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人和自然的矛盾》，[澳大利亚]张明著，知识产权出版社已经出版。
我的第一感觉是张明先生的《现代性与人类和自然的矛盾》与很多西方学者发出的是同样的声音，这种声音只是在中国学术界很陌生，显得十分刺耳，但我们都应当被他的呐喊惊醒了！
这也正是我多少年来的切身感受：尽管现在有全球化的传媒与运输手段，世界各地的人们有了近距离地接触机会，但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仍然是隔绝的，相互之间并未产生应有的理解。所以一旦说出某些自己喜欢的实情，就会产生心理抵触，感到闻所未闻，感到刺耳，也不愿意相信。
我认为中国人看西方的角度是个大问题。如果只从中国内部看西方，仿佛根本未到过西方，如果只浅尝辄止地到过西方，整日充塞头脑的还是中国环境和自己身边的不快，这样，当你把这些体验与从媒体获得的西方之“美”比较，说起中国就牢骚满腹，讲起西方就肃然起敬。
在西方待久了，该经历的都经历了，像许多老华侨，越是时间长，越是对中国感情深。这不完全出于一种寻根情结，而是因为有了另一种视角。从外面看中国，她在视野中更是一个整体，更是她相对于西方、相对于全球政治和文化之中的处境。这个处境的险恶性质同鸦片战争时期并没有多少改变，西方对于中国（东方）的态度也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与西方文化和行为相比，中国并非如流行说法那么丑陋。这一切都是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中国人需要换一个角度，走出“庐山”去看西方、看自己。
张明先生曾长期生活在西方，游历欧美诸国，并在阿拉伯国家和印度作过深入旅行考查，专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和祖国发展，具有独特视野和感受。这种情况是我从外面看中国会具有不同效果观点的又一次印证。更值得重视的是，张先生不仅在西方久待，且走出了“庐山”，换了角度，专注东西方文化的思考。他在“庐山”之外看到的，是许多“庐山”之内无人难以想象的。也正是这个原因，张先生在这里讲的恐怕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令人惊讶的。他的这种视野，与长期沉湎于某种习惯思维形成反差，乃至带来不快和抵触。
张先生看到了什么呢？是“摩登”（modern）在中国理解为“现代”这一概念出乎意料的另一种意义。他认为：“科技已成了满足贪欲的工具，市场为满足贪欲提供机会，而法制则使这一切制度化。科技的发展已到了失控的地步，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金钱和科技的力量正在掏空一切，而科技与市场的完美结合使人类在背离自然和人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现代化成了一场以市场和科技为手段的弱肉强食”；“现代化——多少灾难假汝之名而生！”他看到：“现代性并没有使人性升华，反而放大了人性中的邪恶部分”；“科技和市场本身已成为操纵大众的工具，成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阴谋；整个人类正被越来越少的科技精英、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所操纵，就范于被少数经济精英、技术精英和政治精英操纵的情绪”；“现代危机的根源在于从西方价值发展出来的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现代化颠覆了人被赋予生命、时间和工作的意义。”
张先生是耸人听闻吗？非也，这都是不幸的事实，是被炒作和美化了的现象背后另一半的真实，这已成了许多具有良知的东西方学者的共识，而这个“摩登”（现代）意义在西方是不言自明和根植在下意识之中的。
为什么在西方是不言自明的，对中国人来说却是出乎意料、难以相信的呢？为什么需要一个走出庐山的视角才能感受和理解它？虽然我们有各种发达的现代化手段，人类可以进行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接触，但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仍被隔绝着；这个隔绝是心灵的隔绝、下意识的隔绝、语言无能为力的隔绝；这个隔绝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思维意识纱幕。
理解这种隔绝，需要一种意义的走出“庐山”。东西方的人都需要走到自己思维意识结构之外，进入对方的思维意识结构中去，才能掀开纱幕，获得一种对自己和对对方的新认识。这个起到隔绝作用的中西方的思维意思结构，就是唐君毅先生提出、安乐哲先生阐释的“一多二元”和“一多不分”结构。张明先生把假“摩登”（现代）之名的灾难，把“摩登”危机的根源归结到西方价值发展出的摩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去进行分析，是相当深刻的。但如果更进一步将西方价值与“一多二元”思维意识结构相联系，将其作为一个体系结构去发掘西方现代危机的根源，或许会更剔透一些。
