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新书推荐：《猎杀“中国龙”？——中国经济安全透视》

作　　者： 江涌 著

出 版 社： 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10-1

定价：￥38.00 

编辑推荐

    跨国垄断资本“要钱更要命”的贪婪，国内买办掮客“无国无民族”的堕落，“力拓案”只是冰山一角，跨国“水龙王”搅浑中国水务市场，外国评级机构为中国资本市场“看门”。

“国家主义派”代表性人物江涌最新力作，四大网站联袂推荐。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金融虽然难以立国，但是可以强国，可以弱国，还可以亡国。中国共产党应当像掌握军队一样，掌握金融，实现党对金融的绝对领导。

内容简介

    头顶上盘旋着嘶叫的“秃鹰”，地面上活跃着“第五纵队”，江河湖海游弋着“大鳄、白鲨”，——时下中国正面临着一场“无硝烟的战争”，但比“有硝烟的战争”更加残酷。

　　在世界，跨国垄断资本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挖掉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在中国，跨国垄断资本不仅要挖掉中资企业的民族基础，挖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更主要的是要挖掉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方向决定成败，细节影响好坏。“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关系到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成败。今天，中国向世界宣誓，中国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苏联的高度计划模式，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日益成熟与自信的中国人，正挺直脊梁，走自己的路，一条前人未走过的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康庄道路。

简介

    江涌，男，安徽无为人，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主要从事经济安全与世界经济理论研究，参加过多项国家重大课题。迄今在《求是》杂志、《嘹望》周刊、《人民日报》、《半月谈》等报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经济学随笔两百余篇，并出版著作多部。在《世界知识》双周刊与《国有资产管理》杂志开设[中国经济安全]和[安全与战略]专栏。被誉为[国家主义派]代表性人物。

目录

第一部分 跨国垄断资本要钱，更要命

　壹 无孔不入的跨国垄断资本

“第五纵队”长驱直入

侵蚀中国经济主权

“家贼”与“内鬼”值得关注

　贰 处心积虑消除国企

国有企业是抗衡跨国垄断资本的主力军

“主力军”的地位与作用已被严重侵蚀

确保“三分天下”。“主力军”顽强抗争

　叁 全球化没有改变“国家利益至上”观

奇异“中立”再次上演

全球化导致“经济无国界”？

民族国家依旧是当今世界的基础

“国家利益至上”不可动摇

　肆 “市场换技术”忽悠了谁

对“市场换技术”的痴迷

“市场换技术”——理论荒谬，实践证伪

回归原点：“市场换技术”的代价

第二部分 “资源劫难"正在上演

　壹 “资源劫难”不断上演

争夺与控制：世界资源竞争的格局演进

冲突与劫难：世界资源竞争的历史结局

走出历史阴影，实现资源共享

　贰 世界“资源地图”变迁的埋单者

“中国因素”凸显“资源瓶颈”

“天灾人祸”成就“资源瓶颈”

立足于国内，掌握定价权，解决“资源瓶

　叁 未来最激烈的冲突：为水而战

水：蓝金，21世纪的石油

中国水资源：红灯频闪，急报频传

水资源紧张有“天灾”，但重在“人祸”

　肆 “沉默的海啸”警示粮食安全

世界粮慌挥之不去

民以食为天。粮以安为先

跨国粮商图谋中国粮仓

　伍 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

石油的“异化”

“异化”折射自由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溃败

过去，为自由而战；现在，为石油而战

中国艰难应对石油困局

　陆 夕阳依旧在青山已变红

国在“山河破”

“饮鸩止渴”的灾难

污染主因在“官僚主意”

第三部分 经济血脉正受制于人

　壹 “三公里死亡圈”凸显零售隐忧

中资零售企业的“最佳选择”：卖掉自己

“钱图”与前途都给了外资零售巨头

不作为，乱作为，有选择作为

　贰 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强盗”

信息时代的“流氓”

“本土化”亲近中国

“妖魔化”游戏中国

　叁 跨国“水龙王”搅浑中国水务市场

国际水务私有化的深刻教训

跨国资本“试水”中国

但愿“为水而战”不会出现在中国

　肆 外国评级机构为中国资本市场“看门”

三大评级公司受到广泛质疑

三大评级公司加剧金融市场动荡

评级机构已成为美国强权的新工具

外国评级机构损害中国利益与主权

　伍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当中国的“账房先生”

金融信息：被安全遗忘的角落

天掉馅饼——“四大”主导中国市场

“四大”独立、客观、公正的神话已被戳穿

“四大”在华祸害深远

　陆 国际金融大鳄为中国发展“出谋划策”

后来居上的成功秘密

精心布局中国市场

欺诈交易与误导决策

第四部分 烽火连天边，后院起狼烟

　壹 世界本不平，中国要当心

美国是强力推土机，推平世界

驰骋于不平世界，中国有翻身落马的风险

　贰 “走出去”的“买路钱”

美国人很“讲政治”

“走出去”满程风雨

抄底海外：危险中寻得的“良机”？

　叁 盘旋于中国领空的“秃鹰”

“从紧”调控为外资扩张提供机遇

“境内经济论”为外资扩张提供理论支撑

战略经济对话——“笑里藏刀的华尔兹”

　肆 游荡在中国领土的“大鳄”

出师不利，火烧连营

钱多？人傻！活该……

“金融鸦片”：专门为中国设计

　伍 中国：看紧自己的钱袋子

富人比穷人忧患更多、更缺乏安全感

外防：防骗，防偷，防抢

内防：防盗，防败，防卖

　陆 对外开放主动权正在旁落

是否偏离了“独立自主”的指导方针？

对外开放主动权受到侵蚀

对外开放：新时期需要新思维

第五部分 美国的战略目标——屠龙？

　壹 磨刀霍霍向世界

国家机器与金融寡头融合

霸权逻辑：损人就是利己

贫穷——依附——动荡

　贰 美国的经济伎俩

美国“经济牌”的主要内容

美国“经济牌”的高超技巧

日本金融败战的警示

　叁 美元崩溃——黑天鹅重现？

美元崩溃的能量在持续、快速积聚

“天真的可能会塌下来”

