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 莫里斯•迈斯纳看五四运动 -

费正清,莫里斯·迈斯纳看五四运动　　

摘者按：《剑桥中华民国史》，《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对五四运动前后的变化及五四运动的认识有一些独特的见解。　　

费正清,崔瑞德:剑桥中华民国史（谢亮生译）：　　

五四时期抨击这时不仅指向传统的儒家社会-政治制度，而且指向整个传统，包括“儒道佛三教”，布尔什维克革命学说是五四时期汇集的学说中新近增加的一种，否则五四时期就只有较老的论题。在“凡尔赛出卖”之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用语很快在许多集团当中流行开来，李大钊鲜明地代表了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这样一种反应，即把这场革命当作世界历史再次正在发展的证据。^①李大钊是新文化集团中更具特色的成员之一，甚至在暗淡的年代里，他也总是设法在他自己对历史进步的诗一样的看法中保持一种令人振奋的信念。在李大钊的思想中，这种更带普遍性的想象与极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中国民族主义似乎设想了一种可能性，中国总会作为一个“人民-国家”参加世界的重大事件。五四时期学说的种种趋向有多次冲突，比较重要的冲突之一是胡适、李大钊等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载于《每周评论》1919年7月和8月号的胡适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反映了他对他的朋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进入共产主义阵营的烦恼。如他后来说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奴隶”。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者（不只李大钊）准备致力于创建政治（终极是）军事力量的问题，并根据当前难以改变的力量的实际情况行动，不管这些实际情况是否基本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阶级范畴。

不论就年龄还是就经历而言，毛泽东都是五四运动那一代人中的一员。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起，毛泽东就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度过了他在政治组织和政治研究中的见习期。他作为革命者的经历实际上是在五四示威游行之后开始的。

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他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和其他文章已闪烁着阶级分析的光芒，也是后来构成毛泽东思想大厦的最初基石之一。[摘者注：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平民既已将贵族资本家的三种方法窥破，并窥破他们实行这三种是用联合的手段。又觉悟到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少，我们的人数是这么多。便大大地联合起来。联合以后，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拚命的捣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作马克思。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以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点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箐人，也不必杀他；这一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的一周，联合人类作一家，和乐亲善一一不是日本的亲善一一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斗作克鲁泡特金。我们要知道世界上的事情，本极易为。有不易为的，便是因子历史的势力一一习惯一一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个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我们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拚命的飞跑。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乃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民众的大联合（二）：想要有一种大联合，以与立在我们对面的强权者害人者相对抗，而求到我们的利益。都有各行各业的小联合会，如运输工人的联合会，电车工人联合会之类，到处都有，由许多小的联合，进为一个大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所以大联合必要从小联合入手，我们应当起而仿效别国的同胞们，我们应该多多进行我们的小联合。民众的大联合（三）：及到近年，发生南北战争，和世界战争，可就更不同了，南北战争结果，官僚、武人、政客，是害我们，毒我们，剥削我们，越发得了铁证。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话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万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逾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远，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被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

在五四时期，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另一重要影响是胡适的影响。已经指出，毛泽东1919年的几篇文章发表以后，曾受到北京《每周评论》的热情赞扬。一位评论家概括了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最初几期的内容，说道：“《湘江评论》的长处在于探讨。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②说这些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胡适本人。

在　12月1日　给蔡和森的同一信中，以及1921年1月1—3日在长沙召开的新民学会的会议讨论中，毛泽东却坚持学会的宗旨应订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有人分辩说，既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没有必要把它分开来提。但是对毛泽东来说，这却是重要的。^④

至于政治变革的目的，和实现变革的方法，毛泽东在收到蔡和森、萧旭东（萧瑜）和其他人细谈自己观点的信件，收到学会会员间在法国辩论这些问题的情况的几封来信之后，于　12月1日　回了信。蔡和森、萧旭东，连同毛泽东，在湖南师范学校的几年中组成三人小组，自称“三个豪杰”。但是，随着受到西方的影响，他们已分道扬镳了，蔡和森走向布尔什维主义，萧旭东走向更温和的有模糊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革命幻景。毛泽东则不含糊地同意蔡和森的观点——中国的道路必须是俄国的道路。但是，在这一时期，在批驳萧旭东和罗素——这时他正在长沙沿着类似的路线演讲，赞成非暴力革命，不要专政——的论点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理解是十分模糊不清的。于是，他把世界的总人口15亿，分成5亿是“资本家”，和10亿是“无产阶级”^①

很明白，毛泽东在这里使用的无产阶级，反映他对这个词的理解更接近“没有财产的阶级”的字面意思，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的和农村的无产阶级的概念。在以后的几年中，从理性上说，他开始理解得好一些，不过就本能的反应看，这一中文说法仍否对毛泽东意味着更像是“地球上的不幸者”，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然而，尽管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理解还有点不明确，他在1920—1921年冬这一时期，肯定是朝着与列宁对政治的解释和谐一致的方向前进的。最重要的是，他抓住了一条列宁主义的原则，即政权的决定性的重要性，这一点在他今后一生中一直居于他思想的中心点。在　1921年1月21日　回答蔡和森　1920年9月16日　说中国“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乃是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①的来信时，毛泽东写道：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

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你这一封信见地[按：中国“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②

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的六年中，毛泽东的经验很清楚地分成三个部分，前两年他忙于组织湖南的工人运动，可以称为他的工人时期。其后，在1923年和1924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在广州和上海工作，这一时期可以称为他的“组织员”时期。最后，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他在1925—1927年主要致力于组织农民运动，可以称为他的农民时期。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杜蒲李玉玲译)：　　

知识分子自身并不能创造历史。由于割断了他们与其所属的社会阶级之间的联系，知识分子虽然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但在政治上和历史上还是处于软弱地位。只有当知识分子感觉到将自己与其他社会阶级联系起来的必要性并把握住这种时机，从而成为表达穷苦群众的社会经济不满情绪的政治代言人，并将群众的活动纳入新的政治活动的形式中之时，知识分子才能够认识和利用近代中国历史环境提供的革命变革的潜力；也只有在这时，知识分子才能利用时机按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改造社会现实。

20世纪20年代，随着特定的东方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出现，这种极其重要的历史关系才得以开始形成。然而，这类知识分子之突然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并不是由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榜样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同时传播所导致的直接启蒙这种简单的行动的结果。那些将建立和领导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所以发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启蒙作用，是因为他们在这一理论中看到了解决中国社会危机的途径。

在19世纪90年代，对传统不满的知识分子采取的政治行动和写作的有影响的著作，都反映出一种希望中国在这个为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所支配的世界中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新的民族主义愿望。因此，中国人民最为关注的事情，不是维护独特的中国文化或独特的中国社会制度（尽管一些人努力尽可能地挽救那些看来值得挽救的传统），而是要建立一个能够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和兴旺的强大的国家和社会。正是这种关注，决定着中国知识分子对所有新思想的理解及其在政治上的应用，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也概莫能外。　　

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却出于纯粹是反动的目的而玩世不恭地对儒家传统的某些观念加以摆弄，并将之作为维护腐败的社会和寄生在这个社会上的腐败官僚和军阀的支柱。儒学家说与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的这种密切关系招致了人们对整个传统文化遗产的猛烈抨击，这种反对传统的力量在今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依然很有影响力。　　

在1915—1919年间，这种对传统民族文化的批判在著名的新文化运动中表现为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要求在彻底摧毁旧的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建立全新的中国文化。

《新青年》编辑部有两个来自北京大学的教授即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早期共产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追随他们的年轻学生，这些学生受到了这价非同寻常的杂志所阐发的观点的熏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以及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都是来自这个早期的年轻革命活动家的团体，当然，其中最著名的是毛泽东。他曾在李大钊的北大图书馆当过图书馆助理，并在政治上追随李大钊。

这些由1915——1919年间的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所提出的问题和所造成的紧张势态，又以新的形式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出现在最近由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两次文化革命所涉及的中心问题都是反对和否定过去的传统，都存在着协调反传统的冲动与民族主义的感情这个问题，都相信人的精神力量能够铸造社会现实，并且都确信青年是道德更新的主要力量。青年毛泽东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精神产物，而老年毛泽东则是第二次文化革命的政治发动者。　　

1915—1919年间的新青年运动最突出地表现了知识分子对传统的抛弃。新一代知识分子彻底的反传统精神反映了他们在中国社会的无根性以及知识分子对旧传统和旧制度的否定。对传统的背叛也证实了知识分子的社会独立性，因为知识分子的出现在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与任何社会阶级都没有联系、也不代表任何社会阶级的新社会阶层。这样，在垂死的豪绅地主阶级阵营中，产生了一个肩负着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自主的知识分子阶层，在这个新的社会制度中，他们所背叛的那个阶级将不复存在。　　

导致在中国“无根”的知识分子与被压迫群众相联合的一系列事件开始于　1919年5月4日　。这一天标志着现代中国革命的真正开端。这一天，北京学生 30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西方协约国在凡尔赛和会上将德国原来在山东的势力范围和特权作为战利品转让给日本。抗议活动以学生包围和焚烧北京政府亲日的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和官邸而达到顶点。政府派出军警镇压学生并逮捕了一些学生，这激起举国上下对软弱腐败的中国政府和长期以来剥削压迫中国的外国政府和不满和反抗情绪。示威抗议的规模越来越大，方式也越来越激烈，并很快扩展到全国所有的主要城市。　　

“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在于它并不只是一场学生运动，北京大学的许多教授也纷纷加入了学生斗争的行列，而在别的地方它又得到了工人和商人的支持。大规模的群众示威、罢工、抵制洋货以及有时与当局的暴力对抗席卷了中国各个城市。“五四”运动促进了长期以来处于呆滞和死气沉沉状态的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的觉醒。大规模的反帝浪潮席卷各个城市，整个国家（尽管不包括农村）都处于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激烈动荡之中。　　

这一重大的新的政治形势从根本上使一批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政治化了。许多人原自认为是自由的世界主义者，而现在他们成了富有战斗精神的民族主义者，并奋起保卫祖国，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威胁。许多人原来拒绝参加政治活动，因为他们把中国的悲惨现状归因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那些根本缺陷，认为政治手段也只能解决表面问题，但现在这些人也开始热衷于参加从外部威胁下拯救中国并解决来自内部威胁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直接政治行动。渗透在城市地区的新型政治行动主义精神，为组织群众进行有效的斗争和知识分子有效地领导群众进行斗争提供了希望。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态度也发生了迅速的和重大的转变。凡尔赛的的致命决定引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愤恨情绪并导致了国内民族政治行动主义情绪的不断增长，这就使“先进”的西方国家会按照民主和科学的原则指导中国这一信念迅速破灭。西方教师现在被看作是压迫者，而被看作将为中国的复兴提供先进模式这种西方世界的旧形象，也为西方世界的新形象取而代之，这一形象表明，西方世界是由不可信的、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所构成，并直接威胁着中国的生存。由于摈弃了中国的传统思想与政治价值观念，因而知识分子依然面向西方寻找指导，但是，他们现在开始把目光主要投向那些其本身就是批判西方社会的的西方社会主义理论上，而不是投向那些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传统自由观念上。　　

正是在“五四”运动所产生的这种新的政治环境和思想环境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转向了俄国革命的模式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范围的革命性变革的理论。在此之前，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引起了知识分子的极大兴趣，但真正皈依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人并不多。随着对西方民主的信仰的破灭，随着国内的政治觉醒为在中国舞台上采取有效直接的行动提供了新的希望，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精神信仰和新的政治模式。马克思主义不仅被看作是现代西方最先进的精神产品，而且还被作是对具有资本主义形式的西方世界及其与中国的帝国主义关系的否定。后面这一点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国际革命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论述民族主义的要求的有关部分和新苏维埃政权放弃老沙皇在中国的特权这一事实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既要否定中国过去的传统，又要否定西方对中国现在的统治，因而出路只能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接受俄国革命的经验从而变成共产主义者，是寻求改变中国社会的具体政治行动方针的出路所在，也是在国际范围内的革命变革进程中为中华民族谋求一席之地的出路所在。　　

虽然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所预告的国际革命的理想的鼓舞下产生的，但他们是通过一条有着深远意义的民族主义道路而走向新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正如20年前在民族主义者背叛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的长期进程中产生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现在，民族主义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观念所抱理想的破灭，也促成了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成长，两种历史环境的中心问题都是外国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和继之而来的民族主义者对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的优虑。在产生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民族主义必将转而指向社会革命的目标，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起源将始终制约着解释和运用这种新理论的方式。　　

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因为中国是一个既需要社会革命也要求民族独立的国家——这两项任务被证明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由于“五四”运动造成了民族主义的并在政治上表现为行动主义的冲动，并且这种冲动又与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其著作中提出的即将到来的国际革命高潮的乐观期望结合在一起，这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便在这个基础上承担起了组建共产党的任务。1920年，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家们在中国的各主要城市建立了各种共产主义小团体（它们具有不同的名称），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正在巴黎、东京和柏林留学的激进的中国学生，也建立了类似的团体。1921年7 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来自各共产主义小组的12名代表在上海一所女子学校召开了秘密的全国代表大会，由于租界巡捕的搜查，大会的最后一天是在杭州附近的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的。在新成立的（以莫斯科为大本营）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大会正式通过了标准的列宁主义组织原则，规定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目标。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人数很少，成员也很年轻，他们缺乏革命实践的经验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立大会代表的全国党员总人数仅有57名，在一个缺乏社会主义传统的国家里，对于建设一个新组织来说人数的确太少了。党的领袖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吸收了许多追随自己的学生参加了共产党。由于中国缺乏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思想的传统，因此，党的领导人及其追随者对于指导革命行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避免地只有表面的了解。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　　

1926年下半年，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工人组织和农民组织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他们的目标和手段也越来越激进，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自下而上的且主要是自发的农民运动的突发浪潮和力量，使最为激进的共产党人也不免感到惊奇。这种惊奇的感受（以及兴奋的心情），反映在毛泽东写于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书中。在本书中，毛泽东将农民自发的革命行动说成是一种自然的和根本的力量，“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是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①。［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页。以下凡引《毛泽东选集》均为四卷横排合订本，不再——标明。——译者］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在1927年—1930年间的白色恐怖中丧生的人数则必须以十万数来计。　　

中国共产党本身实际上几乎被消灭了。在国民军一系列急风暴雨式的打击下，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已濒于解体。为了逆转这股反革命潮流，共产党曾举行了一系列为时已晚并且是铤而走险的起义，但这些起义又使党的队伍遭到了重大损失。共产党进行的最后一次起义，发生在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者成立了广州公社，后亦遭到血腥的镇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城市进行的最后一次共产主义革命。1927年初，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拥有5.8万名党员的强有力的组织，到了同年年底，只剩下不超过1万名党员，他们处于分散的无组织状态，士气低落，缺乏领导。一些党员叛变了，但是大多数党员不是战死就是被简单地处死了。那些死里逃生的党员则转移到了比较偏远的农村地区，重新开始了新的革命。　　

中国政治生活中的这个重大的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的一个教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总结出一个新的著名的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虽然蒋介石在毛泽东提出这一论断之前就已实践了这个原理，但是，毛泽东吸取了蒋介石给他的教训，因而他是一个更高明的实践者。共产党人现在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革命必然要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毛泽东还认识到，莫斯科并不是革命智慧的唯一贮藏所，至少就涉及中国革命的情况是这样，因为正是由莫斯科制定的那种“统一战线”战略，才使中国共产党人惨遭败绩。中国共产党决不是要否定统一战线的战略，但是，他们现在决心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独立性。其后，他们又对农民的革命潜力作了新的估价。这一方面是出于需要，因为现在共产党已无法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效地开展活动，另一方面也是新的革命的前提。尽管那种自认为是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一再强调农民革命的局限性，但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已不再受这种教条的束缚了。　　

1927年事实上，中国无产阶级所表现出来的革命干劲、有组织的创造性、非凡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献身精神、是20世纪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人运动所无法比拟的。此外，中国的城市工人阶级运动是在一种各方面条件都非常有利于革命的环境中进行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软弱性，中国政治力量的四分五裂，再加上一场伴随着强有力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富有战斗精神的无产阶级运动，这些有利因素都使得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运动完全有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其所缺少的，与其说是革命的客观条件，不如说是革命的主观条件。中国共产党由于其政治的不成熟且缺乏革命经验，因而把自己束缚在共产国际制定的政策内并在行动上依靠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出现一个像列宁或托洛茨基那样的勇敢果断和远见卓识的领袖，因而他们未能捕捉到革命形势提供的胜利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但没有领导群众，相反，无论他们怎样地不情愿和出于无意，他们都接受并执行了莫斯科制定的政策，从而给群众运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927年降临到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身上的灾难在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历史的必然。苏联人创造了一支现代中国军队并把这支军队交到一个用它来摧毁中国革命的人手中，这也决非预先注定的。这一讽刺性的历史悲剧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并不是因为群众运动的软弱无能，而是由于共产党领导人的软弱性和局限性，归根到底是由于莫斯科制定的关键性决策和政策。　　

但是，1927年所发生的事件（即便它并不是必然发生的）是决定革命的未来和革命的性质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城市中的工人运动和党的力量的损失被证明是无法挽回的。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几年里，党的革命活动再次得到了发展，但这是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并以农民为基本力量的革命形式中进行的。经历了1927年血腥镇压的城市无产阶级，在其后的20年时间内一直保持着政治上的沉默。直到1949年共产党率领其获胜的农民军队进入城市以前，共产党人一直未能重新获得他们在城市地区的力量。　　

如果说192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现实的，那么资产阶级革命也被证明是不成功的。诚然，在1927—1928年间，国民党军队北伐的胜利确实获得了某种国家统一的外观，尽管它是建立在群众运动的废墟之上的。但是，南京的新国民政府没有为城市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任何推动力和机会，尽管资本主义是其政权的基础。它在农村则力图维持社会现状，满足于将权力建立在传统的地主豪绅的现存地方势力的基础上。因而即使只把国民革命当作一场纯粹的民族主义革命，国民党的胜利也只有表面的和不完全的。因为“国家统一”并不是建立在消灭军阀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与中国北方较为强大的各军阀武装结成不同的、脆弱的联盟的基础之上的。而“民族独立”则意味着与帝国主义列强握手言和并让外国经济继续左右着本民族的经济发展。这样，资产阶级革命依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共产党人肩上。　　

这两本书的上述论识比那些重复什么先生和仅仅归结为爱国主义的某些人们不知高明多少倍，这也是对当前中国精英和主流媒体的言行(包括那些启蒙说等，以及不宣传李大钊和毛泽东, 大力宣传胡适等)的一种批判。　　

[参见：“新启蒙”开启的“思想解放”是对“五四”传统的全面反动

　 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05/82133.html]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辛亥革命和“新文化”

中国的辛亥革命常常被认为是“表面的”。它没有引起社会的革命。不过这一事件仍然结束了整个君主政体，使之合法化的宇宙论思想也崩溃了；政权分散并军事化，全社会的职权往往降低到地方水平；道德威严在社会许多层面上下降；地方上新旧有权有势的人都极不安全；新的共和政体未能建立其合法基础——所有这一切必然有力地冲击知识分子有关上述论题的观念。以上的种种趋势很多在1911年以前已在发展。废除科举对文人的社会作用有巨大影响。君主政体的宇宙论基础已被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人的进化学说削弱；按照林毓生的恰当说法，“堤的闸门经过长时间可能腐蚀；当堤最终溃决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住毁灭和破坏堤外原有景象的洪水的冲击”。^①毫无疑问，客观地研究1911和1919年间中国所有地区的变化将能揭示出多种多样的情况，甚至某些积极的发展。不过在多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整个社会却是一种堕落、残破、腐败、野蛮的景象。中国的发展趋势似乎总要陷入绝境。

