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情报局就是美国的宣传部和文化部
钱志富
近日笔者读到《文艺研究》2009年第3期上王岳川先生的文章《“后理论时代”的西方文论症候》，文章的第三部分标题是《文化冷战与中心话语霸权》，提到近年来美国政府一批重要文件的解密，引起全球性轰动。原来美国政府在二战之后针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所开展的冷战中还包括文化冷战，而文化冷战的直接操纵者居然是美国的 CIA，即美国中央情报局。王岳川先生的文章还提到，有一位英国学者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根据这些解密文件并对其进行梳理以及一些私人档案材料和对文化冷战当事人的采访记录写作出版了《谁承担后果——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2000年纽约版，中文版2002年面世）一书，书中详尽地揭露了令人目瞪口呆的事实：“在国外，中央情报局主要地依靠当地的知识人，有利于掩盖美国的黑手，制造出一切源于本地的假象。而美国的博物馆和艺术收藏馆在中情局授意下，大量收藏当代艺术和先锋艺术作品，以此摧毁古典和现代经典艺术。”后来笔者花费了一些时间在网上查阅了不少关于文化冷战方面的资料，对这样一场长达近半个多世纪之久的丧心病狂的冷战和文化冷战多少有了些了解。
一、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的确发挥了其强大的作用，世界各地的好多政府就是他们给颠覆掉的。中央情报局的拿手好戏似乎就是推翻别国民选政府、扶持直接能够听自己使唤的军人政权：希腊的新法西斯 （1949年）、伊朗的极右王朝（1953年）、危地马拉的杀人政府（1954年）、黎巴嫩的长枪党（1959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军人政权（1965年）、智利的皮诺切军人政权（1971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最近有材料揭露，正是中央情报局将曼德拉交给南非警察当局拘禁的）……身后站着的都是无孔不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就连现在让美国人恨得牙痒痒的并且悬赏数千万美金捉拿的本•拉登也是中央情报局一手拉扯大的。
二、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文化冷战上可谓挖空心思，十分富有想象能力。如果你阅读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的这本令人震动的为美国文化冷战进行历史描绘的书，会吃惊地看到美国为进行这场特殊的战争，耗费了多少金钱，网罗了多少人才，费了多少心计进行策划和组织，涉及多少不同的文化艺术种类，又有多少世界名流卷入其中……中央情报局最具创意的宣传运作恐怕是对抽象表达艺术的推销。也许有人会问，完全没有实际意义的抽象艺术怎么可以用来作反共武器呢？你千万不可小瞧中央情报局的想象力。正是因为抽象艺术没有实际意义，它正好可以用来对抗共产主义。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事后解释道：“这是一种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毫无关系的艺术形式……莫斯科当时对任何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都大加鞭笞，因此我们认为他们反对的东西一定值得我们的大力支持。”当然由中央情报局出面推销抽象艺术不太合适，但愿意为中央情报局效力的博物馆很多。美国的博物馆和艺术收藏馆大多是私人性质的，其中收藏当代艺术和先锋艺术最富盛名的当属设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它因此变成了中央情报局的首选。中央情报局选用“现代艺术博物馆”还有一个不能公开说明的理由：该馆负责人中有不少与中央情报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准备周全，“抽象表达艺术展”十分轰动，并在艺术界形成了一个强劲的新流派。事后，有些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不无得意地说，“中央情报局是五十年代美国最好的艺术评论家”；“我们是抽象表达主义运动的真正缔造者”。
三、美国中央情报局推行的文化冷战找到了一种成功的战争策略，而且这种策略很有针对性。众所周知，当年的苏联以及广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确存在着极权和专制、独裁问题，这几乎又是一个灾难性的问题，一些人尤其是知识人向往自由是肯定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所以文化冷战的开始就是组织成立一个叫做“文化自由大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的组织。“文化自由大会”成立于1950年，在其鼎盛时期，它在35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包括“文化自由美国委员会”），雇有几十位全职工作人员，拥有自己的新闻社，出版二十多种显赫刊物，经常举办艺术展览，组织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并为音乐家、艺术家颁奖。看完此书的人大概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就是美国的隐性“宣传部”。对此，文化冷战的设计者之一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并不讳言，不过他情愿用个好听一点的词叫“文化部”。他说：“美国没有个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 根据《文化冷战》披露的材料，恐怕还是将中央情报局叫做美国的“宣传部”更贴切一些，而且这个收到了良好效果的宣传部，比任何国家的别的任何种类的宣传部都成功，它推崇的口号是最好的宣传就是看上去不是什么宣传。美国中央情报局成功地向全世界推出了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纪德的《访苏归来》、《正午的黑暗》等等，并把T.S.艾略特的书空投到东欧和苏联，用毫无意义的书写来对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国人一方面推行所谓的自由，一方面又反对文化领域的自由，所以他们阻止小说《斯巴达克思》的出版，监视海明威的行踪，干扰聂鲁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总之他们奉行的策略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他们就赞成，凡是敌人赞成的他们就反对。但他们采用的这种策略是不挂在口头的。CIA对20世纪后半叶的文艺思潮影响可谓深远，远比斯大林们来得厉害，最关键的是：你并不知道。
通过以上的事实，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原来自由、民主的号召也是一种陷阱，先锋也是一场阴谋。可惜的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们的不少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没有识破这场阴谋，我们的文坛诗界还有不少以先锋为荣，而这已经是美国文件解密和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的书出版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的当下了。先锋艺术，先锋文学和先锋诗歌已经深深地破坏了我们的文学艺术和诗歌，是应该叫停的时候了。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5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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