽然相信群众，但归根结底仍要向他们灌输那些单靠他们自己根本不可能系统阐述的思想观念。
他在延安时期提出的关于领导方法和领导过程中的认识论，直到毛生命的最后，一直是他关于这些问题的思想核心。关于权力结构问题，他在1956年4月总结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长时间讨论时宣称：
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正当的积极性和独立性⋯⋯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两个积极性总比一个积极性好⋯⋯简而言之，政府应当拥有适当的权力，这对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利的。
建设一个“强国”是毛一生中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1958年1月，毛在一份实际上奠定了大跃进蓝图的指示中，以赞赏的口吻引用了1953年创作的八句歌诀（他说，目的在于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并看作是指导政治、经济体制各司其职的原则：
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
接着，毛解释了八句歌诀的意思：
这几句话里，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由它首先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大权独揽”是一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
这样，留给下级的就是在执行中央“大权”决定的基本政策过程中加以创新。在毛把群众路线界定为“马列主义认识论”的情况下，虽然各基层单位权力很有限，但他们在领导过程中仍然起着关键作用。1962年1月，毛再次强调“在党内外”把民主和集中结合起来，在重复集中比民主更必要后，他继续说：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这段话着重强调：如果希望进行正确有效的领导，则领导者必须倾听群众的呼声。但毛也讲得很清楚：最终做出正确决定的“加工厂”是党中央。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好是坏，毛在整个一生中对政治的态度，远比别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在10年前，也就是文化大革命高潮中所愿承认的更深切地充满列宁主义的影响。那时候，毛的态度似乎不仅是猛烈抨击党，甚至包括贬低以至否定这种权威的重要性和合法性。人们那时普遍认为，毛主席已经赞同西方某些极“左”分子鼓吹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权力不仅最终属于群众及其各级自发组织，而且应当由他们来实际行使。
毛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自己的权威外，实际上竭力主张怀疑一切。而我们现在知道，当毛在1967年初明白无误地面临着要在列宁主义和无政府状态之间作出选择时，他毫不怀疑地认识到这两种立场中何者是正确的。在1967年2月与上海“左”派张春桥、姚文元谈话时，就上海革命委员会要求把所有的“长”都取消，他评论道：“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现在都不愿叫×××长，叫做勤务员、服务员。其实这只是形式，实际上总是还有‘长’的。”①接下来，他列举了按照张、姚的做法在全国各地建立公社，并最终把国家的名称改成“中华人民公社”的意见，说道：“公社成立了，还要不要党呢？我看应当要，总要有个核心，不管叫共产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还是叫一贯道⋯⋯总之，还要有一个党。公社难道能取代党吗？”②
在社会权力结构方面，毛这番话表明他始终坚持列宁主义传统。然而，毛对领导总的看法和列宁有重大差别，更不用去说斯大林了。一方面，中国一般比苏联更强调倾听群众的呼声和向群众学习。另一方面，毛强调群众要积极参与，而这个“群众”首先是指中国的农村群众。
数十年前，当毛作为一个“农民革命家”崭露头角时，与此有关的当然是权力斗争方式，尤其是以农村为基础的游击战。在这种环境里曾提出过工人阶级领导的问题，但它与1949年以后所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也较易处理。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及江西苏维埃政权时期，共产国际经常指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缺乏正统性。因此，它在 1931年8月26日 的决议中宣称：“保证无产阶级统治和革命的胜利发展的唯一条件是：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其政治路线，而且在其构成上都变成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并且工人党的所有领导组织都由工人掌握。”①随着中苏分歧日趋尖锐，库西宁在回忆起30年代的这些指示时，断言共产国际的批评是绝对正确的。
对这一点，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中国共产党首先就是在沿海城市的工人中发展起来的，在党和红军中都有一些工人（虽然数量不多），而且，这两者都处于实施无产阶级领导的地位。而且，要说军队当时是一个比党人数更多、力量更强的团体，这可以从斗争环境来解释。不管怎么说，毛都已明确规定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在一个农业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尤其是要在农村和城市同时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1949年3月，由于胜利在望，毛的思想转到了夺取政权后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并宣布今后将按正统方式办事。他说：“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
然而，“照搬苏联”的政策（正如毛在1962年所说），早在50年代中期就被部分地抛弃了。在 1955年7月31日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中，毛显然推翻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机械化是农村现代化和合作化必要前提的论点。②他宣称：由于中国的现有条件，尽管两者要同时并进，但“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