严复和康有为这时都更加确信进化不可力迫之，在中国进化的现阶段，共和主义革命是巨大的错误。梁启超承认革命和君主政体覆灭的不可逆性是历史法则。他最初站在他一贯坚持的立场上，支持袁世凯建立“共和”独裁政治的尝试，认为能够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康有为也站在他一贯坚持的进化立场上，仍然相信在这一点上，只有君主政体的象征作用能够恢复崩溃了的中心。^② 这三人这一时期的共同倾向是，更乐意接受作为推理根据的文化民族主义。当然，长期以来康有为一直在为他自己的看法鼓吹，即在小康这一中间的历史阶段儒教是必需的。严复和梁启超在日益分崩离析的环境中，这时越来越坚信，中国需要能够稳定共同信念的起码的基本要素。我们发现严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孔教会”的请愿书上签了字，要求承认儒教为国教。^①他认为，令人悲痛的是，中国社会仍处于由“父权”阶段向“军事”阶段转变的时期，^②而中国仍然需要父权信仰。

积极的革命者们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很多人很快就表明，他们的思想信仰是旗帜鲜明的，但却不是深刻的。他们很快就卷入声名狼藉的军阀时期的政治斗争中。孙逸仙在二次革命和三次革命后的暗淡岁月里，继续（积极地，但没有多少效果）寻求政治权力的基础。“国粹”派的支持者不久便发现，腐败的满族人下台以后，汉族并不就能自然而然地实现全面的“复兴”。就刘师培这样一些人来说，他们仍然专心致志于维护民族文化的特点，但通过政治手段来加以维护的信心已逐渐丧失。用劳伦斯·施奈德的话来说，“这一批人的文化使命是他们这时团结一致的唯一原因”。^③他们关于文化的观念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学和传统学术上，这使他们成了激烈地反对五四时期语言和文学革命的人。

可是，对革命后这一时期所受挫折的最重要的反应是以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为其最突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我们在其所反对的方面看到的是对全部文化遗产更彻底的——更全面的抨击，这是整个运动的特点。陈独秀倡导“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①这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这种种抨击这时不仅指向传统的儒家社会-政治制度，而且指向整个传统，包括“儒道佛三教”（更不用说民间的迷信文化）。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用语仍被援用，但“旧社会”和“旧文化”这时在某种意义上是被当作一种巨大的、毫无生气的沉重负担，一种使民族精神麻痹了的沉重负担。革命已经证明，人们虽然能够推翻整个传统的政治结构，却不能影响遍及整个社会的腐败现象。事实上，陈腐的旧势力不仅仅有能力继续存在，似乎还有能力恢复生机（例如袁世凯试图恢复帝制）。摆在面前的任务因而就是改变民族的全部精神生活。“新文化”的领袖们认为，这项工作是任何政治行动或体制改革的绝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年轻的胡适在1917年从美国归来时所表示的决心“二十年不谈论政治”，似乎表达了整个新文化界的普遍情绪。正如他们主要刊物的名称所表明的，他们认为他们的主要读者是还没有被“陈旧之物、腐臭之物”^②完全腐蚀的受过教育的青年。

在这一点上，《新青年》的观点和先驱思想家们的观点之间也似乎只有程度上的差别。面对我前面所说的列宁主义的困境，先驱们逐渐强调观念意识在改变社会方面所起的作用。不过在清朝维新运动期间，支持他们教育观点的想法是，社会基础设施方面实际上正在发生变化或将要发生变化。进化在某些意识帮助下那时似乎正在进行之中。与此相似，1919年以前新文化界的判断导致他们认为只有改变意识才能推动社会。

1919年以前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方面是在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界线，这对将来有持久的影响。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已预示了这种分离。尽管历来有“士大夫”的说法，但过去显然也一直有一些文人基本上是知识分子，而另一些文人则基本上是政治家。在1919年以后的那个时期中，也有许多知识分子再次卷入政治生活。不过，知识分子（尤其是学术和文学方面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阶层的自我意识，即使在1949年以后也仍然存在，甚至带有某种智力生活有自治“权利”的意识。

新文化运动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新文学”的出现，这适宜在本书的另一章论述（见第9章）。在这里，我们看到文学也是作为人类经验的一个重要自主领域。^①虽然诗歌和纯文学长期以来一直是文人雅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在观念上它们从来没有与自我修养的整个进程分开。总有一些像欧阳修那样的文人，但把文学（就纯文学来说）当作一种高雅的、自主的职业的观念却并不普遍。小说是文学的一个门类，而写作小说尤其不是一种值得重视的高雅文化活动。梁启超在这方面，像他在其他许多领域一样，也是先驱；他提倡利用小说作为一种有效的动人感情的媒介，从而宣传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年轻的周树人（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两人也是先驱，1911年以前当他们在日本的时候，就想利用文学作为医治中国民众精神痼疾的手段。可是，有效地开展新的白话“雅文化”文学的却是新文化运动。不过，如果说新文化把小说这种体裁提高到了雅文化的地位，它做到这一点，在极大程度上是由于把小说和小说应“为生活服务”的看法结合了起来。中国的新文学从一开始就达到这样的程度，基本上倾向于文学应为社会道德目标服务的看法。当然，这个总倾向并不妨碍一些伟大的作家热中于纯文学事业，但总的目标仍起支配作用。

即使是浪漫派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等人，表面上采用“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也对一些并非纯属艺术的事情深感兴趣。^①如我们所了解的，要摆脱压抑人的传统生活结构的浪漫主义，在1911年以前就出现了，即使在那时，它也是既和探究个人人生的意义有关，同样也和革命的浪漫情调有关。在1911年以后的那个时期，当政治救亡的希望戏剧性地破灭时，在人们很快失去国家和个人两方面的传统价值信念的社会里，年轻知识分子对个人人生意义的关注成了新文化的一个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个人主义”就其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两方面的含义说，似乎这时对个人生活有很大的直接影响；对于先驱者一代，这样说无疑是不正确的，先驱者一代仍然十分安适地生活在传统的儒家家族准则的限度之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对个人主义的关注因而似乎并不完全有助于社会-政治目标。载于胡适主编的《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刊的易卜生《玩偶之家》的译文，是这种关注的标志。“创造社”浪漫主义的作家们着迷地热中于他们不能满足的情感上的渴求，这也决不是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关注。用李欧梵的话说，“法国象征主义者的看法是，艺术不仅重建生活，而且建造了艺术家可以在其中逃避生活的新大厦，与此相去甚远，成（仿吾）的论点指向另一个方向”，^②指向压倒一切的对生活的关注，不管这种关注表现为郁达夫感伤的自我放纵还是表现为郭沫若飘然的自我陶醉。

另一个与新文化运动有明显联系的发展，可以叫做对传统遗产的“更高层次的批判”，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为代表。

关于各种传统和经典的可靠性和真实性的争执是中国思想长期以来的一个特点。清代考据学派的杰出训诂学者们促进了对一些重要典籍的整理，尽管他们的工作是否具有怀疑主义的-反传统观念的含义很值得怀疑，而20世纪推崇他们的人则认为他们的工作具有这种含义。康有为——他决不是一个批判性学者——在20世纪初曾试图利用对某些古文经典的系统性抨击来支持他自己的今文经学看法。

和康有为的学术活动一样，胡适所说的“整理国故”运动也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动机。用劳伦斯·施奈德的话说，“科学”方法可以被用来“削弱传统史学和经典之历史基础的可信性”。^①要消除过去传统对现今的影响，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消除把神话当作事实的做法，这些神话是这种传统的依据。最后，许多其他的“国学”学者——甚至包括“新传统主义”学者，他们未必具有胡适和顾颉刚那种反传统观念的先入之见——都从事这种批判性的工作，使史学研究从尽信经典和沿袭传统这样一种看待历史的方式的重负中解放出来。

甚至就反传统观念的“新文化”学者来说，他们的意图也并不完全是破坏性的。尽管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专心致志于可以在当代西方找到其模式的远景，但他们和中国民族主义者一样，决非完全不希望在中国历史中找到现代文化可以从中发展出来的胡适所说的“正宗”。胡适的导师约翰·杜威提倡的科学观念，以其渐次增进的进化观点，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现在总是由过去发展而来。顾颉刚和胡适两人的确都能满意地找到中国思想中有现代性倾向的组成部分。这里有据认为是清代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伦理学的起源；以及对胡适来说，历代生动的白话文学作品，它们与高贵人物颓废的、形式主义的古典文学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把高贵者那种丧失了信任的、压制人的“雅文化”和民众活力相对比的民粹主义主题，最终导致顾颉刚广泛研究民俗学（见下文）。同等地关心新文学和新学术这两个方面的胡适，后来能够在他对过去白话小说的学术性研究中把这两方面的兴趣结合起来。所有这些努力，不管是文学方面的，学术方面的，或者只是时事评论方面的，都贯串了新文化运动的共同前提。

尽管共同具有新文化运动的前提，当我们并列地提出这一运动的一些主要倡导者——胡适、陈独秀和鲁迅——的名字时，我们也明明知道他们之间的深刻差别。1911年以前胡适还是青年学生，已经受到严复和梁启超的社会达尔文思想的深刻影响。他作为留美学生的幸运经历，以及他那时和早期杜威哲学的接触，似乎使他相当容易地形成了他自己对陈独秀“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一著名提法的看法，陈独秀的提法提出后基本上就保持不变。严复介绍的培根-穆勒的科学概念，作为一种简单的归纳主义，有助于理解杜威的实验主义概念，而胡适自己20世纪早期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又给他留下了现行民主的愉快印象，甚至他还热情地接受了杜威关于真正民主的更先进的、批判的看法。

按照杜威的看法，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的。依赖试验性的假设、应用于研究“未可预断情况”的科学实验方法，意味着否定所有精神权威和预定的教条——不管是宗教的，政治的，或形而上学的。因而它是维护自由的真正基础。这种科学方法已非常成功地应用于自然，如果人们能互相协作，把科学方法应用于人类社会和文化问题——这个领域仍然受到教条的绝对统治——的研究，那么，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的目的就终将实现。因而可以想象，科学知识通过教育普及全社会，将使人们有效地分析和处理他们共同的问题，甚至调解他们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尽管杜威尖锐批判了只不过是形式的“政治民主”和立宪主义，但他整个观点的前提似乎无疑是以共同接受立宪民主作为“竞赛规则”。

虽然胡适似乎接受了杜威把科学作为方法论的看法，但他似乎完全疏忽了作为哲学家的杜威提出的精深的认识论问题，而且他觉得完全有可能把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简单的、教条主义的机械论-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结合起来。^①在这个领域里，他在很大程度上停留于严复和梁启超的传统，尽管他的自然主义不带道-佛的色彩。再者，杜威在论述社会-政治问题时对“科学调查”和教育的强调，他对“纯政治”的反对，似乎增强了胡适以前就有的倾向，即认为中国混乱的、“荒唐的”政治冲突与中国真正的进步毫不相干。

杜威对科学知识和教育的强调，和整个新文化对改变精神生活的强调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当胡适1917年返回中国时，他必然要和新文化运动发生紧密的联系。他对语言改革的浓厚兴趣和新文化运动普及教育的目的完全一致。他对新文学的兴趣既反映了个人对文学的强烈爱好，也反映了一种确信，即文学具有感染力，是传播新思想的最有效的媒介。当我们回顾地评述他的一生时，我们只能认为，他坚定地关注文学和学术，这反映了他个人的爱好，无疑也反映了他真诚地相信“整理国故”是至关重要的文化任务。这并不是说在那些年里他没有在著作中把大量的注意力集中于社会和政治问题，但是他在极大的程度上无力影响政治事务的实际进程，因而他觉得把“科学知识”运用于文化遗产的评论更切实可行。

当我们转而研究陈独秀时，我们发现，他最早提出“赛先生和德先生”这一口号时，他对这两个范畴的看法和胡适有微妙的不同。他的性情不像胡适，热情而急躁。他所受的西方影响主要来自法国，而不是来自英美，这一事实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他对科学的看法，基本上是一种达尔文主义形而上学的粗浅看法。科学是一种可以用来削弱传统道德价值的基础的腐蚀剂。进化的力量在中国似乎一直完全陷入困境，这一事实使他不时极为沮丧，不过和胡适一样，他基本上能把他的“科学”决定论和对知识精英的能力的强烈信任结合起来。和胡适不同的是，作为一项一项实验的方法论的科学实证原则并没有渗透进陈独秀意识的深处，因而他后来能够把科学一词从达尔文主义转用于马克思主义，而没有丧失其明确表达的任何意义。

胡适关于科学方法的概念似乎使他对全面变革的革命观点的呼吁无动于衷；而极力称赞法国革命是现代民主起源的陈独秀，尽管在1919年以前的那个时期他持彻底反政治的“文化”观点，但他可能本来就更容易受革命性变革呼吁的影响。不过在他们两个密切合作的期间（1917—1919年），他们关于个人和关于民主的种种要素的看法仍有许多相似之处。

鲁迅（周树人）是一个气质很不相同的人，后来成为现代中国最著名的文学巨人。在他主要是作为文学家的一生中，他似乎对“黑暗势力”特别敏感。在他的青年时代，他很容易地改信了进化论的信条，然而甚至在1911以前他就模糊地开始发生怀疑。他的个人家庭经历、他对中国民众的堕落和“奴性”的深刻了解，甚至在1911年以前似乎就已降低了他对进化力量能在中国起作用的信心。他接触了尼采的著作，但这并没有使他转向真正的尼采哲学，而是给他提供了奔放不羁的、英勇的、具有反抗精神的生动形象，也就是反对多数人的“奴性”的形象。他一度沉溺于尼采-拜伦式的诗人英雄的幼稚梦想，这样的英雄能够从精神的昏睡状态中唤醒人类。也可能正是尼采和拜伦，使他很早就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欧和美国的平凡的、“资产阶级的”文化缺乏同感。尽管受到严复的影响，鲁迅对于许多西方文学作品的超然的“现实主义”及其对人类道德生活的过分复杂的看法，对于西方专家治国的思想倾向，也仍然很冷淡。

辛亥革命以后的形势使鲁迅碰了绝望之壁。他那种尼采式文学英雄有能力塑造社会的幻想似乎很快消失了。他对中国糟糕的过去和现在的“全盘否定”的形象化描绘，和他的“新文化”同行的描绘相比，如果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更为阴暗。当代中国的残暴、腐化、奴性和虚伪并不表示传统社会准则的衰落，就某种意义而言，实际上倒是这些破坏性的社会准则的表现。在他的《狂人日记》中，他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吃人”的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现实，这个社会的理想就是“吃人”的理想；甚至1911年以前那个时期的青年革命者也很快屈从于这种梦魇般压迫人的恶毒势力。鲁迅决定再次开始写作，这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教育”目的的一种响应，但是似乎是一种有高度怀疑的响应。

尽管鲁迅“全面”抨击传统观念，不过就他的文学创造力来说，中国过去某些“反传统”的方面仍然强烈地吸引了他，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可是，他所注意的历史和胡适从中寻找“正宗”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他所注意的是南朝放荡不羁的“新道家”文人的历史，是民间志怪和传说的历史，甚至是某些涉及个人私事的评价的历史。不过，这些诱人的方面似乎都没有扭转鲁迅在整体上对文化遗产的否定。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

布尔什维克革命学说是五四时期汇集的学说中新近增加的一种，否则五四时期就只有较老的论题。在“凡尔赛出卖”之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用语很快在许多集团当中流行开来，但是，把苏维埃共产主义当作一种完整的主义来接受却是一个缓慢得多的过程，随即改信这一主义的人很少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吸引力时，我们决不应以共产主义运动早期的开端为限。

十月革命最初的吸引力可能在于革命这一事实本身。渐进进化宇宙论曾是革命以前那个时期的主要信条，这种强烈的信念已经失去其活力。仍持今天的西方便是中国的未来这种看法的新文化领袖们，感到作为教育者不能不依靠他们自己的才智。甚至那些已经接受西方反资本主义概念而准备自称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在似乎越来越稳定的西方也看不出多少有历史意义的戏剧性变化的迹象。

李大钊鲜明地代表了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这样一种反应，即把这场革命当作世界历史再次正在发展的证据。^①李大钊是新文化集团中更具特色的成员之一，甚至在暗淡的年代里，他也总是设法在他自己对历史进步的诗一样的看法中保持一种令人振奋的信念。他特有的看法和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条不同。他受到多种多样来源如爱默生、柏格森、黑格尔和一种道-佛思想的启发，把历史想象为一种统一的、永远年轻的世界精神，总能冲破它所造成的静态结构。他为解放的大举行动作好了准备，这使他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启示非常敏感，把它当作新的有历史意义的变化的预兆，这种新的变化将扫除“所有国界、全部阶级差别、一切障碍”。如莫里斯·迈斯纳所指出的，在李大钊的思想中，这种更带普遍性的想象与极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中国民族主义似乎设想了一种可能性，中国总会作为一个“人民-国家”参加世界的重大事件。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及其对“落后”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民族主义的暂时作用所持的肯定态度，为李大钊的想象提供了余地，尽管李大钊是否真的接受了民族主义的暂时性质还一点也不清楚。不过，如李文逊所指出的，这种对历史的新的想象——即使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动力理论还没有任何深入的了解——现在就要把中国置于历史变化的前锋地位，这种历史变化将超越腐朽的现代西方。可以从更高的但是是反传统观念的角度，拒斥西方。

如已多次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对我们前面已经遇到并描述为列宁主义困境的这一问题很敏感。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即深信历史“在我们一方”，又深深怀疑从现在到未来的变化能否倚靠非个人的力量。列宁曾面临自觉的先驱这一问题——不仅过去严复和梁启超，而且孙逸仙，甚至胡适和丁文江在五四时期也都面临这个问题。但是列宁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对待这个问题。共产党作为产业无产阶级总意志集中体现的典型；党作为有高度纪律性的、坚如盘石般团结的“职业革命者”的总参谋部这种军事比喻（正如将领们能够说明他们作战地区的空间地形，这个总参谋部能够分析正在出现的客观历史情况的时间“地形”）——这些观点将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不过，回顾起来，列宁主义作为政治策略的甚至更为重要的一点似乎是这种军事比喻的另一个方面——它强调动员群众是政治力量的源泉。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别的党也可以模仿（如国民党在1923年以后那样）。可是，本质在于先锋党的概念和对动员群众的关注这两者的结合。列宁无疑真诚地相信布尔什维克党体现了产业无产阶级的总意志，这种信念使他积极地（但不总是成功地）把自己与党的“阶级基础”的组织工作联系在一起。但是除此以外，他还深刻了解权力来自与群众急切需要的联系，如在1917年他采用了“和平与土地”的口号。这并不意味着参加运动的个人在他们的组织活动中不为同情和愤怒这些直觉的感情所打动。这正意味着领导终究是“总参谋部”，其策略和看法在理论上就不会混同于群众“有局限的”、眼前的看法。领导自信是根据长远的历史观点而采取行动。上述军事比喻还再次意味着一种决心，自己不但要关注动员群众，而且要关注对周围政治势力的实力和性质继续不断地作出现实的客观的估计。由于经常把这些政治势力看作马克思主义“阶级关系”的反映，人们就能保持其信心，即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了。