美元崩溃，中国巨额美债成废纸一堆

　肆 急需垫背的美国

美国霸权的四根大棒

危机重创美国硬软实力

中国小心！别被美国当垫背

　伍 大国责任：一个美丽的陷阱？

“大国责任论”喧嚣的缘由

有机遇。更多是挑战

积极应对“大国责任”

中国龙的吼声

不走老路，不走邪路，走自己的路

后记

自序

艰难成就书稿，按常理常例应有个序，如此方觉得“完满”。但是，想来思去，还是自己套写一个。因为文章写作甘苦，自己身受。更何况，拙稿不少有“离经叛道”的意味，在单篇发表过程中，已经令诸多部门与相关人士不快，有的甚至还兴过师问过罪。如今，虽然细致打磨，自觉圆润不少，但是对一些眼睛中容不得沙子的人士，可能依旧有些冲击力。倘若真的有仗义执序者，一旦问罪过来，岂不是拖人家下水。好坏还是一人承受，是故自序。

一

2009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9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恰好也是改革开放“河东与河西”的分水岭。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昏睡百年的“中国龙”开始觉醒、舒展、腾飞。实践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对外开放伊始，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提醒国人，打开门窗，新鲜空气进来了，蚊子、苍蝇也会进来。一开始，进入中国的“不好的东西”恐怕真的只是些蚊子、苍蝇。但是，后来形势就不同了，蚊子、苍蝇发现中国“钱多、人傻”，便呼朋引伴，由此大虫、大鳄皆鱼贯而入，“第五纵队”迅速滋生且不断壮大。对外开放的局面由此日趋复杂，过去“摸着石头过河”而获得的经验，对于如今“过海”、“越洋”的实践，越来越捉襟见肘。在中国经济周期正处于下滑之际，恰遇世纪金融大危机，屋漏偏逢连阴雨。在内外因素相互激荡下，外储缩水，楼市股市高危，企业倒闭，店铺关张，员工纷纷下岗，民工大批返乡。这在贫富加速分化、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地域发展严重落差的大背景的烘托下，夹杂着各种利益的社会矛盾日趋复杂与尖锐，严峻地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中国今日之局面，缘由众多，但是发展模式应居于首位。新中国成立60年，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其成功经验与挫折教训可以先后集中到两大发展模式，一个是苏联高度计划模式，另一个是美国自由市场模式。中国宏观经济出现的大问题恰恰是先前过分偏执于计划，而后又越来越偏执于市场，从恪守马列主义教条到恪守自由主义教条。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新中国成立60年之际，我们当然要大力宣扬30年来、60年来我们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同时我们也应当实事求是地对待我们当今面临的紧迫问题，回首我们走过的道路，反思我们的发展模式。

就纵向而言，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国家富强，国际地位提高。但横向来看，尤其是与近邻日本、“四小龙”的成长历程比较来看，不难发现：我们的经济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们的人民本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的环境本可以比现在更加宜人，我们的社会本可以更加和谐，我们的国家本可以更加富强；世纪金融大危机下，我们的经济本可以损失更小，社会本可以震动更小；我们是美国最大债权国，在与美国的博弈中，我们本可以更加主动；……而实际情形恰恰远不如人意。我们的社会经济面临越来越多的隐患，我们的社会经济安全面临越来越大的威胁，我们的未来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

影响我们在总体方面变得“更好”或在一些方面变得“更坏”的，有很多因素，但是对外资的迷信、崇拜而忽视其消极作用是中国遭遇当前诸多困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之初，外资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理念与氛围，尤其是给我们带来了靓丽的GDP。但是，在今日中国，外资早就告别散兵游勇态势，呈现利益集团化、组织代理化、诉求政策与法律化，而且其行为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及相关集团利益交织在一起，逐渐显露出其垄断、寄生与贪婪的本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跨国垄断资本在今日中国近乎无孔不入，无利不图。在世界，跨国垄断资本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挖掉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在中国，跨国垄断资本不仅要挖掉中资企业的民族基础，要挖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更主要的是要挖掉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在世纪金融大危机引发世界经济持续衰退与低迷之下，在扫荡全球的自由资本主义丧钟敲响之后，在整个世界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保护主义愈发严重之际，中国应思考：严重依赖外贸、外资、外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思路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思路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以美为师”的经济发展思路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日益棘手、紧迫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世界遭遇“百年一遇”的经济大危机之时，中国向世界宣誓，中国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苏联的高度计划模式，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美国的自由市场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一条前人未走过的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康庄道路。

二

对中国前途的信心，不仅来自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与伟大的中国人民，也来自作为共产党与人民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官员。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权钱交易盛行，官员腐败与时俱进，大众不满与日俱增。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中国官僚相对数量庞大，因此贪官的绝对数量当然不少。2005年，本人被分派一个课题，研究《部门利益对国家重大决策的影响》。刚涉及此题，一头雾水，到哪里寻求实证。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在我私下调研过程中，得到了多个部门中众多官员的大力支持，他们给我提供了诸多鲜活素材，很多是闻所未闻，有的甚至是骇人听闻。