从比较哲学目前的发现看，西方始终存在一种强烈的对上帝这一神物的信仰；上帝创造人类，人类因上帝而存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虽然实现了对这个概想的转换，从“上帝”至上走到“理性、科学”至上，但并没有彻底摒弃上帝主宰人类的思想。摩登（现代）理念和价值的绝对性和极端性，正是源于这种“一多二元”思维意识结构。“一”就是这个上帝。一方面，正是这个“一”没有被摒弃，所以利波梯（“自由”）、休曼莱特（“人权”）、迪莫克拉西（“民主”）、尹蒂维迪奥（个人）幸福等等概念因上帝而获得神圣与绝对的地位；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真理、理性、市场、竞争等等概念也因为被打到和半打到的上帝而获得终极价值的地位。这个思维意识结构是二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指对人的认识：人是互相之间无联系、单个独立存在和本性邪恶、不具备自身从善或提升能动的。现代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恰恰是在这种思维意识上建构的。一方面，它把个人追求幸福放到上帝面前，使它具有不争论的绝对正确性；另一方面，它的自由是对人放任，把个人投入残酷的生存与幸福竞争环境，并将这样做说成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即终极、绝对价值）。所谓二元，即不互相联系个体之间绝对的矛盾、对立、冲突。正是这种思维意识结构成为从中国思维意识出发艰于理解的文化障碍。中国思维意识结构的“一”恰恰不是外在上帝式的那个超绝“一”，而是宇宙万物之间不可分割的浑然而一，所以是“一多不分”。没有外在上帝式的“一”和万物之间不可分割的浑然互系性，也成为从西方思维意识出发艰于理解的文化障碍。两种思维意识结构存在于两个文化背景人各自的下意识之中，沉淀在各自的语言之中，成为彼此看不到、摸不着、起着隔绝作用的文化纱幕。我之所以在本段文字故意不用传统中文翻译、而用音译表达那些西方现代概念，就是因为中文翻译不仅不能表达、反而导致对原西方概念的误读，因为中文翻译与原西方概念存在不可通约的思维意识结构差别。
张明先生从生产、技术、制度和文化的角度对主导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的西方价值提出全面质疑，说它已成了人类的危险之源。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西方文化对整个人类“在物质上是个灾难，在道德上是一种罪恶”。究竟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文化价值发生？就是因为它来自思维意识结构，就是由于相信自然宇宙外在地原本有什么绝对正确、不变的法则。世界本没有这种绝对法则，刻意追求绝对，必然误入迷途，而罪恶则在迷途中发生。
西方思想是在二元对立式的绝对原则中翻来覆去，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今天的摩登思想被质疑之时，也是后摩登（后现代）思想登场之时。西方现代价值的核心就是由对上帝崇拜的极端主义演变而为对个人崇拜的极端主义。像过去科学曾服务于教会一样，西方的摩登时代，成功也好、危机也好，都是科技、市场、迪莫克拉西（民主）、法制等价值或机制服务于少数成功的个人。顺着这个逻辑，今天出现、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切就都不奇怪了，但它都没有超出物极必反的阴阳之理。
从来、永远不要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抱太大幻象。中国一百年来犯的错误就是将西方的这三个东西理想化。只有完全不抱幻象，才能真正认识它，才能不被蒙骗。当然我们不是提倡东西方的二元对立，不是说西方的人都不可信、不可亲近，而是指要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保持质疑。
一般个人是政治、经济、文化表层的游离分子，而政治、经济、文化才是一个时代相对稳定的本质，它们是从宇宙观、思维方式、崇尚价值的根源处产生出来的。而宇宙观、思维方式、崇尚价值一经形成，是难以改变的。那么怎么对待西方政治？是不是只有对立和斗争？当然对立和斗争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西方政治需要斗争（竞争），斗争（竞争）是西方政治的存在方式。我们以斗争（竞争）的方式与西方政治打交道是不得已的应对，应对的方式和策略多种多样，可随时间、条件而变化。但放弃斗争（竞争）则绝对是死路。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是没有希望的，它是把人类带向冲突和毁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是：一、它的宇宙观、思维方式和价值崇尚是绝对和唯一的，而世界上本没有唯一、绝对的东西；但这却是它的信仰。西方追求真、善、美，却认识不到真、善、美与假、恶、丑是相对的、相互联系和互相转化的；追求起来等于追求没有的东西，刻意追求必然导致过分、极端行为，由善生恶。二、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已经走向反面。其致命一点是继承传统的将人性归结为恶的假设，而又放弃了节制的道德，采取对它的放任并将这样做说成是自由，并让它与上帝在一起变成终极的价值。