从1955年开始，中共已有充分理由将重点转移到城乡之间更加平稳的均衡，转移到中国政府面临的经济和人口问题，以及由于听任乡村改革落后于城市所产生的社会、政治后果。我在此不可能深入探讨这一问题，这里重点要探讨的在于，从政策开始发生转变的时刻起，中国革命进一步发展中的工农关系问题，就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提出来了。
在毛的7月讲话后出现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中，他于1955年12月用如下的话把中国革命和苏联革命作了比较。
我国与苏联比较：（1）我是二十多年根据地经验，三次革命战争的演习，经验极其丰富⋯⋯因此，能很快组成国家，完成革命任务。（苏联是新起家，十月革命，无军、无政、党员少）。（2）我有苏联及其他民主国家之助。（3）人口众多，地位很好，勤苦耐劳。不合作化，农民无出路。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好、更快地达到社会主义，不要老比苏联。
由此可见，甚至在1955年底，当毛刚开始思考中国独特发展道路的可能性时，他就首先是从政治上看问题的。他一方面指出，由于他们是经过20年的农村斗争后取得政权，而不是一下子在首都控制政府，1949年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比1917年时的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更清楚地懂得如何向基层群众行使权力并获得他们的拥护。这样，他们就能够在牢固的基础上建立他们的新国家。另一方面，在毛看来，中国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因而必须在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农民的作用。
然而，充分发挥农民的作用，在毛看来，并不意味着要把工人、农民放在同等地位。1958年11月，毛在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之后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②在1959年2—3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多次强调了这个提法，并进一步指出：在现阶段，工人，而不是农民，在两者的关系中仍然处于“者大哥”的地位。
如果毛认为工人是农民的“老大哥”，这并非出于毛依照马列的方式，相信他们具有农民无法比拟的组织能力和纪律性。真正的原因在于，在经济发展领域和保证经济发展的技术领域，他们（工人）是现代知识的孕育者，而只有现代知识才能解决毛在1949年提出的教育农民这个“严重问题”。但另一方面，采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主张把城市工人阶级置于政治、经济的首要地位，那么，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这就意味着让一个远离中国社会重心的集体和某些在多方面与民族传统格格不入的观念处于特权地位。
马克思精心提出了他的历史的救世观。他认为，构成人类可能取得的经验的最高形式的个人和集体自由的物质基础已经奠定。只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进行必要的社会和经济组织变革，这些理想就能实现。自由王国是人类力所能及的，至于它所安排的方向却是明白无误的。单单采取社会主义革命一个行动即使不会在一夜之间实现乌托邦理想，也将为后者开辟道路。因此，不管马克思允许人类在塑造整个历史进程时可发挥多大的主动性，那些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下一步应采取的行动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就像是事前被安排好了的一样。
在所有这些方面，毛的经历和马克思的经历的差异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在中国不存在建立一个新的自由王国的物质基础。被认定为社会主义斗争领导者的工人阶级在20年代，甚至在1949年，虽然不是无足轻重，也只是勉强够数的队伍。毛出生时的那个社会，不管我们把它叫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还是叫它“亚细亚社会”，或者叫它什么社会，它几乎没有受国内外资本影响的触动，地主长期以来一直行使着比资产阶级更大的权力。列宁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但没有如此尖锐。但列宁创造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以“先锋队党”形式出现的手段：自称“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这个组织在1917年夺取了政权，开始取代资产阶级继续进行产业革命，从而极大地壮大了无产阶级，从而也创造了它自己的阶级基础。
当毛在1949年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将“由乡村转向城市”时，就十分清楚地表明：他主张在这些方面遵循列宁的模式。他所赖以进行这一转变的社会基础小得不能再小，过程无比地复杂，而结局则更难预料。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对待发展的态度上，甚至在对辩证法原理的阐述上，开始反映出某种他认为是一个由多层文化和风俗传统积累而成的复杂社会中含而不露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也就不足为怪了。
毛在许多场合常用“脱皮”的比喻来引出中国革命的各个连续阶段：
我说中国有五张皮。旧有的三张：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过去知识分子就靠这三张皮吃饭。此外，还靠一个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一个小生产者所有制即小资产阶级所有制。我们的民主革命，是革前三张皮的命，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后两张皮：民族资产阶级所有制和小生产者所有制。这五张皮现在都不存在了。老皮三张久已不存，另外两张也不存了。现在有什么皮呢？有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张皮。当然，这又分两部分，一个全民所有制，一个集体所有制。