近些年来，频繁游走于中国政治人丛，我的认知是，中国的官员绝大多数不仅有很好的知识素养，而且也有很好的道德水准，尤其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价值观一直得到较好的传承。相较于已经失去道德罗盘、失去自我反省能力的华尔街、华盛顿的那帮商僚与官僚，有着天壤之别。这是西方早就预言并急切期待“中国崩溃”，而实际迄今中国仍然屹立不倒并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倘若中国政治体制能不断改进完善，那么这些具有很好知识素养与道德水准的官僚就能更好地造福大众、社会与国家。本书稿中有众多对相关政府部门与官员的指责批评，但我并不否认相关部门与官员的大多数，总体上对中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国家崛起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2008”，中国人曾经给予很多期盼，而后却带给了中国诸多不幸。有天灾，有人祸，还有天灾夹杂着人祸。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历史上，巨型天灾人祸曾经击倒过许多民族，但是中华民族却在各种灾难中持续五千年文明，生生不息。天灾人祸只能使这个民族更加成熟、更加坚韧，民族崛起的基础更加坚实。“2008”，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清晰地揭示，人民群众是中国的真正主人，是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一段时期以来，一度远去的英雄史观在中国又悄然出现，成形成势。不可否认的是，精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正是一个个精英在关键时刻，置个人安危、利益与家庭于不顾，为民族存亡，为国家崛起，奔走呼号。正因如此，鲁迅先生感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但是，如今一些中国人，以精英自居，却无昔日精英之胸襟与作为，利之当头，难之面前，首先是为自己打算，总是把自己、家庭、家族与小团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有时为了个体与小团体的利益，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他们口口声声爱国爱民族，要与国家民族患难与共，私下里却将子女亲属悄悄送到海外，在境外机构开设不干净账户，有的还拥有西方绿卡，随时做好“弃船登岸”的准备。有的长期以来拿境外钱财，为境外提供数据资料信息，为境外利益代言，肆无忌惮。世纪金融大危机，连美国总统奥巴马都于国际场合承认，美国是金融危机的源头。但是，中国的亲美精英却一个劲地鼓噪，中国是这场危机的重要源头，甚至要承担20%~50%的责任。这些精英们肆意妄为在中国泛滥，虽然没有普遍成灾，但是在一些领域（如产业化下的教育、市场化下的医疗、产权明晰下的国有企业贱卖等），灾难已经出现，而且仍在不断扩散。

多年来，中国在一些领域实际所奉行的社会经济路线是“打左灯向右转”。在日趋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中，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群处于强势地位；原先作为国家主人的工农大众，一部分已经成为弱势群体，处于社会的底层与边缘；而中产阶层远不够强大，远不足以对社会稳定起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且在两极分化的急速扩大中，他们属于“失落的一族”，多数是左翼力量的同情者。近年来，经济上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使中国社会对立日趋严重，左翼与右翼的理论、政策路线的争论日益激烈，利益基础的严重反差，决定了共识少之又少。而且在主管部门长期奉行“不争论”的指导思想下，变相助长了右翼声势。“惟大英雄能本色，极高明而到中庸”。总结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成就的深刻缘由，重要一点是高端决策多数时候是“执两端而用其中”，很好地克服了极左极右、忽左忽右。在利益集团于社会生活与国家政治日趋活跃的情形下，国家政策的公正、科学、合理依赖于相关利益集团的平衡博弈。但是，环顾当今中国的利益集团，强的超强，弱的过弱，政治博弈天平指针明显倾向强势集团。

在北京的理论圈子内，主流会议一般都有很好的礼品与可观的出场费，会议往往官盖云集，场面有时一个比一个奢华，直至令人咋舌。相比之下，那些被“贴牌”为左翼的会议不知寒酸多少倍，往往连顿饭都招呼不起，罔谈什么礼品与车马费。所谓“为穷人办事，为穷人说话”，对于当事人没有一点好处，因此是否为穷人办事、说话，是否认真为穷人办事、说话，全凭良心。正因如此，代表着长期处于弱势、未富裕的大多数的左翼，情绪化的言语日益突出，这是一个应特别给予关注的动向。在中国经济周期向下、弱势群体日子日趋窘迫、下岗不断增多、诸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情势下，中国决策者再也不能忽视左翼的声音。中国实现社会相对和谐与国家长治久安，出路首先在于左右和解。但是，无原则、无是非标准、无大义、无基本共识，左右和解何易？为此，舆论必须照顾社会大多数的情绪，决策应当向弱势群体倾斜，完善社会保障，减少失业，提高劳动就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节制资本无度与肆意扩张。

三

本人生在安徽省无为县昆山乡一个非常偏僻的乡村，小时候从未觉察，那里的景色很美，山围着湖，湖中有山，有野鸭、菱角、芡实和莲藕，还有血吸虫和“水鬼”（后来知道其实是一种水獭）。改革开放的春风一轮又一轮，可是那个倔强的乡村在现代化上至今也没有多大起色。我一贯认为，孤陋寡闻者莫过于我。上初中才见到手扶拖拉机，到县城中考才乘上公共汽车，到武汉上大学才真正见到并坐上了轮船，还是“东方红”号。进大学第一个星期天，与一个来自河南商丘的同学，在长江大桥上看到了真正的火车。那同学一直表现得比我有见识，当时很惊叹，“如此庞然大铁，能在水面浮起行驶，不能不说是鬼斧神工。”如今，这位仁兄早就不愿意提及那段刘姥姥进大观园式的笑话，大学毕业后不久就毅然下海，信誓以实业报国，如今在深圳置办企业，经营有道，日进斗金，世纪金融大危机也丝毫没有延缓他赚钱的步伐。

儿时的同伴众多，放牛种田，成家生子，独我上了大学，还是重点名牌。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还是值得炫耀的，“天之骄子”（当时说起一点也不脸红），没有学费一说，月有补贴，还有困难补助，虽然不算宽余，但是只要不找女孩子，也可以平静度日完成学业，关键是皇帝女儿不愁嫁，毕业后工作全包，重点大学还可以挑三拣四，如此当然神气活现。远不像今天的学子，为学费而愁眉苦脸，为恋人而挤眉弄脸，为考试而歪鼻斜脸，为工作而灰头土脸。尽管后来时事沧桑，命运多舛，尽管距离意想的成功目标还十分遥远，但是在跋涉的路途上，在有志者事竟成的努力过程中，每每提醒自己，不要忘本。

一段时间以来，有一个研究经济的学长，标准的主流精英，其讲话每每引起公愤。据好事者考究，该学长也出生乡村寒门，后来沐浴国家的阳光雨露，上大学，去海外，得洋“打狗脱”，身价倍增，凭借占得先机，终日里忙着给企业与富人打点，多年来难见经济学新造诣，却时而不时抛出莫名其妙的论点。前不久，学长又言：大学生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学费太便宜。网友评论，此公太不厚道了，忘本啦！印度圣雄甘地教诲，要当心可令我们毁灭的“七种罪孽”：没有责任的享乐，没有劳动的财富，没有道德的生意，没有是非的知识，没有人性的科学，没有奉献的崇拜，没有原则的政治。吾人当小心翼翼，引以为戒。