这是一本介绍“现代”（摩登）价值如何引出许多邪恶的书。书中不少观点在西方和中国学界已经形成某些共识，但因中国对西方思想传统还相对隔绝，公众对西方摩登价值的来龙去脉了解甚少，本书用简洁概括的叙述将许多共识和观点系统化，令人惊醒，发人深思，作为一种开拓性宣讲，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从发出的声音，可以读到他那种冷静、严肃、道德感与责任感，听到他涌动在心底的思潮澎湃和热血激动。以切身的经历、深邃的思考、广博的知识、深谋远虑对摩登价值另一半黑暗真实的精辟解说，振聋发聩、触动灵魂。可以想到，仍会有人认为这是耸人听闻，但这都是不幸的事实。有的人能够看到的东西，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东西，这很正常。
尽管书中在观点和语言上，有不少地方值得商榷，但此书的出版仍是读者的幸运，也是出版社和编辑的睿智和远见。
田辰山（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中心主任）
2009年8月19日
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白楼
大融合世纪中的中国角色（代序）
包晓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信息研究博士，加拿大“科发出版集团”执行总裁）
张明先生的《现代化与人和自然的矛盾》对于在西方主导之下的现代文明和世界秩序在新世纪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做了系统而全面的分析。深刻地剖析当前现代化模式与西方文明根源性缺陷之间的联系，并详细分析了西方现代主流价值体系的几乎每一方面如何在为人类文明带来空前进步的同时，也导致了种种弊端和困境，对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基本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在解决现代化困境上不可替代的价值做了引人深思的阐述。
当前中国知识界分化日益明显，左右两派的声音虽时有消长，经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但实质上左右两派的价值依据都来自西方文明，相形之下，像张明先生的这样呼吁重估西方价值、重估东方价值、恢复本土文化活力的声音，在媒体上往往是处于配角位置。如果这样的声音能够多一些、大一些，汇聚起来，也许能够慢慢获得更多认同，从而在今天历史大转弯的关键时刻指引正确的方向，避免中国和世界重蹈覆辙。本书的体系结构非常完整，有破有立。对于现代化在中国的特殊状况，以及中国对于现代化困境的特殊价值，如能更详尽的展开分析，则此书内容将更为具体和有针对性；特别是如果能就当前中国知识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深入讨论，从现代性困境分析和东方价值体系的角度提供新的思路，则将更具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后美国世界：现代化困境与大融合时代的来临
环顾世界秩序，各个力量板块正在移动之中，新的面貌正在成型。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多极化和区域整合的趋势正在加速发展。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成长，它们从现存的全球经济秩序中获益，它们的崛起正在重绘世界经济和政治地图。一旦中国和印度在经济、政治与社会等领域实现了全面的现代化，必将产生更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辐射力，进一步冲击现有的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另一方面，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正面临战后最深刻的危机。以过度消费（以美国为代表）和过度生产（以中国为代表）为症候所表现出的当前世界经济体系的深层结构性问题，是资本主义痼疾在全球范围的体现。寻找西方现代化困境的出路，是西方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国际社会在新世纪共同的历史任务。