因此，在毛的思想中，一个阶段紧接着另一个阶段，即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把后两个阶段的国家性质确定为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向共产主义发展将包括从集体所有制（它已取代了个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转变的原理，长期以来作为列宁主义传统而一成不变。可是，毛恰恰没有像列宁那样看到实现这些发展的力量以及动员和联合这些力量的方法。
正是在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首次系统阐述了关于被看作是处于经济发展和文化变革中的非欧洲社会样板的中国社会的辩证法思想，这也许构成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最独特、最重要的贡献。他是直觉作出这一分析的：形势被推向极端，就要走向它的反面。因此，他说，你要真想发展经济的某一部门，比如重工业，你就必须注重其辅助部门，即轻工业和农业。①
通过这样规划出来的经济工作的格局，不再像苏联那样片面强调重工业是唯一的关键部门。毛已经打下了走适合中国国情，尤其是适合农民和农村占重要地位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虽然没有拿出一个适合中国社会的固定模式来，即强调了各部门的关系，而不是从总体（经济）强调发展进程的动力。两年后，在大跃进的前夕，毛在他的“不断革命论”中重又掀起了这场讨论②。“不断”这一形容词在毛理论名下包含从一个非常复杂的思想结构中的两个主要方面相应产生的独特的内涵。一方面，它意指不停的变革和动荡，在毛看来这在一个充满矛盾而又正进行飞速变化的社会中是无法避免的。另一方面，它告诫领导者永远不要让人民自满，而是要通过不断提出新任务来激发他们的热情。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少一些，因此我将先探讨这个方面。
毛始终认为经济尤其是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但单靠它本身并不足以建设社会主义。在1958年5月论述这一问题时，毛用列宁的话来批评斯大林盲目崇拜技术和管理专家：
斯大林的两个口号缺乏辩证法，讲“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讲“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列宁讲得好，“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苏维埃是政治，电气化是技术，政治业务结合，就产生共产主义。①
毛并不否认经过技术训练的专家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他确实经常称颂其作用。但他也长期强调人和精神因素，注重动员群众的政治热情的重要性。毛对这一作用最简炼、最有说服力的阐述之一体现在他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语中：
斯大林这本书从头到尾没有讲到上层建筑，没有考虑到人，见物不见人。⋯⋯他们（苏联）只讲生产关系，不讲上层建筑，没有讲政治，没有讲人民的作用。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
倘若毛认为必须要有一场运动，那么如何发动呢？1958年1月发表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谈到了这个问题。在专门谈“不断革命”时毛写道：
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
当然，“不断革命”并不等于老是在同一最高强度上保持紧张。正如毛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反复运用战争作比喻时指出的，应当采取既进行“激战”又要“休整”，既“急促”又“审慎”的“波浪式发展形式”。③这正如一个中国在大跃进时期所说的，“不断革命论”仍然是“一种不断激发干群革命热情的理论”。
当然，毛主张的波浪式发展与他对运动实际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在1958年1月的指示中，他写道：
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
乍一看来，这种观点与托洛茨基的观点十分相似。托洛茨基写道：“在一个无限长的时期里，所有社会关系在不断的内部斗争中转化。社会正在不断蜕变⋯⋯在经济、技术、社会、习惯和风俗上的剧变，正如它们发生的那样，形成的联合和相互关系是如此复杂，以至社会不可能达到平稳状态。正是在这点上，社会主义革命本身的‘不断’性才展示出来了。”
当然，苏联人近十年来一直指责毛是“托派”，尽管二者在运用社会“脱皮”的比喻上有惊人的巧合，但毛的不断革命论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之间仍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其中最明显的区别是两人对待农民的态度。在对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农民政治能力的估计上，托洛茨基比列宁的观点还要悲观。因此，他比列宁更强硬地坚持无产阶级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绝对领导。
而另一方面，毛却更加强调政治第一和工人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在运用“红”“专”“两个对立物的统一”来论述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时，毛写道：
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的确，对业务工作知之甚少，又不接触实际的政治领导者，只不过是“假红”，必须“使政治和技术相结合”。但这场讨论的整个重点是：不单是领导干部，而且全中国社会人人都要尽可能做到又红又专，用政治统帅一切。农民，还有工人都要进行这种改造。因此，在农村普及初步的科学技术知识，越来越显得重要。
毛的这种阐述反映出他和列宁在对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各自对国家现代化的贡献问题上有分歧，毛对此是一清二楚的。60年代初，毛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中用精练的寥寥数语概括了这个问题，他说：