我们要赶紧补充，这些主张中无论哪一种都不能保证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最后胜利。空洞的公式并不能解答如何获得群众基础这一问题。没有伟大的领袖能否建立有效力的政党，这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强调“现实主义”的政治策略并不能保证中国或莫斯科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而且谁也不能不考虑未可逆料的意外事件的决定性作用，如几十年后日本的入侵。

还要说明，1919年以前对动员起来的群众力量这种政治潜力，相对来说还不够注意。中国在过去的起义中无疑知道动员群众的威力。不过，尽管早就有“老百姓”是进步的受益者这种广泛流传的假定，但是在1911年以前，即使是革命者基本上也没有想到群众组织是政治力量的一个来源^①（多少有些可疑的他们与秘密会社的合作除外^②）。我们可以设想，就某种意义说，文人新的西方的观念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他们与群众的距离，增强了他们那种平民百姓是沉沦于无知和消极状态的无能群氓的观念。

尽管1911年以前的革命者着迷于俄国的“革命英雄主义”，但“走向民众”的观念在五四时期之前并没有在当时的“社会运动”中真正出现。就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人的工作看，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直接接触的观点应有可观的前景，但这并没有涉及动员群众是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源泉这种观念。用不着多说，1919年以前那个时期的“新文化”看法几乎还不是以群众的政治动员为方向，尽管真诚地承担教育群众的根本义务。

问题与“主义”　　

五四时期学说的种种趋向有多次冲突，比较重要的冲突之一是胡适、李大钊等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在那些往往是在马克思主义启示下所写的五四以后中国思想史教科书的记述中，我们看到一系列的争论，每一次都导致一方的明显胜利，并以一种渐进上升的方式逐渐导致马克思主义的胜利，然后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导致“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对这些争论不那么看重胜利的一种看法，则没有那种指出明显胜利者和明显失败者的自信。　　

载于《每周评论》1919年7月和8月号的胡适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反映了他对他的朋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进入共产主义阵营的烦恼。如他后来说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奴隶”。^①在这些文章中，胡适在杜威对待社会的科学方法和总括的“主义”之间作了鲜明的对比，前者专注于具体的情况和问题，加以分析，从而为具体问题提供具体的解决办法；后者却声称要为一个社会的所有问题提供总的“终极解决方案”。如我们所能预料的，他的对手回答说，一个社会中分开的种种问题都和总的结构或制度有关，只有当作为整体的“制度”改变了时，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时还没有参加共产主义阵营的陈独秀仍然倾向于支持胡适的观点；注意到这一点是有趣的。而李大钊和许多学生则渴望在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为他们的热切希望找到根据，对使中国困窘的种种问题，他们热切希望真的能有一种“终极解决方案”，而且历史将导致这种终极的解决。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胡适当然会被明确地当作这场争论的失败者。　　

任何社会，无论其社会-政治结构如何，势必面临各别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不管它们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种种问题纠缠在一起，也必须分开来加以考虑；这样断言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杜威“科学方法论”的信徒。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兴起的确可能已经解决了某些根本问题（包括建立一种看来能维护其全面合法性的政治秩序），但即使按照其领导的看法，它也继续面临一些严重的——甚至是根本的——问题，有些是老问题也有一些是新问题，其中许多决不是容易解决的。　　

胡适的致命弱点和他对手的主要有力之处，在于胡适这样的看法，即可以不正视悲剧性的政治势力问题而着手解决社会-教育问题。按照他的看法，在当时的中国环境中使自己卷入创建自己政治势力基础的尝试，也就是卷入非理性的情欲和自私自利的阴谋以及军阀政治的暴力。这一切与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科学的”合理态度毫不相干。和他的科学家朋友丁文江一样，他自己和政治的联系只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只希望影响当权者，希望他们接受他的劝告。　　

这里涉及的不是那些掌握社会和政治力量的人能否在任何情况下都被说服实行改革的抽象问题。丁文江不像胡适那样对军阀抱道学家的羞怯态度，他能够暂时影响江苏军阀孙传芳在上海地区实行某些审慎的城市改革。^①可是，在中国这个时期那种野蛮而极不安全的政治环境中，很难使那些持有权力和特权的人从他们对政治生存的狭隘迷恋中转变过来。　　

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者（不只李大钊）准备致力于创建政治（终极是）军事力量的问题，并根据当前难以改变的力量的实际情况行动，不管这些实际情况是否基本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阶级范畴。这并不意味着李大钊或任何其他自许的共产主义者在1919年已经接近中国当时全部问题的某种“终极解决方案”，甚至也不意味着“革命”这一口号对中国政治有任何直接结果。法国和俄国的革命一直被看作社会性的而不只是政治性的，是因为其核心在于摧毁已建立起来的旧制度。在1919年分裂的中国，摧毁北京政府不会有多大影响，因而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认为，他们以后几年的任务是处理如何在中国建立新政治权威的基础这一“问题”，而不是摧毁旧制度的问题。社会任务不能脱离政治任务，而政治任务是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而不是摧毁已牢固建立的旧政治秩序。　　

大众文化的主题

五四事件没有导致直接的政治结果，知识分子阶层中有许多人，包括鲁迅在内，对它的重大意义并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有些人，如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仍然相信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文化方面，因而他们应当“整理国故”。

这项事业的一个新趋势是出现了研究大众文化的积极态度。胡适极力主张，过去的白话文学作品比雅文化枯燥无味的“古典”作品更生动活泼；连他在这一方面也在他的看法中采用了一种民粹派的主旨。他似乎愿意把“白话文学”归入应予保存的“正宗”。这不包括对群众宗教文化任何方面的一点兴趣。不过，大众文化有活力的主旨导致他鼓励顾颉刚等人努力研究民间习俗和地方习俗，搜集民间故事和民歌。1919年以后学生中出现了“走向民众”的新运动，顾颉刚很受感动，他还能把这一运动和他自己的论点联系起来，他认为，过去的知识分子和旧贵族统治集团联结在一起，他们现在则应当利用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新近所获得的自主权利，把自己和普通百姓联系起来。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用科学研究的方法研究群众的精神生活——民间传说、习俗和民歌。^①

从这一运动一开始，就存在这样的想法，利用通俗形式来表达启蒙的新信息，如撰写具有新教育内容的通俗歌谣。不过就顾颉刚来说，他对民歌、庙宇、节日的兴趣逐渐表现出了更为积极的方面。他逐渐发现了大众文化的形式中所体现的审美价值。顾颉刚抨击国民党政府1929年反迷信的政策（从整体来看，这种政策基本上反对大众文化），他抱怨说：“先人的艺术遗产随着反迷信一起被丢弃了，与其如此就根本没必要反迷信”。^①顾颉刚对生动而有创造性的大众文化的积极方面的评价与他越来越辛辣的对雅文化正统性的“科学”攻击，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他这时再次提出了先驱思想家揭露本来面目的论题，即从秦代到清代，正统文化一直被用来压制民众的创造精神。在他在《歌谣周刊》、《民俗周刊》这样一些刊物的多年学术活动期间，他和其他大众文化学者如郑振铎、钟敬文，出版了给人深刻印象的研究著作。

对大众文化新颖、纯朴方面感兴趣的不限于上述学者。鲁迅对中国大众文化的书画刻印艺术和民间戏剧等多方面的又爱又憎的矛盾心理仍然使他的所有小说作品生辉增色；在湘西边区度过少年时代的沈从文，则详细地描述了汉、苗人民一起生活的这一地区的生活和习俗，他同样在大众文化中找到了一种粗悍活力的源泉。

我们几乎没有发现知识分子表现出这样的倾向，即以任何同感看待当时非西化居民中盛行的一些活动，如佛教或信仰驳杂教派的活动或秘密结社。不可能在这些人当中进行政治启蒙。

就共产主义者瞿秋白来说，这种看法尤其明显，他严厉批评他的同行马克思主义作家崇尚“西方古典主义”。他的论点很简单。要是在中国应当写唤起群众（这里他主要指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作品，那就应当以群众所熟悉的语言，用群众所熟悉的生活方式来写。不过，这些通俗的形式应当基本上用来为新的内容服务，利用它们不是由于它们本身具有什么内在的价值。瞿秋白的注意力集中于城市劳动人民，他深信他论述的基本上就是“现代的”普通人。他对“大众文化”学者的工作的批评，从整体来看是严厉的。胡适赞扬的白话文学作品大体上是文人的作品，群众的文化包含大量使人民继续受奴役的迷信。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时期提出完全为现代政治目的而利用大众文化（指农民群众的文化）形式的论题。然而毛泽东强调民族主义，这导致他对过去大众文化的价值作出略为有利的评价，导致他对其内容有更广泛的理解。他像胡适那样承认中国白话小说属于民众文化的范围，不管其的“民间”身份怎样可疑。

“新传统主义”——从传统中找真理

五四运动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新传统主义”反对这一运动“全盘否定”传统的主张；这一点相对来说在西方著作中最近以前很少受到注意。忽视与这种倾向有联系的人物，是基于这样一种假定，即其在1949年的挫折已使这种思想完全不值得注意了。我们首先要指出，这里要论述的人物和上面讨论的大众文化倾向几乎没有关系。他们毫不难为情地面向过去的雅文化，甚至当他们倾向于把雅文化等同于笼统的“中国精神”时也是如此。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也熟悉现代西方思想，并且毫不犹豫地利用西方思想来维护他们的主张。按照李文逊的看法，从西方哲人寻求支持再次表明了他们思想的“新传统主义”性质。这暴露出他们并不相信传统中国思想能够坚持自己的价值。依靠寻找相当于西方观念的中国观念来挽救民族自尊心，这又是一个例子。可是，虽然这种“浪漫的”文化民族主义多次出现（最显著的例子是1927年以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我们却不能先就断言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李文逊的看法，对五四时期以前刘师培、柳亚子等人的革命的“国粹”派来说，可能是适用的。不过，这个老“国粹”派五四以后的后继者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集团。梅光迪、吴宓这样一些人曾经在哈佛大学著名的白璧德的指导下学习；虽和老“国粹”集团保持亲密关系，却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这表现于他们的刊物《学衡》中。他们通过白璧德接触到文学批评家充当生活批评家这一西方传统。白璧德把“古典的”和“浪漫的”范畴提高到主要生活态度的重要地位。“古典的”，表示超历史的审美和伦理标准以及个人道德生活中的“内心反省”。它意味着秩序和结构。“浪漫的”，表示取消所有准则，在个人和集体生活中放纵感情，等等。《学衡》的领导者相信这些便是贯穿于文化差异的范畴；他们还相信，儒家的社会准则和中国的经典著作在中国是最“古典的”，这一点他们受到了白璧德的鼓励。这是“文化民族主义”，还是对跨越不同文化的精神类似性的真知灼见，这个问题还不能断定。事实上，这种特殊的“新传统主义”没有表现出多大活力。把自己看作真正儒家学说代言人的梁漱溟，把整个“国粹”派的学术和审美兴趣的中心当作“捡拾来的僵化腐朽货色”而不予考虑。^①

值得注意的是，指出五四时期以后的“新传统主义”思想主线的人还是极为善辩的梁启超。他曾作为出席巴黎和平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非正式成员去欧洲，感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之后许多欧洲大陆思想家的忧郁感和沮丧感。和欧洲思想家的接触导致他写了《欧游心影录》，这一著作简直就是对“东西方文明”本质的全面的再评价。严复、陈独秀等人的著作中进行过的这种讨论，总是以简单的易于处理的二分法把叫做文明的巨大综合体大大加以简化。西方文明的本质——对梁启超来说过去本来一直如此——就是“物质”文明（如他这时所称呼的），这种文明只求通过科学和技术征服自然；也就是个人、阶级、民族间无情斗争的达尔文主义的世界。完全改变了的是他对这种文明的评价。过去他热情地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当作积极的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来接受。现在，按照西方批判的思想家自己的看法，正是这种行为准则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既然这是西方文明的本质（因为其侵略的、好战的本性甚至有更早的历史根源），这时无论在西方的什么地方他都发现有像倭铿或柏格森这样更具精神倾向的批评家；梁启超这时倾向于探索东方的力量。

可是，和我们的论题关系更密切的问题是，梁启超在哪一点上找到了中国精神之所在。他发现，中国精神并不在于那些过去研究所谓“外在领域”的学说中——有关正当行为的标准（礼）、制度和社会组织的学说，有关自然界结构的学说。在这方面，中国还需大量学习西方有关物质和社会的技术。相反他发现中国精神，一点不错，就在于那些强调“内在领域”的思想方式——在于朱熹和王阳明的宋明新儒学；除此以外，也在于大乘佛教哲学；他青年时代曾被大乘佛教哲学所吸引。中国这种独特文化的核心，在于它那种人有良知的信念，良知使人和广大无边、不可名状的万物之源结合成一体，人从万物之源获得精神和道德方面自我改造的力量。西方自由思想只谈生物性需要的满足——不谈以宇宙论为基础的道德自律。

就梁启超——一个多变的人——来说，谁也不能完全弄清他思想的根源。李文逊假定，梁启超从他关于中国精神优越性的新看法中获得了民族主义的满足感；这可能是完全正确的。而梁启超发现中国思想的核心在于新儒学，这预示了下一个时期整个新传统运动的主要倾向。

科学与人生的论战

在新传统的出现和在澄清中国科学一词的意义当中，1923年由张君劢发起的“科学与人生的论战”^①是另一个重要环节，张君劢是梁启超的年轻伙伴，研究德国哲学的学者。他主张科学不能解释人，因为人生是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的，而且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主张反映了他对新康德主义的研究，也反映了德国“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论战。和梁启超不同，张君劢深知与英美经验主义传统相反的德国哲学。不过，他似乎能很快地从康德认识论的怀疑主义转到王阳明宇宙论的直觉主义。

知识分子当中最具体地讲述科学的丁文江，接受了张君劢非难科学普遍性的挑战。从严复著作中最初论述这一问题起，“科学”一词在中国就表达了一种必然真实的确定意义。从一开始，关于科学的流行的概念是培根归纳主义的概念，这种概念在《穆勒名学》（严复译）中表述得最全面。杜威的科学方法论及其集中注意力于经验和实验，无疑符合这一传统，尽管他对英国感觉论的经验主义很有保留。从严复到毛泽东，对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思想体系是以归纳法的观察得出的概念为基础的信念，不管怎样，似乎还没有什么怀疑。自然科学的力量更多地在于数学-演绎假设的力量而不仅仅在于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这种认识在中国没有赢得多少拥护者。

丁文江的观点的基础是毕尔生《科学的语法》的实证主义认识论，毕尔生坚决主张，科学提供了人对感性材料进行组织和分类的唯一方法，感性材料是人和他决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外在世界之间的唯一联系。这种观点与西方认识论的怀疑主义少有关系，它对科学的看法并没有离开归纳主义传统。如费侠莉在第7章所指出的，丁文江的地质学科学研究正是一种观察-分类的科学研究。这次论战的其他参加者如吴稚晖、胡适和这时已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陈独秀，倾向于不理丁文江的（和杜威的）认识论，坚决主张，科学支持吴稚晖所提倡的那种夹杂有道-佛思想的空想的机械唯物论，或者支持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新社会科学。胡适和陈独秀同意科学是控制自然界和社会的工具，同意科学动摇了张君劢那种个人具有“内在”精神道德改造力量的信念的基础。除此以外，这场论战只不过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即科学一词本身不再提供任何共同一致的基础。

张君劢的论点和他随后的发展再次表明，更有生命力的新传统主义的核心总的来说是新儒学思想，尤其是王阳明的思想。

对于王阳明在五四以后传统思想中的中心地位这一点，应略加说明。不打算对这位明代的哲人和他的追随者进行分析，要说的是他对梁漱溟、熊十力，甚至蒋介石这样一些不同人物的吸引力。首先是这样一种信念，即联系人和宇宙存在终极原因的精神-道德良知是精神-道德生活的源泉。这里我们所了解的，是以直觉为根据来否定西方笛卡尔以后的认识论的怀疑论和“无价值”宇宙的观念。虽然王阳明的直觉使他得出与儒家道德-政治价值协调一致的结论，但他对“内省”的依赖本身便有可能脱离传统儒家对“外在领域”的看法。对比之下，朱熹强调必须“格物”以致知，似乎使他牢牢地和传统体系的“物”结合在一起。最后，王阳明强调，个人只有在具体社会情况下活动的过程中才能致良知，这至少为在世上发挥作用提供了相当强烈的动机。

新传统运动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是梁漱溟。他在少年时代受的是严复和梁启超提出的全盘西化方针的教育；在1911年以后的令人沮丧的年代里，他没有被卷进“新文化”阵营。他的父亲梁济是儒家道德的相当生动的榜样，这个权威性的榜样足以使他拒斥鲁迅对传统的全盘否定的看法。相反，他先是在佛教，然后是在王阳明学派的新儒学观点中寻求慰藉。

我们在这里将不详述他1921年的名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①只是说明，它对西方的概念在主要方面近似梁启超。中国文化的精髓在于它很早就发现，人类根本的特点是其精神-道德的本性，如果不受阻碍，这种本性既可导致内在的和谐，也可导致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的同情。中国文化在历史上很早就获致这种直觉理论，付出了它的代价。虽然西方重视物力的文明导致梁漱溟所认为的畸形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但也导致它发现了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方法。中国需要这些方法的帮助，但不能以丧失它的精神基础为代价。梁漱溟完全同意王阳明哲学的积极行动的推论，也似乎和王阳明一样，确信儒家学说对社会和个人的真实性质的明确推论，也就是儒家学说对“外在”和“内在”领域的推论。正是这种确信导致他逐渐对已经在进行的“乡村运动”发生了兴趣，这一运动是晏阳初、陶行知等“西化人物”支持的。按照他的看法，中国农村的广大群众还没有被城市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败坏，但却因贫穷、贪污腐化、动乱这无数的弊端而受苦。

1930年以后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的教育和改革活动，是以反对政治官僚主义道路为基础。蒋介石试图把王阳明“自我修养”的观念和他自己那种合理化的现代官僚主义-军事化国家的梦想结合起来，在梁漱溟看来，这似乎不解决问题。在贪污腐化、军事胁迫和暴力极为普遍的情况下，哲人只有通过与农村群众直接接触才能施加道德影响。从某个方面看，梁漱溟和延安时期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多少有点相似。盖伊·阿利多认为梁漱溟关于道德上反省或小组上听取自白、关于农村教育重新确定方向的某些看法，在他们1938年那次著名的会晤之后，可能的确对他的朋友毛泽东有很大影响。^①不过分歧仍然很大。梁漱溟纲领的基础不是回避现存政治结构，就是由于别无选择而支持好心的掌权者（在这方面而不是在其他方面他和胡适有相似之处）。毛泽东的纲领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保留地承认残酷的权力竞赛为前提。对梁漱溟来说，试图建立他自己的政治组织就是否定他自己关于权力的道德基础的儒家看法。当然，在这一点上，他很像先前的孟子，孟子设法掩盖“三代”盛世的暴力起源。毛泽东主义利用改造农村作为建立军事和政治权力基地手段的这一意向，无疑已经使梁漱溟联想到共产党的工作将来有败坏的可能，尽管他赞扬共产党的工作。1953年梁漱溟果然指责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一种斯大林主义的发展模式正是这样一种官僚主义的败坏的表现。不过他自己却找不到把他改造农村的活动从政治环境的变迁中隔离开来的办法。