当今时代的现代生产、生活与思维方式与当前西方主导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宏观制度、结构和价值体系相互纠缠，根深蒂固，在规模上也是全球范围的。因此，世界性现代化危机的解决，需要全面地反思和重建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在综合所有文化传统、价值体系和现代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今天西方人开始格外珍视曾经被他们视为“落后”的非现代文明，如原始部落文化、西藏文化等，他们正企图从中找到尚未分化的人类原初思想和观念，以治疗西方文明中基于其分析主义、个体主义、绝对主义根源而产生的现代化病痛，作为地球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文明的继承人，我们应倍加珍惜自己的文化价值传统。二十一世纪，将不再是西方唯一主导的世纪，而将是一个东西方文明大融合的新综合世纪。
中国复兴之路上的双重任务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中国在人民物质生活、基本权利保障与福利、国家综合实力等诸方面仍然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相当差距。这一差距的缩小只能靠不断地推进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的全面改革和现代化来实现。另一方面，中国需要探索一条现代化的新路径，特别是复活自身文明价值，有效地解决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弊端和困境。中国独一无二的人口规模、广袤而发展不平衡的国土面积、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众多的民族组成、悠久的历史，如果在输入西方现代文明和价值系统的过程中，不能保持自身文明特点和价值内核的延续，快速变革的社会结构就难免产生各种各样的断裂。此外，由于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深度卷入和庞大的经济规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必然伴随着国际利益分配体系的重大调整。新兴经济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如果完全按照西方模式进行现代化，其最佳预期结果，也只不过成为又一个“美国”，但今天的世界经济、政治和自然资源生态，已无法承受第二个、第三个美国。由于当今国际经济秩序正面临深刻危机，中国出口导向、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发展空间日渐缩小。如果要取得更大的持续发展，中国必须在学习西式现代化精髓、利用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同时，复兴和更新自身文明的活力，以便在内部应对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与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外部则需输出价值观，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占据更高的有利位置。近代历史上，世界大国的崛起所带来的国际利益分配结构的调整往往导致剧烈的冲突乃至战争。要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则必须通过价值观的输出，帮助西方发达国家疏解其现代化困境，促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
在面临着现代和后现代发展双重挑战的同时，中国的崛起正在带来整个世界的秩序调整，而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及西方国家本身也面临深刻危机，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中国的发展和复兴不应仅仅局限于解决本国事务，而应该有一种全球和历史的大视野，为世界文明的新发展做出开创性贡献。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价值体系，需要东方价值观来平衡。如果没有中国的复兴，东方文明，特别是东亚文化，就不可能成为多极世界中强大的一极来实现这种平衡；西方发达国家也需要为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变化主动做出调整，没有中国的崛起，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中国可以输出什么价值观？
我们有能力创造和输出优秀的文化、制度和价值观吗？我们可以在制度上、文化上、价值观上影响世界吗？
几千年的历史经验，对学习、交流和创造的热情，是我们最宝贵的财产，是培育各种软实力的基础，至今仍然存在于我们民族身上，她使我们能够以更理性和更开放的心态面对自己的传统和整个世界的发展变化，为我们解决自身的现代化问题和全球性难题以深刻启示。
