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失败：〇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
危机过去了吗？未来还将怎样？
中文书名：资本主义的失败：〇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
英文书名：A failure ofcapitalism
ISBN978-7-301-15666-7
：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
译者：沈明
定价：29.00元
成品尺寸：155×230
版别：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8月出版
◆ 本书亮点——————————————————————————————————————__
波斯纳是当代最为杰出的法律经济学家。这一学派注重将经济原理应用于制度研究，而对经济危机的反思迟早要落到对现存制度的反思上来。波斯纳至今出版作品近40部，一贯是畅销榜单的常客。作为一个法律经济学者，波斯纳把对危机的探讨深入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他在这场经济危机中看到了资本主义所必然要作出的妥协，这被美国媒体称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新起点。因此，本书讨论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广泛地涉及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未来新变局。
◆ 简介——————————————————————————————————————
理查德 A 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 先后以最优生和年级第一名毕业于耶鲁大学英文系和哈佛大学法学院。曾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助理、联邦政府律师、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和讲座教授。1981年出任美国联邦第七巡回区上诉法院法官至今（1993—2000年任首席法官），同时担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高级讲师。
波斯纳是法律经济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他将经济学分析的方法推广到所有的法律领域，为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此外，他也是“法律与文学”和实用主义法学的领军人物。波斯纳著作众多，辐射广泛，有所谓“一个人的智库”之称；他的法律学术和司法实践重塑了美国的法学和法律。
“他是著述最丰的联邦法官，前无古人。任职上诉法院、仍属最高产的法学家之列，同样前无古人。如果以引证率测度影响力，那么当仁不让，波斯纳是在世的最有影响的法学家。”（劳伦斯•莱西格语）
◆ 译者简介——————————————————————————————————————
沈明，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知识产权。
◆ 名家及媒体推荐——————————————————————————————————————
生动形象而又直言不讳、可读性强……波斯纳是一位极为敏锐犀利的智者。
——罗伯特•索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书评》
波斯纳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了这场金融危机的制度原因。对金融危机进行分析论述，法律人显然不应该缺席。当然，在本书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法学家的精辟论述，还有从“经济学”转向“政治经济学”的轮回。
——吴志攀（著名金融法学家 北京大学教授）
一本惊人的著作，用易于普通读者理解的话语阐释了银行体系和经济领域中发生的事件……［波斯纳的］批评格外令人振奋，因为它来自于通常敌视政府官僚扶助措施的右翼思想家。
——保罗•贝瑞特（《商业周刊》高级编辑），《华盛顿邮报》
长期任教于芝加哥大学、以自由市场为根基的法律经济学运动元老波斯纳法官对资本主义提出了基本不太可能提出的批评。不过，作为四十多本书的、被引证最多的联邦上诉法官，他也是我们最具创造力、头脑清晰的思想家之一。
——戈登•克罗维茨（道琼斯公司执行副总裁），《华尔街日报》
令人吃惊的是，作为市场导向的法律经济学运动的元老，波斯纳竟然猛烈抨击了那种认为市场可以自我纠错的主张。还令人奇怪的是——如果这位法官是其他任何一位法官的话——一位联邦上诉法院法官（以及芝加哥大学法学讲师）竟然最先出版了关于这场金融危机的综合著作。波斯纳是……这个国家最博学而且思想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直到全书最后一页，没有一句懒惰的归纳、没有一句流行的陈词滥调能逃过波斯纳无情的剖析。《资本主义的失败》抛弃了所有的时髦行话，但也使读者在前进方向上感到迷惘。换句话说，这只是一个起点，但却是必不可少的起点。
——乔纳森•劳奇（《国家杂志》专栏作家）, 《纽约时报》
理查德•波斯纳是一个奇人……他倚重于政治和意识形态语境，为导致当下经济危机的系列事件提出了一种非常恰当的解释。
