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60年，60 书”
——《中华读书报》“国庆特刊·六十年”随感
60大庆，头等大事，说起来该是举国同庆万民同乐，因为有个前后30年的“转型”，问题就复杂了。对右翼来说，前30年本是“封建专制”甚至 “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如今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咬牙为之评功摆好，其内心煎熬可想而知。
其实，肯定一下为和谐，是大局，对大家都有好处。比如，否定了前30年，那不正中右翼大佬下怀，共产党不就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的政治基础了吗？共产党继续合法执政，是中国稳定发展的大局，不光为通钢工人生存抗争、固守社会主义提供政治依据，同时也为建龙建虎们对国资“攻坚”“改制”MBO“保驾护航”，以防有“国有情结”的工人“非法上访”煽动群体事件——现阶段，离开了政治的保驾护航，单纯靠“看不见的手”，中国的亿万富豪决不会“先富”如此迅速。所以，套用依据流行话语，“肯定”也是“一把双刃剑”也，对各阶层都是如此。
因此，纪念文章也就要做得微秒。《中华读书报》接连做60年的回顾文章，洋洋大观，文化的总结也，不容易。《60年，60书》即为其一，读后多有感触，信笔写下，以便与网友交流。
一，颇见功夫，差强人意。
前30年，“三红一创”，钢铁是怎样练成的，雷锋欧阳海之歌等。都算可观。浩然的书，如果更客观些，以艺术水准和代表性论，应该首选《艳阳天》，而不是《金光大道》。
二，用心良苦的遴选。
有些选弃，时见苦心。比如，
1，“开篇”第一“部”选胡风《时间开始了》。
若选开国歌颂新时代之诗歌，以影响论，胡风之诗远逊被胡氏称为“两位马褂”之一的何其芳的《最伟大的节日》。若选小说，则当选《新儿女英雄转》，可谓新中国新时代小说第一部，60岁左右的人想都会有阅读记忆。选编者或假歌颂内容之名，而实则着眼突出耳。盖第一部“开宗明义”，或寓“文化专制”不祥开头之意耳。
2，不无遗珠之憾。
未选张爱玲，令人生遗珠之憾。张氏，“海派文化之母”也，岂可不见诸60年功德碑乎？此结论，出之官民两方，亦“民主”产物也。夏至清祖师爷给超过鲁迅的评价，亦“普世”观念也。据此推论，则胡兰成，“海派文化之父”也；大和文化，其外家也。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由此上溯到秦桧，则其祖也。焦国标、余杰、YWSH们，其嫡派子孙也。或对此论不以为然，在下持之有故。也是“海派文化”的一位大师教授就有高论：“我认为，只有一种改革开放，就是使中国重新走上了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开创出来的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的改革开放，也就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开放。”“当然，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他们的确代表了中国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道路。我被国际学术界认为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我主张的新权威主义现代化道路，就是要走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开创出来的道路。”——时代的黄钟大吕，岂可等闲视之。
依在下看来，彼“海派文化之母”云云，乃当下甚嚣尘上的汉奸买办文化也。
3，不列巴金《往事与随想》，美中不足。巴老往矣；季老新逝。也许难以摆脱“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经不新鲜”各领风骚的铁律吧，季羡林《牛棚杂忆》印象更“牛”一些，也只好忍痛割爱了。
4，收王蒙不收张贤亮，诚为可惜。张氏乃“政治小说家”的代表，以影响地位而论张不如王，以时代精神论，王逊于张。选编者的考虑，或出于中庸之道乎？
三，解读见仁见智。
“代表”归“代表”，解读归解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可以肝胆楚越、南辕北辙，谁也奈何不得。
（1）最能代表主流霸权观点的是陈寅恪和季羡林的评介：
1995《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根据大量档案文献和第一手的采访资料，详尽描绘了陈寅恪先生生命最后二十年的坎坷经历。作品甫一问世，即在知识界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震动，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开始认识和了解这位终身守护文化若生命的学者的精神与风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得以重倡。传主以其深邃独特的诗与文、言与行，给中国知识界昭示了不朽的人格典范，也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何立命安身这样一个命题，留给后世。
1998《牛棚杂忆》季羡林著，中央党校出版社
用季先生自己的话概括本书，再恰当不过：
“我是有幸进入牛棚的少数人之一，几乎把老命搭上才取得了一些难得的经验。”“如果把这一场灾难的经过如实地写了出来，它将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面镜子。常在这一面镜子里照一照，会有无限的好处的。”“我决不说半句谎言，决不添油加醋。我的经历是什么样子，我就写成什么样子。”
“这一本小书是用血换来的，是和泪写成的。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愿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人间。”
可见，陈寅恪与季羡林两位大师的确不是以他的学问而进入时代公众视野，他们的辉煌，依然是毛泽东讲的，“政治第一艺术第二”也——二位是作为控诉“文化专制”的典型树起来的。在下曾言：“一部《随想》成就了巴金，一部《牛棚杂忆》成就了季羡林的辉煌”，议论固非无的放矢也。
还有一例：
