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和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是华山论剑的阵容，徐冰北岛阿城陈丹青王安忆张朗朗，蔡翔李零邓刚阎连科翟永明韩少功，严力柏桦范迁黄子平王小妮赵越胜。所以，这书，真是用不着封面设计，三十个名头搁那儿，不战而屈人之兵。
三十人头马，再加上四个大红字书名，我打开书的时候，简直有些看手抄本的激动，就好像少年阎连科拿到《红楼梦》学生韩少功读到《赫鲁晓夫主义》。我先把书里的照片研究了一遍，呀，王安忆这么漂亮！除了翟永明，诗人长得都不咋样。阿城的衬衫还双上兜，一左一右，塞得鼓鼓，色情兮兮。张朗朗英俊，陈建华多情，徐冰很清秀，可惜没看到我的偶像蔡翔老师年轻时候的照片。
近六百页的书，一天一夜看完，用的是我以前披星戴月看金庸时的激情和速度。不过，看完后，说实话，感觉郁闷。
三十个，除了蔡翔阎连科等少数几个，皆出身高眉，当然，所有拿起笔的时候都高高眉了。而在的履历中，我们看到，一大半的人去国千里留洋的留洋海外的海外，其余的，不是作家，就是名校大师江湖高人。
我相信，多数读者和我一样，出身平民，喜欢了解并且向往高端生活，啧啧，这沙龙那沙龙的，都吃的什么聊的什么看的什么？中国的宫廷剧这么火，当然有它的群众基础。所以，听这些人头马顺口溜一样提到，“大小刘麻子”英若诚和他太太吴世良，中央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杨秉荪，陈伯达的儿子，我们对张朗朗们真是有敬意啊。哎呀，有什么办法，张朗朗们可以说“鲁迅老头儿”，我们不敢。他们出入的不是学部，邻居不是翻译普希金的，就是机关大院，最小的角色也是大内高手的后代。不过，我们的确喜欢，比如李零笔下的那些个人名，张木生，刘晓军，岳小莲，打心眼里，我也希望和李零同学，然后有很多茅台级同学，不为鸡犬升天，只为共同拥有。
没错，被北岛李陀召集到这本《七十年代》里来的人，共同拥有一段“《今天》式”或“类《今天》”岁月，一个方便的检阅就是看他们怎么描写1976年9月9日。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我和严力在芒克家聊天。芒克跟父母一起住计委大院，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母亲是复兴医院护士长。”这是北岛关于那天的开场，他喜欢交代诸如“高级工程师”这样的细节，而这也成为《七十年代》全书的一个特色。然后，护士长让他们下午四点听重要广播。
听完广播，“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会意一笑，但笑得有点怪，有点变形，好像被一拳打歪――这一时刻让人猝不及防。芒克顺手从床底下摸出半瓶‘二锅头’，到厨房取来三个酒盅。”同时，陈丹青，人在西藏，听到消息时，和两个朋友一起，“刻意扯些别的话题，闪避目光，不敢对视，抑制嘴角的痉挛，只怕猝不及防，笑出来。”
两个“猝不及防”，两次“笑”，他们在人群中一定能互相辨认，虽然在阿城心里，毛泽东“已在听敌台的云南知青心里于七一年死去”，但是，效果是一样的，就是陈丹青“斗胆”写下的“当年的真实”：“我们等待最高领袖逝世的这一天，等很久了。”
陈丹青的这个“我们”似乎就是《七十年代》的大众，因为很可惜，在这本书里，和北岛等构成张力的叙述，比如蔡翔和阎连科的文章，都没有提到1976年9月9日。不过，虽然我本人长期以来是阿城陈丹青和北岛极为忠实的读者，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我整个的青春期都回响着“我不相信”的调子，我还是觉得，光有北岛的笑，是不能称为《七十年代》的。用封底选用的李零的话来说，“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从现在的历史看，今天显然不是“三个酒盅”“会意一笑”的逻辑展开能够抵达。因此，虽然李陀在序言里检讨了此书的失重，我还是认为，这样的一个严重缺陷，不仅导致了北岛们突然成了多数派，北岛们的回忆失去了历史感，而且，读者在不断的看到他们的牢狱之灾和担惊受怕后，会对他们的高端诉苦也产生厌倦和怀疑，而更大的问题是，在合上书的时候，我突然疑惑，北岛是否还合适来主编这样一本讲述中国历史的回忆录？
2003年，《书城》上有一篇关于北岛的访谈。记者问北岛，“你怎么看自己早期的诗歌？”北岛回答：“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很显然，北岛不仅要悔其少作，而且坦言，“有时朗诵会上碰到中国听众，他们说更喜欢我早期的诗，我能感到和读者的距离在拉大。”然后记者追问，“介不介意这种距离？”北岛：“不介意。”
我看到这里觉得心冷。每年春天，我都在大学课堂给一年级学生讲朦胧诗，每年，都有最多的同学选择上台朗诵《回答》，“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这些句子，年复一年，我听了不下一百遍，但每一次，它们依然在我心头产生放电的感觉。可是，我们热爱了多年的诗，今天宣布，他惭愧他写了《回答》。而因为这个惭愧，他说他不同意关于“文化的根”的说法。好像是，他现在的写作动力，就来自“语言上的忠诚和文化上的反叛”所形成的“紧张关系”，因此他号称，“中文是惟一的行李。”