——约翰•凯（经济学家），《金融时报》
◆ 内容简介——————————————————————————————————————
始于2008年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因其惊人的蔓延速度而成为这代人一生中最为危急的事件。危机是怎么发生的，尤其在已经吸取了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教训之后？为什么人们事先没有预测出来，以采取挽救措施避免其发生或减轻其危害？可以用什么对策来阻止经济陷入深度萧条？为什么政府和经济学界到目前为止的应对举措如此乏善可陈？所有金融灾难事件及迄今所做的捉襟见肘的挽救努力的根源何在？理查德•波斯纳对这些问题给出了简明的、非技术化的解释。这是一本写给涉猎广博的智识读者的书，它同时也会令专业人士感兴趣。
波斯纳在本书中阐明的事实与缘由包括：从亚洲流入美国的过剩资本以及美联储粗率执行的低利息率政策；企业经理人薪酬、短期收益目标和高风险借贷之间的关系；由低利息率、积极的抵押贷款营销和松懈的监管共同推波助澜吹起的房地产泡沫；美国人的低储蓄率；还有大型金融机构很高的负债资产比率。本书分析了两种基本的危机拯救方案，分别对应于解释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成因的两种理论：货币主义理论，认为美联储放任了货币供给的收缩，因而未能阻止灾难性的通货紧缩；以及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经济萧条是1920年代信贷盛宴、股市暴跌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活力螺旋下降的产物。波斯纳结论认为，经济之摆摇动得太远了，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由市场的系统风险，因此，它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次失败。
◆ 简要目录——————————————————————————————————————
序言
第一章 经济萧条及其直接原因
第二章 银行业危机
第三章 经济萧条的深层原因
第四章 为什么经济萧条未被预测出来
第五章 政府的应对措施
第六章 福祸相倚？
第七章 关于资本主义和政府我们学到了什么
第八章 经济学职业界沉睡于危机发生时刻
第九章 责任分配
第十章 前方的路
第十一章 保守主义的未来
结论
深入阅读文献
索引
◆ 书摘—————————————————————————————
第八章 经济学界昏睡于危机发生时刻
关于这场金融危机在事前预测上出现的失败，最让人不解的谜题之一就是那么多学术经济学家都缺乏远见。有一些例外；诺瑞尔•若比尼（Nouriel Roubini）是唯一一位大声疾呼的灾难预言家。拉古拉姆•拉詹在2005年发出了强烈警告；发出警告的还有：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2007年夏天，马丁•菲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在同年秋天。我还曾提及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2008年3月贝尔•斯登公司倒闭引发了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警告，例如阿伦•布灵德（Alan Blinder）和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反讽的是，后者三年前曾以“没眼光”为由把拉詹的警告打发掉了。不过，据我所知，在知名的经济学家中，只有若比尼预测会有一场真正的经济萧条。关于经济衰退的警告不会引起很多注意，或许也不应该引起很多注意。针对经济衰退的标准对策就是由美联储降低利息率。在应对9/11之后的温和经济衰退的时候，它就是这么做的——由此为走向经济萧条的信贷盛宴铺平了道路。
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是经济学中声望很高的领域，一流的宏观经济学家和金融理论家都是一些杰出人士。可是，尽管房地产泡沫从2005年起就开始漏气，并在2006年破灭，经济至迟从2007年底开始进入衰退，正在迫近的经济崩溃的警告在2008年春天隆隆作响却充耳不闻，然而，没有多少经济学家，不管是学术界、政府还是商界的经济学家，及时地拉响警报，给政府和银行业以真正的冲击。抵押贷款和其他债务是以其票面价值证券化的，保护了我们免遭1990年代劫掠了东亚国家的那种房地产信用泡沫。2006年5月，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说，房地产市场正在“降温”，不过这一降温过程是“有序而且温和”的，市场看起来将要“走向安全着陆”。他的前任者，阿伦•格林斯潘，在2005年7月表达了对房地产价格的温和担忧，在2006年10月说，“最糟糕的时候很可能已经过去了。”不能指望政府官员在所有的时间都是完全坦诚的。但是我在本书中所引述的格林斯潘和伯南克的言论却是误导人的：他们使事情变得更糟。
2007年9月，罗伯特•卢卡斯说他“怀疑”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将会“危害整个抵押贷款市场”将会“损害整个抵押贷款市场”并使经济陷入衰退。当年10月1日，约翰•科克瑞恩（John Cochrane）否认存在经济衰退，并预测至多会出现温和经济衰退。2008年2月，贝尔•斯登公司危机发生之前一个月，约翰•泰勒（John Taylor）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谏言美联储不要降低利息率。在5月的一个讲话中，他还说利息率太低了。几年前在他说利息率太低时他是对的，但是，应该保持一个较高利息率的时间早就过去了；在经济萧条中提高利息率的做法会导致灾难性后果。
