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交汇处思想
刘继明
2008年和2009年注定是中国自新世纪以来最不平凡的两个年份，从拉萨骚乱、火炬事件、四月爱国运动到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以及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从改革开放30周年到新中国建立60周年以及五四运动90周年、法国大革命220周年等等，历史的回音和现实的考量不约而同地在此交汇降临。悲痛与震惊、忧愤与狂欢，沉思与呐喊，跟全体同胞一起经历着危难和时艰的中国知识界显得异常活跃，许多原本处于暧昧状态的思想潜流纷纷浮出水面，并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和交锋。人们从不同的价值立场出发，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解读，试图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路径寻找答案。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俨然正在形成。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每一个转折关头，人们莫不都是高举着“思想解放”的旗帜，冲破种种保守僵硬的体制藩篱和文化禁锢，推动社会迈入一个新的历史起点的。从晚清时期的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的 “反帝反封建”和“科学民主自由”口号；从中共延安时期的破除“教条主义”，“反对党八股”，到五六十年代以“九评”为理论标志，破除对苏联的迷信，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从1978年三中全会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的“改革开放”，到延续整个八十年代的经济现代化和文艺现代化，再到九十年代初滥觞至今的市场经济浪潮，中国的每一次社会变革，都得益于思想领域的大开言路。一个社会能否保持创新活力，同思想的活跃程度密切相关。历史已经证明，那种以“稳定压倒一切”为思想探索设置种种禁忌和堵塞言路的做法既有悖于现代社会的总体趋向，也不利于改革的自我修正和完善。就此而言，近年来自于知识界和以网络为主要载体的民间思想群体对“进一步解放思想”日益强烈的吁求，既是长期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奉行“不争论”原则而导致的单极化思维定势的必然反弹，也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强力推行市场经济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的直接结果。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一切经由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和现实矛盾频频发生的2008和2009年，获得了一次集中喷发的契机。历史或许将再一次让思想界担负起未来中国发展的引擎作用。
在一些人士看来，这样的表述也许显得过于乐观。因为，同30年前自上而下形成的“改革开放共识”相比，今日之中国无论是政治动员效果，还是公众心理取向，都失去了当年那样广泛的社会共鸣。在历经价值碎片化和利益不断分层的裂变之后，人们很难在一些基本的社会认知上达成共识，每个人似乎都被锁定在所属的利益群体内，对事物进行取舍，即便在对待诸如“国家”、“民族”等超级话语时，也常常南辕北辙，作出截然相反的评估。通过“思想解放”重新唤起公众接受一个整体性的未来社会解决方案，似乎只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想象。面对这种令人沮丧的现实，中国的精英阶层通常喜欢将责任归咎到社会公众沦为“经济人”之后日益加深的政治冷漠症，但就知识界本身的状况来看，其内部的分歧和冲突却正是加剧大众原子化的催化剂。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隔阂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显得严重。因而，要想真正在全社会发起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化解积怨和消除隔阂，恐怕是需要首先面对的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2008年发生和2009年正在或即将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为中国社会实现新的思想整合，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由火炬传递引发的四月青年爱国运动和“五一二”汶川大地震以及北京奥运会期间在全国上下形成的那种群情激昂的国家认同热潮，使许多人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民族向心力，尽管在这一过程中，知识界的声音显得有些驳杂，甚至迟滞，但随着民众情绪的不断高涨，许多人还是身不由己地被裹挟了进去。中国精英集团和公众在心理上发生如此密切的共振，近二十年来似乎还是第一次。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面对同一问题争相发表意见，并且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思想力被重新激活的一种表征。