也是60年纪念的 话题，《文史知识》09。8发表《六十年来中国史学之变迁》文章，自然是主流观点的。文章谓：“六十年来中国历史学变迁的中心线索，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即“史观派”的命运及其起伏。”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为“史观派”，而将其对立面称为“史料派”。这种“普世性”的对比方式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其实“史观派”乃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之前的以 “以‘实证主义’为基本预设的史料考订派”乃是新旧史学方法的杂烩，本质都是唯心史观。
有些话讲得比较客观：
“由于史观派与史料学派中心位置的变化，不是学术辩难的自然结果，而是政治力量制衡下的选择。”他认为：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史观派”新史学“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方面”，“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具体表现是：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由个人研究转向集体研究，由名山事业转向群众事业，由贵古贱今转向注重研究近代史等”（郭沫若《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摘要）》，《光明日报）1951年7月29日）。自然，“历史学的转折同共和国的转折同步，1976年“四人帮”覆灭，历史学也步人拨乱反正的正途。”
这一“拨乱反正”的结果，就是郭沫若与陈寅恪的易位。
最具象征意味的是郭沫若和陈寅恪的易位。如果说1949年后直20世纪80年代郭沫若、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历史学的象征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学术偶像则变为陈寅恪。王国维等“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复活”所引起的巨大变动尤具符号意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陈寅恪热”，当中虽然蕴藏着“去政治化的政治”情结，但更可能标志着学界从重思想的到重学术、从重义理到重考据这一重要变迁进程的完成。“陈寅恪热”折射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学术征候 的巨大变化。在时人绘制的20世纪学术版图中，陈寅恪及其代表的史料学派这时已处于现代中国史学版图的中心位置，而已郭沫若为代表的史观学派却被挤到边角地带。曾经在今60年学坛上占统治地位的史观学派当时正面临和经历比较深刻、比较严峻的合法性危机。
与“读书报”对《最后20年》对读，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这一文化也即意识形态现象。比起季羡林来，陈寅恪作为一个偶像和文化符号具有双重意义：他既是旧史学的代表，更是对抗“文化专制”的代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用30年的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革命史范式’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然而，惟独陈寅恪敢于公开宣示“不宗奉马列”，而一直为共产党所宽容。而这一切在右翼精英眼里，不是共产党人的胸襟博大，团结知识分子，相反，则变成了陈氏抵制“文化专制“的高风亮节。所以，在各式媒体上，在“60年60书”中，陈氏作为文化符号就有了如下的主题词：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得以重倡。传主以其深邃独特的诗与文、言与行，给中国知识界昭示了不朽的人格典范，也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何立命安身这样一个命题，留给后世。”
政治第一，政治第一！万年不刊之论，各个阶级无不如是也。（09。9。27）
（2）寄托更深的书
2008《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对中共党史颇有研究的历史学者杨奎松在这部力作中以难得的“国民党史”视角回顾、看待国共关系，在查阅大量国共两党档案资料、相关历史人物日记、回忆录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了国共两党在1921年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间的起伏波动的复杂关系，对若干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基于客观资料上的重新认识，对相关内容的既往提法也有相当程度的颠覆和纠正。
杨先生著论甚丰，在台湾、香港、日、韩美国等国影响与国内旗鼓相当，引人瞩目。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自称“是一部主要从国民党史料的角度考察两党关系的力作”。其为编者青目，主要的还是因为它能“对若干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基于客观资料上的重新认识，对相关内容的既往提法也有相当程度的颠覆和纠正”。“转型接轨”，历史自然不能例外，与“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与“台独”的距离定然回逐步拉小，渐趋“和谐”。来日方长，杨奎松的大著自然不能排除在“60年，60书”之外。
杨先生的大著未及拜读，知人论世，从其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时谈话可见一斑：