迟至2008年9月，大部分经济学家仍然期待金融危机更够“软着陆”。9月19日，卢卡斯对经济将要陷入衰退的看法表示了怀疑——而到这时候，衰退已经持续10个月了。迟至9月23日，阿伦•麦尔泽（Allan Meltzer）还反对任何政府干预，认为雷曼兄弟公司的失败是不重要的，“中产阶级”（Main Street）干得还很不错。10月10日，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还不愿意承认经济衰退已经开始；一个月之后，霍尔将这个国家陷于经济萧条的证据描述为“决定性的”（conclusive）。所有这些人都是杰出的宏观经济学家。
我并不认为这些预测错误的原因在于愚钝，而是因为经济学家们不相信这个国家可能滑入比另一场温和经济衰退——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周期性遭遇的事情——更糟糕的任何境地。还有其他很多一流的宏观经济学家，以及杰出的金融理论家，在风暴积聚和爆发的时间里只是沉默着；或许那就是谨慎的做法。即使现在，经济学职业界还是茫然于不确定性和优柔寡断，仿佛它对已然发生的事情感到难以置信。就如何应对这场经济萧条来说，经济学界的共识尚未出现。大部分经济学家似乎基本上不愿做出任何尝试性努力，将经济从困境中拯救出来。
阿伦•格林斯潘，1987至2006年间的美联储主席，曾是一位在经济学界享有高度威望的经济学家。在与罗伯特•鲁宾、劳伦斯•萨默斯——1995至2001年间的两任财政部长——合作期间，格林斯潘提出并且推行了为这场经济萧条铺平道路的政策。财政三巨头拒绝通过提高利息率或者收紧对银行资本结构的监管来抑制借贷；拒绝把新型金融工具纳入监管；也拒绝戳穿资产价格泡沫，美联储本可以通过提高利息率做到这一点（而且逐渐地也做了——只是太晚了）。伯南克，一位杰出的学术经济学家，接任格林斯潘的位置，并继续执行他的政策。他们两个人都忽略了警示信号，而且伯南克——2006年成为美联储主席，之前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缓慢地才接受了不可能实现软着陆以及美联储将不得不推出其最有力的武器来遏制经济下滑的现实。如果美联储更及时地采取行动的话，泡沫就会以较小的威力破灭，这场经济萧条也很可能会避免；类似的机会还有，当贝尔•斯登公司倒闭，明确发出灾难迫近的信号时，如果美联储以强有力的措施应对的话，也不至于如此。但是，我也已承认，戳穿资产价格泡沫存在着政治问题，如果美联储惹恼了太多政治大佬的话，它的政治独立性就难以维系了。
并没有多少经济学家注意到（或至少谈到）企业管理者薪酬措施与高风险借贷之间的关系，或者意识到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其他附属抵押债务责任和信用违约掉期的风险，或者将个人储蓄的萎缩和在这种情况下的贷款给经济造成的危险联系起来。似乎并没有多少经济学家注意到，银行产业的危机一旦爆发，就不是（或至少主要不是）缺乏流动性的危机，而是破产的危机。不仅警示信号一再被忽略，直到无可挽回，而且，当经济学职业界最终苏醒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不管是政府经济学家如伯南克，还是私人部门经济学家，都没有为处理这场经济萧条准备好应急方案。下述事实本来都应该是合乎情理地清楚的：20%或者更大幅度的房价下跌将造成银行破产的危险；在潜在的房地产泡沫背景下，这种幅度的房价下跌并非不可能；因此，通过提高针对银行的准备金要求，加强其资产负债比率的安全性，属于稳健的政策措施。格林斯潘和鲁宾现在为他们缺乏远见和准备而道歉，他们确实应该道歉，但这种道歉并不能增进公众对政府管理经济所具有的信心；而缺乏信心，是人们以抑制消费的方式在经济困难期蜷缩起来的原因之一。
一些媒体评论将经济学界令人不满意的表现归因于学术界过分依赖有关经济的抽象数学模型。但是，知名的宏观经济学家并不全是学术经济学家；格林斯潘在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前并非学者。他是一位顾问，前全国商业经济学家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siness Economists）会长。而金融学教授们，他们主要供职于商学院而非经济系，其研究领域与有关经济衰退和经济萧条的宏观经济学有一分重叠，并趋向于深深嵌入真实世界中的金融市场。他们不仅是书斋中的理论家（armchair theoreticians）；他们还是咨询师、投资人、有时候还是资金经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要么是在进大学教书之前，要么是在离开大学在外挂职期间，都为美联储、国际货币经济组织或其他非学术机构工作过。他们的学生一般都是现在商界工作几年才进入商学院读书的，因此会给他们带来商业实践中的最新知识。
金融学教授与金融产业之间的纠缠关系有一个阴暗面。如果他们对金融产业提出批评，并建议强化监管，他们就可能变成害群之马，失并去报酬丰厚的咨询业务。这种利益上的冲突可能会使一些经济学家故意放水。更重要的是，几乎没有哪位理论家会研读或者深挖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商业经济学家——咨询师、商业企业或贸易组织的雇员——强调经济预测，而且经常拥有特定行业的知识和数据，但很多人都受到其商业身份的拖累。你不能指望受雇于房地产公司或银行的经济学家会讨论房地产和信贷泡沫问题。