在后现代，中华文明、东方文明所具有独特的价值将显示其巨大的活力，尤其是从制度、文化、价值观等方面产生出来，在继承和重新诠释传统中的精华、有鉴别地学习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全新的创造。
《易经》是中华文明元初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源泉，这一体系强调了世界的动态演化、整体系统、周期性特征和普适律，同时思考了如何通过平衡协调来实现持续发展的问题。在可持续发展成为一个全球主题、世界秩序面临大变局的今天，东方的生存智慧对于开拓人类文明的全新演化道路不无启迪。2008年以来为海内外学术界瞩目的“清华简”整理工作，揭示了从“易”的观念中演化出来的中华文明的元价值体系：“中”、“和”、“同”。“中”强调平衡、中和与综合；“和”强调求同存异、调适冲突；“同”强调追求共同理想，实现和谐共存。与西方基本价值体系形成对照，这些东方元价值体系强调的是工具或程序价值（而非终极价值、目的价值、绝对价值）、方法论原则、开放性原则、动态性、过程性和发展性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性质类似）。
科技崇拜、西方制度崇拜，以及强调终极价值和普世价值的绝对主义和普遍主义价值观的盛行，导致人类思维方式的单一化，由此产生了人类整体文明进化路径上的潜伏危机。在西方现代文明体系的发展中，演化出了一系列内在的平衡机制，如市场、民主、宪政、言论自由等，但任何价值体系都有其局限。东方价值观作为一种参照系统，将拓展现代社会中平衡的范围和方式，打破西方文明的思维定式，开阔解决现代困境问题的思路。
在整理发扬自身传统价值系统时，我们可以对现代文明的精髓进行本土化表述，这样做一是为了“旧瓶装新酒”，让普通大众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有利于更好地传播和吸收这些文明成果；二是为了争取话语权。对话语权的争夺，关乎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力，关乎个人、群体、乃至国家利益的分配格局；三是为了确立现代化过程的主体性。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可能长期通过外在的输入来维持其发展动力，必须通过对现代价值体系的本土化的表述来重新确立现代化过程的主体性和文化自信心。
包晓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信息研究博士，加拿大“科发出版集团”执行总裁）
2009年8月4日于蒙特利尔
简介：包晓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信息研究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现为加拿大“科发出版集团”执行总裁、Sina Times 英文周刊总编辑。
太平洋南岸传来的母语真言（代序）
“现代化对于人和自然究竟有何影响”，这是个十分有意义的问题，任何人都有权就此发言。但毫无疑问，不是所有人都有着一模一样的阅历和感受，所以这命题会引发形形色色的见解。
知识产权出版社即将出版一本小书——《现代化与人和自然的矛盾》，书名正好和我们都关注的命题相吻合。很高兴提前读到了原始书稿。此书张明先生是位澳大利亚人，我与他素不相识。他上世纪50年代出生在中国四川，在故乡读完了大学；先经营一家公司，随后移居澳国，至今已进入第二十个年头。
读张明先生原稿，已觉出其遣辞行文多少有些“隔”感了。居澳二十年，岁月不饶人。令人兴奋的是，张明先生的话语及心志与我们并不相“隔”。所谓不隔，是因为亲切：他道得出中国人几十年来极其熟悉的那些思想观念，依然记得中国人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如数家珍般提及中国人几千年积淀下来的那些传统价值观，当然还有一点，他是在用母语向故国读者表达自己的心声。
张明写道：“经济和技术发展已成了全人类追求的唯一价值目标，经济增长等于人类发展，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归结为GNP和GDP，而这些指标又被简化为各种货币，最后被完全简化为各种数据。”这不是简单的语录，而是在看来与事实相符的精当概括。将近二十年，身居澳大利亚，不时造访欧美，深切体验到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他的话是某种论据，与此同时，对于中国人而言，也是某种警示：中国是否出现这种趋势？类似具有“论据”与“警示”双重意义的话语，在书中未断出现。
获得不只一个重要发现。譬如，当他还是中国公民中之一员的时候，经历了从“文革”至“六·四”的二十二年，或者说，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至今为止的前半期。他无疑清晰记得，“改革开放”的局面是国家大政带来的；到了澳大利亚后不无惊异地发现，中国的“现代化标准”竟几乎与西方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造就的标准如出一辙。