生我者父母，养我者国家。对父母尽孝，对国家尽忠，天经地义。笔者的母亲是个非常普通的母亲，普通的即便用大段语句、甚至整篇文章也很难把她与众多的中国乡村女性区别开来。母亲一生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识，平日里总是围着柴米油盐打转转，专长就是洗衣做饭、养鸡喂猪。2002年我博士毕业，最后敲定选择北上北京工作，她非常高兴，直接向我提出要求，说等我安顿下来后，要接她来北京，去看天安门。然而，等我刚刚从异地初任培训回北京，还未正式上班，她就辞世了，非常突然。她辛苦一辈子，辛苦到最后一刻。我发表文章诸多，编写书籍不少，但是能拿出手的尚无。本书一开始我就认真打磨，就是要献给这个平凡的、默默无闻一生的母亲大人，今年是她的本命年，祝福她在另一个世界平安、健康、快乐！今年又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本书若能在“十一”前出版，也算为这个多灾多难又多姿多彩的祖国母亲尽一份忠心。

江涌于紫竹院

2009年5月

后记

本书主要是对本人近年来写成文章的汇编，大部分已经发表，书中根据需要增添了新的内容；有的未曾发表，纳入本书时也重新加以修缮；也有几篇或篇中一些章节是专门为本书的相对完整性而特地撰写的。中国人讲厚道，“吃水不忘挖井人”，本书成稿出版理当感谢以下杂志、机构与相关人员。

首先要感谢的是《世界知识》杂志及其副主编王亚娟女士。王编利用“特权”在《世界知识》给本人安排“中国经济安全”专栏。虽然至今累积只有二十来期，但是每期的选题、立意、字斟句酌，王编都煞费苦心。尽管我曾了解，王编有时脾气不小，但是对本人的专栏文章则不厌其烦，特别青睐。本书最初也是由她创意，书中的多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也是来自“中国经济安全”专栏文章。

多年来，新华社的金字招牌——《瞭望》周刊也为拙文提供一路绿灯，“新华网”对本人也一“网”情深。汤华、李永增、杨桃源等先生的胆与识，不只一次领教。本人的《防范权贵资本祸害》以及《正视境外利益集团》等令诸多部门不舒服甚至相关人士不高兴的文章，都是他们果敢推出的。“特别是《警惕部门利益膨胀》发表后，我们也没有太多把握，只是后来有温总理批示，我们才松了口气，至于后来的大部制改革，更是喜出望外了”。

我在高校学习与教书时，对《求是》杂志一直是“噫嘘唏，危乎高哉！”高！高不可攀！那应是高级官员、资深学者的阵地与舞台，如今我这个小字辈竟然也能借此宝地三番五次地发表陋见。2003年《求是》编辑牛金辉博士转约我写《关于世界经济中的“不确定性”》一文，国际部各大编辑慧眼识“才”，而后方有本人的一“发”而不可收。值得浓墨重彩一下的是，本人曾于2004年就“三大国际信用评级公司的危害”作出相关研究报告。据悉，高层也做了指示。但遗憾的是，遭遇相关部门的忽视与抵制，不了了之。2006年《求是》总编通过“新华内参”知道了我们的努力。在一周多的时间，就以《国际三大信用评级公司透视》的标题、黑体刊登在当年第19期《求是》杂志上，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关注，引起社会与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

《国有资产管理》杂志社主编杨优也为本人开辟了“安全与战略”专栏。凭借我的知识水准旋转于“战略”舞台，说实话，有些吃力。好在“众人拾柴火焰高”，在我这个理论小个子的背后，有诸多隐形大个子和无名英雄。他们不断给我提供资料、素材甚至是观点，给我提供养分、水、阳光和新鲜空气。在我每次偷懒的时候，总有人在督促、鞭策；在我有偏离轨道迹象的时候，总有人过来纠正。如此，才能不断坚持，有信心争取最后的胜利。

当然，最需要感谢的是经济科学出版社的领导与相关同仁，罗志荣总编辑高屋建瓴，程晓云博士字推句敲，尤其是谢锐编辑，从前到后，一直在为本书忙碌奔走，不知疲倦，在书稿写作与修缮期间，总是用慰问与关怀的语气，督促我快马加鞭。局内局外都给我压力、更多的是动力，使我没有理由不写好此书。本书力争摆事实，讲道理，端出是非标准，旨在引发大众讨论，寻求基本共识。但是由于水平有限、调研有限、例子列举有限、表述有限，所以书中肯定有诸多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修缮本书稿的同时，我和几个朋友一起正酝酿另一部作品——《中国主义》。中国改革开放30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五四运动”90周年，社区走走，公园转转，北京的大爷大妈都不时发出一连串感慨。又恰逢“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大危机，长期以来一直趾高气扬的西方如今灰头土脸，美国新自由主义遭遇重创，压抑数十年的任何一个“仁人志士”都应当扬眉吐气，各抒己见，评判历史，见证今天，畅想未来。《中国主义》是几个年已不惑的中国人在扬眉吐气后心平气和的小结，它想展现给大众一个新努力或新尝试：中国不只是生产“廉价商品”，也能生产“先进思想”。

江涌于万寿山庄

2009年7月

书摘

壹　无孔不入的跨国垄断资本

　　跨国公司，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对派怎样惋惜，跨国公司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

　　在我们睡大觉的时候世界正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地球是圆的，但世界是平的。世界正在被快速的摊平或铲平，全球化也正在进入继国家全球化、公司全球化之后的全球化3.0时代，即个人全球化时代。全球化3.0将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经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改变每个人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生存的方式。不论是政府部门、商业部门、社会部门，各行各业的管理者、员工还是自由职业者，概莫能免。新一波的全球化，正在抹平一切疆界，世界变平了，从小缩成了微小。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持续大量引进外资、发展外贸，中国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外资企业对中国提高技术与管理水平、培育与锻炼人才、促进市场发育等诸多发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资给中国带来的并非都是阳光雨露，随着外资在华成长壮大，作为垄断资本的本性开始显露，其积极作用日渐消减，消极影响逐步显现，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危害正日趋严重。