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间，我们是联合农民起来对付资本家，而列宁曾经在一个时期说过宁愿同资本家打交道，想把资本主义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来对付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这种不同的政策，是由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重视矛盾确实是毛泽东的思想的主要特点。他不仅在矛盾中发现了一切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而且看到了现实的本质。然而，这一点在他阐释马克思主义时有其最杰出的表现，这便是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始终存在着矛盾，这在《矛盾论》中已初见端倪，③但直到50年代才被明确地阐述。而且，毛本人曾告诉我们，在1949年解放以后，许多中国人认为他对矛盾的解释更多来自阴阳学说而不是马克思主义。①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在毛自1918年起到其生命终结止的著作中，有着古代道教辩证法的余音。
1958年5月，毛宣称他的辩证法观点与列宁的看法“多少一致”，但与斯大林的观点“不大一致”，因为斯大林“否认矛盾”，而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毛又说：“他（斯大林）逝世前又写过一篇文章否定了他自己⋯⋯。”
自1957年起，毛反复强调矛盾的普遍性，甚至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不例外。这一点确实更多地与列宁而不是斯大林的思想一致。但在60年代，他就开始唱出了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调子。例如，他在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在评论“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提法时写道：“‘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如果自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
毛在1958年论不断革命的指示中，就已露出了这一类苗头，认为即使到了共产主义时代，仍然会分许多阶段。各个阶段之间会有相当于“革命”的突变，必然含有斗争。④在上面引文的第一段中，毛当时也已多少表示同意人必有一死和万物有序。①但到60年代中期，这种调子唱得更高，而且伴之以明显地提到道教经典著作。“我赞同庄子的做法”，他在1964年写道：“庄子老婆死了，（他）鼓盆而歌。”“死人应当开庆祝会。应当庆祝辩证法的胜利。”“社会主义社会也要死亡；不然共产主义怎么来？”②毛同样表达了他在哲学上越来越多的独立看法，并表示深信不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会怎样实现，都不是人类经历的最后终结，而只是宇宙进化的一个过渡阶段。他在1964年写道：“宗教家说未日，是悲观主义，吓唬人。我们说人类灭亡，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
显然这种持高高在上的超世态度是毛泽东其人，尤其是他晚年的一大特色，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毛在减少他加紧革命的决心，更不是他要引退和万念俱灰的苗头。相反，紧接着上述引文之后的一段话中，毛用更强调人们积极进取来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言词，来突出他的观点和经典马克思主义不同。他说：
现在人类很幼稚。恩格斯讲，要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这句话不完全，只讲对了一半，下面的不讲了。单理解就能自由了？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和（对）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上，砌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将来人多了，粮食不够，要从矿物里取食品，这就要改造，才能自由。将来就能那么自由？
当然，通过工业化“重新创造世界”这个概念是与列宁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完全一致的。因而，毛不相信人类到了共产主义是否就那么自由，而是对此持一种异乎寻常的怀疑态度，而且在60年代初的几篇文章中，毛对革命是否能继续进行，共产主义能否实现表示了更深的忧虑。
毛存有这种焦虑的直接原因是他相信苏联的领导权已经“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而且他发现中国自身很可能也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①毛应付这一威胁的措施是号召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井限制“资产阶级权利”，②同时他也愈益转向中国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经验，从中寻找消除苏联模式的差距和缺陷的方法。
毛在1964年重新发现道教（以及佛教）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三大范畴”中的两个，其中包括否定之否定。他在1958年极力明确地重申过这三个范畴：“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肯定否定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③现在他却声称不相信后两条规律，至少他不相信它们是基本规律，认为质量互变仅仅是对立统一的一种特殊情况，而且不承认有否定之否定这条规律。
[注：指：毛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的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基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个环节，即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