梁漱溟的儒学直接把他导向行动的领域，而熊十力及其追随者唐君毅、牟宗三等则不相同。熊十力（1885—1968年）是一个颇有个性的“边际”人物，尽管他曾短时间卷入革命的政治斗争，但他所受教育的主要内容没有超出传统文化的框架。和在他之前的一些人一样，他最初为“唯识宗”所吸引，然后又受王阳明影响，回到儒家的信念，认为人类的道德生活至为重要。和梁漱溟不同，他和他的追随者都不赞同立即行动的方案，尽管他们承认他们学说的社会含意。要阐明他们直觉主义哲学的基础并为它辩护，他们似乎需要投入全部注意力；这和梁漱溟不同，梁漱溟似乎对自己的“贤明”十分自信。托马斯·梅茨格认为，在唐君毅著作中看到的那种宗教-伦理乐观主义和对“贤明”能力的信心，当其脱离了旧儒家外在的体系时，能够成为一种狂热信心的基础，即相信改造整个社会是可能的。^①他认为，就一个未被承认的层面看，毛泽东也有这种“传统的”信心。不过，事实上唐君毅、牟宗三和熊十力（他1968年去世之前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他们的梦想，继续专注于与现存个人生活问题有关的他们的信念。

新儒学的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以冯友兰为代表，他在美国接受训练成为哲学家。和梅光迪一样，他在哲学上受到西方盎格鲁-撒克逊的启发。如果说他是“新传统主义者”，那么他的传统主义显然属于一种世界性的类型。他曾专心致志于那种20世纪早期美国和英国一度盛行的柏拉图学派的“新实在论”，他深信其范畴可以应用于朱熹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新实在论在西方强烈反对占优势的认识论的怀疑主义传统。新实在论的一些支持者的确准备接受一种柏拉图学派的解释，即数学和逻辑真理是客观的、永恒的形式。冯友兰似乎深受那种古希腊理想的影响，即理智的沉思是获得崇高意识和超然于人类日常生活纷扰的意识的途径。根据这种看法，科学不仅仅包括努力应用逻辑-数学概念来达到控制物质世界的目的。对“贤明的”人来说，科学还包括对数学和逻辑“形式”之美的沉思默想。按冯友兰的看法，这包括理智的沉思，但不包括神秘主义。因此，冯友兰在寻求与他的观点相当的中国思想时，引起他注意的便是他所理解的朱熹的理学，而不是王阳明“反理智的”心学。他把朱熹的“理”解释成柏拉图学派的“范型”；这是否妥当，还是一个大有争论的问题。不过我们不必怀疑，冯友兰相信他已为他的基本观点找到了一个中国的框架。

这种观点一点也不意味着否定他同代人对社会和国家的关注。相反，冯友兰在30年代很可能接受一种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看法。历史和自然一样也有它自己的主导结构——它自己的发展“形式”，冯友兰很可能按照基于经济决定论观念的历史进程诸必然发展阶段来考虑这些形式。根据这种看法，道德行为也就是适应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要求的行为。按照他关于实在的沉思，“哲人”是超越历史变迁的人。在其道德-实践的生活中，他能适应历史的要求。这种哲学导致他欣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这并不能使他免受后来的烦恼。^①

应当补充，所有这种种传统思想在香港、台湾，甚至在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中仍有其影响，仍然是范围更广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的优势

在我们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上升到优势地位之前，关于有些倾向，有些话需要说一说；这些倾向被叫做自由主义的倾向——其根据往往是可疑的。胡适在五四以后继续坚守他的基本看法，尽管这时他在各个方面都受到敌对者的指责。1924—1927年间轰动一时的一些事件及随之而来的激情都没有使他动摇。非理性的政治激情总是和真理毫不相干。尽管他和他的导师杜威一样，决不偏袒资本主义，但他仍然确信中国根本的灾难不应归之于外国帝国主义。他继续抨击孙逸仙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

在民国政府成立以后，胡适仍然抨击国民党思想体系的传统主义成分，仍然号召把科学才智用于国家管理，仍然提倡立宪制度和公民权利，仍然鼓吹能够造就一代开明优秀分子的“现代”教育制度。1932—1937年间，在日本威胁日益加重的阴云下，丁文江、历史学家蒋廷黻这样一些人加入胡适一边，在这期间出版的《独立评论》中，试图影响民国政府的政策。可是，很快就变得很明显，他们和胡适的共同之点更多的在于胡适对“科学”的信仰，而不在于他对民主的信仰。

丁文江从没有像胡适那样倾心于自由主义的社会准则，在暗淡的30年代，他和蒋廷黻一样逐渐感到（很像他们之前的严复和梁启超）中国需要的是“科学的”专政——一种能使官吏、国家的工业和教育体制现代化的专家政治。斯大林的俄国作为一种模式给了丁文江很深的印象。尽管民国政府表示了对专家政治目标的承诺，丁文江和蒋廷黻两人对国民党领导的能力评价都相当低。不过，他们仍然只能希望国民政府这个有组织的权力的唯一中心重视他们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和江西以及后来在延安进行农村革命的一连串事件，对他们来说，似乎和民族的需要毫无关系，而且还会进一步削弱国家中枢的力量。胡适在他们有关科学精英的想象和他的立宪民主信念之间左右为难。可是，他也和别人一样，只能希望对现有政权施加影响。面对他所认为的极权的共产主义与虽然腐败但更受限制、最终有可能被推向更自由主义方向的国民党的命令主义，在这两者的极化过程中，最后，他觉得他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结果是，他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精神领袖，始终不能应付20世纪中国政治权力的悲剧性的、难以控制的现实。

无论如何，1924和1927年这几年的特点，最重要的是作为知识分子一种主要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看法在城市知识分子当中引人注意的传播。不过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后胜利仍然是相互关联但又可以分开的两件事。

在1924—1927年的动乱年代里，已具有彻底的全面反传统主义思想的五四时期年轻一代中的许多人，这时有了实际的机会参加一连串生气勃勃的政治事件；由于国共合作，发生了这些事件。刚一开始，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及其对西方世界的看法，就不仅在接近共产党而且甚至在亲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当中得到广泛承认。1925年的“五卅”事件似乎极其生动地证实了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新出现的产业无产阶级所受剥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城市居民的积极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与城市工人阶级建立联系的实际成就，似乎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中的作用的看法。彭湃、毛泽东^①等人与农民建立联系，这和列宁关于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的看法是一致的。在1926—1927年的北伐时期，许多知识分子成了群众组织的活动或新成立的武汉政府的机构的参加者。这样的经历既激发了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激情，也激起了他们改造世界的普遍愿望。这场革命既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又能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新的社会。的确，莫斯科的激烈斗争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给予现成启示，但是只要革命的道路在向前发展，相信莫斯科是世界性智慧源泉这样一种愿望就仍然是很强烈的。

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当中，浪漫的《创造社》（见下一章）和新成立的《太阳社》的成员将起重要的作用。郭沫若、蒋光慈等人了解罗曼蒂克爱情的狂喜和绝望以及作家表达思想感情的感受，这时认为他们应当像英雄一样作为革命领袖起重要的作用。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因而很像1911以前那些浪漫的革命者对自己的看法。他们将通过新普罗文学作品这一媒介激发革命群众的热情。

鲁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靠拢要痛苦而艰难得多。实际上，五四事件并没有减轻他因旧文化“吃人”势力而深深感到的沮丧。^①他对1911年以前那个时期许多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遭遇的辛辣回顾，也许是他没有响应五四的一个原因。他对接受人类进步的新理论犹犹豫豫，也可能是由于他认为他那些创造社的论敌们故作浪漫的革命姿态，他们幻想通过他们浮夸的普罗文学影响历史的进程，对此他很反感。即使在他已转向马克思主义阵营时，他还想从普列汉诺夫等人寻找理论根据来支持他对他们的抨击，他抨击他们任性地夸大文学的作用，认为文学能引起社会革命。1927年以前他就开始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但最终促使他接近共产党的原因，是民国政府处决他最亲近的追随中的一些年轻人，这引起了他极大的愤怒；这表明了他的特点。他更积极地，但也是迟疑地期望马克思列宁主义比过去的种种进化学说能更准确地分析历史，这无疑使他更加接近共产党。

城市知识分子归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和国民党内蒋介石领导的集团之间出现了鸿沟。尽管蒋介石曾经受到列宁主义言论中反对帝国主义这一方面的影响，但他在浙江和日本所受的教育早已把他导向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致使他对全面否定传统观念的五四无动于衷。他掌权的军事基础可能使他更进一步看轻城市知识分子的帮助，贬低他们的可靠性。他掌权的军事基础，在1927年以后，甚至还使他坚信，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军事统一。他似乎认为，在所有这些信念方面他仍然是孙逸仙的忠实追随者。国民党内外所有反对他的人因此在他身上都看到了旧军阀主义再次出现的迹象。军队尚未从属于政权，他就是这一可悲事实的象征。他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全盘否定传统观念”之间的鸿沟也仍然存在。

1927年的大混乱没有导致马克思主义威信的下降。错误的政治策略基本上反映了错误的“革命理论”这一列宁主义观点，促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有了正确的理论，革命就能向前迈进。对许多人（但不是所有人）来说，作为革命总部的苏联继续存在，这便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历史终将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前进。

因此，在此后10年中，许多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主要关心的事情是按马克思主义来认识中国社会；这并不意外，列宁主义者把理论用作“运动的指南”，这促成了这样一种信念，一定时期的“党的路线”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对阶级力量结构的分析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确定为根据。“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争论”^①就是这种关注的一种表现。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用语来确定中国当前的“生产方式”，事实证明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完全合乎逻辑地导致对中国悠久社会历史的周期性的关注。在探讨所有这些问题当中，参加者不知不觉地只好从“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的讨论转向马克思主义学说当其应用于过去时的更具决定论性质的方面。参加争论的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基本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杰出的社会科学。例如，这场争论的一个主要人物陶希圣，和其他一些参加者一样，便是一个国民党的拥护者。他没有觉出什么困难便把他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置于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框架之内，或从他的分析引出非共产主义的结论。不过其他的参加者则代表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

在这方面我们只能提到这场争论的某些要点。从整体上看，在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概念分析中国社会时，参加者似乎只是弄清了马克思自己的学说中关于这些问题还有某些尚未澄清的难解之处。依靠“超经济”权力的统治阶级所控制的任何农业社会是否都是封建社会？或者，不同的“财产关系”是否就反映不同的“生产关系”？地主阶级的任何类型是否都是封建的？商品关系普遍是否便能确定社会性质？抑或“生产方式”的作用才是决定性的？对这些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的种种背道而驰的答案都可以找到。

大多数参加者普遍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他们赞成有关历史分期的分阶段发展方案，这是马克思为西方而规定的。毕竟只是在这种方案的框架之内，马克思实际地描述了有力的历史辩证法。有一些参加者如陶希圣，想象用其他的方法来描述分阶段发展的看法，并划分时期。中国接受马克思稳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看法，实际上就是否定中国社会历史有它自己的动力。

如果说这场争论有胜负，那也是靠认可而不是靠论证取胜的。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没有给这场争论一点“理论上的”贡献。他自己对高深理论的兴趣把他导向在马克思主义圈子里不那么著名的另一场争论，一场有关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问题的哲学解释的争论。

马克思主义在30年代还成为文学战线的主要力量。在鲁迅、瞿秋白等人组成的左翼作家联盟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对作为“上层建筑”现象的文学所起作用的看法，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而未能得出一致的意见。尽管马克思主义似乎极端强调文学的道德-政治作用，却无法在逻辑上使所有参加者都承认作家应服从常有变动的党的路线的权威。例如，很明显，鲁迅本人就不曾接受这种权威。

40年代这10年将证实日本战争机器的全面威胁。战争引起的巨大破坏和人人都有的感情负担，使人们几乎不能致力于新的思潮。的确，战争的压力甚至使那些最不关心政治的人如梁漱溟也从事政治活动，梁漱溟也成了民盟的一个创办人。然而，这种政治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即从整体上看，知识分子阶层有一种“自由主义”倾向，尽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就他们某些基本信念来说，决不是自由主义者。在本世纪上半叶整个期间，无论是祸是福，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人物）的一种自主意识。“学者”已要和“官”分庭抗礼。他们已习惯于自由交流思想。在响应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统治精英的要求时，他们常常要坚持民权的立场。1945年以后，在内战时期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大部分知识分子被吸引到了共产主义一边。不过随后的事件表明，这种“自由主义”的倾向仍将是一个问题。

40年代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当然是延安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很清楚，他论述的问题中有许多便是这一时期整个思想争论的一个部分；这一点也不贬低毛泽东的政治天才。毛泽东考虑的问题，在他之前也有人考虑过。

知识分子在本世纪上半叶提出的所有问题，1949年以后是否都解决了呢？至少就我们所处的这段时间来说，有些问题无疑已经解决。政治权力有力的中心已经建立（有些人会说过于有力了）。尽管常有政治运动，但法律和秩序已经重新建立起来。相对合理的商品分配在经济极为落后的情况下已得以实现。民族主义的强烈感情多少得到了满足。公共卫生有了进步，妇女地位改善了。可是，不管“主义”有何要求，上面论及的许多基本“问题”依然存在。中国与其文化传统的未来的关系将是怎样的？如果目标就是实现“现代化”，那么能否回避严复和丁文江想象的“专家治国”的道路？官僚主义和权力的问题是否已经得到解决？文学、艺术以及个人生活的目的如何？和我们所有其余的人一样，中国人必须探索走向未来之路。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毛泽东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1917—1927年

尽管毛泽东有许多非常鲜明的个人特点，从整体上看，他仍具有这一群体所共有的某些属性。最重要的一点，它是过渡的一代。当然，每一代人都是“过渡的”一代，因为世界在不断地变化，但是，毛泽东的一生以及他的同时代人的一生所跨越的，不仅是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且是不同的时代。适应西方冲击的过程，从19世纪中期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甚至更久；但是，五四时期标志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在此之后，或许再也没有同样伟大的时期了。一句话，老一辈人对中国方式的持久的优越性深信不移，并以此自慰，五四这一代人对这一点是知道的，不过他们决不可能怀有这种简单的信仰了。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很快就信奉了西化的意识形态，并终生不渝；但是大多数人则始终既深深地带着相信中国人内在能力的烙印，又深深地带着他们曾经否定过的传统的思想方式的烙印。于是这些人就注定了在经久不变的政治上和文化上模棱两可的境况中过活。

毛泽东二十来岁以前的政治观点，只能从当代零碎的资料、他自己的回忆录，以及多年以后别人的回忆录中看到。^①他第一次清晰地出现于我们的视野，是大约23岁时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1917年4月出版的一期《新青年》上。

虽然毛泽东的这第一篇文章，是在他受到任何显著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之前很久写的，但是，这篇文章展示许多后来可以见到的他的人性品质和思想线索。贯穿全篇文章的最大忧虑，也可以说是耿耿于怀的思想，就是忧虑中国会亡国。亡国，这个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普遍为中国人谈论的话题，在这篇文章的劈头几句被有力地提出来：

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育，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长是不改，弱且加甚。……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①？

这样，毛泽东一笔便说出了贯穿他后来整个生涯的思想和行动的两大主旋律：爱国和尚武。但是，如果他显然在这篇文章中心怀那种可以笼统叫做爱国目标的思想，那么这个时期他的爱国思想是保守的还是革命的呢？显然，检验的标准，是他是否认为富强的目的以任何方式与国家富强的先决条件即社会文化的革命连结在一起。其实，这篇文章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关心中国命运，但对改良，更不用说革命几乎完全不感兴趣的毛泽东。

这篇文章所包含的二十余处经典引文或明显提及古典著作特定段落之处中，有12处属于儒家经典；一处属于儒家实在论者荀子，他是法家的先驱；两处属于宋代理学家、儒家经典集注家朱熹；一处属于晚明批判朱熹的思想家颜元。也有三处属于毛泽东喜爱的道家经典《庄子》。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知识范围显然很广，因为他顺便提到各代一些较小的著作家的不为人知的生平细节。（格外值得注意的是，涉及儒家经典的12处中，竟有11处涉及《四书》的基本核心。）

然而，虽然没有明显地涉及社会变革，甚至也没有任何必要的示意，但是，这篇文章包含许多源自中国和西方的近代非遵奉传统者的思想痕迹。首先，如上引文章劈头几句所表达的，强调武风的价值，然后总结又说“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①为证明这一见解是正确的，毛泽东举出许多古代英雄豪杰的实例，并引用颜元的话，颜元曾指摘朱熹“重文轻武”，以致造成违反孔子教导的有害传统。^②大约在他为《新青年》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毛泽东在1919年写的一封信，明显地勾勒出了当时毛泽东思想从中发展出来的双重来源：

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者，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③

这样，毛泽东一开始不仅强调体，即物质实体的极重要意义，而且赞扬古代的勇。当然，毛泽东主要不是从书本导出他思想中的这种倾向。和20世纪初期的其他许多中国人一样，毛泽东发展他的思想是对当时与明末相似的环境作出的反应，那时由于军事积弱，中华民族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受到了威胁。

如果尚武是毛泽东思想中保持不变的一个特点，那么，这篇1917年发表的文章还有一个基本主题，而且是更明确地显示现代影响的主题，就是自觉和自动的重要性。毛泽东在这篇文章的第一段有力地提出这一点：“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①

自然，这种有效行为的关键首先在于思想的根源，部分地在于儒家传统。但是，像这些段落的主要启示无疑来自折衷主义的，然而却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思想，这些思想是毛泽东从阅读《新青年》和听他的伦理学教师和未来岳父杨昌济的课吸收来的。

杨昌济不但是康德和塞缪尔·斯迈尔斯的信徒，而且是朱熹的信徒。他教伦理学，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②为此，杨昌济自编一部修身讲义，书名为《论语类钞》，从《论语》引出若干有意义的章句，借孔门的话来申述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该书第一篇就是“立志”，其中说，“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③

和杨昌济一样，毛泽东特别强调意志的作用。他在1917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中写道：“足以强意志，体育之大效，盖尤在此矣……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①这样相信意志和主观力量的重要作用，是毛泽东人生观中的一个核心的和特有的要素。毛泽东在他1917年3月《给宫崎滔天的信》中，邀请宫崎在第一师范学校黄兴纪念会上讲话，他自称“颇立志气”。^②

但与此同时，毛泽东以真正中国人的方式，认为要得真志，非先领会哲学伦理学和得到启发不可。毛泽东在　1917年8月23日　的一封信中写道：“真能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从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然而，这不只是主观态度问题，需要行动和献身：

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③

以下的事实提供了毛泽东当时总的政治立场的若干观念：他说，今之有治天下之法的人，只有袁世凯、孙文、康有为三人。其中独康有为似略有本源，而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像在《新青年》发表的那篇文章那样，用曾国藩谥号。④

尽管如此，1917年的毛泽东思想的模式决不是纯粹传统的。毛泽东所要实现的目标，自然是中国的富强和振兴。他在信中写道，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民智淤塞。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是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便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要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毛泽东接着写道：

今若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之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容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毛泽东认为，宜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根本上改变全国之思想。他写道，中国的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必须加以变换。^①

虽然毛泽东把中国古老僵硬的思想模式看作是阻止进步的障碍，但是，他不主张把全盘西化作为补救之道。针对杨怀中所说的“日本某君”认为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的说法，毛泽东认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②