然而，广泛的民众参与和知识分子表达意见的热情，并不能决定“思想解放”的最终走向和结果。当前中国知识界最真实的情状是，思想取向的互相扼制和对峙，远远大于对一些基本价值观的共识，对话的基础如此脆弱，以至许多冲突性的意见尚未展开，便陷入彼此的敌意乃至心怀叵测的构陷，而难以深入下去。这无疑造成了话语的互相抵消和损耗，最终流于泡沫化。所谓自由主义、新左派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乃至“极左”“极右”等等，因命名的草率和随意，往往让人们停留于标签化带来的“帽子”效应，而放弃了对其内部的思想机理和历史根源进行细致辨析的努力。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2008年春季，当某些西方国家及其政客对中国西藏问题和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活动横加指责并设置阻碍时，许多青年学生和海外华人纷纷以集会游行以及抵制家乐福等行动表示抗议，而国内的某些知识精英却无视抗议者的正当权利，摆出一副“世界公民”的高蹈姿态，一味地将其贬斥为狭隘民族主义和“义和团”，从而将自己置于民众情感的对立面。再举一例，2009年伊始，一本名为《中国不高兴》的书籍刚刚问世，某些知识精英同样不假思索地将“狭隘民族主义”的帽子戴到了的头上。我并不否认该书的确存在某种极端性的情绪，但一本书在短短时间行销几十万册，受到社会公众的热烈关注，绝非靠炒作和哗众取宠能够得来的。如果忽视其中隐含的广泛民意支持就给予粗暴武断的否定，很难说是一种理性的态度。而另外一方面，某些占据话语要津，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对国家意识形态施加过影响的公众人物，身兼政府和企业智囊以及知识分子的多重身份，对各种边缘异见采取了傲慢的排斥态度，使得平等讨论问题的可能性被大大削弱。这也是多年来知识分子越来越丧失公众信任的主要原因之一。
应该承认，并不是每个历史时期，知识分子都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扮演精神前驱者和启蒙导师的角色的。毛泽东的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似乎再次得到了生动的验证。在今天，与其说知识分子在引领着社会，倒不如说是人民大众的要求和呼声在推动着知识分子左右摇摆、疑虑重重的脚步。承认这一点，可能让某些习惯了以精英自居、高高在上的知识者觉得蒙羞，但事实的确如此。只有将自己的立场跟人民大众和全民族的利益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为少数特权阶层代言，知识分子才可能重新赢得社会的尊重而不是抛弃。这是“五四运动”以及新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治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带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启示。
1920年12月至1921年7月之间，英国哲学家罗素应邀到中国讲学。回国后，他在英国各大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文章，随后结集成《中国问题》一书出版，全面阐述了他对中国的见解。彼时，五四运动爆发不到两年，中国共产党也刚刚成立，中国尚处于国民政府和北洋政府南北控制的混乱和分裂局面，美国、日本及欧洲各国正为如何蚕食和瓜分这块东方肥肉而讨价还价，互相算计。作为一个西方思想家，罗素对列强们觊觎中国的野心深恶痛绝，他从中国的立场而不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当时中国贫弱内乱的政治格局和发展前景提出了一系列富于启示性的见解。他说：“中国人如果能对我们的文明（指西方文明）扬善弃恶，再结合自身的传统文化，必将取得辉煌的成就。但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两个极端的危险。第一，全盘西化，抛弃有别于他国的传统。那样的话，徒增一个浮躁好斗、智力发达的工业化、西方化国家而已，而这些国家正折磨着这个不幸的星球；第二，在抵制外国侵略的过程中，形成拒绝任何西方文明的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只有在军事上除外）。日本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同样的情形也很容易出现在中国。”在谈到美国时，罗素指出，“美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所以他肯定会设法把中国人变成肌肉基督徒。财政家是美国文化中的骄子，所以中国的管理必须使美国的金融家赚大钱，而这些美国的金融家又将在中国遍设大学、医院、基督教青年会，还会派人购买中国的艺术品来装点自己的宅邸。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美国的知识分子一样，将直接地或间接地为托拉斯大亨收买……美国为了自身通商和投资的利益，希望中国能建立巩固的政权，人民的购买力增加，不受他国的侵略；但不希望看到中国自己拥有和经营铁矿，也憎恨任何试图使中国经济独立的尝试，尤其是当这些尝试以国家社会主义或列宁说成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出现时……”
时隔近一个世纪之后，罗素的这些观点不仅未显得过时，反而透露出穿越时空的预见性。尤其在这场由美国传导的金融危机正向全世界蔓延之际，罗素对美国金融霸权的警示更是具有一种箴言的意味。相比之下，今日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为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战略，不惜牺牲民族利益乃至国家安全的意图，则未免有些令人齿冷了。中国有句古话，现实是最好的老师。当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不单是中国人，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的人民不仅看清了华尔街金融家们向全世界转嫁自身危机的图谋，也逐步认识到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制度性溃裂。2009年初20G峰会期间，发生在法国巴黎的大规模反资本主义示威游行，便是这种溃裂发散之后民众中间产生的自觉抗议行动。
对于处在历史交汇处的中国来说，挑战和机遇似乎一夜之间降临到了我们面前。如何审视和应对，显然是摆在精英集团和每个普通中国人面前的紧迫课题。
（本文系为《2008~2009中国思想备忘录》一书写的编选导言）
2009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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