近二十年来，真切见识到以往只能空洞而论的西方模式缺陷，感触良多，震撼至深，求索个究竟的愿望日益强烈，故而能面向当今西方文明发出一连串追问：“如果生活充满烦恼和焦虑，长寿又有何益？如果失去生命意义，一切进步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如果失去自然，一切生命和智慧的源泉又从何而来？如果没有宗教、形而上学、艺术和情感生活，有什么能填补欲壑和空虚？如果不重估现代价值和传统价值又怎么可能回到人本身？”这些追问未必严谨到何等程度，但它们的深刻性应该可以引起中国读者的进一步深思。
试图回答自己的追问，努力展开一些尽量具有说服力的论证，以指明人类正在经历着的“现代化”骨子里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带有鲜明的西方文化背景。他认为，不仅“市场经济”、“全球化”是西方文化产生的主义，甚至也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西方文化性一面。一言以蔽之，他如今所到之处，只讲究“西方性”，不遵循“东方性”；只知道美国的主义，无所谓中国的主义。尽管的论证尚待进一步完善，但他显然是在亲历了中国社会主义和澳大利亚资本主义两种现实体制下的生存与生活之后，才感到有许多观念值得当今世界严肃地重新审视。
较之张明先生的论证体系，其真实真切感受之余的诸多肺腑之言尤为宝贵。有些我们曾以为是错误的东西，他真诚地告诉我们那是正确的；有些我们曾以为是正确的东西，他坦率地告诫我们那是错误的；有些我们一直感觉是幸福的东西，他忠告我们那是灾难性的；有些我们坚持了一段又抛弃的东西，他提醒我们那是值得坚持的。他并非因为自己曾是中国公民便发表些爱国主义感言，而是在为人类当下的价值观担忧。
要么听中国人的，要么听西方人的，长期以来几乎是我们当中许多人心目中的“广开言路”的全部内容。《现代化与人和自然的矛盾》是一部心灵求索录，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出自中国人，也不是出自西方人，而是出自“既是中国人又是西方人”的人。这一人群应该是一个独具慧眼的类型，他们的感受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感染力，有着那些经典化、旗帜化了的“主义”所不具备的某种说服力。
但愿张明先生继续体验，继续思考，继续讨论，有海纳百川般心胸的中国读者不会感觉厌倦。
不知是否还有机会听到亲历中、西社会文化现实的张明先生们对如下一类问题的见解：
所谓“现代化”是否伪命题？其提法是否应该就是明明白白的“科学技术化”（科技化）？
所谓西方的现代性，究竟是克服其传统性而后的产物，还是其传统本身所固有的特性？……
难得听到来自太平洋南岸的母语真言。欢迎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母语真言。这起码是我本人的一种真诚愿望。
王光（北京社科院教授）
二○○九年八月于北京
读者致本书的信
之一——
尊敬的张明先生：
您好！
我和夫君林佑水认真学习了您写的书，我们感到非常震撼！我们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对西方现代化文明揭示最深刻一本书。您对人类未来的深切关怀令我们深深敬仰！我们目前在做劝善护生和拯救地球公益宣传，同时筹划如何回归耕读文明，撤离西方现代化文明。您的书引起我们强烈共鸣，也消除我们许多对西方现代化文明疑惑。
我目前在一家国际电信公司做电信工程师，搞发明创新。我已经感到许多工作是毫无意义，我却付出了健康的代价。我们背井离乡，父母越来越老，每次回来，母亲都流泪。我一遍遍问自己，即使我们拥有天下，不能给父母尽孝，又有什么意义。
非常赞同您的人类出路在于重见价值观！
虽然市场是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但是西方文明本身却是最不经济的！
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来源于人类觉醒的心灵，一旦人类心灵觉醒，人类就会以智慧的价值观生活。一旦人们开始过简单生活，以儒家人伦法则生活，节俭，素食，回归耕读生活，不制造不可回收的垃圾，保留有机种子和有机耕种方法，读圣贤书，不用学习科技技艺，但是学习中医，恢复手工纺线。。。等等，那么我们不再成为现代生产方式的消费者，现代生产方式的市场会越来越小，现代生产力就会自行消亡。
这如同一个挪亚方舟，觉醒的人们一定会死里逃生。每个人都是在这个现代化消费市场，只有人心觉悟，价值观改变，人类才能真正摆脱科技和市场奴役。
夫君希望能和先生有更多的沟通和探讨，他也非常关注人类的发展和命运，也有一些思考。先生如果有固定电话，方便的话可以告诉他，他可以从网上给您打电话，要比您打过来便宜多了。
再次感谢您写的书，希望这本书成书后能在全世界流通，也希望有更多人看破对西方文明的本质而觉醒。
祝先生吉祥如意！
尹惠莲
之二——
张先生：
您好。
我是一名就读公共政策专业的硕士生。上个月在网上查资料，无意中看到您的现代化与人和自然的矛盾。此文是我看到关于现代社会最深刻，全面的一篇文章，提出回到儒家等东方价值也是将来希望所在。我近期在学习中，对一些基本的概念，如现代性，农业，高科技，税收，透支等，希望透彻理解以便融会贯通，但似乎力所不及。网络上，图书馆里资料浩烟如海，但没几篇有见地的。不知先生还没有其他文章发表，或者电子邮件请教也可。