“想当年1947年土改时，《东北日报》就公开报道松江省委书记的讲话：农民对地主的打击处置不要受任何条文的限制和约束，打击得越激烈就越人道。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仅1947年一年中共北方根据地搞土改运动，被打杀的地主富农和其他农民，就多达25万人之众。虽然1948年中共中央紧急纠偏，加以制止，但死人已不能复生。这里有多少是“ 必要的恶”，有多少是不必要之恶呢？想来一望即知。然而从早年“富田事变”，到鄂豫皖“肃反”，到延安“整风”中“审干运动”，到1947年土改“左倾”，到1957年“反右”，到1959年“反右倾”，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还不算其他各种运动，不断制造此种不必要之恶已成惯性，愈演愈烈，了无底止，这难道还不足以令人质疑此种逻辑之荒谬？”“不仅如此，所谓“必要之恶”的逻辑中，最让人不可接受的，就是其中全无人性和人道的观念。好像相对于国家、民族而言，构成国家、民族的单个的人无关紧要。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该牺牲的就应牺牲，不应有任何怜悯之情，不能存任何妇人之仁。尤其令人难以容忍的是，这种逻辑的主张者，同样也必定是新的阶级论或种姓论的赞同者。在他们的观念中，凡不赞同他们主张者，即非我族类。既然非我族类，也就无所谓这类人的权利和感受。换言之，在他们的观念中，根本就不会有“天赋人权”和“人生而平等”的观念与意识，更不懂得当今社会中的人，其实首先是毫无区别的同样的有生命的人，然后才是张三、李四，才有其地域、阶级、民族和国家等种种属性，没有任何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后天的属性，去剥夺他人生而为人的各种基本权利，包括他坚持异议的权利。如今，我们连牺牲环境来求发展的逻辑都已经否定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相信以牺牲人的自由和生命为代价的这种“必要之恶”的荒唐逻辑呢？”（《荒唐的“必要之恶”》） （《南方人物周刊》08年05月21日）
2009《朱镕基答记者问》《朱镕基答记者问》编辑组 编人民出版社
该书是朱镕基同志在其国务院副总理、总理任内的若干答记者问及境外发表演讲的结集，言及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往多个领域，代表中国政府的话语姿态也反映今日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现状。
不无诧异。选领导人的书，十分慎重，十分敏感也。按“体制”惯例，似更应选“三个代表”——自然，若以精英的偏爱论，赵ZY的书“影响更大”，不过操作不便，可以理解。然而，何为选中“国退民进下岗分流”，岂有深长意味乎？不敢妄断，有俟高明。
附文：
《中华读书报》国庆特刊“六十年，六十书”书单
《中华读书报》编者按：从过去的六十年中，我们选出六十本书，每年一本。我们想用这样一份书单，轻轻掀开历史的一角。这本该是、也必须是完整的六十年。所以我们不想笼统地找出六十本“好书”或“大书”，我们想保留时间的延续，看清历史的年轮。从中，我们仿佛看见了希望，听到了欢呼，也仿佛在经历曲折，重新反思，并再次勇敢前行。这六十个书名，六十张封面，仿佛六十个人名和六十张面孔，分明写着六千种喜悦和沧桑。它唤起我们的记忆，印证着国家的变革与你我的人生。
1949-1950
《时间开始了》
胡风著，《人民日报》
已开始受到批判的胡风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夸张的抒情笔法，颂扬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以及多位革命先烈的心路历程。全诗分五个“乐章”，第一乐章《欢乐颂》初刊于
1949年11月20日之《人民日报》，第五乐章《又一个欢乐颂》刊于1950年1月27日《天津日报》。诗曰：“跨过了这肃穆的一刹那/时间！时间！/你一跃地站了起来！/毛泽东，他向世界发出了声音/毛泽东，他向时间发出了命令/‘进军！’”
1951
《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巍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魏巍以前线采访感受写成此长篇通讯，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发，毛泽东阅毕，批示“印发全军”。如题：“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文章大大激励了全国军民，志愿军自此获得别号“最可爱的人”。该文以高超的政治抒情技艺，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战场报道形式，随后成书，日后亦长居中学语文课本，令浪漫的英雄主义传扬至今。
1952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梅益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再没有哪一本苏联小说，能比保尔·柯察金的故事在中国的影响更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中国的名气，甚至远远超出了它在苏联的知名度。它既是绝佳的共产主义教材，又是青年进行自我教育的励志读物。和雷锋一样，保尔最大的特色就是纯洁，但这种纯洁近年来也受到国内一些学者的质疑。作为此书最早的译者，梅益在去世前的最后几年，不得不投入了一场保卫保尔的战斗。
1953
《三千里江山》
杨朔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杨朔曾以记者身份赴朝，写出《美军是披着人皮的畜生》等战地通讯。虽则公认其散文水平远远高过小说，《三千里江山》当年却轰动一时，亦为杨朔最负盛名之作品。此乃描写抗美援朝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讲述铁路工人在朝牺牲奉献，志愿军得到朝鲜人民深爱。作为散文家，杨朔有多篇文章进入中小学课本，典型句段如“吃着这样的好蜜，你会觉得生活都是甜的呢”，这种以一时之小感受迅速升格为对社会和世界总体印象的手法，深刻影响了几代学生的作文思路。
1954
《保卫延安》
杜鹏程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思和称之为第一次使用“新的战争文化规范”和“牢牢固定”的审美模式创作的大规模、全景式战争小说。此后数十年内，由《保卫延安》开创的英雄主义基调和程式化的人物模式始终难以突破，“回避了对生命的直接的感性的体验，不能从战争中生命力的高扬、辉煌和毁灭过程里把握它的美感。”庐山会议后，由于书中对彭德怀的描写，《保卫延安》被封存销毁，其审美原则却“被变本加厉地推到了极端”。
1955
《三里湾》
赵树理著，《人民文学》杂志