只是中文，没有中国，并且，他不再介意他的中国读者。这样，在前不久香港召开的当代文学六十年研讨会上，北岛毫无负担并很有把握地对记者说，“我觉得大陆前三十年是毛文体一直影响着我们的汉语写作，很长时间根本无文学可谈。”“在毛文体下，我们已经没有谈恋爱的语言了，更不要说写作。”但是，在《七十年代》这本书里，我们读到最有意思的那些章节恰是用毛文体写下的爱情。比如，邓刚说，三十岁的他，爱上了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姑娘是共产党员家庭，他是反革命家庭，这种结合，比国共合作还要艰难，然而，“我顾不得许多了，这是背水一战，没有后路也没有侧路根本就没有路。”
没有路的情况下，邓刚的“狼子野心”居然得逞，这样，为了心爱的姑娘，他决定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给姑娘摆上山珍海味的酒席，因为他是堂堂海碰子，他准备“亲自潜进海里拼命，而且必须潜进当时被军管了的海港里”。如此，在隔一天就要结婚的下午，他像特务似的潜水了，但因为太贪心，他发现自己回不了岸了。最后，在他处于半昏迷状态时，一艘小快艇驶来，“上面正高高地站着一个面孔阴沉的警察，那真真是政治宣传上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铁塔般耸立’，他两眼放射着正义的光芒，正等着我自投罗网。”
结局是，警察救了邓刚，而且，把足够他结两次婚的海参鲍鱼也扔给了他。
我喜欢这个故事。事实上，整本《七十年代》，如果没有徐冰、蔡翔、阎连科等人的文章，这就是一叠贵族诉苦，当然其中也有日瓦格医生式的甜蜜，而徐冰，因为和北岛等人同处北京文化圈，他的态度就显得尤为珍贵。
徐冰说，他的同学中不是缺爹就是缺妈的，或者就是姐姐成了神经病的，但是，他没有像北岛那样被那个时代压得变形，他很认真地总结说，“我们之中没有一个玩世不恭的，这成了我们的性格。”
他还写到，下乡时候，每天带着画箱，带着书上山，可还没几天，就没什么书好带了。“有一天，只好拿了本《毛选》。毛的精彩篇章过去背过，熟到完全感觉不到内容的程度。”接着，徐冰另起一段，郑重写道：“可那天在杏树下，读《毛选》的感动和收获，是我读书经验中少有的，至今记忆犹新。”“那天的收获，被埋藏在一个业余画家的心里，并占据了一块很重要的位置。”
事实上，徐冰这篇文章的结尾，很可以拿来批评这本《七十年代》。在谈到“星星”对美院的震撼时，他说，那时，研究法国荒诞派的王克平等“星星”“是异数的，而我们是复数的；和大多数是一样的。我和‘我们’确实是相当愚昧的，但愚昧的经验值得注意，这是所有中国大陆人的共同经验。多数人的经验更具有普遍性和阐释性，是必须面对的，否则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就此而言，如果北岛不能穿透笼罩内心的“憎恶”，反而给这“憎恶”找上西方的理由和同志，那么，他背叛的就不仅是过去的历史，还是未来的生活。这里，让我抄录我非常喜欢的徐冰的一段话：
除个别先知先觉者外，我们这代人思维的来源与方法的核心，是那个年代的。从环境中，从父母和周围的人在这个环境中待人接物的分寸中，从毛的思想方法中，我们获得了变异又不失精髓的、传统智慧的方法，并成为我们的世界观和性格的一部分。这东西深藏且顽固，以至于后来的任何理论都要让它三分。
所以，在纽约，当有人问徐冰，“你来自这么保守的国家，怎么搞这么前卫的东西？”徐冰可以非常从容地回答他：“你们是波易斯教出来的，我是毛泽东教出来的。波比起毛，可是小巫见大巫了。”
可惜，北岛是决意舍大巫就小巫了。我这么讲，决不是批评北岛的文章，坦白说，单篇文章而论，北岛依然写着眼下最美的中文文章，而且，文中时常还回荡着他过去年代的激情，比如结尾时，他说，“我想起头一次听到的郭路生的诗句，眼中充满泪水。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但是，“青春真美”这话时隔三十年，在《今天》和“今天群”失去语境的今天，无疑也消散了其冲击力。所以，北岛的文章美则美矣，却也无力穿透我们今天更为复杂的存在。
也许，多少抱着烈士暮年的心态吧，北岛以孤注一掷的姿势，集合起当年的《今天》和“星星”和地下沙龙的龙主，要向今天再次反戈。而令人郁闷的正是其反戈的姿势，当年他的壮志有多么崇高，今天的复仇就显得多么苍白，因为虽然是复调形式的“说吧，记忆”，但厚厚六百页却显得单薄，是三十年前的老姿态，还是那种小团体作战的方式，还是那点“舍我其谁”的意思，只不过这个“我”，已经无力吹响集结号。
中文不是行李，这是北岛在主编此书时的一个前提错误，由此，此书的厚重也令人质疑。
对此书的单薄作了拯救的，除了徐冰，还有，就是蔡翔。蔡翔的文章是这三十篇中最出色的，他四两拨千斤地扭转过本书的航程，尤其是他文章最后的一节，很短，但很有力量。“社会发展很快，但付出的代价也真的不小，这些代价里面，包括一个阶级的尊严。”但这个阶级的尊严，不在《今天》的视野里，也不在本书主编的视野里，所以，在讨论“七十年代”如此严重的命题时，阎连科的重大疑问，却成了本书的一个小问号，我觉得这是荒谬的。
阎连科说：“八十年代之初，中国文坛轰然兴起的‘知青文学’，把下乡视为下狱。把一切苦难，多都直接、简单地归为某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这就让我常想，知青下乡，确实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知青下乡之前，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那又算不算是一种灾难？”
毛泽东在试图回答阎连科的问题时，迎面碰上了北岛，三十年过去，如果我们还只停留在那个年代的水平线思考问题，如果我们还能无视这些年沧海桑田里的中国问题，那么，用蔡翔文章结尾的话说，“很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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