顺祝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毕成赓敬上
09/30
《现代化与人和自然的矛盾》摘语
现代价值与一切有益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身心关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是矛盾的。
整个现代文明表现出一种放纵人类欲望、滥用人类智慧的极端主义倾向。
市场是没有良心的，科技是没有灵魂的。
人们对宗教的理解主要来自生物学家的诠释，对宇宙的理解来自天文学家的诠释，而对人的理解则主要来自医学家，最多也是来自被科学化了的哲学家的诠释。
技术发展不是出路，重建价值才是希望。
现代化的所有灾难都是源于宗教、伦理道德和艺术的缺失。
现代宗教已成为整个人类的邪教，而现代化则成了人类堕落的开始。
现代化，尤其是全球化正将这种具有致命缺陷西方价值带到世界各地，使西方文化的危机变成了全人类的危机，而西方价值本身完全不具备这种免疫机制和修复机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和反思主导现代化的整个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体系——能否用现代手段来克服现代灾难？
西方在近现代尤其是在技术和经济领域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很可能是“得不偿失”。
今天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已不是发展创新，而是如何寻找禁忌的力量。
各种形式的现代艺术已沦落为市场的婢女，成为一种娱乐，一种狂欢，一种恶搞。
如果有一天中国变成为另一个美国，无论她有多强大也都是一种失败，整个人类的前途将更加暗淡。
中国将要贡献给世界的不仅是在全球经济中的GDP份额，新的产品和技术，新的行业规范，甚至不仅是一些国际议程、世界制度和意识形态，中国最终贡献给世界的是她的价值、思想和观念。
伟大东方智慧与现代知识的结合将使中国成为未来世界的知识中心、参照体系和思想源泉，就像西欧曾是近代世界的知识中心，美国是现代世界的知识中心一样。
人类受西方价值的桎梏已经太久，世界已经窒息，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使我们回归自身逻辑和自身价值成为可能，人类将因此而开始一次伟大的文化和价值突围，中国未来的一切合法性依据将主要来源于自身价值，而不是西方价值，既非欧美之西方，亦非苏俄之西方，改变“五四”以来西学为主的局面。
东方智慧与西方知识的结合可能是解决人类未来的唯一出路。
东方价值以及中国核心价值应成为今后我们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依据。
价值是文化的基因，它决定文化的特征和倾向。
现代科技走上了一条无法控制、不可逆转、不知去向的“单行道”。
理性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将整个人类精神掏空，信仰被掏空，道德被掏空，文化被掏空，现代社会只剩下一副理性主义的空架子。
理性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结合正是造成今天人类和自然各种灾难的价值根源。
今天我们已经完全要用理性来思考，用理性来安排，用理性来判断，理性主义似乎已成为一种终极价值，但是我们又用什么来证明理性本身呢？
现代化颠覆了人被赋予生命、时间和工作的意义，在传统社会，工作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事情，是生命的一部分，是生活本身；而现代社会，工作成了一种专门技能和谋生手段；在传统社会，时间是与生命一体的自然过程，而在现代社会，时间被精确丈量、被压缩，时间成了资本、成了金钱。
现代性内部蕴藏着巨大的毁灭冲动，整个现代化进程和各种现代化成就都是在酝酿这种毁灭冲动。
比战争本身更具摧毁力的是技术。
相对于人的本质，今天人类的主要变化是他的欲望和思想，现代性并没有使人性升华，反而放大了人性中的邪恶部分，现代化只是使人变得更聪明，但智慧并没有提升。
如果说人类行为应该对气候变化负责的话，那么，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行为应该对气候变化负主要责任，而西方价值则应该负根本责任。
中医首先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然后才是一种人的医学。
市场与科技都是盲目的，都具有一种内在野性和扩张冲动，即便在高度组织化的今天，也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只要给它们机会，就会膨胀到毁灭，这是它们不变的本性，也是它们存在的理由。