　　“第五纵队”长驱直入

　　环顾当今世界，当数美国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交织最为紧密。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列宁提出的垄断资本主义五个特征之一）而生成的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一直是国家政权的幕后操纵者，有时为了需要甚至直接跳到前台。金融寡头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的主宰者，“金融寡头统治一切，既控制着报刊，又控制着政府”。“今天是部长，明天是银行家；今天是银行家，明天是部长”。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国防和外交的权力分配形成了一条规律：由发家最早、实力最强的东部梅隆金融财团和洛克菲勒石油财团瓜分。通常情况下，国防部长来自梅隆财团，国务卿则属于洛克菲勒财团。如今，官商结合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相关形式发生改变而已。单看财政部长多半来自华尔街，而政府部长离职后进人大公司当老总或顾问早已比比皆是，而布什总统父子本身就是金融寡头。日本则是另一个垄断资本登峰造极的国家，著名的“财界四团体”（经团联、日经联、同友会和商工会议所）不仅对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发挥着重大作用，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影响着政治结构与政府更迭。前首相池田勇人曾经直言不讳：“在日本，政府是船长，财界是罗盘，船长始终按罗盘指引的方向前进的。”

　　外资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早已告别“散兵游勇”的状态。随着外资的强大，早先的一般资本如今已演变为垄断资本，正积极谋求对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产生影响，并实现控制与垄断，以获取暴利。为巩固和扩大在华利益，这些垄断资本依靠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与母国强大的政治后盾，通过各种方式，活跃于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与重要民间团体之间，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经济与政治力量。

　　强力公关　跨国垄断资本凭借其雄厚经济实力，巧妙利用各方人脉，进行公关。越来越多的外企总管熟谙中国政治运行之道，想方设法接近与拜会中国政府与国家领导人，一方面私图进行政策游说；另一方面可作炫耀资本，为商业活动铺路。

　　为击败竞争对手（法国兴业银行）对广东发展银行的并购，花旗银行请出与华关系良好的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给中国XX部写信，“以个人名义力谏中国政府支持美国公司对广东发展银行的收购努力”，并称“这将有利于中国及中美关系的全面发展”。该部门如何反应不得而知，但事实是花旗不仅持有广发20％的股份，而且还以20％的股份赢得广发100％的经营管理权。

　　以收购各国“命脉产业”为宗旨的美国私募基金凯雷投资，一直以强大的政府公关能力著称，为实现对中国工程机械龙头企业徐工的并购，积极游说当地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并取得后者鼎力支持。

　　利益输送　跨国垄断资本或收买、利用高干子女、亲属，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或将相关课题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

　　百事可乐等国际大公司曾多次以课题研究的名义，向XX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与相关个人提供研究经费；投桃报李，该中心长期以来一直为跨国公司的在华利益而奔走呼号。

　　此外，跨国垄断资本还以安排出国观光、子女国外就读、协助转移资产与洗钱等条件，或以参加国际学术研讨、邀请做访问学者、收录论文进SCI（科学引文索引）、授予名誉学位职称等为诱饵，吸引一些中国官员、学者为其效力。

　　为强化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直销市场地位，美国安利公司对中国相关政府部门以及高级官员进行集体公关，通过向清华大学的“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提供巨额赞助，送相关高官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进修。福特基金会每年在华开展数十个资助项目，很多项目是面向官员与学者的。由此不仅能得到相关信息，而且借机可以施加政治影响，推广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与治国理念。

　　与国内利益集团结成共同体　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在中国滋生了一大批从事买办活动的掮客，这些掮客一般有着复杂乃至显赫的政治背景，法力极大，影响力无边。他们与涉外利益集团形成日趋紧密的“共生”态势，游走在外资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翻云覆雨，获取巨额收益。与跨国垄断资本结成利益共同体的不仅有个人，还有法人。一些大型中资企业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甘愿充当外资的“铺路石”。

　　为占领中国寿险市场，外资保险巨头纷纷与中国非保险业的大型企业集团“联姻”。比如，法国安盛保险集团与中国五矿集团合资成立金盛人寿保险，意大利忠利保险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合资成立中意人寿等等。这种有违常理（同行合作）的合资路线，一开始就体现出外资保险公司的独资图谋。在合资寿险公司中，中资企业往往缺乏保险经营经验，因此合资公司实际上是由外资主导。。

　　跨国垄断资本结成联盟　中国第一、世界第五的电池生产商福建南平南孚公司已成为跨国垄断资本结成联盟的经典案例。1999年南平市相关部门为改善治理结构而主导引进外资，但竭力避免被同行产业资本（主要是美国吉列）所并购。然而，以摩根斯坦利为首的国际基金在2002年对南孚实现控股后，2003年就将所持股份全部转售给南孚的直接竞争对手一美国吉列。

　　2005年1 月，54家在华跨国公司联合向国务院上书（《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对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若干看法》），反对“两税合一”。在《邮政法》重新修订之际，已在中国国际快递市场居于垄断地位（份额达80％）的四大国际快递公司——德国敦豪（DHL）、美国联合包裹（UPS）、美国联邦快递（FEDEX）、荷兰天地快运（TNT），共同派代表会晤商务部等部门高官，通过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等组织机构传达意见，并且于2005年7月联合通过亚太国际速递商协会（CAPEC）发表声明，希望中国邮政改革能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政事分开，在快递领域引入公平竞争机制。

　　借助与培育政治力量　以政治促进商业利益，是西方社会的“通行规则”，跨国垄断资本自然精于此道。当获悉中国铁路大提速需要数亿美元的设备和技术时，法国阿尔斯通集团董事长兼CEO柏柯龙极力游说法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沟通，前总统希拉克由此带着“重要的经济使命”访华，阿尔斯通由此与中方签署了总额达15亿欧元的供货协议。当凯雷收购徐工案陷入胶着状态时，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富兰克林-拉文访华，在公开场合呼吁中国政府按照“商业原则”处理凯雷收购徐工的交易。