不待援朝战事结束，作家已蜂拥下乡，体验生活，改造自身。赵树理真心为之，一片诚意，讴歌新生的乡村乐园，立意通过《三里湾》中合作社前途无量的集体生产，驱除鼠目寸光的个人主义。彼时地主阶级已被斗倒，只剩下不愿交出农具和牲口的中农要耐心教育。故而其斗争既没有此前《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腥风血雨，亦无此后《金光大道》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到头来还是皆大欢喜。
1956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王蒙著，《人民文学》杂志
新中国文学史上，恐怕再没有其他短篇小说，能在知名度上超过青年王蒙的这一篇。它的命运，连带其的命运，皆受到当时政治运动的影响。今天看来，小说是否意在揭露官僚主义，似乎反倒是次要的，真正让它保持生命力的恰在其文学素质：好的语言和真切的人性：对人生的彷徨、对爱情的犹疑、对制度的抗争。
1957
《林海雪原》
曲波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3、杨子荣、座山雕、小炉匠、一撮毛、蝴蝶迷、许大马棒……啊，还有美丽的小白鸽——“万马军中一小丫，颜似露润月季花”的白茹。一本小说能让你记住如此众多的正邪人物，实不多得。即便几十年后，这一干英雄匪盗，仍然能在脑海里活蹦乱跳。在通俗小说稀缺的年代，《林海雪原》尤显与众不同。此外，它是唯一一部产自“砸烂”年代、却进入了样板戏阵营的有头有脸的小说。
1958
《鲁迅全集》
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行的十卷本《鲁迅全集》，乃根据1938年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二十卷本缩编而成。由于毛泽东对鲁迅的高度评价——如“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以及“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使鲁迅几成“文革”期间唯一容许作品发行的解放前作家。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新编20卷本《鲁迅全集》。
1959
《一代风流·三家巷》
欧阳山著，广东出版社
夏志清认为，1956年以后的怀旧作品中，《三家巷》“可能是其中最优秀的一本”。在形式上，它类似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但在地方色彩（广州）和时代感的表现上，它比这类作品高明多了。”欧阳山似乎着力参照《红楼梦》的模式，“英俊潇洒的周炳，就是无产阶级的贾宝玉。”当工农兵文学一统天下后，读者还能从中看到许多旧时代的生活。
1960
《十万个为什么》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面向儿童编辑出版的大型科普系列，类似一套小百科全书，甫一问世，即大受欢迎。首版八册在三年间发行580余万册。1965年起再出修订版共14分册，茅以升、苏步青、李四光、竺可桢等多位大学者参与其中。1971年的第三版密切配合政治形势，口号、语录和种种荒诞不经、甚至反科学的解答充斥其中，足可害童。“文革”后，该书又两次编修新版，虽不再一枝独秀，“十万个为什么”的品牌仍具有强大的号召力。
1961
《红岩》
罗广斌、杨益言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革命者可以牺牲一切，面对酷刑和死亡也不会有丝毫动摇，而法西斯只可狞笑一时，心底总是惶惶不安，因为他们注定灭亡。罗、杨两位渣滓洞幸存者结合亲身经历与史实，创造出许云峰、江雪琴这样高度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职业革命家形象，亦使华子良和双枪老太婆等现代奇侠深入人心，而作为阴险、恶毒、背叛的代名词，老虎凳、辣椒水、夹手指、甫志高和中美合作所等词汇也在民间话语中广为流传。
1962
《古代汉语》
王力主编，中华书局
王力四卷本《古代汉语》首创了以文选为主，结合通论和常用词加以教习的体例，文选始自先秦，迄于宋元，经史子集、诗赋词曲皆有涉及，专精而易读，广为高校采用，受益者不可计数，影响所及，甚至远达海外。至2006年，该书历三次修订，重印40余次，近190万套，实乃修习古文之第一工具书。
1963
《雷锋日记》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他没有好的文笔，却有一颗单纯的心。他忠诚，善良，上进，同时也发誓“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他以自己朴素的思想，写下“谁不能主宰自己，永远是一个奴隶”，同时又说：“我愿永远做一个螺丝钉。”最近有一版《雷锋日记》的出版人声称：“跨越两个世纪，一直不曾忘记他——雷锋。他教我们如何在平凡中成就伟大，如何在爱的奉献中获得永生。”然而，我们是否更应该这样告诉孩子：学习雷锋叔叔，要学他怎样在伟大中找到平凡，亦不要求取永生，只要点滴的奉献。
1964
《南方来信》
作家出版社
“德儿：爹娘在南方，你在北方，远别已八年，这张小小的纸儿怎能容下无限的思念之情。”这是署名“你的爹力”的南越百姓写给儿子的家信，随后便是对“美吴集团”的控诉和对儿子的叮嘱：“你应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北方……使南方同胞早日摆脱水深火热的痛苦。”今天40岁以下的读者中，知道此书者想必百里不足一二，但两部书信集《南方来信》实实在在是当时的头号畅销书之一，同年就被搬上了话剧舞台，全国各地广泛排演，次年又被改编为京剧，马连良在剧中扮演了越南农民杨老清。
1965
《欧阳海之歌》
金敬迈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小说根据真人真事写成，塑造了一个英雄和圣徒的形象，令无数读者为之感动，也创下了中国小说的发行量之最——估计总印数在1500万-3000万之间，或许我们只能从当时的出版环境和时代氛围中找到原因。亦因此书，在123天内，由部队创作员提升至文化部主管领导。
1966
《毛主席语录》
人民出版社
《毛主席语录》由《解放军报》资料室编选，1964年在军队内部发行，次年中共中央批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本，1966年公开出版，并面向海外发行。书中共收入毛泽东著作选句427条，通行红色塑料皮包装，又叫“红宝书”，因多为便于携带的袖珍版本，海外亦称之为“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广泛发行，总印数难以考据，但仅在中国国内当逾10亿册。
1967