然而，说过这一点之后，毛泽东开始进行显非墨守传统的论述，认为在观念和道德基础上统一思想的活动中，与君子相比，小人更具有重要性。君子确有高尚之智德，但君子只能在小人所确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活动的基础上生存，小人累君子。这样，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但当教育和改造小人，以臻大同之鹄。当时，毛泽东已主张组织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的私塾，而且主张出洋求学。^①

关于在毛泽东后来的思想中也起很大作用的实践主题，毛泽东在1917年的那篇文章中提到古人言卫生之术者亦不少时说，“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②毛泽东之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往往被人归因于王阳明，但这只是推测；在任何有名的毛泽东著作中，一点也没有提到王阳明。总之，与五四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更有关系的，是毛泽东在1917—1918年所吸收的西方化思想。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最后两年，思想发展很快。在那个时候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要素，也许是明显和强烈的个人主义。例如，毛泽东在对德国新康德派学者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中写道：

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与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③

和当时年长的和较知名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或鲁迅一样，毛泽东已经利用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的观念作为冲破古老的文化和社会的罗网的武器。他决非不知道实现个人所必需的社会结构。他说，且团体者仍个人，乃大个人也。人一身乃集许多小个体而成，社会乃集许多个人而成，国家乃集许多社会而成。在个人和国家即国民的这种复杂关系中，毛泽东强调先有个人而后有国民。他说，泡尔生强调个人由国民而发生，是因泡尔生住于国家主义弥固之德国。^①

的确，处理对立的关系的辩证法，从这个时候起是毛泽东思想的表征之一。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同一来对待的对偶中，有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高即卑，阳即阴，以及20年后被苏联哲学家批判的生即死和男即女。毛泽东把人看作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把道德看作是由良心和欲望的相互作用产生的。（毛泽东说，或人之说必以道德律为出于神之命令而以能实行而不唾弃，此奴之心理也）。而且，由于物质不灭，人和社会也不灭，虽然人和社会经常通过改良和革命而改变和振兴。因此，正如他所说的，他不再忧虑中国将亡；中国将通过改建政体和变化民质而生存下去。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有一种之知识，而建为一种之信仰，即建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他写道。“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活动之所凭借只能在于“国家社会种种之组织”。^②

于是，毛泽东强烈地重申他在1917年4月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强调实践的观点，而且着重提出组织起来进行改良的重要性。这两点是毛泽东在1919年7月和8月发表的题为《民众的大联合》的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的中心内容。

毛泽东这篇在1919年发表的文章 ^①的最令人惊异的，无疑是他把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作比较的段落：

联合以后的行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按指贵族资本家）拚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派较马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这派的首领为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②

李锐在逐字引用这段后评论说，毛泽东这时虽然还分不清楚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不过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他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和其他文章已闪烁着阶级分析的光芒，也是后来构成毛泽东思想大厦的最初基石之一。^③但是，虽然毛泽东无疑在1919年夏很快地知道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人们却很难在这个时期他的著作中找到认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成分。甚至连阶级斗争、辩证法或唯物史观之类观念也未被提到，而“阶级”一词只被用过一次，而且是在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用的（智者和愚者、富者和贫者、强者和弱者的“阶级”） [摘者注：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平民既已将贵族资本家的三种方法窥破，并窥破他们实行这三种是用联合的手段。又觉悟到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少，我们的人数是这么多。便大大地联合起来。联合以后，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拚命的捣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作马克思。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以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点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箐人，也不必杀他；这一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的一周，联合人类作一家，和乐亲善一一不是日本的亲善一一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斗作克鲁泡特金。我们要知道世界上的事情，本极易为。有不易为的，便是因子历史的势力一一习惯一一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个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我们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拚命的飞跑。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乃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民众的大联合（二）：想要有一种大联合，以与立在我们对面的强权者害人者相对抗，而求到我们的利益。都有各行各业的小联合会，如运输工人的联合会，电车工人联合会之类，到处都有，由许多小的联合，进为一个大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所以大联合必要从小联合入手，我们应当起而仿效别国的同胞们，我们应该多多进行我们的小联合。民众的大联合（三）：及到近年，发生南北战争，和世界战争，可就更不同了，南北战争结果，官僚、武人、政客，是害我们，毒我们，剥削我们，越发得了铁证。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话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万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逾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远，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被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①如果说这篇文章有看得清的哲学倾向，那么，这种倾向既不在于马克思，也不在于克鲁泡特金，而是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某些中国传播并改变了的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其中有严复、梁启超、湖南的革命思想家和烈士谭嗣同以及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他们用种种方式发展一种思想，认为社会成员的自发行动，不受旧等级制的束缚，会使社会能量增加至极限。　　

当我们注意到下述情况，就不致对这一点过于惊奇了。毛泽东为《湘江评论》创刊号写的社论，在列举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例如，从贵族的死的古典文学到平民的现代的活的文学；从独裁政治到代议制政治）以后，说道，在思想领域“我们向实验主义前进了”。这里我特别提到这一点，并不想让人以为毛泽东是胡适或杜威的信徒。然而，他在1919年对实用主义的好评的确反映了他几乎直到生命的终结都保持的一种看法，内容是人们不应编造理论不联系具体经验的理论。③

毛泽东虽然在1919年的思想与当时年龄大些的更有学问的人的思想一样，是多种影响的拼凑物，他的《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却具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它体现了一个企图，想在五四时期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具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总纲领。确实，毛泽东世界观中的社会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把学生运动看得最为重要，相对地说，对农民就不认为有多么重要，更不要说工人了。很独特的是，他也相当注意妇女和学校教师。总的来看，他对他正努力创建的革命联盟的想象，倒很像60年代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新左派”的想象。他的文章的中心主题是，中国的新生将首先来自青年人，特别是学生对旧秩序的叛逆。变革的手段和动力则在于自基层自发形成的民主组织。

由毛泽东看来（在这里他显示出是严复的一个真正的信徒），整个过程的目标，不仅是个人从旧社会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而且是通过这一事实增强和复兴整个中华民族。在一段极有鼓动性的结束语中，毛泽东对他的同胞这样说：

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毛泽东本人以前曾在向斯诺讲过的个人经历中承认这一点），在中国直到最近才能提到。（关于一位西方学者在这个课题上的一些简要而精辟的意见，见戴：《毛泽东， 1917—1927年：文献》，第47—48页。） 1978年以后中国理论探讨环境中发生显著革命的一个反映，就是中国学者在 1980年发表的文章不仅指出胡适称赞毛泽东和毛泽东当时把实验主义看作“指导思想”，而且明确地说明在1919年两人之间尚未出现原则分歧。见汪澍白和张慎恒：《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第83页。

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

我们黄金的世界，就在面前！^①

这里不止一处有毛泽东1917年文章的回声，强调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意志为民族复兴的关键。在这中间的两年，他既从书本上，也从经验里，学到了许多关于发掘和动员他所察觉的蕴藏在中华民族中的能量的方法。不过，在哪怕只是开始设计一个完整的有效的战略，以便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进行革命以前，他还有许多东西有待学习。

毛泽东这时尽管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他的想象力却被俄国革命的胜利吸引住了。在他称之为“红旗军”的世界范围的成就中，他首先列举的是工农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接着提到匈牙利革命和美国以及欧洲各国的罢工浪潮。^②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的其他几篇文章引出的主题，后来成为他的思想的典型部分，像政治家需要“洗脑”，以及“和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乡下种田”，或者是这种思想：“人类真正解放”到来之日，即千万美国人一道对托拉斯的不公正和专制高呼“不许”之时。但是毛泽东也表达了对德国人的热烈的支持，他们被宣布为受压迫的民族，全由协约国发号施令。③

中国作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应该与其他被压迫的民族团结起来的思想，当然被李大钊、蔡和森和其他的人，在紧接五四时期之后那几年里时常提起。毛泽东也自然被引向这一方向。

在毛泽东随后的见习期中，对他1919年关于基层组织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的分析提供很有启发性的补足物的阶段，是他在次年参加了湖南自治运动。这一段迄今模糊的情节，由于近来一批重要文件的公布才明晰起来。^①这一情节的记载不仅说明了毛泽东强烈的湖南人的爱国热情，也说明了他对政治工作的一般态度。在　1920年9月26日　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写道：

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我觉得实际的运动有两种：一种是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一种是立于外而为促进的运动。

他补充说，这两种类型的运动都是，而且将继续是重要的、必需的。同时，他强调一个有效的运动必须源出于“民”。“如果现在的湖南自治运动能够成功地建立起来，但是其源不在‘民’中，而在‘民’外，那么我敢说这样的运动是不会长久的。”^②

至于说这些话的广阔背景，毛泽东及其他起草　1920年10月7日　召开立宪会议建议的执笔者，概括他们对全省和全国的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如下：

我们觉得湖南现在所要的自治法，即与美之州宪法，和德之邦宪法相当。中国现在四分五裂不知何时才有全国的宪法出现。在事实上，恐怕要先有各省的分宪法，然后才有全国总宪法，一如美德所走的那一条由分而合的路。^①

毛泽东1920年在这个方面所写的文章，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与他的长期观点是决不一致的；从1917年直到他生命的终结，他一直强调全国统一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性。然而在其他方面，在上引各段中提出的各种思想，对毛泽东后来作为革命者的整个生涯的政治态度，都是典型的。他一方面提倡“入于其中”，参与具体建设——他的意思显然是革命者，或改革者，应该深入到社会现实中去。但是，他同时也察觉需要在外部发动运动，以推动事业。换句话说，尽管政治活动家应该响应“民”的客观要求，应该深入到民之中去，以便动员他们；而另一个处在民之外的组织也是需要的。可以说，毛泽东在次年加入的列宁式的共产党，正是一个这样的组织，它不允许把自己混同于群众，而是要站在群众之外。可是同时，毛泽东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从不犹豫地、大胆地深入到各种事件中去，并且参与具体的组织工作。

在湖南自治运动时期，毛泽东的文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关系到为了“民”而进行这些活动；运动最初的推动力与激励也来自“民”。毛泽东把这个词放在引号内，强调了这个词的意义不甚明确。这是他1919年文章中的“民众”吗？或者是从未远离毛泽东关注的中心的“中国人民”或“中华民族”？或许这正是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特征，这两个实体是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的。自1918年或1919年以后的任何时期，他决不仅仅是，或主要是个民族主义者，只关心中国的“富强”。可是他也不是像M.N.罗易那样，不根据民族进行思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1920年这一年中，毛泽东对向西方学习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态度，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毛泽东在　1920年3月14日　写信给周世钊，同年　12月25日　又写另一信给向警予，表现了关于去国外学习这一比较狭窄的问题的看法的改变，这象征了这一重大变化。在前一封信中，他声称，尽管许多人迷信地重视去国外学习的好处，事实上成万或成十万曾到国外学习的人中，只有很少的人真正学到了有用的东西。他写到，总之，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大潮流各占半个世界，而东方文化“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尽管他在原则上不全反对去国外学习，他却愿在去国外之前，先掌握好中国文化。^①

相反，半年之后，他给在法国的向警予写信，抱怨在湖南对妇女（或者说，对男子也一样）没有什么进步的教育，力劝她吸引尽可能多的女志同道合者去国外，并补充道：“引一人，即多救一人”。^②

毛泽东对西方起源的思想方式的基本态度的转变，并不像这里对比鲜明的两段话所表现的那么惹人注目。在3月份，他宁愿留在国内的理由之一，根据他给周世钊的信，是人们通过阅读译文可以更快地吸收外国的知识。可是，他的思想倾向还没有确定，正如他本人所说，“坦白地说，在各种思想形态和学说中，我目前还没有找到比较明了概念”。毛泽东的目的是要从中国和西方的、古代和现代的文化本质中，整理出这样一个“明了概念”。毛泽东大约要在三年的时间内在长沙创造“新生活”，他在计划里说，个人是首要的，小组次之。他特意强调了他与胡适的联系，甚至特别提到胡适已为他要在长沙创办的一所学校新造了“自修大学”的校名。但是，毛泽东说“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又说“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文明国”。^①

到1920年11月底，毛泽东在给向警予的信中，仍鼓吹湖南应该自立为国，以便与北方落后的省份脱离，而“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可是，甚至湖南受过教育的士绅也缺乏理想，缺乏有远见卓识的计划，而政界人士又极腐败，这都使改革完全成为虚幻，他大失所望。他说有必要“另辟道路”。^②

在毛泽东探寻道路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影响来自当时在法国学习的一群湖南学生，新民学会会员，而首先来自他的亲密好友蔡和森（他也是向警予的情人）。顺便说一下，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明确的政治领域，也出现在对传统观念的攻击和对当时习俗的叛逆的态度中，这是五四时代和以后一段时期的一个很突出的特征。从蔡和森1920年5月的信中，毛泽东得知他和警予已建立了“一种恋爱上的结合”，热情地回信，谴责所有那些在婚姻制度下生活的人为“强奸团”，并发誓他决不做其中的一员。^③

前一年，长沙一个青年女子被父亲逼迫出嫁而自杀，^④在一场随着开展的反对包办婚姻的运动的背景下，毛泽东呼吁改革婚姻制度，以爱情的婚配来替代“资本主义”的婚姻。在1919年他已经断定在人类的食欲、性欲、娱乐欲、名声欲、权力欲等不同的欲望中，饥饿和性欲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写道，老一代人只关心食物，从而把他们的儿媳当作奴隶来剥削，他们不像青年人那样关心爱情和性欲，可是爱情和性欲“不仅关系到满足肉欲的生物冲动，也关系到满足高层次的精神欲望和社交欲望”。因此，老一代人是反对满足青年人欲望的资本主义的天然伙伴。^①他这时已认定像这样的婚姻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因为它引起“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②

正当有强烈爱国主义的李大钊在1920年经历了国际主义的阶段，宣称人类都是同胞的时候，^③毛泽东在服膺蔡和森像俄国人那样的革命观点的同时，也接受了蔡和森的看法，认为：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主义的，都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生在中国地方的人应该主要（虽则并非仅仅地）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工作，因为那是他们能够最有效地工作的地方，也因为中国比世界上其他各地“更幼稚更腐败”，最需要改变，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只应该爱中国，而不爱别的地方。不过在　12月1日　给蔡和森的同一信中，以及1921年1月1—3日在长沙召开的新民学会的会议讨论中，毛泽东却坚持学会的宗旨应订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有人分辩说，既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没有必要把它分开来提。但是对毛泽东来说，这却是重要的。^④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

关于这三个时期中的第一个时期，最令人惊奇的是，根据全部可得的主要的和次要的资料，与这一时期前后所出现的情况相比，它似乎在理性上是贫瘠的。不管怎么说，他的工人时期所留下的著作数量很少，并且很缺乏热情和辩才，而在其他场合，他却是很善于表现的。诚然，毛泽东同党内其他人一样，在这前两年中都忙于组织工作。可是，主要的解释在于，毛泽东本人从来没有真正过过工人生活，他曾过的是农民的生活和学生、城市知识分子的生活。确实，他在长沙师范学校当学生的时候，曾为工人办过夜校，还在许多情况下交过工人朋友。可是，他对工人的问题的本能的了解却不完全一样。所以，从长远来看，尽管毛泽东在许多工厂组织罢工，无疑对他的智能和政治的发展有影响，可是在当时的收获却很微小。

颇有启发的是，直到最近才能在中国之外找到的毛泽东唯一完整的写于1921年中期到1923年中期的文字（由于偶然情况，一种销路很广的杂志在 1923年转载），事实上已是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活动的尾声了。它就是《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是毛泽东终于设立那所引人兴趣的学校时，于1921年8月写的。^①

这篇文字，正如 1917年以来毛泽东所表现的那样，强调学习过程中的个人积极性和自我表现。它也是毛泽东在一年前写的有关湖南人的使命的一些文章的回声。不过，尽管毛泽东有力地谴责了这一现象，“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役使平民教育的怪剧”，他对所说的“所谓无产阶级”的理解，与前一年12月给蔡和森的信中一样模糊。

毛泽东在“工人时期”特别与工人运动有关的文章很少，间隔也远。李锐写的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传记，是这一时期资料的主要来源，他也只能找到一件值得全面引用的资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922年12月，即毛泽东从事领导长沙印刷工人罢工的时候，是他对长沙《大公报》编辑攻击工人卷入政治，供他人做试验的回答。他写了很有特点的几句话：

我们工人所需要的是知识，这是很不错的；我们工人很愿意有知识的人们能挺身而出，做我们的真实朋友……切莫再站在旁观地位……我们只承认能牺牲自己的地位，忍饥吃苦，而为我们大多数工人谋利益的人，是我们的好朋友……请快快脱去长衣！^①

我们在此又一次发现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即寻求改革社会的人（因为这位《大公报》编辑声称他也要这样做）应“入于其中”而不是留在旁观地位，或认为比普通人优越。可是这里却没有关于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的任何东西，更不要说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了。可能《大公报》不是提出这种思想的地方，不过李锐不可能从毛泽东作为劳工组织者的时期引用有关这一主题的任何文字。

解释很可能在于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路线上。1922年共产国际的特使马林（斯内夫利特），把他的中国同志们推上了一种与国民党人组成统一战线的单一的组织形式，即所谓“党内合作集团”，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在这一组织形式下参加国民党。这一思想原先是马林根据他在荷属东印度的经验，于1922年3月提出来的，在荷属东印度左翼社会党人曾以类似的方式与伊斯兰教联盟——一个具有显著宗教色彩的（如名称所含的意思）民族主义组织——合作过。由于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其他领导人立即拒绝这一思想，马林去莫斯科，把他的情况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从而得到了共产国际认可他的政策的正式训令。持有这一训令，马林于1922年8月回到中国，得以让他的中国同志们勉强地接受了“党内合作集团”的思想。②

这种合作模式，从一开始就是激烈争论的对象。就所知而言，毛泽东既没有在设计这种模式，也没有在接受这种模式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可是，他是第一批积极参与执行这种模式的人中的一个。1922年夏，毛泽东参与组织湖南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以长沙支部书记的资格给团中央写报告。15个月以后，即1923年9月，他已在同一地区积极建立起国民党组织，并写信给国民党本部总务部，要求委他以筹备员名义，以便与各方面接头。^①

从那时起，毛泽东即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一般说来，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旦接受了“党内合作集团”，就他们而言便具有一种倾向，断定它的含意就是接受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国民党的领导，至少暂时是这样。这就是1923年陈独秀的立场，而就毛泽东而言，他在他作为“组织员”的时期朝这个方向走得很远。

这一点在题为《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里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在1923年4月，在正式采纳“党内合作集团”的关键性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夕发表的。他宣称，在中国只能找到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动派。关于三派中的第一个派别，他写道：“当然，革命派主体是国民党；新兴共产派与国民党合作。”

非革命民主派一方面，包括研究系和胡适、黄炎培及其他“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另一方面包括新兴的商人派。反动派当然是三大军阀派系。

把社会力量的总体一分为三，当时是，并且后来一直是毛泽东对待政治和革命的重大特点。这里十分明显的另一特点，是可以称之为混乱和压迫的辩证法，毛泽东在1919年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中，对这一点曾十分强调过。由于军阀的力量，由于中国在民国政府之下的统一违反帝国主义的利益，毛泽东论证说，再过八年或十年，也不会有和平与统一，但是，政治形势愈反动，愈混乱，这就愈能激励全国人民的革命情绪和组织能力，从而民主和国家独立最终一定能战胜军阀。^①

