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1999年版的错误必须纠正 2009年修订版的指导思想必须端正
陈守礼
最新消息：据中新社上海2009年5月9日电，《辞海》编辑部召开了主编扩大会，会议没有提到修订《辞海》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也没有提到1999年修订版的错误要纠正，却提到2009年新修订版要再“删去条目约七千条”。《辞海》前两次修订中的错误，已受到广大读者的严厉批评，《辞海》负责人也曾检讨说“听取了各界广泛的批评意见，深受教育”，并明确承诺要“一一改正”、“决心以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一丝不苟地去改”。（见《解放日报》2000年2月8日）后来，读者又不断指出了修订中的大量的严重错误。可是，《辞海》实际上没有认真切实地去“一一改正”，这是一个绝对不能回避的大问题。全党和全国人民对《辞海》的修订有知情权、发言权和监督权！现在离出新修订版只有几个月了，笔者紧急呼吁：国人应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促使《辞海》纠正违反科学历史观的严重错误！
（一）1999年版《辞海》修订版的错误删改必须纠正
1999年版《辞海》修订版（包括1989年修订版）背离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基本原则，对数以千百计的词条作了错误的取消和删改，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亦即社会主义社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是必须认真切实地纠正的。
我们已看到《辞海》前两次的修订没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却是另搞一套，他们竟以主编夏征农和副主编王元化所说的如下“三条原则”为“指导思想”，对词条进行了大删、大改。
他们的第一条原则是：“按美方的修改意见”“办理”
1999年版《辞海》主编夏征农发表《公开信》说，中美合编辞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时达成过协议，关于合编辞书的修改原则是“依国际惯例，按美方所写华盛顿条目”和“按美方的修改意见”来修改，把美方“不接受”的内容、词汇删除。比如对于写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因为美方“不接受”，我方就把它删除、取消掉了。《公开信》接着说：“此后《辞海》等辞书均按此‘意见’办理”。（见《百年潮》2000年第6期）
我们要问：为什么《辞海》编者无视我国的宪法和共产党的党纲、党章规定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及党的《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什么我国修订本国的《辞海》也要唯美方“意见”是从，不仅删改【毛泽东】词条，还进而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等数以千百计的词条都取消和删改，连党和国家的“独立自主”这个基本方针都要从《辞海》中取消？
他们的第二条原则是：按旧中国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来改写历史
1999年版《辞海》副主编王元化公开发表《对于五四运动的再认识答客问》（见1999年5月1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文章，说是“毛泽东把中国社会性质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自然也就相应为反帝反封建”了。王元化文章进而以“解放思想”之名提出要对长期以来由此形成的“既定观念”作“重新认识”、“重新估价”和“重新清理”。
按王元化所说，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是毛泽东个人所定，似乎就不算数了。按王元化的逻辑，也就是说旧中国不存在“三座大山”及其对人民的压迫，那么，成立共产党、搞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都错了。王元化这个“理由”和逻辑全党全民能认同吗？
1999年版《辞海》的编者却正是按王元化的“理由”和“逻辑”“解放思想”，对中国的近现代史“重新认识”、“重新估价”、“重新清理”的，从而取消、删改数以千百计的有关词条，把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的帝国主义侵华史实、侵华人物和我国投降派代表人物的罪行、罪责都删除，都给他们“摘帽子”、“重新估价”、恢复名誉，把历史是非搞了个大颠倒。这就使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历史成了一片虚无，其对立面帝修反的历史竟重显了“辉煌”。
他们的第三条原则是：按编者认为“已经过时了”的词汇“可以去掉”、“吐旧纳新”的原则办
1999年版《辞海》主编夏征农公然宣布“重要的一条”原则是：“什么词汇已经过时了，不适用了，大家不会去用，就可以去掉；有些新出现的词汇要收进去。吐旧纳新，这是很重要的一条。”（转引自《解放日报》2008年10月7日第2版）
这是公然确认凡是被1999年版《辞海》编者取消的词条、删除的词汇，都是“已经过时了”的“无用”的。
编者的所谓“吐旧”，在1989年版、1999年版两次“修订”时把理应永载史册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历史与功绩的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批评—团结】、【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等数以千百计的词条，一概作为“大家不会去用”、“已经过时”、“无用”的东西“吐”掉、取消了。
编者的所谓“纳新”，例子之一，只要对比一下《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1011页与1999年版第1221页，就可看到仅仅在这一页之内，就“纳新”增写了唯心主义宗教的词条达十条之多，这意味着要人民在“吐”掉“过时”、“无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后，去研究、信仰“时髦”、“有用”的宗教；还有，便是将汪精卫、蒋介石、胡适、李鸿章、秦桧等“旧”人物的罪行、劣迹都删除掉，为把他们改写成可供后人学习的“新”人“新”事铺平道路。
《辞海》正是按如上的“三条原则”取消和删改词条，才导致错误百出的（不含自然科学方面的词条）。据中新网报道，《辞海》在2009年5月9日开了“主编扩大会议”，“会议”仍未提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未提到要纠正错误，却提到准备出2009年修订版要再“删去条目约七千条”。显然，还是要在按他们的“三条原则”办的错误道路上走下去。