　　以非常手段操纵腐败官员　进入中国的许多外企老板，也由最初单纯的贿赂收买官员，逐渐发展为支配这些堕落者。2006年6月，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因生活腐化堕落被免去职务，而直接扳倒刘志华的，就是一盘长达60分钟的性爱录像带，录像带记录了刘在香港进行色情交易的整个过程。一位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认为，这盘录像带显然不是偶然拍摄到的，肯定经过周密策划。由于涉入新的权色交易与收受更多贿赂，刘“背信弃义”，将原本给予某个“很有来头”的外资企业、位于北京黄金地段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又授受给另一家房地产开发商，恼羞成怒的外企相关人员便出此下策，使刘身败名裂。坊间认为，像刘这样被涉外利益集团操纵玩弄（始“弄”终弃）的官员绝对不是特例，而对刘的“惩治”对那些正为涉外利益集团服务的官员也具有“杀一儆百”的作用，使他们以后忠心耿耿为其利益服务。

　　侵蚀中国经济主权

　　经济主权是政治主权的基础，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保持经济主权的独立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提，也是实现经济繁荣、国家富强、民族自决的重要保障。一国的经济主权不仅体现在领海、领土的管辖与治理权，更重要的是集中在经济自主决策权。活跃在中国境内的跨国垄断资本，在中国攻城略地，通过各种方式与各类途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地影响中国重大决策乃至立法，中国经济主权正受到越来越严重的侵蚀。

　　影响立法，损害法律威严

　　1998年4月14日，中央颁发一个重要文件一《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若干意见》，文件的基调积极，总体设计科学合理，但是文件当中被塞入某些玄机，例如文件开篇就有“依法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作为中国企业的一部分，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形式之一。这种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实行对外开放，就必须坚持利用外资不动摇”。值得注意的是，该《意见》过去一直是个秘密文件，在2008年总结改革开放30年成绩的时候，才将该文件公开。大众不禁要问：一个关系到中国对外开放方向、大张旗鼓引进外资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为什么是“秘密的”？其实，正是跨国垄断资本的积极活动，使相关部门设定“在中国设立的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的一部分”，而后又被悄悄塞进上述重要文件，从而具有法律效力。如此，涉外利益集团、跨国垄断资本便借此“拉大旗做虎皮”，作为“中国企业”横行中国。

　　2006年8月，中国银监会修订《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要求外资银行在华注册为独立的法人机构。该举措遭到跨国垄断资本的强烈反弹。美国“金融服务论坛”呼吁美国政府抵制中国银监会的新《条例》，敦促美国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出面干涉。

　　跨国公司在中国大举并购，当中不乏涉及谋求或实现市场垄断的情形，我国颁布反垄断法无疑是解决外资并购垄断问题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跨国公司竭力阻止，致使我国反垄断法迟迟难以出台，被搁置长达十多年之久。

　　跨国垄断资本甚至直接参与中国的法律起草。××部在争取到直销法的部门立法权后，曾与安利等外资直销企业多次沟通，甚至还请安利、雅芳等外商草拟直销法。2005年《直销管理条例》颁布，正式开放直销市场后，近千家直销企业只有13家获得直销牌照，其中外资企业就独占了10家（此后国内拿到直销牌照的企业已达19家，其中外企14家）。业内专家认为，《直销管理条例》完全是为外资量身打造的。

　　2006年3月，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向全社会征求《劳动合同法（草案）》的修改意见，由于外企违法用工比比皆是，比如肯德基公司不与劳动派遣者签订劳动合同，辞退这些员工时，就不用支付赔偿金。很多日资公司形成一种惯例，解雇员工用“劝退”代替“裁员”，这样就无须支付违约赔偿。针对《劳动合同法（草案）》的修订，一些外企驻华代表机构（如中国欧盟商会、北京和上海的美国商会等）迅速行动，积极进行有组织游说。一些外企甚至以“撤资”相威胁，抵制《劳动合同法》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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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猎杀中国龙》：一份国家主义的宣言

　严海波 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等待了很久，终于见到了体制内学者江涌的第一本畅销书体例著作--《猎杀中国龙--中国经济安全透视》。一口气读完这本洋洋洒洒近30万字的书，真真体悟到对中国经济安全的深重忧患，对官僚买办畅快淋漓的揭露，对最大多数人民的炙热情感，也留下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深深思考。作为一个有良学者，江涌做到了为国家请命，为人民代言。

　　这是一份国家主义的宣言。在这个为全球化挂满五彩光环的季节，江涌看到了光环下面的残酷逻辑，感受到外部金融危机转嫁带来的阵阵寒流。作为聚焦于国家的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态度、一种文化形式、一种社会运动，国家主义毫不讳言国家主权至上、国家利益崇高、国家安全重要。曾几何时，全球化的概念在一些人群中成为时髦的词汇，似乎每个人一夜之间都生活在人人权利平等、个个交易公平的“地球村”。但是，当下世界上演一幕幕现实击碎了人们“大同世界”的梦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国际资本的强权依然存在，弱肉强食的霸权逻辑依然主导者一些国家的思维方式，国界并没有消失，国家依然是这个宏观世界的基本单位。近代以来的历史，我们看到了西方世界开疆拓土、黑奴贸易的全球化，看到了资本输出、跨国公司剥削的全球化，看到了金融掠夺、产业控制的全球化，却没有看到发展中国家生存底线不被击穿、公平交易的得到维护、平等诉求得到重视的全球化。

　　由此可见，狂飙突进的全球化，是西方主要大国主导的，维护其核心利益的全球化。在强权和利益面前，一些人在狂欢，一些人在抽泣，甚至在愤怒。江涌属于后者，因为他看到了“丛林世界”裸奔的人。

