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是访谈录》讨论今日中国的战略高度
■《当代中国思想界国是访谈录》 ：玛雅 出版：香港三联
文：张俊峰
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这是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三块。宏观来说，这三种思潮影响今天中国的国家走向；微观来说，了解这三种思潮，也为观察和识别中国舆论的走向提供了一种「色谱」。中国内地至今没有把三种知识分子放在一起讨论过，除了玛雅的《国是访谈录》。
玛雅，凤凰卫视旗下《凤凰周刊》的副总编，她生于南京，长于北京，1992年赴美国留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没有进入学界，转投传媒，她不认为自己「十年一剑」的大学生涯是白磨了，而是「利用自己的学术背景和媒体平台，通过通俗易懂的口语表述，反映当代顶尖社科、人文学者最关心的话题，特别是热点政治话题，向社会各界传输有真知灼见的学术理论思想，为政府决策层提供战略性思路和政策建议。」
2004年到2009年，她访谈了中国二十位学者，撰写出十五篇访谈文章，涉及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方向路径、国家产业战略、新农村建设、中共执政能力、民主政治建设、中国模式、地缘环境与外交战略、中美关系、社会核心价值、中国文化大国形象等话题。
二十位学者─王绍光、胡鞍钢、高梁、温铁军、黄卫平、毛寿龙、潘维、王长江、曹锦清、房宁、杨鹏、史天健、黄平、张文木、陈峰君、金安平、王飞凌、秦晖、徐友渔、祝东力─是今天中国思想界三种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曾经有过当红卫兵、知青的共同点，他们各自学派的形成和他们的人生经历与环境分割不开。
这十五篇访谈录，集结成《战略高度》，在内地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三联）出版，而完整修订版题为《国是访谈录》，在香港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
中国三种思想流派的形成
九月，香港三联书店举办了一个座谈会，由玛雅和祝东力对谈，解说这本《国是访谈录》的大背景。玛雅温和内敛，祝东力思路和表达极清晰，提纲挈领地介绍了当前中国三种思想流派的形成和特点。
祝东力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他说，从九十年代开始至今这二十年，中国思想界特别活跃，只有「五四」时期可以相比。经过二十年分流合进，现在大体形成了三个思想派别：自由主义思想；九十年代中形成的民族主义思潮；九十年代后期形成的新左派思潮。
从中国当代史可以了解到这三种思潮的源流。文革结束后，出现了启蒙知识分子，他们的观点和老左派对立。老左派是成长于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忠诚于中国共产党，当有背离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出现时，他们自觉地捍卫马克思主义。启蒙知识分子是在经历了文革的人道灾难后，开始强调个人的尊严、价值、自由，反对专制，提倡宪政。八十年代初，老左派和启蒙知识分子出现了论争。
到八十年代后期，因为城市改革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以及明显的通货膨胀问题，启蒙知识分子发生了第一次分裂，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新权威主义」的思潮，提倡威权的政府加上市场经济，即「硬政府，软经济」。这种分裂出来的思潮遭到大多数启蒙知识分子的批评。祝东力说的「新权威主义」是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的思潮，在记者看来，在二十一世纪这最初的十年间，媒体上引爆的若干次网民对某学者「何不食肉糜」言论的口诛笔伐，其中有些学者的观点，仍带这种「新权威主义」的气息。
九十年代以后，从启蒙知识分子中出现了稳定的自由主义思潮，即强调人的价值、尊严、自由，反专制、提倡宪政等一贯主张。此外，源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民族主义思潮出现了。九十年代初，中国面临沉重的国际压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展开制裁，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军舰在海上强行截查中国货轮，即「银河号事件」，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军悍然空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令中国民众对美国的不满情绪达到沸点。
也就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出现了，这本书讨论的，正是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