1923年7月，一篇题为《北京政变与商人》的文章，更加突出地谈论到商人，他们将分享革命和非革命的民主力量取得的胜利。这一直是个有相当大的争论的题目。在文中毛泽东写道：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国民历史的使命。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工作；但因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

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②

有人认为毛泽东1923年7月的文章，不是谈商人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而是谈在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现阶段，革命的任务之性质。^①这种观点不仅违反证据，并且完全没有注意到毛泽东在1923年和1925—1926年之间观点的划时代的转变，从面向城市的展望，转向对农村的期待。在他的1923年7月文章中的另一段里，毛泽东写道：

我们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箝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全国国民在这种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锐很迫切的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

换句话说，毛泽东认为商人，或更广义地说直接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城市居民，最能够在民族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因为他们的苦难最深重。三年以后，毛泽东发现了农民的内在的革命潜力，这一社会学的分析就立刻整个倒转过来。在我们考虑这些发展之前，毛泽东的1923年7月的文章还另有一个持续的特点值得注意。结尾是这样写的：

大家要相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国家唯一的道路……。我们的环境已经引导我们做历史的工作……，用革命的方法，开展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使命，我们切不要忘记！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能很清楚地看见，政治意义的国民和生物意义的民族，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是连在一起的。

在中国以外，几乎找不到毛泽东在将近两年半的时间内的有分量的文字；这个时期，是指这一篇和另两篇简短的文章在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上出现，直到毛泽东在1925年12月担任国民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的编辑工作之间的时期。他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1924年2月，他起草了几个决议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他是该会的成员）^①。即使是在这样正式的场合，毛泽东的某些言论，也足以说明他一贯的工作作风和政治战略的特点，他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对建立“调查科”^②的提案，理由是建立调查科的后果很可能是“调查和应用分离——这正是我们这样一个革命政党所不能做的”。^③

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于1925年初回到湖南休养，并开始了他组织农民的实际见习期。他于1925年秋回到广州，事实上负责国民党宣传部，主办《政治周报》，开始为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他于1926年5月至10月领导该所），并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这时，他已具有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的农民的观点，并且以后从没有动摇过。

毛泽东在1926年给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列举了国民党在宣传方面的弱点，特别提到“偏于市民，缺于通民”。^④毛泽东观点的这一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只反映了革命本身模式的改变：农民日益高涨的战斗精神，彭湃和其他许多人以及毛泽东在动员农民方面的活动。毛泽东在结尾说，只有释放出这种潜能，这个革命的政党（或几个政党）才能建立起以反对帝国主义为目标所必需的力量——毛泽东在他1925—1927年的“农民时期”所有文章中，都不断对此予以阐述。不过，尽管中国共产党，或者它的一个实际派别，在20年代中期注意到了农民，毛泽东的情况也是独特的；这样说，并非仅仅着眼于他后来取得了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领导地位，而是因为他是早在1926年就详细地阐明了预示中国革命未来道路的理论主张。

毛泽东关于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思想的出现，很可能成了中国共产党运动史中比其他任何一个题目讨论得更多的主题。许多历史的、理论性的问题在这一学术辩论中被廓清，但是有些要点由于缺乏合适的资料，直到最近依然模糊不清。毛泽东在1936年会见斯诺时声称，他只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以及随之而来的爱国情绪在农村和在城市一样高涨起来之后，才开始懂得革命潜力要在中国农民中去找。现有的证据有助于证实毛泽东的说法，并且确实表明，他真正把注意力移到农村革命的问题，只是在1925年接近岁未之时。可是，尽管有这样的重心转移，为了表明毛泽东的思想总的连续性，在分析他在1926—1927年提出的想法以前，谈一谈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对待农民的态度还是合适的。

在1919年的后半年，毛泽东曾经沿着在日本早先提倡的路线，草拟过一份发展“新乡村”的广泛的计划，其中一章于12月在长沙发表。除“新乡村”的口号本身以外，文章号召中国青年以俄国青年为榜样，深入乡村去宣传社会主义。^①就这两方面而言，毛泽东这时所倡导的思想都反映了李大钊的影响。^②可是，其他组成部分，像关于美国“工读”——“我们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已经加以利用”——概念的论述倒很像是来自杜威和胡适。

可是，比这些思想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本人的农民生活经验，他就是靠这样的经验发展了他20年代早期的思想。1920年12月，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中国农村的阶级结构，毛泽东1922年9月在自修大学讲课中，解释了这篇文章的观点。虽然非常可能毛泽东没有写这篇文章，可是他以这篇文章作为他的教材，无疑是赞同该文所做的分析的。毛泽东反驳有些人所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并非很苦，土地的分配并非很不均，他把“构成农民的阶级”分成四类：

一、所有多数田地，自己不耕种，或雇人耕种，或租给人耕种，自己坐着收租，这种人本算不得纯粹的农民，我乡下叫做“土财主”。

二、自己所有的土地，自己耕种，而以这个土地底出产，可以养活全家。他们也有于自己底土地之外，租人家的土地耕种的。这一种人就是中等农民了。

三、自己也有一点土地，然而只靠自己的土地底出产，绝不能养活全家。所以不得不靠着耕种人家底田，分得一点以自赡，这一种人已可谓下级农民了。

四、这乃是“穷光蛋”，自己连插针的地方都没有，专靠耕人家底田谋生活的，这一种人就是最穷的农民了。

毛泽东说，第三种和第四种构成农民的绝大多数；此外，第三种中有些人由于总是欠债，不得不把土地卖给土财主或中等农民，而下降为第四种农民。^①

虽然这种分析仅仅是较为初步的，人们仍然可以从我刚予摘要的文字，与毛泽东在1926年1月和2月的两篇分析中国农村阶级结构和整个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文章之间，发现一点相似之处。^①毛泽东在分析农村阶级关系，讨论过重的地租对佃农的剥削，和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倾向之后，进而得出政治结论，采取了绝对平均主义的立场。他声称：“我们人类，自娘肚里一生出来都是平等的……各人都一样地应该穿衣吃饭；各人都一样地应该做工”。原先每个人都共同使用土地；让少数人游手好闲，食肉衣绸的私有财产，是以掠夺本来为农民所有的东西为基础；农民应该站起来收回自己的东西。一当他们站起来了，共产主义（它意味着大家有饭吃，有工做）将会来帮助他们。^②无疑，这种宣传鼓动的言词，是专为投合农民的心理，但是甚至在1922年，它也反映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整个中国共产党，都没有一贯的、现实的农村革命战略。四年以后，毛泽东在制订这项战略方面收效甚大。

在1925—1926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的理解水平绝非很高，在他1926年2月写的文章的开头处，他声称：“无论那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③在这个普遍的框架内，他把大地主列为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把小地主列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并对各阶级内的阶层，不论城乡，按他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一律按贫富的程度来划分。毛泽东所采用的框架，与陈独秀在1923年采用的很不相同，他着重农民的家计是否“收支相抵”，而不是以占有土地，或雇佣劳工的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标准，来确定中国农村社会的阶层。④

因此，认为毛泽东的分类与陈独秀基本上一样，是完全错误的。^①他们两人间的主要不同，以及毛泽东实质上的独创性，在于别处，这却是正确的，也就是在于他决心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来进行农村革命，和在于他倾向于解释，乃至形成分析，以适应策略目标。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力量对待革命态度的分析，事实上在1925年末就已成形。毛泽东以“子任”的笔名在《政治周报》前五期中发表的五篇文章，其中一篇实质上勾画出了他在1926年初要用的同一方案的轮廓，只缺少把农民业主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划分为有剩余的、收支大体相抵的，和生活无以自足的。^②这篇文章发表于1月，但是很可能与他在1925年10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广东省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主旨相一致，在这篇文章中，他基本上以他1926年2月的著名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用的同样的说法，讨论了关于政治行为，而且更特别是关于国民党内派别活动的社会区分的含意。在这里显然非正统地把社会划分为“上”、“中”、“下”，并以此大行其道，因为在把上层的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牢牢地放在反革命营垒，下层的阶级（小资产阶级，城乡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放在革命营垒之后，毛泽东进而考虑在“西山会议”派出现后，随之发展的两极分化中，如何分化“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迫使他们作出选择。正如他在1926年所做的，并且以后一直在做的那样，他把中国人的绝大多数（4亿人中的3.95亿人）放在革命的一边，仅留下100万顽固的反动派，相当于“上层”一类，在中间摇摆的是向两边分化的400万。^①

至于领导权问题，毛泽东1926年初，一方面强调了农民在数量上的重要性和遍布农村的贫困的程度——因而也是对革命的同情程度——同时也叙述了城市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中的“主力”的特性。^②所以，虽然“无产阶级领导”的概念只是在1951年才增加到这篇文章中去，他却在1926年初就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工人在革命过程中起中心作用。1926年9月他竟为农村发出的对革命武装的热情所陶醉，以致把工人阶级领导的原理明显地翻转过来。^③

毛泽东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是在这时发表的，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这样说：“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句话本身并不值得特别注意，因为自1925年中期开始，农村革命活动的高潮已迫使甚至最面向城市的人也注意到它，以致向农民运动表示敬意，已成为共产党和（或）国民党的发言人几乎每次谈话中自动出现的套话，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毛泽东表明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的议论，又确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写道：“在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半殖民地，革命的最大的敌人是乡村的封建宗法势力〔地主阶级〕。”外国帝国主义者就是依靠这个“封建地主阶级”来支持他们对农民的剥削；军阀不过是这个阶级的首领。所以，正如海丰的例子所显示的，只有动员农民去摧毁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统治基础，才能推翻他们的统治。他写道：“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①

毛泽东不只是断言在旧社会农村反动的势力的严重性，以及农村的革命势力在推翻前者中的重要性，他还进而反对城市的重要性：

有人以为买办阶级之猖獗于城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二者应相提而并论。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封建军阀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拉拢帝国主义，名义上实际上都是军阀做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括得来，买办阶级如银行公会等对北京政府有条件的借债，究竟比较甚少。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尽管这里也仪式般地提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这段话的含意很明显，是旧社会权力的真正中心在农村才能找到，因此，真正的打击也必然要打在农村。在文章的结束段，以令人吃惊地毫不掩饰的语言，明白无误地道出：

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①

换句话说，工人（“当前”——但是有多久？）只不过是改良主义者，追求的是他们个人的有限的利益；不妨说他们是被“工会意识”激励起来的。而农民则相反，不仅处于决定性的社会地位，不推翻旧秩序的整个大厦，就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而且他们注意形势，并深思熟虑地开展广泛的斗争，不独是经济的，还有政治的。

此后，毛泽东在明显地使农民代替工人作为自觉的革命先锋方面，从没有走得如此之远。他1927年2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把农村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归之于贫农；它确没有以同样生动的语言降低城市和以城市为基地的阶级的重要性，虽然有迹象表明他并没有放弃前一年9月的立场。把当时革命成就的70%归之于农民的这一著名措词 ^②可以解释为，指的是力量而不是领导作用，和只是描绘暂时的状况。另有一段话，把9月的文章所做的分析概括为简明的形式，内容是“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①

农民尽管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但是必须遵从不是工人的，就是资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起自主的政治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政治原理之一，追溯到了马克思本人。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之中，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并不在于以与这原理对立的理论来代替它，而是在于把工人阶级领导的原则，同他相信中国革命的命运最终有赖于农村发生的事情，这二者编织在一起。

毛泽东实际上在1926年9月说过，整个中国社会得不到解放，农民就不可能解放他们自己。他似乎赋予农民一种使命，这种使命颇像马克思归之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无产阶级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他同时承认工人是“所有革命阶级的领导阶级”。这两种说法，我们如果认为一种是关于最近将来的革命斗争的形式，另一个是界定革命之事的长期模式，两者就可以一致起来，虽然如此解释的综合说法，将使农民具有一种很难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一致的主动性。不管怎么说，如果这就是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的话，那么他解决农民问题的后一半的方法，只有在取得政权之后，为社会的革命变革确定模式的过程中，才开始起作用。在那一时刻到来之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运动都将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莫里斯·迈斯纳：　　

第一章　　

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软弱性　　

近代中国革命始于19世纪中叶失败了的基督教农民起义，它的顶点是20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农民革命的胜利，尽管这决不是革命的终结。意味深长的是，无论是1850—1865年的太平天国起义，还是近一个世纪之后的共产主义革命，它们的思想体系都不是出自太平盛世的中国传统，而是以近代西方理性为源泉的。几乎推翻满族王朝统治的、规模巨大的太平天国起义的领袖洪秀全自称是基督教上帝的门徒（他相信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弟弟），而毛泽东则以其特有的方式成为卡尔·马克思的当代信徒。无论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是如何“中国化”了并适应了中国的历史条件（两种体系的适应过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洪秀全和毛泽东都不是作为中国的圣人而出现在中国的圣人传统中的，相反，他们二人都是作为反传统者、新的社会理想的负载者和新的社会制度的先知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而这种社会制度是以从西方的理性与政治传统中推演出的普遍真理为基础的。　　

借助于西方的思想体系为中国革命的目的服务，它反映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帝国主义所起的作用之一是深刻的革命作用，尽管这完全是出自无意。这种革命性作用不仅表现在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而且表现在文化方面和知识方面。帝国主义不仅破坏了旧的儒家秩序，从而使得革命成为可能并在实际上成为必然，而且，作为一种副产品，它还为反对中国的旧传统与旧制度的近代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观念和思想体系。中国革命者运用西方的工具和观念不仅砸碎了外国帝国主义的枷锁，而且也摆脱了中国传统的束缚。在他们对中国未来的幻想中，排除了以儒教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以及西方对中国的支配。太平天国激进的基督教平均主义纲领宣布，它将摈弃中国文化－历史的过去，这就奏响了反传统的和弦，其声响依然回荡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由于中国在其总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个具有僵化传统的国家，由于中国人保守地附着于传统的儒教社会和文化价值而在实际上“对西方的反应”无动于衷，因此要切记，近代中国革命史是以一种反对传统的方式开始的，并在总体上一直保持着这种特征。太平天国激进的基督教平均主义纲领宣布抛弃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开创了一个强烈的反对传统的运动，它为后来历次革命运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所继承，特别是为“五四”时期反传统的知识分子所继承，而正是在这些知识分子的行列里，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袖。　　

无论传统文化价值的保守性是怎样地阻止了保守的中国人实现“现代化”的尝试（中国的保守派变革中国的失败不仅仅涉及到文化），也几乎没有证据支持下面这种流传甚广的看法：只有依据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的残余物，才能理解现代中国的革命性变革。中国的革命者们倾向于采用那些被认为是西方提供的最激进的观念和思想，并从这些观念和思想中推演出要求与传统方式实行完全彻底的决裂的、激进的未来蓝图。中国革命一直关注中国的现实困境与中国的未来，但是，革命的目的不是使旧的中国传统恢复元气，而是寻求埋葬旧传统的途径。　　

然而，观念和思想自身既不能创造革命形势，更不能创造革命。正是现代中国的社会形势潜在地具有革命性，才使得革命的观念（以及反传统的冲动愿望）历史地成为能动的力量。此外，在关键的社会领域中，外国帝国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这却是一种矛盾的作用，既是革命的又是反革命的，它创造了现代革命的形势，但又阻止了现代革命的完成。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帝国主义作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为中国革命并在事实上也为所有受到其冲击的非西方世界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创造了社会条件，不管帝国主义的行为动机有多么卑鄙，也不管它使用的方法有多么野蛮，对那些单靠其自身力量无法进入现代历史的民族来说，帝国主义是打破停滞的、为传统束缚的社会的一种必然的历史力量。对马克思来说，帝国主义是一种“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的力量，“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5页。］　　

但是，马克思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终社会经济结果过于乐观了。诚然，帝国主义的进攻确实摧毁了旧中华帝国的万里长城，以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蒙受了巨大耻辱，并加速了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瓦解。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引进在很大程度上破坏和改变了传统的经济秩序，特别是在外国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控制下的通商口岸及其周围地区更是如此。然而，新的中国世界并不像马克思预期的那样是按照西方资产阶级世界的面貌创造形成的。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扶持下而引进中国的近代资本主义，依然保持着其外来的特征，并只能以有限的和扭曲的形式发展。尽管现代中国产生了资产阶级，但它只是一个人数甚少且经济虚弱的阶级，且依然是一个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借以产生的外国帝国主义力量的阶级。此外，中国的资产阶级主要是一个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而不是工业资产阶级，其主要作用是在中国市场与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之间充当中间人。在一个近代经济为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半殖民地的国家里，几乎不可能指望羽翼未丰的中国资产阶级除了充当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属品外还能干点别的什么事情，不管这个阶级的个别成员可能对外来统治滋生多么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怨恨情绪。因此，伴随着一个小而弱的资产阶级—— 特别是一个主要从事商业和金融业而不是工业的资产阶级——产生的，是一个弱小且发育不全的城市无产阶级，这是极其自然和不可避免的。1911年满清帝国垮台时，在这个4亿人的国家里，产业工人的人数不超过100万，且其中大部分工人是在缺乏机械动力的小工厂里工作。中国工人多数来自农民而不是来自传统的城市手工业工匠，因此他们与自己的故乡村庄和农民的传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因素再加上工作阶级数量微小妨碍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自觉意识的发展。　　

这样，现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以现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软弱性为标志：一个弱小的资产阶级和一个更为弱小的无产阶级。但是，并非只有这两个现代阶级是弱小的；现代中国历史状况的基本特征是中国社会所有阶级的软弱性。伴随着尚处于萌芽和不发达状态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出现的，是传统的豪绅地主统治阶级的权力与声望的衰落。当帝国主义破坏了豪绅们与之息息相关的封建帝国的官僚国家基础时，豪绅地主们发现用传统的寄生方式继续盘剥农民更加有利可图。随着通过官僚机构获取财富的机会（以及关于剥削的传统的官僚和儒家的道德标准）因旧政治制度的解体而衰减，这种剥削方式越来越具有寄生性。由于缺乏远见、机会和资本，相对来说，旧统治阶级的成员中很少有人转向从事近代商业和工业或近代商品化的农业形式。这样，传统的中国豪绅在一个后传统的中国社会和知识的世界中，还是维持着其主要传统；从这一阶层中没有产生任何能够推动经济发展或执掌政治权力的“现代化精英”（如19世纪后期日本的情况）。虽然直到共产主义革命前豪绅还握有对当地农村一级的经济和政治的控制权，但这个阶级已经是一个日益衰败且越来越寄生的阶级，它在道德和精神上都已经破产，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更是毫无作为。　　

豪绅的腐败是阻碍从内部对封建帝国制度进行改造的一个主要因素，而这样一来就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到来。除了这一因素外，再加上缺乏一个生气勃勃的资产阶级和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使得中国未能走上被巴林顿·穆尔称为“通向现代化的保守道路”，即类似于明治时期的日本所走的道路。当然，中国曾进行过这种尝试。继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和鸦片战争蒙耻之后，保守派的“自强者”企图使中国“现代化”，以保护满清帝国和对付来自外国帝国主义的威胁，并在内部巩固旧的儒家社会政治制度。但是，这是一种无力的挣扎。这种努力的无济于事表现在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表现在19世纪来中国被瓜分为一个四分五裂的殖民地。垂死的清王朝又苟延残喘了10年时间，而在1911年的那场准革命中才默默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长期以来，以豪绅为社会基础的封建帝国制度的瓦解崩溃以又反过来加速了豪绅在现代的衰落，封建帝国的终结不仅使儒家思想体系失去了政治上的代表（这种思想体系在传统上对豪绅在中国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一直是推崇备至的），而且也使豪绅阶级的成员丧失了他们长期以来赖以获得财富和政治保护的官僚网络。豪绅作为垂死的地主阶级蹒跚地步入了20世纪，他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实行最野蛮的社会经济剥削的传统形式，而这已不再受到传统的政治和道德法令的约束了。作为这种剥削的牺牲品，农民最终有机会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然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即以一种无情的土地社会革命的方式最终于20世纪中叶消灭了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豪绅地主。　　