对这个问题的一种答案是——因为毛根本不打算放弃社会主义目标——只是重新强调政治斗争的主观方面，强调人们对他们的客观使命的态度，这是毛自20年代以来就极为关注的。早在1928年，在井冈山上，在其军队士兵的绝大多数不是工人甚至不是安分守己的农民，而是农村流民的情形下，毛总结出了弥补的唯一办法就是“加紧政治训练，以改变其质量”。①根据这句话和类似的段落，我以前曾提出，毛认为一个人的阶级属性几乎完全由其主观态度决定。我至今仍认为这一结论是基本正确的，但同时我认为这种分析方法近几年被滥用了。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界定毛移植到中国、打上了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标记的这棵树的本质特征呢？毛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未来的影响要到多大程度才可以从整体上与他的遗产区别开来呢？总之，毛的马克思主义是属于列宁主义派，但在接触中国时实际上经过修正，而且被那种在某种程度上与马克思的思想一致，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又与此相背离的哲学领域所丰富和充实。
毛坚持必须集中领导，以及必须由党领导使他当之无愧地处于马克思主义主流的地位。毛在“文革”初期对党的猛烈攻击，当时西方观察家（包括我本人在内）夸大了它的含义。1949—1976年全部历史最终表明，毛不仅把党视为领导革命的有用工具，而且是领导革命的唯一合适的工具。毛认为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可以通过一系列过渡阶段指导和控制一个基本上属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进化，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然后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毛的这一观点同样也完全是列宁主义的。
按照苏联模式，是城市工人阶级第一，技术和管理精英第一和技术第一。毛由于大大淡化这种情况而与列宁分道扬镳了。马克思并没有像列宁及其门徒那样使先锋或精英分子脱离，或者凌驾于普通成员之上。从这方面的情况而言，这可以看作是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在人类从史前期到共同控制生存环境的过程中独一无二的作用，至今都是马克思思想以及列宁思想的核心。毛对无产阶级专政原理作了精心的重新解释，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社会万分复杂的特征，而另一方面，则不仅贬低了工人阶级，也贬低了资产阶级，还贬低了西方城市和工业社会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毛不断地就人类努力的规模和意义提出问题，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中尤其如此。在这一点上，毛更像马克思，而不像一心关注政治斗争技术的列宁。毛不仅想要了解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而且想要弄清为什么这样做。他关心的某些方面与马克思是完全一致的：例如，用公共利益来根除自私自利，取代私人利益。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如消灭城乡差别，毛追求的目标是与马克思相同的，但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却不同。马克思要使乡村从“农村愚昧”状态提高到城市水平；而毛则认为乡村中既有美德又十分落后，并立即从两方面努力工作。
毛的看法完全不同。对他来说，中国人民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而进行的斗争，首先通过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然后通过把中国建成“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后（同样重要）通过抵制苏联对中国的指手划脚，成了他所理解的进行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
毫无疑问，毛泽东对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可以肯定，毛属于马克思主义者之列，因为在他的思想中虽然包括其他成份，但大量地吸收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东西。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做出贡献？这有赖于我们大家对另一个问题的回答：“一个像马克思主义那样重要和有影响的系统思想，只属于思想家本人，还是属于历史？”如果回答是前者，则不能认为毛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做出了贡献，因为，几乎可以肯定马克思不会接纳他为门徒。（当然，有些人完全不赞同这一结论，但我相信大量材料可反驳他们。）另一方面，如果马克思主义是由每个时代竭力追随马克思的人创造出来的话，那么毛应当可以算作我们时代的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对列宁主义传统（按任何合理标准，这是源于马克思的理论流派之一），毛做出了三点重要的贡献：（1）社会主义革命与产业革命并不一样，它也包括改造人本身；（2）虽然具有觉悟和广阔的历史眼光的领导人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不倾听下面的呼声，那么这种领导人就会死气沉沉和腐化；（3）农民也和工人一样，值得倾听他们的呼声，而且农民有能力参加创造新社会（要是毛能做到见好就收，至少是暂时这样），
…。
最后，毛留给他的同胞的毛式马克思主义遗产的特征是什么？它是一种完整的革命思想体系呢，还是一种方法（他的继承者想用的话，必将用自己的方式运用），还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东西？虽然他在辩证法和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分析里加进了某些模棱两可的成份，但我认为，他在身后留下的绝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是更像开放和非教条的，某种类似体系的东西。也许可以从毛自己的一个比喻中概括出它的确切特征。毛在1958年1月解释他的“不断革命论”时，回忆起一句湖南民谣：“草鞋冒（没有）样，边打边像。”①换句话说，革命就是一个不断的即兴创造过程，而且，正如他履行他的使命一样，编织者心中对他正在打的草鞋的形状已有一个明确的设想。毛没有打完中国革命这只“草鞋”，但它已开始成形，而且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它也几乎不可能不带有他的印记。
唐秀兰译自威尔逊主编《毛泽东在历史中的地位》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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