现代化作为一个整体，民主法制、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三者互为条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使要把它们人为的拆开都不可能，……三者中缺少一项则整个现代化无法运作，……真正令人担心的是用什么来消除现代化带来的后果？
扎根于农业文明的东方价值，对自然有一种深深的心理眷恋和精神依赖，体现在制度设计和社会安排上便是顺应时势，和谐有序，在本质上是一种节制。
全球化正在把西方那些具有致命缺陷的价值带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
我们无法从西方文化本身，从现代化范式本身找到解决办法，一切出自西方文化和现代化范式本身的解决办法都是暂时的和自相矛盾的，我们必须同包括西方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共同来寻找一种新的价值，创立一种新的范式。
在现代意识形态之外，中国应与包括印度和阿拉伯国家在内的整个东方世界建立起价值联盟，以配合东方的崛起和抗衡西方价值的侵蚀。
中印两国的不和将是两个伟大民族的不幸和东方的悲哀。
整个西方价值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错误构建之上的，它不是用心灵关照的方式来对待自然，而是用技术手段来对待自然。
世界还能等待东方多久？
西方很多有良心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技术和市场上，没有看到在技术和市场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其实是西方价值。
理性主义的疯狂既不亚于当年宗教的疯狂，也不亚于当今宗教原教旨主义的疯狂，尤其是在科技和市场方面，而西方许多思想家把这种明明是西方理性主义的疯狂说成是整个人类的疯狂，实际上是为西方的“原罪”开脱。
现代范式的各种形态，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都注定只能是一种过渡。
西方很多有良心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技术和市场上，没有看到在技术和市场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其实是西方价值。
中国的媒体不仅要成为中国的喉舌，还应成为新兴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整个东方的喉舌，为东方价值的全球化造势。
附：
一、内容简介
本书从生产、技术、制度和文化的角度对主导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的西方价值提出了全面质疑，认为像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环境破坏、精神失落等一切现代化后果的产生深刻地反映了现代性与人、与自然、与人身心的矛盾；造成这些矛盾的根源是西方价值中产生出来的人类中心主义、物质主义、个性主义和进步发展观；从西方价值和现代范式本身，从现代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无法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我们必须重估一切现代价值，重估一切传统价值，技术发展不是最终出路，重建价值才是希望；满怀希望地指出，东方的复兴将给人类带来希望，但东方尤其是中国在能够发挥其价值的人类影响之前，不得不按照现代范式迎头赶上；东方价值将成为整个人类的拯救价值和新范式的基础，而建立一种广泛的东方价值联盟对东方和人类都具有深远意义。
本书从某种意义上可看作是与《中国不高兴》的呼应，但主要是从价值层面来分析东、西方以及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走向，有助于我们从全球和整个人类的背景下来重新认识东方和西方，增强我们对东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自信。
长期生活在西方，曾游历欧美诸国，并在阿拉伯国家和印度作过深入旅行考查，专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和祖国发展，具有独特视野和感受。
二、目 录
一、现代化是人类的宿命
二、扩张性是西方文明的本能
三、分析思维是西方文明的逻辑起点
四、现代化以人为代价
五、现代化以自然为代价
六、现代化以失去身心平衡为代价
七、现代化与科技崇拜
八、现代化与制度崇拜
九、现代化与市场崇拜
十、现代化与全球化
十一、东方价值的人类使命
张明：现代化与人和自然的矛盾--东方价值的人类使命（完整）：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0/200911/924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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