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豪绅地主的衰败所产生的一种不同的历史结果：在现代中国，存在着政治和军事力量与社会和经济力量相分离的趋势。至少在西方历史的经验里，一般的历史情况是，一个曾是社会统治阶级的力量与声望的衰落总是伴随着一个新的社会阶级的兴起。我们关于社会各阶级的兴衰、关于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间的总体关系以及关于革命的主要思想，都是为从近代西方历史经验中推演出的各种范畴所支配。而我们的历史意识中最突出的部分，就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在这个转变时代里，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交换方式，贵族的力量遭到破坏，近代资产阶级上升为社会和政治的支配力量。　　

然而，近代中国的历史情况严格地说并非如此。尽管豪绅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但是，由此却没有产生一个与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与交换方式相联系的社会阶级并占据豪绅地主被迫放弃的对中国社会的支配地位。如上所述，现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都是极端弱小的阶级。它们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产物，因此不过是其西方摹本的暗淡的反映。　　

当然，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依然是由农民群众构成。但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日趋解体的时代，农民依然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新的经济力量增加了农民已经承受的巨大负担，给日益沉重的传统压迫形式增添了新的剥削形式，但是，它却未改变旧的土地社会经济结构或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由于农民地方性自给自足的经济存在方式的性质，因而农民是一个软弱的社会阶级，这个阶级眼界狭隘，缺乏在国家政治舞台上从政治上表达自己的不幸和利益的手段。与传统的中国历史时代一样，近代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的基础上的，但是，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多数情况下，农民对于中国发展的社会政治方向很少有所作为，并且几乎没有发言权。中国农民具有采取有力的政治行动的潜力，并的确具有采取革命行动的潜力，但是，靠农民自身是不可能发挥和实现这种潜力的。农民需要由其他阶级的成员提供领导、组织和思想体系，这样才能使农民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行动者，而不再单纯是近代历史上的牺牲品。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其自身不仅在政治上是软弱无能的，而且也缺乏社会的或经济的力量。　　

然而，重要的是，曾统治了中国社会2000多年的地主豪绅阶级的衰落和腐败，以及现代资产阶级太不发达以致无法将自己建立为一个真正独立的社会阶级。越来越具有寄生性的地主豪绅所以能够在旧封建帝国垮台以后生存下来，仅仅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事实上也不愿意）作出消灭它的尝试。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近代中国极其重要的历史现象的社会基础：政治权力对于社会和经济力量的相对独立性。在一个没有任何社会阶级处于支配地位且所有的社会阶级都软弱无能的社会里，政治权力倾向于日益独立于社会阶级之外并从总体上支配社会。这种趋势在19世纪下半叶地方政治军事力量的发展中表现为十分明显，它还表现在1911年革命所建立的所谓资产阶级类型的共和国在实质上的迅速垮台（尽管在名义上还存在），以及军阀袁世凯随之建立的军事独裁统治（1912—— 1916年）和接踵而至持续了10年的军阀混战。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独立的政治权力，不仅是历久犹存并制约着20世纪政治生活的封建传统残余的特征，而且也是中国现代两大政党即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特征。单纯依据政党所代表或反映的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既不可能理解国民党的历史，也不可能理解共产党的历史。诚然，这两个政党都以不同的方式涉及到不同的社会集团及其利益。但是，尽管地主和沿海城市的商业金融阶级依附于国民党，但国民党并不仅仅是地主和金融家的政党；正如蒋介石和国民党依赖于城市有产阶级的经济支持一样，“上海的金融家”也总是依赖于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而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虽然是以农民大众的支持与参与为基础的，但在它所领导的以农村为基础的革命进程中，它并没有成为一个农民的政党；农民的支持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决定性的因素。但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比农民更具革命性的政党。中国现代两大政党活动于其中的历史环境，与其说是社会阶级的利益决定了政治和政策，不如说是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占有者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社会各阶级的命运。　　

一方面具有特殊的革命潜力，另一方面又具有保守的历史内蕴，这就是近代中国的历史现实。这种保守的现象明显地反映在清王朝末年出现的半独立的地方政权割据和20世纪的军阀统治及1927年后的国民党政权中。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政治权力不是用以改变中国社会的工具，而是用来维护现存的（特别是农村的）社会经济的各种关系的。而中国文化－政治精英人物的出现则表现了革命的潜力，他们赋予革命运动以更为激进的冲力，其程度远远超出其所代表的社会附级所可能允许的范围。　　

第二章背叛传统的知识分子　　

虽然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首次向豪绅统治和整个儒家社会政治制度发起了革命性挑战，但直到世纪之交豪绅阶级的成员也转而反对本阶级的儒家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时，中国革命的现代历史才真正开始。更确切地说，在19世纪90年代，一批人数不多但非常重要的地主官僚精英的后裔开始丧失了对儒家价值观念的效用（并最终对儒家的道德准则）和传统制度的信任。在受到西方观念影响的同时，他们敏锐地认识到，旧的统治阶级无法对外国帝国主义给中华民族的生存带来的日趋严重的巨大威胁作出有效的反应。他们在理智上逐渐背离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信仰。其中有些人由于不愿意无保留地接受传统的、被奉为神圣的价值观念，所以不愿意在旧制度中接替其父辈的位置而成为社会领导者和政治统治者。一部分属于传统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后裔的年轻士大夫开始使自己游离于本阶级之外，从而形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新阶层的核心，即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而现代中国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正是从这一阶层中产生出来的。正是豪绅阶级的后裔们（他们实际上是这一阶级的背叛者），将充当最终摧毁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豪绅阶级的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并为这个革命提供理论根据。与通常的看法不同，我认为，使知识分子在 20世纪的历史中具有如此显赫的政治地位的，并不是中国士大夫的传统声望，而是现代中国历史环境的特定条件。　　

在一个以大规模的社会解体和文化解体为特征并伴随着巨大的政治动乱的环境中，在一个所有的社会阶级都极其弱小，因而没有哪一个阶级能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知识分子实际上可以作为一种自主的力量而发挥作用，并对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知识分子自身并不能创造历史。由于割断了他们与其所属的社会阶级之间的联系，知识分子虽然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但在政治上和历史上还是处于软弱地位。只有当知识分子感觉到将自己与其他社会阶级联系起来的必要性并把握住这种时机，从而成为表达穷苦群众的社会经济不满情绪的政治代言人，并将群众的活动纳入新的政治活动的形式中之时，知识分子才能够认识和利用近代中国历史环境提供的革命变革的潜力；也只有在这时，知识分子才能利用时机按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改造社会现实。19世纪90年代，当豪绅阶级的后裔们放弃了接替其父辈的统治者地位的道德权利而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出现时，他们播下了现代中国革命的种子。但是，严格地说，是30年后当知识分子的历史与人民大众的历史相互交融时，现代中国革命才真正开始。　　

民族主义与对传统的背叛　　

民族主义与在文化上对传统的背叛这二者令人不可思议的结合，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毫不奇怪，中国知识分子具有高度的民族性，因为民族主义（及其早期的明确的反帝性质）是内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从中产生和发展的那些历史条件的。因此，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行动，发生在中国面临着被侵略成性的外国帝国主义所瓜分和殖民地化的危险之时，就决不是偶然的。1895年，现代化的日本军事力量使中华帝国威信扫地。也正是在这一年，孙逸仙发动了他第一次流产的反清革命冒险运动。更有意义的是，这一年康有为组织了约1300名年轻的举人，抗议北京清政府与日本签定投降条约，鼓吹实行深刻的变法运动，并将变法视为中华民族生存的必然手段。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背叛旧制度的开端；它不仅反映了统治阶级最杰出的后裔中的重要成员对传统制的普遍不满，也反映了他们不愿意在他们已经丧失信心的体制中占据指派给他们的官僚位置。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面对迫在眉睫的民族灾难，中国已不再是一个自鸣得意的儒家学者们可以津津乐道的、具有中华文明的精神优越性的国家了。　　

在随后的几年里，帝国主义疯狂地将中国划分为各自的殖民地势力范围，知识分子的政治行动也采取了新的更为紧迫的形式。他们的努力以1898年英勇的但却又是不幸的“百日维新”而告终，这是一次试图从上层变革中国的著名政变，但是，一场反政变便使其遭到失败，又把中国置于维新前的状况，即置于腐朽的官僚阶层和衰败的豪绅统治阶级的掌握之中。　　

虽然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知识分子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是由当时的历史环境造成的，但是，为什么民族主义的追求会伴随着强烈的反传统冲动，这却是十分令人费解的。一般来说，民族主义总是要求尊重本民族的过去，民族主义者也总是倾向于颂扬和美化本民族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但是，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却并非如此。它倾向于把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传统文化当作不适应民族生存的东西加以抛弃，随后又把这些东西当作产生中国现实问题的根源而加以批判。　　

产生于世纪之交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言人是严复和梁启超，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力量基础并不单纯是西方的物质成果，而且还有产生这些物质成果的生气勃勃的西方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包括竞争和进步的观念，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个性解放的价值观念和征服自然的观念。之所以要将这此西方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介绍给中国并为中国人所运用，是因为知识分子认为，造成近代中国经济贫穷和政治软弱的儒家传统缺乏这样一些的观念。　　

从宣布旧传统已不适应现代国家的目标到对传统道德进行抨击只有短短的一步之距。由于中国的危机日益加深，由于要求解释和解决危机的方法的需要日益增长，因而这一步不难迈出，也是必然要走的一步。梁启超和严复阐述民族主义的有关理论便预示了这一点。尽管批判传统否定传统几乎完全不是梁启超和严复所需要和期望的民族主义的结果，但是他们对现代世界力量的根源的研究，使他们在理论上与过去根本决裂了，而这种决裂却是他们自己不能或不愿充分意识到的。通过把是否有助于维护国家和使国家强盛设立为判断所有观念制度的价值的民族主义标准，他们传递了两个在本质上是反传统的基本信息：首先，是他们坚信，为国家自强于现代世界之林所必需的价值观念必须从西方理论和西方思想的智慧中去寻找，因为正是西方理论和西方思想给世界列强提供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第二个信息是上述观点的逻辑引伸，这就是，由于传统的中国信仰和价值观念不能服务于使国家强盛这一根本目的，因而必须予以抛弃。　　

因此，在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过程中，潜在地就包含了对文化传统的批判和否定，尽管那些早期的民族主义者与传统的儒家道德价值观念在感情上保持着深刻的联系。在本世纪20年代，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以最激烈的形式表现了这种背叛传统的潜在力量。面对着范围甚广的当代西方的各种观念，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与传统价值观念和传统文化的联系变得日益脆弱。但是，促使他们特别强烈地反对传统观念的动力，是来自本世纪头 20年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在1911年的革命中倒台的清王朝（儒家伦理秩序的象征）使传统价值观念失去了最后的合法性，但是，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却出于纯粹是反动的目的而玩世不恭地对儒家传统的某些观念加以摆弄，并将之作为维护腐败的社会和寄生在这个社会上的腐败官僚和军阀的支柱。儒学家说与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的这种密切关系招致了人们对整个传统文化遗产的猛烈抨击，这种反对传统的力量在今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依然很有影响力。　　

在1915—1919年间，这种对传统民族文化的批判在著名的新文化运动中表现为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要求在彻底摧毁旧的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建立全新的中国文化。要求中国进行第一次文化革命的号召，是年轻热情的陈独秀发出的。他创办了《新青年》杂志。1921年，这位近代法国的民主与文化的热心崇拜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领袖。　　

聚集在《新青年》周围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很难估价的，他们著作铸成了一代年轻学生的信仰和态度，1919年“五四”运动后，这些学生是政治上的生力军，并成为现代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在《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和追随者中，就有年轻的毛泽东，他深深地受到了《新青年》杂志发表的观点的影响，毛泽东于1917年也在该刊上发表了他第一篇文章（该文强调“物质文化”的重要性）。《新青年》对于年轻的毛泽东和他的同时代人的深远影响之一是这样一种思想：文化观和道德观的彻底转变是进行有意义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活动的基本前提。他们要求的决不是革新传统文化，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过去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保留或革新。他们要求彻底消灭过去的一切文化准则、传统和习俗，并以基于他们非常羡慕的西方民主与科学的价值观念之上的崭新文化取而代之。《新青年》杂志充满了对儒家学说的严厉攻击、辛辣嘲讽和对一切传统观念的无情批判，这不只是一种简单地反映了那种认为传统已经过时因而一无是处的观点，而且还反映了这样一种感情，即传统在道德上也是腐败的，并且也许历来就是如此。　　

在对中国旧传统的无情反叛和否定的同时，人们表现出对中国年轻一代的强烈信任。青年人将是新文化新道德的载体（因而也是创造一个崭新的年轻的中国社会的动因），因为青年人被认为较少受到旧传统的腐蚀，也可以指望他们免受不健全的文化和病态社会的影响，他们还比老年人更愿意接受新观念和新思想，因而他们被视为拯救民族所必须进行的文化变革的主要力量。　　

《新青年》周围的知识分子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实际上它也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总体特征——是极端相信观念是改变社会现实的力量，并且始终认为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变革必然应先行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革。毫无疑问，强调（和过分强调）观念特别是他们自己的观念的重要性，是知识分子的一般倾向，但是，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这种趋势的强度和密度看来都是空前的（对此，毛泽东主义提供了当代的证明），它意味着某种强调意识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的普遍倾向。　　

《新青年》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刊物，至少在陈独秀于1919年后转而皈依马克思主义之前，它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但是，一旦政治事件迫使它的撰稿人和读者放弃了西方的自由主义观念，它最终便产生出了马克思主义者。《新青年》编辑部有两个来自北京大学的教授即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早期共产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追随他们的年轻学生，这些学生受到了这价非同寻常的杂志所阐发的观点的熏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以及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都是来自这个早期的年轻革命活动家的团体，当然，其中最著名的是毛泽东。他曾在李大钊的北大图书馆当过图书馆助理，并在政治上追随李大钊。他们新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带有许多早期知识分子的倾向，如民族主义、反传统文化以及确信观念是铸造社会现实的力量的唯意志论等。　　

这些不同的信念间很难调和的。因为赋予观念和意识以决定性作用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围。强烈的民族主义也很难与马克思主义意义深远的国际主义内容和目的相吻合，或与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相一致。并且，民族主义又进一步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的否定相冲突。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历史中，这些相互冲突的信念造成了多次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内涵的紧张势态，并且，即使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依然是悬而末决的问题。这些由1915——1919年间的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所提出的问题和所造成的紧张势态，又以新的形式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出现在最近由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两次文化革命所涉及的中心问题都是反对和否定过去的传统，都存在着协调反传统的冲动与民族主义的感情这个问题，都相信人的精神力量能够铸造社会现实，并且都确信青年是道德更新的主要力量。青年毛泽东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精神产物，而老年毛泽东则是第二次文化革命的政治发动者。　　

但是，知识分子缺乏按照现代西方的模式改造中国社会的手段，因为知识分子的自主地位的另一面是他们在社会上的孤立和在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他们所向往并提倡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观念和社会制度，在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反应并不强烈。理应是现代自由观念的载体的现代中国资产阶级未能促进中国的民主立宪政体的产生，因为这个阶级太软弱、太容易受到伤害，所以它没有能力承载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　　

这样，知识分子发现自己与现代城市处于隔绝的状态，其程度正如他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与落后的农村的分离程度一样。他们在社会中的孤立状态及其政治上的无能使他们没有根基，屡遭挫折，因而产生了在中国社会寻找根基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对文化转变的疾呼呐喊不仅是他们医治中国痼疾的理性药方，而且也反映了他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孤独无援的处境，反映了他们无力实现他们希望的变革的现实状态。直到1919年发生了一系列改变中国政治环境的重大事件后，知识分子的处境才发生了变化。政治形势的改变使多数人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幻想破灭了，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些新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既为有效的政治行动提供了时机，也为结束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孤立地位提供了保证。　　

“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因为中国是一个既需要社会革命也要求民族独立的国家——这两项任务被证明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第三章资产阶级的失败与无产阶级革命　　

从1921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几乎将中国共产党置于死地的血腥反革命政变，这一段时期以两次失败为标志：一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有时又称为“国民革命”的失败；另一次是中国新生的城市工人阶级对社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失败，尽管在1925—1927年的大革命高潮中他们进行过英勇的奋斗。这两次流产的革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20年代的失败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离开了革命舞台；而在1927年以后，革命也从城市转到了农村，毛泽东主义是在农村成长起来的，1949年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在农村铸成的。　　

1921年，当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开始从事有组织的革命活动时，他们坚信，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中国的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是马克思曾预言、俄国革命所预示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一部分。他们首先致力于组织大规模的工人运动，而他们早期的这些努力所产生的结果决非毫无意义。各大城市的产业工人组织的以及偏远地区的矿工和铁路工人组织迅速发展。工人的罢工活动此起彼伏，且其动因通常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和反帝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要求起码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年轻的共产主义活动家便可以声称全国总工会代表了50万工人，并能够发动成千上万的工人参加“五一”劳动节的示威游行。　　

但是，共产党人不久就认识到，在一个处于残暴的军阀力量统治和掠夺下的国家里，纯粹的军事力量是决定政治事件的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镇压和摧毁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远比组建这些组织要容易得多。共产党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即便尚未放弃也不得不向后推迟了。他们不久还认识到，他们所期望的世界革命同样也已推迟。由于西欧的工业化国家并没有发生预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在充满敌意的资本主义世界中仍只有苏联这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无论是俄国的民族利益还是列宁主义革命战略的逻辑，都要求将中国革命的进程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并将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推向未来——因为共产党人一般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世界革命总爆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而布尔什维克并未引发世界革命。苏联对中国革命形势——也是对世界革命形势——的这种悲观的估计由以莫斯科为基础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代表于1922年转达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国的新型马克思主义者不情愿地获得了这一令人沮丧的信息。但是，无论是莫斯科的政治权威还是中国的政治形势都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革命应限制在资产阶级革命范围内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准备与国民党结成联盟。国民党是一个仍然由孙中山领导的老的革命党，这个党由于“五四”运动的政治行动主义而恢复了元气，并在广州及其周围建立了脆弱的政治军事根据地。国共联盟打算实现两个相关的目的：即实现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独立，也就是消除军阀割据和驱逐帝国主义。在这一联盟中，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弱小的伙伴。共产党人承认国民党在资产阶级革命或称为“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他们在统一战线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共联盟于1924年1月正式建立。苏联向广州的国民党提供了武器、金钱、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其目的在于建立一支现代军队进行北伐以最终统一和解放中国。而莫斯科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的，则只是精神鼓励和政治劝告。　　

回顾这一段历史，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共产国际的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解的极端狭隘性——至少在涉及中国问题时是如此。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政治变革，它将扫除从旧的封建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中遗漏下来的陈腐的国家机构和国家形式，用适应资产阶级利益、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新型政治机构取而代之。这一进程的中心环节是国家的统一，即建立一个拥有统一的法律条文、单一的货币的统一的税收制的中央政府；简言之，消除所有封建割据的残余，创造有利于扩大民族市场和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现代政治－法律条件。这一进程至少在观念上还应包括建立一个民主议会的共和国，这是最适合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权力形式。此外，资产阶级革命还应给其他社会阶级、特别是正在成长的无产阶级以一定程度的从事政治活动的自由；应废除依然束缚着农民的封建社会经济关系从而加速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　　