必须郑重指出：1979年版《辞海》，是在毛主席、周总理关怀下经二十多年编纂，先出过“试行本”，后又出过“未定稿”，一再征求意见，在粉碎“四人帮”后，又经几年清理，把“四人帮”强加于“未定稿”的内容已“统统推倒”（见《辞海》的《前言》），最后才正式慎重出版的一部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辞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经高度概括已浓缩在其中，理应永载史册。按惯例修订、再版，作必要的改进，使之更完善和增加该增加的新词条是正常的。
但是，1989、1999年修订《辞海》是在“非毛化”思潮泛滥的影响下，编者错把以上“三条原则”作为指导思想，把大量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词条，如【井冈山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增产节约】、【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直至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等数以千百计的词条，都作为“已经过时”、“无用”的词条取消掉，在暂时尚未取消的词条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也被大量删除。
1999年版编者对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华侵略事件，以及帝修反历史人物都“摘帽子”、“重新评价”、恢复名誉。这也等于在实际上否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且编者还把国家政权和政党都具有“阶级性”，也作为“过时”“无用”的东西取消了，否定“国家政权”和“政党”的阶级性，这就比赫鲁晓夫更彻底地肯定了古今中外的“国家政权”和“政党”都是“全民国家”、“全民党”。
1999年版编者这样删改《辞海》，就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历史“一笔勾销”了。与经过这样错误删改的《辞海》相呼应的典型，便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人物出版的《告别革命》一书，此书对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一切革命都污蔑、否定。
这样的大取消、大删除，究竟为的是什么？显然，是要把这些既符合史实又符合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词条、词汇都清除，为了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后好去“与国际接轨”。
为了否定社会主义新社会，甚至连“妓”这个词条：“【妓】妓女，旧社会中被迫卖淫的女子”，也被“走回头路”的编者改回到1949年前的写法：“【妓】妓女，卖淫的女子”。（可对比《辞海》缩印本1979年版第1099页与1999年版第1329页）显然，编者认为“旧社会”和“被迫”这两个词汇是把社会分为新、旧两种社会了，这个马列主义的观点必须否定、清除，才能“与国际接轨”，在我国能合法开设妓院，发展这个所谓第三产业。
我们要进一步问：中国的《辞海》为什么要取消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适应谁的需要？显然，是适应美方的需要，不但主编的《公开信》说要“按美方的修改意见”来“办理”，我们还可看一看美国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是怎么说的。
关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美国前总统的名言是：“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失利，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交流将毫无意义。”（尼克松著《1999不战而胜》第114—123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88年出版）显然，不仅美国，西方国家都是把“意识形态”的“斗争”放在首要地位的。那末，为什么中国的《辞海》要主动地来消灭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呢？这是在奉行谁的旨意还不清楚吗？
然而，实际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我们党战无不胜的法宝，“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我们的党和国家要生存下去和发展自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万万不能丢弃的法宝。笔者是1940年参加新四军走上革命道路的，七十年来都是做的政治、思想、宣传工作，亦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笔者最深刻的一个体会便是感到我们党的一切胜利和成就，主要是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靠了这个思想政治法宝，靠了这个信仰和精神支柱；我们实际工作中的一切错误和挫折，都是由于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党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二）《辞海》的错误删改所造成的极大的社会不良影响必须消除
由于1999年版《辞海》的错误修改，对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普遍搞了“摘帽子”、“重新评价”，颠倒了正反面历史人物和颠到了历史是非，并且《辞海》的负责人还自称《辞海》是代表国家的权威工具书，这就为写翻案文章者提供了条件、铺平了道路，多年来的翻案文章绝大多数都能从1999年版（包括1989年版）《辞海》对词条的错误修改中找到所谓的“依据”。这大大助长了一些人大刮“历史翻案风”、大造历史虚无主义的舆论，产生了极大的社会不良影响。
这种“历史虚无主义”，也不是把任何历史都“虚无”、化为乌有，它只是把革命人民的革命历史与功绩否定、“虚无化”，这在实际上也就肯定了人民、革命的对立面的历史。例如在许多的书报刊物上：
有人写书、写文章，把蒋介石坐失东三省的“不抵抗主义”写成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对日谋略”，写蒋介石是“爱国”的“民族英雄”。