《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
北京出版社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全国各出版社皆被造反派以夺取“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为借口夺占，出版事业几乎陷入停顿，仅余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以及“革命样板戏”图书等少数品种可以出版，《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也算其中一种。无书可读的“书荒”年代造成了地下文学和手抄本读物在这一时期的兴起。
1968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食指著，未刊诗作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食指描写知青离城下乡的这首诗和赵振开的小说《波动》，皆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知青中广为流传。它以回归个人的朴素情感，取代了当时中国诗歌、甚至绝大多数知青诗歌中语录式、宣言式的空泛激情，这不仅是诗意的回归，也标志着青年的觉醒。
1969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第一集）
人民出版社
共出版四集。封面彩印精美，收录中央及地方报刊发表的文章，集中表现毛泽东思想给个人思想、身体以及各行各业带来的种种不可思议的激励和变化。
1970
《人造地球卫星》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编
上海市出版革命组出版
1970年4月24日，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同年7月，《人造地球卫星》出版，成为首部记载我国航天成就的科普读本。由于诞生
年代的特殊，书的装帧设计、内容编排，甚至字里行间，都被打上了“文革”的烙印。但在那个科普图书稀缺的年代里，本书激发了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也长久地留在了国人的记忆中。
1971
《新华字典》（修订本）
商务印书馆
“文革”期间，“书荒”状况严重，小学生在复课开学后连一本小字典都难找到。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科教组组织力量修订《新华字典》。1971年6月这本字典出版发行。“九·一三”之后，修订组专家从字典上抠去林彪语录，出版了一个“挖补本”。当时到中国访问的一位西欧小国元首自豪地将本国多卷本大百科全书赠给周恩来，总理只能以一本《新华字典》回赠。
1972
《金光大道》（第一部）
浩然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所谓“8个样板戏，1个作家”，在那段特殊时期里，农民出身的作家浩然成了十年文革中唯一出版作品的作家。《金光大道》讲述了芳草地翻身农民在高大泉的带领下，与错误路线斗争，坚持走“金光大道”的故事。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和纪录了那个极左时代许多重要信息，有学者认为浩然的作品“是很形象的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的图画”、“具有史料性和艺术性两方面的价值”。
1973
《阿尔巴尼亚短篇小说集》
阿列克·恰齐等著，屠珍、梅绍武译
作为最早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对阿尔巴尼亚不遗余力地予以援助，两国关系曾一度非常密切。观看《塔娜》、《特殊任务》、《我们的土地》等阿尔巴尼亚故事片曾是当时国人不可多得的娱乐之一；恩维尔·霍查、穆罕默德·谢胡等领导人的名字在国人中也是耳熟能详。1973年由梅绍武、屠珍夫妇转译的《阿尔巴尼亚短篇小说集》出版。这本小说集是当时极少数的公开发行的外国文学出版物之一。
1974
《儒法斗争史概况》
北京大学儒法斗争史编写小组编，山西人民出版社
1974年伊始，文革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一时间，评法批儒图书和文章“泛滥成灾”。据统计，这期间，相关书籍出版了10403种，省级以上报刊发表的文章达5000篇以上，各处传播的各种内部资料更不计其数。《儒法斗争史概况》曲解历史和经典为政治服务，一度造成了思想理论上的极大混乱。
1975
《水浒传》
施耐庵、罗贯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2年，“文革”爆发后被列为禁书的四大名著及一些古典小说被允许部分出版发行，受到广大读者的极大欢迎。1975年8月，毛泽东评价《水浒传》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四人帮”以此大作文章，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评《水浒》”运动，人民文学出版社紧急调动人力物力，迅速出版了各种版本的《水浒》。这场运动也使《水浒传》成了十年文革期间少数被广泛阅读的古典文学名著之一。
1976
《天安门诗钞》
手抄本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4月5日清明节前后，数百万群众汇集在天安门广场，用诗歌的形式表达追思之情。纪念活动遭到“四人帮”镇压，这些诗歌被诬蔑为“反动诗词”，一些和传抄者被抓捕，受到迫害。但是，群众还是运用各种方法珍藏了这些被后世称为“革命文学史上的丰碑”的诗歌作品。1978年，经过几十位参与者抄录、搜集、整理和编辑，《天安门诗抄》最终出版，参与者集体署名“童怀周”。
1977
《班主任》
刘心武著，《人民文学》杂志
《班主任》发表于1977年《人民文学》第11月号上，通过两个表面上好坏分明，实质上却都被极左思想扭曲而畸形的中学生形象，揭露和批判了极左思想对青少年的毒害，控诉了十年浩劫造成的隐患。小说被看做是新时期文学第一阶段的开端，在此之后，一大批以“伤痕”为题材的小说相继问世。作为揭示“伤痕”的现实主义小说，《班主任》只是触及了问题的“冰山一角”，艺术成就也不能说有多高，但其作为伤痕文学和新文学发轫之作的地位已得到了文学史的承认。
1978
《哥德巴赫猜想》