依照特定的列宁主义模式，亚洲在中东地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包含摆脱帝国主义枷锁的民族革命，它还应包含那更为重要的在农村进行的反封建的社会革命——在革命进程的“资产阶级”阶段，强调无产阶级特别是农民的巨大政治作用，可以部分地补偿本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但是，国共联盟打算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却被看作是一场非常有限的革命。在时代的革命言辞的外观之下，国民党领导人对“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概念的理解决不会超出他们所愿接受的范围，他们把这一革命归结为两个目标即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对于民主议会的共和国的观念和理想，他们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事实上，这一革命从其肇端之际起就暗示着中国新的政治制度在本质上将是一种军事制度，并且非常明确地排除了（或至少是推迟了）在农村进行反封建的社会革命。一句话，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过是一场纯粹的民族革命。　　

当然，中国绝对需要一次成功的民族革命。1911年的革命只是推翻了不合时宜的清王朝，其政治后果既不是一个强盛的国家，也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相反，它所导致的，只是随之而来的黑暗的军阀时代不断增长的政治动乱和分裂。辛亥革命没有触动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网络，而正是这种侵略网络才使中国如此依附于外国强权；它也没有触动现存的国内社会结构，尤其是传统的农村社会经济关系和豪绅地主在农村的统治地位。到了20年代，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已几乎成为中国社会各种具有政治意识的阶层的普遍要求，这就要求传统统治阶级的多数成员与现代社会各阶级及政党联合起来。对于为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的教条所强烈支使并深深涉足于中国国内政治的孤立无援的苏联领导人来说，在中国发动一场民族革命并由此产生一个友善的中国政权，就成为他们的直接的和压倒的一切的目标。　　

但是，中国需要的决不仅仅是一场纯粹的民族革命，它需要革命的深入发展。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新的社会阶级和团体给予了“民族革命”以激进的推动力，它远远超过了构成国共联盟之基础的那些有限目标。在城市里，新一代中国工人阶级开始反抗早期产业主义的非正义。在农村中，农民组织起来（或被组织起来）推翻传统的地主阶级统治。而那些已被政治化并被组织在现代政党内的激进知识分子则热切地投身于这场群众革命运动之中，并且他们也能够领导这场运动。正如1925—1927年间的大革命高潮所表明的那样，所有这些力量是不可能被限制在“民族”革命甚或宽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狭隘范围之内的。　　

1925—1927年的大革命　　

与国民党的联盟为共产主义革命者走向中国社会提供了更为宽广的途径，由此把蕴藏于中国社会中的巨大的革命力量提供给了他们。在国民党旗帜下活动的共产党人又重新致力于组织越来越富有反抗精神的工人和农民的工作。1924年—1927年，城市和农村的群众运动（其中部分是有组织的，部分是自发的）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涨，并向着更为激进的社会方向发展。正是这种群众运动，使得现代中国的两大政党可以在几年的时间内迅速获得其巨大力量；也正是这种群众运动，为国共联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但是，群众运动日益增长的激进倾向，造成了政治上的紧张状态并加剧了社会冲突，这种状况破坏了政治统一战线并几乎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毁灭。　　

1925年的五卅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的激进阶段和军事阶段的开始。1925年上半年，工人罢工的浪潮席卷着上海——外国帝国主义在华的中心和象征。在一次冲突中，一名工人被日本工头开枪打死。　5月30日　，工人和学生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这一活动的顶峰，是外国租界内的英国巡捕在驱散示威者时开枪打死了12名示威者。五卅惨案产生了爆炸性的结果，在所有大城市中引起了一系列的罢工、示威游行和抵制洋货的运动，一场大规模的反帝浪潮度卷全国。　6月23日　，在广州，群众与外国人民生了激烈的冲突，英法军队杀害了50名中国示威者，打伤了无数群众。广州惨案激起了香港的中国工人的总罢工，这场罢工使这块英国殖民地的经济活动陷于停顿达16个月之久，并掀起了全国范围的抵制英货运动。10万余名工人从香港回到广州，戏剧性地表达了自己的战斗精神。他们组织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它成为不断发展的革命运动主要中心之一。　　

1925年夏季出现的富有战斗性的群众运动——它在其后两年里以迅猛的速度和异乎寻常的力量向前发展——决不是一场纯粹的民族主义运动，也不可能将它严格地限制在反帝目标的范围之内。诚然，革命运动燃起了人们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感情，而在革命运动发展的进程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屠杀中国人的场面更激化了这种反帝情绪。但是，促使工人奋起反抗的原因还在于或主要在于早期资本主义的产业主义所造成的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生活在外国势力支配下的城市并在外资工厂或外国人管理的工厂中劳作的工人看到，剥削是与外国人密切相联的。正是这种社会经济的压迫与外来的压迫结合，使得工人运动具有特殊的战斗力。　　

伴随着1925— 1927年间城市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也在农村迅速兴起。农民们除了利用其传统的反抗和起义的形式（主要是秘密社团和暴力群体）外，又创建了新型的现代农村组织即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大部分成员是比较贫穷的农民，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年轻的革命知识分子进行思想宣传和组织活动的结果，这一新型组织很快成为地主在农村统治地位的主要威胁。到1925年中期，在广州所在的省区亦即国共联盟力量的主要军事政治根据地广东，就有50万农民加入了农民协会。在两年时间里，广东农民组织的成员增加了4倍，农民组织迅速地扩大到其他省份。这里面当然包含着民族主义和反帝的情绪，但是其主要动力是来自对社会正义和经济生存的根本要求。　　

五卅事件燃起的群众运动对国共两党都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城市和农村的群众运动推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使国民党能够巩固自己在广州的力量并从广州向外发展扩张。1925年3月，孙中山与世长辞，其后，蒋介石凭借自己控制的受过苏式训练的军队，确立了自己的国民党政治领导人的地位，同年底，他又将国民党的势力范围扩大到广东全省和邻近省份。1926年夏，发动了旨在统一全国的准备已久的北伐，在北伐军的攻势下，各路军阀纷纷土崩瓦解。北伐军的辉煌战绩得益于群众革命运动的援助，而蒋介石军队连续的军事胜利又进一步推动了工农运动。　　

正如五卅运动导致了国民党力量的急剧壮大一样，五卅运动也同样引人注目地增强了国民党的同盟者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时人数不超过100人，到1924年也不过增加到500人。但到了1925年年底，由于在此之前的6个月造成的群众激进化，共产党宣布自己已有2万名党员，而到了1927年上半年，党员人数又几乎增加了2倍，达到了5.8万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更加庞大，尤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它吸引和组织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和青年工人。此外，主要负责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共产党活动家对这些新的群众组织有着巨大的影响，尽管他们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号。而且，在国民党自身内，在以广州为基地的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新军中，共产党人都占据着重要的职位。　　

曾赋予国共联盟以巨大政治推动力的群众运动的胜利，最终破坏了这个联盟的政治基础并很快使其瓦解，这就导致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镇压并在实际上摧毁了中国共产党。但群众革命力量一经发动起来，它们就获得了其自身的生命，而不可能将其限制在“民族革命”的狭隘目标之中。城市工人不仅打击了由外国资本家经营的工厂和企业，同时也打击了由中国资产阶级经营的工厂和企业；工人阶级不仅威胁到外国资本家的财产和特权，而且威胁到一般的财产权。在农村，农民运动攻击的对象并不是外国领主，而是中国的地主和农村中的上层人物。这样，从群众的革命运动中就产生出一种社会革命的威胁，它直接威胁到构成国民党的社会基础的那些阶级和团体：即城市资产阶级和蒋介石军队的军官队伍。这样，城市资产阶级与国民党的联系和对国民党的依赖便随着这种社会革命的威胁的增长而加强；而蒋介石军队的军官队伍大部分成员，是拥有土地的豪绅阶级的子弟，但这个阶级现在已受到日益增强的农村革命力量的威胁。由于有产阶级的利益不断受到侵犯，因而除去其为数不多“左翼”之外，国民党越来越成为一个代表和维护财产权利和现存社会制度的政党。　　

但是社会革命与与国共联盟的条件是互不相容的。共产国际的代表正式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传达了来自莫斯科的斯大林的指示：限制群众的激进活动，不惜任何代价维护国共政治联盟。这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陷于一种痛苦的进退维谷的境地，因为这是要他们去限制群众运动的激进主义势头而不是去促进运动的发展，是去抑制群众的革命热情而不是将自己置身于造反群众的最前列。但是，并非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都遵从了莫斯科的“劝告”，即使他们想这样做，他们也无法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因为群众革命（特别是在农村）已获得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任何党派的力量都无法控制的。虽然许多共产党个人鼓励并谋试图组织和领导工农运动，但作为整体的共产党依然处于混乱和无所作为的状况。其结果是，面对准备镇压工农运动的有组织的反革命力量，造反群众毫无防御能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　　

在1927年最初的几个月里，当国民军在对中国南部和中部省份征讨中取得节节胜利，从而显示了自己的军事优势之时，群众革命运动也发展到了其最高峰。而国民党的纯粹的民族主义目标与群众的社会革命愿望之间的冲突，也已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当蒋介石获得其摧毁群众运动、抛弃其俄国施主和共产党同盟的军事实力（并得到上海上层资产阶级财政上的支持）以后，这一冲突爆发了。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3月21—22日，一场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起义成功地获取了上海的控制权。胜利了的起义者准备迎接日益趋近的国民军的到来。　3月26日　，蒋介石和他的军队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开进了上海，群众把他们作为解放者来欢迎，但解放者不久就京戏成了刽子手。　4月12日　黎明前，声名狼藉的青帮和其他黑社会组织的武装部队与国民党正规军的精锐部队一起，向共产总部和激进的工会组织发起了进攻，开始了大屠杀，这实际上摧毁了中国的最大城市及有组织的激进运动的中心即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镇压活动从上海开始，直到国民党控制的长江以南的所有地区以及国民革命的力所能及的地区，随后又扩展到尚未处于国民政府管辖范围内的北方军阀统治地区。这次大规模的反革命暴力镇压活动，无论就其规模、程度而言还是就其残忍性而言都是空前的，并且在20世纪的革命史上也是罕见的。在这次镇压活动中，蒋介石把苏联为其建成的军队，变成了摧毁中国共产党以及激进的群众组织的工具。城市中的工会和学生组织都被取缔。尤其在农村，对农民协会的镇压和屠杀是最凶残的。曾经拥有数以千万计成员的农民协会遭到了野蛮的镇压，并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迅猛兴起的伟大农民革命曾给农村的变革带来过希望，如今却近乎于完全销声匿迹了。如果说，在1925—1927年间被屠杀的人数尚可用百位数来计，那么，在1927年—1930年间的白色恐怖中丧生的人数则必须以十万数来计。　　

共产党人从其毁灭性的失败中吸取了惨痛的教训，在其后的岁月里，这些教训指导着共产党的革命战略。其中最重要的教训，是共产党人认识到了，在现代中国的历史环境中，军事力量是决定政治斗争和社会阶级斗争的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国民党正是依靠其在军事上的优势，在1927年击败了共产党。中国政治生活中的这个重大的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的一个教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总结出一个新的著名的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虽然蒋介石在毛泽东提出这一论断之前就已实践了这个原理，但是，毛泽东吸取了蒋介石给他的教训，因而他是一个更高明的实践者。共产党人现在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革命必然要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毛泽东还认识到，莫斯科并不是革命智慧的唯一贮藏所，至少就涉及中国革命的情况是这样，因为正是由莫斯科制定的那种“统一战线”战略，才使中国共产党人惨遭败绩。中国共产党决不是要否定统一战线的战略，但是，他们现在决心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独立性。其后，他们又对农民的革命潜力作了新的估价。这一方面是出于需要，因为现在共产党已无法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效地开展活动，另一方面也是新的革命的前提。尽管那种自认为是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一再强调农民革命的局限性，但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已不再受这种教条的束缚了。　　

1927年的事件标志着两场（而不是一场）革命的失败：即城市的工人运动和农村的农民运动的失败。城市无产阶级运动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运动，或至少潜在地是社会主义运动，因为它既反对国内的资本主义也反对国外的资本主义，其目标在于废除私有财产。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当时的确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历史必然地就是不现实。无产阶级只构成中国人口很小的一部分，但决不是毫无意义的一部分。到20年代中期，大企业雇佣的产业工人数量已增加到约200万人，他们高度集中并有计划分布在现代中国经济企业中。对此必须补充道，城市半无产阶级的数量更为庞大，也许有1000万人，毛泽东曾将他们叫做“城市苦力”，这支队伍壮大了城市革命运动的力量。中国产业无产阶级的人数并不比1917 年的俄国产业工人的人数少多少，政治战斗力也毫不逊色。①［注：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俄国产业无产阶级的人数为300万。］事实上，中国无产阶级所表现出来的革命干劲、有组织的创造性、非凡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献身精神、是20世纪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人运动所无法比拟的。此外，中国的城市工人阶级运动是在一种各方面条件都非常有利于革命的环境中进行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软弱性，中国政治力量的四分五裂，再加上一场伴随着强有力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富有战斗精神的无产阶级运动，这些有利因素都使得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运动完全有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其所缺少的，与其说是革命的客观条件，不如说是革命的主观条件。中国共产党由于其政治的不成熟且缺乏革命经验，因而把自己束缚在共产国际制定的政策内并在行动上依靠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出现一个像列宁或托洛茨基那样的勇敢果断和远见卓识的领袖，因而他们未能捕捉到革命形势提供的胜利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但没有领导群众，相反，无论他们怎样地不情愿和出于无意，他们都接受并执行了莫斯科制定的政策，从而给群众运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927年降临到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身上的灾难在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历史的必然。苏联人创造了一支现代中国军队并把这支军队交到一个用它来摧毁中国革命的人手中，这也决非预先注定的。这一讽刺性的历史悲剧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并不是因为群众运动的软弱无能，而是由于共产党领导人的软弱性和局限性，归根到底是由于莫斯科制定的关键性决策和政策。苏联的国家利益与中国革命的真正利益之间发生的冲突，这并不是最后一次。　　

　2009-5-5　

附：[东方早报]寻找这个时代的新青年

http://www.jcrb.com.cn/pinglun/jrkd/200905/t20090504_214425.html

千年暗室，一灯即明。一盏叫做“五四”的风灯，飘出“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鲁迅语)，烛照数千年的幽暗。那些被它照亮的生命，无不粲然怒放；那些被它温暖的人们，仿佛获得了一切理由与力量。光荣聚集的1919，是一个古老民族久经蒙昧之后的顿悟，一个多难国度山重水复之后拥有的豁然开朗。沧桑历尽，九秩过后，那样的一盏孤灯，依然悬挂于历史的风雨之中，悬挂于举头三尺之处。在今天，它依旧在寻找一切富于希望、充满朝气的生命，并已为此沉吟良久。

　　正像我们已经习惯用“六一”来祝福儿童，祝福生命的美好一样，我们似乎也已习惯用“五四”来赞美青年，赞美生命的美好。但是对于青年来说，这并不是天赋的权利，也不是可以从容以对的赞美。正如我们曾经任凭一种被称为“黄金周”的世俗潮水将这样一个日子淹没，而那也不是可以从容以对的忽视与轻慢一样。因为从一开始，“五四”就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不和青年天然相关。那是许多热血，许多牺牲，许多勇猛与精进，许多光荣与梦想。那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是不可磨灭的记忆以及拷问。

　　就像孤苦无助的母亲打着灯笼，在暗夜里呼唤找不到家的孩子。在今天，我们务必以回归“五四”的方式，以热血与拷问之名，寻找这个时代的青年；以“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名，寻找这个时代的青年；以胡适、陈独秀、鲁迅、蔡元培等等这些人之名，寻找这个时代的青年。但我不禁感到艰难。我所遇到的那些年轻的面孔，一言不发，就被生活与现实的“利维坦”一口吞没。一种断裂的感觉如此清晰。或许，90年风雨洇润，“五四”早已成为陈旧而泛黄的一张影像。而那一豆灯火，在现代奢侈而光怪陆离的灯红酒绿中，早已变得那样微不足道。

　　去哪里寻找这个时代的青年？“老北大”已成为一个不能企及的神话。数十年后的北大毕业生许知远曾描述他入学第一天的情形：辅导老师带他们去见一座铜雕，两只海狮模样的动物扭曲着身体，头顶上是个圆球。这两只海狮是S与D的变形，正是“科学(Science)”与“民主(Democracy)”之意，它是新文化运动的嘹亮口号，激励了几代青年人的成长。但他注意到，那座铜雕在今天被调皮的学生给予了新的含义——“科学、民主顶个球”。而在近日《中国青年报》上，吴稼祥先生这样写道：“同样是北大，同样是陈独秀先生当年为德赛二先生杜鹃啼血的地方，有人连篇累牍地写文章，谆谆教诲学生，要破除对民主的迷信。”

　　去哪里寻找这个时代的青年？一豆灯火总是照见巨大的阴影。当年方24岁的灵宝发帖青年王帅惊魂之后索然表示，“这种事情再发生的话，我会选择沉默”；当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一名毕生生哭诉道，“好像这个社会不需要我了，一个门槛就把我淘汰掉了。为什么社会是这样子的”；当“年轻干部成为职务犯罪高发群体”；当“啃老族”大行其道；当一些自封为“草根”、反智、爱国和民族主义者的青年渐行渐远；当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有勇气自杀谢世而未肯选择活着……与此同时，则是知识界的贫弱，思想者的无力，常识的匮乏，思考的停顿。我感到一声来自历史深处传来的叹息，仿佛沉郁的底色，慢慢铺陈开来，堆积如黑夜。

　　90年前朱自清指出的“看看这时代，老练的青年可真不少”，胡适所痛陈的“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也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老练的青年”以及“老年的青年”正在凝结成为一个社会的暮气，而那不是我们寻找的目标。“五四”之后，这片国土上生长越来越多的大学，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但为什么青年越来越少？为什么时间浩荡地前行，物质生活发生神奇的改变，然而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心灵状态却固执地停留在原处，没能走出悲愤而迷茫的荒漠？为什么当“青年人抬起了头，发现了自己，不再仅仅做祖父母的孙子，父母的儿子，社会的小孩子”之后，却依然发现自己未曾年轻就已然衰老？

　　世俗的青年，神话的“五四”，两者互为彰显。但是或许，这也并不是威权强势之下惟一的现实与结构。当更多的迷惘与无助泛滥，更多的荒诞与嘲弄郁结，旷野之中，总会有一种严正的要求开始闪烁，一种文明的理念开始萌动，并为我们带来一种隐隐的机会与可能。毕竟，在现世之上，有一盏灯并未熄灭。它虽不华丽，却足以穿透一切迷雾；虽不夺目，却足以照进现实。我们最终发现，那“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依然是我们要为之上下求索的。青年的使命，“五四”的精神，在90年之后，仍旧成为我们无法逃避的信仰。

　　寻找这个时代的青年，亦寻找这个时代的“五四”。青年勉乎哉！　

「支持！」

注：配图来自网络无版权标志图像，侵删！

声明：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 责任编辑：shijian

费正清莫里斯•迈斯纳看五四运动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心情表态

今日头条

最新专题

130周年

点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