　　毋庸讳言，全球有共同的利益。这个世界需要粮食和能源的基本稳定，需要收入的合理分配和财富的安全，需要的生存空间的清洁和安定。但是，没有统一的世界政府维护这些基本秩序和价值，一次次的国际会议更多的是一些口号和倡议，在真正的国家利益面前很难看到落实的曙光。金融危机的肆虐，使我们看到美元毫不负责地泛滥，国际金融大鳄贪婪地允吸着平民的财富，资本势力不择则手段地压榨着大多数劳动者。

　　六十年一路走来，中国靠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的领导、人民群众艰苦奋斗和辛勤劳作，由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逐步发展壮大。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理人瞄上了“中国龙”，在所谓“开放”大旗下，自己“身穿铠甲”对缺乏防范意识的中国实施一种实质上不对等的开放，从金融、能源、资源、产业、意识形态等领域“猎杀中国龙”。书中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幅触目惊心的场景。

　　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我们缺乏国家意识和国家观念有关。西方极力通过输入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瓦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通过金融资本和产业的大举自由进入，消解维护国家利益的物质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每一次劫难都与“家贼”和“内鬼”脱不了干系。读江涌的文字，心中总有一种隐隐的痛。这种痛不仅来自于中国的国家经济金融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外部威胁，更来自于我们在长远的国际战略谋划与独立的利益主张方面的缺失，在某些理念和政策方面出现了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偏离党的性质和的宗旨的问题，顺从地服从霸权国家的要求，较少动真格地关心国家整体利益，有些人甚至为了部门小集团的利益和个人私利出卖国家利益。

　　之所以如此，可区分为两种情形：愚蠢与坏心眼。一种人缺乏对社会实践的统驭能力，被市场原教旨主义“洗脑”之后，自以为理论水平高、领导能力强，实际上缺乏宽广胸怀和战略眼光，自负地做了误国误民之决策。还有一种人深谙利益之道，为了自己所代表集团的利益、家族的利益、个人的利益，基金欺骗之能事，故意把正确的道路妖魔化、把明白的道理讲糊涂、把有利于少数人的决策粉饰成有利于人民的好政策。江涌在书中痛心疾首的现象，恐怕为以上两种人所为。例如，美国高盛集团这个集美国政治权势和经济力量于一身的“最赚钱的机器”，与中国官、学、商买办关系密切，在其中左右逢源。以高盛为代表的境外利益集团不仅获得经济特权，而且要影响中国的财经舆论和政策决策，其“行为早已远远超出一个普通商业机构的一般商业行为”。这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难道这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国家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密不可分，统一体现在国强民富之中。国家，国家，没有国哪有家。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是人民的庇护所，也是国两者有机结合实现人民福祉的利器。古语云：“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没有单纯的无国界的经济，也没有单纯无利益博弈的经济。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没有保障的时候，原子化的个体将如何面对国内外各种强势力量！

　　在最后章提出了明确、大胆、极具见地的主张和措施，“中国龙的吼声”已经发出，我们要“不走老路，不走邪路，走自己的路”。

　　愿中国一路走好！

阴谋论，还是谏言书？--评江涌《猎杀“中国龙”？》

还是俗套式的从金融危机说起，因为这场始于美国进而席卷全球的危机不但使世界经济遭受重创，而且以其强大的震撼力动摇着人们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信仰.图书销量排行榜为我们扑捉到了社会思潮的变化：危机之前，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经济原则随着全球化一道，迅速占领了我们的头脑，于是乎，《世界是平的》这样普及自由经济思维的书籍便成为了各大图书销量排行榜的常客；而在危机之后，如《美国怎么了？》、《货币战争》等从各种角度解读、反思危机的书籍立即变得炙手可热，反思危机和反思新自由主义的思潮也如星星之火一般，渐成燎原之势。而江涌先生的《猎杀“中国龙”？--中国经济安全透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一书，势必将为这燎原之火添加上更为猛烈的薪柴。相较而言，《猎杀“中国龙”？》一书没有了隔岸观火的疏离感，也抛弃了隔靴搔痒式的矜持，用真实丰富的素材、激情澎湃的语言、严肃严谨的态度、无畏直谏的勇气为我们呈现出了中国经济安全的全景透视，以此作为反思危机和反对新自由主义最为可靠的依据。

20世纪80年代以后，信息革命为资本主义插上了新的双翼，使其飞遍全球。其中一翼是以商品和要素的全球流动为内容，以大型跨国公司为载体经济全球化进程；另一翼则是以奉自由化、私有化为圭臬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和政策主张。全球化的车轮确实在很多方面碾平了世界：接听美国客服电话的印度男孩、遍布全世界的中国制造、可口可乐和麦当劳的汉堡……面对如此种种，人们不免产生“世界是平的”的幻觉，轻信新自由主义者“经济无国界”的谎言。而全球化在实质上是不对称的，商品和资本全球自由流动的同时，绝大多数劳动力却被牢牢限制于本国国界之内，技术的全球转移也受到国家严密的控制。全球化在跨越贸易和金融的壁垒的同时，却始终无法跨域民族和主权的鸿沟。正因为如此，新自由主义者对于全球化的种种许诺不仅没有实现，相反却南辕北辙，渐行渐远：南北差距没有弥合迹象反而不断扩大；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日渐悬殊；发展中国家并未实现技术上的追赶反而被“锁定”在国际产业分工链条的最底端……正如江涌先生在书中一开始就指出的：“公民有国籍，企业有国别，民族国家依旧是当今世界的基础”，因此“所谓'经济无国界'只能是一种畅想、幻想甚至妄想”。

在新自由主义者那里，经济安全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名词，似乎只要有自由的竞争与交换，便能世界和谐，天下太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新自由主义大本营的美国也是说一套做一套，在全球大力推行资源、经济战略，甚至不惜发动战争，维护自身经济利益。近来不断见诸报端的中美贸易纷争也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美国所谓“自由贸易”的虚伪。因此，正确理解全球化的实质，摆脱“经济无国界”的误导，才能具备评判纷繁复杂经济事件的客观标准，树立正确的国家经济安全观。这也正是开宗明义提出“国家利益至上”，反对“经济无国界”的基本逻辑。