在这场经济萧条可归咎于格林斯潘、伯南克、萨默斯、鲁宾、保尔森、考克斯所犯错误的限度内，这些错误又可部分地归因于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商界领袖对反对政府积极干预经济运作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过度信奉。并非所有坚定信仰市场之强健力量、对监管持有怀疑态度的经济学家全都是“保守主义者”——在平等主义以及偏好再分配政策但想不监管企业活动的意义上，经济学家也可以是自由主义的。如何将经济蛋糕尽量做大，与是否要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分割它，是不同的问题。这里的要点只不过是，对金融产业过度放松监管是由主流经济学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承诺诱发的政府失败，主流经济学家们忽略了这样的可能性：金融市场之所以看起来是强健的，是因为监管措施防止了先前金融危机的发生。这场经济萧条是资本主义的一次失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某一种资本主义的失败（宽泛意义上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或者用一种流行的说法，是相对于“欧洲式”资本主义的“美国式”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最忠实信徒们的失败。
经济学界在预测并果断应对经济危机上的失败的根源在于，有关经济萧条的研究是经济学的一个相当不能让人满意的分支领域。这并不是因为经济学家们——像如今（或好或坏地）忽略了经济思想史那样——忽略了这个领域。有关经济萧条的经济学文献卷帙浩繁而且引人入胜。不过，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经济萧条特征的不连续性（表现在独木舟的例子 里）很难建模。如罗伯特•卢卡斯在讨论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解释的，“银行破产与货币紧缩怎么就转化成了就业和生产领域中的轩然大波了呢？我们还没有像样的理论模型”（引自《大萧条经济学》 ，第96页）。而且，谁会预言，应对经济危机的一个办法就是一群高收入人士——他们受到其他高收入人士的广泛仿效——决定摒弃他们完全负担得起的奢侈消费？
萧条经济学所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经济萧条在多数国家的历史上都是罕有事件，因此，要收集足够多的样本，以能得出可靠的、能够揭示经济萧条的原因、危害程度、后果以及对策的统计学结论，就需要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即不同——经常是极为不同——制度、文化、政治、经济环境中发生的经济萧条的数据加以综合研究。在如此异质的样本中，每一个数据点都可能是个性化的。1930年代的美国和1990年代的日本存在太多的差异（甚至1930年代的美国和日本之间也是如此，那时候日本的经济萧条与我们相比是相当温和的），以至于无法可靠地推论认为，未能拯救1990年代日本经济萧条的财政赤字消费措施也不能使我们的经济恢复繁荣，尽管政府在1930年代经济萧条中曾经坚定地执行过这一政策。一个进一步的却具有典型复杂性的问题是，虽然人们一般认为，政府在1937年削减了支出，同时收紧了银行信贷，造成了“第二次经济萧条”，它几乎一直持续到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迟至1940年，我们的失业率仍有15%），但是，这些同时发生的政策变化所产生的效果很难轻易地区分开来。还有一个复杂的问题是，第二次经济萧条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新政的措施，例如《国家产业复兴法案》和《国家劳资关系法案》，都限制了经济产量。
我曾论及希特勒德国，把它作为从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中迅速复苏的例子。他们运用大量财政赤字支出建设高速公路（著名的Autobahnen［高速公路］），制造战斗机、坦克和其他军火装备，同时征兵，在美国失业率回落到15%以下之前，德国就走出了失业年代。日本类似的重整军备计划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我们也通过巨额财政赤字支出为抗击轴心国的战争提供资金，以应对德国和日本的军备支出——在这三个国家中，以赤字支撑的军备支出看起来对经济萧条都起到了有效的治疗作用。所以，这里就有三个事例支持了凯恩斯的理论——而且请注意，这些事例还支持了他的下述论点：公共支出可以成为经济萧条的有效治疗办法，即使该公共支出除此之外别无价值。他举的例子是雇佣失业者挖壕沟，挖好之后，再填平。军备支出和挖壕沟的例子（或者我举的野猫猫舍的例子 ）类似，都对通常意义上的经济福利的提升没有贡献。但是这些解决办法对于美国当下的经济萧条都只有有限的指导意义，因为情境很不一样。凯恩斯理论的力量在于其简洁、符合常识的逻辑：如果对于商品和服务的私人需求下降了，并因此出现了生产资源的闲置，意味着这些资源的机会成本——根据定义——是零，那么，由赤字财政（或由国家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所支撑的公共支出就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将需求从低位上重新抬起。但这一逻辑是否适用于21世纪美国的情况，尚不得而知。