徐迟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1月，《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后大受欢迎。2月17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在内的全国各地报纸、电台也迅速跟进。数学家陈景润，成了家喻户晓的科学明星。同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开幕，陈景润在主席台就坐。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郭沫若宣告了“科学的春天”的到来。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对知识分子价值的肯定，也预示了“知识分子的春天”的到来。
1979
《第二次握手》
张扬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3年，张扬以他的舅舅为原型创作的讲述知识分子曲折事业生活爱情的小说《浪花》初稿完成，之后不断扩充修改十几稿，三易其名。期间手稿被一版版流传出去，在全国范围内以不同版本的“手抄本”形式在广大知青中秘密传播，作品在传抄的过程中被命名为《第二次握手》。因手抄本的大规模传播，张扬被定下四大“罪状”，被捕入狱。1979年，在胡耀邦的直接过问下得以平反。同年，小说正式出版，累计印数达430万册，被誉为“感动过一个时代的书”，同名电影于1980年在全国上映。
1980
《人啊，人》
戴厚英著，花城出版社
1980年代初，文学界已不再满足于伤痕文学的对过去的苦难和创伤的反映，而是力图追寻造成这诸多苦难的历史动因。80年代初的新时期文学完成了自身重要的跨越——由侧重于表现时代精神到注重于张扬人性，由展示历史沿革到致力于对人心灵世界的探索——进入了“反思文学”阶段。《人啊，人》描写了文革期间一对青年男女曲折爱情经历，是“文革”后第一部在文学创作中大胆提出了人性、人道主义命题的作品，是反思文学的代表作。
1981
《美的历程》
李泽厚著，文物出版社
1978年，国内报刊开始重新发表美学文章，1979年中国当代第一本美学刊物《美学》的问世。到了1981年，这轮“美学热”的重要著作已基本出齐，如朱光潜《谈美书简》、宗白华《美学散步》、王朝闻《美学概论》等，其中影响尤为广泛深刻的当属李泽厚《美的历程》。该书没有老话、套话，从文笔到思想，都让人耳目一新，在短短十余万字里容纳了极多的信息和不落窠臼的观点。刘小枫说：“《美的历程》猛然改变了我对国人哲学的成见”。易中天回忆初读时的心情时说：“《美的历程》是可以当作艺术品来看待的，让我怦然心动。”
1982
《人生》
路遥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人生》最早发表于1982年第三期的《收获》杂志上，同年小说出版，轰动文坛，并获《当代》中篇小说奖和全国第二届中篇小说奖。故事通过新旧交替时期农村青年高加林的种种经历，表现了他在城乡环境两极抉择过程中的心理历程，作品第一次把当时条件下农村青年及中国农民的出路问题尖锐地摆到了人们面前。
1983
《邓小平文选》
人民出版社
中国
改革开放
伟大事业的奥秘
尽在于此
1984
《第三次浪潮》
[美]阿尔温·托夫勒著，朱志焱、潘琪、张焱译，三联书店
1981年底《读书》杂志上登载了托夫勒所著《第三次浪潮》的部分章节，引起很大反响。198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中译本公开发行，阅读风潮席卷中国，成为一代年轻人的必读书目，仅一个版本的发行量就达86万册之多。之后一大批同类译作相继出版，如法国学者施莱贝尔的《世界面临挑战》、奈斯比特的《大趋势》等，未来学这一名词不胫而走。
1985
《朦胧诗选》
阎月君、高岩、梁云、顾芳选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78年《今天》杂志第一期出刊。发表了由蔡其矫、舒婷、芒克和北岛创作的十二首诗歌。不久之后，《今天》诗人的作品开始广泛流传，“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被争相传诵。在第一届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上，“朦胧诗”被某些评论者指责为“古怪诗”。在理论家为之唇枪舌剑的同时，全国的诗歌爱好者开始争相传抄、摹写朦胧诗。1985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朦胧诗选》，成为朦胧诗潮的一个总结。实际上，当朦胧诗受到文坛肯定之际，这场诗歌运动也快到了谢幕时刻。
1986
《唐山大地震》
钱钢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当年，作为《解放军报》的记者，钱钢参加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抗震救灾活动，并在之后十年的时间里进行了不间断的追踪访谈，于1986年出版了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书中写出了一座城市面对灾难的坚强，也描绘了灾难下人性的蝇营狗苟；写出了举国救灾的传奇，也描绘了特殊年代的无奈。
1987
《顽主》
王朔著，《收获》杂志
1987年被当时的媒体称为“王朔年”，之前《空中小姐》、《浮出海面》等中短篇小说的发表让王朔的小说开始备受关注和争议。《顽主》发表于1987年第六期《收获》杂志上，“顽主”是当时北京市井的流行语，特指那种衣食无忧、玩世不恭的边缘青年，小说主要描写了三位典型的“顽主”成立了一个意为“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的“三T公司”的故事，是王朔小说中影响力最大的一篇，电影改编也最为成功。小说人物对政治语汇的反讽性使用，对虚假崇高的调侃性再现，体现了大众话语与政治话语长期积存的矛盾对抗。
1988
《玫瑰门》
铁凝著，《文学四季》创刊号
1988年9月，铁凝的第一部、也是她“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在《文学四季》创刊号上首发。从政治角度看，虽是一部涉及到敏感话题的作品，但是铁凝把握了话语刺激的临界点，处理得恰到好处；从作品意义角度上讲，作为新时期文学以来第一部反映女性觉醒意识的长篇小说，它的文学史意义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1989
《黑雪》
叶雨蒙著，作家出版社