江涌先生在书中为我们细致描绘了中国经济遭受资源劫难、经济血脉受制于人的全景图：中国在石油、粮食、水、矿产及大宗商品等战略资源上缺乏清晰的战略，不仅受到跨国垄断资本的控制，反而陷入“中国买什么，什么都贵；卖什么，什么都便宜”尴尬窘境；中国在“中国制造”遍布全球的同时，却在流通业、金融业等领域受制于人，跨国零售企业把持流通环节，跨国金融巨头控制金融领域，给中国经济发展升级蒙上阴影……大量真实和严肃的材料使得这些描述具备了振聋发聩的力量，中国经济潜藏着的不安全“隐患”让人触目惊心。当务之急，则须转变观念，提高经济安全意识。这也正是此书写作的旨意吧。

在反思危机和新自由主义的思潮中，“阴谋论”式的论调似乎大受欢迎，从《货币战争》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阴谋到《美国怎么了？》中的新保守主义的政治阴谋。这大概不仅是因为这些说法能够对一些历史事件自圆其说，大概还在于读者对于“窥探内幕”的偏好，正如影视观众对于“谍战片”的钟爱。然而，“阴谋论”虽然精彩，但终究难以经受事实的检验。初读《猎杀“中国龙”？》，书中丰富的“内幕”材料会带给你非常强烈的阅读快感，但该书的严肃性和真实性使其与“阴谋论”式的推断不同，因而在阅读之后所引发的思考和震惊是无以比拟的。在笔者看来，中国经济安全的种种隐患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其跨国企业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威胁；二是我国自身由于缺乏清晰战略指引和缺少有效的制度安排所造成的。辩证的看，这两方面正是一个事物的内因和外因，归根到底，还是内因在起决定作用。因此，面对中国经济安全出现的问题，我们切不能只强调外国集团的贪婪狡诈、精明算计，而忽视对于自身失误的检查和改进。《猎杀“中国龙”？》一书，在列数中国经济安全受到的外来威胁之后，最终落脚在中国自己发展战略的选择，以及标题之中大大的问号，正是对经济安全这枚硬币两面的准确理解。正因为如此，《猎杀“中国龙”？》一书不是借题发挥的“阴谋论”，而是发乎内心、认真严肃的“谏言书”。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张晨

《猎杀“中国龙”》源起

——出版社通稿资料

2009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9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昏睡百年的“中国龙”开始觉醒、舒展、腾飞。对外开放伊始，总设计师小平同志就提醒国人，打开门窗，新鲜空气进来了，蚊子、苍蝇也会进来。一开始，进入中国的“不好的东西”恐怕真的只是些蚊子、苍蝇。但是，后来形势就不同了，蚊子、苍蝇发现中国“钱多、人傻”，便呼朋引伴，由此大虫、大鳄皆鱼贯而入，“第五纵队”迅速滋生且不断壮大。对外开放的局面由此日趋复杂，过去“摸着石头过河”而获得的经验，对于如今“过海”、“越洋”的实践，越来越捉襟见肘。

正值此时，经济科学出版社力邀国情专家江涌先生全面透视中国经济安全，向世人发出警醒。长期以来，他主要从事经济安全与世界经济研究，在《求是》、《瞭望》、《人民日报》、《半月谈》、《世界知识》、《国有资产管理》等杂志发表经济学论文、随笔两百余篇，被誉为“国家主义派”代表人物。

江先生从全球化视角出发，指出改革开放后，我们通过“坐，请坐，请上座；茶，敬茶，敬香茶”的方式引进了外资，有一段时期，外资的确给我们带来先进的技术、管理，给我们带来全新理念与氛围，尤其是给我们带来靓丽的GDP。但是，跨国垄断资本的贪婪本性，决定了他们不仅要挖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更是要挖掉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长期以来，跨国垄断资本不仅自己直接行动，而且通过他们精心培育的代理人、代言人，始终不渝地向中国灌输经济自由主义，宣扬经济无国界。如此，中国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被折腾得支离破碎，中国强大制造的基础被严重侵蚀，中国陷入“越引进，越落后”的困境。

不仅这样，对于拥有大量自然资源的中国来说，“资源劫难”也正在上演。中国地大物博，大地上有荒漠、戈壁，同样也有丰富的资源——多种矿产、宜人环境与吃苦耐劳的劳动力，由此引来众多跨国垄断资本竞相到中国淘宝掘金、“开发”中国的廉价资源。在中国各类要素不断廉价的同时，中国需要的国际要素越来越昂贵，由此形成了“中国买什么，什么都贵；卖什么，什么都便宜”的尴尬窘境。并且，国内的石油、粮食、水等大宗商品处处受制于人，零售市场、水务市场、信息市场、金融市场等均被外资所染指。在世纪金融大危机引发世界经济持续衰退与低迷之下，这清晰显示，中国从西方教科书当中得到的高深知识，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先进经验与管理理念，与实际相去甚远。世纪金融大危机，暴露出美国一系列骗人的把戏，但是迷信美国那套说教的仍大有人在。在扫荡全球的自由资本主义丧钟敲响之后，在整个世界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保护主义愈发严重之际，中国应思考：严重依赖外贸、外资、外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思路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思路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以美为师”的经济发展思路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

多年来，中国在一些领域实际所奉行的社会经济路线是“打左灯向右转”。在日趋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中，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群处于强势地位；原先作为国家主人的工农大众，一部分已经成为弱势群体，处于社会的底层与边缘；而中产阶层远不够强大，远不足以对社会稳定起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且在两极分化的急速扩大中，他们属于“失落的一族”，多数是左翼力量的同情者。近年来，经济上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使中国社会对立日趋严重，左翼与右翼的理论、政策路线的争论日益激烈，利益基础的严重反差，决定了共识少之又少。

有道是，方向决定成败，细节影响好坏。因此，“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关系到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成败。如今，中国要向世界宣誓，中国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苏联的高度计划模式，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道路。日益成熟与自信的中国人，正挺直脊梁，走自己的路，一条前人未走过的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康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