在相互竞争的假说无法获得严格的经验检验的情况下，要在其中做出选择就会严重依赖前见。就关于经济萧条的假说来讲，有关前见可能进而又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样一来，就把我们又带回到了讨论开始的地方。左翼经济学家倾向于将经济萧条视为缺乏监管的资本主义的失败的证据，右翼经济学家则将经济萧条归咎于政府政策的误导，他们相信，如果没有那些政策，至多只会有周期性的温和经济衰退。这就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他曾一度主张撤销美联储。他想要以一个恒定的货币供给增长率规则（因此无需美联储）来取代政府官员对于货币供给的掌控。在我们当下的经济现状中，这一进路看起来可能是古怪的。但是，如果在2000年代早期就执行这个规则的话，美联储就不能让经济中的货币供给量暴涨——而正是这一措施为经济萧条铺平了道路。不过即便如此，仍然可能会出现经济萧条（想一想所有那些涌入美国的外国资本），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不存在一个掌有货币控制权的权威，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所存在的意识形态分歧——这些分歧反映在彼此敌对的一些宏观经济思想学派中，如货币主义学派、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奥地利学派——阻断了共识，并使政客和公众彷徨于没有道路的荒野。在一个领域中存在若干相互对立的学派这一事实本身表明这个领域是柔弱的，不管其从业者是多么的出色。在当下的经济危机中，保守主义经济学家——马丁•菲尔德斯坦，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是一个显著的例外——甚至很缓慢才承认这个国家处于经济衰退中，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则欢宴于经济萧条所引发的针对资本主义的批评、经济萧条为积极型政府的作为所提供的机会，以及由经济萧条所曝光并赋予新闻价值的不良商业行为和政府监管松弛。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偏好减税胜过赤字财政消费作为经济萧条对策的事实反映了他们对于大政府的敌视，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偏好公共设施建设支出胜过减税，则反映了他们想要把经济萧条作为新的“新政”之启动器的意愿。
对于经济萧条的原因与对策的经济学理解尚没有进展到可以使分析不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程度。在受到经济学家与他人共有的政治情感影响的经济论战中，双方都提出了一些好的论点及论据，但论战却无法通过经验性检验加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由意识形态所塑造的前见将会给论战者造成迷惑性影响。此外，这场经济萧条，就像上一场经济萧条一样，可能会刺激经济学家进行一些新的思索，同时为经验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数据。它已经激发出了不少新思想——例如伯南克的。他是一位保守主义经济学家，而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不喜欢财政赤字消费计划，或至少不喜欢其中公共设施和转移支付那部分内容，因为这会扩大政府的经济影响力。不过，他却支持了经济刺激计划，开始怀疑单纯的货币政策能够避免或者扭转经济萧条。很多经济学家也都转变了立场——几乎是一夜之间——从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主义者转变为J. M. 凯恩斯赤字财政支出者，因为他们看到货币政策未能将我们从经济萧条中解救出来。经济学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他们并非不接受证据。13世纪英格兰城镇米德尔顿•德•凯恩斯（Middleton de Keynes）名字逐渐简化为米尔顿•凯恩斯(Milton Keynes)或许是一种预示。不过，经济学职业界的立场从弗里德曼转变到凯恩斯的速度（转变尚未完成）表明，萧条经济学的智识基础仍不牢靠。
这一讨论或许有助于解开另一个谜题：为什么新闻界，包括金融媒体和一般媒体，对于迫近的经济危机比经济学家更警觉。不论报道者具有与本•伯南克或者罗伯特•卢卡斯之类的人相关的何种智识局限，他们至少都没有受到来自于经济理论或经济史——这些东西似乎排除了人们对以货币政策作为阻止经济萧条手段的怀疑——的前见的羁绊。而且他们比经济学家更加贴近现实，这可能使他们得以在消息抵达美联储和学术界之前，就在地方层面上感知到了房地产泡沫和高风险住房抵押贷款。
还有一个差异。新闻业，即使采纳了《经济学家》杂志那样的稳健风格，也是靠戏剧性报道，即靠冲突和惊恐、矛盾和突变才能繁荣。和房价上涨——这是由经济基本面，如富裕程度的提高、家庭规模或建筑材料的高价，所驱动的——相比，经济泡沫和银行破产是更加刺激的商业新闻。新闻记者对麻烦事的预兆充满警觉——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专家和官员们倾向于把记者当作危言耸听者而忽视其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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