《黑雪》详细记述了朝鲜战争爆发的全过程，对战前的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做了分析，批露了中国决策和出兵的情况，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和可读性。该书与的另外两部小说《汉江血》、《黑雨》构成了“出兵朝鲜纪实”三部曲。这本书当年被广泛阅读，也引发了其后数年军史图书出版和阅读的热潮。
1990
《年轻的潮》
汪国真著，学苑出版社
1989年春天，海子选择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昭告了一个属于诗歌的时代的结束。1990年春夏之交，汪国真这个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中年男人，以人生经验的年龄差准确契入新一代年轻人的成长，在阅读
领域复制了方兴未艾的流行音乐界的明星效应。快餐文化的第一代图书产品由此诞生。汪国真很快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1990年被出版界定名为“汪国真年”。
1991
《我与地坛》
史铁生著
《上海文学》1991年1月号
“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使得作家远离了那个荒诞年代的中心。在满园弥漫着“沉静光芒”的地坛，作家实现了对个体命运挫折和苦难的超越，升华了自己的生命。当他用一种带有宗教式美感的文字，将这种思考和参悟表达出来，那份宁静的文本所带来的，却是巨大的不平静。
1992
《白鹿原》
陈忠实著，《当代》1992年6月号
小说以社会的剧烈变动为背景，以白鹿原上白鹿两家的兴衰为主线，记述了几代人的悲欢离合，为读者展示了时代巨变中，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小说的主要故事都发生在20世纪的前50年，却不再拘泥于之前描述这段历史的文学作品的那种政治框架和僵化观念，以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通过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跌宕曲折的故事情节，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甚至一些深隐的、略显神秘的文学想象，带给人更多的思想内容。小说在1997年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1993
《废都》
贾平凹著，北京出版社
1993年上半年，这部描写当代知识分子生活的世情小说先在《十月》杂志连载，后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由于其独特而大胆的态度、出位的性描写，以及“□□□□（此处删去××字）”的噱头，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一时间洛阳纸贵。本书遭到了毁誉两极的争议，誉之者谓其生动地写出了那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价值迷茫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毁之者斥之格调低下、阴暗，下半年旋遭禁，此后一禁16年。曾获法国费米那文学奖。
1994
《顾准文集》
顾准著，贵州人民出版社
文集出版在逝世二十周年之际，在1990年代的知识界引起巨大的反响。作为一部严肃的学术性著作，《顾准文集》竟至一度脱销，显然是与“拆下自己肋骨当作火把，用以照亮黑暗”的人格与求索精神分不开的。这位“直立独行，敢开新路，敢行己志”的知识精英，在1957年以后的苦难岁月中，以自身的独立思考和研究，对中国问题做出了深刻的洞见和思考，站成“一座巍然屹立的山峰”（吴敬琏语）。他站在经济的角度对民主和科学在中国的可能性问题所作的深刻探讨，直至今天仍值得细细品味。
1995
《陈寅恪的最后20年》
陆键东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根据大量档案文献和第一手的采访资料，详尽描绘了陈寅恪先生生命最后二十年的坎坷经历。作品甫一问世，即在知识界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震动，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开始认识和了解这位终身守护文化若生命的学者的精神与风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得以重倡。
传主以其深邃独特的诗与文、言与行，给中国知识界昭示了不朽的人格典范，也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何立命安身这样一个命题，留给后世。
1996
《老照片》第一辑
冯克力等编，山东画报出版社
对历史重新审视和反思、开辟私人化历史的叙述空间、披露鲜为人知的故事，《老照片》因应了1990年代末的怀旧风潮，第一辑一经问世，即风靡全国，开国内“图文书”出版风气之先，并带动了“读图时代”的到来。
十余年来，不断出版的《老照片》以朴素而温情的独特方式定格历史，使我们得以在过去朦胧的霞光中，重新认识和反思切身的社会生活。
1997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王小波生如夏花般短暂，身后则一如夏花之灿烂，其拥趸甚至纷纷以“王小波门下走狗”为名。
《沉默的大多数》是王小波一生杂文随笔的全集，由他的妻子李银河编成，书出版时，他已去世。在去世前22天所完成的序言中，王小波这样说道：“我开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总得申明我的态度，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从其身后看，也许他开始的并不算晚。
1998
《牛棚杂忆》
季羡林著，中央党校出版社
用季先生自己的话概括本书，再恰当不过：
“我是有幸进入牛棚的少数人之一，几乎把老命搭上才取得了一些难得的经验。”“如果把这一场灾难的经过如实地写了出来，它将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面镜子。常在这一面镜子里照一照，会有无限的好处的。”“我决不说半句谎言，决不添油加醋。我的经历是什么样子，我就写成什么样子。”
“这一本小书是用血换来的，是和泪写成的。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愿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人间。”