如果简单说民族主义的出现是因为中国在国际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那么，新左派的出现，就是源于中国国内日益明显的不公正问题。祝东力介绍说，九十年代「威权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下，政府为资本增值提供尽可能的条件，出现了大面积腐败，贫富分化创伤很深，中国社会被严重拉伤。基于这种社会变迁和七十年代以前社会主义思想在民间的复兴，新左派出现了。
《国是访谈录》中呈现的思想冲突
虽然祝东力在座谈会上说，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这三种当今中国的主要思想派别第一次在同一本书中各自阐发了观点，但读下来，在玛雅的这本《国是访谈录》中，民族主义和新左派的观点还是主要部分，二十位访谈学者中，持祝东力提到的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并不明显。记者之所以生成这个印象，和这本书的结构有关系。
这本书分为《改革篇》（讨论和反思中国改革，主要是经济和社会改革）、《政体篇》（中共作为执政党的自身改革和民主问题）、《国际篇》（中国在面对地缘关系和国际环境中的战略选择）、《社会篇》（中国的价值观和文化议题）。记者读后，觉得在这四部分中，只有在第二部分即《政体篇》中，自由主义这个思想派别的观点比较突出地作了表达和讨论，尤其是在《中国民主的三个视角、三种表述》这一篇访谈中，房宁、潘维、杨鹏三位学者明显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观点，其中杨鹏的观点符合了祝东力对自由主义的简单说明。
反而是在精彩的第一部分《改革篇》中，可以看到两种思想的矛盾和冲突。如对中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农村问题的看法，中文大学的王绍光和清华大学的胡鞍钢就很乐观，他们根据统计数字和中外比较认为，在当前这个历史转折时期，虽然农村经济、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这些方面还存在问题，但农民受益是大趋势；而中国人民大学的温铁军，通过实际参与农村的试验性建设，还是认为理论上可行的农村人口转移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现实中风险重重，实际的困难比想像的要多很多。
像胡鞍钢和王绍光这样的学者，你很难把他们放置在哪一派类型中。
很有意思的是书中访谈对象之一的高梁，他是已故著名启蒙知识分子顾准的儿子，顾准生前是自由派的偶像人物，九十年代被视为自由派的先驱；而高梁在谈到中国企业改革、特别是中国加入ＷＴＯ以后面临外资并购的问题时，则非常强调「中国自主」，对外资充满警惕，更近于民族主义。
记者从这本访谈中感觉到：中国发展到当前，经历了国际环境的变迁和自身的成长，从备受压力到充满自信，学者们无论倾向于哪一派，他们的观点都出现了一种交集，即无论经济政策、政治改革、民主问题，都不能再照搬西方经验，不是说西方经验不对，而是那种经验在中国这个十三亿人口、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西方国家上百年变迁过程的发展中大国无法被复制，中国的发展，无论是通过理论的指导，还是通过实践中「摸石头过河」，都一定要符合中国自己的国情，最后生成「中国模式」。
三种思潮的关系
祝东力说，他自己原本可算是启蒙知识分子，现在则倾向于新左派。他说，现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呈现一个三角形关系。自由主义占主流，新左派和民族主义则暂时结盟，他打比方说，就像《三国演义》中魏、蜀、吴的关系。自由主义的影响力通过主流媒体和大学来实现，其中最重要的媒体就是北京的《炎黄春秋》杂志和广州的《南方周末》；而去年《中国不高兴》五位，其中黄纪苏是新左派学者，和另外四位带典型民族主义情绪的风格明显不同，这本书出版后销量达70万册，可以看成是新左派和民族主义结盟后的一个经典战例。
那么新左派和民族主义的交集一定很稳固吗？对这个问题，祝东力说：「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这是一个结合点。但他们的分歧也很明显：民族主义很狭隘，而新左派认为，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公平不能限于国境内。这一点上双方的分歧很深，只是当前还没表现出来。」
今天中国处在一个非常特殊微妙的时期，国力雄厚，充满机遇，人们对国家信心高企，但又有收入分化、农民需要受到关注、精神文明衰败、边疆、国际关系……一大堆问题亟待解决。如果真像祝东力所说那么乐观，即中国思想界现在处在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那么这本《国是访谈录》对于思想界以外的普通人、尤其是传媒人，倒是一本去了解中国每天都可能发生的政策和新闻事件论争背后思想源流的精彩入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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