有人写文章说：“孔子的思想、学说、精神的伟大是超时空的，不是一代帝王，几个英雄所能包含了的；反而，它却包含了一切帝王和英雄”。有人写文章说：“领导干部要做读书的模范，要读《论语》、《孟子》、《庄子》等书，来树立自己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见《人民日报》2006年4月25日第19版署名文章和2009年4月20日第11版署名文章）
有人写胡适，说“只有胡适思想在中国普及，中国才有起死回生的可能”，“整个的西方，大致生活在胡适思想中。”有人写“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见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胡适还是鲁迅》一书和《炎黄春秋》杂志）
有人把李鸿章写成“冤枉”“背负汉奸骂名”的“能将、能相”，写他镇压太平天国“屡建奇功”，是“爱国忠臣”，他为了国家的“自立”“自强”，“谈洋务、办洋务是他最大的贡献”，写“李鸿章堪称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外交第一人”，说若无李鸿章，清朝早就亡了，像“印度那样变成殖民地”了（见贵州省政协主办的对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月刊《文史天地》2008年第11期一组文章）。
有人把秦桧写成深知南宋国库空虚，不能抗金，只能妥协、对金称臣的“明智”之士，“有功”之臣，说幸亏有个秦桧才挽救了南宋，使之得以苟安许多年，若无秦桧南宋早就亡了。
还有人利用“曲笔”，表达出了汪精卫“曲线救国”的一番“苦心”，说他是心甘情愿牺牲自己的“清名”而去背负“汉奸”的千古骂名的，说他降日、联日是为了反共，为了防止“国共合作抗日”会使共产党“坐大”，中国会“落到共产党手里”（见《百年潮》2005年第3期）。
有些人颠倒是非、美化机会主义者陈独秀，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见《炎黄春秋》和不少报刊的文章）。
还有人把赫鲁晓夫写成是苏联“党和国家杰出的领导人，是对华提供援助最多且质量最高者，是具有灼见和最早反对‘三面红旗’、反对‘文革’者……”（见《扬子晚报》随报附送的《特别文摘》2009年第3期）实际上，是心怀鬼胎，造谣、美化赫鲁晓夫，以此来达到反毛、反共的目的。
例不胜举。
那些写翻案文章者大多是善于造谣、编谎而美化、拔高反面人物的“高手”，描述反面人物长期受“冤枉”，往往写得有鼻有眼、绘声绘色、活灵活现，似乎有根有据。这就不但使天真的老实人看了相信，甚至感动得掉了眼泪，连有些经验丰富的老干部看了也相信。
这类翻案文章有极大的欺骗性，还因为它们往往发表在官方的或经官方批准出版的书报刊物上，这些书刊的发行量有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的。读者看不到官方出来制止，也看不到有批驳他们的文章出现，就更以为这种翻案是官方默认或支持的。反毛反共精英就是按“谎言重复一千遍便成真理”，在不断地重复制造这种翻案舆论。
当这种用谎言、谣言所制造的翻案舆论形成气候，其必然的后果是什么呢？这些帝国主义者、国内外的反动派、汉奸、卖国贼的对立面岂不都会变成“被告”和“罪犯”？这就不能不使人想起鲁迅的名言：“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的，谣言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
总之，这股历史翻案风是全面地颠倒中国的近现代史的是非，而它的根源都在1999年版《辞海》之中。因为《辞海》否认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给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者及与之勾结的中国封建主义投降派代表人物，都搞了“摘帽子”、“去罪行”、“重新评价”恢复名誉。这就直接、间接地为那些做翻案文章的人提供了条件、铺平了道路。
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1979年版《辞海》被这样极其错误地删改，是一切有民族自尊心、有国格、有人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宪法的中国人都绝对不能同意的。1999年版《辞海》的错误必须纠正、所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必须消除。
（三）《辞海》编辑部必须改组，《辞海》的错误必须纠正，新的修订版宜推迟出版
最近看到中新网和《人民日报》有关《辞海》开“主编扩大会议”将出新的修订版的报道。笔者提出如下意见：
第一、《辞海》必须正视1989年版和1999年修订版的严重错误，这是不能回避的，为此，辞海编辑部必须改组，然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认识错误，切实纠错。这需要时间，出2009年修订版宜推迟出版。
否则，仍在老路上修改，仍按原来的“三条原则”而再取消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约七千个条目”，这只能错上加错。这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全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第二、改组后的编辑部再次修订《辞海》，必须首先明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遵行宪法和党纲党章、党的《决议》，并考虑到全国广大党员、干部、读者、群众对《辞海》的批评意见，不能把编纂和修订《辞海》变成少数专家、学者的“专利”、“特权”。全国人民对《辞海》的编纂和修订是有知情权、发言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
第三、1979年版《辞海》基本上是一部体现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工具书，是没有理由把它大面积推倒重来的。当然，发现其中有某些错误、不足之处，作部分修改，纠正个别错误，使之完善也是正常的。增加真正有科学和历史价值的新词条也是正常的。按编纂辞典的惯例，对于有争议尚无定论的或正在进行中的事件，是暂时不写进《辞海》的。但已写进了的词条也不是可以无理由、无原则地变动的，这体现出写进《辞海》或从《辞海》中取消，都是严肃慎重的事情。
第四、笔者写的《革命历史与领袖不容歪曲和否定》一书，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已于2008年4月出版，该书分二十个专题，对1999年版《辞海》错误取消和删改五百多个词条，提出了批评，现在该书二十个专题正在互联网上逐个发表，理应按“双百”方针开展讨论，可以肯定其正确之处，本人希望听到不同意见，竭诚欢迎批评指正。
2009年5月18日
通讯处：邮编226007中共南通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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