1999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蔡智恒著，知识出版社
这是技术发展的胜利，跟小说的品质无关。
互联网的发展史在那个特定阶段选择了痞子蔡，“网络文学”概念被书商有意利用，小说展示的新颖的逐爱方式，则无意间利用了“网络新世代”澎湃的好奇心，畅销神话成就。痞子蔡要好好感谢自己的平凡和平庸，对于后来的万千网络写手而言，他“一战成名”的示范效应，不亚于后来的李宇春之于“超女粉丝”。
2000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英]J.K.罗琳著；苏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英国妇女罗琳所创造的这个戴着眼镜的小魔法师形象从这本书开始征服了成千上万的全世界、也包括中国读者。神秘的巫术、悬念迭起的情节、正邪的交锋，少年也能拯救世界的豪气，哈利·波特系列图书所书写的影响力、销量纪录也几乎颠覆了此前儿童文学带给人们的固有印象。此后的十年，这个传奇不止在书里上演，也在现实世界延续。
2001
《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
吴敬琏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为深具学术水准、极富公众影响力又有份参与政府经济决策的专家学者，吴敬琏始终动态关注当下经济政策动向、经济现状的变化，出版该书时正逢改革开放深入到新阶段，及时的回顾与总结很有必要，书中对市场经济理论、中国入世、政府体制改革、国企、民企等改革开放进程中不容回避的诸多问题均有理论实际相结合的总结与独到的解读、展望，言辞恳切亦蕴含省思，今天读来仍不无收获。
2002
《无字》
张洁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女作家张洁积12年之功完成的这部三卷本大作在当年的长篇小说乃至其后很长时间的原创文学作品中都不可忽略。书中女主人公的人生连同其家族女性的遭遇折射出中国社会的世纪变迁，人情冷暖，扎实冷峻的文笔充溢着对书中人物的悲悯与对现实境遇的忧伤，苦难流动在这部长篇的字里行间，它也因对苦难的还原震撼人心。该书曾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2003
《城记》
王军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十余年的写作，采访50多位当事人，走访考察京津冀晋多处古建遗迹……这些数字凝聚成这本细说北京城五十多年来城市建设变迁的厚重之作。王军系新华社记者，偶然的机遇让他踏入这个领域，于是以超越常规意义记者身份之外的付出和努力，将北京的城市发展脉络呈现在书中，侧重着墨在上世纪50年代梁思成、陈占祥等建筑大师为保护北京旧城奔走未果的城建往事上，其间无奈令人唏嘘，其中教训引人反思。
2004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册）
汪晖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皇皇150万字四大本的这套思想学术著作在出版时隔四年又再版，这本身已经说明其学术价值。汪晖是近年来状态上佳、有一定国际影响的中年学者，是国内思想学术圈的代表性人物。顾名思义，这套著作以历史为线索，着眼点在“思想”层面，对现代中国思想寻根溯源，集中探讨了文化与制度的关系等论题。由于该书篇幅浩大，内容庞杂、所涉理论深入，对读者的文化素养、知识储备要求较高。
2005
《退步集》
陈丹青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从这本辑录陈丹青归国最初五年文章、访谈的《退步集》开始，他正式进入更加广义的公共视野，对绘画、教育乃至之外的公共文化话题频频发言，未必句句有理，但其旅居海外的背景与不受体制束缚的身份，加之言辞犀利，文风流畅，颇得众多读者特别是青年人的拥戴。从《退步集》到之后的几本书，一退再退只是表象的姿态，内里的层层递进将复杂的事情理清头绪简单对待才是他之所以成为“陈丹青”的重要原因。
2006
《上学记》
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年过耄耋的何兆武先生娓娓道来其早年成长、求学的经历，为读者贡献出这本信息量丰富、口述者心态平和、正视过往、闪烁着岁月积淀人生智慧的口述回忆录。他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政治动荡的阶段，他的学子历程所见所闻却颇多知识分子的风雅、淡定，一心向学的执着与师友间的君子之交，特别是他回忆自己在西南联大的时光，细节涉及多位在中国现代文化、学术史上的重量级人物，读到他们在书本、学术之外的一面，是这本回忆录的别样价值。
2007
《丧家狗：我读〈论语〉》
李零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北大教授李零在书中对《论语》其文进行逐条解读，对孔子其人加以深入分析，逐步剥去千百年来罩在孔子头上的光环，“去圣”是为了接近“真孔子”。该书问世后即争议不断，风波引发的回响至今不绝。在一片喧嚣的“国学热”中，李零的这本书可谓一针清醒剂，哪怕观点尚有可商榷之处，起码他回到原典，平视《论语》的姿态更容易接近“真孔子”，膜拜之下哪有客观可言？
2008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对中共党史颇有研究的历史学者杨奎松在这部力作中以难得的“国民党史”视角回顾、看待国共关系，在查阅大量国共两党档案资料、相关历史人物日记、回忆录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了国共两党在1921年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间的起伏波动的复杂关系，对若干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基于客观资料上的重新认识，对相关内容的既往提法也有相当程度的颠覆和纠正。
2009
《朱镕基答记者问》
《朱镕基答记者问》编辑组 编
人民出版社
该书是朱镕基同志在其国务院副总理、总理任内的若干答记者问及境外发表演讲的结集，言及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往多个领域，代表中国政府的话语姿态也反映今日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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